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修巨舰,破浪前行 —— 关于中国的修宪问题

2018年2月27日

杨週天聪 Tuesday, February 27, 2018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二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宪,在国际上崩出一股反华高潮。非常奇怪的是这些渴望着中国分崩离析的反华媒体,都打扮成维护中华法统的当然卫士出场了。人们毫无预知的是突然地看到他们全变成爱护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的卫道士和侠客了。我作为中国维护宪法的第一人,目睹这一切,真正有被喧宾夺主的感觉。说一句认真的话,我都还没有说话呢,其他人怎么就开始抢跑道了。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啊!?

作为在中国真正维护宪法权威的首要人物,我想说,当初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的 —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想到,刘少奇被非法废黜的情况是对宪法的亵渎呐?怎么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想到,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侵害呢?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想到要让全国人大为此向全国人民道歉和恢复刘少奇先生名誉的呢?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想到要重设国家主席的位置的呢?

请那些 当初可能是糊里糊涂的人现在看看也不算太迟: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请你们把突然重视中国的宪法并因为第一次触摸到中国宪法而兴奋得神志胡智的乱分析的本事整理一下,清楚地向全世界的人们分析一下上面这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告究竟是在说什么?如果你们 实在因为要捂住一点犹大的钱币不肯说,那么我来告诉你们吧,这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破坏法制是正确的断言!

如果真的有点法制观念,有一点道德良心,有一点头脑的话,应该知道,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报告。

可能 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肆意伤害法制时并没有伤害到你们身上,所以你们植物神经麻木,大脑皮层平滑,甚至处于大量分泌内啡肽的愉悦状态。但是被伤害的人们是刻骨铭心地痛苦着的。

借用某人的话来说,那时最需要你们表态和表白的时候,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在网上看到一些真的不知道是从哪里蹦出来人大吼大叫自己是一贯维护宪法的,这样的一些无名人士都是些什么人,玩的什么把戏?如果他们在我的要求为刘少奇平反和要求重新设置国家主席等修宪要求的信件,附加签名或者追加签名,我本人将终身感激,中国人民也将永远铭记的。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重要事件,可惜并没有这种真正视宪法为重的人士出现。所以当我看到一批莫名其妙的人,什么乌七八糟的帝师,什么自封为高参的跳梁小丑,现在突然说自己是一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权威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他们就没有感觉到自己这样的表演很有点下作吗?

请看看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是这么表述的吧: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近一年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以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五中全会庄严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同时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一一进行平反。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你们这些现在狂呼乱叫要维护宪法权威的人能体会到这段话是通过多少人的抗争才形成共识的吗,能明白这是由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宝贵的自由代价和青春年华得来的吗?

我得到刘少奇国家主席平反的消息正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还在吃着牢狱饭,你们能体会到我内心是多么的汹涌澎湃和激动万分吗?

我那时在社会上可以说是孤军奋战,唯有党内的有识之士为我撑腰。说起来真是无尽的伤感,诺大的一个中国少有民间人士与我共鸣。静夜反思,确有云端凌风的空旷感。

弹指间,人间沧桑。

如果说没有赶得上一九七八年为国家主席的被非法废黜和重新设置国家主席的信件发表的时候签名,那么我在二零零二年在美国公开发表的要求修宪的信件总该看到的吧。怎么也没有人签名呢?

我的二零零二年的要求修宪的幅度比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二中全会的建议更大,我要求国家主席的任期修订为七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把国家主席的任期改为每届七年,而是仅仅去掉了二届的限制,这个变更比我修宪的要求幅度为小,居然也就被攻击为终身制,皇帝制了!

有终身这个字眼吗,有设立皇帝这个表达的吗,海外媒体胡说八道到神经错乱的地步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了。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没有的字眼也可以塞进宪法里去评论的!?

我比中国共产党早十五年就要求修宪了,你们总不见得会说我是习近平十五年前派到美国来事先放风要求修宪的吧。因为我要求的国家主席七年制比仅仅去掉二届的提议的难度更高。

我真的还为中国共产党没有采纳我的国家主席七年制而庆幸,不然真的不知要被攻击成什么了!

如果要说是做皇帝,鉴于成天关心中国共产党的党制的人应该明白中国的党总书记是比国家主席的实权更大的职位,但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并没有规定两届,怎么这就不见到攻击为是真正的皇帝制?

从我们的国家规模,从我们的国家任务,从我们的国家建制提出一些改良和改革的要求是本着保证国家的稳定,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的目的,这也能扯到皇帝制终身制上的?令人最奇怪的是有些在无总统任期限制国家的人们却强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任期制,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对居住国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呢?关心自己宣誓效忠的国家才是为人之道。

世界上没有一部宪法是完备的,都有无数漏洞,就连美国宪法也是很不尽人意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将就着用,保证国家能正常运作人民能正常生活,社会能正常存在和发展就行了。世界上没有哪一部宪法是超过二百五十年不修改的。能修修补补用着就不错了。

一七八七年的美国宪法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了,美国宪法不是有好几十个修正案吗。对宪法的修正就是为了保障人权。那些想要打碎国家机器重建国家机构的才是会肆意践踏人权,伤害民众的邪恶人士。

那些成天想着要让中国搞颜色革命,雨伞运动,太阳花运动,疆土分裂,民族战争,政党恶斗的权谋人士才是真的凶猛之兽。

中国当下要修正宪法某些条款和某些表述就是为了确保公民的权力和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从而保障中国这艘巨舰在波涛汹涌的国际环境中平安驶达彼岸的明智之举。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十

2018年2月22日

 

杨週 天聪Thursday, February 22, 2018

一个有灵魂的人,绝对不是徒有外表的。徒有外表的人,那是假人。在当今科技发达的背景下,用有机材料可以塑造很逼真的人,如果内装机械和电子运算器,甚至可以模仿人类的任何行为,但是那还是假人。

真正的人是有自主行为的人,所以我们评价一个人,主要也就是观察她或者他在一系列不重复环境中的应对行为,尤其是非常时期的卓越行为。我们喜欢看不杜撰的传记,喜欢看真正的历史的缘由就在于我们喜欢真的人,真的事件。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瞻仰,而是借鉴来应对非常事件。但是特殊情况的特殊反应的借鉴几乎是没有用的,当类似非常事件出现时,其实背景和各种参数都是不同的,用借鉴来的方法应付非常事件几乎是无效甚至适得其反。我们的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和有效性只是为了应对常规事件罢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对每一件常规事件都去研究和思考,那么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徒然浪费有限的生命和财产。

当出现了非常规事件,说明它的出现一定有许多特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错把特别因素当作普通因素,那么我们将手足无措,甚至遭遇灭顶之灾。

同理,当常规事件展现时我们用非常规心态去应对,其实是精神错乱的反应。上海人有一句下里巴人的话说,”穷人想造反,痴子望天坍,”比较阳春白雪的话说是”杞人忧天”。两种说法其实是一个意思,一般来说要用平常心对平常事。这是社会的常态,也是人类的和平和稳定时期。

但是在非常态社会,人类的非和平稳定时期,这种平常心,往往导致非常悲剧的后果。

观察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由一连串事件构成的,当一个人盖棺论定的时候,好像每一个事件必然会导出下一个事件,其实不然。每一个事件导出的后续事件的可能性是无穷多的,之所以导出我们观察到的事件,完全是各种参数的互相渗透影响作用的集合使然。

我的个人人生就是如此。回忆过去,我可能完全会是另一种人,另一种生活,各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因素的运算结果,才让我的亲人和朋友看到现在状态的我。

一九六三年春季我被街道派到上海市共舞台当领票员。领票员这个职业,现在我真的还不知道大陆有没有了。这个职业是干什么的呢?这个职业是把那些开场后迟到的观众在不干扰他人的情况下带到预定的座位。

当年的领票员每天的报酬是三毛钱。相当于最后排座位的两张票钱。在大上海,三毛钱的日工资,一个年轻人,串联起来想想,现在的青年人可能会以为我在瞎编故事。其实查查当时上海市的最低生活标准就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工薪收入。那时上海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个人每月八元。当时上海有许多社会青年,社会青年其实就是失业青年,他们被他人以及自己称为”社皮”–一无所有的大城市里的穷光蛋的 社会地痞的戏称。能有三毛钱的日收入,在社皮里相当不错了,至少可以说是脱离了社皮的阶层。所以当有人问我在哪里上班?我就可以骄傲地说在共舞台上班。做什么工作?领票员。至于工资我是从不对外人泄露的,那是我的”国家级机密”,说出来会被人整个地歧视的。

当年的共舞台主要是两个剧团包演,一个是新华京剧团,主角是号称江南一条腿的王少楼。另一个剧团是少壮越剧团,主角是张云霞。间或有南昌杂技团来演出过,或者其他的话剧团来包过场子。我从小是喜欢看翻译小说,尤其是喜欢看写实小说长大的,不喜欢看光怪陆离性别角色颠倒的戏剧。京剧团是男的演女的,越剧团是女的演男的,这两个剧种的性别错位的演出我看着别扭。所以当剧场开演过半时,我往往离开最不喜欢看的夜壶脸演出,通过共舞台二楼的暗门潜伏到大世界看其他各种演出。” 夜壶脸  “( 或许应该写成”野污脸”才正确)是当年上海的小孩子和小青年对京剧脸谱的简称 。

说到王少楼,想起一个小故事。王少楼他的儿子也到了新疆,和我同一个农场。我们同时和一个女生比较谈得拢,他居然放风要收拾我,可能他认识我,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但是他仅仅从女生嘴里听到我的名字就怒火中烧,真的也是个性情中人,大概继承了他父亲演员的感情和反应基因。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魏全宝先生曾经从外州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弗罗里达州见到一个新疆十七团来的人,问他认识杨週吗?他说杨週先生,十七团的人谁不认识他?但是杨週不会认识我,杨週是当官的,我们是普通百姓。这个就更离谱了,我没有到过十七团,更没有在十七团当过干部,我想纯粹是他道听途说瞎联想起来说了。所以我对魏全宝先生说,不要听他瞎说。说到十七团,我倒是知道的,以前叫胜利十七农场。胜利十七场最有名的上海青年是鱼珊玲,她也是全兵团乃至全国都有名的人物。她的经历和我有某些地方相似,我记得她和想重点提到她,是因为有一件事,使她令我终身感激。

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某些人想收拾我,派了《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到胜利十七农场采访鱼珊玲,问她上海青年到新疆参军的体会和收获。据说当时还有中央电视台。面对中央的采访,她说,我们上海青年到新疆是上当受骗了,这次她没有再说假大空的套话,直接证实了我写的《痛苦的日记》的真实性。中央大失所望,当着许多新疆青年的面只好对她说,好好学习吧。但是鱼珊玲的全国标兵作用从此也就被废除掉,中央重新树立了一个在北疆的名字叫杨永青的女青年代替鱼珊玲。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我被捕以后,为了再次核实上海青年在新疆的真实情况,我的陶承办也亲自到新疆调查过我和实地考察南疆的情况,并在审讯时告诉我,”我们调查过了,你写的《痛苦的日记》是真实的情况”,所以当局才没有追究我的《痛苦的日记》的反革命煽动罪行。

至于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王少楼的新华京剧团,其实当年在所有的京剧团里新华京剧团应该算是最正常的了,里面的女演员全是女子扮演的。也因为有女子在京剧团里扮演女角色,其中的绯闻就很多。比如在《开天辟地》的演出时,人们就说王少楼和小姨子有暧昧,真的假的不知道。在舞台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流言蜚语在各种剧团里面都是很多的,即使一个普通的杂技团里也是绯闻漫天飞。所以我个人认为历史上的京剧团的女演员要用男子顶替,可能是为了避免伤了老戏骨老戏迷的感情。当然我必须强调这只是我个人的瞎猜想罢了,没有什么依据,也不可能有依据。

非常事情只有非常理由。

如果我一直在共舞台干下去可能会转正,成为共舞台正式员工。然而一九六四年春季,江西南路里委会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找我谈话说,你不要在共舞台做了,到里委会做动员知识青年到新疆的工作。动员工作结束后原来的团支部书记到新疆去,你留在江西南路居委会担任团支部书记,一个月十八元工资。这对我一个月才八元收入的人来说太诱惑人了,所以就全心全意投入动员知识青年到新疆的工作。

当时一九六四年动员上海青年到新疆的重点宣传材料里就是鱼珊玲的事迹。上海市四川南路街道江西南路居委会为什么选中我担任动员上海青年到新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因为我曾经给《支部生活》杂志写过一篇名为《用阶级斗争的火焰烧尽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文章。这篇文章我用的是假名,叫LIU ZHONG JIAN。 我想公安部门唯一见证我这篇文章发表前的调查过程的人是张凤年老先生了,当年他曾在四川南路派出所工作过。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九日我又被捕以后,上面把他从已经安度离休的日子临时召回到公安部门工作,他见了我劈头就是一句火药味很重的话说,”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从小讲话就一进一出!”

可能旁观者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是知道的。他是指我曾经给《支部生活》杂志写过文章,左得很。因为他本人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和被迫害过的,所以很反感曾经左过的人。我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回敬道,”我从小就是反革命了?”

幸亏那篇文章用的是假名,现在的人们不妨去看看署名的情况。在大标题下 署名的前面的职业或者叫头衔是”社会青年”。当年的街道和派出所要求用真名发表,也幸亏《支部生活》的领导坚持尊重作者的署名权。不然,用真名发表的话,我将一辈子背一个社皮的外号。

社会青年其实是个很耻辱的称号。

在街道和里弄里搞宣传工作,说些很左的话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特征,不过我比较显眼点罢了。一个在解放日报工作的人对他的女儿也就是江西南路居委会的团支部书记说,杨週这个小年轻的笔头很硬,以后是块料作。也因为我是块料作,所以街道党委想让我顶替他的女儿担任江西南路居委会的团支部书记一职。

动员社会青年到新疆的工作在顺利开展。这里要声明一点,在校学生报名到新疆不是我们动员的,在校学生报名到新疆是在报纸强大的宣传下主动报名的,他们的生活改变和我们这些做动员工作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我接到动员名单,凡是和我一起玩过的人我也一律不肯去动员,我动员的是以前不认识的男女青年。那些我所认识的社会青年一九六八年全部到了上海附近的农场工作,其中一个有名气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在《新民晚报》登过报的 “有仙风道骨的” 国画大师蔡大雄。有人说其中最有名的其实是副国级人物,我不认识,也不想攀附,更不想瞎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市的社会青年只提及到这里为止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江西南路团支部书记知道了我将代替她的消息,据说她哭了三天,说凭什么杨週不到新疆去,街道党委只能跟她说,杨週和你一起报名到新疆,如果身体检查下来他的肺部疾病好一点你们两个就一起到新疆。人们看着我和她一起报名,团支部的组织委员还安慰我,你是不可能被批准的,走个过场罢了。谁知道我也被批准了,气得我也病倒了。

街道党委赶紧通知我母亲的单位,让上海市财政局做我的思想工作。说五月份这一批你就暂时不要去了,等十月份再去。总之必须去了,既然迟早要去,我也就硬下头皮,选择早去算了。江西南路团支部因为我们两个都走了,只能从其他居委会调派了一个男青年到江西南路居委会担任团支部书记。

我曾想如果我当时不是头脑发热急于当团支部书记,不参与动员社会青年到新疆的工作,等动员工作结束之后,我自然而然地会当上江西南路居委会的团支部书记的。尽管团支部书记的工资不高,但是名声好听,也有利于我的写作。

说老实话我是不会头脑发热要革命的人,我一生只是喜欢学习罢了。我已经到过汪东兴同志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我知道一切宣传都只是宣传而已,和实际情况有重大出入,甚至相反。问题是你参与了搞政治宣传,即使你很有搞政治宣传的经验,想保持自己超然地位,最后的结果也是会身不由己地陷入政治宣传的漩涡里的。

 这位江西南路原团支部女书记被委任为到新疆的那批青年的中队长,对口的是到了新疆就担任排长。我则担任一个男青年的小队和一个女青年的小队联合起来的混合队长。据说这是到新疆参军中的唯一一个男女新兵的混合编队。这也是特地为了摆平我和原团支部书记的矛盾的特 别举措。离开上海之前,这位女书记的在《解放日报》社工作的老爸还专门找我们两个谈话,要我们两个人团结友爱。至于我心里的感受请原谅我永远也不想说出来了。

我到了新疆后半年不到就调任值班部队当文化教员,但是因为同时接到赴沙井子土改所学习的调令,我选择了到土改所。

命运又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在沙井子学习期间,我留在连队的行李箱子被人撬开了,个人东西被一个叫Pen Bo 的家伙盗窃了。一九六五年夏天回到连队看望,听说此事,心中很是恼火,于是我和我们胜利十九场的党委书记高维华说,我不想当技术员了,我要到基层锻炼。他问我为什么?并说党培养一个人是要花许多资源的,你为什么中途不干了?我的理由是土改所除了党支部书记外,没有一个是党员的,我想早日争取入党。这条理由听上去很冠冕堂皇,高维华也就批准了。

我回到连队担任这个盗窃者的政治班长,说人没有报复心是假的,我不会给人打了左耳光再让人打右耳光。我绝对没有如此的大度,如此这般的宽广胸怀。我只是不动声色地在他面前不断进取,使他难堪,使他无地自容。让别人羞辱他,侮辱他。

我虽然阻止别人打他但是也从来不会宽待他,有好几次他跟我犟头倔脑不服从指挥,我都毫不客气地训斥他。他自持他老爸是解放军上校,认为可以压倒我这个国民党反革命子弟。我们的连长是个连师长都敢顶撞的号称塔里木四大金刚的张连长,有一次干脆指着他的鼻子痛骂:”你真的以为自己是解放军上校的儿子?!我们查了,你只是个右派分子儿子,你想干什么了?!场党委早把你的材料送到我们连队里。杨週班长命令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不服从命令,我立即关你的紧闭,你信不信!”

几次被连长和指导员训斥以后这位解放军上校的儿子才老实了。后来我担任了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兼治安调查委员会主任,当然更不会给他好颜色看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又不老实了,串联几个人贴我的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塔里木的三总场召开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我和当时的十九场的政法股长押送 一百多个 有问 题的人坐军用卡车到三总场参加 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誓死大会。

其实那时我是提出让我把PEN BO 这个家伙带到三总场去的,可能当时因为他在塔里木河边放羊,无人替班,上面没有批准,所以只得带领一个大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叫xi de quan  和  犯过一些小错误的名字为 ge jing bao 的原

副业队的文化教员 等几位 参加三总场的震慑反革命分子妄动的大会。

大会在三总场的大院子举行,在东,北,西,三处的联排屋顶上架着机关枪,枪口对着会场。会场南面是三排荷枪实弹的值班战士。大会上,三总场的党委书记严厉地警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如果蠢蠢欲动,要想干扰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坚决镇压,就地镇压。为了表示党委的决心,南面的值班战士在三总场党委书记挥手说到”坚决镇压,就地镇压”时,立即对空射击了大约有半分钟之久。场面十分震撼。

这次响彻塔克拉玛干大戈壁的枪声长久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永生难忘。

我是看过大量反右斗争资料的人,根据历史的再次演绎,当然推算出凡是想趁机在政治大运动捞一票的人,以后一定会被彻底清算的。

但是我估计错了,同样是党中央发起的十年一次的政治大民主运动,此次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到一九六七年一月新疆建设兵团终于突破了中央军委的十二条,兵团也开始了全面混乱的局面。

此时此地,我也拿pen bo 彻底 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还被任命为胜利 十九场宣教股助理员,这个职位和连级干部是平级的。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可能不懂,部队里的政工干部其实是比平级的干部要高半级,所以宣教股干事相当于副营级。尽管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文件就中止了在五一六通知以后的突击提干入党的有效性。但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这也就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科学论断 —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落到了国民党手里是正确的。仔细回想起来其实从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布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宣判了我的政治生命的终极。

我眼睁睁看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大字报从批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批旧党委,夹带着批我,到最后铺天盖地批我,我的处境就好像一个打了大败仗的将军,面对着兵败如山倒的战况时, 深刻体验着无可奈何和无比沮丧的心况。

这也就埋下了我要背叛我这个曾经宣传和鼓动他人去”革命”的念头。一九七五年新疆兵团划归地方管,我也就名正言顺地抛弃了革命的初始点,回到了上海,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

但是那时我并没有人类要生存的基本要素和最重要的条件:我没有户口!

现在的人们可能根本就不理解没有户口的困境,尽管我跟着表姐林琦在浙江省的诸暨打工,认识了许多诸暨漂亮的女孩子,但是她们一听我没有上海户口全都拒绝了。人生的迷宫历程到了此时其实是死路。中国的城市户口制度其实是把人们划成了地域等级甚至生存等级,大半个中国兜下来,轻易地放弃了上海户口就变成了贱民,连个粮票都领不到,至于其他的生活必须票证更不可能有,生存的基础被连根铲除掉了。

没有户口没有身份,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难民,贱民,而是黑民!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九

2018年1月27日

 

杨週(天聪)2018/1/27

以前在土改所学习时,我的主任教师卫镇陆先生曾经讲过:”你们这些莘莘学子要记住,任何一门学科的人都会以为自己的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最高精尖的。热爱本学科是对的,否则就没有学习的动力;但是以为自己学的是世界上什么事情和问题都可以用本学科的原理解释,这就非常有害。尽管本学科涉及到很多方面,但还是不可能概括和包罗一切的。”这句话只有当自己接触更多的学科和更多地接触社会时才领会它的深刻含义。

其实我们人类从一开始会思考就幻想能掌握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方法,理论,体系,主义,信仰去应对错综复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关系。生物在通过漫长的四十多亿年的生存证明单体是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所以需要不断进化,但是单体如果结合为社会就能保持自己的单体基本性状延续下去。现代蚂蚁和蜜蜂的个体性状和一亿年前的单体性状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异。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每个单体都以牺牲自己的生存基本原则的一部分而得以延续自己的单体性状。比如工峰本身把自己的生殖能力封闭掉了,蜂王把自己的自由行动能力禁锢住了。

把人类的科学看作成独立生命体,人类的学科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们都把作为单个生命必须要有的愿望能力废除掉一部分,才造成科学这个群体的延续和单体学科性状的保持。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工峰是蜜蜂社会的奴隶,同理蜂王也是蜜蜂社会的奴隶。工峰没有生殖功能,只有打工的功能,像个打工的奴隶。如果有一个或者几个打工的奴隶突然想恢复自己的生殖功能,开始谋反,就会被大多数循规蹈矩的其他奴隶干掉。而蜂王则只有生殖的功能,没有自由行动的功能,连觅食的功能都不具备,像个生殖的奴隶。如果哪一天蜂王厌倦了生殖的生涯,没有一个正常的工峰再会侍候她,那么她的死期也就到了。

生物界只有这种互为奴隶的社会才一成不变。每个单体也基本恒久保持自己的性状。在自然界想保持个体的完整性的结果只能是独居或者群居,只有当且当能牺牲个体的完整性,互为奴隶的动物才能组合成社会。

自然界的动物社会大多数是昆虫类进化成的社会结构的生命延续现象。人类从有意识开始就知道要保持自己的性状只有组成社会。但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奴隶。每一个人都想保持自己完整的生命功能。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人类社会不可能像昆虫社会那么稳定和永久。有人说性是生命的永远主题社会的永远主题,其实那是胡说八道。社会性动物的性只有在分巢或者建巢时才有意义,如蚂蚁或者蜜蜂类的社会动物。

有一个摩门教主自以为自己是有生殖功能的而且是唯一有生殖功能的人,其他人只能是奴隶。这就发生了一个无法调和的困难问题。

动物界凡是打工的奴隶都是没有生殖功能的个体,你是个摩门教教主和有生殖功能的成员交配,本身就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动物社会的定义和要求。你的每一个后代也都是有完整的生命功能的人,造反是必定的。尚且当你的生殖功能一旦衰退,你的生物学性的王位就没有了意义。自然界进化出来的动物社会成员负责生殖功能的奴隶是不和打工奴隶本身交配的。所以社会的主要成员全是女性,王是女性,打工奴隶也是女性,甚至打仗的也是女性。这就防止了生殖和打工打杂打仗的互相混杂的情况。男性只是个闲散人员,保证一定时期的交配功能,其他时间是多余的,生存也是多余的,不像女王有不断生殖价值,所以男性动物并没有受到特殊保护特殊待遇的资格和情况。

所以一个男性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的王是不会永久的,而是暂时性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群居动物的首领罢了,一旦老了或者失去了生殖优势就被赶出群体,或者被其他有生殖优势的外来的或者内部的成员淘汰掉,比如狮子王,猴子王,牛王,马王,山羊王,等等等等。像蝙蝠类鸟类的动物活动范围太大或者活动性太强,尽管群居连王都不可能产生。

既要保持种群的延续又要保证个体的完整,人类社会是生物界最特殊的组合。它既不像动物社会的严格的母性尊严制度,又不像其他动物群体的雄性称霸制度。她是地球生物唯一的特殊组合制度,她的不稳定性和变动性和不中断性是很复杂的。

但是问题是人类社会究竟是靠什么组合的呢。她肯定不会是动物社会母性功能分配的基因决定,又不是靠雄性强势基因选择决定。那么人类社会的组合的啮合剂究竟靠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趣和严肃的问题。

纵观古今中外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人类社会发軔之初靠的是信仰。信仰或者它的高度发展的形态 – 宗教现象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宗教绝对不是什么统治阶级为了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有人说道,宗教就是统治阶级为了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毫无根据地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人类社会还没有统治阶级出现之前就有了信仰或称宗教 ­– 有完整形态的信仰。宗教或称信仰是调和生物界母性尊严和雄性称霸的社会啮合剂。她根本就是自然界的衍生产物,不是人类设计出来的,而是人类社会自然发生的。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五花八门的信仰和宗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有多少社会就有多少散乱的信仰或者有完整形态的信仰或称宗教。

每一种宗教既是粘合人类个体的力量也都是束缚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像任何生物一样人类社会也是要求发展和求生存的。在求生存和求发展的时候必然要和其他社会发生斗争或者战争。既然每一种宗教本身都有先天的束缚人类进步的惰性力量,这就需要科学的进取的力量介入。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武器的进步和科学的进步都是在宗教冲突非常激烈的地区和时代发生。而不是在其他高度文明高度稳定的国度产生。由此我们才能深刻领会到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 是在宗教冲突非常激烈的英国产生。  进化论根本就是反宗教的,为什么却在宗教色彩浓厚的英国产生,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英国在当时的生存压力下要发展和求生存,所以才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突破宗教的束缚人类进步的力量。

可以这样说没有宗教或者称为没有信仰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国家。也因此可以说没有科学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自然产生的二种互相制衡的力量。一般来说,国家是社会的最高级组合,所以说没有信仰的国家是不存在的,科学是保证国家在历史进程中不被淘汰的力量,所以也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国家也是不存在的。换言之,每一个国家的信仰只有强和弱的问题,没有无和有的问题。另外每一个国家(必须强调的是我指称的是有完整形态的国家)的科学也没有无和有的问题,只有强和弱的问题。

当我们意识到信仰的根本原因和问题,我们才不会把任何独门单项知识拔高到信仰甚至宗教的地位,祸害到科学整体本身的发展和进取性。

因此当人们如果因为从事了什么工作学习了某种学科就把本工作本学科拔高到非常崇高的地位,那一定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另外,人权,民主,自由,公平等等理念也更只有在一定范围里才是可行的。超出了一定范围,变成信仰就是一种对自身或者他人的灾难。

我让姚振祥陪他人偷渡出国,表面看来是为了人权的工作,实际却是为姚振祥和姚振祥的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难。

日子在痛苦的反省中过去。

一九九五年六月初,我在大丰劳教农场第一次收到了家属接济。我被接济的理由是我已经在法院判决生效满了半年。这是很奇怪的说辞。

然而我没有这个心思为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情探究原因。让犯人纠缠于生活中的小事是劳教当局最希望出现的情况。我只注意大事情,关键事情,就是为什么判我劳教,理由是什么,是谁拍的板?在一个非法制的政治环境里,众所周知,理由是可以随编的,利用精神病人的证词定我 的罪从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最关键的是谁拍的板?真正用意何为?为什么外交部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里鲁莽地宣布我是刑事罪犯?是谁给了他不怕出丑的胆子,而且会平安无事?

要知道一九九四年春季上海市公安局还找我谈话,说什么时候我有空他们就陪我到上海东方明珠塔参观,并介绍上海的发展远景规划,比如黄浦区要建成像纽约曼哈顿一样以商业办公为主的社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商居混杂 ,上海的小区要合并成大区,等等等等。并许诺什么时候我真的不搞民运了,他们就提供我的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上海市公安系统保存的我的档案文件让我写回忆录……

但是事情突然起了变化,而且是巨变,我从座上宾突然就变为阶下囚。而且最荒唐的是当局胡乱把一个精神病人的证词作为我的犯事依据!而这一切很自然地使我不得不想到,会不会是中央对我要求改革开放信件事后的总算账?这封信可以肯定的是得罪了一大批中央要员的。在这里必须清楚地向世人说明的是,我们中国人多少都有点大事遗忘症,只能记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于无足轻重的琐事。我想绝大多数的人们根本就忘却了一九八九年的学生们的矛头之一是指向个体户和民营企业的。学生运动认为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是社会不公的源头。中国的官倒和私倒是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所以一九九零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全面收缩政策是中央会议肯定了学生的政治和经济诉求而一致通过的。

我在这里必须深刻地指出的是 改革开放并不是学生的诉求,他们也从来没有兴趣关注中国的工农业的现代化的发展,如果和他们谈农场设计,渠道布局,条田安排,作物种植,人力需求,机耕配置,土壤分析,肥料供应,农药调配,资金预算……他们根本就不懂也永远不想懂。更不要说工厂建设,产品生产,产品检验,成本核算,产品销售 ……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是否最大化,所以你才会看到他们渴望着血流成河,渴望着别人去牺牲。痛哭流涕中国人不值得他们自己去献身,人们突然地就看到他们什么都不懂就高贵起来了伟大起来了。无赖即纯洁,无耻即智慧是他们的信条。他们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农民王小波李顺造反的现代版演出罢了。均贫富等贵贱才是他们的核心追求。反对和打击社会分配不公才是学生们的现实诉求。不要真的以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均贫富等贵贱。古今中外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处于底层的人员起事时无一不是打着普世价值的口号,如果有人真信了,当他们一旦达到了初始目标紧跟着就是追求大富大贵以及种种特权,甚至追求生杀特权。太平天国运动可能最能说明问题了,那种等级森严,那种惨无人道,那种贪婪暴虐都是空前的。

中国的小农经济思想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多年里地震式地爆发,固然有外部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内部的原因。说一句很粗燥的话,中国的农民意识从来只关心自己的碗里有没有,至于锅里有没有是不会管的,锅里的东西哪里来的更不会去管,甚至连锅有没有都不会去管。

所以当邓小平南巡讲话斩钉截铁地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他的哲学含义是反对小农思想,反对苟延残喘,强调不进则退的现实情况。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小农思想和传统脾气,那些受到惊吓的大员是会对我咬牙切齿的,甚至可能想把我处决的心思都有。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即使我被故意忘却了,但研究历史的人研究政策的人是不会把我忘记的。

在劳教农场接受到第一次接济,我就知道一切还没有全面走到反面。因为我一看到所送的服装和食品和香烟就立即判断是朋友们送的。因为我有朋友在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的,他们知道我喜欢的款式和布料,至于看到香烟,立即可以判断是谁谁谁送的了。我不需要人们向我解释,更不需要动用类似于特工般的智慧和技巧就能判断外面的大致情况。对我的防范其实是多余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沈林森队长找我谈话,说根据中央指示,要把我转移到条件好一点的上海市青东劳教农场去。在转移之前,要完成一系列的移交手续,其中包括很重要的事就是要作一个身体情况的完整报告。这就需要我配合做一系列身体健康检查。

常规的身体检查都顺利通过了,但是在在胸部透视时却停顿了下来。X光检查时,用了很多时间。当时我就紧张起来。紧张的原因,一是我曾经罹患过胸腔脏器疾病。二是突然想起苏联的反特小说,讲的是帝国主义为了伤害苏联的国际运动员冠军,收买了冠军运动员的放射科医生,让他每次为冠军作常规身体检查照射时略微延长一点时间,不作任何解释。多次下来以后造成冠军心里疑惑,最终真的罹患了肺部疾病,失去了在世界体坛夺冠的可能,完成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这部小说的构思很奇特,所以给我很深的印象。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和一般常规的投毒下药暗杀不同,而是不留任何痕迹地仅仅用心理暗示的方法伤害对象。所以虽然小说的题目和情节细节基本都忘记光了,但是最独特的伤害方法却留在了脑海里。

过了几天,沈林森队长某晚又找我谈话说,你的身体情况良好但是胸透有些问题,医生建议作一次钡餐检查。钡餐检查很简单的,时间应该比上一次胸透时短,就拍一个片子,可以看得更清楚罢了。

钡餐检查以后过了大约一个礼拜,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队长一早开了班房门,把我带到办公室说,以前对你作的钡餐检查后发现,你的胸部有阴影。究竟是什么情况医生也没有办法判断,所以研究下来,必须作一个胃肠镜检查。胃肠镜检查很痛苦难受的,我以前看人家做过。所以,我再也不想看第二次,我带你到场部医院去,任何痛苦和难受你就自己忍耐一下吧。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胃肠镜检查,也没有听人描述过,所以对胃肠镜检查完全无知,无知也就无畏了。上了手术台,一根拇指粗的管子一捅入喉咙,我就体会到厉害了。我以前得过肾绞痛,那是肾结石引起的,就是痛罢了。肾绞痛尽管令人痛得打滚,打了杜冷丁也就无事,过后也觉得没有什么,没有心理阴影。

但是胃肠镜很不同,它不仅是痛而且异常难受,令人畏惧,久久不能忘怀。经过这次胃肠镜检查,我的胡思乱想毛病又犯了,我设想我的职业是审讯官,我就会提倡一种很人道的却很有效的让犯人老实招供的方法:

让犯人作一次无麻醉胃肠镜检查!

我想没有一个彪悍的犯人能经受住一次以上的无麻醉胃肠镜检查,实在是太痛苦了太难受了,给人的心理创伤很严重。

这次检查以后过了许久,沈林森队长又来找我说,胃肠镜检查时发现你的食道部分有异常,我们为了对你负责,必须要再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并切片诊断。我一听火冒三丈,坚决不同意再来一次胃肠镜检查。我认为切片无非就是判断是否是得了癌症,跟我说些乱七八糟的话有什么用。其实得了癌症又有什么,治疗与不治疗其实是一回事!通过上二次大剂量X光照射和这次无麻醉胃肠镜检查,我的身体彻底虚弱了。但是我的意志很坚强,我跟沈林森队长说,我就死在大丰劳教农场算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也不需要把我转移到青东劳教农场去了,历史会记住我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的,这就够了。

沈林森队长也就不跟我多话。

过了半个多月,沈林森队长又来找我谈话说,我们把你的情况告诉了你的妻子李国萍,她要求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关心的是你的病怎么办?她提出出国治疗,我们早就知道你是不会出国的,但是鉴于目前情况,我们建议你还是听听李国萍的意见为好。

(未完待续)

 

备注:1)卫镇陆先生最恨别人把土壤改良研究所简称为土改所。说土改所是搞政治的,我们是搞科研的,不能这样胡乱简称。但是我们学生还是喜欢用简称。而且好像很难改变用简称的习惯。

             2)上面只讲到昆虫类有社会性动物,哺乳类以前没有听说过,前几年方舟子先生有一篇专门讲哺乳类的社会性动物,好像是裸鼹鼠之类的。很有趣的科普文章。其中也说到生殖分工问题。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八

2018年1月20日

杨週(天聪)

Wednesday, December 20, 2017

和女儿说话时,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全神贯注地听。因为女儿会突然打断自己的话头问我,” 爸,我刚才说什么了?”

于是我就会机智地重复她的话题的最后几个单词,证明我是在听她说话。但是有时候她会停下话题,直接问我,为什么看着她不说话?这时候我往往说谎道,我在注意听,把疑问溶解过了去。

不过有时候觉得自己太走神了,连我自己都觉得骗不过去,就老实告诉她,我是在神游天外想心事,想她小时候的样子,和她种种调皮捣蛋的事情。

她小时候真的是个很顽皮的女孩子,喜欢带领一帮里弄里的小淘气到我们家乱折腾。

每当回家看到满地的玩具,我就一边收拾一边询问她:” 灵灵啊,今天鬼子来过没有?”

她总是很肯定地说, “鬼子没有来过!”

我就装着很惊奇地样子问她,” 你肯定 鬼子真的没有来过吗,为什么到处乱七八糟的呢?”

听我问完,她就淘气地笑起来,奔到外面去骄傲地向里弄里的小伙伴们大声报告,”我爸爸又问我鬼子来过了没有?”

于是一帮小伙伴就高兴得又说又笑地到其他孩子家里去演出鬼子进村的游戏去了。

有一次我到城隍庙去买了一串玻璃做的风铃给她。她很喜欢,玩了一会就听啪地一声掉地上了,我一回头只见她用她那小手在撸地上的碎玻璃,想自己清理闯的祸。这真的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阻止她说,碎了就碎了,千万不能用手去拨弄碎玻璃,那是很危险的,爸爸不会骂你的。我小时候比你顽皮多了,每天都要闯一点祸的。哪一天不闯祸,我的妈妈就说今天太阳大概是从西边出来了。

小孩子么,尤其是光郎头(上海土话 — 男孩子)哪有不闯祸的?!你阿孃(奶奶)就从来不打我骂我的,最多说我两句算了。

在看守所和劳教所里常常想念自己的亲人,想念母亲,想念妻子,想念远在澳大利亚的弟弟和我的侄女,想念我的妹妹,想念我的被称之为我们里弄长得最好看的男孩子的我的外甥,想念朋友 ………… 当然更经常想念的是我的女儿,想她的模样,想她的顽皮,想她的机灵。

时间在苦想中慢腾腾地过去。

心算下来,一九九四年九月这个在我家专门扮演鬼子进村了的小演员应该进小学了。我们家的学区属于黄浦区四川南路小学。她应该到四川南路小学上学去了。

四川南路小学也是我小时候上的小学。这个小学属于教会办的小学。历史很悠久了,一八六五年就开办了。当时是根据法国神父类思的名字命名的,叫类思小学。它属于天主教会的财产,一九五三年才改叫四川南路小学的。

学校右后方就是圣约瑟夫大教堂(St. Joseph Cathedral),一八六零年- -咸丰十年由葡萄牙人罗礼思设计。一八六零年四月十五日破土动工,一八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竣工。据信该教堂当年是 远东最大的天主教堂。外表尽管是哥特式的,教堂内部则全是彩色玻璃镶嵌的,很壮观很豪华,应该算是洛可可风格的。

顺便说一下 一九五五 年据说在该座教堂南边上的仓库里搜查出收发报机和机枪,手枪,子弹,匕首等特务工具,最惊心触目的是发现一个顶替失踪女信徒的蜡像。上海市政府并在此教堂举办过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龚品梅罪行展览。展览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小学生每当走过教堂南侧的仓库都还觉得地下室里有许多蜡像鬼怪会冲出来抓我们。

教堂面朝东方,打开大铁门,在进教堂的路旁的北侧就是三层楼高的红砖砌成的学校。学校每层楼都有当时很先进的水箱式冲水马桶。水箱悬挂到 两米以上,水箱里面是浮球式装置。如果现在还保存原样的话,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文物。

在介于学校和教堂之间的空档处是一个沙坑,及单双杠。再后面就是男生小便专用的便池了。每当下课时,男生们就蜂拥而入小便池,一字排开小便。然后就四散到教堂北侧的沙坑边上玩耍,有的就奔到南侧的小操场踢球。操场很小,学生们比的是踢高球,皮球常常被踢到教堂的侧顶上,以及操场南边的仓库顶上。被踢在屋顶上的彩色皮球经太阳暴晒以后,会变成白色的并发硬变脆。

这个小学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劳作课,动手刺绣,以及做小手工什么的。上音乐课则有许多西洋乐器及东方乐器供学生们练习。小学还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带头人才,课代表就是一九五五年从四川南路小学开创的,并普及到上海全市。

能够让我的女儿在这所小学学习是我很在意的事情,但是在女儿应该进小学之前几个月我就被捕了。更糟糕的是我在黄浦区看守所时,审讯员还告诉我,女儿的腿摔断了,我听了真的难过得想一把将心脏从胸膛里揪出来。

离开家一年多了,一静下来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女儿。想她种种令我很愉快的故事和惦记她现在的情况。由想念女儿这份情感一扩散就想到母亲。母亲她一生奔波。从南京到重庆,再从重庆到南京,跟着南京政府跑,整整八年。以后又从南京到上海。她也常常说我小时候的顽皮故事。说我就是被我的重庆奶妈惯坏的脾气。一岁了还要吃奶,下雨天也要奶妈打着伞上街看街景。全家都说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断奶必须改掉坏脾气坏习惯,必须暂时离开奶妈。于是我由姨妈抱着坐飞机到在昆明开酒吧的外公处断奶。我一上飞机就不停大哭,把一飞机的军政要员都吓坏了。姨妈后来每提起此事,也是大摇其头,说没有见过这么坏脾气的小孩,怎么哄都哄不住。当时在和日本人打仗,坐飞机最怕的是孩子哭闹,这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我那个重庆奶妈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她一生中生了好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好不容易养活一个女孩,又是个傻瓜,所以做了我的奶妈,她宝贝得很,甚至提出不要工钱,把孩子给她就行了。气得我爸爸说,怎么想得出的!?其实她真的不是一个坏人,而是爱小孩爱昏了头罢了。当年的重庆人其实是很看不起下江佬的(下江佬是重庆人对长江下游的人的蔑称),说下江佬很低贱,连猪内脏也吃。猪内脏是下水,那是抵算工钱付给杀猪的人吃的。所以长大后每当我听人说四川传统的什么内脏菜肴,我就觉得是后来人瞎编的。我的奶妈还是个很专横的人,根本不会听主人的嘱咐。我的小名明明叫天聪,她觉得不好听,强行帮我改成毛毛,以后我有了弟弟,又帮我改成大毛。我的父母亲也拿她没有办法只好顺着她叫我们弟兄俩个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天底下居然还有如此霸道的奶妈的。当我母亲告诉我奶妈的故事,我就问母亲,大毛小毛的好听吗?这么粗俗!母亲说,重庆人觉得好听。这真的叫我无语了。我们全家离开重庆时,因为她对我很溺爱,母亲就把新买不久的全套红木家具全送给她了。临走时,她抱着我哭得伤心得很,很久都不肯放手。每当母亲说起这一切都感慨万千。为了纪念奶妈对我的宠爱,也就不改她给我起的这个上海人觉得很贼腔(难听)的小名了。尽管我对奶妈已经毫无印象了,但从母亲的描述来看,我能想象得出她真的是个很淳朴的中国式劳动妇女。

 …………

这一切只有等到我自己做父亲,等到我和女儿分离坐牢时,我才能真正体会做长辈对孩子的深深的感情,哪怕是做别人家孩子的长辈。这个时候真的唯有整个世界才是和孩子等值的。

我觉得一生中很遗憾的事情是没有送女儿进小学校。那是她漫长学习道路上的第一站,也是她将开始系统掌握知识的起始点。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于此我也反省自己,觉得自己一生中做得最不好的事情是让姚振祥送王辅臣出国。平白无故让他和他的女儿分离了。姚振祥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同岁,都属小兔子。是一对好朋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姚振祥承包了上海市戏剧学院对外开放的第三产业 LI XIANG  LANG 。这是面向文艺界人士开办的高档KARLA OK。

当年的上海人的工资很低,文艺界人士也不像现在这么有钱,每天把酒吧舞厅挤得满满的。当时的文艺界人士只有当特别需要交际时才舍得花钱上LI  XIANG LANG 潇洒。所以在生意清淡时,朋友们就约我到LI  XIANG LANG 聚会,我比他们都年长,不会赶时髦,不会唱流行歌曲,他们鼓动我唱自己会唱的歌。我就给他们清唱《滔滔的第聂伯尔河上》。那是年轻时候学的,年轻时学的歌曲似乎会刻在海马体上,令人终身难忘。

《滔滔的第聂伯尔河上》是乌克兰歌曲,是舍甫琴科作的词。忘记是谁谱的曲了,非常的雄壮,歌词是这样的:

 

滔滔的德聂泊尔汹涌澎湃,

狂风怒吼,落叶纷飞。

高高的棽树弯到了地面,

德聂泊尔河上波涛翻滚。

 

你看那月亮苍白暗淡,

在乌云后面徜徉不停。

就象那扁舟飘流在海上,

随波起伏时隐时现 。

 

 小小村庄还在睡梦中,

报晓的金鸡正在啼鸣,

林中的兀鹰遥相呼应,

折断的棽树挣扎呻吟。

 

我唱的真的不怎么样,但是朋友们都慷慨地给我喝彩,想起来就觉得很欢乐的情怀。记得当时姚振祥还开了一瓶很珍贵的洋酒为我尽兴。

但是我滥用了我的朋友们对我的信赖,让姚振祥偷渡去,让他冒着风险到外国去。我自己则连美国领事邀请我到美国都不愿意去,而却让自己的朋友姚振祥抛下了风光的产业并离家别女到异国他乡去炼狱。

想起来就觉得万分内疚,这也是一生中最令我愧疚的事情。

更让我日夜不安的是,我根本无从知道,现在他究竟怎么样了,是平安呢还是落难了?尽管我自己在一九六八年时在批斗时从新疆逃回过上海,以后(一九七五年)又再次背叛革命潜逃回上海,但那是国内。这次却是让姚振祥逃亡去往国外,一路的风波和凶险,凭我的生活经验怎么都想象不出来。万一有什么事我怎么向朋友们交代,怎么向姚振祥他的妻子交代,并怎么向他们的女儿交代。我真的是被神差鬼使了做出这么个荒唐的决定。不仅毁了姚振祥的事业,还可能毁了他的一生,并可能毁了他的家庭。

我常常独自苦笑,我这哪里是在搞人权,从最高意义上来说这分明就是在损害糟踏人权了!

我常想为什么一个人做事,做着做着就做出有违自己初衷的事了呢?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七

2017年12月1日

 

杨週(天聪)Friday, December 1, 2017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写过一篇长篇小说,名字叫《奥勃洛莫夫》。小说里有一个不识字的农夫(可能是农奴),名字早就被我忘记了,但是他的一个行为却给我很深的印象。这个农夫为了记住主人交代的事情,用了一个很可笑的方法,就是在他的腰带上打结,这有点像史书上记载的古人类的结绳记事。但是结绳记事者常常会使自己忘记某个节头究竟代表什么意思。而且农夫当着主人的面摸绳子可能 也不雅观,所以他独创了一个世上从未记载过的特别奇怪的记事法。就是这个非常奇特的记事法给我终身难忘的印象。

那个方法是和他的生活习惯有关,他的生活习惯是爱好吸鼻烟,吸了鼻烟会打喷嚏,于是他发明了吸鼻烟记事法。具体方法是这样的,如果主人交代的事项比较重大,就打出大的喷嚏,主人交代的事项比较小就打小的喷嚏,记得好像还有几个喷嚏代表几件事情,并且要记住每天应该打几个喷嚏。谈论到打喷嚏的次数,强度和频率,这就有点像信息符号的重现次数强度和频率了。

认真想来,这个很可笑的记事法其实倒是很符合现代符号学,很科学的。而且这种记事法除了设计者单体的本人,别人根本无法破解,保密性特别强。这种单体单子符号记录法,有点像现在很前沿很时髦的所研究的量子记录方法和传递方法,别人根本无法破解。喷嚏编码和解码其实是把物理现象所帶有的物理資訊被剥离到最小的非此即彼的密切关联的二相单位,并进行计算、编码和信息传输。

这种量子信息传递因为外界试图暴力解码而被破坏,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信息制造者自己也会因为种种不可测因素的干扰而丢失全部记录的信息。比如忘记应该抹鼻烟的时候,忘记抹多少鼻烟,打了太大的喷嚏,打了太多的喷嚏,打喷嚏时受到某种惊吓等等因素,使得本该正确想起来的事情被颠倒了或者忘却了。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时,如果被批斗的人很多时,平均分配到我身上的火力就会相对弱一些,我的脑子就有了应付批斗场景的余量,这时就会胡思乱想。这种胡思乱想如果正常记录下来肯定是罪加一等的,甚至罪加几等的,怎么办?其实那些胡思乱想都是创作的灵感,有的是些绝妙的诗句,又不舍得忘记,于是想到了《奥勃洛莫夫》里的无人破解的记事法。我从不吸鼻烟,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人也从不吸鼻烟。再说打喷嚏这种量子的信息编码解码传输保存也是很成问题的。

如何特创自己的一套保密记事法,这于我就是很大的难题了。用四角号码字典标记我的胡思乱想,肯定是不行的。一是一大串数字会使人联想到特务的密码,如果用莫尔斯密码当然更不可行了,如果被人发现我的记事本有一长串电报密码,这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标准国民党特务了吗!?以前在上海学过速记,明显的用速记当密码记事也是很自找麻烦的愚蠢行为。用曾经学过的俄语,一是出学校久了忘记得差不多了, 大概只记得觉得念起来很有趣的一些句子,比如艾达卢伽以那旮之类的。二是用外文记事等于明目张胆告诉人们,我在写暗语,黑话,反动话。

另外用记事本记录我想出来的东西也是危险的。因为任何这种记事簿本身就是个隐患,放在哪里都会招惹注意,所以用记事簿本子记录东西放哪里都是极度不安全的。我们军垦人员本来就住的是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的家庭照片就被别人盗取,闹得满城风雨。

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六四年十月初我接获干部股的命令,调任到值班连队当文化教员。紧跟着又有一纸经管股的调令,调我到沙井子土壤改良研究所学习,我选择了到沙井子土改所学习。当时我把我的箱子交给一个朋友保管。那个朋友是个老实和很无能的人。我到沙井子去学习,另外一个平时一直想讨好我而被我冷落的人就怂恿他把我的箱子打开,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其实箱子里就是发的一些新军装和内衣裤以及新皮鞋和上海带来的毛线衣什么的,以及母亲的同事送我的抗美援朝时的含金量百分之七十五的金笔,其他就是一台手摇唱机和百代公司的唱片,以及很珍贵的世界名著,和许多家属的照片。真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这个盗窃者把我的东西变卖了,我的皮鞋和内衣裤毛线衫卖给了维族老乡,因为他盗窃我的东西几乎被我的朋友痛打,在胡乱翻腾我东西时发现有清朝的照片和国民党时期的照片,他就把我的照片交上去说是发现了一个反革命,还想为此立功。

一九六四年底正值全国开展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盗窃了我财物的人,一看有旧社会的照片,就如获至宝,交给了连队政治指导员。

这些照片中 ,其中有一张我外祖母的父亲照片,那是一个清朝广东省大官,照片大概有七吋乘十吋大小。这已经非同寻常了。另外还有一张我母亲穿着国民党的军大衣和我,我的弟弟以及我的重庆奶妈的合影。照片中戴着国民党军官帽和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父亲影像则被我母亲小心地剪掉了。

当时我真的还不太懂世界的复杂,保留着自己亲人的照片。这次事件以后,纵观中国历史。其实每朝每代政权更替时,和旧政权有关的家庭都会自觉地销毁和旧政权有关的资料和断绝各种联系。所以在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旧政权时代的大家庭到新政权时往往都自动变成小家庭。从中国的一个家庭的膨胀和收缩也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剧烈动荡变迁。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深刻反想,如果当时事件发生在全国任何地方,我的结局都是会很惨的。但是事件发生时,那是在新疆兵团建设部队。兵团里的领导大多数是枪林弹雨过来的人,其中有老红军,有共产党犯了错误的老干部,还有国民党投诚的军官。他们见得多了,再加上我是党委培养的人,共产党对自己培养的干部是很爱护的,所以没有追究我的责任。我 的朋友们则非常痛恨这个盗窃者,其中有一个叫郑宝根的人是带着红领巾参军的,我一直对他很照顾。他尤其仇恨这个盗窃者(恕我不想提这个盗窃者的名字,很下流很卑鄙的一个家伙。)我临出国时还和郑宝根见过一面,当时他在上海福佑路的古玩市场上名气相当大。提到这个盗窃者,郑宝根还愤愤表达自己对这个盗窃者的蔑视。这些当事人都还活着,如果十年以后可能很多人都会作古了,就是活着也忘性了。我记下这些个人的人生经历中的事件,一是给有兴趣的人们可以核实调研参考。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给后人一个处世为人的参照。第三更是让当局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会这么老成持重,这并不因为我是个训练有素的国民党特务,同时也让海外的人士了解我为什么对所谓的民运分子保持距离甚至敬而远之,其中理由也不是因为我是什么中共高级特务。所有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个人生活磨难造成的,或者说是复杂的生活砥砺出来的。

我在一九七九年被捕后,我的陶姓承办员亲自到新疆建设兵团调查过我,我想那个盗窃我东西的人一定会偷偷摸摸地向陶承办反映我的情况,但是我想,公安部门不大可能把他反映我所谓的保留反革命家属照片的事情当回事。然而这个盗窃我东西的人一直觉得很憋屈,因为非但没有人认为他立功,反而认为他品行恶劣,一生都没有得志过,反而看着我步步高升,有机会他一定会兴风作浪的。

但是这件事也给了我深刻教训,就是一不要和品行很坏的人有任何来往,第二一定不要和太底层的人讲个人的私事,尤其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私事,不能有任何把柄落在这类人手中。第三自我一定要注意修养,有组织时依靠组织,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和能力对付小人的恶言恶性恶行,当没有组织可以依靠的时候,就只能靠自己平时为人积累的好印象到时发挥作用了。不要相信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如果世界偏爱某一种物种,充满了对某一种物种的爱,这个地球早就变成垃圾场了,哪里还会有我们人类出现的机会!?作为地球生物之一,能够存活着当然是因为有很多有利的因素,但是作为任何一个生命的独立的一生中,其实是充满了外界明的暗的攻击的。没有防备明的暗的攻击能力,说明你的基因是有重大缺陷的,你迟早是要被淘汰的。自然的是没有一种生物 的基因是完美没有缺陷的,尤其当生命活到一定年限,缺陷就表露得更为明显,当然现代对于基因缺陷的方法之一是打防疫针,以后可能还会有基因干扰或者修正。而作为政治生物来说,弥补基因缺陷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不断提高自我的修养。换言之提高自我的修养就是政治人物建立健全自我的防御机制。

那些在新疆的人员很多都陆续回上海了。尤其是被分配在大丰农场的,据说他们回到上海时,上海当局平时也不要他们劳动,就是养着他们。他们整天就是打牌闲聊。一九七八年我在人民广场发动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在上海和新疆的名气足够大了,在农场的上海青年闲聊时肯定要议论到我,对我怀有恶意的人肯定希望我倒霉,甚至向调查我的公安人员胡乱编造我的反革命事迹。

因为心里有事,所以当一九九一年上海市公安干警审讯我时,我脱口而出,”真正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当时上海公安部门招募了一批上海名校的高材生。他们第一次听到被审讯的人员说他们是难缠的小鬼,很有点愤怒。我只得跟他们解释,你们都是名校高材生,我没有歧视你们的意思。如果我是充分自由的人,我可能很尊重或者器重你们的。但是现在我被审讯,你们老想在我身上立点功,这就让我反感了。我的事情无非就是写了一封给中央的信表达了对现行政策有所不满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阎王见了,最多也就是说这封信不对,或者说这封信有问题,或者说这 是对的。哪有七七八八这么多可以调查审讯的,好像我真的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似的,有什么大背景大企图。再说人民为什么没有权利反映自己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见解?!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我真的是个反革命,当国家有重大决策时也会找我谈谈看法的。他们吃惊地说,真的吗?我说,这还有假的,你们见识太少了。

其实在中国,当一个人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不管你是当政或者不当政,政权都会主动听取你的见解的。所以我非常注重的是自己的知识积累,这才是真正的自身价值。说到知识积累就算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时,要是还有多余精力时我就会思考问题甚至在自己心中构思我的小说和诗歌和论文。

这都是我的个人不可剥夺的财产,是我立身的财富,所以我必须保存下来。很自然的,这就涉及到保密方法了,什么都不能保存下来,谈什么知识积累,个人价值!?

《奥勃洛莫夫》里的结绳记事和打喷嚏记事如果无限拔高解释,可以是成为很令人神往的信息计算编码解码保存的量子方法,当然,超脱出来说其实这是很落后的方法。其他方法比如四角号码记事法,莫尔斯电码法,速记法,外语记事法也都会坏事的。怎么办?

信息保存,信息传递,信息载体,信息还原是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在险恶环境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此,我想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把毛泽东选集作为信息载体,在毛选上记录我的思维痕迹。日期用的是毛选上的页数,当然要作细微变动。记录或称保存的内容就是划线,划单线,双线,加重点。这个方法使得我保存了一些想出来的理论成果和诗词。当然这个方法也是有缺点的,有时候因为怕被人识破,就搞信息压缩,直白地说就是精简为几个单词。当然这样做也是有问题的,有时候因为过于简洁,到时候想解压还原,就是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记录的,记录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里插一些我于一九七九年在上海第一看守所里得悉的犯人传递信息的事情。那些造反派和四人帮爪牙,有的是有点文化的。他们是在毛选里用针刺字,由家属传递信息。这个方法其实是很蠢的,因为对光检查字迹时就会被班房里其他人发现行为异常而打小报告被破解了。没有文化的造反派和四人帮爪牙,想在班房里传递消息,干脆晚上趴在地板上大吼大叫,通过地板隔层的空气震荡传递消息,或者在铝制的饭盒子上刻字传递消息。总之,人在困境中都会想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法传递或者保存信息的。公安系统当然知道犯人传递信息的方法和手段。

可能因为我是个老官司了,所以我能想得出的方法,听说过的方法,当局巨细都考虑过了。于是当局采用最暴力最简单最原始的方法,一是断绝我和外界的所有联系,二是断绝我能得到记载信息的一切方法和途径,简单地说就是不准看书,看报,和向我提供纸张和笔墨。当然连针线也是不可以拥有的,因为老官司会在布上用针线记录下信息。再有就是不准家属接济任何东西,因为接济的东西本身可能就是信息载体并包含了事先约定的信息。比如说,什么牌子的牙膏,大号的还是小号的,搭配送达的是什么。再深化一下举的例子,比方说搭配的是肥皂或者手纸,等等等等。这在局外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东西,但是包含了复杂的无法破解的信息。至于在牙膏或者肥皂或者衣服鞋袜被子里塞东西,这都是很落后的方法了。

据我所知,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知道人犯家属传递信息的方法,但是又无法破解,于是就研究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就是把人犯们家属送抵的接济物品进行随机交换,给在押人犯传递了错误的或者不可解的信息。此种方法有时会令人犯思维紊乱甚至精神崩溃,交代了极其机密的罪行。等到他们交代完了保守的罪行以后就恢复正常的家属接济,此时他们方才发现上当了,痛悔不及。所以说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里的重大刑事犯和政治犯,间谍犯都面临着高次刑侦的问题。

我在劳教农场里最苦恼的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我脑子里的思维成果。我尝试着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最恐怖的惩罚大概是截断一切信息的来源和记载信息的可能和方法了。但是世间任何事物不可能会是一程永远不变的。

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因为没有笔和纸,确切日期记不清楚,从网上记载的当时大事件的日子估计是这个日子),沈林森队长晚上开了班房门,带领我到办公室。他给我抽了一支烟,问长问短了好一阵,然后漫不经心地说,明天报纸上将有一条重要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大概内容。在消息发布之前,我们想听听你对北京市长陈希同的看法。

我立即意识到陈希同可能出事了。沈林森转弯抹角地问话,无非就是想探究一下我对出事的北京市委的看法。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圈子里混过的人都多少知道一点比较有名的政界人物的私事尤其是风流韵事,其中真真假假的东西太多了,平时我也无心去关注。我对小道消息的态度是听过为止。我自己在公司做事还不懂下属会海阔天空地尽情编造上司的彩色故事的?其中有出于妒忌的,玩笑的甚至恶意的,什么原因都有。所以不可信以为真,更不可以此作为自己的工作态度和政治风向运作。自己按常规做事就行了, 千万不要参与这种无聊的行政游戏或者政治把戏。说明确一点就是自己为人正派就可以了。

但是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既然已经指名道姓地对犯人说事项了,想必是该事件暴露了。

一九七九年关过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的人们都知道,中央有重大决策时会听取重要犯人的意见的。沈林森队长跟我谈话绝对不可能是闲聊,这是纪律所绝对不容许的。他肯定是上面指派来探我口风的,并要直接汇报到最高层。所以我也就不打隔空拳了,明确和他说,陈希同,李锡铭金屋藏娇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生活小节,平时不注意,但是小事情会累积为大事的。沈林森舒了一口气,说,我们早就知道你是有渠道知道的。

第二天,应该是一九九五年的四月二十七日。沈林森队长,一早就到我的班房窗口,把一份解放日报递给当班劳教的十三太保之一,告诉他,”这份报纸给杨先生看,看完收回来给我。”

我看了报纸,赫然大字刊登了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和市长陈希同引咎辞职的报道。我马上想到,王宝森自杀是因为得到风声自己被立案了,而且有把柄落在了公安手里,用公安内部的话来说就是钢鞭材料被拿到了。一般人通常不会自杀,自杀是完全绝望时的自我解脱。对一个政界人士来说,不是有铁证材料落在对方手里轻易是不会妥协甚至绝望的,因为自己的上面多少是有人会出来说话的。只有当自己的钢鞭材料被他人捏住,明确知道自己走投无路。考虑到墙倒众人推,活着只会暴露越来越多的自己的难堪事情,此时才会自杀。

死了的人是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但是活着的有牵连的人的日子就难过了。因为死了人了,必定会造成所处阶层以及阶层上下的恐慌和震荡,当局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的,不然没法向建制内的人交代。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六

2017年10月29日

杨週(天聪)Sunday, October 29, 2017

在江苏盐城大丰劳教农场开庭审理我起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案子之后,当天下午提前开晚饭。这天劳教农场破格改善了伙食,平时清汤寡水的菜里飘着油花,每人还给发了二个茶叶蛋。劳教的小青年都很高兴一面吃一面说笑。凭经验,我想这可能是为了应付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工作人员顺便对农场进行的工作检查而已。劳教农场的伙食改善应该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同班房被劳教的十三太保,却胡乱联想,非常感激我。

吃过晚饭后,劳教农场一大队一中队在下午开庭的大会议室举行文娱晚会,由劳教人员表演各种节目。表演的节目有魔术,唱歌,跳舞,相声,还有气功。气功表演是这样子的:在神秘的音乐声中,一个打扮得仙风道骨的气功大师般的人物翩翩上场,然后很认真地在东西南北上下左右中的三维空间里运作,再然后多次突破三维空间抓获凡胎肉眼无法看见,但与我们三维空间平行的多维空间里的日月之精气,天地之能量并收纳在全身器官里。接着再然后,从场子边上上来一群精肉饱满的壮士,瞪着凶眼,整齐地向气功大师逼近。气功大师被逼到舞台边上,突然停步,打了一套可能是什么龙虎凤凰拳之类的太空武术。乘壮士们被这套秘传武术镇住之际并倒退,气功大师则反过来向他们进逼。继而气功大师停止脚步,徐徐屏住呼吸,把刚才采纳后分布在全身的能量运行到四肢和胸腔和眼球,猛地”嗨”的一声爆炸般地发力,右脚大力往前一跺,右手掌隔空猛烈一击打,一群虎贲猛士登时横七竖八地倒下,好像是断了胳膊断了腿,有几个猛士居然口吐鲜血。大分贝的哀嚎几乎掀翻了大会议室的人字形屋顶,场面惨不忍睹。在一片紧锣密鼓的哀乐声中,人群也凭空爆发惊天动地的喝彩……

一个多小时将近二个小时的文艺表演之后劳教小青年还不过瘾,要求看电视。我猜想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们怕没事干时,劳教所会让他们做阿迪达斯足球。但是大队领导破格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放了一个彩色大电视机在会议室里,让大家看录像带。录像带放的大约是香港的武打片之类的影片。劳教的小青年都看得全神贯注,我坐在前排座位上抱着双臂想心思。沈林森队长过来问我,”你是不是不想看电视。”我说,”是的。”

他说,” 好吧,那就回房间里去好好休息吧。”然后叫了一个山东小伙子陪我回班房。

回到班房我躺在床上,默默地看着我顶上的上铺,我的上铺是空着的,只放着我个人的日用品。所有的同班房的双人床铺也都只有下铺睡人,上铺则整齐地摆放个人用品。

陪我回班房的这个山东小伙就是我刚到农场不久上次唱歌的那位。他在他的床位的上铺翻他的东西,过了好一会,他依次走到边上几个窗口,向外张望了好一阵,然后,走到我床边,给了我许多小吃。他知道我不准家属接济,也不准购买任何小卖部的食品。我说我不要他的东西,叫他自己留着慢慢吃吧。一个农村青年家里有多少闲钱供他们花的。他坚持把食品往我手中塞。我怕有巡视的警员看到,对他不好,所以很警惕地无声地摇摇手。正在推让中,窗口来了一个警员,咳嗽了一下,低声地叫那个山东小伙子的名字。看得出,山东小伙子吓了一跳,他把手中的东西全扔在我的床上。我也一惊,顺势把被子拉下盖住床上的食品。

出乎意料地可能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动作配合得太过迅速,那个警员放佛没有看见,甚至连我们先前的推让动作大概也没有看清。他很和善地问山东小伙多大岁数了?老家是哪儿的?最近有没有和家里联系?什么时候劳教到期?家中有几口人?老家现在发展得怎么样了等等?

聊了好一会家常。他说,今晚没有让你看电视,我们知道你辛苦了。好好照顾照顾这位上海来的杨先生,争取能为自己减一点刑,早一点和家人团聚。现在我想和杨週先生讲两句话,你先回铺上休息一会吧。

然后就叫我,”杨週先生,我想和你聊几句,你不介意吧。”

我说,谢谢你来看我。我从铺上起身,走到窗口。

这个警员穿戴得很整洁,长得也非常英俊,并且面带笑容和我说话。

他说,白天我们农场里的干警都旁听了关于你的案件的法院开庭。我们都知道你被陷害了,你肯定心里很难过。我来是想安慰你几句,想开一点,不要太难过。那个诬陷你的神经病自己也逃不了,没有好下场,就关在对面的二中队里,每天在做他的皮球。我们不会给他好颜色看的。

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很安慰,十分诚恳地谢谢这个警员的关照。

接着他就告诉我四岔河大丰劳教农场近几年的变化。以前这里有许多从新疆回沪的上海青年,后来他们都转移出去到崇明农场,这里变成劳教农场。刚开始这里也关过一些上海人,现在大丰农场已经没有一个上海籍的劳教人员了,都是外地的小青年,最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外地劳教人员,上个月也提前释放了。

他说,听说你以前是搞土壤改良的,我们这里也是盐碱地,不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改造盐碱地的?我说,改良土壤一般分为物理的和生物的。物理性的改良我们以前主要学的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柯夫达的土壤学说。生物性的主要是学原南京政府农业部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刘受益先生的作物理论。物理性的盐碱地土改主要就是采用灌溉冲洗的方式,使得盐分降低。另外根据土壤地下水埋深情况,或者是利用水的流动性搞水盐平面移动,或者是利用水的重力作用搞水盐垂直运动。其中搞水盐平面移动的工程量最大,牵涉到地表高程,土壤理化性质,盐水最终出口处等等。据刘受益教授介绍,我国江南一带,地下水埋深都很浅,大部分都接近临界深度,有的甚至就在耕作层,不可能搞水盐垂直运动的。一般来说,至封闭情况下,这两种水盐运动方式,水盐垂直运动效果比较好,水盐平行移动远期会因为盐分反向扩散很可能会造成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问题会更严重,更难治理。

他说,杨先生你讲的理论我也听不懂,不过我听我们公安局内部的人议论过,说你的学问很深,知识面很广,人品一级。用我们上海话来说就是:” 杨週先生真正是只模子。” 这点我是相信的,我们私下里也都很佩服你。

我们在这里的上海公安干警都想早一点把这块飞地还给江苏省,我们可以回上海工作。我们这些上海籍贯的警员经常上海江苏两地来回跑,真的干得很累很辛苦。

上个礼拜,我们农场的一个警员到外地搞内查外调,回来时,好不容易挤上一趟列车。列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连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走道上更是拥挤不堪。我们的那个警员想解手,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人根本没有办法走动。没有办法,穿着警服又不可以乱来,硬憋住。憋了大半天回到上海结果发生尿中毒,抢救不过来,很年轻就过世了,留下了年龄还很小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说到这里我见他眼眶也红了,听得我心里也很酸楚。虽然我很久没有挤过火车,但是对全国的铁路交通情况还是有点了解的。中国的铁路交通状况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确很落后,虽然不像印度火车的车厢外面悬挂着许多乘客,但是车厢内部也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彼此的肺泡不能充分扩张,人人的血氧量都接近下限。所以我能理解他讲的不幸事件。

说到此处他话头一转,说,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不过也有些好处。这里引进了许多四不像的麋鹿,看看它们繁殖得越来越多也很有意思的。近几年大丰的生态保护不错,滩涂上有许多野鸭可以打,我们空闲时就几个人去打猎去,我今天一早就和同事们打了好几个野鸭子,晚上做了顿野鸭餐。

最后他”呵”了一声!我忘了告诉你,我们几个好朋友今天聚会喝了不少酒。我现在好像还有点头晕,好了。不多说了,你也早一点休息吧。然后叫了一声那个山东小伙子的名字,说道,”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好好照顾杨先生,不准出纰漏!”

山东小伙子愉快地答应了一声,”好的。”

随后那个英俊警员就从窗口消失了。窗外面一片漆黑。

班房里又恢复了平静,山东小伙子再次走到几个窗户跟前向外张望了一阵,确定外面没有人了,走到我跟前说,那些小吃食你就收下放好吧,过一会电视放完了,大家都回来了被人看见就不好了。我看他怎么这么执意也就不再推让,堆放在枕头下。

地球上真正对所有生物都是公平的唯有时间。劳教农场的艰苦岁月也和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和达官贵人幸福的日子以同样速率运行着。

春节快到了,大年三十下午,沈林森队长和十三太保说,找两个专门洗脸用的脸盆洗干净,然后带领几个劳教小青年出劳教一大队,到总部食堂去,装了两大盆农场工作干部吃的荤菜给我。都是些剁好的熏鸡熏鸭,和大盆的红烧肉以及整条的红烧鱼之类的菜肴。沈林森说,尽管通过几个月的调养,你的身体比刚到农场时好些了,但是还是缺乏营养,上面指示给你增加一点营养品,所以我们给了你一些干警们的春节食品。你一个人慢慢地吃。

等沈林森走了以后,我招呼同班房的劳教小青年一起吃,他们都摇摇头,没有一个敢吃。我说,你们怕什么,不会有毒的!他们说我们知道没有毒的,但是那是政府专门供给你的,我们吃了会关禁闭的。

他们既然这样说了,我也就不勉强他们了。

(未完待叙)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五

2017年10月10日

                                      杨週(天聪)

                        Tuesday, October 10, 2017

我被关押在黄浦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最后的日子里起诉了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为什么我不要求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重审我的案子,而是直接向法院起诉劳动教养委员会,原因就是二个。第一,向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申诉,等于对牛弹琴。而且申诉什么?我连决定我劳教所犯的罪行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申诉?第二,不管有理无理,我非常清楚法院无论如何都不会判决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决定无效,但是我向法院起诉劳动教养委员会就会迫使劳动教养委员会必须出示对我所作决定的证据,在法院留下档案。我要彻底搞清楚对我的劳动教养究竟是根据什么罪行决定的,这当然是为了便于以后翻案,这也是我以后要求国家赔偿 的依据。

再说,法院就是要遵循中央的指令,必须维持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决定,形式上也需要判案的法理证据,法院总不会像公安局一样不需要证据就任意判决的吧!一九九四年年底的一个下午,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劳教农场一大队,一中队的大礼堂开庭了。庭上没有律师,也没有家属,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这是秘密开庭。而且最诡异的是事先连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只是到开庭时前一个小时才通知我,”你现在可以作好准备,今天就你的起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事项开庭。”

一进临时法庭,庭上坐满了人,一看阵势大多是身穿 警服的人员。我暗自猜想,大丰劳教农场 的警员事先得到了通知,今天要对杨週起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案子开庭。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我劳动教养。而且他们早就知道我在大丰劳教农场,但是平时是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大丰劳教农场所有的警员只有一个名叫沈林森的队长可以看我,并和我说话,其他人连看我都是不容许的,和我说话更是违纪的。十三太保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及时反映除了沈林森之外是否有其他人和我联系。所以趁此机会劳教所的警员们也想看看这个在劳教所的神秘人物究竟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到的人很多几乎都挤满了临时法庭。

上海市原人权协会理事长,在上海滩上不说是赫赫有名,但是在警界也算是个知名人物了,为什么会被决定劳动教养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不是我生活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劳动教养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个人道德上有问题,而不是法理上有罪行的人。

法庭上,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朗读了许多证人的证词。这些证词,无非是说我打电话给他她们,询问关于王辅臣的下落。这么多的证人和这么多的证词,所说的都是我怎么询问他她们的关于一个人权协会成员失踪的事实陈述,法理上对我是极其有利的。这不但显示对我有利,而且证明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对我的处罚决定的无理。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反驳和否定这些证人和证词。我不但不会去否定和反驳这些证人和证词,而且非常感激这些证人和他们的证词。因为他们她们所陈述的时间和内容从法理上证明了我确实不知道王辅臣失踪的原因和去处。即使以后事实证明事后我知道了王辅臣的下落,但是当时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无罪,想了解,想打听,要关心更是无罪,而且是负责任的表现,是很人道人性的表现。

我相信在法庭上旁听的警员的同情心此刻都倾向了我,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执法的,看过的劳教决定书和听过的案例够多了。分得清什么是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什么是有利证据和无利证据。

但是,当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朗读到最后一个证人的证词时,整个法庭响起了”轰” 的一声。这个证人叫鲍戈。他说,杨週也问过他王辅臣的下落,但是他猜想,杨週是把王辅臣藏起来了。审讯员问他,那么杨週把王辅臣藏起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杨週就是想制造事端,杨週想出名。为了想出名,杨週还污蔑人民政府,说中国外交部说杨週等人是罪犯,这是无中生有,这是造谣污蔑。

法庭的某个角落响起一个声音,”这个神经病人提供的什么证据!?”

一切都清楚了,这个神经病人的证词是构成我劳动教养的唯一法理依据。我内心登时平静下来。

我冷静地回答法官,”请法庭调查和核实 这个证人的证词。”

当然这是多余的,法官当庭判决维持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劳动教养决定。

这个精神病人是上海市警界都知道的患者。一九九二年,他打着对日索赔的理由要自焚,上海当局出于人道考虑,把他关在上海市安康医院治疗。安康医院是隶属于上海市公安局的精神病康复医院。为了安定他的情绪,院方跟他说,他所在的地方其实是疗养院,原先是毛泽东主席到上海时专门修建的疗养院。

用一个精神病院有确切记录的精神病患者梦魇般的证词作判罪依据,我想,连蠢货也知道这是很荒唐的。我以后要打这场官司,只需通过律师,把这个精神病人的住院史和精神病史出示给法庭,就足以彻底推翻这个劳教决定。另外我翻出当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召开记者招待会所说的,杨週等人不是什么人权分子,而是刑事罪犯的报道也可以彻底推翻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对我的劳教决定。

上海市公安局对想自杀或者自焚的公民实行现代文明国家通行的办法,把不管因为什么借口想自杀或者自焚者送往精神病医院进行药物和心理治疗,这是为了保护大部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但是美国之音和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日本共同社以及台湾的对大陆广播等电台却把这个想自焚的人鼓吹为英雄。在这些胡闹的媒体中,最鬼谲的是日本共同社,明明知道这个神经病患者是打着对日索赔旗号的,却鼓吹他是民运领袖!

这些没有人性的媒体的胡搅蛮缠,给中国政府对精神病人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治疗制造了极其困难的处境。

据说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美国的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个要自焚的人是中国真正的英雄,我真的无语了。到了美国亲眼见到,美国的英文报纸,中文报纸对在中国制造一系列恐怖事件的组织和个人一边倒的同情支持,这些白纸黑字完全颠倒了人们的常识和常理。

这难道是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是人文主义表达,是人性辉煌的展示?!

这个精神病人在一九九三年甚至用化名写了一篇鼓吹自己要带领十万民众进军北京的长文,我一言不发把这篇文章带到北京请北京的朋友看看。周国强看了立即判断这是个神经病患者。到了美国以后碰到当年看过这篇文章的北京朋友除了一个姓魏的人之外都说这是个神经病人。这篇文章应该落在和现在保存在中国国家安全局里 – 这个精神病患者交给我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通过我的手发布,但是我根本不可能把这篇文章交给媒体发表的。这都不需要有专业知识就能判断的人和事情,一到国际上却变成了西方专业媒体人的宠爱。这些专业媒体人全都自己神经失常,认为这个精神病患者是正常人,是英雄,是反抗中共暴政的民运领袖!

西方对中国好不容易走上正轨的民主运动的破坏就开始在对一个神经病患者的无耻吹捧上,以后对法轮功信徒自焚的长篇报道,对一系列发生在中国的恐怖活动的报道都遵循了同一个套路,就是怎么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颠覆中国的政权。西方媒体对一个声称要表演火烧活体的人表现得如此兴奋,用价值昂贵的版面连篇累牍地报道,用价值连城的短波频道电台对华日夜宣传,在人类发展到二十世纪末的日子里把人性丑恶的一面表演得无以复加和淋漓尽致。难怪现在的人们对西方遭受了同样的恐怖攻击和威胁,以及精神病患者引起的灾难冷嘲热讽了。因为西方媒体长久以来一直迫使人们的良心沉默,迫使人们不能表达正常的言论,迫使人们心理扭曲,迫使人们的价值观颠倒。

西方为了瓦解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操,甚至长久以来宣传”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的谬论。这种鼓吹的结果影响到自己了,现在美国人民喜爱的球队,公开表达了对国旗国歌的蔑视。影响所及,以后美国的军队,武装力量也不想当所谓的爱国主义流氓怎么办,他们消极爱国或者积极卖国怎么办?调转枪口怎么办?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攻击自己的国家怎么办?核子武器被不爱国的绅士引爆在美国本土怎么办?

人是精神动物,人的精神被彻底搞乱了,这个世界还会太平吗?!

你为了破坏别的国家,你把国家的价值观都颠倒了。你想自己不受影响,你想受到影响后恢复和重建,这是非常困难的。况且美国的国家建立本来就很短暂并不怎么牢固,现在又被自己的权威理论家颠覆了国家观念以后,怎么恢复怎么重建?加上随着美国国力的自然减速,人民的安居乐业受到影响,人民的美梦受到打击。再加上现在的政治家胡闹到想利用日本遏制中国,他们都不认真想一想,人类唯一遭受过原子弹攻击的是日本这个国家,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军事上复建了,有了核武器,第一复仇对象是谁?

我不隐瞒,我们家属在国民党时期是大家属,我的舅舅,我的外婆(grandmother in law) 的亲儿子叶先生就是美国飞虎队的成员,在和日本军队作战时牺牲了。国仇家恨是很难遗忘的,是最难被时光抹平的。所以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是心存戒心的。一九七八年他们的领事馆工作人员想和我谈话都被我断然拒绝。一九九四年日本共同社的记者约我谈话时,边上坐着一个日本人,我问共同社记者,这是谁?记者说是另一家的记者,我淡然一笑,想听就听吧。不料这个所谓的记者目光炯炯地对我反复审视,非同常人之交往。

开始时,他一言不发,我和共同社记者谈话中突然被他 打断。他说,据他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交谈时,发现大多数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都主张恢复帝制。我立即判断这个人不是什么记者,而是日本外交人员。日本外交人员早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就知道我,并想通过我的好朋友徐平先生以及另一个朋友和我发生联系,我都一口回绝了。众所周知,中国人健忘,日本人却不会健忘的。他们早知道我对日本的态度,所以降格称自己是记者。其实不要说是日本外交人员,即令真的是日本记者和我交往,中国政府也是密切注意和备案的,我当然不会对他们胡说。再说,他们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并不怎么关心,而是关心中国的国制,这和普通记者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我对他说,中国可能有人主张帝制,但是人不会太多,层次也很低。

我过后想,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真正关注的是中国何时也解体,加上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原人民日报的记者鼓吹中国解体在即,西方已经没有人会认为中国还可以继续维系下去。他们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中国解体以后的种种可能了。也之所以日本要把一个鼓吹对日索赔的人鼓吹为民主运动领袖,这绝对不是国家的装疯卖傻行为,而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国家战略行为。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宪法规定的四个现代化和达到两个高度(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 际和国内的双重困难。

而每一个真正爱国的主张民主的务实人士另外还必然面临着党内权谋分子的暗算。

在中国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主人权道路上屡遭挫折,我不由得回想起一九九零年为了重启改革开放道路致中央领导人的信中曾用过的二句古诗:

“黄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长。”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四

2017年10月1日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四

杨週(天聪)

 

 

 

(上海九江路上的嘉携商务大楼。图片来自于网络—— 杨週(天聪)注)

Sunday, October 1, 2017

如果一个人真有灵魂,出离了肉体在高空凝视自己的处境会是什么情况?

一九九四年季秋,有一颗空心土豆在上海到江苏盐城几百公里的路上颠簸滚动。盐城在江苏省内,却隶属上海市管辖。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省政府屡次向中央要求收回这块土地的管辖权,但是党中央的领导是上海出去的,所以再怎么打报告都不会被批准,也所以江苏省内的这块土地就一直要不回来,成为上海市的飞地。也因为是飞地,因此上海本地人根本不熟悉怎么走。江苏盐城大丰劳教农场在我们那个时代人的概念中则是一个非常遥远和可怜可怖的地方。

这颗空心土豆在滚动中滚迷路了,本来预计下午可以到达大丰劳教农场的,结果傍晚才到。这颗空心土豆里塞着黄浦区政治保卫科的科长范光荣以及下属,另外还塞有一位劳教犯人杨週。带着手铐的杨週此时因为处于严重缺钾状况已经软瘫在车厢里,加上猛烈的路途震荡,最后陷于半昏迷状态。

就是身为劳教犯人,杨週我在事件过后还是回想到,就是在这块飞地里,以前小时候有一位女朋友的父亲可能就曾在这里做过场长。我的那位小时候的女朋友的父亲姓孙,原本在上海黄浦区公安分局下属的一个派出所当所长。文革前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某个夏天穿着木拖板到派出所里说是反映情况,当班的警员一看是个穿木拖板摇着蒲扇的市民就爱理不理。黄赤波说我想找你们所长谈谈,当班警员顿时火冒三丈,把他推出派出所门外。黄赤波厉声说我是黄赤波,我要见你们的孙所长。当班小警员一听气势不对,苗头不好,赶紧把孙所长叫出来。黄赤波对孙所长说,你平时怎么教导部下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来反映情况都爱理不理!事后黄赤波就对上海市公安局进行大整顿,孙所长被外放到外地劳教或者是劳改农场。这次大整顿以后,就是没有被整顿的公安局人员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的另一个朋友的老爸是黄浦区公安分局的政治保卫科的科长姓顾,在文革中,却是被黄埔公安分局的内部造反派关押在九江路上近江西中路的一幢五层楼高的建筑里跳楼死亡。这幢楼现在叫什么嘉携商务楼。这幢楼如果不加上装饰楼大约是四层,最下面一层也是最宏伟的一层是钢筋水泥的。上面三层是红砖砌成的。但是这四层比现在普通的七楼还高。大楼对面是著名的圣三一堂。

圣三一堂是上海早期最大最华丽的哥特式基督教圣公会主教座堂,因为外墙是红砖砌成的,所以又称为”红礼拜堂”。这座教堂曾经有过一台大型的用电力鼓风的管风琴,风琴约有2,600根琴管以及三排琴键,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管风琴。这座教堂的钟楼和管风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祖国的花朵,我们天真无邪的可爱的孩子们摧毁了。(孩子们的前修饰语,应该并可以是无穷无尽的美好的形容词的集合,为节约篇幅只加这么多了,敬请现在还活跃在美国的民运中的红卫兵们原谅。)我有时候冥想:一九六六年面对圣三一堂的哥特式钟楼被摧毁,电力鼓风的大型管风琴被破坏的场景 ,黄埔公安分局一科顾科长跳楼后会不会立即进入天堂,我真的不知道。就连顾科长是自动跳的楼还是被扔下楼的,连上帝都不可能知道,因为他被关押着。我只知道,公安系统内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原因是他和他老婆结婚时在国民党时期的报纸『申报』上登过广告。

我只知道,黄赤波局长文革前曾经说过,现在的法制不健全;”在上海的马路上随便抓一个三十岁以上的男人进来,就可以判他三年徒刑!”这句话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时的一条极其严重的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他本人在一九六七年初被批斗得自杀未遂,以后被关在北京的监狱,出狱时经病理检查,断过十根肋排骨。好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内的政治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黄赤波说的在上海的马路上随便抓一个三十岁以上的男人就可以判三年徒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在上海的马路上随便抓一个二十岁以上的男人判三年劳教的情况还是存在着。

这不,我被决定了三年劳动教养,这不是法院判的,而是上海市公安局决定的。罪名好像是什么煽动罪,到底是什么罪名,我也记不清楚。因为没有具体罪行。

这颗从上海到盐城的公路上胡乱滚动的空心土豆是辆吉普车,终于在天擦黑时滚对了路滚到了大丰劳教农场。我被押下车,准确地说是被抬下车,抬我下车的后来才知道是二个劳教人员,长得都很清秀,另外几个劳教人员则帮我把行李送到牢房里。进入牢房,有几个劳教人员已经帮我铺好被褥,他们扶着我,帮我洗脸,洗脚,帮我脱下衣裤,把我平稳地放在床上,有人端来了温水,并给我一片钾片,让我服用。

第二天,我稍微清醒了点,知道我的班房里有十三个劳教人员,其他班房最少有五十个,最多的有六十多个人。看管我的十三个劳教,他们被其他劳教人员也包括他们自己称为是十三太保,全部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长得都很眉目清秀,穿得也很干净。

他们热情地问我是否需要这需要那,并且帮我捶背捏肩,扶我上厕所。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才慢慢回过神来。知道这是大丰农场第一劳教农场,我所在的是一大队,一中队,一小队。中队里只有一个队长可以跟我说话,那个队长叫沈林森,非常好记的名字。也慢慢知道那十三个被称为十三太保的劳教小青年已经为我集训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中,不需要干活,整天就是培训怎么和我说话,怎么照顾我。最令我好奇的是他们说,如果我打了他们绝对不可以回手,骂了他们也不可以回嘴。听他们所说的他们必须遵守的种种规矩以后,我奇怪了,问他们,我看上去很凶恶吗?他们说看上去你很好的蛮和善的。我想可能是我被劳教时破口大骂的样子的确很凶相,所以被传到劳教所里我是个很蛮横的人。

他们不敢问我是因为什么案件劳教的,上面有规定,不准打听。他们只猜想我是个大官。但是他们又好奇,怎么会是劳教的,劳教多半是外地人,而且是小青年。他们有规定不准给我一张纸,一支笔。如果谁给了,立即关紧闭,并且调离一小队干活去,做真皮的足球去。他们最害怕的是做品牌为阿迪达斯的足球,阿迪达斯足球做工很复杂很难做,任务很难完成,如果完不成任务,同样也是劳教人员的监工就会没头没脑地打他们。有些劳教人员因为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就加班加点做。坐着做真皮足球一天十几个小时,屁股会坐烂的,坐烂屁股就发磺胺类药膏治疗。天气好的时候,那些坐烂屁股以后,表现好的劳教人员就在操场上的洗脸池旁趴着晒屁股。劳教人员晒屁股的场景原来是不让我看到的,不知哪一天他们疏忽了,居然被我看到了,真的很壮观。

我问同班房的劳教人员,他们是些什么事情进来的?他们都按上面的规定老老实实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之类的如果是偷工地上钢筋电缆的话,上海市民一般也不清楚,也不怎么讨人厌,最讨厌的是偷自行车。说到被偷自行车,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总共不少于十辆自行车被盗。九十年代初,上海市公安局审讯我时,我说我的自行车又被盗了,大概是你们干的吧?据我的朋友们告诉我,他们被公安局审讯时,审讯员都抱怨说,你们的杨週先生真的把什么坏事都在赖我们公安局身上。我们公安局就这么无聊专门偷你们的自行车?我们的形象在你们民主人士看来也太坏了!我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这是调侃的话,怎么就当真了!大概因为我说笑话时也是一本正经的,所以被他们误以为我是当真的了。

这十三太保是专门挑选过的长得比较讨人喜欢,有点文化,案情也是比较轻的。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现在不知在何方。

清楚地记得有一个晚上,上床时间到了,大家都安安静静地躺着,我的邻铺突然哼唱起一首歌。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

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

呜 –

阿娇摇着船

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歌声随风飘 飘到我的脸上

脸上淌着泪

象那条弯弯的河水

呜–

弯弯的河水啊 流进我的心上

呜–

我的心充满惆怅 不为那弯弯的月亮

只为那今天的村庄 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故乡的月亮 你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了我的胸膛

呜—

在昏暗的白炽灯下,在劳教农场里静得一只乌龟在爬动都可以听到的时候,忽然听到如此忧伤的歌曲,心里无比的惆怅,那种淡淡的伤感,一直贯通了我的心房和心室。

我的邻铺睡的是一个山东小伙子,真的是有一个好歌喉,男中音。我请他再唱一曲,他就又唱了,我在那歌声的安抚下,在静态中,渐渐地进入朦胧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弯弯的月亮”这首歌,也是近年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因为那首歌一响起我就仿佛又回到了 劳教农场那个静谧的夜晚。

苦涩,无奈,惆怅,忧伤,朦胧,黯淡 ……. 种种感觉弥漫在我的毛细血管中,传导在我的神经末梢里。

…………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三

2017年9月20日

 

杨週(天聪)

 

Wednesday, September 20, 2017

 

姚振祥送我回家的第二天一早,我被捕了,关在黄埔公安分局看守所。

这是我第一次被关在区级看守所,这里说一点常识给喜欢说谎造谣的人们听。中国大陆的逮捕,关押,审判是分级对口的。根据法律规定,反革命案,杀人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包括跨区跨省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对口公诉的单位是中级人民检察院,拘押的是市级看守所。

 

而区级看守所,对口的是区级检察院,区级人民法院。区级司法部门量刑的权限一般压缩在十年以内。一九八三年严打时权限扩大到死刑,一九八四年以后死刑权限又收回。所以我看到有一个所谓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胡写什么一九七八年在黄埔分局因为拥护邓小平被判死刑的案例,真是哭笑不得。像这样不顾事实的乱文居然还真有人信。

 

这篇所谓的忠诚的文章的目的连傻瓜都应该看出是想讨好邓小平先生的,是想借手邓小平的威望打击刚刚走上正轨的司法系统。但是这篇文章一是违背基本逻辑,常识和事实,二是违背法律对口程序,第三是引起当时司法界的混乱。如果邓小平没有政治经验,批示追究迫害拥护自己的法律界人士,将会造成多大的混乱!?首先是黄埔公安分局将进行全面整顿和改组,其次是黄埔区检察院,再其次是黄浦区法院。这三级系统的人都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更不要说当时的上海市委和整个中国的司法系统了。

 

所以所谓的第二种忠诚的用意是非常险恶的。邓小平是政治经验非常丰富的人,怎么会上这种低级的政治把戏的当,非但不上当,反而把蓄意制造混乱的家伙开除出党。后来的结果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了。那个所谓的坚决拥护马列主义的人,是坚决彻底反共的。那个写第二种忠诚的人,一九八九年时乘乱在美国写了大量文章说中共必需垮台,必定垮台和一定垮台,而且时间不会超过三年,后来又修订为五年,最后又改成不超过二零零零年。他自己不仅讨好疆独,台独,蒙独,藏独,而且只要一切反共反中的恶劣事件发生,他都是支持的。他对一切想说真话的人,无不攻击为中共特务。(很可笑的是他还是中共建政前的地下党员。我都不知道这些原中共地下党员,是如何解释中共地下党员和中共特务的区别的,特务好像不是作在地下工作的而是作地上工作的?!他还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李登辉的国民党为他提供优惠待遇是在”养士”。)他和他鼓吹的第二种忠诚的主角在反华反共的世界里如鱼得水,八面玲珑,春风得意,连嫖妓强奸都没有人敢说一句,更别说贪污腐败了。他们依仗的恶势力如此嚣张,人们一定知道和记得只有我一个人在美国敢于公开的实名揭露和批判他们。

 

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人们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政治绝对不是表面文章看到的那么简单。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想搞中国政治,想搞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斗争史的现代版,想掌握连浩瀚的什么史记,资治通鉴,历朝历代史都不能穷尽的治国诀窍图谋方略,不是被人愚弄,就是祸害整个中华民族。

 

我从一九五八年在中学里懵懂看待政治,到一九六七年亲身感受文化大革命的凶险,到一九八一年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体会科技进步的巨大成果和人民需要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的愿景。我对刘少奇邓小平先生的政治智慧是很佩服的。不要对我胡说什么右派分子都是好人。我从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修学回到上海。因为有一张大学学生证,我有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泡在上海市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阅读。(当时的上海市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只提供有大学证件和有介绍信的专业人士阅读装订成册的报刊杂志和内部书籍;第三阅览室其实是档案馆了,只有特殊人员凭介绍信并登记以后才能借阅。)我在上海图书馆阅读 了整个反右斗争时期的报刊杂志。至于当时社会上禁止阅读的国内外的文艺作品,上海市财政局都有。原因是上海市财政局,留用了许多国民党时期的财政人才。上海市财政局留用的人才中,甚至有一个是日本皇室的女成员。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田中首相向中方递交一份在华日入的名单中,有此人的较详细的信息。一九七三年经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批示回归日本。

为什么这位日本皇室成员在之前无人知晓?是因为上海市财政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曾受到过外部冲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公检法甚至全国的党政机关全都受到冲击,而唯有上海市财政局不准冲击。据上海造反派总司令潘国平告诉我,他们造反派当时是想冲的,但是张春桥下令不准冲,谁冲就抓谁。因为,当时中国大陆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上海市财政局不仅掌管全市所有单位的资金调拨,而且包括驻沪部队的军用开支,更重要的是上海市财政局每年还要向中央提供占全国财政总额的六分之一的财政支援。所以许多财经人才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旧社会留用的人才都是知识分子,喜欢看名著。加上建国以后第一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本人也喜欢书籍,所以不但保留了原上海市财政局的藏书,而且定了制度,每个月都有一定的经费用于购买书籍,这项规定一直被保留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我通过在档案室工作的母亲,把当时社会上容许的或者不容许的国内外名著几乎都阅读过。这为我以后做事为人,作了知识储备。

 

我从当时的报刊杂志中了解到,当年有许多所谓的右派分子,其实平时就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很多都是快刀手,不过不曾想自己被其他窝囊废事后立功成事了而已。这也是他们中很多人愤愤不平的缘由之一。反右真的是扩大化了,认真地研究当时的文献,所谓的右,其实绝大多数是在全民比左时比失败了的而已,他们确实不是右,而是左,真正的左。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的真正右派就是几个民主党人而已。当年的章罗联盟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原来坐拥五十万大军,自己居然是五十万右派大军的领袖。事后证明这五十万右派大军连他们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右派,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左派,根本就不知道和不认可章罗联盟的纲领。党中央确实是搞错了。被搞错的客观原因就不说了。被搞错的主观原因是这些错划的右派大多数是些锋芒人物,平时积累了不少对头,到时候被人趁机报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借阅当时的装订成册的报纸和杂志看看就知道了。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没有看过反右斗争的全部文献,你简直就没有在中国作从政的政治储备。

 

我在新疆时也曾遇到一些逃跑到新疆的内地盲流中的右派。都是些左得出奇的人物,因为有点文化都混得还不错,四清时搞内查外调,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当时的生产部队因为他们不惹事添乱也不公布。但是一九六六年全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个个都蠢蠢欲动,非常起劲地想造反想革命,政法股把全农场的有问题的人员归类列表,分发到宣教股 和各营连政工和治安主任手里,我才了解到这些平时看起来极左的分子原来却是戴帽的右派分子,也算开了眼界了。我写下这些也是告诉人们,真 不要以为左或者右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另外也是告诉人们其实大陆当局在看待社会运动,和处理大问题之前,早就排队摸底的,绝对不是充耳不闻的。充耳不闻,轻的说是玩忽职守,严重的是渎职。所以你要投入大陆的任何运动都要想清楚了,自己是什么人,用上海人的土话来说, ” 掂掂自己的分量。”

 

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说什么右派分子都是好人,左和右不是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志。现在认为民主运动人士是好人,其实就像中共当年说右派分子是坏人一样荒唐荒谬。更何况左和右是可以互换的,甚至都不需要互换,只看怎么判断罢了。所以许多右派要求彻底平反,平反什么?平反就是要中央肯定自己是左派分子而已,是要重新获得权力成为革别人命的革命者,是要享受革命者的待遇和权力,是要恢复和扩大个人的革命待遇和权力。所以人们才会看到他们一会左,一会右,一出国全变成卖国分子。

 

这个中国的特殊的左右派混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所谓民主运动中人,其中许多人,根本就不认同民主的原则,纲领。相对共产党的左,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右,而是比现在的共产党更左,而且左到出奇的地步。这里举二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今年刚刚被美国之音请出门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等一帮子人,他们原来就是广东等地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他们被请出门还拉着门框哭喊到,自己是在全心全意为美国利益考虑,才动用了美国之音的电台资源报道郭文贵的谣言的。他们不集体发联合声明,公开表态,人们还蒙在鼓里,真的以为他们是为了美中友谊和两国的共同利益工作,并为了提高民众素质而传播民主的本来价值的媒体人。一表态,人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些非常恶意的利用谣言和诽谤想颠覆中国,想搅乱是非和颠倒罪于非罪界限的恶棍。

 

另外举的一个例子是,海外民运旁门左道到都不需要全国人民同意,居然先后选出两届总统。我不久前才知道,其中一个总统居然还派遣他的特使回大陆活动。我以前写过,中国的农村有层出不穷的自封为皇帝的反民主现象,现在与时俱进,城市里居然出现了自封为民主中国总统的怪事。中国的民主意识的普及和提高真的是任重道远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人们看民主运动其实就像看当年反右运动,有点蒙眼胡乱回击一样。我想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人到死也不会承认许多人,甚至大部分右派分子是他们的基础和追随者,因为领袖和本群体的思想体系完全不同。同理,大部分右派分子也不会承认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是他们的领袖。所以你真正看懂了反右斗争,你也就真正看懂了当代的民主运动。

 

现在的民主运动和当年的反右运动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右派是受歧视的,现在的民主人士是受重视的,所以当年的右派许多是被人硬塞进右派队伍,而现在的民主派大多数是自己硬挤进民主队伍。一个是避害,一个是图利,仅此而已。他们个人和他们所处的群体的价值观,理念和行为准则完全不同。

 

一九九一年四月,上海市公安局的张凤年(当年他已经离休,临时被召回)审讯我时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从小讲话就一进一出。” 为什么我会被人有这么深刻的印象,主要就是有了一定的政治储备。储备来自哪里?来自于大量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名著(政治的,历史的,科技的,文学的,艺术的),和反右斗争的历史文献。至于他从小就注意我,不是因为我是个捣蛋胚子,而是因为我向报刊杂志投稿。当年向报刊杂志投稿,如果被录用,当时的报刊杂志是要通过政审这一关的,有单位的通过单位,没有单位的,像我这种情况就到街道了解,并到派出所调查背景。哪像现在胡乱写一些东西都有地方发表。

 

至于政治和文化储备,也不是仅仅看书读报,而是要进入学校进修的,一九六二年初,大批在江西共产主义大学的上海青年逃回家。上海人都知道了那个所谓比华东师范大学质量更高的江西共大其实是汪东兴瞎吹的。共大的教学质量一塌糊涂。我的那张大学学生证登时也就一文不值了,再也进不了上海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怎么办?我就进入南市区的民办高中和民办函授大学。一九六一年时,中央突然放宽私人办学的政策,在上海南市区的福佑路上有许多旧上海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就纷纷办起了学校。我还记得我读的其中一个是光华私立大学。整个大学就一个课堂,一个老师加上老师的妻子。老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数学文学都教。可能这些上海私立大学都是受监控和调查的,我也是被彻底调查过的。所以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公安局来了二个人,对我说,上面知道你喜欢读书,决定让你到复旦大学进修去。我们对你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尤其是哲学方面。

 

当时我正在帮我的朋友跑各大厂家,收购小金库的物质。因为中央要清查小金库。在这里说一句,有些根本不懂工矿企业的什么记者乱写什么小金库就是私房钱,就是贪污的资 金。当年的每个工厂企业私下里都设立第二仓库,仓库里存放和保管的是市场紧俏的生产和日用品用来应付市场短缺时的急需之用,根本不是贪污的赃款和挪用的资金。中央认为这些停滞的物资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调控和分配能力,所以要清点这些账面以外的物资。为了应对上面的检查和下面的举报,所以许多工矿企业都大量低价处理这些账外物资。当时的温州人正穷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了这个机会就集资到上海收购这些账外物资。为什么他们不到其它城市收购?这是因为上海的产品质量好,比如工矿企业必须要用到的大型电闸的性能,哪一家外地厂家能达到上海的质量?举一个例子,上海人民电器厂出产的电器开关的触点是一块很大的纯银,保证良好的导电性能。说到大块的银触点,自然也有不法分子把纯银块撬下来用镀银块替换上去,造成许多使用了这些劣质电器的工矿企业着火和爆炸事故。这是改革开放时鲜为人知的负面故事和代价。

 

我此时正在忙着为我的温州朋友跑生活,哪有心事读书,但是上面是怎么知道我喜欢读书的?我想,可能我在光华圣约翰函授大学学习时被上海有关方面备过案。(民办大学在一九六二年底就被中央发文取缔。中央容许民办大学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的事了。)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关于一分为三的文章引起中央高层的注意,中国的哲学家为此正互相争论不休。到了一九八六年,周扬先生还被左王在报刊上撰文攻击,说他背叛马列主义立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哲学观。

 

作为引起争论事件的起头人,我的学术观点当然受到重视,他们并希望对我本人进行教育。并希望我能被纳入自己人的学术行列。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我知道被中共选中的人才很多不是什么外界胡说的文化特务!而是中共要收罗人才。我认真想过,孔子办的学校其实就是干部培训班,干部必须要懂六艺,所以要学六艺,这是做干部的知识储备。中国共产党办的党校,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也是要进行知识储备并且还要进行政治储备以应对职务所需。

 

我当时忙于生计,已经无暇关心和注意政治,尤其无心再搞什么学术研究,因为学术研究根本不能当饭吃,所以一口回绝了到复旦进修的劝说。

 

事情进展到我一九九四年夏天被关押在上海市黄埔公安分局看守所,中央还是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发函邀请我出席当年的作家颁奖大会,并保举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作家写作班学习。(这封信件我太太收到后因为怕连累中国作协的一大批人,没有报道过,我出劳教所时她交给我。这封信件在我出国时被国家安全局收走。)即使以后我离开大陆多年,中央还是通过广东中山大学给我发邀请函,希望我对罢工和人权问题发表一些看法,我也明白这层意思并表达了我个人的看法。我讲这些也是要告诉人们,自己的知识储备比你夸大自己的活动  的能力和作用更大。中共真的是惟才是重的。

 

我常想,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和维持政权,和中共唯才是重有关。中共在国民党时期搞的学生运动,是挑选有才有德的人,学生领袖都是些品德优秀和有威望的人。如今在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想学中共这一套搞学生运动来颠覆中共政府。殊不知,他们学的是皮毛,看的是表象,挑选的不是人才,而是渣滓,所以搞得一塌糊涂。另外,美国的政治家很清楚,要使得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必须树立一个国家敌人,人民敌人。如果没有的话,想也要想出一个,所谓国家的稳定和团结必须要有个外部的国家假想敌人。所以美国在冷战时期选的是苏联作为假想敌。(苏联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宣布解体以后曾经的主导国缩小为俄国。 上海人权协会也正是在一九九一年共产世界大动乱大瓦解的那个非常时期,唯一打破中国六四僵局的民间团体)。美国在冷战以后选的假想敌国是中国。人们应该记得,那个一九七二年曾经促进中美建交的布热津斯基,因为曾经的国家假想敌苏联已经瓦解不存在了,此时处于所谓”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时候,所以在一九九五年提出要把中国作为替代的假想敌国,正式提出要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stone time )的构想。据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的亲疏转换,和个人好恶没有关系,而是国家战略需要。

 

而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当政的台湾政权(无论国民党或者民进党)倒是干的好事,自动为中国树立了真正的国家和人民的敌人。什么藏独,台独,蒙独,疆独,以及各种邪教和反民主的乌烟瘴气的什么党派和团体组织,甚至还搞出几个什么民主中国总统!中国人民一看到这些国之大敌,民意所归,民心所向,当然觉得还是中共好。普遍认为唯有中共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能够保证全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法制秩序以及和平建设。

 

认真地反省自己,我从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和造反者,我和我的家庭从来是被革命和被造反的。我之所以一九七八年提出人权和民主问题,不是想造反或者革命,而是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表达自己的心声。

 

所以当一九七九年我的姓陶的审讯员问我,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人太多了,据叶剑英的报告,全中国有一亿人受到株连,为什么他们都能正确对待,你却不能正确对待呢 ?!我的提审员,一九七九年亲自到新疆内查外调过我。他甚至还了解到我的绰号竟然是叫杨克斯,受过批斗,脖子吊过木板,坐过土飞机。当他问我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我还真的一时语塞,有点自责和佩服其他人能忍辱负重,还真感到自己有点私心膨胀。

 

出狱后通过几年的研究和探索,我之所以不肯忍辱负重,个中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如果当自己所处的群体全都处在被严重歪曲被践踏,被蹂躏的地步,作为群体中的一分子,提出为群体的主要人物平反其实就是包含了为自己争取合理对待的目的。当自己的问题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自己就想扩大事件的社会影响以求得到 社会的支持来圆满解决。中央主要领导人为了稳定大局,可以忍辱负重,向对手作种种妥协。但是执行路线的基层的普通人就没有这个必要作妥协。因为他们为这条路线被剥夺了一切,没有了退路,妥协就是承认自己应该默默忍受侮辱和诽谤以及所有一切不公平的现状。

 

所以有一定政治运作能力的人才发动与个人能力极端不相称的社会大运动。而局外人根本没有看懂这种运动的内在逻辑关系,只看到外部的热闹场面,以为事情就是表面理由那么简单,呼喊两句口号投入进去,毫无节制的表现自己,结果就成了上海人 所说的” 垫刀头朋友”。这些  ”垫 刀头朋友” 就是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同样参加运动,处理 结果却完全不同,尤其是本来就是敌对阵营的头脑浑浊的人,想入非非以为机会又来了,可以又趁机捞一点什么好处 ,这可能吗?结局当然是很惨的。

 

在他们看来,原来搞运动就是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他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所以他们的悲剧,不是什么原则或者路线的问题。而是看问题 “看豁边”了,北方话就是看走眼了。以致最后倒霉了还想把别人拉在一起,别 人保持沉默,不划清界线或者激烈批评他们已经是做到最大的人格表现了。试问他人为什么要为这些乌七八糟的人和事并且已经给自己添了无数麻烦的人去做孱头背黑锅。

 

另外,中央之所以能够容忍这种不稳定元素抬头,主要是想等待社会舆论的表态,以便更好地调正执政态势,和掌握以后发展方向。

 

所以不需要隐瞒,当我提出为刘邓路线平反其实就是包含了为自己平反的个人因素。为个体利益本身是一切个体生物的本能和真正动力。当自己和整个群体的利益相关时,自己才会把握群体的动向和区分利弊并有超强的持久力和洞察力。

 

所以为自己争取应有的评价和待遇。根本原因是个体仅仅是群体的一分子,群体的主要人物都不能平反,个体还有什么资格平反。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人们,中国大陆的任何社会运动如果不是外力加入搞成的,必定是党内路线分歧和斗争的社会反映。

 

所以当一九八零年我被判二年有期徒刑缓期二年不服又加半年,中央非常震怒,把蓄意想把我打成国民党特务的当时的上海市人大主任严佑民调往河南省担任人大副主任。他不去,中央有一派为他说情,结果让他担任安徽省省委书记。他和我结仇,根本就是有点胡闹。原因是我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揭露,上海市委篡改中央关于妥善解决上山下乡知青的关于顶替问题的文件,把在校学生改成在校大专院校学生。懂一点政府工作运作规则的人都知道,这肯定是秘书干的秘书改的。严佑民的文化程度不足以知道什么是扩大内涵,缩小外延之类的逻辑关系,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担任公安部第九个副部长时,习惯了整人,所以千方百计想把我搞成国民党特务解气。他都不仔细想一想,你把我搞成国民党特务,怎么向中央交待?人们如何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对文化大革命评价变化的社会原因和为刘少奇平反的党内外原因。一个国民党特务首提为刘少奇平反,首提文化大革命是民族灾难,这段历史怎么向人民交代,怎么向历史交代?!

 

一个人把个人仇恨扩大到连政治常识,历史常识都不顾,也真是一个奇人。

 

他到了安徽不死心又在一九八二年通过孙忠良想把人权协会的魏全宝等人诱骗为劫机集团,间接打击我。魏全宝告诉我事情原委,我关照他立即到他所在的公安局报案。劫持飞机这么个事情都被他想出来栽赃,中央非常重视,这还不搞个水落石出?!得知原委,胡耀邦非常生气,立即把他调离安徽省,安排在陕西省当人大常委副主任。他故伎重演,不上任不去,这个事件连他的靠山也保不住了,只好离休。

 

但是一九九二年元月,曾庆红把他从离休状态,调往中央担任民政部长,这明显是冲着我的。但是问题是,离退休后又提升,这是和邓小平建立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对着干的。此时邓小平再也忍不住了,南巡讲话,发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确立,我所在的丰泽公司的事情也通过司法程序有了结论。此时我是想收场了。一九九三年年头,上海下了一场多年憋住的大雪,有两个北京朋友来看我,一个是周国强,一个是钱玉民,我安排他们到了当时的南市区的一家旅舍住宿,我陪他们聊了一晚上,他们说北京的地下民情很暴力,甚至有人想用模型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的,另外,当时社会上有多起未遂已遂的劫机事件。我听了觉得这很不好,国家需要和平和安定,我提出不能搞什么地下活动,也不能搞什么暴力活动,要提倡公开化要和平理性。彼此讨论的结果是,由我来写一篇关于民主运动必须公开化的文章,周国强和钱玉民搞一个和平宪章之类的东西。说一点当时的情况,当时国内社会的暴力倾向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一九九三年年底被关押在北京市昌平县收容站时,又有一架飞机被劫持到 台湾。事发之后,连收容站的看守们都惊呼起来!

 

和平宪章的背景就是这样的。

 

当时商谈好的,和平宪章由周国强写,周国强没有写,却让其他人写。写的人的水平真的不能和周国强比,写得真的很乱。像宪章之类的东西,要么否定式要么肯定式,或者混合式也算可以,但是原始稿件写得真的不伦不类,大家都觉得不满意,但是起草的人说,说时间来不及了稍微改了一下明显的错误,就这么出笼了。如果有兴趣,人们可以看看和平宪章,就会发现其实争论 是很大的。不过大陆搞宪章之类的活动从此就开了个头,是好是坏我就不说了。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只能由历史评价。

 

我自审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我素来是以刘少奇为标杆的,以自己曾经是执行刘邓路线为荣的。

 

所以我的行为模式很明确,就是以刘邓路线自居,这既是为自己的过去辩护,也是为自己的未来定位。也因此我认为,任何社会的运动如果不是由外力煽动起来,必定是党内斗争的社会衍射。如果不是党内路线的社会衍射,如果不是有外力加入,任何社会事情都不可能在大陆形成大的社会运动。

 

正因为我对自己,对整个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看法和认识,所以我在一九九四年就觉得不需要再搞下去了,所以我离开了人权协会的负责人位置,并想彻底退出社会活动。这些都是上海市公安部门掌握的,也找过我谈过话。但是他们还是说,上海的人权协会有什么事,我们还得找你,上海的民主运动有什么事还得拿你是问。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是个头。

 

其实我认真思考过什么是人权?为什么人们分不清个案和人权的区别,人权是否应该是只关注制度性的,政策性的,民族性的,种族性的,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案件。所谓人权不应该定义为个人权力受到侵犯。所以人权协会应该是个研究机构,而不是事务机构。个人权利受到侵犯应该是律师和法院解决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人权协会不应该是律师事务所,不应该听取公民的个案,也没有能力解决个案。人权协会只有反映群体性案件和社会性民族和种族问题的职能。人权协会是不是应该成为研究机构。这些都需要我静下心来研究。

 

但是我退都退不下来。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是个人有能力去提高的,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那真的是国家的事情,政府的事情。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投入,任何个人都将被愚民和他们的盲动送入火坑。

 

一九九四年我没有被关在第一看守所,而是在区级看守所,这说明我不涉及政治案件,而是刑事案件。那么究竟我触犯了什么刑法,我真的很茫然。我左思右想,我没有犯什么罪,唯一可以使我反省的是我不应该听到王辅臣家属向我要人,就急急忙忙帮助寻找,并在不了解情况时贸然向美国之音通报人员失踪,并且亲眼见到了王辅臣之后,又不是劝告他投案,而是最后同意和支持王辅臣逃出国境。

 

在黄浦区看守所里审讯我的不是黄浦区分局的人,也不是我所认识的市公安局的人,只能猜想是公安部的人。我有个毛病,只要关押时间超过三个月,一定得缺钾症,非常痛苦,连站立都困难,大小便都要人搀扶。看守所的卫生员,发钾片给我服用,但是这种缺钾好像吃钾片只能轻微的缓解。这东西又不能吃过头,不然,心脏会停搏。加上承办员告诉我,我的女儿脚骨摔折了。心里真的很难过很痛苦。

 

大概是一九九四年八月份,审讯我的二个承办员突然消失,大概过了一个月,在解放日报上看到,在南方某市举行理论务虚会。报道说,务虚会认为当前还是要正确的严格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看了报道,我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了,都准备打包回家了,突然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十日宣布对我实行劳动教养。劳动教养真是莫名其妙的制度,宣布有罪名却不说明罪名所根据的是什么事实。可能现在的人们不懂,有罪名无事实怎么理解?通俗地说,就是你在路上循规蹈矩地走,警察一把抓住你,说你是强盗。警察说你是强盗就是强盗,不需要说明为什么是强盗,也不需要通过法院就关押起来,这就是制度性的侵犯人权。这项恶劣制度在二零一三年底被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废除了,这也是习近平为中国的人权所作的举世瞩目的贡献。有些莫名其妙的所谓民运人士说,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倒退了,恶化了,这真是闭着眼睛说胡话了。

一九九四年宣布对我实行劳动教养。这下真的几乎把我气疯了,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几个月的身心痛苦化为脏话喷出口,连宣布我劳动教养的人一时都楞了一会。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上海脏话骂人。

 

我都忍不住骂人了,当然劳动教养决定书上是没有我的签名的。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二

2017年9月14日

 

杨週(天聪)

Thursday, September 14, 2017

在王辅臣逃亡期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说 ,”杨週等人不是什么人权分子,而是刑事罪犯。”引起了国际社会轩然大波。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被逮捕,我的事件并 没有进入司法程序,法院更无从判决我是个刑事罪犯。然而这时中国外交部却越过司法界限对外宣布我是刑事罪犯!这是很严重的践踏司法程序和司法结果的国家行为,当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我得知消息也非常震惊,自然也就针锋相对反驳。

就算以后中国的公安局决定我劳教三年,勉强算是事后补充进入司法程序,但处理的结果还不是司法判决,而是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不等于司法判决。被劳教教养的当事人并不等同于刑事罪犯,而是有过失或者有过错的公民。中国外交部为什么要把我和刑事罪犯联系起来,根据是什么?一直是我在劳教所里百思不解的问题。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个人素质确实差,没有什么法制观念,但也不至于蠢到无根据的信口开河的地步,所以说如此有关国家法制形象的问题,他多少总还是要有点什么依据的吧?

他究竟依据的是什么呢?

回顾起来,尽管一九九一年九月解放日报曾经报道过上海丰泽公司是建国以后最大偷漏税案件的主体,性质比东北的王守信严重。顺便说一句,海外到今天为止还在把王守信作为腐败和贪污的典型案例在渲染,居然不知道这个案件早就平反了。王守信根本就不是什么贪污腐败分子,而是工业系统改革开放的先锋,是极左派反改革开放的牺牲品。有人说记者不会杀人,王守信就是个被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杀害的典型,极左派利用手中的媒体,制造社会舆论,挟持了司法工具,把她杀害了。事隔多年,到今天为止还有人在她身上搞戮尸斩首的艺术表演。我重提王守信案件就是要提醒人们注意。通过王守信事件我相信人们可以和应该看清极左派的凶残和恶劣本性了吧。

所以不要相信极左派人士是善良和干净的。极左派手上是流淌着无辜人民的鲜血的。他们不但从不反省,而且还在炫耀他们手上鲜红的人血。人们应该看清在极左派友善的花言巧语的布道后面是鲜血淋淋的人头和尸体。在他们假装正义的面具后面是手枪和子弹。看到他们对王守信被杀戮的愉悦,我的内心就被揪住一样痛,这都是些什么人,如此嗜血成瘾。再仔细想一想我自己的鲜血也差一点被用来为他们的屠刀淬火,我的头颅和身体也差一点被他们用来祭天。

另外,我们从对王守信这个案件的评价,就可以 知道海外民运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属于什么思想体系。如果让他们上台,中国绝对会是处于血雨腥风的时代。我们这些曾经的改革开放的前沿人物必定被用来 补刀和祭祀的。

因此通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前些时候我很严肃地告诉我的一个朋友,我对现在的党中央非常支持和信赖。为什么?因为我认为现在的党中央是真正主张改革开放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首先,习近平亲自担任深化改革开放小组组长。第二,中央提倡一带一路,在国际上首创改革开放的道路。把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推广到国际。第三,习近平先生在瑞士的非政府经济论坛上的脱稿发言,强调了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懂一点政治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经济发展其实已经包含了政治变革的内容,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在政治环境中的经济活动。中国目前的国策是真正体现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成功,因为世界情况和变化太复杂。中国的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动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也不是在一九八九年差一点被以美国为主体运作的学生运动葬送!同理,在国际上推广改革路线,面临的风险就更严峻了。无论是国内的或者是国际的改革开放,需要绝对的和平环境。看看世界目前处于点火不断,爆炸不停,以及处于核恐怖威胁的状况,我们甚至都无法想象世界可见将来的形势,尤其是无法预测世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风险。但是无论如何,习近平的历史功绩会被世界史铭记下来 ,即使这种世界范围的改革开放被不可预测的某些情况暂时中断,但他开启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是没有办法塞回人类的神经 轴突 里去的。

虽然一九九一年作为丰泽公司曾经主管的我,有经济的刑事罪犯嫌疑,但是通过一年的侦办,一九九二年丰泽公司偷漏税的案件已经宣告结案。我亲自问过上海市公安局,也知道有几个分公司确实是有些偷漏税情况。为此,有一个分公司经理甚至罚款五十万,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一九九二年的五十万,可绝对不是和现在二零一七年的五十万等值的,起码要乘以100 这个数。

这件震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民办企业偷漏税的特大案件,已经通过司法程序证明确实没有那么严重,并且与我无关。甚至包括我的老上司,分公司经理沈惠民先生都通过司法程序被证明是清白的。那么沈国放说我是刑事罪犯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作为个人的他,可以信口开河,但是这是有关国家名誉的事,他无法摆脱党内坚持法制的一方问责的。

他是如何应对党内高层的问责,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他所依据的事实究竟是什么,我必须搞清楚,我不能糊涂到死。

事情过去了一年。一九九五年我被公安局决定保外就医。朋友们来看我,郑儒太先生告诉我,一九九四年五月他也被传讯。传讯时审讯员告诉他,王辅臣逃跑前和面馆老板打架的事。并说那个老板报案时,报案中例举的被损坏物件里提到,被王辅臣摔破的紫砂壶是祖传的名家收藏物。 我一听,祖传的名家紫砂壶,这个价值还有顶?!这个案件报到中央,还不是坐实了是重大刑事案件,当事者涉案者还不都成了刑事罪犯?这还不连累到我?这还不给一直对我恨之入骨的左派提供了机会?天赐良机,怎么会放过!

尽管我总算明白了说我是刑事罪犯的源头,心中的块垒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坚实了。我听完这个故事尽管不动声色,但在心中长叹一口气。

真是, ” 坑我者,唯他尔!”

我多次对朋友们说,千万不要和乱七八糟的事情搞在一起,后果是会很严重的。本来是可轻可重的事情,和政治一挂钩,绝对是可重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种说教,真的有人听进了,听懂了吗?听的人,真的能做到律己了吗?做到克己复礼了吗?

政治其实是群体利益的集中表达。既然是群体利益的集中表达,而不是全民利益的集中表达,就有可能在表达本群体利益时伤害其他群体,不被其他群体接受,尤其是本群体最大利益化的追求和本群体的特殊的爱好和追求,也因此本群体的最大利益和爱好以及追求是特别受注意和排斥的。这就在公共政治上要求某些政治人物放弃或者克制本群体的最大化利益和特殊追求以及爱好。

所以现代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放大不合本群体的状况的显示效应,我称之为政治凸透镜效应。许多本来很普通的事件通过政治凸透镜看的话,就不同寻常了,更何况本来就不普通的事件很可能就变成政治丑闻。本来可能不过是些普通的缺点或者缺陷,一旦通过政治凸透镜的观察效应,很可能就变成特大政治丑闻,甚至成为特大刑事案件。

所以经济的生活的特殊和不正常的事件就尽量不曝光,在信息爆炸的当代,难免个人和本群体的信息不被曝光。所以审视下来对于个人来说,最好的不曝光的方法就是政治人物让特殊和不正常的事件不发生,这样就不存在曝光和不曝光甚至掩盖和弥补的问题。

但是我们能做到吗?但是我们能保证与我们有关联的人士能做到吗?一个人想从事政治又要避开政治凸透镜效应,同时又要保证自己和自己有关的亲朋好友克制欲望,爱好,追求,这是现代乌托邦式政治幻想。

如果我们更深一步研究,政治透镜其实是有两大功效的。政治凸透镜不单单是有寻丑现恶的功能,还有显美明善的功能。不被政治凸透镜聚焦的人物和事件,就不会有人关注,没有人关注的人物和事件就成不了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既要被政治凸透镜聚焦,又想不被政治凸透镜曝光不被全体人民认可的特殊追求和爱好,这种矛盾是很难解决的,尤其在网络时代,在谣言和诽谤,污蔑和诬陷无疆界泛滥的时代。

由于诸上原因,国家暴力和国家宽容的作用就特别的需要和特出了。所以如何协调国家暴力和国家宽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课题。

而我们的这些当代人的个人悲剧往往就是发生在国家暴力和国家宽容不协调的间隙时。

(未完待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