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六

2017年10月29日

杨週(天聪)Sunday, October 29, 2017

在江苏盐城大丰劳教农场开庭审理我起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案子之后,当天下午提前开晚饭。这天劳教农场破格改善了伙食,平时清汤寡水的菜里飘着油花,每人还给发了二个茶叶蛋。劳教的小青年都很高兴一面吃一面说笑。凭经验,我想这可能是为了应付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工作人员顺便对农场进行的工作检查而已。劳教农场的伙食改善应该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同班房被劳教的十三太保,却胡乱联想,非常感激我。

吃过晚饭后,劳教农场一大队一中队在下午开庭的大会议室举行文娱晚会,由劳教人员表演各种节目。表演的节目有魔术,唱歌,跳舞,相声,还有气功。气功表演是这样子的:在神秘的音乐声中,一个打扮得仙风道骨的气功大师般的人物翩翩上场,然后很认真地在东西南北上下左右中的三维空间里运作,再然后多次突破三维空间抓获凡胎肉眼无法看见,但与我们三维空间平行的多维空间里的日月之精气,天地之能量并收纳在全身器官里。接着再然后,从场子边上上来一群精肉饱满的壮士,瞪着凶眼,整齐地向气功大师逼近。气功大师被逼到舞台边上,突然停步,打了一套可能是什么龙虎凤凰拳之类的太空武术。乘壮士们被这套秘传武术镇住之际并倒退,气功大师则反过来向他们进逼。继而气功大师停止脚步,徐徐屏住呼吸,把刚才采纳后分布在全身的能量运行到四肢和胸腔和眼球,猛地”嗨”的一声爆炸般地发力,右脚大力往前一跺,右手掌隔空猛烈一击打,一群虎贲猛士登时横七竖八地倒下,好像是断了胳膊断了腿,有几个猛士居然口吐鲜血。大分贝的哀嚎几乎掀翻了大会议室的人字形屋顶,场面惨不忍睹。在一片紧锣密鼓的哀乐声中,人群也凭空爆发惊天动地的喝彩……

一个多小时将近二个小时的文艺表演之后劳教小青年还不过瘾,要求看电视。我猜想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们怕没事干时,劳教所会让他们做阿迪达斯足球。但是大队领导破格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放了一个彩色大电视机在会议室里,让大家看录像带。录像带放的大约是香港的武打片之类的影片。劳教的小青年都看得全神贯注,我坐在前排座位上抱着双臂想心思。沈林森队长过来问我,”你是不是不想看电视。”我说,”是的。”

他说,” 好吧,那就回房间里去好好休息吧。”然后叫了一个山东小伙子陪我回班房。

回到班房我躺在床上,默默地看着我顶上的上铺,我的上铺是空着的,只放着我个人的日用品。所有的同班房的双人床铺也都只有下铺睡人,上铺则整齐地摆放个人用品。

陪我回班房的这个山东小伙就是我刚到农场不久上次唱歌的那位。他在他的床位的上铺翻他的东西,过了好一会,他依次走到边上几个窗口,向外张望了好一阵,然后,走到我床边,给了我许多小吃。他知道我不准家属接济,也不准购买任何小卖部的食品。我说我不要他的东西,叫他自己留着慢慢吃吧。一个农村青年家里有多少闲钱供他们花的。他坚持把食品往我手中塞。我怕有巡视的警员看到,对他不好,所以很警惕地无声地摇摇手。正在推让中,窗口来了一个警员,咳嗽了一下,低声地叫那个山东小伙子的名字。看得出,山东小伙子吓了一跳,他把手中的东西全扔在我的床上。我也一惊,顺势把被子拉下盖住床上的食品。

出乎意料地可能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动作配合得太过迅速,那个警员放佛没有看见,甚至连我们先前的推让动作大概也没有看清。他很和善地问山东小伙多大岁数了?老家是哪儿的?最近有没有和家里联系?什么时候劳教到期?家中有几口人?老家现在发展得怎么样了等等?

聊了好一会家常。他说,今晚没有让你看电视,我们知道你辛苦了。好好照顾照顾这位上海来的杨先生,争取能为自己减一点刑,早一点和家人团聚。现在我想和杨週先生讲两句话,你先回铺上休息一会吧。

然后就叫我,”杨週先生,我想和你聊几句,你不介意吧。”

我说,谢谢你来看我。我从铺上起身,走到窗口。

这个警员穿戴得很整洁,长得也非常英俊,并且面带笑容和我说话。

他说,白天我们农场里的干警都旁听了关于你的案件的法院开庭。我们都知道你被陷害了,你肯定心里很难过。我来是想安慰你几句,想开一点,不要太难过。那个诬陷你的神经病自己也逃不了,没有好下场,就关在对面的二中队里,每天在做他的皮球。我们不会给他好颜色看的。

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很安慰,十分诚恳地谢谢这个警员的关照。

接着他就告诉我四岔河大丰劳教农场近几年的变化。以前这里有许多从新疆回沪的上海青年,后来他们都转移出去到崇明农场,这里变成劳教农场。刚开始这里也关过一些上海人,现在大丰农场已经没有一个上海籍的劳教人员了,都是外地的小青年,最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外地劳教人员,上个月也提前释放了。

他说,听说你以前是搞土壤改良的,我们这里也是盐碱地,不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改造盐碱地的?我说,改良土壤一般分为物理的和生物的。物理性的改良我们以前主要学的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柯夫达的土壤学说。生物性的主要是学原南京政府农业部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刘受益先生的作物理论。物理性的盐碱地土改主要就是采用灌溉冲洗的方式,使得盐分降低。另外根据土壤地下水埋深情况,或者是利用水的流动性搞水盐平面移动,或者是利用水的重力作用搞水盐垂直运动。其中搞水盐平面移动的工程量最大,牵涉到地表高程,土壤理化性质,盐水最终出口处等等。据刘受益教授介绍,我国江南一带,地下水埋深都很浅,大部分都接近临界深度,有的甚至就在耕作层,不可能搞水盐垂直运动的。一般来说,至封闭情况下,这两种水盐运动方式,水盐垂直运动效果比较好,水盐平行移动远期会因为盐分反向扩散很可能会造成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问题会更严重,更难治理。

他说,杨先生你讲的理论我也听不懂,不过我听我们公安局内部的人议论过,说你的学问很深,知识面很广,人品一级。用我们上海话来说就是:” 杨週先生真正是只模子。” 这点我是相信的,我们私下里也都很佩服你。

我们在这里的上海公安干警都想早一点把这块飞地还给江苏省,我们可以回上海工作。我们这些上海籍贯的警员经常上海江苏两地来回跑,真的干得很累很辛苦。

上个礼拜,我们农场的一个警员到外地搞内查外调,回来时,好不容易挤上一趟列车。列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连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走道上更是拥挤不堪。我们的那个警员想解手,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人根本没有办法走动。没有办法,穿着警服又不可以乱来,硬憋住。憋了大半天回到上海结果发生尿中毒,抢救不过来,很年轻就过世了,留下了年龄还很小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说到这里我见他眼眶也红了,听得我心里也很酸楚。虽然我很久没有挤过火车,但是对全国的铁路交通情况还是有点了解的。中国的铁路交通状况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确很落后,虽然不像印度火车的车厢外面悬挂着许多乘客,但是车厢内部也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彼此的肺泡不能充分扩张,人人的血氧量都接近下限。所以我能理解他讲的不幸事件。

说到此处他话头一转,说,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不过也有些好处。这里引进了许多四不像的麋鹿,看看它们繁殖得越来越多也很有意思的。近几年大丰的生态保护不错,滩涂上有许多野鸭可以打,我们空闲时就几个人去打猎去,我今天一早就和同事们打了好几个野鸭子,晚上做了顿野鸭餐。

最后他”呵”了一声!我忘了告诉你,我们几个好朋友今天聚会喝了不少酒。我现在好像还有点头晕,好了。不多说了,你也早一点休息吧。然后叫了一声那个山东小伙子的名字,说道,”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好好照顾杨先生,不准出纰漏!”

山东小伙子愉快地答应了一声,”好的。”

随后那个英俊警员就从窗口消失了。窗外面一片漆黑。

班房里又恢复了平静,山东小伙子再次走到几个窗户跟前向外张望了一阵,确定外面没有人了,走到我跟前说,那些小吃食你就收下放好吧,过一会电视放完了,大家都回来了被人看见就不好了。我看他怎么这么执意也就不再推让,堆放在枕头下。

地球上真正对所有生物都是公平的唯有时间。劳教农场的艰苦岁月也和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和达官贵人幸福的日子以同样速率运行着。

春节快到了,大年三十下午,沈林森队长和十三太保说,找两个专门洗脸用的脸盆洗干净,然后带领几个劳教小青年出劳教一大队,到总部食堂去,装了两大盆农场工作干部吃的荤菜给我。都是些剁好的熏鸡熏鸭,和大盆的红烧肉以及整条的红烧鱼之类的菜肴。沈林森说,尽管通过几个月的调养,你的身体比刚到农场时好些了,但是还是缺乏营养,上面指示给你增加一点营养品,所以我们给了你一些干警们的春节食品。你一个人慢慢地吃。

等沈林森走了以后,我招呼同班房的劳教小青年一起吃,他们都摇摇头,没有一个敢吃。我说,你们怕什么,不会有毒的!他们说我们知道没有毒的,但是那是政府专门供给你的,我们吃了会关禁闭的。

他们既然这样说了,我也就不勉强他们了。

(未完待叙)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五

2017年10月10日

                                      杨週(天聪)

                        Tuesday, October 10, 2017

我被关押在黄浦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最后的日子里起诉了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为什么我不要求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重审我的案子,而是直接向法院起诉劳动教养委员会,原因就是二个。第一,向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申诉,等于对牛弹琴。而且申诉什么?我连决定我劳教所犯的罪行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申诉?第二,不管有理无理,我非常清楚法院无论如何都不会判决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决定无效,但是我向法院起诉劳动教养委员会就会迫使劳动教养委员会必须出示对我所作决定的证据,在法院留下档案。我要彻底搞清楚对我的劳动教养究竟是根据什么罪行决定的,这当然是为了便于以后翻案,这也是我以后要求国家赔偿 的依据。

再说,法院就是要遵循中央的指令,必须维持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决定,形式上也需要判案的法理证据,法院总不会像公安局一样不需要证据就任意判决的吧!一九九四年年底的一个下午,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劳教农场一大队,一中队的大礼堂开庭了。庭上没有律师,也没有家属,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这是秘密开庭。而且最诡异的是事先连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只是到开庭时前一个小时才通知我,”你现在可以作好准备,今天就你的起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事项开庭。”

一进临时法庭,庭上坐满了人,一看阵势大多是身穿 警服的人员。我暗自猜想,大丰劳教农场 的警员事先得到了通知,今天要对杨週起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案子开庭。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我劳动教养。而且他们早就知道我在大丰劳教农场,但是平时是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大丰劳教农场所有的警员只有一个名叫沈林森的队长可以看我,并和我说话,其他人连看我都是不容许的,和我说话更是违纪的。十三太保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及时反映除了沈林森之外是否有其他人和我联系。所以趁此机会劳教所的警员们也想看看这个在劳教所的神秘人物究竟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到的人很多几乎都挤满了临时法庭。

上海市原人权协会理事长,在上海滩上不说是赫赫有名,但是在警界也算是个知名人物了,为什么会被决定劳动教养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不是我生活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劳动教养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个人道德上有问题,而不是法理上有罪行的人。

法庭上,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朗读了许多证人的证词。这些证词,无非是说我打电话给他她们,询问关于王辅臣的下落。这么多的证人和这么多的证词,所说的都是我怎么询问他她们的关于一个人权协会成员失踪的事实陈述,法理上对我是极其有利的。这不但显示对我有利,而且证明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对我的处罚决定的无理。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反驳和否定这些证人和证词。我不但不会去否定和反驳这些证人和证词,而且非常感激这些证人和他们的证词。因为他们她们所陈述的时间和内容从法理上证明了我确实不知道王辅臣失踪的原因和去处。即使以后事实证明事后我知道了王辅臣的下落,但是当时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无罪,想了解,想打听,要关心更是无罪,而且是负责任的表现,是很人道人性的表现。

我相信在法庭上旁听的警员的同情心此刻都倾向了我,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执法的,看过的劳教决定书和听过的案例够多了。分得清什么是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什么是有利证据和无利证据。

但是,当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朗读到最后一个证人的证词时,整个法庭响起了”轰” 的一声。这个证人叫鲍戈。他说,杨週也问过他王辅臣的下落,但是他猜想,杨週是把王辅臣藏起来了。审讯员问他,那么杨週把王辅臣藏起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杨週就是想制造事端,杨週想出名。为了想出名,杨週还污蔑人民政府,说中国外交部说杨週等人是罪犯,这是无中生有,这是造谣污蔑。

法庭的某个角落响起一个声音,”这个神经病人提供的什么证据!?”

一切都清楚了,这个神经病人的证词是构成我劳动教养的唯一法理依据。我内心登时平静下来。

我冷静地回答法官,”请法庭调查和核实 这个证人的证词。”

当然这是多余的,法官当庭判决维持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劳动教养决定。

这个精神病人是上海市警界都知道的患者。一九九二年,他打着对日索赔的理由要自焚,上海当局出于人道考虑,把他关在上海市安康医院治疗。安康医院是隶属于上海市公安局的精神病康复医院。为了安定他的情绪,院方跟他说,他所在的地方其实是疗养院,原先是毛泽东主席到上海时专门修建的疗养院。

用一个精神病院有确切记录的精神病患者梦魇般的证词作判罪依据,我想,连蠢货也知道这是很荒唐的。我以后要打这场官司,只需通过律师,把这个精神病人的住院史和精神病史出示给法庭,就足以彻底推翻这个劳教决定。另外我翻出当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召开记者招待会所说的,杨週等人不是什么人权分子,而是刑事罪犯的报道也可以彻底推翻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对我的劳教决定。

上海市公安局对想自杀或者自焚的公民实行现代文明国家通行的办法,把不管因为什么借口想自杀或者自焚者送往精神病医院进行药物和心理治疗,这是为了保护大部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但是美国之音和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日本共同社以及台湾的对大陆广播等电台却把这个想自焚的人鼓吹为英雄。在这些胡闹的媒体中,最鬼谲的是日本共同社,明明知道这个神经病患者是打着对日索赔旗号的,却鼓吹他是民运领袖!

这些没有人性的媒体的胡搅蛮缠,给中国政府对精神病人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治疗制造了极其困难的处境。

据说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美国的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个要自焚的人是中国真正的英雄,我真的无语了。到了美国亲眼见到,美国的英文报纸,中文报纸对在中国制造一系列恐怖事件的组织和个人一边倒的同情支持,这些白纸黑字完全颠倒了人们的常识和常理。

这难道是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是人文主义表达,是人性辉煌的展示?!

这个精神病人在一九九三年甚至用化名写了一篇鼓吹自己要带领十万民众进军北京的长文,我一言不发把这篇文章带到北京请北京的朋友看看。周国强看了立即判断这是个神经病患者。到了美国以后碰到当年看过这篇文章的北京朋友除了一个姓魏的人之外都说这是个神经病人。这篇文章应该落在和现在保存在中国国家安全局里 – 这个精神病患者交给我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通过我的手发布,但是我根本不可能把这篇文章交给媒体发表的。这都不需要有专业知识就能判断的人和事情,一到国际上却变成了西方专业媒体人的宠爱。这些专业媒体人全都自己神经失常,认为这个精神病患者是正常人,是英雄,是反抗中共暴政的民运领袖!

西方对中国好不容易走上正轨的民主运动的破坏就开始在对一个神经病患者的无耻吹捧上,以后对法轮功信徒自焚的长篇报道,对一系列发生在中国的恐怖活动的报道都遵循了同一个套路,就是怎么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颠覆中国的政权。西方媒体对一个声称要表演火烧活体的人表现得如此兴奋,用价值昂贵的版面连篇累牍地报道,用价值连城的短波频道电台对华日夜宣传,在人类发展到二十世纪末的日子里把人性丑恶的一面表演得无以复加和淋漓尽致。难怪现在的人们对西方遭受了同样的恐怖攻击和威胁,以及精神病患者引起的灾难冷嘲热讽了。因为西方媒体长久以来一直迫使人们的良心沉默,迫使人们不能表达正常的言论,迫使人们心理扭曲,迫使人们的价值观颠倒。

西方为了瓦解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操,甚至长久以来宣传”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的谬论。这种鼓吹的结果影响到自己了,现在美国人民喜爱的球队,公开表达了对国旗国歌的蔑视。影响所及,以后美国的军队,武装力量也不想当所谓的爱国主义流氓怎么办,他们消极爱国或者积极卖国怎么办?调转枪口怎么办?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攻击自己的国家怎么办?核子武器被不爱国的绅士引爆在美国本土怎么办?

人是精神动物,人的精神被彻底搞乱了,这个世界还会太平吗?!

你为了破坏别的国家,你把国家的价值观都颠倒了。你想自己不受影响,你想受到影响后恢复和重建,这是非常困难的。况且美国的国家建立本来就很短暂并不怎么牢固,现在又被自己的权威理论家颠覆了国家观念以后,怎么恢复怎么重建?加上随着美国国力的自然减速,人民的安居乐业受到影响,人民的美梦受到打击。再加上现在的政治家胡闹到想利用日本遏制中国,他们都不认真想一想,人类唯一遭受过原子弹攻击的是日本这个国家,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军事上复建了,有了核武器,第一复仇对象是谁?

我不隐瞒,我们家属在国民党时期是大家属,我的舅舅,我的外婆(grandmother in law) 的亲儿子叶先生就是美国飞虎队的成员,在和日本军队作战时牺牲了。国仇家恨是很难遗忘的,是最难被时光抹平的。所以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是心存戒心的。一九七八年他们的领事馆工作人员想和我谈话都被我断然拒绝。一九九四年日本共同社的记者约我谈话时,边上坐着一个日本人,我问共同社记者,这是谁?记者说是另一家的记者,我淡然一笑,想听就听吧。不料这个所谓的记者目光炯炯地对我反复审视,非同常人之交往。

开始时,他一言不发,我和共同社记者谈话中突然被他 打断。他说,据他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交谈时,发现大多数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都主张恢复帝制。我立即判断这个人不是什么记者,而是日本外交人员。日本外交人员早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就知道我,并想通过我的好朋友徐平先生以及另一个朋友和我发生联系,我都一口回绝了。众所周知,中国人健忘,日本人却不会健忘的。他们早知道我对日本的态度,所以降格称自己是记者。其实不要说是日本外交人员,即令真的是日本记者和我交往,中国政府也是密切注意和备案的,我当然不会对他们胡说。再说,他们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并不怎么关心,而是关心中国的国制,这和普通记者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我对他说,中国可能有人主张帝制,但是人不会太多,层次也很低。

我过后想,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真正关注的是中国何时也解体,加上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原人民日报的记者鼓吹中国解体在即,西方已经没有人会认为中国还可以继续维系下去。他们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中国解体以后的种种可能了。也之所以日本要把一个鼓吹对日索赔的人鼓吹为民主运动领袖,这绝对不是国家的装疯卖傻行为,而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国家战略行为。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宪法规定的四个现代化和达到两个高度(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 际和国内的双重困难。

而每一个真正爱国的主张民主的务实人士另外还必然面临着党内权谋分子的暗算。

在中国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主人权道路上屡遭挫折,我不由得回想起一九九零年为了重启改革开放道路致中央领导人的信中曾用过的二句古诗:

“黄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长。”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四

2017年10月1日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四

杨週(天聪)

 

 

 

(上海九江路上的嘉携商务大楼。图片来自于网络—— 杨週(天聪)注)

Sunday, October 1, 2017

如果一个人真有灵魂,出离了肉体在高空凝视自己的处境会是什么情况?

一九九四年季秋,有一颗空心土豆在上海到江苏盐城几百公里的路上颠簸滚动。盐城在江苏省内,却隶属上海市管辖。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省政府屡次向中央要求收回这块土地的管辖权,但是党中央的领导是上海出去的,所以再怎么打报告都不会被批准,也所以江苏省内的这块土地就一直要不回来,成为上海市的飞地。也因为是飞地,因此上海本地人根本不熟悉怎么走。江苏盐城大丰劳教农场在我们那个时代人的概念中则是一个非常遥远和可怜可怖的地方。

这颗空心土豆在滚动中滚迷路了,本来预计下午可以到达大丰劳教农场的,结果傍晚才到。这颗空心土豆里塞着黄浦区政治保卫科的科长范光荣以及下属,另外还塞有一位劳教犯人杨週。带着手铐的杨週此时因为处于严重缺钾状况已经软瘫在车厢里,加上猛烈的路途震荡,最后陷于半昏迷状态。

就是身为劳教犯人,杨週我在事件过后还是回想到,就是在这块飞地里,以前小时候有一位女朋友的父亲可能就曾在这里做过场长。我的那位小时候的女朋友的父亲姓孙,原本在上海黄浦区公安分局下属的一个派出所当所长。文革前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某个夏天穿着木拖板到派出所里说是反映情况,当班的警员一看是个穿木拖板摇着蒲扇的市民就爱理不理。黄赤波说我想找你们所长谈谈,当班警员顿时火冒三丈,把他推出派出所门外。黄赤波厉声说我是黄赤波,我要见你们的孙所长。当班小警员一听气势不对,苗头不好,赶紧把孙所长叫出来。黄赤波对孙所长说,你平时怎么教导部下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来反映情况都爱理不理!事后黄赤波就对上海市公安局进行大整顿,孙所长被外放到外地劳教或者是劳改农场。这次大整顿以后,就是没有被整顿的公安局人员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的另一个朋友的老爸是黄浦区公安分局的政治保卫科的科长姓顾,在文革中,却是被黄埔公安分局的内部造反派关押在九江路上近江西中路的一幢五层楼高的建筑里跳楼死亡。这幢楼现在叫什么嘉携商务楼。这幢楼如果不加上装饰楼大约是四层,最下面一层也是最宏伟的一层是钢筋水泥的。上面三层是红砖砌成的。但是这四层比现在普通的七楼还高。大楼对面是著名的圣三一堂。

圣三一堂是上海早期最大最华丽的哥特式基督教圣公会主教座堂,因为外墙是红砖砌成的,所以又称为”红礼拜堂”。这座教堂曾经有过一台大型的用电力鼓风的管风琴,风琴约有2,600根琴管以及三排琴键,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管风琴。这座教堂的钟楼和管风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祖国的花朵,我们天真无邪的可爱的孩子们摧毁了。(孩子们的前修饰语,应该并可以是无穷无尽的美好的形容词的集合,为节约篇幅只加这么多了,敬请现在还活跃在美国的民运中的红卫兵们原谅。)我有时候冥想:一九六六年面对圣三一堂的哥特式钟楼被摧毁,电力鼓风的大型管风琴被破坏的场景 ,黄埔公安分局一科顾科长跳楼后会不会立即进入天堂,我真的不知道。就连顾科长是自动跳的楼还是被扔下楼的,连上帝都不可能知道,因为他被关押着。我只知道,公安系统内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原因是他和他老婆结婚时在国民党时期的报纸『申报』上登过广告。

我只知道,黄赤波局长文革前曾经说过,现在的法制不健全;”在上海的马路上随便抓一个三十岁以上的男人进来,就可以判他三年徒刑!”这句话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时的一条极其严重的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他本人在一九六七年初被批斗得自杀未遂,以后被关在北京的监狱,出狱时经病理检查,断过十根肋排骨。好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内的政治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黄赤波说的在上海的马路上随便抓一个三十岁以上的男人就可以判三年徒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在上海的马路上随便抓一个二十岁以上的男人判三年劳教的情况还是存在着。

这不,我被决定了三年劳动教养,这不是法院判的,而是上海市公安局决定的。罪名好像是什么煽动罪,到底是什么罪名,我也记不清楚。因为没有具体罪行。

这颗从上海到盐城的公路上胡乱滚动的空心土豆是辆吉普车,终于在天擦黑时滚对了路滚到了大丰劳教农场。我被押下车,准确地说是被抬下车,抬我下车的后来才知道是二个劳教人员,长得都很清秀,另外几个劳教人员则帮我把行李送到牢房里。进入牢房,有几个劳教人员已经帮我铺好被褥,他们扶着我,帮我洗脸,洗脚,帮我脱下衣裤,把我平稳地放在床上,有人端来了温水,并给我一片钾片,让我服用。

第二天,我稍微清醒了点,知道我的班房里有十三个劳教人员,其他班房最少有五十个,最多的有六十多个人。看管我的十三个劳教,他们被其他劳教人员也包括他们自己称为是十三太保,全部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长得都很眉目清秀,穿得也很干净。

他们热情地问我是否需要这需要那,并且帮我捶背捏肩,扶我上厕所。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才慢慢回过神来。知道这是大丰农场第一劳教农场,我所在的是一大队,一中队,一小队。中队里只有一个队长可以跟我说话,那个队长叫沈林森,非常好记的名字。也慢慢知道那十三个被称为十三太保的劳教小青年已经为我集训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中,不需要干活,整天就是培训怎么和我说话,怎么照顾我。最令我好奇的是他们说,如果我打了他们绝对不可以回手,骂了他们也不可以回嘴。听他们所说的他们必须遵守的种种规矩以后,我奇怪了,问他们,我看上去很凶恶吗?他们说看上去你很好的蛮和善的。我想可能是我被劳教时破口大骂的样子的确很凶相,所以被传到劳教所里我是个很蛮横的人。

他们不敢问我是因为什么案件劳教的,上面有规定,不准打听。他们只猜想我是个大官。但是他们又好奇,怎么会是劳教的,劳教多半是外地人,而且是小青年。他们有规定不准给我一张纸,一支笔。如果谁给了,立即关紧闭,并且调离一小队干活去,做真皮的足球去。他们最害怕的是做品牌为阿迪达斯的足球,阿迪达斯足球做工很复杂很难做,任务很难完成,如果完不成任务,同样也是劳教人员的监工就会没头没脑地打他们。有些劳教人员因为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就加班加点做。坐着做真皮足球一天十几个小时,屁股会坐烂的,坐烂屁股就发磺胺类药膏治疗。天气好的时候,那些坐烂屁股以后,表现好的劳教人员就在操场上的洗脸池旁趴着晒屁股。劳教人员晒屁股的场景原来是不让我看到的,不知哪一天他们疏忽了,居然被我看到了,真的很壮观。

我问同班房的劳教人员,他们是些什么事情进来的?他们都按上面的规定老老实实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之类的如果是偷工地上钢筋电缆的话,上海市民一般也不清楚,也不怎么讨人厌,最讨厌的是偷自行车。说到被偷自行车,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总共不少于十辆自行车被盗。九十年代初,上海市公安局审讯我时,我说我的自行车又被盗了,大概是你们干的吧?据我的朋友们告诉我,他们被公安局审讯时,审讯员都抱怨说,你们的杨週先生真的把什么坏事都在赖我们公安局身上。我们公安局就这么无聊专门偷你们的自行车?我们的形象在你们民主人士看来也太坏了!我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这是调侃的话,怎么就当真了!大概因为我说笑话时也是一本正经的,所以被他们误以为我是当真的了。

这十三太保是专门挑选过的长得比较讨人喜欢,有点文化,案情也是比较轻的。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现在不知在何方。

清楚地记得有一个晚上,上床时间到了,大家都安安静静地躺着,我的邻铺突然哼唱起一首歌。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

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

呜 –

阿娇摇着船

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歌声随风飘 飘到我的脸上

脸上淌着泪

象那条弯弯的河水

呜–

弯弯的河水啊 流进我的心上

呜–

我的心充满惆怅 不为那弯弯的月亮

只为那今天的村庄 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故乡的月亮 你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了我的胸膛

呜—

在昏暗的白炽灯下,在劳教农场里静得一只乌龟在爬动都可以听到的时候,忽然听到如此忧伤的歌曲,心里无比的惆怅,那种淡淡的伤感,一直贯通了我的心房和心室。

我的邻铺睡的是一个山东小伙子,真的是有一个好歌喉,男中音。我请他再唱一曲,他就又唱了,我在那歌声的安抚下,在静态中,渐渐地进入朦胧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弯弯的月亮”这首歌,也是近年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因为那首歌一响起我就仿佛又回到了 劳教农场那个静谧的夜晚。

苦涩,无奈,惆怅,忧伤,朦胧,黯淡 ……. 种种感觉弥漫在我的毛细血管中,传导在我的神经末梢里。

…………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三

2017年9月20日

 

杨週(天聪)

 

Wednesday, September 20, 2017

 

姚振祥送我回家的第二天一早,我被捕了,关在黄埔公安分局看守所。

这是我第一次被关在区级看守所,这里说一点常识给喜欢说谎造谣的人们听。中国大陆的逮捕,关押,审判是分级对口的。根据法律规定,反革命案,杀人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包括跨区跨省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对口公诉的单位是中级人民检察院,拘押的是市级看守所。

 

而区级看守所,对口的是区级检察院,区级人民法院。区级司法部门量刑的权限一般压缩在十年以内。一九八三年严打时权限扩大到死刑,一九八四年以后死刑权限又收回。所以我看到有一个所谓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胡写什么一九七八年在黄埔分局因为拥护邓小平被判死刑的案例,真是哭笑不得。像这样不顾事实的乱文居然还真有人信。

 

这篇所谓的忠诚的文章的目的连傻瓜都应该看出是想讨好邓小平先生的,是想借手邓小平的威望打击刚刚走上正轨的司法系统。但是这篇文章一是违背基本逻辑,常识和事实,二是违背法律对口程序,第三是引起当时司法界的混乱。如果邓小平没有政治经验,批示追究迫害拥护自己的法律界人士,将会造成多大的混乱!?首先是黄埔公安分局将进行全面整顿和改组,其次是黄埔区检察院,再其次是黄浦区法院。这三级系统的人都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更不要说当时的上海市委和整个中国的司法系统了。

 

所以所谓的第二种忠诚的用意是非常险恶的。邓小平是政治经验非常丰富的人,怎么会上这种低级的政治把戏的当,非但不上当,反而把蓄意制造混乱的家伙开除出党。后来的结果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了。那个所谓的坚决拥护马列主义的人,是坚决彻底反共的。那个写第二种忠诚的人,一九八九年时乘乱在美国写了大量文章说中共必需垮台,必定垮台和一定垮台,而且时间不会超过三年,后来又修订为五年,最后又改成不超过二零零零年。他自己不仅讨好疆独,台独,蒙独,藏独,而且只要一切反共反中的恶劣事件发生,他都是支持的。他对一切想说真话的人,无不攻击为中共特务。(很可笑的是他还是中共建政前的地下党员。我都不知道这些原中共地下党员,是如何解释中共地下党员和中共特务的区别的,特务好像不是作在地下工作的而是作地上工作的?!他还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李登辉的国民党为他提供优惠待遇是在”养士”。)他和他鼓吹的第二种忠诚的主角在反华反共的世界里如鱼得水,八面玲珑,春风得意,连嫖妓强奸都没有人敢说一句,更别说贪污腐败了。他们依仗的恶势力如此嚣张,人们一定知道和记得只有我一个人在美国敢于公开的实名揭露和批判他们。

 

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人们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政治绝对不是表面文章看到的那么简单。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想搞中国政治,想搞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斗争史的现代版,想掌握连浩瀚的什么史记,资治通鉴,历朝历代史都不能穷尽的治国诀窍图谋方略,不是被人愚弄,就是祸害整个中华民族。

 

我从一九五八年在中学里懵懂看待政治,到一九六七年亲身感受文化大革命的凶险,到一九八一年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体会科技进步的巨大成果和人民需要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的愿景。我对刘少奇邓小平先生的政治智慧是很佩服的。不要对我胡说什么右派分子都是好人。我从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修学回到上海。因为有一张大学学生证,我有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泡在上海市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阅读。(当时的上海市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只提供有大学证件和有介绍信的专业人士阅读装订成册的报刊杂志和内部书籍;第三阅览室其实是档案馆了,只有特殊人员凭介绍信并登记以后才能借阅。)我在上海图书馆阅读 了整个反右斗争时期的报刊杂志。至于当时社会上禁止阅读的国内外的文艺作品,上海市财政局都有。原因是上海市财政局,留用了许多国民党时期的财政人才。上海市财政局留用的人才中,甚至有一个是日本皇室的女成员。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田中首相向中方递交一份在华日入的名单中,有此人的较详细的信息。一九七三年经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批示回归日本。

为什么这位日本皇室成员在之前无人知晓?是因为上海市财政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曾受到过外部冲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公检法甚至全国的党政机关全都受到冲击,而唯有上海市财政局不准冲击。据上海造反派总司令潘国平告诉我,他们造反派当时是想冲的,但是张春桥下令不准冲,谁冲就抓谁。因为,当时中国大陆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上海市财政局不仅掌管全市所有单位的资金调拨,而且包括驻沪部队的军用开支,更重要的是上海市财政局每年还要向中央提供占全国财政总额的六分之一的财政支援。所以许多财经人才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旧社会留用的人才都是知识分子,喜欢看名著。加上建国以后第一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本人也喜欢书籍,所以不但保留了原上海市财政局的藏书,而且定了制度,每个月都有一定的经费用于购买书籍,这项规定一直被保留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我通过在档案室工作的母亲,把当时社会上容许的或者不容许的国内外名著几乎都阅读过。这为我以后做事为人,作了知识储备。

 

我从当时的报刊杂志中了解到,当年有许多所谓的右派分子,其实平时就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很多都是快刀手,不过不曾想自己被其他窝囊废事后立功成事了而已。这也是他们中很多人愤愤不平的缘由之一。反右真的是扩大化了,认真地研究当时的文献,所谓的右,其实绝大多数是在全民比左时比失败了的而已,他们确实不是右,而是左,真正的左。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的真正右派就是几个民主党人而已。当年的章罗联盟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原来坐拥五十万大军,自己居然是五十万右派大军的领袖。事后证明这五十万右派大军连他们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右派,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左派,根本就不知道和不认可章罗联盟的纲领。党中央确实是搞错了。被搞错的客观原因就不说了。被搞错的主观原因是这些错划的右派大多数是些锋芒人物,平时积累了不少对头,到时候被人趁机报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借阅当时的装订成册的报纸和杂志看看就知道了。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没有看过反右斗争的全部文献,你简直就没有在中国作从政的政治储备。

 

我在新疆时也曾遇到一些逃跑到新疆的内地盲流中的右派。都是些左得出奇的人物,因为有点文化都混得还不错,四清时搞内查外调,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当时的生产部队因为他们不惹事添乱也不公布。但是一九六六年全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个个都蠢蠢欲动,非常起劲地想造反想革命,政法股把全农场的有问题的人员归类列表,分发到宣教股 和各营连政工和治安主任手里,我才了解到这些平时看起来极左的分子原来却是戴帽的右派分子,也算开了眼界了。我写下这些也是告诉人们,真 不要以为左或者右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另外也是告诉人们其实大陆当局在看待社会运动,和处理大问题之前,早就排队摸底的,绝对不是充耳不闻的。充耳不闻,轻的说是玩忽职守,严重的是渎职。所以你要投入大陆的任何运动都要想清楚了,自己是什么人,用上海人的土话来说, ” 掂掂自己的分量。”

 

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说什么右派分子都是好人,左和右不是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志。现在认为民主运动人士是好人,其实就像中共当年说右派分子是坏人一样荒唐荒谬。更何况左和右是可以互换的,甚至都不需要互换,只看怎么判断罢了。所以许多右派要求彻底平反,平反什么?平反就是要中央肯定自己是左派分子而已,是要重新获得权力成为革别人命的革命者,是要享受革命者的待遇和权力,是要恢复和扩大个人的革命待遇和权力。所以人们才会看到他们一会左,一会右,一出国全变成卖国分子。

 

这个中国的特殊的左右派混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所谓民主运动中人,其中许多人,根本就不认同民主的原则,纲领。相对共产党的左,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右,而是比现在的共产党更左,而且左到出奇的地步。这里举二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今年刚刚被美国之音请出门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等一帮子人,他们原来就是广东等地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他们被请出门还拉着门框哭喊到,自己是在全心全意为美国利益考虑,才动用了美国之音的电台资源报道郭文贵的谣言的。他们不集体发联合声明,公开表态,人们还蒙在鼓里,真的以为他们是为了美中友谊和两国的共同利益工作,并为了提高民众素质而传播民主的本来价值的媒体人。一表态,人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些非常恶意的利用谣言和诽谤想颠覆中国,想搅乱是非和颠倒罪于非罪界限的恶棍。

 

另外举的一个例子是,海外民运旁门左道到都不需要全国人民同意,居然先后选出两届总统。我不久前才知道,其中一个总统居然还派遣他的特使回大陆活动。我以前写过,中国的农村有层出不穷的自封为皇帝的反民主现象,现在与时俱进,城市里居然出现了自封为民主中国总统的怪事。中国的民主意识的普及和提高真的是任重道远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人们看民主运动其实就像看当年反右运动,有点蒙眼胡乱回击一样。我想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人到死也不会承认许多人,甚至大部分右派分子是他们的基础和追随者,因为领袖和本群体的思想体系完全不同。同理,大部分右派分子也不会承认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是他们的领袖。所以你真正看懂了反右斗争,你也就真正看懂了当代的民主运动。

 

现在的民主运动和当年的反右运动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右派是受歧视的,现在的民主人士是受重视的,所以当年的右派许多是被人硬塞进右派队伍,而现在的民主派大多数是自己硬挤进民主队伍。一个是避害,一个是图利,仅此而已。他们个人和他们所处的群体的价值观,理念和行为准则完全不同。

 

一九九一年四月,上海市公安局的张凤年(当年他已经离休,临时被召回)审讯我时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从小讲话就一进一出。” 为什么我会被人有这么深刻的印象,主要就是有了一定的政治储备。储备来自哪里?来自于大量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名著(政治的,历史的,科技的,文学的,艺术的),和反右斗争的历史文献。至于他从小就注意我,不是因为我是个捣蛋胚子,而是因为我向报刊杂志投稿。当年向报刊杂志投稿,如果被录用,当时的报刊杂志是要通过政审这一关的,有单位的通过单位,没有单位的,像我这种情况就到街道了解,并到派出所调查背景。哪像现在胡乱写一些东西都有地方发表。

 

至于政治和文化储备,也不是仅仅看书读报,而是要进入学校进修的,一九六二年初,大批在江西共产主义大学的上海青年逃回家。上海人都知道了那个所谓比华东师范大学质量更高的江西共大其实是汪东兴瞎吹的。共大的教学质量一塌糊涂。我的那张大学学生证登时也就一文不值了,再也进不了上海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怎么办?我就进入南市区的民办高中和民办函授大学。一九六一年时,中央突然放宽私人办学的政策,在上海南市区的福佑路上有许多旧上海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就纷纷办起了学校。我还记得我读的其中一个是光华私立大学。整个大学就一个课堂,一个老师加上老师的妻子。老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数学文学都教。可能这些上海私立大学都是受监控和调查的,我也是被彻底调查过的。所以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公安局来了二个人,对我说,上面知道你喜欢读书,决定让你到复旦大学进修去。我们对你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尤其是哲学方面。

 

当时我正在帮我的朋友跑各大厂家,收购小金库的物质。因为中央要清查小金库。在这里说一句,有些根本不懂工矿企业的什么记者乱写什么小金库就是私房钱,就是贪污的资 金。当年的每个工厂企业私下里都设立第二仓库,仓库里存放和保管的是市场紧俏的生产和日用品用来应付市场短缺时的急需之用,根本不是贪污的赃款和挪用的资金。中央认为这些停滞的物资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调控和分配能力,所以要清点这些账面以外的物资。为了应对上面的检查和下面的举报,所以许多工矿企业都大量低价处理这些账外物资。当时的温州人正穷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了这个机会就集资到上海收购这些账外物资。为什么他们不到其它城市收购?这是因为上海的产品质量好,比如工矿企业必须要用到的大型电闸的性能,哪一家外地厂家能达到上海的质量?举一个例子,上海人民电器厂出产的电器开关的触点是一块很大的纯银,保证良好的导电性能。说到大块的银触点,自然也有不法分子把纯银块撬下来用镀银块替换上去,造成许多使用了这些劣质电器的工矿企业着火和爆炸事故。这是改革开放时鲜为人知的负面故事和代价。

 

我此时正在忙着为我的温州朋友跑生活,哪有心事读书,但是上面是怎么知道我喜欢读书的?我想,可能我在光华圣约翰函授大学学习时被上海有关方面备过案。(民办大学在一九六二年底就被中央发文取缔。中央容许民办大学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的事了。)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关于一分为三的文章引起中央高层的注意,中国的哲学家为此正互相争论不休。到了一九八六年,周扬先生还被左王在报刊上撰文攻击,说他背叛马列主义立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哲学观。

 

作为引起争论事件的起头人,我的学术观点当然受到重视,他们并希望对我本人进行教育。并希望我能被纳入自己人的学术行列。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我知道被中共选中的人才很多不是什么外界胡说的文化特务!而是中共要收罗人才。我认真想过,孔子办的学校其实就是干部培训班,干部必须要懂六艺,所以要学六艺,这是做干部的知识储备。中国共产党办的党校,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也是要进行知识储备并且还要进行政治储备以应对职务所需。

 

我当时忙于生计,已经无暇关心和注意政治,尤其无心再搞什么学术研究,因为学术研究根本不能当饭吃,所以一口回绝了到复旦进修的劝说。

 

事情进展到我一九九四年夏天被关押在上海市黄埔公安分局看守所,中央还是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发函邀请我出席当年的作家颁奖大会,并保举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作家写作班学习。(这封信件我太太收到后因为怕连累中国作协的一大批人,没有报道过,我出劳教所时她交给我。这封信件在我出国时被国家安全局收走。)即使以后我离开大陆多年,中央还是通过广东中山大学给我发邀请函,希望我对罢工和人权问题发表一些看法,我也明白这层意思并表达了我个人的看法。我讲这些也是要告诉人们,自己的知识储备比你夸大自己的活动  的能力和作用更大。中共真的是惟才是重的。

 

我常想,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和维持政权,和中共唯才是重有关。中共在国民党时期搞的学生运动,是挑选有才有德的人,学生领袖都是些品德优秀和有威望的人。如今在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想学中共这一套搞学生运动来颠覆中共政府。殊不知,他们学的是皮毛,看的是表象,挑选的不是人才,而是渣滓,所以搞得一塌糊涂。另外,美国的政治家很清楚,要使得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必须树立一个国家敌人,人民敌人。如果没有的话,想也要想出一个,所谓国家的稳定和团结必须要有个外部的国家假想敌人。所以美国在冷战时期选的是苏联作为假想敌。(苏联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宣布解体以后曾经的主导国缩小为俄国。 上海人权协会也正是在一九九一年共产世界大动乱大瓦解的那个非常时期,唯一打破中国六四僵局的民间团体)。美国在冷战以后选的假想敌国是中国。人们应该记得,那个一九七二年曾经促进中美建交的布热津斯基,因为曾经的国家假想敌苏联已经瓦解不存在了,此时处于所谓”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时候,所以在一九九五年提出要把中国作为替代的假想敌国,正式提出要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stone time )的构想。据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的亲疏转换,和个人好恶没有关系,而是国家战略需要。

 

而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当政的台湾政权(无论国民党或者民进党)倒是干的好事,自动为中国树立了真正的国家和人民的敌人。什么藏独,台独,蒙独,疆独,以及各种邪教和反民主的乌烟瘴气的什么党派和团体组织,甚至还搞出几个什么民主中国总统!中国人民一看到这些国之大敌,民意所归,民心所向,当然觉得还是中共好。普遍认为唯有中共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能够保证全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法制秩序以及和平建设。

 

认真地反省自己,我从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和造反者,我和我的家庭从来是被革命和被造反的。我之所以一九七八年提出人权和民主问题,不是想造反或者革命,而是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表达自己的心声。

 

所以当一九七九年我的姓陶的审讯员问我,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人太多了,据叶剑英的报告,全中国有一亿人受到株连,为什么他们都能正确对待,你却不能正确对待呢 ?!我的提审员,一九七九年亲自到新疆内查外调过我。他甚至还了解到我的绰号竟然是叫杨克斯,受过批斗,脖子吊过木板,坐过土飞机。当他问我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我还真的一时语塞,有点自责和佩服其他人能忍辱负重,还真感到自己有点私心膨胀。

 

出狱后通过几年的研究和探索,我之所以不肯忍辱负重,个中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如果当自己所处的群体全都处在被严重歪曲被践踏,被蹂躏的地步,作为群体中的一分子,提出为群体的主要人物平反其实就是包含了为自己争取合理对待的目的。当自己的问题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自己就想扩大事件的社会影响以求得到 社会的支持来圆满解决。中央主要领导人为了稳定大局,可以忍辱负重,向对手作种种妥协。但是执行路线的基层的普通人就没有这个必要作妥协。因为他们为这条路线被剥夺了一切,没有了退路,妥协就是承认自己应该默默忍受侮辱和诽谤以及所有一切不公平的现状。

 

所以有一定政治运作能力的人才发动与个人能力极端不相称的社会大运动。而局外人根本没有看懂这种运动的内在逻辑关系,只看到外部的热闹场面,以为事情就是表面理由那么简单,呼喊两句口号投入进去,毫无节制的表现自己,结果就成了上海人 所说的” 垫刀头朋友”。这些  ”垫 刀头朋友” 就是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同样参加运动,处理 结果却完全不同,尤其是本来就是敌对阵营的头脑浑浊的人,想入非非以为机会又来了,可以又趁机捞一点什么好处 ,这可能吗?结局当然是很惨的。

 

在他们看来,原来搞运动就是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他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所以他们的悲剧,不是什么原则或者路线的问题。而是看问题 “看豁边”了,北方话就是看走眼了。以致最后倒霉了还想把别人拉在一起,别 人保持沉默,不划清界线或者激烈批评他们已经是做到最大的人格表现了。试问他人为什么要为这些乌七八糟的人和事并且已经给自己添了无数麻烦的人去做孱头背黑锅。

 

另外,中央之所以能够容忍这种不稳定元素抬头,主要是想等待社会舆论的表态,以便更好地调正执政态势,和掌握以后发展方向。

 

所以不需要隐瞒,当我提出为刘邓路线平反其实就是包含了为自己平反的个人因素。为个体利益本身是一切个体生物的本能和真正动力。当自己和整个群体的利益相关时,自己才会把握群体的动向和区分利弊并有超强的持久力和洞察力。

 

所以为自己争取应有的评价和待遇。根本原因是个体仅仅是群体的一分子,群体的主要人物都不能平反,个体还有什么资格平反。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人们,中国大陆的任何社会运动如果不是外力加入搞成的,必定是党内路线分歧和斗争的社会反映。

 

所以当一九八零年我被判二年有期徒刑缓期二年不服又加半年,中央非常震怒,把蓄意想把我打成国民党特务的当时的上海市人大主任严佑民调往河南省担任人大副主任。他不去,中央有一派为他说情,结果让他担任安徽省省委书记。他和我结仇,根本就是有点胡闹。原因是我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揭露,上海市委篡改中央关于妥善解决上山下乡知青的关于顶替问题的文件,把在校学生改成在校大专院校学生。懂一点政府工作运作规则的人都知道,这肯定是秘书干的秘书改的。严佑民的文化程度不足以知道什么是扩大内涵,缩小外延之类的逻辑关系,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担任公安部第九个副部长时,习惯了整人,所以千方百计想把我搞成国民党特务解气。他都不仔细想一想,你把我搞成国民党特务,怎么向中央交待?人们如何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对文化大革命评价变化的社会原因和为刘少奇平反的党内外原因。一个国民党特务首提为刘少奇平反,首提文化大革命是民族灾难,这段历史怎么向人民交代,怎么向历史交代?!

 

一个人把个人仇恨扩大到连政治常识,历史常识都不顾,也真是一个奇人。

 

他到了安徽不死心又在一九八二年通过孙忠良想把人权协会的魏全宝等人诱骗为劫机集团,间接打击我。魏全宝告诉我事情原委,我关照他立即到他所在的公安局报案。劫持飞机这么个事情都被他想出来栽赃,中央非常重视,这还不搞个水落石出?!得知原委,胡耀邦非常生气,立即把他调离安徽省,安排在陕西省当人大常委副主任。他故伎重演,不上任不去,这个事件连他的靠山也保不住了,只好离休。

 

但是一九九二年元月,曾庆红把他从离休状态,调往中央担任民政部长,这明显是冲着我的。但是问题是,离退休后又提升,这是和邓小平建立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对着干的。此时邓小平再也忍不住了,南巡讲话,发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确立,我所在的丰泽公司的事情也通过司法程序有了结论。此时我是想收场了。一九九三年年头,上海下了一场多年憋住的大雪,有两个北京朋友来看我,一个是周国强,一个是钱玉民,我安排他们到了当时的南市区的一家旅舍住宿,我陪他们聊了一晚上,他们说北京的地下民情很暴力,甚至有人想用模型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的,另外,当时社会上有多起未遂已遂的劫机事件。我听了觉得这很不好,国家需要和平和安定,我提出不能搞什么地下活动,也不能搞什么暴力活动,要提倡公开化要和平理性。彼此讨论的结果是,由我来写一篇关于民主运动必须公开化的文章,周国强和钱玉民搞一个和平宪章之类的东西。说一点当时的情况,当时国内社会的暴力倾向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一九九三年年底被关押在北京市昌平县收容站时,又有一架飞机被劫持到 台湾。事发之后,连收容站的看守们都惊呼起来!

 

和平宪章的背景就是这样的。

 

当时商谈好的,和平宪章由周国强写,周国强没有写,却让其他人写。写的人的水平真的不能和周国强比,写得真的很乱。像宪章之类的东西,要么否定式要么肯定式,或者混合式也算可以,但是原始稿件写得真的不伦不类,大家都觉得不满意,但是起草的人说,说时间来不及了稍微改了一下明显的错误,就这么出笼了。如果有兴趣,人们可以看看和平宪章,就会发现其实争论 是很大的。不过大陆搞宪章之类的活动从此就开了个头,是好是坏我就不说了。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只能由历史评价。

 

我自审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我素来是以刘少奇为标杆的,以自己曾经是执行刘邓路线为荣的。

 

所以我的行为模式很明确,就是以刘邓路线自居,这既是为自己的过去辩护,也是为自己的未来定位。也因此我认为,任何社会的运动如果不是由外力煽动起来,必定是党内斗争的社会衍射。如果不是党内路线的社会衍射,如果不是有外力加入,任何社会事情都不可能在大陆形成大的社会运动。

 

正因为我对自己,对整个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看法和认识,所以我在一九九四年就觉得不需要再搞下去了,所以我离开了人权协会的负责人位置,并想彻底退出社会活动。这些都是上海市公安部门掌握的,也找过我谈过话。但是他们还是说,上海的人权协会有什么事,我们还得找你,上海的民主运动有什么事还得拿你是问。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是个头。

 

其实我认真思考过什么是人权?为什么人们分不清个案和人权的区别,人权是否应该是只关注制度性的,政策性的,民族性的,种族性的,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案件。所谓人权不应该定义为个人权力受到侵犯。所以人权协会应该是个研究机构,而不是事务机构。个人权利受到侵犯应该是律师和法院解决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人权协会不应该是律师事务所,不应该听取公民的个案,也没有能力解决个案。人权协会只有反映群体性案件和社会性民族和种族问题的职能。人权协会是不是应该成为研究机构。这些都需要我静下心来研究。

 

但是我退都退不下来。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是个人有能力去提高的,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那真的是国家的事情,政府的事情。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投入,任何个人都将被愚民和他们的盲动送入火坑。

 

一九九四年我没有被关在第一看守所,而是在区级看守所,这说明我不涉及政治案件,而是刑事案件。那么究竟我触犯了什么刑法,我真的很茫然。我左思右想,我没有犯什么罪,唯一可以使我反省的是我不应该听到王辅臣家属向我要人,就急急忙忙帮助寻找,并在不了解情况时贸然向美国之音通报人员失踪,并且亲眼见到了王辅臣之后,又不是劝告他投案,而是最后同意和支持王辅臣逃出国境。

 

在黄浦区看守所里审讯我的不是黄浦区分局的人,也不是我所认识的市公安局的人,只能猜想是公安部的人。我有个毛病,只要关押时间超过三个月,一定得缺钾症,非常痛苦,连站立都困难,大小便都要人搀扶。看守所的卫生员,发钾片给我服用,但是这种缺钾好像吃钾片只能轻微的缓解。这东西又不能吃过头,不然,心脏会停搏。加上承办员告诉我,我的女儿脚骨摔折了。心里真的很难过很痛苦。

 

大概是一九九四年八月份,审讯我的二个承办员突然消失,大概过了一个月,在解放日报上看到,在南方某市举行理论务虚会。报道说,务虚会认为当前还是要正确的严格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看了报道,我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了,都准备打包回家了,突然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十日宣布对我实行劳动教养。劳动教养真是莫名其妙的制度,宣布有罪名却不说明罪名所根据的是什么事实。可能现在的人们不懂,有罪名无事实怎么理解?通俗地说,就是你在路上循规蹈矩地走,警察一把抓住你,说你是强盗。警察说你是强盗就是强盗,不需要说明为什么是强盗,也不需要通过法院就关押起来,这就是制度性的侵犯人权。这项恶劣制度在二零一三年底被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废除了,这也是习近平为中国的人权所作的举世瞩目的贡献。有些莫名其妙的所谓民运人士说,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倒退了,恶化了,这真是闭着眼睛说胡话了。

一九九四年宣布对我实行劳动教养。这下真的几乎把我气疯了,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几个月的身心痛苦化为脏话喷出口,连宣布我劳动教养的人一时都楞了一会。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上海脏话骂人。

 

我都忍不住骂人了,当然劳动教养决定书上是没有我的签名的。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二

2017年9月14日

 

杨週(天聪)

Thursday, September 14, 2017

在王辅臣逃亡期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说 ,”杨週等人不是什么人权分子,而是刑事罪犯。”引起了国际社会轩然大波。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被逮捕,我的事件并 没有进入司法程序,法院更无从判决我是个刑事罪犯。然而这时中国外交部却越过司法界限对外宣布我是刑事罪犯!这是很严重的践踏司法程序和司法结果的国家行为,当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我得知消息也非常震惊,自然也就针锋相对反驳。

就算以后中国的公安局决定我劳教三年,勉强算是事后补充进入司法程序,但处理的结果还不是司法判决,而是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不等于司法判决。被劳教教养的当事人并不等同于刑事罪犯,而是有过失或者有过错的公民。中国外交部为什么要把我和刑事罪犯联系起来,根据是什么?一直是我在劳教所里百思不解的问题。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个人素质确实差,没有什么法制观念,但也不至于蠢到无根据的信口开河的地步,所以说如此有关国家法制形象的问题,他多少总还是要有点什么依据的吧?

他究竟依据的是什么呢?

回顾起来,尽管一九九一年九月解放日报曾经报道过上海丰泽公司是建国以后最大偷漏税案件的主体,性质比东北的王守信严重。顺便说一句,海外到今天为止还在把王守信作为腐败和贪污的典型案例在渲染,居然不知道这个案件早就平反了。王守信根本就不是什么贪污腐败分子,而是工业系统改革开放的先锋,是极左派反改革开放的牺牲品。有人说记者不会杀人,王守信就是个被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杀害的典型,极左派利用手中的媒体,制造社会舆论,挟持了司法工具,把她杀害了。事隔多年,到今天为止还有人在她身上搞戮尸斩首的艺术表演。我重提王守信案件就是要提醒人们注意。通过王守信事件我相信人们可以和应该看清极左派的凶残和恶劣本性了吧。

所以不要相信极左派人士是善良和干净的。极左派手上是流淌着无辜人民的鲜血的。他们不但从不反省,而且还在炫耀他们手上鲜红的人血。人们应该看清在极左派友善的花言巧语的布道后面是鲜血淋淋的人头和尸体。在他们假装正义的面具后面是手枪和子弹。看到他们对王守信被杀戮的愉悦,我的内心就被揪住一样痛,这都是些什么人,如此嗜血成瘾。再仔细想一想我自己的鲜血也差一点被用来为他们的屠刀淬火,我的头颅和身体也差一点被他们用来祭天。

另外,我们从对王守信这个案件的评价,就可以 知道海外民运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属于什么思想体系。如果让他们上台,中国绝对会是处于血雨腥风的时代。我们这些曾经的改革开放的前沿人物必定被用来 补刀和祭祀的。

因此通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前些时候我很严肃地告诉我的一个朋友,我对现在的党中央非常支持和信赖。为什么?因为我认为现在的党中央是真正主张改革开放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首先,习近平亲自担任深化改革开放小组组长。第二,中央提倡一带一路,在国际上首创改革开放的道路。把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推广到国际。第三,习近平先生在瑞士的非政府经济论坛上的脱稿发言,强调了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懂一点政治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经济发展其实已经包含了政治变革的内容,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在政治环境中的经济活动。中国目前的国策是真正体现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成功,因为世界情况和变化太复杂。中国的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动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也不是在一九八九年差一点被以美国为主体运作的学生运动葬送!同理,在国际上推广改革路线,面临的风险就更严峻了。无论是国内的或者是国际的改革开放,需要绝对的和平环境。看看世界目前处于点火不断,爆炸不停,以及处于核恐怖威胁的状况,我们甚至都无法想象世界可见将来的形势,尤其是无法预测世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风险。但是无论如何,习近平的历史功绩会被世界史铭记下来 ,即使这种世界范围的改革开放被不可预测的某些情况暂时中断,但他开启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是没有办法塞回人类的神经 轴突 里去的。

虽然一九九一年作为丰泽公司曾经主管的我,有经济的刑事罪犯嫌疑,但是通过一年的侦办,一九九二年丰泽公司偷漏税的案件已经宣告结案。我亲自问过上海市公安局,也知道有几个分公司确实是有些偷漏税情况。为此,有一个分公司经理甚至罚款五十万,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一九九二年的五十万,可绝对不是和现在二零一七年的五十万等值的,起码要乘以100 这个数。

这件震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民办企业偷漏税的特大案件,已经通过司法程序证明确实没有那么严重,并且与我无关。甚至包括我的老上司,分公司经理沈惠民先生都通过司法程序被证明是清白的。那么沈国放说我是刑事罪犯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作为个人的他,可以信口开河,但是这是有关国家名誉的事,他无法摆脱党内坚持法制的一方问责的。

他是如何应对党内高层的问责,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他所依据的事实究竟是什么,我必须搞清楚,我不能糊涂到死。

事情过去了一年。一九九五年我被公安局决定保外就医。朋友们来看我,郑儒太先生告诉我,一九九四年五月他也被传讯。传讯时审讯员告诉他,王辅臣逃跑前和面馆老板打架的事。并说那个老板报案时,报案中例举的被损坏物件里提到,被王辅臣摔破的紫砂壶是祖传的名家收藏物。 我一听,祖传的名家紫砂壶,这个价值还有顶?!这个案件报到中央,还不是坐实了是重大刑事案件,当事者涉案者还不都成了刑事罪犯?这还不连累到我?这还不给一直对我恨之入骨的左派提供了机会?天赐良机,怎么会放过!

尽管我总算明白了说我是刑事罪犯的源头,心中的块垒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坚实了。我听完这个故事尽管不动声色,但在心中长叹一口气。

真是, ” 坑我者,唯他尔!”

我多次对朋友们说,千万不要和乱七八糟的事情搞在一起,后果是会很严重的。本来是可轻可重的事情,和政治一挂钩,绝对是可重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种说教,真的有人听进了,听懂了吗?听的人,真的能做到律己了吗?做到克己复礼了吗?

政治其实是群体利益的集中表达。既然是群体利益的集中表达,而不是全民利益的集中表达,就有可能在表达本群体利益时伤害其他群体,不被其他群体接受,尤其是本群体最大利益化的追求和本群体的特殊的爱好和追求,也因此本群体的最大利益和爱好以及追求是特别受注意和排斥的。这就在公共政治上要求某些政治人物放弃或者克制本群体的最大化利益和特殊追求以及爱好。

所以现代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放大不合本群体的状况的显示效应,我称之为政治凸透镜效应。许多本来很普通的事件通过政治凸透镜看的话,就不同寻常了,更何况本来就不普通的事件很可能就变成政治丑闻。本来可能不过是些普通的缺点或者缺陷,一旦通过政治凸透镜的观察效应,很可能就变成特大政治丑闻,甚至成为特大刑事案件。

所以经济的生活的特殊和不正常的事件就尽量不曝光,在信息爆炸的当代,难免个人和本群体的信息不被曝光。所以审视下来对于个人来说,最好的不曝光的方法就是政治人物让特殊和不正常的事件不发生,这样就不存在曝光和不曝光甚至掩盖和弥补的问题。

但是我们能做到吗?但是我们能保证与我们有关联的人士能做到吗?一个人想从事政治又要避开政治凸透镜效应,同时又要保证自己和自己有关的亲朋好友克制欲望,爱好,追求,这是现代乌托邦式政治幻想。

如果我们更深一步研究,政治透镜其实是有两大功效的。政治凸透镜不单单是有寻丑现恶的功能,还有显美明善的功能。不被政治凸透镜聚焦的人物和事件,就不会有人关注,没有人关注的人物和事件就成不了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既要被政治凸透镜聚焦,又想不被政治凸透镜曝光不被全体人民认可的特殊追求和爱好,这种矛盾是很难解决的,尤其在网络时代,在谣言和诽谤,污蔑和诬陷无疆界泛滥的时代。

由于诸上原因,国家暴力和国家宽容的作用就特别的需要和特出了。所以如何协调国家暴力和国家宽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课题。

而我们的这些当代人的个人悲剧往往就是发生在国家暴力和国家宽容不协调的间隙时。

(未完待叙)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

2017年9月12日

 

Thursdays, September 12, 2017

杨週(天聪)

昨天一夜没睡好,今天一早就赶到女儿家。小外孙女见到我脸色很庄重,小小年纪,二岁不到。看到自己的妈妈这几天忙着整理行李,今天外公又一早上门,这些异常情况,使她隐约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好在她奶奶给她玩I pad 分散了她的注意力。

我跟女儿说,你的女儿真的很敏感。她是感觉到你要出门,只是没法表达,这不是什么第六感起作用,而是家中反常现象引起了她的警觉。这是哺乳动物千万年进化的遗传本能。女儿的小先生先期到南方的一个小城市打点种种事宜。女儿的女儿太小,只能留在家中。

出租车到了机场后,进入检票大厅,女儿叫我可以回家了,我坚持要看她检查行李,托运行李,并目送她进入检票处。

这个机场我已经十九年没有来过。十九年前,我就是在这个机场迎接我的女儿,那时我是请高平先生和他的夫人陪我接女儿的。女儿是由空姐送到我面前。空姐问女儿,”你认识这个人吗?” 女儿点点头说,”这是我爸爸。”空姐又指着她妈妈问,”你认识她吗?” 女儿犹豫起来,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眼眶。分别三年,只认得我,连妈妈都生疏了。

只认得我,是因为我经常陪她玩。

她从小就是个机灵鬼,我只要有出门 的表现,她立即猜到,并一把抱住我,缠着要一起出去。清楚地记得一九九四年春季,我要和约好的苏佩秋女士见面。她看出我要出门,紧紧地抱住我,我只得带她一同去见苏佩秋。还记得见面地点在南京西路一个高级旅馆的西餐厅里,苏佩秋女士也是个喜欢小孩子的人,一见我女儿就很有爱,给她买了一份西式小点心。我在上海时并没有教过女儿用刀叉等西式餐具。女儿自己看周围的人怎么使用的,就比照着用,也不打搅我们大人说话。餐后苏女士叫餐厅服务员帮女儿把剩下的点心打包带走,女儿就把打包的点心带回家,第二天分给里弄里的小伙伴分享。

这次和苏佩秋的见面会是我提出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LIN MUCHEN 的想到美国去,被领事馆拒签。当年被美国领事馆拒签是很严重的事情,可能今后十年都进不了美国,而他急于离开中国。我猜到是什么原因,原因是一个月前他写了一封给人大常委会的信,胡骂一通,什么法西斯政权之类的,最后责问人大,”是不是政权落到警察手里了?”落款是人权协会,联系人是杨週。

我看了这封信,哭笑不得。这哪里是想解决问题,根本就是胡骂。当着众人的面我不便跟他争论,也不想反驳,怎么办?仔细看这封信的结尾是疑问式的,所以也就算了,发就发吧。但是我掌握住一个原则就是不对外公布,因此构不成煽动罪,诽谤罪。

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史振泰到我家约我到人民公园坐坐,并拍了一张两人合照,这张照片,前几年我登在我的博客里。这次会面时他告诉我,”你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有回音了,解放日报登载了人大的回音,’据调查,现在的政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上面知道我对解放日报很有意见,一九七九年三月造谣说我要到联合国控告中国没有人权,一九九一年又夸大事实说我所担任过总部经理的丰泽公司偷漏税一亿元以上,比那个被枪毙的被攻击为什么女妖的王守信的问题更严重。所以我对解放日报很有意见。但是史振泰先生和解放日报关系比较好,所以派他作调和人。 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史振泰先生前几年被人当猴耍,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想如果我还在上海,他何至于到这个地步。

说到史振泰我多说几句,一九九一年四月我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时,同班房有一个杀人嫌疑犯,姓王的,父亲是新四军的小干部。因为我所在的城防公司的老领导也是新四军的,所以,我对他有一种自然的同情感。他是山东人,很讲义气,就是这个义气害了他。从接触几个月下来,发现他平时为人还蛮讲道理的,我就把他这个案子介绍给李国萍律师办理,希望他有机会活下去。当然最后因为案发后警察来找他问话,他立即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检察院又否定了他有自首情节,最后被处决了。他有一个亲戚在北京当检察官。他有一个姐姐,长得也很正气,我就把她介绍给史振泰,她个人倒是很满意,但是史振泰真是个书呆子,都不晓得如何招待女生,常常自顾自修理他的照相机或者修理他的手风琴,把王女士冷在一边。结果此事传到公安局,公安局给王女士介绍了一个对象。最后当王女士告诉我一切,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当我前几年看到他在废墟前拉手风琴的公开照,我整个人的心都揪起来–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

我和苏佩秋见面时,对她说,我的朋友LIN MUZHENG 被你们领事馆拒签了,希望你能帮帮他。苏佩秋一口答应,说回去调查一下,一定解决。但是她却又提出,”我非常想知道,你想不想到美国访问呢?”我说我不想。

本来事情都是很平静很正常的,问题出在王辅臣身上。一九九四年四月七日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访华时提出想见见上海的杨週,当局不想让法总理和我见面,就把我请到延安东路上靠外滩的大富豪酒家隔离起来。上海的其他民运人士则关在派出所里。被关在派出所里的人就觉得当局对他们不公平。因为他们又没有什么事值得被请到派出所喝茶。尤其是王辅臣找到给他在派出所里时送面条的个体户,说为什么送光面给他吃,是不是欺负人,并和面馆 的老板争吵起来。互相推搡中,可能有东西损坏,面馆老板就报案,说王辅臣在他的面馆里打砸抢,其中最要命的是说王辅臣把他的一把紫砂茶壶给摔坏了。这事情闹得很大,有人觉得这个面馆老板想敲竹杠,于是在王辅臣家塞了一张字条,王辅臣就此逃跑。逃跑时又不通知任何人。逃跑那天是从我家离开的,我就觉得有责任了,于是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王辅臣的下落。

在他逃跑前些时候,他和他的一个姓杨的朋友搞了一个修宪十九条,请我签名。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说我不签名,我已经把人权协会的理事长职务都辞掉,我想养养身体。他说你不签就没有人签名了,我说我真的不想签名。

他发急了,说你自己写的民主运动必须公开化,现在我们根据你的意思写了修宪十九条你却不想签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想为这事情伤了和气,再说十九条好像也真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只要不对外发布真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公民有权利在内部向人大反映情况和提出建议。我就说签就签吧,但是这是最后一次。他答应了。我就在稿件的末尾准备签。他又拦住,说,要签就签在前面,怎么可以签在最后的?我说好,好,好,就签在当中吧,这总可以了吧?所以这份稿件最后就发生了颠倒签名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我家是有监听的。所以当王辅臣失踪后,我第一反应,他是因为十九条被逮捕了。当局肯定掌握了十九条的签名经过。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王辅臣的下落以后我就对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件事。

谁知道他突然从逃亡路上回到上海,找到姚振祥,并通过姚振祥联系上我。我见到他时,真是哭笑不得,刚和美国之音报道这个事情,他就出现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搞得如此神出鬼没,这回轮到我发怒了,我说你搞什么鬼,把我推到绝路上?他还是认为无所谓,我拧开收音机,请他听听电台是如何报道他失踪事件的。

他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连声说对不起,并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把事情搞得怎么乱,你说怎么办?他提出那么干脆出国去算了。我说也只有这条路了,并对姚振祥说你就陪他出国,费用你就先垫着吧,没有办法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明天可能我就被逮捕了。我一生做事谨慎小心,没有想到伤在这里,如果迟一天对外报道就好了。

回到家后看着睡着了的我可爱的女儿,真是百感交集。

(待叙)

 

 

民主运动的布朗现象—— 给水仙咖啡杯先生关于民主的通信

2017年9月11日

 

 

杨週(天聪)

Monday, September 11, 2017

水仙咖啡杯先生:

你的文章我看了,信息量很大,有关民主问题的,有关国际政治问题和金融问题的,还有有关 LGBT 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你提出的有关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你的文章说:

“墙内民主圈在我看来,一个是偷偷摸摸,二个是乞求外力,三个是出尔反尔,道德资源破产,四个是愚昧无知、不学无术,五个是仇恨太甚,同路人都无法团结,六个是光说不练。”"中国人为什么到了自由世界也不得自由。”

观察到这些现象你觉得很困惑。其实能够观察到这一点,说明你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我见过一些可能是视觉有问题或者更可能心智有问题的人,说”民运要团结,团结一致对抗暴政。”他们究竟是真幼稚还是装疯卖傻,甚或是想哗众斂利就不得而知了。

你所陈述的现象,其实有好几个问题。这些人士懂得什么是民主吗?这些人中有的是想着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有些则想尝尝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抄,抓,杀”革命当家做主的滋味,有些想的是我的自由就是冲破一切枷锁。有些想的是一搞民运,就会得到西方源源不断的金钱和美女。在海外有些所谓的”民运理论家”甚至声嘶力竭的呼叫,”自由就是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情,酒足饭饱以后对朋友说,搞民运可以得到想得到的一切 …… 这些反民主的思潮你把他们都归为民主运动一类里去了,是不是归类方法有问题呢?

正常人看到这些现象简直都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神经有问题,还是精神有问题 ?此外,因为一个法官审理过罪犯,所以干脆把法官塞进罪犯圈子里,说是和犯人一伙的。理由是好人会和坏人打交道吗?一个警察把混在人群里的一个盗贼抓住,于是三姑六婆们说道,这个警官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是怎么看出人家是盗贼的,肯定自己就是盗贼惯了,才有经验!这种论调是不是有点怪异?!

我在新疆土壤改良研究所学习时,我的导师卫镇陆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现代科学都是相通的”。这句话真的很深刻。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和研究,有些社会现象其实和某些物理现象也是雷同的。

所以换一个角度看你所例举的这些社会现象就豁然开朗了。这些都是些细微颗粒在悬浮场里作布朗运动,彼此冲撞不休,似乎永不停顿。它们好像很有点自由意志,其实是被作热运动的分子打击后不得不表现的状态。布朗运动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要有足够密度的介质,第二要有适当的温度,第三悬浮颗粒必须足够大小,第四个也是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布朗介质本身有约束。如果介质没有约束,或者微小颗粒越过了约束,小颗粒就失去了作布朗运动的条件,它们进入另一种物理环境,大多数被其他电子或者正离子中和后沉降为灰尘失去了自由运动动力,极少数被其他分子冲撞进入外太空成为宇宙尘埃,被牛顿定律约束住。所以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无管制的自由主义者,这些都仅仅是布朗运动颗粒的社会表现罢了。

在人类社会里喊真正的无约束自由,在现代国家里喊无政府管制,是不是像地球物质不受地球引力约束般荒唐。

再说,真的想要无政府的民主,自行到旷野里去好了,真正想要不受管制的自由,到深海里去好了。在那里 只要不被人看到,你想怎么就怎么,即使你啃自己的骨头,甚至强奸鲨鱼鲸鱼都没人管你,你有充分的自由只要你有行使此类事情的能力。所以那些空喊个人充分自由充分民主反对一切国家暴政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仅仅是些行为艺术家罢了,目的不是真正去做的,而是表演给人看的,他们需要舞台,需要观众。所有的艺术都需要观众,没有观众的艺术表演肯定是精神病表演。

在上海就有这样一个疯子,别人搭建了舞台,他冲上表演了一会,人们给了他掌声,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个人物。舞台拆除了,他还沉浸在掌声中。没有舞台了,他就在里弄里高呼口号扰民,引起居民愤慨要求政府管理。政府顾虑了很长时间,延宕了很久,最后不得不出于公共安全和人道精神征求家属意见后,把他送往精神病院。在精神病医院治疗期间,有一个精神病医生发现这个精神病人原来还带有政治色彩,觉得奇货可居,还把这个精神病人大力推销到美国。美国人民看过太多精神病演出,有审丑疲劳了,这场闹剧才没有了市场。不然人们又可以看到一场新版政治疯子的国际演出。

我在美国碰到一些人对我说,杨週你离开上海了就该轮到我们撑市面了。啥人晓得,上海市公安局很不要脸。我们在旅舍里,外面来了好几个小姐,一进门就脱得精光,还冲上来扒我们的裤子,警察随后就冲进来拍照 …… 我听了哭笑不得,真的不好说什么。怎么说呢?为什么要密谋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谈论乱七八糟的东西,既然知道政治是很严肃可怕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严肃谨慎对待。既然你把政治当儿戏,别人也就把你当儿戏中的玩偶。据我所知,有一个我曾经担保被从轻处理的人的老婆对别人抱怨说他老公做鸡头,此人到美国后,自己都很知趣不来见我。有人指责我乱担保此人。 但是我为什么要对我不知道的事情负责,而且要对我曾经帮助过的人负一辈子责任?再说,在美国就是父亲也不需要对成年后的儿子的个人行为负责。

你的评论说  “  我也一直是打明牌的,之所以想加阁下即时通讯工具,倒不在密谋,主要是如果我们公开深谈恐怕会涉及很多时人、故人不欲为外所知的秘辛逸闻,惹来官非或不可免。” 这,你就多虑了,你我所说的事不提具体姓名,有什么不好说的?如果有人对号入座,那是他的事情,于我无关。我做人的原则是从不打听别人的私事,但是这些私事都已经变成公开的旧闻了,为什么不可以评论,为什么要装作一个糊涂人。

我从来不是什么老好人,更不是什么乡愿。你都是一个老好人了,还有什么是非原则?还谈什么公平公正,甚至道德良心?还搞什么人权和民主?真正的老好人应该去做牧师,神父,尼姑,和尚,道士…….. 出世去,入梵去。

一九九一年我被软禁在同济专家楼时,一个姓史的审讯人员问我,你为什么要和王若等这种人搞在一起,你了解他吗?我说我有许多文艺界朋友当然知道他的一些毛病,但是你们要知道”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察则无徒。”再说,你们今天这样 劝导我,可能明天会用同样的语句劝导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要和杨週这种人搞在一起?”这是你们的工作方式或者称作为套路。

我为人的准则就是就事论事,该知道的必须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想知道。众所周知,闭目塞听走夜路,这是在寻死?但是胡思乱想东张西望走险峰,同样也是寻死的。

我在上海时,有朋友引进了一个地下组织到我们这里。他们出示了自己油印的地下刊物,我看了一下,印得倒很整洁,但是内容实在不怎么样,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在做一种极其伟大和秘密高级的事情。那种神圣状,庄重状,连我都觉得气氛顿时变得冷凝起来。我只能说, 不错。再多的表白话就左右不是了。

一九九三年底,我从北京昌平县收容站转移到青东劳教农场接受审讯,审讯员吴建中说,前几天上海收缴了许多地下刊物,这些刊物我看都不看就扔在垃圾桶里。我只注意你的文章,确实是有水平。

我听了真为这些搞地下刊物的人悲哀,很宝贵的青春就整天躲躲闪闪的搞这些名堂,最后都在公安局手里,如果受到重视也还气得过,偏偏被人看都不看就扔进垃圾桶。我都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的宝贵青春就这样进了垃圾桶。我真的为他们感到悲哀。他们听到一些民主自由人权的名词,什么也没有搞懂,就一头扎进政治的旋涡里去,大好人生就这样一段一段一页一页,被自己蹂躏了糟蹋了。

或许他们觉得自己在为中国的人权,民主和自由在做重要贡献。中国人民的人权意识和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在他们的地下活动中被提升了。

他们活在高尔基的作品中,自己的幻境中。但愿中共不要去干扰他们,他们够可怜的了。

LGBT 问题我没有什么研究,总之认为这是人权的一个方面,我们不应该把LGBT 当作罪犯,因为他们并没有侵犯他人,如果剥夺他们的正当权利不仅不人道,而且可能阻碍人类的进步。比如图灵先生要不是当年英国社会不容忍他,他对人类的贡献,应该更大些。他首提的电脑,人工智能种种构想可能会更早造福人类。

 

 

给水仙咖啡杯先生的关于民主的通信

2017年9月10日

 

杨週(天聪)

Sunday, September 10, 2017

 

水仙咖啡杯先生:

很遗憾,我不用微信和QQ。以前有人建议我后曾用过。结果来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人,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所以就不用了。再说私下里说话很容易被人误解或者误用,为了谨慎起见也以不用微信和QQ为妥。

你如果想要我的email, 我倒是可以给你。我的email address is : yangzhoutincong@gmail.com

但是我还是希望公开地讨论问题为好。我在大陆时就养成不和他人私下里讨论重要问题 的习惯。就是要说,也是很原则的说几句。这是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所以我才能够在大陆敢于打破政治僵局和在进行公开活动时不会被人陷害。至于一九九四年 一个神经病发作呼天抢地要自焚闹得全世界都为之兴奋的人作伪证诬陷我,连公安部门都看不下去,一九九五年在我临出国前夕,把他诬陷我构成我劳动教养的案件撤消掉。

你说你是准晕晕,我诚恳地告诉你,凭你的能力恐怕是不行的,所有的晕晕都是外部力量搞成的,目的不是什么民主和自由,而是颠覆。你如果真的希望国家走向民主,不要指望外力。你可能根本没有看懂我的”论一党专制的宪法危机”一文。该文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宗旨是要达到四个和二高。也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达到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实现民主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所以追求和要求民主不违法,但是在要求民主的名义下搞颠覆,则是任何社会都不容许的,在要求民主的过程中里通外国,更是在任何国家都属于违法的或者非法的。

君若不信我之所言,看看目前美国民主党要弹劾川普的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一条,川普里通外国 —  通俄。这条理由的真假,我们不去管它,但是它却是目前唯一正当的理由。我可以很骄傲地说,目前没有一个人在中国能写出比我的” 哭” 等用诗歌形式表现对民主自由向往的更高的文艺精神境界了。中共为什么不以此判我的刑 ? 这并不是如在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所说的,因为我是中共高级特务! 有哪一个国家会愚蠢到用自己的情报人员,写出极具煽动性的颠覆自己的文艺作品的?!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有些人就是因为读了我的” 哭”等诗歌 才 走向民主这条不归路的。中共当然知道这些诗的煽动性,但是他们明确告诉我,这不违法。为什么不违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要实现高度民主。所以不要把追求民主和反共卖国联系起来,也不要把追求和实现民主和爱国容共对立起来,更不要把民主和违法联系起来。蒋介石晚年犯的错误,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能容共不能容忍民主,最后的结果是整个国民党,走向宁可容忍台独,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境地,台湾今天的局面就是蒋介石晚年错误的延续。再说,排除共产党和镇压共产党的民主,是真 民主吗?难道就没有想过,要镇压共产党的民主本身逻辑上没有严重问题?台湾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就连美国在国际范围里反共,但是对本国的共产党却是容许的,合法登记的。所以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恍然大悟,其实美国反对的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渗透和颠覆,仅此而已。

身为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人们真的不要认为自己想追求民主就不被中共所容忍,中共其实是容忍的,宪法也是容许的甚至要求的。所以问题不是在追求民主本身之中,而是在追求民主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上,以及幕后是否有外部势力操纵上。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大陆时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有过交往,但我没有依靠美国总领事图谋过什么,不但没有图谋过什么,就是当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苏佩秋一九九四年四月问我想不想到美国访问,我都拒绝了。所以她对我非常敬佩和关心,当我劳教时,她亲自出面多方联系募捐,并直接联系西北航空公司,给我争取到赠送 的来回双程机票,也正因为她的关心引起中国人权对我的不满和怨恨。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原因,我只能留居美国。连累我的女儿和我分离三年,寄养在朋友家中,想起来就难过。以后有机会我可以把内中的一切告诉你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公之于众的。个中的底气就是做人要坦荡荡。不要耍弄小聪明。因为你不是在和个人或者某个小集团斗智斗勇,而是在整个社会(国际和国内的)的现在以及将来的场合里显示着人格。

 

至于张凤女士的真名,恕我不会说,这是她的隐私。她不是毛家直旁系亲属,而是贺子珍家的亲属。她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打搅。

 

 

 

法拉盛次声波 三

2017年9月6日

 

杨週(天聪)

Wednesday, September 6, 2017

                         纽约人强大的泌尿系统

如果有人问我,你最佩服美国人的是什么?我只能这样回答:我不敢妄议美国人怎么怎么,因为美国人这个概念实在太大,没有人能够用较短的语言道出美国人的品质,爱好,习惯,追求,向往......我们口中所谓的美国人其实是全世界的人种,民族,文化和宗教的汇集。全世界没有一块土地集中了如此多的人类(包括社会性)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但是有一个有关美国人的问题我是敢径直回答的:我最佩服的是纽约人的强大泌尿系统。不管你是什么民族,种族,什么文化,什么肤色,什么职业,什么信仰,作为纽约人尤其是到曼哈顿的纽约人,全都可能有,必须有,一定有强大的泌尿系统。

每当我一进入纽约的曼哈顿,我对纽约人强大的泌尿系统的佩服就油然而生。如此之大,之有名,之先进的大城市却少有公共厕所,如果你有本事找到公园自然另当别论,但也不是每个公园的厕所都是不分昼夜开放的。

以前的星巴克咖啡店里的厕所是对外开放的,但现在也只对买咖啡的或者买点心的顾客开放,当你心急火燎好不容易找到星巴克进入店堂,想降低膀胱压力时,先要排队买咖啡或者点心,此时此刻你的烦躁情绪是由不得你的修养能够很好控制住的。你的两大神经系统 — 植物的和运动的神经系统可能会处于严重失调的状况,你的海马体和大脑皮层里的生物电波会胡乱撞击,逬溅出无穷火花,什么美好和优雅的愿景和风景都变成碎片。就像大风吹过本来平静的有辉煌灿烂色彩倒影的江面或者湖面时,顷刻间就变成无数动荡跳跃的光斑闪烁场。

曼哈顿的麦当劳和肯塔基早就比星巴克提前实行厕所顾客使用制。现在连BestBuy 也实行顾客使用制。一般的饭店或者餐厅就更不用说了,不是它们的顾客,没有 点完菜肴,你就别想上厕所。如果你有先解决上一号楼问题再从容选菜肴 的想法并能实现,在曼哈顿多半是个大头梦。

据说曼哈顿原来是有很多公共厕所的,后来这些厕所被陆续拆除。拆除的原因是经常有人在厕所里面吸毒,或者厕所里面常常发生强奸抢劫等犯罪活动。此种恶劣现象的猖獗泛滥,现在就连曼哈顿大中心地铁站的厕所也被迫紧锁了。

在曼哈顿上厕所如此困难或者复杂,因此我对曼哈顿城里熙熙攘攘的人群,特别地怀有敬畏之心,佩服他她们的膀胱很巨大,刮约肌很健壮。面对有超强膀胱的纽约客,我是弱者。我每次到曼哈顿必定要在物理上采取措施,提早停止喝水,有尿意无尿意都要强迫自己上完厕所再上路。另外还要辅之以生化应对,以前是吃几片小红莓片剂(CRANBERRY) ,现在是服用维他命B6 强化一下自己的神经系统,减少尿意。服用维他命B6 减少尿意是我独自通过多次实践研究出来的简便方法。

如果平时的纽约人就如此剽悍,那么到重大庆典时,更是出类拔萃了。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挤在曼哈顿的几条街道上几个小时,他她们是如何做到不上厕所的呢?

有一次和家人一起看曼哈顿新年倒计时的场面,在寒风凛冽的街道上欢呼雀跃的人群真的令人感动。感动之余,又杞人忧天地问到,她他们是如何忍住二便的。 女儿说,一般来说他们她们是提早做好预防,少喝水和提早上完厕所。但是我又疑问,纵然如此但是以后这么长的时间(几个小时)都能忍住?!因为,你只要占据了在曼哈顿街道上某个合适的位置,一离开就被别人占据了,其他好位置更是不可能去占据的,每个人都有忍住二便的特殊功能?女儿说,据了解,有些人是带着diaper去的。我说带着diaper,天冷味道倒是不太大,但是想一想,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堆堆移动的大小便里欢呼跳跃,拥挤碰撞,很有点扫兴的感觉。我的话说到此处,女儿恼怒地说,”shut up”,愤怒地离 开了房间,并把门用力关上, 扔下一句话,” 再也不想和你说话了!”

接连几天,女儿都不理我,过了好几天,等她消了些气,我才低声向她陪不是,说  ” 是我不好,不该这么问问题的!”

女儿说,”很美好的事情,被你这样一说,变得恶心得很,害得我以后都不想再到曼哈顿看庆典了!”我再三陪不是,女儿才消了气。以后在她面前再也不敢提起这个话头。

但是这个话头却深深地影响了我自己,以后每当我看任何长时间的群众性集会,脑子里都是无数的携带着人类排泄物的  diaper 在晃动,而人们却在包裹着屎尿和粪便的diaper 里兴奋地穿行。此情此景一想起来就难堪得很。据此,我也深深理解自己的女儿,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能想得太透彻的,讲得太明白的。不然,任何良好的心理愿景和美好的自然风光以及社会情调都会失去应有的光彩的。

 

小腿和脚趾抽筋怎么克服

 

上文提到的维他命B6 可以加强膀胱收缩和扩张 的能力,其实维他命B6 对防治小腿抽筋也是有很好的功效的。如果发生小腿抽筋或者脚趾抽筋,服用B6 在一刻钟内就能见效。但是维持时间有限,也就是一,二天罢了。

有报道说腿脚抽筋主要是缺少钙质,喝骨头汤就好了,我还真信了。喝骨头汤的结果是嘌呤过多,形成痛风石。手指和胳膊有好几个肿块,腿脚抽筋却更严重,真的不堪其苦。

后来因为写塔喇喇风情时想起,在新疆的青年是没有小腿抽筋的现象。就是以前有抽筋的人们,到了新疆以后也没有了。什么原因呢,我想和食物有关,那时的新疆建设兵团因为年年有超越政策性亏损的巨额亏损,南疆的部队,就把比玉米值钱的小麦对外供应,兵团内部则食用廉价的玉米以减少亏损额。主食食用玉米,蔬菜少,加上蛋白质少,很容易得糙皮病,但是也有一个意外,就是很少 – 就我个人来说,就没有听说过南疆的人们有脚抽筋的情况发生。

对这个问题我仔细想过,如果仅仅是矿物质的缘故,说不通。因为离开新疆以后,平时我没少吃其他蔬菜,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应该是齐全的。如果说是少吃了某种蛋白质,也说不通。我除了昆虫之外,哺乳动物,禽类,鱼类也没少吃。百般探求中,又据有些专家说脚抽筋是因为缺少镁。我一下狠心再次把自己当小白鼠进行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志愿者,专门买了镁片剂服用,也没有解决问题。这说明小腿抽筋和矿物质和蛋白质的关系不大,尤其和缺钙缺镁关系都不大。但是如果某天碰巧食用了玉米糊,corn cake, corn  pie 或者玉米棒只要一顿量,基本能维持一到二个月不抽筋。 这是什么 缘故呢?

我想大概玉米里含有某种丰富的特殊的肽类 物质,或者其他什么有机物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物质不是脂溶性的,因为如果是脂溶性的,那么玉米油应该有防治脚抽筋的功效,但是我发现玉米油并没有这种作用。只能假定这种物质是水溶性的。

我还尝试食用不同种类的玉米,继续把自己当小白鼠食用甜玉米进行探索,结果发现甜玉虽为玉米却没有防治腿脚抽筋的作用。

普通玉米里究竟含有什么物质可以有效的防治腿脚抽筋,这有待科研人员研究并提纯和给出分子式并给以分子动力学解释。

任何不能给出分子式和分子动力学的药物都是碰巧的或者似是而非的,甚至是骗人的东西和把戏。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和结论。

 

茄子保持紫色的方法的关键

 

我的姨妈做得一手好菜,很普通的菜经她手就非常好吃。只说一个茄子吧,她炒的茄子色彩很鲜艳。而我炒的茄子,颜色十分难看,自己看了都不想吃。

问了许多人,都说炒茄子是旺火大油。这样做菜肯定是不健康的。前几年好像是在新语丝的网站上看到一个网名叫湘女的人(也有可能是梅子)介绍用微波炉叮茄子,可以保持紫色。我用了她的方法,发现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或者同一盘茄子中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如果切好的茄子直的摆放,没有间隔的话,大多数会失败。如果有间隔地排放叮切好的茄子才比较会成功,间隔以一厘米以上者为佳。如果横的排放,则不需要间隔。

君临此况,吾不得不究其原因何为了?

我想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样的,切好的茄子如果直排,没有间隔,茄子肉质部分的水分加温时会喷溅到相邻的茄子皮上,使得茄子皮不能快速定色,并使得紫色的茄子皮发黄或者色彩暗淡。切好的茄子直的摆放有间隔或者横排,茄子的肉质部分在微波炉叮的初始阶段喷溅的水分不会降低邻近茄子皮的温度,不影响相邻茄子皮的快速升温和定色。

茄子肉质部分在微波炉初始升温时的喷溅现象,我因为没有条件观察到,只能凭推理了。甚为遗憾!

在此只能寄希望于有条件的人士去观察了。

另外要说明的一点是,切茄子块的大小和变色不变色无关,只和摆放的方式方法有关。

 

 

论一党专制的宪法危机

2017年8月20日

 

李国萍   杨週(天聪)

 May/ 25/1998

宪法的权威和稳定导源於全民意志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充分体现全民意志的强制性规范。全民意志表现为:一是通过一定的程序表达全民对自身权力、国家性质和国家主要职能的确定。二是这种确定一旦以宪法的形式公布即具有强制的性质。

因为宪法的强制性规范导源於全民的意志,所以在本国范围里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不可削弱的稳定性。宪法的权威性表现在全民范围的被认同,即宪法在规定空间范围里必须广延;宪法的稳定性表现在宪法的总体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前後不能矛盾,即宪法在有效时间长度内必须一致。不能在规定空间范围里广延和在有效时间长度内一致的宪法不会有充分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显而易见的是,不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通过一定的程序但不体现全民共同意志的宪法,在规定空间范围里和有效时间长度内并不广延和一致。因此不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

国民委托代议和多党政治

讨论宪法不得不讨论国家的目的。所有国家的相同目的是什麽呢?孟德斯鸠说,”一切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自保”。〖1〗孟德斯鸠说得很不完整,汉密尔顿补充 说联邦(即国家,笔者注)的相同目的不仅是自保,即对外抵抗外国的侵略对内维持公共安全,同时也要管理国际和国内的贸易,管理本国同外国的政治交往和商业往来。〖2〗对外抵抗外国的侵略和对内维持公共安全的双重保卫任务,不是仅仅为了保护国家之中的某一部分人而是为了保卫全体国民。全体国民包括具有本国国籍的一切人。管理国际和国内的贸易,管理本国同外国的政治交往和商业往来,也不是仅仅为了维护某个阶级和某个阶层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国民(包括不在国内和已经死亡但依法仍然保留部分权益的本国国民的权益-比如肖像权、姓名权、名誉权、著作权、发明权等等人身权利)。

既然宪法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全体国民共同制定的。也即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制定宪法,否则宪法就变成了部分国民的意志。这在 纯理论探讨”全体”的数学含义是正确的,但也仅仅是在纯数学的范畴里才有意义。实际上在超过一定规模的场合,每个人连充分表达的机会都不会有,更遑论在规定的时间内全体国民达成一致的共识。由於现代国家通常不止一个城邦大小,更不可能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召集全体国民讨论和制定宪法,如同古希腊时代的城 邦国家那样。

此外有些国民因工作、学习、疾病等缘故无暇直接参与表达自己的意志。有些国民欠缺运用法律的语言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还有些国民由於自然原因和社会 原因不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并直接参与讨论和制定宪法,譬如未成年人、精神病患 者、丧失意识的植物人及被剥夺政治权力的人等。但上述这些人都具有不可剥夺的 国民身份。因此他们的合法权益仍然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

一国国民既不能全部参与讨论和制定宪法,但宪法又必须体现全民意志。面 对上述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迫使人们寻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国民委托 代议制。

 

委托代议有二种形式,一种是主动式,另一种是被动式。对於一些不可以参与宪法的讨论和制定的人来说是被动委托代议。对於因为无暇或其他原因不能直接 参与宪法讨论和制定的人来说是主动委托代议。由於被动委托代议,一些不可以参 与宪法讨论和制定的国民的权益就可以得到保障。由於主动委托代议,使宪法本身 必须全民参与讨论和制定的要求才有现实可能。另外因为主动委托代议仅仅是委托 表达自己的意志,委托人非但没有转移任何实质性的权利,并且随时可以根据需要 收回委托。

由於委托代议,委托人可以通过委托间接参与所有有关自身权益的政治活动 。自身的意志不但能够通过委托代议表达, 而 且可 以节省精力和时间的支出。在工作和生活繁忙的现代生活委托代议和间接参与政治活动就非常重要和必要。

又因为人们在社会中处於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同阶级或同阶层的人的权益一般比较相近,所以由同阶级或同阶层的人组成的政党比较能够代表自身的权益。(当然政党不仅仅限於代表同阶级和同阶层的权益。有些政党是代表某种共同观念权益的-比如绿党,有些政党是代表某种信仰权益的-比如伊斯兰党,还有些政党是代表民族权益的……)因为政党能够代表国民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意志,所以国民委托自己所认同的政党代议就成为一种国民参政的普遍方式,政党在现代国家的国民政治生活中就非常必要和重要。政党遂成为现代社会反映一部分民意的法人,政党政治就成为现代国家国民参政的有效制度。

一党意志不代表全民意志

马季佛说,”如果没有政党制度,无论如何民治主义是无实行之可能的。”〖3〗但是又因为政党只能代表国家和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代表一部分人的意志不加制约,必定侵犯另一部分人的意志。侵犯他人意志的政党当然不能代表他人的意志。所以一个政党的主张和要求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都不能被全体国民认同。

基於同样的原因一个政党不能成为国家权力机构。权力机构主要是执行全民意志 的,这与一个反映部分民意的民间机构的功能完全不同。反映部分民意的机构如果 成为执行全民的意志的权力机构,会造成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从政党受委托 必须反映部分民意的要求来说,一个政党一旦成为执行全民意志的权力机构必然侵 犯不属於其委托的另一部分国民的意志;另外从执行全民意志的要求来说,一个政 党一旦成为执行全民意志的权力机构又必然不能有效地反映受委托的部分国民的民 意。

说到代议制,人们自然想到议会制,议会确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代议制。但 议会和政党的不同之处在於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人的民意,而议会则代表全体国民的 意志。前面说过宪法的权力来源是全民,所以政党和议会这二者是不可以等量齐观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 下 ……”。〖4〗前面说过一个党不能代表全体国民的意志,不反映全体国民意志却强调一个党的意志的宪法,充其量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志。同时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在国家中的职能就不是反映民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不是法律用语而是政治用语。一般来说政治用语可以模糊些,但法律用语必须 明确。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因此在宪法中所使用的语言必须能够用法律的语言明 确解释。但我们不能用法律的语言明确解释”领导”的含义。”领导”的本意是领 路,但在此处显然不是使用”领导”的本意。我们根据共产党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使 用”领导”一辞所表达的引申意,得出”领导”一辞在此处的隐含意义是 –”领导”是首脑地位,”领导”是管理的权力,”领导”是控制的权力。一个党是人民的首脑,一个党要管理和控制人民,显然是违背人民意志的。

宪法的权力来源应该是全民,那麽共产党的首脑地位、管理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是从 哪里来的呢?从一切权力来源於人民的角度衡量根本无从所出。更何况共产党充其 量还是全国人民的少数。中国共产党号称有五千多万,但五千多万党员和十二亿中 国人民相比不到百分之五。不到百分之五的意志要大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意志,逻辑上是不通的,法律上是不容许的。

一党专政的弊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条和序言部分规定共产党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的内容虽不矛盾,但也更明确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实不代 表全体国民的意志,从字面上来看也仅仅代表工农阶级的意志。宪法条文规定国家只代表一个阶级的意志的弊病是什麽呢?法国的托克维尔 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有几个社会阶级就象有几个不同的国家……把其他阶级的命 运完全交给一个阶级去掌握,其危险并不亚於让国家中的一个民族充当另一些民族 的仲裁者。当只由富人统治国家时,穷人的利益总要受到损害;而在穷人立法时,富人的利益便要遭到严重的危险。”〖6〗事实也确实证明了一个阶级专政的弊病。

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之後,富人不但财产受到剥夺,而且连生命也处於无保障和 随时被剥夺的情形之中。中国在中共统治下,从镇压反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这段时间里,据中共官方最保守的统计直接消灭了二千万人。另据柬埔寨的统计,柬埔寨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五年共产党统治期间内,直接和间接消灭了 二百万人,占柬埔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种阶级消灭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在仇视 和消灭人类方面并没有质的区别。顺便提一句,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希特勒也是强 调一个阶级– 工人阶级专政的。

由於强调一个阶级专政,不但其他阶级的生命财产没有保证,而且国家的总 体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要求国家达到四个现代化和两个 高度的目标-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及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 目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部分”今後的国家任务是……逐步实现工业 、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 义国家。”)由於宪法条文规定国家是一个阶级专政,所以不但社会总的财产难以 增加,用中共的语言来说-就是不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难以实现,中国的文明和 民主也难以实现,因为显而易见的情形是增加社会的总财产不可能只靠一个社会阶 级。当其他社会阶级的财产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的总的财产也大幅度地减少,当其 他阶级的民主权利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的文明和民主也不可能全面实现。譬如当一 个公民或一群公民依法表达对当局的不同政见,立即受到公开的或秘密的全方位的 骚扰,甚至被投入监狱,文明和民主一定趋向於零。况且还是称之建设成为高度文 明和高度民主的国家,这就更无从谈起。顺便提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建设 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之前并没有加上限定词,而只在国家的性质前加了限定词,因 此一般的理解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认同人类公认的文明和民主准则的。 但又因为宪法的序言和宪法的第一条强调了一个阶级的专政,所以文明和民主充其 量只能解释为一个阶级的文明和一个阶级的民主。

英国的乔.柯尔认为,”民主只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没有一个社会能够 成为绝对的民主的,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没有民主成分,有些社会甚至处於基 本不民主的政体下也能有很大的民主……反之一个社会可能在纸面有高度民主的政 体,却几乎没有民主,因为公民缺乏使民主生效所需要的那种愿望和组织。〖7〗用此话衡之於中国的现状是千真万确的。一个阶级内部的民主和文明是本阶级内部 协调的结果,并不会对外自动延伸。不言而喻,每一个人都是生命体,而生命的本 质是从外界取得尽可能多的营养以满足自身生长,活动和繁衍后代的 需要,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生命的本质是自 利的,一个阶级或一个组织是社会的生命体,同样是自利的。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单 一的阶级组成。因此一个阶级处於国家之中必需要与国家里的所有的其他阶级协调 ,并受到其他阶级的制约,不与其他阶级协调并不受其他阶级的制约必然会侵害和 损害其他阶级的利益。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强调了一个阶级的利益,都不同程 度地剥夺其他阶级成员的社会的和自然的权利,都造成人类社会的大悲剧,这是无 法抹煞的事实。

专制政权制造虚假民意的最终效果

由於现代国家都处於国际舆论的监督之中,因此专制体系的国家也注意民意 的表面价值,根据需要制造出专制统治纸面上的”民意基础”以应付国际舆论的谴 责。共产专制政权为了取得纸面上的民意基础,通常采取二个方面的办法。一是许 诺为人民谋利益,〖8〗采用剥夺富人的财产并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财产平均分配措施。二是强调公民的直接和广泛参与性,〖9〗使用大规模动员人民参与政治的手段。

众所周知,生产者和科技工作者为人民谋利益是运用自己的生产能力和通过 自己的工作方法增加社会财产,统治者作为非生产者不具备增加社会财产的能力和方法,为人民谋利益只能是分配社会财产。符合客观规律的分配社会财产的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总的生产力,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分配社会财产的方法则降低社会总的生产力。共产专制政权的统治者许诺为人民谋利益,是采用剥夺富人的财产并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财产平均分配措施。由於社会总的财产是个常数,以剥夺其他阶级的财产来满足某个阶级的需要,只有在非常小的范围里和非常短的时间内才能办到。 超过了一定的范围,由於富人的财产只是社会总财产的一部分,分配在人数较少的 富人身上显得个人所占有的量很大,但剥夺下来平均在人数很多的穷人身上只是一 个很小的量。众所周知,任何财产一旦移动和切割,其总的价值就减少,而且随着 移动的距离和切割的次数成反比的减少。有些财产由於各种原因需要予以冻结,冻 结本身又在消耗其他社会财产。此外有些财产则是不能被转移或切割的。还有,为 了继续利用某些生产资本性的财产增值,对这些财产也不能进行转移和切割。所以 剥夺来的财产真正可供分发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再说超过了一定的时间,剥夺者已 经剥夺殆尽就无可再剥夺。

以上讨论的仅仅是有形财产的剥夺和平均分配问题,还有无形财产的问题。一般来说较富有的人掌握较多的知识,知识本身也是财产。由於富人置於被专政和 被镇压的地位,就很少有可能运用知识来增加社会的产值。同时又因为他们被强迫 从事自己不熟悉或与自身体力、年龄、性别不适应的工作,这就比进行同样工作的 平均社会劳动力提供的产值要少。反抗情绪也使被剥夺者工作消极。

此外采用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财产平均分配措施,缺乏对社会财产分配制 度合理的深度思考,只强调社会分配的平均性,因而忽略了对社会提供超值财产回 报的问题,这在极大程度上压制了人们为社会提供超值财产的积极性,因此使社会 财产不能快速增长。主客观的多种原因,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和以剥夺性为前提的 社会财产平均分配手段实施的结果是:在剥夺社会一部分人财产期间的短时期内,社会总的财产大幅度降低;在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 以后,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财产 平均分配措施贯彻的长时期里,社会总财产的增加赶不上社会总人口的增长;对应 於人口总额可供分配的人均财产份额就降低。可供分配的人均财产份额降低,新的 统治阶级因为人口比例相应大,受影响自然很明显。所以通过剥夺少数富人以满足 多数穷人的需要和采用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平均分配措施,实际并没有能够使多 数人富起来,而是使一个阶级专政下的国民普遍贫穷罢了。我们观察和体验到的事 实也正是如此。

 

关於公民的直接参与问题,前文提到现代社会间接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什麽共产专制统治不实行间接参与而要强调直接参与呢?因为间接参与是通过中 介,通过各种政党。民意通过各种政党表达对共产党一党统治是不利的。所以共产 党专制统治为了有效压制民意必须否定政党制度(即多党政治制度。笔者注)。其 次,由於间接参与从纸面上 反映 的民意范围似乎不够大,所以为了表现统治的 “广泛民意基础”, 共产专制统治就强调公民的直接和广泛参与性,使用大规模动员 人民参与政治的手段。

说到公民的广泛直接参与问题,必需注意这是超限度增加社会成本支出和没 有补偿的行为。社会的成本支出并不与社会的稳定存在着不变的正比关系。恰恰相 反社会成本支出超过了与社会稳定相关关系的上限就成反比。第二,当公民广泛直 接参与政治的时候,有一个期望值在起作用。人们的期望值不一定都合理,但都是 直接参与政治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总的来说和专制政体的目的是相冲突的,当然 不可能兑现,并必然受到压制。当期望值久久不能兑现的时候,公民在高压下直接 参与的消极性不断增加。同时又因为高压政策不得不直接参与,每一次直接参与的 情况使期望值进一步受压制。期望值不断被压制,精神张力就不断增强,最後处於 一触即发的状态。当高压政策不起作用的时候(人民一致起来抵制高压政策或统治 阶层因内斗而控制失衡时),因为没有可信托的间接参与的中介,加上公民久已不 习惯间接参与,精神张力没有泄放的阀门和渠道,巨大的精神张力将引起情绪爆发 。当社会群体情绪爆发的时候任何国家权力都将被炸成真空、控制结构塌方、社会 大动乱。人所共知,力在真空状态中会寻求最短路径到达目标。人的精神张力也是一种力,人的精神张力一旦处於真空状态,必然会寻求最短路径到达目标。一般来 说革命的暴力路线是直线性的到达目标的,所以精神张力在国家权力真空状态中通 向目标的最短路径往往是革命的暴力路线。有一定数量级的社会精神张力处於一触 即发的状态,社会就非常危险。有一定数量级的社会精神张力处於权力真空状态的 时候,社会大动乱就开始。这就是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远期效果。

专制主义与独裁统治

人的期望值以社会尺度衡量就是民意,专制主义的本质是压制民意的。专制主义政体为了最大限度地压制人民的期望值必然实行独裁。专制主义政体不等於独 裁政体,此二者是有区别的。卡尔.A.魏特夫说,”专制主义和独裁统治并不是同 一回事,但是它们有密切关系。当非政府的力量不能有效的约束一个政府的统治时,它就变成专制政府了。当专制政权的统治者的决定不受政府内部力量的有效约束 时,他就是独裁者……专制国家缺乏实行内外制约的适当的机构,这种情况便发展 成为可以称作是不受制约的力量的一种累积趋势……在专制的情况下,居於最强有 力地位的人,由於在权力不受制约的累积趋势中得到便利,往往通过拉帮结派、玩 弄花招和无情的诡计来扩大他的权力,直到他征服所有的其他作最高决定的中心人 物後而独占上风为止。”〖10〗 独裁者对统治集团内部是征服其他所有作最高决定的中心人物,对统治集团 外部则是杜绝一切反映民意的声音。前面说过政党是受委托表达部分民意的法人,因而全面杜绝民意的最简便手段是取缔一切反对党。所以罗伯特.A.达尔总结道: “一个新的独裁主义政体最初的法令之一,通常是镇压所有的反对党。”〖11〗也即是说独裁主义的最明显的统治特征是镇压一切反对党。有了这些对专制   主义和独 裁主义的清晰认识,我们就能明了中国的政治状况。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是 专制主义的政体,在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是处在毛泽东的 独裁统治中。因为那时候一个明显的独裁统治的特征出现了,在毛泽东发动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国作为政治装潢的八个在野党(即形式上的参政党)也 被完全和彻底地取缔。

独裁统治一旦把最後的微小的一点反映民意之路堵死,社会的文明和民主就 完全消失。在独裁者统治下,人人都可能成为专政的对象,只要他对独裁统治者不 满。事实正是如此,毛泽东的朋友、战友、同事与普通人民一样随时可能因为对毛 泽东本人不满而被镇压并予以肉体消灭。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的最後遭遇应该是很 好的佐证。他们是共同建立专制政权和维护专制政权的人,结果却是连他们自己也 与被他们专政的对象共同处於被剥夺基本人权的恐怖之中。

然而专制主义的问题还不止於此。由於共产党宣称要消灭富有阶级的统治,采用剥夺富人的财产并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财产平均分配措施。当旧的富有阶级被消灭之後,共产党内长期处於执政地位的一部分人,因为取得社会财富的可能和便利,对於其他没有取得社会财富的可能和便利的国民而言,他们是富有者,也就是说共产党内的一部分人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替代被消灭的旧的富有阶级的新富有阶级。从工农阶级专政的宪法角度去看,他们本身事实上业已成为工农阶级专政的宪法所规定的必须予以专政的对象。所以中国一亿一千万的国企工人、一亿五千万流动於城乡企业的打工农民(实际上是纯粹意义上的工人,只不过由於中共长期不符合社会规律的统治造成难以协调的城乡关系和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而无法获得城市户口。)和八亿多农民,根据工农阶级专政的宪法,他们可以以自我认定的机会和条件(比如象毛泽东这样因为权力斗争的原因,需要借助非政府的力量而重申专制宪法所规定的工农阶级特殊权力的时候)随时剥夺非工农成分国民的一切。剥夺的范围包括社会结构重组後形成的有别於过去的非工农阶级的人士,比如共产党自己培养和挑选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工业和商业企业的主管、政府官员、国家工作人员等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肯定了工农阶级有这个权力。现在中国大陆有不少人希望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求满足”剥夺剥夺者”的期望值(顺便提醒一下,这些反社会的期望,不但符合共产党的宗旨,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宪法。但一旦实施却是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这是部分社会精神张力因为没有泄放渠道和阀门而将引起社会结构塌方的严重警告信号。

专制宪法和国家权力密度

因此一部专制宪法只要施行了一定的时间後,必定危及到制定者本身,构成 了对制定宪法者和维护者本身的最大威胁,这是专制宪法无法解决的悖论。宪法的 本意是通过确保社会群体的安全和利益达到国家和社会稳定的。专制主义宪法不但 不能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和利益,施行过程当中连制定者和维护者本身也因为 随著时间的推移、自身角色转换和角色定型而最终成为专制宪法所规定的专政对象 ,这部宪法的总危机就到来了。

 

从理论上来说一部国家宪法应该是全民制定的。一个政党代表一个阶级制定宪法, 由於阶级的局限性不能涵盖全体国民的共同权益。因此它在国家据此规定管理的空 间范围里的广延性是先天不足的。当一个阶级制定的宪法在施行一个阶段後会反过 来危及到制定者、执行者和被保护者本身,它在国家据此有效管理的时间长度内的 一致性是後天不够的。所以一个阶级专政的宪法其权威性和稳定性从开始制定到被 废止的时段里就始终没有过。

希望持久地控制专制国家政权的人,一切努力和措施就是企图弥补专制宪法 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的严重缺陷。企图弥补专制宪法在权威性和稳定性上的双重缺陷 的方法是增加国家的权力密度,增加国家权力密度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统治。

独裁统治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限的权力集中独裁统治。独裁统治者通过有限 的权力集中消灭异己分子,消灭异己分子必定不止於消灭敌对阶级,也包括同一个 阶级、阶层和政党的人,这就已经在客观上和主观上进一步破坏了宪法的有效性。

但独裁统治还没有把权力过度密集在个人手中,宪法还有一定的效力,所以国家和 社会还没有失序。这种独裁统治者的有限权力集中情况,只有等到独裁者死亡之後 ,或死亡之後相当的一段时间,人民才会起来彻底清算独裁统治者的罪行。社会在 清算独裁者一段时间以後才可能失序,并通过失序重组。换言之有限的权力集中的 独裁统治在独裁者的生前,专制宪法还有部分的效力,後继者在独裁者死後恢复受 迫害的统治阶层内部人的权利,这种恢复自己人权力的做法往往收到意外的效果, 给人民也带来一种模糊的希望,缓解了社会的精神张力。但随著时间的推移,人民 发现通过新专制统治者实现自己的希望根本是个幻觉。对新专制统治者完全失望之 後,人民将自己起来废除专制宪法并全面恢复自身的权利。比如独裁者斯大林和苏 联宪法就属於这种情况。

独裁统治的另一种情况是,无限的权力集中独裁统治。由於独裁者对权力的 贪婪追求和对死亡和死亡之後的清算的恐惧,独裁者无限制地增加国家的权力密度 以控制一切人。当无限制地增加国家的权力密度,并且向一个人身上收缩的时候,一旦超过了对权力密度的内在支持的 政治固件,就会造成权力的塌缩现象。权力密度一旦塌缩,国家就处於无秩序和社会处於无政府的状态之中,这时候独裁者将被人民清算,专制宪法将被迅速废除。比如独裁者马可仕和菲律宾的专制宪法、独裁者齐奥 塞 斯 库和罗马尼亚的专制宪法、独裁者波尔布特和红色柬埔寨的专制宪法等等,就 属 於 这 种 情 况。毛泽东作为一个权力无限集中的独裁者本来是属於後一种情况。他几乎被林 彪的《五七一工程记要》处决,只是很偶然的因为一个告密而侥幸躲过了死亡关。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家无秩序、社会无政府状态却从宏观上证明了权力塌 缩的後果。毛泽东纯粹因为偶然保住了自身的生命,慑於被人民处理的後果,不得 不停止权力密度的收缩过程,并主动放松一部分权力,免除了生前被处决和清算的 後果。所以独裁者毛泽东和中共的专制宪法是介於前一种情况和後一种情况的特殊 情况。

除了独裁者个人原因使权力有限或无限地集中从而加速宪法的失效之外,民主集中制也是增加权力密度和权力强度的原因和方法。所以当一部宪法正式把民主 集中制原则作为国家机构的管理原则时(参见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其实国家就在有意增加权力密度。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力,任何力都有自我扩张和向其他事物渗透的自然能力。宪法对国家的权力不加制约和控制,国家权力就会漫无节制的增加。 当国家权力增加的时候,国家干涉国民的能力就增大。国家干涉国民的的能力 增大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国家干涉国民的能力增大表现在第一个方面是干涉 国民的范围扩大。专制国家不但侵害法定的被专政阶级,同时也侵害非法定的被专 政阶级,最後进而侵害到法定的领导阶级。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肯定工农 阶级的领导地位,但因为国家干涉国民的能力增加,被宪法规定是社会主人的工农 阶级实际上也是被专政的对象。中国监狱里的政治犯在中共统治的中期,工农阶 级和共产党人的比率不断增长就说明这个问题。

 

国家干涉国民的能力增大表现在第二个方面是侵犯国民的力度增强,国家侵 犯个人的权利向核心渗透。专制国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是以言论治罪,以”革命” “反动”等极其抽象的纯政治概念作为定罪的标准。众所周知,因为纯政治概念的 纷争性和模糊性很难有客观的同一的标准,所以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纯政治概念,冤 假错案必然层出不穷。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期,许多政治犯的”罪行”其实只 是一般性的牢骚和不满言论,有些”反动言论”甚至只是被他人理解错误。此外有 些”反革命行为”仅仅是一般的工作过失或生活过失。所有以上这些情况无论从哪种角度衡量,都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物和政治言论的水准,更遑论因此而定 罪。另外有些政治犯的罪行只是一般的道德问题,以现代国家的标准衡量,有些甚 至并非属於道德问题而是个人权益问题,如同性恋、信仰不被政府承认的宗教、个 人财产不同意被侵犯或从事不被政府认同的学术活动和艺术活动等等。这些被制裁 的人根本不具有侵犯他人权益和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意图和需要予以制裁的刑事行 为。

专制国家的权力如果是在短期内增加,将造成镇压面的膨胀性增大,镇压面 膨胀性增大必然使人民的反抗情绪也暴涨。专制国家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继续增加 权力的密度和强度,继续增加国家权力的密度和强度必将激怒人民反抗……这种恶 性循环最终导致宪法失效、社会解体、国家解构。综上所述,任何企图使专制宪法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的手段和方法都是无用 的,并只能进一步破坏宪法的有效性。这是因为专制宪法本身固有的许多不可克服 的弊病,并且这些弊病随著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严重。其弊病概括如下:一,专制 宪法无法对特权阶层的资产和权力进行合法的调节、约束和控制,尤其对统治阶层 中特权人物的贪污腐败和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缺乏有效的制裁能力,因而 使宪法部分失效;二,专制宪法容许或规定国家的权力密度可以无约束的增加,以 至宪法加速失效。三,独裁者一旦利用专制宪法完成独裁,将使宪法完全失效。由 於每个专制国家的这三种使宪法失效的原因穿插交错起伏纠葛的状态不同,专制宪 法维持的时间长短也有所不同。研究当代世界各个专制国家的历史,就能发现一党 专制宪法维持的时间长短和一党专制政权建立的时间早晚有明显的正相关系。最早 建立共产党一党专制政体的统治时期最长,如苏联,宪法维持时间是七十三年;最 晚建立共产党一党专制政体的统治时期最短,如红色柬埔寨,宪法维持时间是五年 。其他共产党一党专制政体建立的时间介於上述二者之间,宪法维持时间也介於二 者之间。至於非共产党一党专制政体的宪法因为在逻辑法理 上更为混乱,强调的统 治阶级的层面更狭窄,纸面民意更低,因此合法性也更低,维持时间相应也更短。为什麽所有专制政体不能超越苏联专制统治的期限?原因涉及国际国内方面 诸多因素。如专制统治所造成人民的普遍贫穷、人民政治权益的缺乏、人权的无保 障,以及当今世界信息无疆界的迅速传递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政体的示范作用 等等。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於一部一党专制宪法并不具备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不可 削弱的稳定性。上述三种使专制宪法失效的原因都在持续地、断续地或协同地在内 部起着使专制宪法失效的作用,使共产党一党专制政体不可能逾越七十三年的极限 值。因而一部不具备权威性和稳定性的一党专制的宪法迟早要被废除的。废除有两 种模式。一种模式是被动废除。为了强行维护无法维护的一党专政的宪法,统治者 从专制迅速走向独裁,激起人民的反抗,独裁者被推翻,宪法被人民迅速废除,社 会付出的代价很大。另一种模式是主动废除。专制主义者逐步放弃专制,逐步开放 党禁,最後平静废除一党专政的宪法。人民因为有适应的过程,精神张力逐步缓解 ,社会付出的代价较小,如台湾国民党一党专政模式以及苏联和除了罗马尼亚之外 其他共产专制的东欧国家模式。

让全民参与制定宪法

鉴於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一党专政统治的现实,鉴於中共长期宣传 和施行的公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情况,鉴於中国大陆人民长期被压抑的合理和不合 理的期望值所造成的巨大精神张力的事实,中国大陆为了避免一党专政突然失效所 造成的社会权力真空并从而引起的社会动乱,稳妥的办法是采用台湾、苏联和大部 份东欧国家的模式。首先,中共必需停止对大陆社会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人士的迫 害;同时,邀请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的社会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人士共同参与 制定一部民主过渡时期的宪法;当民主过度时期的宪法推行了一个时期,人民经过了调适阶段後,宣布彻底开放党禁,废除过渡宪法,让全国人民共同参与制定一部 充分反映全体国民意志的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不可消弱的稳定性的宪法, 使中国真正走向和平、统一、民主、繁荣和富强。

May 25,1998於纽约

 

【注】:

 

1,参见〖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5页。

 

2,参见〖美国〗,汉密尔顿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104页

 

 

3,参见〖美国〗,马季佛,《现代的国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83页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

 

5,同上。

 

6,参见〖法国〗,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6

 

页。

 

7,参见〖英国〗。乔.柯尔著:《费边社会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

 

103页。

 

8,参见〖美国〗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9,同上书。第144页”当代的独裁体系,尤其是渗透性的、动员型的一党制国家

 

,在强调公民的象征参与上更为突出。在通过让公民承担象征角色而使他们态度社

 

会化的主要努力中,这些政治体系通常都动员每个公民在选举日投票支持仅由一个

 

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动员公民参加游行及其他重大政治活动许多独裁体系建立了大

 

型的娱乐计划,特别用来推动年轻人的参与,以及用来强调公民积极地承担支持政

 

党和行政组织在动员公民充当这些象征角色时常常是生效的,虽然对公民的态度有

 

多大影响尚难确定,由政党和政府行政机构把公民大规模地录用为象征支持角色,

 

这是当代渗透性独裁政权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这些独裁政权使用各种赏罚措施使”

 

百分之九十九”的公民参加”投票和公共活动。

 

10,参见〖美国〗,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出版社,

 

1988年版,第92页。

 

11,参见〖美国〗,罗伯特.A.达尔著:《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然与控制

 

》,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后记:

一九九七年海外突然发起对我的大规模讨伐,几乎”一致”认为 我是中共高级特务,但是有两个人两件事令我至今十分感动,一个是安琪女士从法国到纽约来对我进行专题深度采访,另一个是文权先生从法国专程到纽约 来约见我。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林樵清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先生从法国过来想见见你,你同意吗?因为是林樵清说的,我一口答应。见面地点选在法拉盛一条僻静小路上的餐馆里。见面会人很少,除了 一个周男士和一个唐女士,只有林樵清和王涵万。

 

大家寒暄了几句,王涵万沉重地说道,”杨週先生,你一个人住外面太孤单了,他们都在欺负你,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为您说话。”

 

我是在大陆的干部编制里熏陶过的人,很注重刘少奇先生所说的”修养”(这也是我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时的一条罪状,’杨週就是杨克斯,刘少奇的爪牙,国民党的孝子贤孙。’ 混进革命队伍里,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的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疯狂地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 ,罪恶滔天。”)一般情况下我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苟言笑的人。我从新疆到上海,所见的干部也都比普通人为人严肃得多,自律得多,哪像郭文贵描述的那样全都猥琐不堪,贪赃枉法。只有当且当自己是个罪犯才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罪犯,当且当自己是个妓女才会看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所有的男人都是嫖客。在这种人眼里,罪行是普遍的真实的,人人有份,人人平等的。高尚高贵都是虚假的,只有下贱下流才是真的。我对王岐山目前面对的海外诽谤感同身受,一个人要打击罪犯,要坚持真理不招到罪犯的颠倒黑白的攻击才是不正常的。

 

我在海外遭到普遍的围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说真话,坚持独立思考和研究。我不遭到围攻不遭到打击和暗算才是不正常的。但是对王涵万这样的善意的同情我内心至今都是很感动的。

 

文权先生接过话头,不无痛心地说”大陆出来的人大概是穷疯了,没有一个不是贪污犯。我亲手把五十万美金交到一个人手里,结果连个水花都没有看到。”

 

文权说这个话以后两年,徐邦泰的贪污事件才爆发。 八年以后童屹女士剑锋所指,方励之等人才如梦初醒,中国人权的罪恶渊薮才曝光。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杨怀安先生可能早就怀疑中国人权,他的来自国民党三民主义救助大陆同胞的一万美金根本没有通过中国人权,而是避开他们直接交到我手中的。索罗斯基的五千美金肖强先生也是没有通过中国人权转手,而是他把索罗斯基基金会的支票直接交到我手中(这里真的要说一句肖强先生在中国人权里真的是为人不错的极少数中的一个,他知道中国人权是怎么回事)。这二笔款项的支票抬头都写定了我的名字没法篡改,但是这也居然都算作中国人权给予的救助款,中国人权编造的谎言我根本不屑理睬。再说,我要是在乎这些小钱当初辞去丰泽公司总部经理的职位,连公安部的人都要笑话我了。

 

但是文权先生说话一年以后我通过亲身经历验证了文权说的是真话,深深感受到王涵万先生的真诚。

 

我的这篇《论一党专制的宪法危机》首先是遭到围攻,说是为共产党说话。那时美国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崩溃即在眼前,海外民运人士一致认为,共产党只有三年到五年的寿命。我的文章根本没有给出中国崩溃和共产党垮台的时间表,反而提出解决宪法危机的办法,所以一致认为我的文章是小骂大帮忙。

 

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我的两个朋友撕破了脸,陆芸骂项小吉是汉奸,项小吉骂陆芸是爱国贼。我在海外发现民运中只有两个人讲话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个是项小吉- -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生,一个是陆芸 — 山西大学地质学教师,可惜这两个人的立场截然相反。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几个月都没有拿到稿费,于是打电话问亚依,亚依说不可能,我说真的没有收到,他说去查一查,证实确实没有拿到。他说只能帮我去催一催。又过了几个月才收到稿费  – 一百美金支票!我看了支票哭笑不得,比马丁.依登( 杰克 . 伦敦的长篇写实小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稿费都少,甚至比我在大陆于一九六二年向支部生活投稿的稿费还低,当年向支部生活投稿的稿费还按一个字四分钱计算,(那时上海人民的生活最低生活费是八元人民币)。这篇化了我多年心血研究写成的文章,总共一万二千多字,平均算下来,一个字只有零点八分多一点。从这篇文章以后,我再也不向所谓的民运杂志投稿,也就是说我跟它们彻底绝缘了。又过了几个月,东西两岸的民运杂志呼吁人们捐款,说是经费紧张。

 

一九九九年徐帮泰的贪污事件才爆发,我也从相关人士处知道化名薛伟的人居然有七套房产,而且都是townhouse 。

 

我深深地感到,就凭这帮污浊不堪的人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真是痴人说梦,信的人更是等而下之,形同渣滓。一九九九年林樵清离开纽约时约见我和少数几个人在他家中聚会, 痛心地说到”大陆的情报机构挑选的是一流人才,台湾挑选的是三流人才。因为台湾的一流人才到欧洲美国去了,二流人才进了科研或者医生行业,只有三流人才进入情报机构。三流人才要和一流人才比拼,所以台湾是彻底输了。”

 

林樵清是二岸的人都接触过的,说出这番话真的是肺腑之言,是为记,这也是为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动荡历史作个交代。

 

Sunday, August 2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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