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盛次声波之七

2019年8月7日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是白痴还是白癫疯

8/7/2019杨週天聪

在美国的网上看到如下一段话: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八月六日星期二上午表示,美国的关税措施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而协商的大门依旧敞开,希望中国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中方代表到华盛顿来进行正面的协商。他也表示,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目前没有要对中国进行更多经济举措。

看了这段话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库德洛怎么讲话和某些海外民运人士讲话一样完全不顾逻辑的。

如果按照这句话的大前提,因为”美国的关税措施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根据这个语势发展开来应该是这样的,所以” 我们更要加大打击力量和密度。”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在最近的期限内将可喜地完全崩溃,世界历史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人类的文明真正迈向渴望已久的终极点。”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

但是库德洛讲话的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后接下来的语词完全出乎人们常识的预期,变成因为”美国的关税措施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 ” 所以” 而协商的大门依旧敞开,”最后结论是” 希望中国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中方代表到华盛顿来进行正面的协商。”这哪像是美国的高级官员说的话。如果不是美国之音自己的报道,我真的要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了。这简直就是个白痴在说话,但是白痴不会说如此有关国际大事件的话,这只有国际狂人和疯子才能说出的疯癫话,但是最后结论又不像是狂人,我都不知道怎么正确归类这种状态的人是属于什么类型了。一时又找不到现成的语词,姑且创造一个新名词吧,白癫疯 –  白痴发癫疯。

认真思考,其实白癫疯现象不是现在美国才有的特殊现象。回顾历史,中国的国内战争时期,我家所属的党派– 国民党就出了一些所谓的 “文胆 “式人物 (凭胆量写文章的人),他们其实就是白癫疯患者。文胆们不顾战场现实,闭着眼睛编造顺利和胜利的胡话,打了败仗的撤退叫 “转进”,一次次的 “转进”,最后的大 “转进 “,是抛下与国民党中央在八年抗战时同甘共苦的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在大陆。转进到了台湾,文胆们还是享尽荣华富贵更是白癫疯大发作,不愿和谈,把大批忠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的幸福和安宁作为筹码和中共对抗。如果真有点道德和良心,情绪安定下来承认现状,理性地和中共举行和平谈判,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的处境就不会像我们看到和观察到的那么凄惨。所以说文胆们都是些没有心肝肺的唯利是图的市侩人士罢了。哪里懂什么民生,民主,人权,更不要说是有一点仁爱之心的能在大局和现实面前为了人民的福祉光明磊落地作必须和必要的妥协和让步的绅士和政治家了。如果文胆们因为以前吹过头了现在脸面放不下,学学楚霸王乌江自刎也是很值得后人永远尊重和敬仰的。

但是他们就是很无耻的在不断制造对抗氛围,像个街头打不服的流氓一样,在众人围观下拼命地在地上撒泼打滚制造混乱,并在混乱的对抗氛围中为自己个人图谋福利。但是当代的这些宵小的小伎俩在国际环境中是无法长期有效的。

最后国民党被美国抛弃了,国民党执政的最后的地盘台湾的中华民国被赶出联合国。国民党据以和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的资格因此都没有了,但是还在发白癫疯,还在鼓吹要反攻大陆。白癫疯所有的能耐就此被人们彻底看透,所以把白癫疯当活宝的国民党最后被台湾的民进党赶下了台,现在连在台湾执政的资格都没有了。似乎中国的白癫疯从此应该清醒了吧,该治愈了吧?其实不然,白癫疯的毛病是根治不了的,一旦染上就终身伴随。况且白癫疯是有传染性的。我很怀疑中国的文胆病,也即中国的白癫疯病像尼罗河病毒一样蔓延开来。就传染的源头观察,因为和国民党长期共处和接触,其实民进党也是感染了白癫疯的。随着现代资讯传播和交通运输的飞速进步,白癫疯更是在世界范围里扩散了。

美国在八十年代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不讲民主和人权,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代末在无外界关注时中国大陆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几经研究于是把民主和人权作为国际斗争武器,替代和共产主义阵营首领苏联的核武器竞赛和军备竞赛。国民党还真的跟从了,也把民主和人权当作颠覆中共的有效手段和武器。❶

美国的民主化人权武器还确实真的是有效地把苏联和东欧搞垮台了。但是台湾的文胆们或者称为白癫疯们,真的以为同样可以用民主和人权的武器把中共也搞下台,彻底忘却了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是用民主人权和自由等口号把国民党自己搞下台的,当然国民党被搞下台的最主要因素还是共产党的军事上的胜利。共产党不仅仅是搞文攻,更厉害的是搞武攻。这和苏联以及东欧夺取政权的方法有所不同,你现在用中国共产党驾熟就轻的伎俩对付中国共产党不是在班门弄斧吗?

为此我再一次提醒世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实现高度民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的,哪一个有理智的人会相信因为你高喊口号要实现和实际从事宪法中的四个现代化工作,中共就判你徒刑? 但是居然就会有人相信你要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高度民主,中共就违背宪法判你的徒刑!”人们阿,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捷克。尤里乌斯·伏杰克。《绞刑架下的报告》)    –  现代人要懂一点逻辑和研究一下所发生的事实真相才是正道,不要听信国际流言。中共不会因为你要实践和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判你刑的,同理中共也不会因为你向往和要从事实现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逮捕和审判你的。但是你如果打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旗号出卖国家机密,但是如果你打着实现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旗号里通外国搞颠覆,那肯定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情节严重的触犯刑律的是要判刑的。除非你像某些卖国贼那样有国家蛀虫在暗中保护。

我在youtube 网站上就看到了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交代了如何为一个土流氓打点左右的。一个土流氓怎么会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春风得意和飞扬跋扈,想一想就应该知道,那肯定是幕后有人在操纵利用。我在美国看到许多所谓的民运领袖,我都禁不住要笑了,语无伦次暂且不评论,就长得这付模样,你到上海人民广场一讲话,立即会被人哄下台的,还自称为领袖?我的上海朋友徐平曾对我说过,这些人怎么也不照照镜子,练练口才,私底下暗地里衣服一脱,胸脯一拍就自称为领袖了,有谁会跟着这种领袖跑的,神经病,见鬼了!

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的苗为民先生有一次审讯我时说,"杨週先生,今天我们随便聊几句,不作记录。那个叫什么(为了避免人们胡猜,伤到其他人,这里我给出正确的汉语拼音)Hu ke si 长得很猥琐,行动也和他的长相一样很鬼祟,思想也很浅薄。你怎么看他?”我和公安系统的人从来不轻易评论其他人长短,但是我心中很清楚接触到的人的人品和能耐。我认为因为职业关系,为了避免出差错,公安系统的人看疑问对象的确是很深刻的很准确的。此处随便说一个事例,一九九一年在同济大学专家楼隔离审查时,上海市的几个公安小青年– 他们都是刚刚进入公安系统的名校高材生,居然准确地判断出我的血型。

怎么对付被审查和监视的人,中国的公安系统是有专门研究的,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渣滓一样的人要出头简直比登天还难。我看到香港的所谓黄之峰的模样和他的所作所为,真是大摇起头,香港也不是一个什么小村落小地方,居然这样的人也可以被社会认可的,香港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人才了。在这里为了避免人们认为我有地域歧视,所以我要申明了,我的外祖父梁少琴就是香港人,生前是住在弥敦道大街的,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的政治审查才中断了我母亲和外祖父的联系。所以我对香港人和香港一直有一种亲近感和希望感。一九七九年三月我提出出国政治避难的理由就是想到香港见外祖父梁少琴的,这个事件是写进邓小平文选的,并且是有国家档案的。

现在的国际国内的白癫疯们还真把这些渣滓般的人当作颠覆他们对手的工具使用。面对种种不能用 逻辑和常识理解的现象,我不由得揣摩,白癫疯们也看了不少的书和获得过什么学位,包括神学学位,可能也不都是傻子,他们可能是想把渣滓作为火中取栗的猴子,栗子出火后,自己才赶走猴子慢慢享用栗子。

一些连话都说不顺溜的搅屎棍一样的所谓的民运人士在阴暗的角落里摇晃,装神弄鬼地恐吓和吼叫,对老于世故的中共来说简直就是个笑话,那只不过是万圣节的游戏,没有人会当真的。面对种种胡乱的民主理论,我不得不说一些关于民主的个人研究了。❷

一切社会制度的终极目标就是保障社会总体的存在和发展。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她当然也是必然的首先要保障一个总体原则。任何一个有机体的总体里都是多样性的,所以为了保证有机总体不至于因为总体里的多样性而崩溃和力求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时,必然还要保障多数原则。为了保证有机总体的完整性,必然的是还要保障少数原则。这也就是我所依据民主三原则建构的一个先进社会制度的完整的数学模型。民主的总体原则可以简化为公平原则公开原则,在当代国际环境中体现的是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和国家防卫和财政的健全;民主的多数原则可以理解为选举原则,具体实现的是选举制度,投票制度;民主的少数原则即是人权原则,不可轻易剥夺他人的生命财产和侵犯他人的名誉和利益,具体的说是道德制约和司法制度。

(有了民主三原则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的人权大于主权错在哪里!从以上的数学模型中可以理解民主的总体原则是大于多数原则的,而多数原则又是大于少数原则的。它们的顺序是如此的:总体 ->多数->少数。如果反序,少数原则大于多数原则是骚乱或者动乱,少数原则大于总体原则是暴动或者革命。随后结局当然是政体总体解体或者重组。如果少数原则仅仅是轻微的违反总体原则的话,如果是内在的个体和群体的违反是捣乱和亵渎,如果是外部的其他政体(包括其他主权国家)的轻微的违反则是干扰和干涉,严重的违反就是侵略了。少数原则强调过头,主张人权大于主权的理论要害问题就是违背了这个民主三原则顺序。根据自然界一切物体的自稳定原理,所有的反序事件都是不稳定的暂时的,其后的稳定可能是原版改良过的,也可能是原版腐坏了的,更可能的结局是原版彻底粉碎了的。)

 

当我构建完我的民主的宏观理论,再看现实中人们对民主理解的片面情况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微观现象,可以说是一片混乱。混乱到什么程度,我在这里说一个尽人皆知的真实的笑话。不知道港澳台哪一个白癫疯创造了一个风靡一时的名词,” 维权律师。”风靡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有西方对华专业宣传的功力和功劳。

但是我想问,世界上有哪一种律师不是维护当事人当事方的权益而是联合当事人当事方的反方,置委托的当事人当事方于法律不利地位甚至到惩处地步的?

再说既然有维权律师,逻辑推论当然还有不维权的律师,不维权的律师是什么律师?!人啊人,创造一个社会范畴的名词时,要认真思考一下,名词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可能的对称面。维权律师,这是什么鬼东西,什么人想出来说的?我认为连英文词典都不会收录这个愚蠢之极的法律名词。

这是唯有白癫疯才想得出来,也只有在所谓的反共的场景里才会出现的怪名词。但是能够公开使用这个愚不可及的名词,并以此为荣的人实际是已经亮堂堂地承认自己愚蠢之极了,这还想被人尊重和理解,这不是发梦吗!

所以认为自己就会喊几句民主人权自由的口号和胡乱创造几个荒唐的名词就能和中共在理论上道义上对等了,较量了!?这肯定是一种精神幻觉。

怪不得我在大陆时,看到的所谓的民运人士,十个有九个是地下人士。这些人中有的还没有彻底进入幻觉状态的想冒个头,也只得用我的名义出面,用上海人的土话来说,其实一个个都是softer — 缩货,缩头乌龟。 但是就是这些人一出国都莫名其妙成了著名的民运领袖。

对于这些领袖我连理都懒得理。

白癫疯想利用缩货推翻中共,这是做梦吧。教徒在美国纽约的街头传道说,信上帝,得永生。邪教徒说信法轮,保平安。白癫疯们会不会说,信白癫疯,得真相?

最后,我很怀疑库德洛Larry Kudlow感染了中国国民党当初的文胆病,或者称为白癫疯病,不过病情更严重,更凶险罢了。

上帝知道!

(8/10/2019修订)

附注:

❶ 美国自己差一点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本土的民主和人权运动搞残的,理论上来说应该对民主和人权运动是有天生的恐惧感。但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却在国际上大肆推广民主和人权运动。全世界的人们都不懂其中转变的内在契机和机理。

❷我可能不是第一个知道西方用廉价的民主人权口号,替代昂贵的核武器竞赛和军备竞赛这个转换契机和机理的人 - -  因为从逻辑和常识上研究,制订转换方案的人肯定比我先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文字明确揭示这个转换契机和机理的人。

随想:

法拉盛次声波之六

2019年7月12日

 

不用一滴油的保持茄子紫色的烹调方法

杨週(天聪)

7/12/2019

茄子保持紫色的烹调方法网上有许多介绍,但是都有一个缺点,无论是蒸还是微波炉叮都是要用油刷一遍,方法还是很麻烦的,用高温油炸更是不可取的家庭方法。

笔者想出一个堪称最简便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用醋叮一下。

具体方法如下:

1)在一个可用于微波炉的皿器里用几根撅断的筷子作为笼屉,有条件的话当然是买一个大小正好放进器皿里的竹笼屉,或者用耐高温塑料穿几个孔洞作为笼屉。

2)在器皿里倒入一调羹的醋,注意不要放一点水。

3)把切好的茄子放在笼屉上。无论形状,大小,均可以。

4)把器皿盖上盖子放进微波炉叮二分钟,(一千瓦以上的微波炉)。

叮完以后可以伴调料直接享用,也可以回锅加工炒。

这种保持茄子紫色的原理如下:

一,是用醋的酸性使得茄子皮中的花青素得以保持和突显  。

二,微波炉的快速使得花青素来不及氧化。

三,是醋酸和快速高温的方法使得茄子皮及肉中的褐变酶来不及起作用并失活。

 

附注: 如果在放醋时,同时放半调羹的VADOK 效果更好,茄子几乎没有任何发黄或者发褐的现象,叮过的醋和酒倒在回锅炒的茄子中没有发酸的情况出现。

补充一下,如果不用醋,手头上有柠檬,切几片放在器皿底中,再放茄子盖上盖子放入微波炉叮二分钟也是同样效果,可以保持茄子的紫色。

 

 

用铝废料制作氢气来启动3300W发电机

2019年5月27日

 

杨週天聪     5/25/2019

在网上看到大陆发明了用水作能源的发动机和汽车,第一反应是骗局,这是违背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的。所谓水就是元素氢的氧化后的最终产物,形象地说就是灰烬。

灰烬还能作能源的?这不是在搞永动机吗?

这样一问,我想连傻瓜都知道这肯定是低劣的骗局。

后来又看到骗子公司的负责人说不是仅仅用水,而是用铝粉加水,看到此时不仅哑然失笑。据说,这门高科技的专利本身就值几百亿。再据说,大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还真相信。

我看到此处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想还是直接给人们看几个视频,看看铝粉加水制氢并作为能源启动发动机的制作过程和实际情况。

YouTube上用铝块加水,甚至利用剪碎了的可乐罐头加水的制作氢气的装置有许多,而且直接用来启动发动机,哪有什么专利可言,都已经上网了,而且有视频。配方,设备和步骤都是详细给出的。

太可笑了,这么胡搞都可以骗到几百个亿的?!

看来随便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实验的视频都可以在大陆申请专利,并且可以让政府投资。个人致富和小集团致富的捷径看来只要多看看YouTube就可以,条件当然是不能让别人也看到。

我想,这个世界之所以很混沌,主要是现代人们的逻辑,常识,科学知识都被人有意用史前认知代替了,复古了,倒退了,纯洁了,原始了;也才之所以骗局会层出不穷。

据报道为了这项制氢技术知名的大学的教授从2006年就开始研究直到现在,如果这是真的话,十多年的科研经费就是这样被白痴当作办家家的游戏浪费掉的。

环顾世界,而有些所谓的专家就是顶着光环为骗局作背书而已,他们的存在和表现比犹大更可恶,他们的言行和他们的职业要求品行要求完全不符,他们总是在为其他骗子,骗局和假货作伪证,哪里还有一点点真诚和科学精神?!

太可笑,太悲哀了。叫人都不知说什么好。

可能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太差,所以看来任正非先生说的国家教育应该是最重要的确实也应当是我们的头项国策。

下面请读者在YouTube上输入几个字就可以看到怎么样用金属铝制氢和启动发动机的视频。

1)         Homemade Generator that runs on Water and Alumini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gWxZ2gC-R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DMIMP-DlQ4


Experimental Fun

2017年5月13日发布

订阅 33万

It Runs on Coca-cola!!!

 Chemical Reactions- Aluminum + water:

2Al + 6H2O = 2Al(OH)3 + 3H2

 Aluminum + water + Sodium Hydroxide:

2Al + 2NaOH + 6H2O = 2NaAl(OH)4 + 3H2

 

 2)Generator 3300W running 100% hydrogen from aluminum waste

(从铝废料中制作100%氢气启动3300W发电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BOZvNjKkM

Babylon Wilfall

2014年9月3日发布

 

 

法拉盛次声波之五

2019年5月18日

杨週天聪

一九九二年我的 “谈谈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二律背反”,全文如下:

马克思人权观1

 

 

 

我的字迹,公安的评价是柔刚。文风是学究气。

 

另:

下面附林牧晨先生的致人大的信件的复印件,原件现在在全国人大保存着。

林牧晨的信


 

 

 

这封信件我始终不发表。其实人大在一九九三年夏天就在【解放日报】回答了该信件的问题,但是我从来都不告诉人们,唯一知道人大回复的是通过【解放日报】传递消息的史振泰先生。为什么我不告诉其他人全国人大对此信有回音?一是避免人们的兴致高涨,再加码。二是我正在书写” 民主运动必须公开化”。

因为我从不公开此信件,所以有关的人心里就非常紧张。一是不知道我究竟把这封信怎么了,到底发了没有?二是也不知道人大如何对待这封信件?因为根据这封信件的措辞当年确实是可以作为反革命追究的。几个月下来紧张之余所以他要求出国去。

其实这封信真的是发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这封信的复印件左下角有当时的发送挂号信件的收据。我牢牢掌握住一个原则,不扩散,不宣传,仅仅作为反映底层情况,并且也仅仅作为高层决策参考之用,所以这是无罪的。当然这些政治运作对于底层人物来说是永远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不需要向他们解释也不需要他们理解,更不需要报告事件的最后处理情况。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他们仅仅是想闹事,如果让他们一知半解地知道政治运作过程,他们甚至可能会指控我是中共特务的。这倒真是个麻烦事情了。

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这就像座驾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样,途中与其他车辆可能有交集,但是切切不可路怒万万不可纠缠,忘记了自己的行程和目的

顺便说说,林先生的字迹,公安的评价是阴柔。文风是文革大批判大字报。到了美国后才知道文革中林先生果然是个造反派小头头。再说其他的民运文章其实也都是文革式的大字报大批判。真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至于为什么以前不公布此信件,现在却公布?原因在于现在有许多所谓的老民运想跟我联系。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包括林牧晨信件中的许多人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听说过,我也从来不注意。况且林牧晨信件中提到的有一个叫什么鲍戈的家伙,因为我仅仅问了他一个失踪的人的情况,他就如获至宝地陷害我,让我坐了一年多劳教(包括在上海市黄浦分局看守所),还差一点死在劳教单位,到了美国他还不停地诬蔑我,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众所周知,在新语丝论坛上化名”转载”的就是此人。他在新语丝论坛 尤其是在 其他网站上诬蔑我二十好几年了,以前我从不搭理他。我在我的”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中把他的嘴脸暴露一下,不料他竟然真的疯了。

当然我非常感谢美国的警察局,当接到邻居反映鲍戈看了我的”女儿万里归国路” 在住宅里咆哮冲撞皇后区警察局当即依照人道原则把他送往精神病医院看护和治疗。这也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这其实也是间接地回答了林牧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林牧晨1993年6月6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二十五年后由美利坚合众国的纽约市法拉盛的警察局执行,时间也是够长的了。)说实在的鲍戈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精神上有些问题,却被人(各国的政治势力包括中国的黑暗政治势力)残忍地当枪使,他使我想起原驻香港的新闻机构负责人许家屯写的回忆录,记载了一个因为参加了六四游行而兴奋过度发疯的记者,反复了好几次,最后失去价值,被法国警方送还给中方。相比之下,鲍的结局还算是好的。无论如何我得承认美国的医疗条件要比中国更好些。

 

 

在这里我请人们务必记住,不识字也是可以写大批判的大字报的,文革十年中的顾阿桃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只要怀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就行了,只要怀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就足够了,用现在的国际政治形势和话语来说,海外的民运分子只要怀有对共产党和邓小平的仇恨就可以成为民主斗士和人权斗士的了。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理论,甚至也不需要事实就可以进行对既定目标的打击,把中国打回到第三世界去,甚至打回到 stong time (布热津斯基语)。

国际斗争三大手段,军事的-—— 武装干涉。政治的—— 以前是宗教,现代是意识形态,八十年代多出了个民主人权自由的理由。经济的——  税收,国际货币发行权,股市操纵,资源争夺,垃圾倾倒。目的把他国搞成弱,小,穷,愚:自己则,强,大,富,智。

当年顾阿桃的崛起是因为有叶群的支持,现在的民运则有外国政府和台湾的经济政治援助,背景大得多了,风头也大得多了,顾阿桃当年差一点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在依靠外国势力,没有文化没有理论只要反共反邓小平(现在范围缩小了只要反共反习近平)那就甚至有可能当上中华民主共和国大总统的。

这不是说笑话,委内瑞拉的瓜伊多就已经是委内瑞拉的准总统了。 这是确实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认可的无须通过民主程序而产生的一 国总统。这也是一个光辉的样板,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比照着做就是了。

 

 

法拉盛次声波之四

2019年2月19日

 杨週天聪                      

2/12/2019

在美国的网上看春运回乡大潮,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短短几天里将近八亿人或者乘轮船,或者乘飞机,或者乘高速列车,或者 乘普通列车,或者自行驾驶汽车,或者携家带口骑摩托车,浩浩荡荡地在江河湖海,在蓝天白云,在崇山峻岭,在高速公路,在田间小道上前行,前行去看望乡亲父老。十天半个月以后又浩浩荡荡地采用同样的方式沿着同样的空中和陆地和水上的方向回归岗位。那种亿万人群流动的场面,波澜壮阔的景象真正是前所未有。这些都尖锐地刺激着我的视神经和相连的大脑前叶。

人们回家时携带的是小件的现代化的产品,包括家电,服装和化妆品。回岗位时装载 的是大件的农副土特产品,包括新鲜的蔬菜,活的鸡鸭。爱心充盈的母亲甚至把一头活猪偷偷塞进女儿坐驾的后备箱里,看得我泪水随着笑声一起迸发出来。

               真正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

我们中国人的慈母的文学景象曾经是这样 子的,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仁爱的母亲为远行的爱子爱女缝制旅装: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观了。

不过把一头活猪塞进汽车后备箱的事件还真是第一次听到和看到,真是长知识了。天底下,世界上还有这样不顾天时地利人和表达慈母之爱心的!

回想一九六四年我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塔里木的胜利第十九农场,十多年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在春节期间和家人团聚。尽管一九六八年时我逃回过上海,但那是夏天。一九七三年第一次争取到回沪探亲,那也是夏天。

一九六六年上海的支疆青年家长造反队成立,上海青年在新疆的状况被彻底曝光了,尽管支疆青年家长造反队被上海工总司用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为由镇压下去,上海的支疆青年家长造反队的头头 陈志中 ❶ 被以反对毛主席指示等等的反革命罪枪毙。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上海的知识青年被动员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革命了。哪怕一九六八年红卫兵们除了极少数被分配到工矿企业的之外全部下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或者农场,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还是例外,不在上山下乡范围了。而且凡是家中有人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家中其他成员也被照顾不再有人被分配到农村或者农场。我妹妹经常说,她真的希望能代替我到农场去,哥哥太苦了。我总是笑笑,真不好搭话,一个女孩子到农场的可能的可怕遭遇真是无法向自己的亲妹妹说的。

我回家时总是两手空空,到农场时却是带着母亲和弟妹怕我忍饥挨饿而送的大包小包的大米面粉和米面制品以及猪油,还有肥皂和毛线衣等等日用品。另外还有朋友要我带的同样的粮食和油制品,足足有上百公斤行李。我都回忆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把上百公斤的粮食和粮食制品以及油脂带上西行的54次列车的,更想不起来在大河沿车站自己又是怎么能把这上百公斤主要是粮食和油脂的行李带上南下的卡车的。那真的只有神仙和超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我居然也都能干成功过!

三天四夜的火车,整整四天的戈壁滩的卡车旅途以及甚至可以治疗肾结石的颠簸。谈起来那不仅是心酸而且是可怕。

不过其中也有值得的回忆,一九七三年夏天,全国破天荒地放了三个东欧的电影。一个是南斯拉夫的”桥”,另外一个是匈牙利的”废品的报复”,还有一个就是罗马尼亚的”爆炸”。

当我从农场到阿克苏买汽车票到大河沿,走在大街上顺便想买一些土特产时,许多维吾尔姑娘围着我看,我心里觉得有些奇怪并感到不太自在,但见其中几个开放的维吾尔小姑娘甜美地对我笑着说,”你太像’爆炸’里的教授了。连走路的样子都像。”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在农场时,农场里的人们看过”爆炸”,都说我像”爆炸”里的教授,我就觉得奇怪。”爆炸”的主角是火神,市长和县委书记,教授仅仅是个配角而且没有太多的镜头,人们怎么会深深地记住他。认真地一想就明白了。原因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斗臭老九时,教授给人的印象是老态龙钟的动作迟钝的与时代隔绝的腐朽人物。

而”爆炸”里的教授却是个小青年,穿得很时髦,动作敏捷,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臭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所以当我这么个鼻子稍微高一点,耳朵略微大一些,走路快捷的年轻人同时又带着一副宽边深色眼镜的人出现,人们就把我和”爆炸”里的教授联想起来。

当年我回到上海,里弄里的人们同样说我太像”爆炸”里的教授了,我的妹妹也说我很像很像”爆炸”里的化学教授。

 ”爆炸”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是四人帮和造反派们以及红卫兵们万万想不到的。人们对臭知识分子的恶感从”爆炸”的上映就开始逆转了,知识分子成为人们心中的正面人物,教授成为人们心中的羡慕形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和好汉们始料所不及的。

几十年来的不同的回乡场景,使我深深领悟到的是谎言只有在彻底封闭的空间里才有效。开放则是粉碎谎言所构筑的无边黑暗的万丈光芒之举。开放或者叫放开,哪怕只因为小小的疏忽开启的一条微小的缝隙透进的阳光也足以照亮最偏僻最阴暗的角落。

 

附注 :

 

 陈志中一九六八年夏季被枪毙。公开罪名是组织和成立反革命小集团。

陈志中的妹妹叫陈志美,长得非常美丽端庄,一九六四年在胜利十九农场担任卫生员。

陈氏兄妹的父亲是中美合作所长。中美合作所原来是针对日本侵略的战略研究所,不知怎么竟变成了一个专门对付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机构。

—-  2/28/2019

3/11/2019 病愈,润必。

 

 

 

 

 

 

     这是网上截获的罗马尼亚电影”爆炸”镜头之一

 

   “爆炸”镜头二

下面是一九七三年我在上海和母亲弟妹的阖家照

 

family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十一

2018年8月12日

 

杨週天聪

8/12/2018

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星云说,这对物理学界来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贡献的,却长期以来被社会上风靡不衰的辩证法的诡辩论掩盖了永恒的光芒。

其实我们从牛顿的万有引力说,康德的星云说以及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说可以很自然地推导出一个物理公式。也就是说当物质不变时,能量越大,空间则越小。

Space =Physical: Energy

简写为:

S=P/E       

不要追究我是怎么计算出这个公式的:” 请给出整个推算过程!”我只能说是遵循了历史上著名的费马大律师的方法得出的。理由倒不是费马所说的是因为纸张不够,而是我的时间不够,精力不够,只能达到穷困处境的个人极限罢了。   

但是这个等式是可以验证的。在高能物理实验中和星际观察时这个等式都是正确的。

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个公式时就会注意到,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知道当空间为零时,能量就达到无穷大。学过一点点数学后,我们知道无穷大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如果无穷大是个确定数值,那么微积分就彻底破产了。通过对这个公式的演算,我们知道了能量不可能无穷大,所以反过来也证明了空间不可能为零。从这个式子也可以理解,不仅零不可以作为分母,无穷大也是不可以作分母的。

当前非常时髦的宇宙奇点说和微观黑洞说,其实都犯了一个假定无穷大或者无穷小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并可以作为分母,也就是说可以作为度量单位,最后都堕入佛教的无中生有说。把无穷大或者无穷小当作一个确定的数值这件事,使我想起曼德波罗的英国海岸线有多长的理论,他的错就错在无意中把无穷大和无穷小当作确定数值计算。也所以难怪当代中国的科技大学同时也是物理学界著名的校长会推崇佛教了。其实不要说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会推崇佛教,据说当代许多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推崇佛教。从理论上来说,佛教推广到全世界,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假定物理学的尖端结论不变,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却不是理论问题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还清楚地记得,苹果公司的创办人乔布斯也是相信佛教的。乔布斯其实是叙利亚人,从家庭和环境影响和地域上观察,从理论上来说他或者应该信伊斯兰教或者信基督教,但是他却偏偏信佛教,这不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事件。能够理喻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他是搞科技的,而佛教的无中生有说否定了上帝创造一切的西方共识,使得他能够提出创业不是为了满足现成社会的需求,而是要创造未来社会的需求之说,并付诸于实践,并且,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

也正因为现代物理学都倾向无中生有说,所以佛教才会从东方侵淫到西方。

这和传统的宗教扩散模式完全不同,即不是因为东方国家强大到侵略了西方,或者东方文化强大到盖过西方。而是现代物理的顶级理论肯定了佛教的无中生有这个古老的理论学说。其实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历代宗教的大范围扩散,和宗教所依附的当时研究的物理学说的程度有关。公元前佛教蔓延到中国不是因为中国是个无信仰的国家,也不是因为中国是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而是因为中国的物理研究落后,不能理解和解释许多物理现象和原理。而佛教的玄而又玄最后导致无中生有的学说俘获了许多中国勤于思考的高级知识分子。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信的其实是佛学,而不是世俗的佛教,如拜菩萨,烧香许愿之类,更不是甚至因为要从事盗窃,强奸,杀人,放火,投毒等罪行的事前事后求菩萨保佑之类的精神交易行为,而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个人的精神探索行为。

当我们仔细研究S=P/E 时,如果用M 替代P (设M 为精神,思想,求知欲等等)无限压缩时需要无穷压力,没有无穷的压力,当然也就没有无限的压缩,而且当M 被压缩到一定程度时,存储的能量就相当大,一旦被释放,就会空前的扩张,也就会爆发出思想的革命。中世纪的西方就是因为宗教的压力空前强大,导致人们的思想被压缩到极点 - - 注意不是压缩到奇点或者黑洞 - - 终于爆发为文艺复兴,科技革命。而东方的古代没有强大到压缩社会思想的宗教压力,所以东方只有轮回式的政权更替和社会造反而已,也之所以中国的三国演义总结说天下大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总是一种同质性的轮替,并没有实质性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和科技革命。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不是什么文化革命,而是实质性的政教迫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对上海市团市委组织部长张迅先生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民族灾难,关于这段对话其实是直达天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实质性的政教迫害的压力之大,使得人们的思想和生存空间被压缩到如此小的田地,这也就具有了超级的爆发能量。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在上海的人民广场爆发为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实事求是地说,点燃这次新文化运动导火索的是思想先行者林立果先生。我们不去管他父亲 林彪的种种为人不齿的政治权谋,林立果本人的一九七一年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是有着无可争辩的启蒙地位的。

下面引数段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重要段落: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

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在此引论的基础上,我必须客观地说,是林立果点燃的这个导火索七年以后引爆了中国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不然谁敢批评毛泽东,谁敢批评中国社会,谁敢要求改革开放,谁敢要求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林立果提出的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社会法西斯主义是什么?那就是纳粹的展开写法。

学过一点政治经济学的人其实心底里早就知道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见诸于文字。这是超过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任何中国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所能企及的深度的文字,写下来甚至说出来那都是要杀头和枪毙的。

( 以上引文全引自 百度搜索引擎”五七一工程纪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2%80%9C571%E5%B7%A5%E7%A8%8B%E2%80%9D%E7%BA%AA%E8%A6%81/721591?fromtitle=%E3%80%8A%E4%BA%94%E4%B8%83%E4%B8%80%E5%B7%A5%E7%A8%8B%E7%BA%AA%E8%A6%81%E3%80%8B&fromid=2659880

 

“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等等等等。

这都是些石破天惊的醒世恒言。任何一个中国的社会学家当年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个胆量写下以上文字。然而任何想无视这些文字的知识分子都是对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人。老实说,我本人在上海人民广场的很多演讲就是导源于林立果的天才论述,只不过从来不敢提也不便提林立果的名字罢了。但是我由这些论断展开的演讲却是非常得人心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以华国锋,汪东兴,陈永贵等为首的文革既得利益受益人,反对为文革前后受到冲击的干部平反,工作会议上的大部分人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康生同志。康生同志的夫人曹轶欧面对人们指控他丈夫就是克格勃头子,专门陷害忠良的罪行甚为恼火,同时因为有华国锋,汪东兴,陈永贵等为首的文革派人士撑腰,她敢于在会上公开撒泼。我必须申明,我不是歧视妇女,实事求是的说,当一个女人撒起泼来,任何有修养和权威的男人也都是无计可施的。

中央工作会议几乎无法进行下去。

面对这个情况,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前,(我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人民广场演讲的),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和团中央派了第三梯队到上海交大与校长杨酉接洽,想听取上海人民对康生的看法。因为上海市是四人帮的老巢,上海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特别欣赏康生,尊称康生为康老。中央演讲团在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的组织安排下到上海市人民广场演讲,为了确保治安,人民广场的入口处全由工人纠察队和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的警员严守,只容许有工作证和大学校徽的人士进入。

我在诸暨打工时并不在我的表姐林琦所协办的社办工厂里上班,因为社办工厂只是做一些环氧树脂反应釜罢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为了以后能够独立谋生,于是由表姐拜托跟随了当地一个著名的油漆匠学艺。当时我从诸暨回到上海准备采购做油漆工所需的工具以及当年最紧张最行俏的清漆和蜡克。我住在离人民广场不远,听到人民广场有中央委派的代表团在演讲,早就渴望着时代有变迁处境有好转的心理就驱使我赶到人民广场听取中央最新消息。

当时我穿的是军装,为什么不穿便装?是因为我平时不舍得穿我妹妹杨雯为我定做的新的卡其布列宁装,尤其是准备到人群拥挤的场合,所以我就身穿军装前往人民广场。

因为我身着军装,而演讲团的人们恰恰也是穿军装的。所以纠察队和警员一看误以为我是第三梯队的演讲人就放行我到人民广场里去。我进入广场就被人们包围起来要求我演讲,于是我就讲了四条汉子的事件。这里要交待的是,我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刘少奇的爪牙,尤其在早先时,一九六六年九月下旬(也可能是十月,记不太清楚)在塔里木三总场召开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时,总场党委书记高呼口号打到四条汉子周扬时,误喊成打到杨週。经秘书提醒赶快改正说到,”杨週是个好同志,杨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周扬才是坏蛋。”因为誓死大会是塔里木南岸各农场用广播喇叭直接广播现场的,我的名字在整个塔里木南岸的各农场立刻家喻户晓了。后来因为运动的深入我也成了坏蛋,杨週这个名字和周扬这个名字就无所谓会不会叫错和不叫错的问题了。际会因缘我就特别研究了鲁迅和四条汉子的 纠葛,提出周扬先生当时是上海文艺界的地下党负责人,接获内部消息,向鲁迅先生提醒冯雪峰可能是个叛徒,这是根据党的原则办的事,没有什么错,只是方法不对,不尊重革命老前辈罢了。而鲁迅先生把事情公之于众,使得周扬等人的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上海到延安工作。这完全是可以查清的历史公案。四人帮小题大做是完全别有用心的。

我的演讲和官方长期的说法不一致,听众大声鼓掌和喝彩。这里要说一点局外人不知道的广场演讲场景。当时演讲并没有麦克风,我又是站在平地上演讲,但是听的人很多,簇拥在外层的人听不清或者听不到,于是有人就组织起来手臂挽手臂齐声呼喊” 一,二 ,三,坐下。”于是围成一个内直径约十公尺的大圆圈。一层层的演讲同心圆就此在广场形成。内层几个大圆圈的人都是坐在地上的,大圆圈外层的人才是站着的。那种会场秩序至今回忆起来都非常令人感动。为什么如此秩序井然,根本不像是在社会上演讲,却好像是在单位里演讲,在部队里演讲,究其原因,是因为听众都是职工,机关干部和高等院校的师生。我的演讲很成功,在鼓掌和喝彩声中有人问,请问演讲人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就是周扬这个名字颠倒过来叫就是了,我叫杨週。但是这个週不是姓周的周,不要误以为我的姓名是父母亲姓氏的合写。我的母亲并不姓周,我的週是繁体週而复始的週,老子的週行不怠的週。

我不隐瞒我是上海本地人,不是北京派来的演讲团。

因为我直接宣称了自己不是北京派来的,而是上海本地的演讲人,似乎激发了上海人的自豪感, 我的演讲盖过了中央演讲团的风头。大概三天以后中央演讲团就撤离了上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共上海市委专门派来几个当时了解广场演讲的老公安与我对话。我一听他们说的场景,立刻判断他们讲的才是真实的广场的演讲实际情境,因为唯有当时确实身在现场的人才能知道细节。

我在海外一听有些人说是他们发动的民主运动,一讲到细节就知道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胡编乱造的故事,无足轻重的琐事,甚至是偷偷摸摸的私人事情。

.........

新思想,新观念,新文艺,新技术,新工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惊呼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于种种政治原因,人们不能给出答案,不是人们不知道答案,而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原因使得人们不便说出来罢了。

这里告诉人们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九八零年,有人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新来的教练”,直指新文化的源头,但是被当时的极左分子一直视为眼中钉,到了一九八四年还因为文学评奖原因拿出来说事。极左分子抓住”教练,十七岁少女,土壤改良,出国 ” 等字眼,捕风捉影的说是为持不同政见者立传呼吁,作者只好在”文学报”上发表长文辩解说不是为持不同政见者呼吁,而是为自己的表哥说事,总算勉强过关。

其实真正敢于正视现实和历史以及理论的只有党内的高层人士,比如周扬等人,但是即使身居高位同样逃不了暗算。在左王邓力群的纵容蛊惑下左派人士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连篇累牍地攻击周扬先生是社会上持不同政见的后台。陆芸先生曾对我感叹过,现在看来民运中似乎没有什么人才。不要说民运中没有什么人才,连”社会”上也没有什么人才,人才都被共产党搜刮光了,漏网的都是些小鱼小虾。活了一辈子我只见到极少数几个漏网的大鱼,如方舟子等,其他早就被共产党的组织部网罗进共产党里了。封建时代的唐太宗搞了个科举制度把天下人才尽收彀中,中国共产党搞了个组织部把天下人才搜刮一空。认真地考察当代中国社会,中共的宣传部门和军事部门不是最厉害的部门,即所谓笔杆子和枪杆子。最厉害的部门其实是组织部门,各行各业的人才基本被组织部门搜刮一空。这么显明的事实只是人们不想说罢了。

我的温州朋友南飞宇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被动员进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上海朋友姚振祥因为我的牵连前前后后坐了共产党八年牢,比我本人坐的牢还要多出一倍多,他的女儿姚月洁因为是上海电影学院导演系优秀的研究生,也被动员进入中国共产党。人才用不用是一回事,入党不入党是另一回事。总之人才必须搜罗干净,即使不用也不能流落社会,被他人使用。

我有时候苦笑我是不是个害人精,和我有牵连的人虽然有些被动员入党了,但是都被冻结前途。最令我难过的是姚振祥和他的一家,受我连累太深了。如果真的有地狱的话,我想我是要因为连累了姚振祥和他的女儿的前程在天堂或者地狱挨鞭打的。

我不相信时间会塌缩,空间会形成奇点,过去的只能过去了。仰望星球,那里能被我们观察到的一切,都是从前的东西,无一例外都是过去式,唯有我们身处的此时此地才是现存现在。

未来在何方,不在天际,只能是从现在的下一秒开始。

(未完待续)

 

 

1).    根据以上空间和物质及能量的公式可以得到空间最小单位:

  1 / (9 * (10^16) * (m^2)) =1.11111111 × 10-23 kilometers per liter

 

2).    我猜想这也就是光子的直径了。

附:

中文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9%87%8F%E7%BA%A7_(%E9%95%BF%E5%BA%A6)

 

m

單位

事物

10-35

 

1.6×10-35 m

普朗克長度

1.6×10-35 m

一個的長度。

……

10-24

攸米(ym)

20 ym

1 MeV中微子有效截面半径

 

 

整修巨舰,破浪前行 —— 关于中国的修宪问题

2018年2月27日

杨週天聪 Tuesday, February 27, 2018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二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宪,在国际上崩出一股反华高潮。非常奇怪的是这些渴望着中国分崩离析的反华媒体,都打扮成维护中华法统的当然卫士出场了。人们毫无预知的是突然地看到他们全变成爱护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的卫道士和侠客了。我作为中国维护宪法的第一人,目睹这一切,真正有被喧宾夺主的感觉。说一句认真的话,我都还没有说话呢,其他人怎么就开始抢跑道了。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啊!?

作为在中国真正维护宪法权威的首要人物,我想说,当初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的 —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想到,刘少奇被非法废黜的情况是对宪法的亵渎呐?怎么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想到,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侵害呢?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想到要让全国人大为此向全国人民道歉和恢复刘少奇先生名誉的呢?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想到要重设国家主席的位置的呢?

请那些 当初可能是糊里糊涂的人现在看看也不算太迟: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请你们把突然重视中国的宪法并因为第一次触摸到中国宪法而兴奋得神志胡智的乱分析的本事整理一下,清楚地向全世界的人们分析一下上面这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告究竟是在说什么?如果你们 实在因为要捂住一点犹大的钱币不肯说,那么我来告诉你们吧,这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破坏法制是正确的断言!

如果真的有点法制观念,有一点道德良心,有一点头脑的话,应该知道,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报告。

可能 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肆意伤害法制时并没有伤害到你们身上,所以你们植物神经麻木,大脑皮层平滑,甚至处于大量分泌内啡肽的愉悦状态。但是被伤害的人们是刻骨铭心地痛苦着的。

借用某人的话来说,那时最需要你们表态和表白的时候,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在网上看到一些真的不知道是从哪里蹦出来人大吼大叫自己是一贯维护宪法的,这样的一些无名人士都是些什么人,玩的什么把戏?如果他们在我的要求为刘少奇平反和要求重新设置国家主席等修宪要求的信件,附加签名或者追加签名,我本人将终身感激,中国人民也将永远铭记的。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重要事件,可惜并没有这种真正视宪法为重的人士出现。所以当我看到一批莫名其妙的人,什么乌七八糟的帝师,什么自封为高参的跳梁小丑,现在突然说自己是一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权威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他们就没有感觉到自己这样的表演很有点下作吗?

请看看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是这么表述的吧: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1),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近一年来(2),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以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五中全会庄严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同时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一一进行平反。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3)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你们这些现在狂呼乱叫要维护宪法权威的人能体会到这段话是通过多少人的抗争才形成共识的吗,能明白这是由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宝贵的自由代价和青春年华得来的吗?

我得到刘少奇国家主席平反的消息正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还在吃着牢狱饭,你们能体会到我内心是多么的汹涌澎湃和激动万分吗?

我那时在社会上可以说是孤军奋战,唯有党内的有识之士为我撑腰。说起来真是无尽的伤感,诺大的一个中国少有民间人士与我共鸣。静夜反思,确有云端凌风的空旷感。

弹指间,人间沧桑。

如果说没有赶得上一九七八年为国家主席的被非法废黜和重新设置国家主席的信件发表的时候签名,那么我在二零零二年在美国公开发表的要求修宪的信件总该看到的吧。怎么也没有人签名呢?

我的二零零二年的要求修宪的幅度比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二中全会的建议更大,我要求国家主席的任期修订为七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把国家主席的任期改为每届七年,而是仅仅去掉了二届的限制,这个变更比我修宪的要求幅度为小,居然也就被攻击为终身制,皇帝制了!

有终身这个字眼吗,有设立皇帝这个表达的吗,海外媒体胡说八道到神经错乱的地步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了。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没有的字眼也可以塞进宪法里去评论的!?

我比中国共产党早十五年就要求修宪了,你们总不见得会说我是习近平十五年前派到美国来事先放风要求修宪的吧。因为我要求的国家主席七年制比仅仅去掉二届的提议的难度更高。

我真的还为中国共产党没有采纳我的国家主席七年制而庆幸,不然真的不知要被攻击成什么了!

如果要说是做皇帝,鉴于成天关心中国共产党的党制的人应该明白中国的党总书记是比国家主席的实权更大的职位,但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并没有规定两届,怎么这就不见到攻击为是真正的皇帝制?

从我们的国家规模,从我们的国家任务,从我们的国家建制提出一些改良和改革的要求是本着保证国家的稳定,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的目的,这也能扯到皇帝制终身制上的?令人最奇怪的是有些在无总统任期限制国家的人们却强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任期制,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对居住国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呢?关心自己宣誓效忠的国家才是为人之道。

世界上没有一部宪法是完备的,都有无数漏洞,就连美国宪法也是很不尽人意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将就着用,保证国家能正常运作人民能正常生活,社会能正常存在和发展就行了。世界上没有哪一部宪法是超过二百五十年不修改的。能修修补补用着就不错了。

一七八七年的美国宪法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了,美国宪法不是有好几十个修正案吗。对宪法的修正就是为了保障人权。那些想要打碎国家机器重建国家机构的才是会肆意践踏人权,伤害民众的邪恶人士。

那些成天想着要让中国搞颜色革命,雨伞运动,太阳花运动,疆土分裂,民族战争,政党恶斗的权谋人士才是真的凶猛之兽。

中国当下要修正宪法某些条款和某些表述就是为了确保公民的权力和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从而保障中国这艘巨舰在波涛汹涌的国际环境中平安驶达彼岸的明智之举。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十

2018年2月22日

 

杨週 天聪Thursday, February 22, 2018

一个有灵魂的人,绝对不是徒有外表的。徒有外表的人,那是假人。在当今科技发达的背景下,用有机材料可以塑造很逼真的人,如果内装机械和电子运算器,甚至可以模仿人类的任何行为,但是那还是假人。

真正的人是有自主行为的人,所以我们评价一个人,主要也就是观察她或者他在一系列不重复环境中的应对行为,尤其是非常时期的卓越行为。我们喜欢看不杜撰的传记,喜欢看真正的历史的缘由就在于我们喜欢真的人,真的事件。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瞻仰,而是借鉴来应对非常事件。但是特殊情况的特殊反应的借鉴几乎是没有用的,当类似非常事件出现时,其实背景和各种参数都是不同的,用借鉴来的方法应付非常事件几乎是无效甚至适得其反。我们的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和有效性只是为了应对常规事件罢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对每一件常规事件都去研究和思考,那么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徒然浪费有限的生命和财产。

当出现了非常规事件,说明它的出现一定有许多特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错把特别因素当作普通因素,那么我们将手足无措,甚至遭遇灭顶之灾。

同理,当常规事件展现时我们用非常规心态去应对,其实是精神错乱的反应。上海人有一句下里巴人的话说,”穷人想造反,痴子望天坍,”比较阳春白雪的话说是”杞人忧天”。两种说法其实是一个意思,一般来说要用平常心对平常事。这是社会的常态,也是人类的和平和稳定时期。

但是在非常态社会,人类的非和平稳定时期,这种平常心,往往导致非常悲剧的后果。

观察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由一连串事件构成的,当一个人盖棺论定的时候,好像每一个事件必然会导出下一个事件,其实不然。每一个事件导出的后续事件的可能性是无穷多的,之所以导出我们观察到的事件,完全是各种参数的互相渗透影响作用的集合使然。

我的个人人生就是如此。回忆过去,我可能完全会是另一种人,另一种生活,各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因素的运算结果,才让我的亲人和朋友看到现在状态的我。

一九六三年春季我被街道派到上海市共舞台当领票员。领票员这个职业,现在我真的还不知道大陆有没有了。这个职业是干什么的呢?这个职业是把那些开场后迟到的观众在不干扰他人的情况下带到预定的座位。

当年的领票员每天的报酬是三毛钱。相当于最后排座位的两张票钱。在大上海,三毛钱的日工资,一个年轻人,串联起来想想,现在的青年人可能会以为我在瞎编故事。其实查查当时上海市的最低生活标准就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工薪收入。那时上海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个人每月八元。当时上海有许多社会青年,社会青年其实就是失业青年,他们被他人以及自己称为”社皮”–一无所有的大城市里的穷光蛋的 社会地痞的戏称。能有三毛钱的日收入,在社皮里相当不错了,至少可以说是脱离了社皮的阶层。所以当有人问我在哪里上班?我就可以骄傲地说在共舞台上班。做什么工作?领票员。至于工资我是从不对外人泄露的,那是我的”国家级机密”,说出来会被人整个地歧视的。

当年的共舞台主要是两个剧团包演,一个是新华京剧团,主角是号称江南一条腿的王少楼。另一个剧团是少壮越剧团,主角是张云霞。间或有南昌杂技团来演出过,或者其他的话剧团来包过场子。我从小是喜欢看翻译小说,尤其是喜欢看写实小说长大的,不喜欢看光怪陆离性别角色颠倒的戏剧。京剧团是男的演女的,越剧团是女的演男的,这两个剧种的性别错位的演出我看着别扭。所以当剧场开演过半时,我往往离开最不喜欢看的夜壶脸演出,通过共舞台二楼的暗门潜伏到大世界看其他各种演出。” 夜壶脸  “( 或许应该写成”野污脸”才正确)是当年上海的小孩子和小青年对京剧脸谱的简称 。

说到王少楼,想起一个小故事。王少楼他的儿子也到了新疆,和我同一个农场。我们同时和一个女生比较谈得拢,他居然放风要收拾我,可能他认识我,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但是他仅仅从女生嘴里听到我的名字就怒火中烧,真的也是个性情中人,大概继承了他父亲演员的感情和反应基因。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魏全宝先生曾经从外州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弗罗里达州见到一个新疆十七团来的人,问他认识杨週吗?他说杨週先生,十七团的人谁不认识他?但是杨週不会认识我,杨週是当官的,我们是普通百姓。这个就更离谱了,我没有到过十七团,更没有在十七团当过干部,我想纯粹是他道听途说瞎联想起来说了。所以我对魏全宝先生说,不要听他瞎说。说到十七团,我倒是知道的,以前叫胜利十七农场。胜利十七场最有名的上海青年是鱼珊玲,她也是全兵团乃至全国都有名的人物。她的经历和我有某些地方相似,我记得她和想重点提到她,是因为有一件事,使她令我终身感激。

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某些人想收拾我,派了《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到胜利十七农场采访鱼珊玲,问她上海青年到新疆参军的体会和收获。据说当时还有中央电视台。面对中央的采访,她说,我们上海青年到新疆是上当受骗了,这次她没有再说假大空的套话,直接证实了我写的《痛苦的日记》的真实性。中央大失所望,当着许多新疆青年的面只好对她说,好好学习吧。但是鱼珊玲的全国标兵作用从此也就被废除掉,中央重新树立了一个在北疆的名字叫杨永青的女青年代替鱼珊玲。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我被捕以后,为了再次核实上海青年在新疆的真实情况,我的陶承办也亲自到新疆调查过我和实地考察南疆的情况,并在审讯时告诉我,”我们调查过了,你写的《痛苦的日记》是真实的情况”,所以当局才没有追究我的《痛苦的日记》的反革命煽动罪行。

至于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王少楼的新华京剧团,其实当年在所有的京剧团里新华京剧团应该算是最正常的了,里面的女演员全是女子扮演的。也因为有女子在京剧团里扮演女角色,其中的绯闻就很多。比如在《开天辟地》的演出时,人们就说王少楼和小姨子有暧昧,真的假的不知道。在舞台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流言蜚语在各种剧团里面都是很多的,即使一个普通的杂技团里也是绯闻漫天飞。所以我个人认为历史上的京剧团的女演员要用男子顶替,可能是为了避免伤了老戏骨老戏迷的感情。当然我必须强调这只是我个人的瞎猜想罢了,没有什么依据,也不可能有依据。

非常事情只有非常理由。

如果我一直在共舞台干下去可能会转正,成为共舞台正式员工。然而一九六四年春季,江西南路里委会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找我谈话说,你不要在共舞台做了,到里委会做动员知识青年到新疆的工作。动员工作结束后原来的团支部书记到新疆去,你留在江西南路居委会担任团支部书记,一个月十八元工资。这对我一个月才八元收入的人来说太诱惑人了,所以就全心全意投入动员知识青年到新疆的工作。

当时一九六四年动员上海青年到新疆的重点宣传材料里就是鱼珊玲的事迹。上海市四川南路街道江西南路居委会为什么选中我担任动员上海青年到新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因为我曾经给《支部生活》杂志写过一篇名为《用阶级斗争的火焰烧尽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文章。这篇文章我用的是假名,叫LIU ZHONG JIAN。 我想公安部门唯一见证我这篇文章发表前的调查过程的人是张凤年老先生了,当年他曾在四川南路派出所工作过。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九日我又被捕以后,上面把他从已经安度离休的日子临时召回到公安部门工作,他见了我劈头就是一句火药味很重的话说,”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从小讲话就一进一出!”

可能旁观者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是知道的。他是指我曾经给《支部生活》杂志写过文章,左得很。因为他本人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和被迫害过的,所以很反感曾经左过的人。我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回敬道,”我从小就是反革命了?”

幸亏那篇文章用的是假名,现在的人们不妨去看看署名的情况。在大标题下 署名的前面的职业或者叫头衔是”社会青年”。当年的街道和派出所要求用真名发表,也幸亏《支部生活》的领导坚持尊重作者的署名权。不然,用真名发表的话,我将一辈子背一个社皮的外号。

社会青年其实是个很耻辱的称号。

在街道和里弄里搞宣传工作,说些很左的话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特征,不过我比较显眼点罢了。一个在解放日报工作的人对他的女儿也就是江西南路居委会的团支部书记说,杨週这个小年轻的笔头很硬,以后是块料作。也因为我是块料作,所以街道党委想让我顶替他的女儿担任江西南路居委会的团支部书记一职。

动员社会青年到新疆的工作在顺利开展。这里要声明一点,在校学生报名到新疆不是我们动员的,在校学生报名到新疆是在报纸强大的宣传下主动报名的,他们的生活改变和我们这些做动员工作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我接到动员名单,凡是和我一起玩过的人我也一律不肯去动员,我动员的是以前不认识的男女青年。那些我所认识的社会青年一九六八年全部到了上海附近的农场工作,其中一个有名气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在《新民晚报》登过报的 “有仙风道骨的” 国画大师蔡大雄。有人说其中最有名的其实是副国级人物,我不认识,也不想攀附,更不想瞎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市的社会青年只提及到这里为止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江西南路团支部书记知道了我将代替她的消息,据说她哭了三天,说凭什么杨週不到新疆去,街道党委只能跟她说,杨週和你一起报名到新疆,如果身体检查下来他的肺部疾病好一点你们两个就一起到新疆。人们看着我和她一起报名,团支部的组织委员还安慰我,你是不可能被批准的,走个过场罢了。谁知道我也被批准了,气得我也病倒了。

街道党委赶紧通知我母亲的单位,让上海市财政局做我的思想工作。说五月份这一批你就暂时不要去了,等十月份再去。总之必须去了,既然迟早要去,我也就硬下头皮,选择早去算了。江西南路团支部因为我们两个都走了,只能从其他居委会调派了一个男青年到江西南路居委会担任团支部书记。

我曾想如果我当时不是头脑发热急于当团支部书记,不参与动员社会青年到新疆的工作,等动员工作结束之后,我自然而然地会当上江西南路居委会的团支部书记的。尽管团支部书记的工资不高,但是名声好听,也有利于我的写作。

说老实话我是不会头脑发热要革命的人,我一生只是喜欢学习罢了。我已经到过汪东兴同志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我知道一切宣传都只是宣传而已,和实际情况有重大出入,甚至相反。问题是你参与了搞政治宣传,即使你很有搞政治宣传的经验,想保持自己超然地位,最后的结果也是会身不由己地陷入政治宣传的漩涡里的。

 这位江西南路原团支部女书记被委任为到新疆的那批青年的中队长,对口的是到了新疆就担任排长。我则担任一个男青年的小队和一个女青年的小队联合起来的混合队长。据说这是到新疆参军中的唯一一个男女新兵的混合编队。这也是特地为了摆平我和原团支部书记的矛盾的特 别举措。离开上海之前,这位女书记的在《解放日报》社工作的老爸还专门找我们两个谈话,要我们两个人团结友爱。至于我心里的感受请原谅我永远也不想说出来了。

我到了新疆后半年不到就调任值班部队当文化教员,但是因为同时接到赴沙井子土改所学习的调令,我选择了到土改所。

命运又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在沙井子学习期间,我留在连队的行李箱子被人撬开了,个人东西被一个叫Pen Bo 的家伙盗窃了。一九六五年夏天回到连队看望,听说此事,心中很是恼火,于是我和我们胜利十九场的党委书记高维华说,我不想当技术员了,我要到基层锻炼。他问我为什么?并说党培养一个人是要花许多资源的,你为什么中途不干了?我的理由是土改所除了党支部书记外,没有一个是党员的,我想早日争取入党。这条理由听上去很冠冕堂皇,高维华也就批准了。

我回到连队担任这个盗窃者的政治班长,说人没有报复心是假的,我不会给人打了左耳光再让人打右耳光。我绝对没有如此的大度,如此这般的宽广胸怀。我只是不动声色地在他面前不断进取,使他难堪,使他无地自容。让别人羞辱他,侮辱他。

我虽然阻止别人打他但是也从来不会宽待他,有好几次他跟我犟头倔脑不服从指挥,我都毫不客气地训斥他。他自持他老爸是解放军上校,认为可以压倒我这个国民党反革命子弟。我们的连长是个连师长都敢顶撞的号称塔里木四大金刚的张连长,有一次干脆指着他的鼻子痛骂:”你真的以为自己是解放军上校的儿子?!我们查了,你只是个右派分子儿子,你想干什么了?!场党委早把你的材料送到我们连队里。杨週班长命令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不服从命令,我立即关你的紧闭,你信不信!”

几次被连长和指导员训斥以后这位解放军上校的儿子才老实了。后来我担任了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兼治安调查委员会主任,当然更不会给他好颜色看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又不老实了,串联几个人贴我的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塔里木的三总场召开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我和当时的十九场的政法股长押送 一百多个 有问 题的人坐军用卡车到三总场参加 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誓死大会。

其实那时我是提出让我把PEN BO 这个家伙带到三总场去的,可能当时因为他在塔里木河边放羊,无人替班,上面没有批准,所以只得带领一个大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叫xi de quan  和  犯过一些小错误的名字为 ge jing bao 的原

副业队的文化教员 等几位 参加三总场的震慑反革命分子妄动的大会。

大会在三总场的大院子举行,在东,北,西,三处的联排屋顶上架着机关枪,枪口对着会场。会场南面是三排荷枪实弹的值班战士。大会上,三总场的党委书记严厉地警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如果蠢蠢欲动,要想干扰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坚决镇压,就地镇压。为了表示党委的决心,南面的值班战士在三总场党委书记挥手说到”坚决镇压,就地镇压”时,立即对空射击了大约有半分钟之久。场面十分震撼。

这次响彻塔克拉玛干大戈壁的枪声长久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永生难忘。

我是看过大量反右斗争资料的人,根据历史的再次演绎,当然推算出凡是想趁机在政治大运动捞一票的人,以后一定会被彻底清算的。

但是我估计错了,同样是党中央发起的十年一次的政治大民主运动,此次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到一九六七年一月新疆建设兵团终于突破了中央军委的十二条,兵团也开始了全面混乱的局面。

此时此地,我也拿pen bo 彻底 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还被任命为胜利 十九场宣教股助理员,这个职位和连级干部是平级的。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可能不懂,部队里的政工干部其实是比平级的干部要高半级,所以宣教股干事相当于副营级。尽管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文件就中止了在五一六通知以后的突击提干入党的有效性。但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这也就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科学论断 —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落到了国民党手里是正确的。仔细回想起来其实从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布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宣判了我的政治生命的终极。

我眼睁睁看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大字报从批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批旧党委,夹带着批我,到最后铺天盖地批我,我的处境就好像一个打了大败仗的将军,面对着兵败如山倒的战况时, 深刻体验着无可奈何和无比沮丧的心况。

这也就埋下了我要背叛我这个曾经宣传和鼓动他人去”革命”的念头。一九七五年新疆兵团划归地方管,我也就名正言顺地抛弃了革命的初始点,回到了上海,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

但是那时我并没有人类要生存的基本要素和最重要的条件:我没有户口!

现在的人们可能根本就不理解没有户口的困境,尽管我跟着表姐林琦在浙江省的诸暨打工,认识了许多诸暨漂亮的女孩子,但是她们一听我没有上海户口全都拒绝了。人生的迷宫历程到了此时其实是死路。中国的城市户口制度其实是把人们划成了地域等级甚至生存等级,大半个中国兜下来,轻易地放弃了上海户口就变成了贱民,连个粮票都领不到,至于其他的生活必须票证更不可能有,生存的基础被连根铲除掉了。

没有户口没有身份,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难民,贱民,而是黑民!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九

2018年1月27日

 

杨週(天聪)2018/1/27

以前在土改所学习时,我的主任教师卫镇陆先生曾经讲过:”你们这些莘莘学子要记住,任何一门学科的人都会以为自己的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最高精尖的。热爱本学科是对的,否则就没有学习的动力;但是以为自己学的是世界上什么事情和问题都可以用本学科的原理解释,这就非常有害。尽管本学科涉及到很多方面,但还是不可能概括和包罗一切的。”这句话只有当自己接触更多的学科和更多地接触社会时才领会它的深刻含义。

其实我们人类从一开始会思考就幻想能掌握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方法,理论,体系,主义,信仰去应对错综复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关系。生物在通过漫长的四十多亿年的生存证明单体是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所以需要不断进化,但是单体如果结合为社会就能保持自己的单体基本性状延续下去。现代蚂蚁和蜜蜂的个体性状和一亿年前的单体性状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异。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每个单体都以牺牲自己的生存基本原则的一部分而得以延续自己的单体性状。比如工峰本身把自己的生殖能力封闭掉了,蜂王把自己的自由行动能力禁锢住了。

把人类的科学看作成独立生命体,人类的学科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们都把作为单个生命必须要有的愿望能力废除掉一部分,才造成科学这个群体的延续和单体学科性状的保持。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工峰是蜜蜂社会的奴隶,同理蜂王也是蜜蜂社会的奴隶。工峰没有生殖功能,只有打工的功能,像个打工的奴隶。如果有一个或者几个打工的奴隶突然想恢复自己的生殖功能,开始谋反,就会被大多数循规蹈矩的其他奴隶干掉。而蜂王则只有生殖的功能,没有自由行动的功能,连觅食的功能都不具备,像个生殖的奴隶。如果哪一天蜂王厌倦了生殖的生涯,没有一个正常的工峰再会侍候她,那么她的死期也就到了。

生物界只有这种互为奴隶的社会才一成不变。每个单体也基本恒久保持自己的性状。在自然界想保持个体的完整性的结果只能是独居或者群居,只有当且当能牺牲个体的完整性,互为奴隶的动物才能组合成社会。

自然界的动物社会大多数是昆虫类进化成的社会结构的生命延续现象。人类从有意识开始就知道要保持自己的性状只有组成社会。但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奴隶。每一个人都想保持自己完整的生命功能。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人类社会不可能像昆虫社会那么稳定和永久。有人说性是生命的永远主题社会的永远主题,其实那是胡说八道。社会性动物的性只有在分巢或者建巢时才有意义,如蚂蚁或者蜜蜂类的社会动物。

有一个摩门教主自以为自己是有生殖功能的而且是唯一有生殖功能的人,其他人只能是奴隶。这就发生了一个无法调和的困难问题。

动物界凡是打工的奴隶都是没有生殖功能的个体,你是个摩门教教主和有生殖功能的成员交配,本身就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动物社会的定义和要求。你的每一个后代也都是有完整的生命功能的人,造反是必定的。尚且当你的生殖功能一旦衰退,你的生物学性的王位就没有了意义。自然界进化出来的动物社会成员负责生殖功能的奴隶是不和打工奴隶本身交配的。所以社会的主要成员全是女性,王是女性,打工奴隶也是女性,甚至打仗的也是女性。这就防止了生殖和打工打杂打仗的互相混杂的情况。男性只是个闲散人员,保证一定时期的交配功能,其他时间是多余的,生存也是多余的,不像女王有不断生殖价值,所以男性动物并没有受到特殊保护特殊待遇的资格和情况。

所以一个男性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的王是不会永久的,而是暂时性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群居动物的首领罢了,一旦老了或者失去了生殖优势就被赶出群体,或者被其他有生殖优势的外来的或者内部的成员淘汰掉,比如狮子王,猴子王,牛王,马王,山羊王,等等等等。像蝙蝠类鸟类的动物活动范围太大或者活动性太强,尽管群居连王都不可能产生。

既要保持种群的延续又要保证个体的完整,人类社会是生物界最特殊的组合。它既不像动物社会的严格的母性尊严制度,又不像其他动物群体的雄性称霸制度。她是地球生物唯一的特殊组合制度,她的不稳定性和变动性和不中断性是很复杂的。

但是问题是人类社会究竟是靠什么组合的呢。她肯定不会是动物社会母性功能分配的基因决定,又不是靠雄性强势基因选择决定。那么人类社会的组合的啮合剂究竟靠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趣和严肃的问题。

纵观古今中外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人类社会发軔之初靠的是信仰。信仰或者它的高度发展的形态 – 宗教现象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宗教绝对不是什么统治阶级为了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有人说道,宗教就是统治阶级为了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毫无根据地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人类社会还没有统治阶级出现之前就有了信仰或称宗教 ­– 有完整形态的信仰。宗教或称信仰是调和生物界母性尊严和雄性称霸的社会啮合剂。她根本就是自然界的衍生产物,不是人类设计出来的,而是人类社会自然发生的。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五花八门的信仰和宗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有多少社会就有多少散乱的信仰或者有完整形态的信仰或称宗教。

每一种宗教既是粘合人类个体的力量也都是束缚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像任何生物一样人类社会也是要求发展和求生存的。在求生存和求发展的时候必然要和其他社会发生斗争或者战争。既然每一种宗教本身都有先天的束缚人类进步的惰性力量,这就需要科学的进取的力量介入。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武器的进步和科学的进步都是在宗教冲突非常激烈的地区和时代发生。而不是在其他高度文明高度稳定的国度产生。由此我们才能深刻领会到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 是在宗教冲突非常激烈的英国产生。  进化论根本就是反宗教的,为什么却在宗教色彩浓厚的英国产生,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英国在当时的生存压力下要发展和求生存,所以才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突破宗教的束缚人类进步的力量。

可以这样说没有宗教或者称为没有信仰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国家。也因此可以说没有科学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自然产生的二种互相制衡的力量。一般来说,国家是社会的最高级组合,所以说没有信仰的国家是不存在的,科学是保证国家在历史进程中不被淘汰的力量,所以也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国家也是不存在的。换言之,每一个国家的信仰只有强和弱的问题,没有无和有的问题。另外每一个国家(必须强调的是我指称的是有完整形态的国家)的科学也没有无和有的问题,只有强和弱的问题。

当我们意识到信仰的根本原因和问题,我们才不会把任何独门单项知识拔高到信仰甚至宗教的地位,祸害到科学整体本身的发展和进取性。

因此当人们如果因为从事了什么工作学习了某种学科就把本工作本学科拔高到非常崇高的地位,那一定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另外,人权,民主,自由,公平等等理念也更只有在一定范围里才是可行的。超出了一定范围,变成信仰就是一种对自身或者他人的灾难。

我让姚振祥陪他人偷渡出国,表面看来是为了人权的工作,实际却是为姚振祥和姚振祥的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难。

日子在痛苦的反省中过去。

一九九五年六月初,我在大丰劳教农场第一次收到了家属接济。我被接济的理由是我已经在法院判决生效满了半年。这是很奇怪的说辞。

然而我没有这个心思为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情探究原因。让犯人纠缠于生活中的小事是劳教当局最希望出现的情况。我只注意大事情,关键事情,就是为什么判我劳教,理由是什么,是谁拍的板?在一个非法制的政治环境里,众所周知,理由是可以随编的,利用精神病人的证词定我 的罪从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最关键的是谁拍的板?真正用意何为?为什么外交部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里鲁莽地宣布我是刑事罪犯?是谁给了他不怕出丑的胆子,而且会平安无事?

要知道一九九四年春季上海市公安局还找我谈话,说什么时候我有空他们就陪我到上海东方明珠塔参观,并介绍上海的发展远景规划,比如黄浦区要建成像纽约曼哈顿一样以商业办公为主的社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商居混杂 ,上海的小区要合并成大区,等等等等。并许诺什么时候我真的不搞民运了,他们就提供我的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上海市公安系统保存的我的档案文件让我写回忆录……

但是事情突然起了变化,而且是巨变,我从座上宾突然就变为阶下囚。而且最荒唐的是当局胡乱把一个精神病人的证词作为我的犯事依据!而这一切很自然地使我不得不想到,会不会是中央对我要求改革开放信件事后的总算账?这封信可以肯定的是得罪了一大批中央要员的。在这里必须清楚地向世人说明的是,我们中国人多少都有点大事遗忘症,只能记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于无足轻重的琐事。我想绝大多数的人们根本就忘却了一九八九年的学生们的矛头之一是指向个体户和民营企业的。学生运动认为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是社会不公的源头。中国的官倒和私倒是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所以一九九零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全面收缩政策是中央会议肯定了学生的政治和经济诉求而一致通过的。

我在这里必须深刻地指出的是 改革开放并不是学生的诉求,他们也从来没有兴趣关注中国的工农业的现代化的发展,如果和他们谈农场设计,渠道布局,条田安排,作物种植,人力需求,机耕配置,土壤分析,肥料供应,农药调配,资金预算……他们根本就不懂也永远不想懂。更不要说工厂建设,产品生产,产品检验,成本核算,产品销售 ……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是否最大化,所以你才会看到他们渴望着血流成河,渴望着别人去牺牲。痛哭流涕中国人不值得他们自己去献身,人们突然地就看到他们什么都不懂就高贵起来了伟大起来了。无赖即纯洁,无耻即智慧是他们的信条。他们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农民王小波李顺造反的现代版演出罢了。均贫富等贵贱才是他们的核心追求。反对和打击社会分配不公才是学生们的现实诉求。不要真的以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均贫富等贵贱。古今中外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处于底层的人员起事时无一不是打着普世价值的口号,如果有人真信了,当他们一旦达到了初始目标紧跟着就是追求大富大贵以及种种特权,甚至追求生杀特权。太平天国运动可能最能说明问题了,那种等级森严,那种惨无人道,那种贪婪暴虐在在都是空前的。

中国的小农经济思想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多年里地震式地爆发,固然有外部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内部的原因。说一句很粗燥的话,中国的农民意识从来只关心自己的碗里有没有,至于锅里有没有是不会管的,锅里的东西哪里来的更不会去管,甚至连锅有没有都不会去管。

所以当邓小平南巡讲话斩钉截铁地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他的哲学含义是反对小农思想,反对苟延残喘,强调不进则退的现实情况。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小农思想和传统脾气,那些受到惊吓的大员是会对我咬牙切齿的,甚至可能想把我处决的心思都有。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即使我被故意忘却了,但研究历史的人研究政策的人是不会把我忘记的。

在劳教农场接受到第一次接济,我就知道一切还没有全面走到反面。因为我一看到所送的服装和食品和香烟就立即判断是朋友们送的。因为我有朋友在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的,他们知道我喜欢的款式和布料,至于看到香烟,立即可以判断是谁谁谁送的了。我不需要人们向我解释,更不需要动用类似于特工般的智慧和技巧就能判断外面的大致情况。对我的防范其实是多余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沈林森队长找我谈话,说根据中央指示,要把我转移到条件好一点的上海市青东劳教农场去。在转移之前,要完成一系列的移交手续,其中包括很重要的事就是要作一个身体情况的完整报告。这就需要我配合做一系列身体健康检查。

常规的身体检查都顺利通过了,但是在在胸部透视时却停顿了下来。X光检查时,用了很多时间。当时我就紧张起来。紧张的原因,一是我曾经罹患过胸腔脏器疾病。二是突然想起苏联的反特小说,讲的是帝国主义为了伤害苏联的国际运动员冠军,收买了冠军运动员的放射科医生,让他每次为冠军作常规身体检查照射时略微延长一点时间,不作任何解释。多次下来以后造成冠军心里疑惑,最终真的罹患了肺部疾病,失去了在世界体坛夺冠的可能,完成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这部小说的构思很奇特,所以给我很深的印象。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和一般常规的投毒下药暗杀不同,而是不留任何痕迹地仅仅用心理暗示的方法伤害对象。所以虽然小说的题目和情节细节基本都忘记光了,但是最独特的伤害方法却留在了脑海里。

过了几天,沈林森队长某晚又找我谈话说,你的身体情况良好但是胸透有些问题,医生建议作一次钡餐检查。钡餐检查很简单的,时间应该比上一次胸透时短,就拍一个片子,可以看得更清楚罢了。

钡餐检查以后过了大约一个礼拜,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队长一早开了班房门,把我带到办公室说,以前对你作的钡餐检查后发现,你的胸部有阴影。究竟是什么情况医生也没有办法判断,所以研究下来,必须作一个胃肠镜检查。胃肠镜检查很痛苦难受的,我以前看人家做过。所以,我再也不想看第二次,我带你到场部医院去,任何痛苦和难受你就自己忍耐一下吧。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胃肠镜检查,也没有听人描述过,所以对胃肠镜检查完全无知,无知也就无畏了。上了手术台,一根拇指粗的管子一捅入喉咙,我就体会到厉害了。我以前得过肾绞痛,那是肾结石引起的,就是痛罢了。肾绞痛尽管令人痛得打滚,打了杜冷丁也就无事,过后也觉得没有什么,没有心理阴影。

但是胃肠镜很不同,它不仅是痛而且异常难受,令人畏惧,久久不能忘怀。经过这次胃肠镜检查,我的胡思乱想毛病又犯了,我设想我的职业是审讯官,我就会提倡一种很人道的却很有效的让犯人老实招供的方法:

让犯人作一次无麻醉胃肠镜检查!

我想没有一个彪悍的犯人能经受住一次以上的无麻醉胃肠镜检查,实在是太痛苦了太难受了,给人的心理创伤很严重。

这次检查以后过了许久,沈林森队长又来找我说,胃肠镜检查时发现你的食道部分有异常,我们为了对你负责,必须要再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并切片诊断。我一听火冒三丈,坚决不同意再来一次胃肠镜检查。我认为切片无非就是判断是否是得了癌症,跟我说些乱七八糟的话有什么用。其实得了癌症又有什么,治疗与不治疗其实是一回事!通过上二次大剂量X光照射和这次无麻醉胃肠镜检查,我的身体彻底虚弱了。但是我的意志很坚强,我跟沈林森队长说,我就死在大丰劳教农场算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也不需要把我转移到青东劳教农场去了,历史会记住我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的,这就够了。

沈林森队长也就不跟我多话。

过了半个多月,沈林森队长又来找我谈话说,我们把你的情况告诉了你的妻子李国萍,她要求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关心的是你的病怎么办?她提出出国治疗,我们早就知道你是不会出国的,但是鉴于目前情况,我们建议你还是听听李国萍的意见为好。

(未完待续)

 

备注:1)卫镇陆先生最恨别人把土壤改良研究所简称为土改所。说土改所是搞政治的,我们是搞科研的,不能这样胡乱简称。但是我们学生还是喜欢用简称。而且好像很难改变用简称的习惯。

             2)上面只讲到昆虫类有社会性动物,哺乳类以前没有听说过,前几年方舟子先生有一篇专门讲哺乳类的社会性动物,好像是裸鼹鼠之类的。很有趣的科普文章。其中也说到生殖分工问题。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八

2018年1月20日

杨週(天聪)

Wednesday, December 20, 2017

和女儿说话时,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全神贯注地听。因为女儿会突然打断自己的话头问我,” 爸,我刚才说什么了?”

于是我就会机智地重复她的话题的最后几个单词,证明我是在听她说话。但是有时候她会停下话题,直接问我,为什么看着她不说话?这时候我往往说谎道,我在注意听,把疑问溶解过了去。

不过有时候觉得自己太走神了,连我自己都觉得骗不过去,就老实告诉她,我是在神游天外想心事,想她小时候的样子,和她种种调皮捣蛋的事情。

她小时候真的是个很顽皮的女孩子,喜欢带领一帮里弄里的小淘气到我们家乱折腾。

每当回家看到满地的玩具,我就一边收拾一边询问她:” 灵灵啊,今天鬼子来过没有?”

她总是很肯定地说, “鬼子没有来过!”

我就装着很惊奇地样子问她,” 你肯定 鬼子真的没有来过吗,为什么到处乱七八糟的呢?”

听我问完,她就淘气地笑起来,奔到外面去骄傲地向里弄里的小伙伴们大声报告,”我爸爸又问我鬼子来过了没有?”

于是一帮小伙伴就高兴得又说又笑地到其他孩子家里去演出鬼子进村的游戏去了。

有一次我到城隍庙去买了一串玻璃做的风铃给她。她很喜欢,玩了一会就听啪地一声掉地上了,我一回头只见她用她那小手在撸地上的碎玻璃,想自己清理闯的祸。这真的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阻止她说,碎了就碎了,千万不能用手去拨弄碎玻璃,那是很危险的,爸爸不会骂你的。我小时候比你顽皮多了,每天都要闯一点祸的。哪一天不闯祸,我的妈妈就说今天太阳大概是从西边出来了。

小孩子么,尤其是光郎头(上海土话 — 男孩子)哪有不闯祸的?!你阿孃(奶奶)就从来不打我骂我的,最多说我两句算了。

在看守所和劳教所里常常想念自己的亲人,想念母亲,想念妻子,想念远在澳大利亚的弟弟和我的侄女,想念我的妹妹,想念我的被称之为我们里弄长得最好看的男孩子的我的外甥,想念朋友 ………… 当然更经常想念的是我的女儿,想她的模样,想她的顽皮,想她的机灵。

时间在苦想中慢腾腾地过去。

心算下来,一九九四年九月这个在我家专门扮演鬼子进村了的小演员应该进小学了。我们家的学区属于黄浦区四川南路小学。她应该到四川南路小学上学去了。

四川南路小学也是我小时候上的小学。这个小学属于教会办的小学。历史很悠久了,一八六五年就开办了。当时是根据法国神父类思的名字命名的,叫类思小学。它属于天主教会的财产,一九五三年才改叫四川南路小学的。

学校右后方就是圣约瑟夫大教堂(St. Joseph Cathedral),一八六零年- -咸丰十年由葡萄牙人罗礼思设计。一八六零年四月十五日破土动工,一八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竣工。据信该教堂当年是 远东最大的天主教堂。外表尽管是哥特式的,教堂内部则全是彩色玻璃镶嵌的,很壮观很豪华,应该算是洛可可风格的。

顺便说一下 一九五五 年据说在该座教堂南边上的仓库里搜查出收发报机和机枪,手枪,子弹,匕首等特务工具,最惊心触目的是发现一个顶替失踪女信徒的蜡像。上海市政府并在此教堂举办过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龚品梅罪行展览。展览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小学生每当走过教堂南侧的仓库都还觉得地下室里有许多蜡像鬼怪会冲出来抓我们。

教堂面朝东方,打开大铁门,在进教堂的路旁的北侧就是三层楼高的红砖砌成的学校。学校每层楼都有当时很先进的水箱式冲水马桶。水箱悬挂到 两米以上,水箱里面是浮球式装置。如果现在还保存原样的话,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文物。

在介于学校和教堂之间的空档处是一个沙坑,及单双杠。再后面就是男生小便专用的便池了。每当下课时,男生们就蜂拥而入小便池,一字排开小便。然后就四散到教堂北侧的沙坑边上玩耍,有的就奔到南侧的小操场踢球。操场很小,学生们比的是踢高球,皮球常常被踢到教堂的侧顶上,以及操场南边的仓库顶上。被踢在屋顶上的彩色皮球经太阳暴晒以后,会变成白色的并发硬变脆。

这个小学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劳作课,动手刺绣,以及做小手工什么的。上音乐课则有许多西洋乐器及东方乐器供学生们练习。小学还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带头人才,课代表就是一九五五年从四川南路小学开创的,并普及到上海全市。

能够让我的女儿在这所小学学习是我很在意的事情,但是在女儿应该进小学之前几个月我就被捕了。更糟糕的是我在黄浦区看守所时,审讯员还告诉我,女儿的腿摔断了,我听了真的难过得想一把将心脏从胸膛里揪出来。

离开家一年多了,一静下来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女儿。想她种种令我很愉快的故事和惦记她现在的情况。由想念女儿这份情感一扩散就想到母亲。母亲她一生奔波。从南京到重庆,再从重庆到南京,跟着南京政府跑,整整八年。以后又从南京到上海。她也常常说我小时候的顽皮故事。说我就是被我的重庆奶妈惯坏的脾气。一岁了还要吃奶,下雨天也要奶妈打着伞上街看街景。全家都说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断奶必须改掉坏脾气坏习惯,必须暂时离开奶妈。于是我由姨妈抱着坐飞机到在昆明开酒吧的外公处断奶。我一上飞机就不停大哭,把一飞机的军政要员都吓坏了。姨妈后来每提起此事,也是大摇其头,说没有见过这么坏脾气的小孩,怎么哄都哄不住。当时在和日本人打仗,坐飞机最怕的是孩子哭闹,这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我那个重庆奶妈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她一生中生了好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好不容易养活一个女孩,又是个傻瓜,所以做了我的奶妈,她宝贝得很,甚至提出不要工钱,把孩子给她就行了。气得我爸爸说,怎么想得出的!?其实她真的不是一个坏人,而是爱小孩爱昏了头罢了。当年的重庆人其实是很看不起下江佬的(下江佬是重庆人对长江下游的人的蔑称),说下江佬很低贱,连猪内脏也吃。猪内脏是下水,那是抵算工钱付给杀猪的人吃的。所以长大后每当我听人说四川传统的什么内脏菜肴,我就觉得是后来人瞎编的。我的奶妈还是个很专横的人,根本不会听主人的嘱咐。我的小名明明叫天聪,她觉得不好听,强行帮我改成毛毛,以后我有了弟弟,又帮我改成大毛。我的父母亲也拿她没有办法只好顺着她叫我们弟兄俩个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天底下居然还有如此霸道的奶妈的。当我母亲告诉我奶妈的故事,我就问母亲,大毛小毛的好听吗?这么粗俗!母亲说,重庆人觉得好听。这真的叫我无语了。我们全家离开重庆时,因为她对我很溺爱,母亲就把新买不久的全套红木家具全送给她了。临走时,她抱着我哭得伤心得很,很久都不肯放手。每当母亲说起这一切都感慨万千。为了纪念奶妈对我的宠爱,也就不改她给我起的这个上海人觉得很贼腔(难听)的小名了。尽管我对奶妈已经毫无印象了,但从母亲的描述来看,我能想象得出她真的是个很淳朴的中国式劳动妇女。

 …………

这一切只有等到我自己做父亲,等到我和女儿分离坐牢时,我才能真正体会做长辈对孩子的深深的感情,哪怕是做别人家孩子的长辈。这个时候真的唯有整个世界才是和孩子等值的。

我觉得一生中很遗憾的事情是没有送女儿进小学校。那是她漫长学习道路上的第一站,也是她将开始系统掌握知识的起始点。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于此我也反省自己,觉得自己一生中做得最不好的事情是让姚振祥送王辅臣出国。平白无故让他和他的女儿分离了。姚振祥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同岁,都属小兔子。是一对好朋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姚振祥承包了上海市戏剧学院对外开放的第三产业 LI XIANG  LANG 。这是面向文艺界人士开办的高档KARLA OK。

当年的上海人的工资很低,文艺界人士也不像现在这么有钱,每天把酒吧舞厅挤得满满的。当时的文艺界人士只有当特别需要交际时才舍得花钱上LI  XIANG LANG 潇洒。所以在生意清淡时,朋友们就约我到LI  XIANG LANG 聚会,我比他们都年长,不会赶时髦,不会唱流行歌曲,他们鼓动我唱自己会唱的歌。我就给他们清唱《滔滔的第聂伯尔河上》。那是年轻时候学的,年轻时学的歌曲似乎会刻在海马体上,令人终身难忘。

《滔滔的第聂伯尔河上》是乌克兰歌曲,是舍甫琴科作的词。忘记是谁谱的曲了,非常的雄壮,歌词是这样的:

 

滔滔的德聂泊尔汹涌澎湃,

狂风怒吼,落叶纷飞。

高高的棽树弯到了地面,

德聂泊尔河上波涛翻滚。

 

你看那月亮苍白暗淡,

在乌云后面徜徉不停。

就象那扁舟飘流在海上,

随波起伏时隐时现 。

 

 小小村庄还在睡梦中,

报晓的金鸡正在啼鸣,

林中的兀鹰遥相呼应,

折断的棽树挣扎呻吟。

 

我唱的真的不怎么样,但是朋友们都慷慨地给我喝彩,想起来就觉得很欢乐的情怀。记得当时姚振祥还开了一瓶很珍贵的洋酒为我尽兴。

但是我滥用了我的朋友们对我的信赖,让姚振祥偷渡去,让他冒着风险到外国去。我自己则连美国领事邀请我到美国都不愿意去,而却让自己的朋友姚振祥抛下了风光的产业并离家别女到异国他乡去炼狱。

想起来就觉得万分内疚,这也是一生中最令我愧疚的事情。

更让我日夜不安的是,我根本无从知道,现在他究竟怎么样了,是平安呢还是落难了?尽管我自己在一九六八年时在批斗时从新疆逃回过上海,以后(一九七五年)又再次背叛革命潜逃回上海,但那是国内。这次却是让姚振祥逃亡去往国外,一路的风波和凶险,凭我的生活经验怎么都想象不出来。万一有什么事我怎么向朋友们交代,怎么向姚振祥他的妻子交代,并怎么向他们的女儿交代。我真的是被神差鬼使了做出这么个荒唐的决定。不仅毁了姚振祥的事业,还可能毁了他的一生,并可能毁了他的家庭。

我常常独自苦笑,我这哪里是在搞人权,从最高意义上来说这分明就是在损害糟踏人权了!

我常想为什么一个人做事,做着做着就做出有违自己初衷的事了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