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的彻底堕落

《南方周末》的彻底堕落

《南方周末》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份报纸,但是现在的《南方周末》已经令人作呕。2002年我看了《南方周末》上一篇《谁毁了她的博士梦?》之后写了一篇质疑的文章发给《南方周末》并多次去电询问,当事的记者打来了一个电话,盛赞该文水平很高,看似随意的问清楚本人只是一个普通读者而不是教育部的什么官员之后,就再无音信了。自那时起,我对《南方周末》的热情已大大降低,但是万万料想不到,今日的《南方周末》已经堕落到的何等的地步!

看了《南方周末》记者覃爱玲、沈亮、实习生祝莹莹发自北京的《北京二环飙车青年从良记》后我已经出离了愤怒:通篇文字除了回忆当初飚车的风光就是借飙车者之口给杭州飚车案中的民众扣上一顶仇富的帽子。记者摆出一副缅怀革命先烈的架势追忆那段疯狂的岁月,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偶尔怯生生的问上一句“你开这么快,是违反交通法规的吧?”被马路飚车手嗤之以鼻以后立刻噤若寒蝉。

本来以为记者弱智,编辑能明白点吧?没想到编辑更雷人:【杭州事件里,主角谭卓和胡斌的形象一度被推向了善与恶的对立两端。】

我倒想问问编者,既然您认为主角谭卓和胡斌的形象是被“推向”了善与恶的对立两端,那您能告诉告诉我您觉着是谁推的吗?既然是【一度被推向了】两端,那说明他们原来不在两端,现在也不在两端,那能麻烦您告诉告诉我他们原来的位置在哪儿、现在的位置又在哪儿吗?

   【在公众的印象中,飙车党多半与“不良富家子”联系在一起。尤其在发生了杭州飙车案,跑街青年胡斌撞死上进青年谭卓之后。
公众的印象确有合情之处。这些飙车族们因为家庭条件优越,大多认为自己的所得理所当然。对于杭州车案,飙车爱好者谢杨的看法是,只要上街,就会想着可能遇着危险,“选择晚上十一点后飙车,已是在为社会考虑”。】
看了上面这段,我不打算评论,我只有一种直接把谢杨塞到车轱辘底下的冲动——因为我没本事告诉没人性的人什么是人性。

【记者:你开这么快,是违反交通法规的吧?
陈(有点不耐烦):那就应该规定不让跑车,或者能跑得快的车上马路,或者禁止厂家生产能跑得快的车,不就行了。
马上,他就不愿意再讨论关于自己飙车的事情,但愿意聊聊他对杭州飙车案的看法。】

我念的书少,可我要是记者,起码该接着问问陈少爷:“要是法律真的规定不让跑车,或者能跑得快的车上马路,你会遵守吗?”
记者咋就不问问,法律规定了不能超速,陈少爷您遵守了吗?这记者是真傻还是装傻呢?

【陈: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被一些仇富的人放大了。
记者:这个事件成了抗议社会不公正的发泄口。
陈:有什么不公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挺公正的。
记者:可能因为你家庭环境比较好……
陈(有点激动):我觉得没什么不公正的!有钱人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仇富没道理。有的是父亲有能力赚的,有的是父亲的父亲赚的。但是你不能认为这就是不公正。这么一直推下去,到哪一步为止?】
 “这个事件成了抗议社会不公正的发泄口”——你还不如直接说“杭州飚车案没什么,就是被有些人给借题发挥了”呢!

大家认为不公正不是因为胡斌有钱,谭卓没钱,而是因为作为有钱人的胡斌早有超速50%以上的记录而没有被吊销执照,是因为胡斌改得很夸张的车可以顺利的通过年检,是因为胡斌越过双黄线撞死规规矩矩走人行道的谭卓之后居然说:“是他撞我的!”,是因为一个150多斤、1.76米的人被凌空撞出37.3米远后,警方居然公布当时的车速只有70码(公里)而这个70码说法的来源居然是肇事者和他的同伴!
接陈少爷接着记者的话茬儿大谈所谓“仇富没道理”——您知道什么叫仇富吗?

【如今,只有谢杨是圈子里还钟情于狂热跑街的极少数人之一。
在北京玩改装车的群体中,他是极少数的“富二代”,家资超过10亿。而其他人的家庭环境则属中上,绝称不上大富之家。
与陈震一样,谢杨也在脖子上带了条金属挂件,有点“不良飙车青年”嫌疑。但除此之外,他谈吐随意,更像个邻家男孩。
今年23岁的谢杨,在飙车族里年纪偏小。他的玩车故事与张博大同小异:从小爱车,出国读完书后,家里送了一辆车。平时“没什么事干”,同期回国的朋友们也“没什么事干”,大家都在玩车,他也就玩开了。
他的疯狂也延续前辈,他喜欢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四点间飙车,一遇到那些从夜店开出来的跑车或改装车,加油便追。一天晚上跑光两箱油,一个月二十多张超速单,超速罚款好几千……这样玩了一年多,已经有好多人认识他——包括工体北门的查酒交警。不过,那位交警只管查酒,不管谢杨是否超速。】
我真的为自己身为一个北京人而羞愧!北京的交警对付老百姓的时候雷厉风行,对付身价十亿的阔少时选择性失明——我就不信一个月二十多张超速罚单的主儿没有一次超速50%以上,谢大少怎么还能有执照呢!还有当年的二环十三郎十三妹们,为什明摆着超速50%以上,要证据有证据、要证人有证人,要口供有口供,还是人家主动说的,他们怎么就没被依法吊销执照?
——无语了,只能捧捧陈少爷的臭脚:“我觉得没什么不公正的!”——你说的“太对了!”

北京二环飙车青年从良记:曾经37.2公里路用13分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04日11:59  南方周末
北京二环飙车青年从良记:曾经37.2公里路用13分
“二环十三郎”之一的陈震为数寥寥的曝光照之一,他现在说自己很忙,已经不玩了
■编者按:杭州“70码”事件引发的公众对城市飙车族的声讨,至今余澜未消。在北京,曾经的极速传说“二环十三郎”,也再度被网友挖掘而出。杭州事件里,主角谭卓和胡斌的形象一度被推向了善与恶的对立两端。而北京故事,却提供了一份意外的关于“不良青年”的成长记忆,他们的飙车时代正如他们的车速,昙花开过,往者往矣。
“你看,请这样工人的人,会是那种追求新奇刺激、不务正业的不良青年么?”贾冰指着门外一个汽修工人,笑着说。那个工人胖胖的,不修边幅。
如今的汽车改装店老板贾冰,是曾经轰动京城的“二环十三郎”见证者之一,是昔日飙车圈里的核心人物,虽然他自己并不跑街。
在杭州飙车事件发生的半个月后,北京5月底的炎热下午,贾冰在自己的改装店里力图向记者说明,曾经风光无限的“二环十三郎”们早已风云流散,大多“从良”,成为刻苦赚钱、好好做人的中产上进青年。似乎胡斌也能成谭卓?
而三年前的夏天,正是北京的飙车盛季。每当晚上八九点钟,车行如流的北京二环主道上,不时可见几辆改装车,在车流中钻绕穿行。那时,还有其他各式改装车在路口聚集,二十多岁的年轻车主们前来观摩助阵,高喊,欢呼。
以二环为赛道,比拼谁能以最短时间跑完一圈,这是当时北京改装车玩主圈子一度迷恋的核心游戏。顶峰时,圈子里有一两百台各式的改装车,驾车手多达一百多人,构成了规模盛大的北京飙车圈。
白天,他们蛰伏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间,夜晚则在二环路上亢奋急行,无所顾忌。他们既是城市生态中的另类传奇,也给城市安全笼罩上巨大阴影。
现在,这个在外界看来兼有“不良富家子”和“另类青年”形象的群体,谈起往昔,已觉恍若隔世。“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他们说。
极速年代
“我们是可以创造北京公路最速传说的人!”
贾冰的朋友,张瑨、张博、陈震是这个圈子的名副其实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共同封号是:“二环十三郎”——飙完全长37.2公里的北京二环路,他们只用13分钟。这意味至少170公里的时速,是二环限速的两倍多。
这些昔日的飙车者大多生于1983到1986年之间,家境不错,北京人,彼时暂处于无正式职业的空档期。
“二环十三郎”之一的张博就是个典型代表。2003年,18岁的北京青年张博在国外读了两年大学后,因为“怕吃苦”,就不想读了,回到北京。
他因为“没什么事儿干”,家庭条件也不错,就开始玩车,以此“释放自己”。那时候北京的道路还没什么摄像头,“玩得特别痛快,很疯狂”。改装车也不多,转几圈人就熟了。
不久,他认识了张瑨。张瑨是专业赛车手,从小学赛车,技术熟练。“因为都爱玩车,又都是北京人,家庭环境相当”,两人成了好朋友,天天在马路上互相超车,或是追逐路上其他快车。
2005年初,一个同样玩改装车的青年约他俩赛一圈二环。14分钟,他俩很轻松地赢了。“刺激,挺有意思,特别是追车把人逼急了的时候”,这是他俩的共同感受。
从此,两人没事就在二环三环上追赶速度。作为玩车圈里技术出众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玩法也带动了大家的热情。于是,二环逐渐成为了大家的主要“赛道”,他俩也成为了“二环十三郎”的两大主角。
而另一主角陈震,也非常热衷这一游戏。不仅多次与人上街比赛,为方便联络和组织活动,还在网络上自建了“二环”的论坛,在论坛创建的那天,他在公告中贴出标语:“我们是可以创造北京公路最速传说的人!”
除了一般的飙车,“正式”比赛是当时圈子里的盛事。这种比赛,有时是为了向高手挑战,有时则是朋友为了看看热闹,鼓动高手间的竞技。
极盛之时,他们一周相聚一次。大多在晚上八九点多钟,当北京的大排档出摊,他们也开车出发。在张博印象中,总共比了十多次,“每当有比赛,全北京的改装车几乎全部出动,足有二三百辆,那阵势……”
“70码”是与非
“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被一些仇富的人放大了。仇富没道理。”
“那时很狂热,从没考虑过别人的安全,万一出了事,由家人来搞定。”“从良”后的张博说,“杭州飙车案的肇事者胡斌,挺像曾经的我。”
在这个自我意识强烈的小圈子内,张博已算是有些反省精神的一位。他一直“隐隐地”觉得飙车“算不得什么光彩的事儿”,所以也不太愿意跟人说起。
外界的褒贬态度,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离得太遥远。他们最看重的,是自己亚群体的认同。“你跑得越快,这个小圈子就越尊敬你。”张博说。他指了指自己的路易威登钱包,说,当大家都流行用它,你不买一个,就显得不合群,好像没个身份。“其实法国人也不用这个。”他又自我揶揄,个体拗不过圈子的习气。
在公众的印象中,飙车党多半与“不良富家子”联系在一起。尤其在发生了杭州飙车案,跑街青年胡斌撞死上进青年谭卓之后。
公众的印象确有合情之处。这些飙车族们因为家庭条件优越,大多认为自己的所得理所当然。对于杭州车案,飙车爱好者谢杨的的看法是,只要上街,就会想着可能遇着危险,“选择晚上十一点后飙车,已是在为社会考虑”。
“自我”,在陈震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陈震瘦高个儿,神情冷淡,左耳的耳钉反射出钻石般的光芒。脖子上也戴着根粗粗的金链。
记者:你开这么快,是违反交通法规的吧?
陈(有点不耐烦):那就应该规定不让跑车,或者能跑得快的车上马路,或者禁止厂家生产能跑得快的车,不就行了。
马上,他就不愿意再讨论关于自己飙车的事情,但愿意聊聊他对杭州飙车案的看法。
陈: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被一些仇富的人放大了。
记者:这个事件成了抗议社会不公正的发泄口。
陈:有什么不公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挺公正的。
记者:可能因为你家庭环境比较好……
陈(有点激动):我觉得没什么不公正的!有钱人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仇富没道理。有的是父亲有能力赚的,有的是父亲的父亲赚的。但是你不能认为这就是不公正。这么一直推下去,到哪一步为止?
事实上,一个说法在这个圈子里流传甚广: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好爸爸。
与陈震一样,贾冰认为杭州事件闹得那么大,主要也不是飙车的错。在他看来只是因为肇事者的超跑(超级跑车)朋友轻佻地口出狂言,说什么找人摆平,才引起公众的反感。要不然,也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
他们对超跑族,一边贬其“太傲慢,技术差”,另一边,又带着些隐隐地羡慕,甚至嫉妒,如果能用改装车跑赢那些昂贵的跑车,心里就会觉得“特别爽”。
在几十万的改装车与几百万的跑车间,有一道被金钱与地位劈开的深谷。但若问及,等他们有了钱会不会也去买超跑,多人的答案是:当然。
“从良”的理由
年轻玩主们离开 “赛场”更多是因为各自生活的变化,而非意识到了带给社会的风险。
往日的盛况,在张瑨和陈震被抓之住后,戛然而止。三年前,陈震和张瑨在二环追逐时被交警围堵捕获,他俩以“危害社会治安”被拘七天。
在谢杨的印象中,从那以后,再想约人出来跑街,就“约不动了”,无论是张博、张晋、陈震,还是别的人。“说出来喝酒泡吧行,但说出来跑车,没人来了。”
现在,关于“从良”一事,贾冰摆出了各种证据。比如,聘请了朴实工人,比如,陈震已婚。再比如,陈震和张博都改开宝马,而且“很慢很慢”,“谁会拿宝马在路上乱飚?费车!而且太慢了!”就连贾冰那头引人注目的红发也已变成了板寸,进入“平凡人”之列。
事实上,在陈震他们被抓之前,张博就已经不怎么玩车了。自从他有了女朋友之后,为女朋友负责、不让她担心,成了要务。
两年前,当他开始尝试着自己做生意时,拿着家里给的钱,被人骗过好多次。“家人最可靠”,他由此得出了结论。他说他要为他们好好活着。
张博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去年,他开了家小旅游公司,现在生意基本正常。“每月稳定收入一两万,还是花自己赚的钱舒服。”他说,这个感觉比飙车赢了比赛更加良好,“说白了,这社会就是要有钱”。
在他看来,放弃飙车的原因除了交通管制更严,社会指责更盛外,更重要的是:以前年纪小,处于青春过渡期,家庭和社会给予的压力都不大。而现在慢慢都长大了,有了事业的起点,不再会随意游荡。
现在,张博偶尔还会“开得快些”,前一阵还跑过270、280码。每买一辆车,他也还是要改一改,“改了车,有个性,回头率高”。这都是飙车岁月的遗痕。不过,他说这已与以往大不相同:
以前只要看到车就想超,一开快车,血全往大脑涌,什么都不想。
现在就比较冷静,看看周围没车什么的,兴致来了,跑一段。再不就是车上有朋友,尤其是有女性朋友,“显摆呗”,不过跑一段,就慢下来,不会像以前那么嚣张了。
看起来,年轻玩主们离开“赛场”更多是因为各自生活的变化,而非意识到了带给社会的风险。陈震也很少飙车了,“很忙,没空”。三年前做的事少,就是转卖一些汽车零配件。一年多前,他开了现在这家汽修厂,已经有了十多个工人。
而当年被称为“二环十三妹”的姚瑶,如今也金盆洗手。“危险。”她觉得。两年前,一位曾经常教她开车的朋友,在青岛因飙车出车祸身亡。几乎同时,她自己在一次深珠高速飙车中,差一点与一辆大货车相撞。从那以后,她越来越小心。
一个人上路
“二环十三郎”们的飙车时代正如他们的车速,昙花开过,往者往矣。
如今,只有谢杨是圈子里还钟情于狂热跑街的极少数人之一。
在北京玩改装车的群体中,他是极少数的“富二代”,家资超过10亿。而其他人的家庭环境则属中上,绝称不上大富之家。
与陈震一样,谢杨也在脖子上带了条金属挂件,有点“不良飙车青年”嫌疑。但除此之外,他谈吐随意,更像个邻家男孩。
今年23岁的谢杨,在飙车族里年纪偏小。他的玩车故事与张博大同小异:从小爱车,出国读完书后,家里送了一辆车。平时“没什么事干”,同期回国的朋友们也“没什么事干”,大家都在玩车,他也就玩开了。
他的疯狂也延续前辈,他喜欢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四点间飙车,一遇到那些从夜店开出来的跑车或改装车,加油便追。一天晚上跑光两箱油,一个月二十多张超速单,超速罚款好几千……这样玩了一年多,已经有好多人认识他——包括工体北门的查酒交警。不过,那位交警只管查酒,不管谢杨是否超速。
谢杨觉得赛车没有跑街好玩。“赛道里车只有那么几种,又都是认识的人。”他说,“而跑街什么车都可能出现,什么事都可能出现,每次变化多端,新鲜,刺激。”
他觉得自己对开快车和改装车永远不会厌烦。“改装技术无极限。”他说,他的热情会伴随新配件的诞生而换代升级。
现在,“飙车的‘黄金时代’不再。”谢杨叹息说,为了“过瘾”,他只好一个人上路。
就在那批前辈陆续隐退江湖之后,北京也出现了一些新人,但各自为战,互相来往不多。“一起跑一次,跑完后留个电话,以后就没怎么联系。”谢杨说。
前辈贾冰将北京“新一拨的玩车人”概括为:25岁以上,中产,有自己的事业,理性,跑赛道。这与当年的他们有了质的区别。
在贾冰的店里,就有一位这样的“新人”。他长相清俊,鼻梁间用淡金色抹了一道,这使鼻梁看起来更加高挑。“跑街很低级,只有没理性的人才会喜欢。这既不利于车技的提高,又违法,还很危险。”他说。
他的理念与前辈们已大相径庭。“二环十三郎”们的飙车时代正如他们的车速,昙花开过,往者往矣。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覃爱玲 沈亮 实习生 祝莹莹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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