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中科大著名哲学教授和他老师的事情猜一句
【Blog主人按：仅仅是猜测，请别跟我较真】
邓晓芒说：“书出版后，杨老师曾说过，‘可以说，这项翻译工作，没有我，邓晓芒自己也是可以独立完成的；但如果没有邓晓芒，我自己是绝对完成不了的！’这句话让我感动。”
首先，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这个话。
对于杨祖陶先生在《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后记里用到的春秋笔法，杨本人说到——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后记’，也可以称为一个‘补记’。按照‘三方合同’，我是第一著作权人。对于《三大批判合集》的问世也该有点表示，但我没有机会。”他还提到，“当我得到早已于2009年9月出版的《合集》，才根据现代人不可少的‘契约意识’，提出要补一点文字，有幸得到应允。大批的《合集》已进入发行渠道，只能在库存的书后上一个字数严格的‘后记’。”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在学生把书完成并出版后，老师想在书中多多地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所做的努力，而不是被学生掠夺成果后的奋争。
老先生既然前面说了要好好地支持后学，可是真倒发现这本书颇有价值，然后就去奋力出头，要争点什么了，这种行为就与老先生的身份大不符了。
这怕也正是邓晓芒委屈又没法说的地方。
作为自己的授业老师，他对书可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可是他却是第一著作权人，中国的事有趣吧），但是要说完全没有贡献也不是那样，至少他校了一下吧（内容多少另说，全部文章重写一遍叫做校，只校了一页一段也叫“校”）。这样，邓在很多场合就得不断地提到老师他老人家的名字，而且好像还不能少提。少提就是隐瞒，不提就是绝对的欺师灭祖了。
关于师生中的合作署名问题，我之前曾经连续写过七篇文章，认为还是应该按照贡献，不要看情分。
这不，为了照顾情分，又是师生终至翻脸的活生生一例。
中国人又爱面子，所以，这样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在第一著作权人到底谁来当的问题上推来让去。而在学术界不断频出这类事情之后，看你们以后还会不会只去照顾情分而不去照顾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