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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看过一份调查报告，说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智商并不十分优秀，至少低于韩国人和中国人，亚洲人中韩国人智商最高。假设这个调查报告比较可信（我在美国的朋友也告诉我，在美国公司的老板们大都承认中国人比较聪明，很多新机器，老美们大都不会操作，但是中国人上去摆弄不了多久就能熟练使用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和德国的经济效益，尤其是社会管理效益却是世界上表现最为优秀的？相反，看起来十分聪明的韩国人和中国人，在社会管理以及社会总体经济效益方面并没有超过日本和德国，中国的社会管理效益尤其糟糕。我的一个不太成熟的推测是，和他们的智商有关。

通常认为，智商高便意味着聪明，而智商低，则意味着笨。我认为，正是因为日本和德国人的笨造就了他们突出的世界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管理成就。相反，正是因为韩国人和中国人的聪明，导致了他们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低效益。为什么这么说？

一般而言，比较笨的人，或者自认为自己并不十分聪明的人，总是比较尊重规则，他自认为自己并不比规则聪明，只有尊重规则，根据规则去做，才能保证自己不会吃亏，不会做错。这种心理如果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其结果便是每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根据规则执行，不会轻易改变规则。一旦规则改变，大家便会以新规则为准，丝毫不差。如果违背规则，他们便会有不安全感，感觉不自在或不踏实，即使相差一丁点儿，他们也很难容忍自己。因此，在世界上，“德国制造”“日本制造”几乎是精密的同义词。这正是因集体笨而形成集体一致的结果。正是因为他们由笨而充分尊重规则，每个人都以规则为准，由此才形成了巨大的集体合力的效应。对这样的民族来说，其行动步调几乎完全一致，可以用“万众一心”来形容，所有的人凝聚为一个巨人，在这样的巨人面前，大概没有什么不能客服的困难。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出来。

反过来，我们看看韩国人和中国人。韩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但是正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规则聪明，可以超越规则，甚至他们常常试图去改变规则。这导致了韩国最常见的一些有意思的现象。韩国是世界上示威游行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几乎每个月都有规模不等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本质是对规则的不满，要求改变规则。韩国大概是为示威游行所付出社会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虽然每一个韩国人都很聪明，但是他们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大一部分在相互间的示威游行的对抗中、在不断改变规则中消耗掉了。

除了示威游行，韩国人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不守时。如果你跟一个日本人约会，你千万要记住，如果你说好10点钟，那么10点整那个日本人必定会准时出现在约定地点。前后绝对不会相差2分钟。但是如果你跟一个韩国人约会，如果你说好了10点钟，那么这位韩国人11点钟到达，估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是韩国人的聪明造成的。他知道你会等他，你不会离开，所以他晚一点儿无所谓。韩国人的工作安排通常是临时性的，随时可能改变原来的安排。可是如果在日本，一个学期的行政工作早就安排在列表上了，可以细致到几个月后的某日某时在某处开什么会。只要工作一起动，一切根据列表（就是程序）按部就班进行，基本上丝毫不差。每位员工在3月1日已经知道7月5日上午有什么行政上的事务需要处理了。整个工作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但是在韩国，可能今天下午通知你明天中午有个什么会议需要你参加。

韩国人的这种毛病，中国人也有，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中国人同样藐视规则，千方百计超越规则，或者寻找到规则中的漏洞，利用规则的漏洞。这是中国的聪明之处。这种聪明常常会为某个中国人带来好处，但是在整体上中国人却大大吃亏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公共交通中，每个中国人都会认为红绿灯很笨，为什么没有车而红灯就不能过？既然车子不敢撞我，我为什么不能横穿马路？……如此聪明的想法可以给个人带来效益，这在中国人看来太简单不过了。而相反，德国人却过于“死板”。好了，我们来看看结果如何——在德国，因为大家都很笨，遵守红绿灯规则，因此所有路口的车子都可以加速（实际上所有路口车子都会自然加速），路口加速是默认值。而路口加速的结果是路口通过率大大提高，因此很少会有塞车现象（塞车源于路口的通过率比较低）。在中国，正是因为我们前面说的中国人的聪明，行人可能会超越红绿灯规则，因此，在中国“路口减速”是默认值。我学开车时，师傅每到路口就会叮嘱我“减速”，即使路口没有人，也必须减速，通过训练养成路口减速的习惯。路口减速在中国是必须的。既然路口减速，其结果必然是塞车。在行车上，德国整体效益高于中国。

好了到此为止我们看到什么？喜欢超越规则的聪明人在个人效益上提高了，而在整体效益上降低了，而遵守规则的笨人似乎在个人效益上降低了，而在整体效益上必然高效。其实，整体效益提高的结果也是个人效益的提高，反之，整体效益的降低也是个人效益的降低。我前面的博文提到上海汇丽装潢工程公司在家庭装潢中使用劣质板材，对他来说，他做得很聪明，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个体单位效益，但是对社会来说，效益降低了——用户因此可能罹患白血病，大大增加了社会医疗负担。如果用户拆除原来的装修，重新用合格板材装修，又是一笔重复建设。这些负担最后还是会转嫁到该公司身上（例如国家因为公共福利负担过重而不得不加重对企业的赋税），社会整体效益上升还是下降，不言自明。这就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韩国人可以战胜一个日本人或一个德国人，而三个中国人或韩国人则很难战胜三个日本人或德国人的原因。柏杨好像说过，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而一群中国人则每个都是一条虫。原因就在这里。

本文的推测虽然建立在那个还未经证实的调查至上，其脆弱性不言自明。但是中国人重视自我利益而不顾规则（规则代表的是公众利益），甚至以损害集体利益而使自己获利的恶习，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反观日本人和德国人他们才是“集体主义”的模范代表。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