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
【导读1：只有工资数额的差别，或者办公室朝向上的差异，而无任何其他差异，是科学家们期待的理想国，西方科学界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做到它也一样没有什么难度，可是领导们似乎依然不想做它！】
【导读2：周光召先生和路甬祥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发展的边边角角的事情上做了很多工作，可是就是不想触及中国科学院活力爆发的核心问题，我有时候很感慨：莫非他们只做得了一名好的2.5流科学家，而无法扮演好科研管理人员的角色！只是无能，而并非没有欲望】
【导读3：我们只要一天不解除对于身份阶层的强调与强化，就不要谈什么创新，哪怕只是在不直接触及社会变革的科学领域的创新。李自成们上台之后，想的往往不是抓紧时间让如他们当年一样穷苦的老百姓吃上饭，而是自己先来锦衣玉食，舒服地坐天下并顺便搂搂前朝的娘娘。所以，中国封建社会无比稳定！】
我在上篇《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1》博文中谈到，中国科学院乃至整个中国科学界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解放年青人，只要这一点获得了巨大进展，诺贝尔奖之类的东西属于小玩意儿，定理的简单推论而已。
可是，怎样发挥年轻人的能力，给他们没有任何障碍的创新空间和环境，却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
我们中国科学院乃至其他专业科学院（农科院、水科院）以及各个大学的政策一直是让年轻人不断爬坡。每每把一根香蕉一个苹果放在坡上，告诉年轻人：爬上来吧，给你香蕉。
在这样的促动下，年轻人们只有忍饥挨饿地拼命爬，试图够到那根“看上去诱人，而拿到后除了疲惫难有其他感觉”的东西。
中国科学院由于体制相对于大学还有更加自由些，毕竟没有教课的压力，所以，在扶植年轻人方面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从周光召先生到路甬祥先生，都没有做出任何本质性的改变让大家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而是继续沿用了整个国家体制环境中的“资格门槛”、“爬坡效应”进行管理，如此，创新“绿豆”和创新“土豆”出了一框又一堆，可是没有任何大的创新出现，甚至连个黄瓜都没种出来，更遑论西瓜南瓜这等大个的成果。
周光召任上，最大的功劳是使国家最终没有取消中国科学院。应该说，周本人是很好的科学家，在他离任后也还能说出几句真话来，比如取消院士制度等，可是，也正是在周的任上，把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变成市场营销、学术骨干、组织能手等各个方面“全才”的倾向愈发明显，你可以说外面的世界那么“市场”，中国科学院也应该适应外界环境这类推卸责任的话，可是，国家需要你做的科学上的大创新你并没有通过它而完成呀，只纯是市场化了又有何用。
路甬祥先生对于中国科学院的主要贡献有两个，一是给中国科学院带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另外一个则是通过强化身份差异（百人计划等等）使科学家们统统变成了可以按照个头卖相排队的政治角色。前者解决了科学家“固穷”的老问题，让大家手里稍微宽裕点，甚至相比起整个国家的富裕变化速度还快了一点，而后者则更加恶化了整个本来应该以平等为主要诉求的科学家的内心世界，是典型的恶政，且流毒无穷。它直接启发了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使得各类区分科学家教授的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层次最多也最可笑。
白春礼院长刚一上任，竟然能够让大家七嘴八舌地来评说自己认为的科学院究竟如何，这是好事。我们更加希望的是，白春礼院长能够以更加通透深邃的眼光和做法，彻底铲除被路甬祥先生过度强化了的科学家身份差异问题，尽管这是最难的一个目标，可是是彻底改革中国科学院乃至中国科学界的唯一一条走得通的道路。
还记得原来说到谁能够有资格来主持项目，有人的观点是博士后不可以，只有正式的Staff才可以。我第二次笑了：难道以往我们不正是不让博士后主持而强调主持者要有一个正式身份吗？而最终效果如何呢？应该说是几乎没有效果。
正如我们让副教授升教授得爬多少多少年，教授再当上博士生导师还需要要多少多少年和多少多少资历一样。这本意是希望能够诱引大家努力，在努力的过程中创新不就完成了嘛。
糟糕的是，这种做法完全没有看到如此诱引完全是先捆上年轻人的手脚再让他们疾走或者长跑。如果我们能够认可过去的中国科学界是没有什么大成果这一前提，其实就应该认识到让年轻人不断爬坡而依赖资深科研人员（教授博导）的做法是被证明失败了的。
既然失败了，还在坚持，我真是想不出其理由的正当性。如此，还不如让年轻人们去闯一闯，至少不会更差，因为中国科学界一直都是同等国家中的最差，所以，怎么做都不会再差了。
西方除了产生了近现代科学之外，人家的传统亚里斯多德啥啥的也都是强调形式逻辑而非辩证逻辑的。如果能够认可易经之类的腐朽玩意儿无法产生现代科学，我们就要好好审视自己的做法，真想要发展科学，就好好学习人家的做法，哪怕只是形式。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废除了博士生导师在副教授中的评聘门槛问题，让所有的副教授一骨碌全部能够招收博士，这是在接近西方做法中的一步而已，事实上，人家助理教授也一样可以招收博士，而西方的所谓助理教授和中国的讲师是同等的。也所以，清华大学还有更长的路需要走，才能够最后回到高等教育的常识做法上来，现在的清华大学，很多做法其可笑远远大于可爱。
其实，我们国家的科学家身份差异，不但体现在这类带博士的资格上，还有其他身份上的差异。除了各类冠名学者之外，还有特聘教授与一般教授，五级副教授和七级副教授之类的差异。我已经见过多个名片，在名字的后面写上“二级教授”以强调其稍微低于院士的身份，让人不禁捂鼻。
在科学界，任何身份都应该可以毫无障碍地从事科学研究，如果有更年轻的人愿意跟从，则就自然可以组建起一支自己的团队。我见过外国的大学生宿舍，研究生宿舍，都是一个人一间的，同样，在香港这类寸土寸金的地方，我也见过，讲座教授的办公室和助理教授的办公室也都是一个人一间，只是，教授的办公室要大一些，也许助理教授的办公室是背阴的，但是，并不会是教授一人一间，副教授两人一间，助理教授4人一间。
我们国家对于科学家的身份差异体现，往往在这些方面体现得无与伦比、无可超越、无能为力。
在这个到处都是神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可是，你暂时不是1个人，你目前是1/4个人，他比你强一点，算是1/2个人，而最高的那个，他同时是1万个人。你必须完成从1/4个人到1/2个再到1个人的逐渐转化过程，有的人永远只能做1/4个人，而如果有的人足够幸运，他就可以1个人顶1万个人。
因为身份上的差异被不断强化，科学家们本来应该好好做科研的时间，却每每在做无关、无望、无奈的“非科学”努力。
我给白春礼院长出的“上策”其内在含义其实是把每个人都当成一个人，如此而已。前任院长没有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广为大家称颂的张劲夫，其外行领导内行却能够让内行感佩的做法，其实只是服务关心多于管理管制，这就已经让科学家们感激涕零了。如果白春礼院长能够做到在身份上解放所有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个人相信，大批收获诺贝尔奖的时候，每个人都还能记得白先生当年做的这一切。
在看到科学院的创新2020的时候，我第三次笑了，因为这完全是路甬祥先生政策的直接继续，继续强化身份差异，继续强调依赖某几个个人而非放松管制环境，不让目前还无法用行政眼光识别出来但是兴许日后就会大展宏图的学者有冒尖的机会。
在看到科学院重点发展的几个科研方向的时候，我第四次笑了，因为里面有关于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而更加糟糕的是，里面说的几乎全是外行话。我一看就知道究竟是谁在里面非要把那几句话加进去，就是那几位不懂应急管理却想在应急管理上抢钱的人呗。
这是中国科学院的现状吗？会成为下一步中国科学院的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