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先父遗传”
“先父遗传”这个莫名其妙的词语不知道是谁翻译的。从字面上看，“先父”是某个人称其死去的父亲，但是这个名词跟这个意思没有关系，而是指一种幻想出来的遗传现象，如果一个雌性动物，和一个雄性动物交配过，那么它的身体就被这个雄性动物给“污染”了，以后这个雌性动物再和别的雄性交配，生下的后代就都遗传了和它以前交配过的那些雄性动物的某些性状。在古代西方，一直就有这样的幻想，甚至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生物学家还普遍相信有“先父遗传”。那时候还没有遗传学，有这种幻想是可以理解的。等到遗传学建立，生物学界就没人相信“先父遗传”了（并不排除某些动物会有例外，例如某些昆虫可能就存在“先父遗传”）。现在还相信“先父遗传”的都是一些不懂遗传学的外行，特别是那些有“处女情结”的变态男，他们把“先父遗传”作为科学依据，相信一个女人如果和男人发生过性行为，血统就不纯了，所以要找个处女结婚。
说现在生物学界没人相信“先父遗传”了，这是一般而言的，，但是生物学界这么大，什么样的人没有呢。河南科技学院——以前叫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有一个一级特聘教授刘用生，他就坚定地相信人有“先父遗传”，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研究“先父遗传”的“专家”。我检索到研究“先父遗传”的英语论文总共有12篇，2篇是1909年的，1篇是研究科学史的，2篇是研究昆虫的，1篇主题词里虽然有“先父遗传”，但内容和“先父遗传”没有关系，剩下的6篇，全都是刘用生写的。
对这种一个人独闯一个领域的科学妄想家，本来是不值得给予太多关注的。但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称赞刘用生是中国罕见的有学术精神的学者，饶毅主编的网刊《知识分子》最近请刘用生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他的治学经验，里面也提到了他如何不顾别人的嘲笑研究“先父遗传”，俨然成了勇于创新的英雄，那么我还是简单地评论一下“先父遗传”是不是在学术上站得住脚。
要研究“先父遗传”，首先要有证明这种遗传现象存在的证据。但是相信“先父遗传”的人，反反复复列举的是19世纪的一两个例子，不然就是复述一些传说，这些都算不上是证据，它们要么是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以讹传讹，要么可以归为遗传的显隐性现象。例如，达尔文曾经提到，摩顿勋爵有一头阿拉伯栗毛母马，与一头南非斑驴（一种斑马，现已灭绝）交配后，生下的后代在形态上介于阿拉伯马和南非斑驴之间，这并不奇怪。但是这头母马后来被送到另一个牧场与一头阿拉伯公马交配，生下的马驹在腿部却有斑纹，就像是与南非斑驴的杂种一样，这就比较奇怪了。达尔文把这称做“迟滞遗传”，认为母马的遗传已被南非斑驴的精液所污染。我们现在知道并非如此，阿拉伯马本身就存在腿部有斑纹这种变异。达尔文不知道遗传规律，所以有错误的认识，而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达尔文为什么出错了，却还有人举达尔文举过的这个例子证明“先父遗传”，那不是穿越到19世纪了吗？如果“先父遗传”是真实存在的，在今天通过基因测序是非常容易确定的，为什么今天没人能发现呢？难道在19世纪之后“先父遗传”也消失了？
根据生物医学知识，我们也很难相信在哺乳动物、特别是人身上有可能出现“先父遗传”。要出现“先父遗传”，旧配偶的精子里的DNA必须能够被卵泡里的初级卵母细胞吸收，而且结合进初级卵细胞的基因组，以后这种初级卵母细胞经过减数分裂变成卵子排出，再跟新配偶的精子结合成为受精卵，这样的受精卵同时有两个男人的精子的DNA，才能出现“先父遗传”。射精时精子只是在阴道和输卵管里，怎么可能跑到卵巢里去跟初级卵母细胞结合？即使精子通过某种未知的神秘途径跑到了卵巢，跟初级卵母细胞结合了，那么这个初级卵母细胞就成了三倍体，是不可能变成卵子的。退一步说，即使精子的DNA没有被全部结合进卵母细胞，只是有个别基因被结合进卵母细胞基因组了，这种随机发生的“转基因”，又怎么可能产生正常的卵子、胚胎、婴儿呢？难道跑进卵母细胞的外源基因还能做精准的“基因编辑”？
刘用生根据生物学的一些进展，设想了“先父遗传”的四种机制，其实没有一种机制能够解决精子DNA如何跑到卵巢、如何和初级卵母细胞有效结合、如何做精准“基因编辑”的问题，都跟“先父遗传”没有关系，只是牵强附会，经不起起码的推敲。例如，刘用生根据孕妇血液中能够检测到胎儿DNA这个事实，大胆地推断血液中的胎儿DNA能够转染卵母细胞，以后该孕妇如果再婚生的小孩，就能带上前夫的基因，他认为这可以解释“先父遗传”，但是他还应该更大胆地推断胎儿DNA能够精准地编辑卵母细胞基因组才行。
如果“先父遗传”是真的，整个遗传学都要改写，刘用生可以去得好几个诺贝尔奖了。饶毅、《知识分子》以前吹捧过河北科技大学韩春雨，后来韩春雨的“基因编辑技术”被证明了是造假。现在又吹捧河南科技学院刘用生。始终相信中国的末流大学能够出世界一流的人才，能够做出诺贝尔奖级的成果，真是不会吸取教训，可谓有“烂校情结”。
2018.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