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失衡 中国演绎“人猪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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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野猪横行大半个中国。(网络图片)

生态失衡中国演绎“人猪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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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浙江近十个县市尤其山区均传出野猪肆虐毁田伤人的消息,官方估计的野猪规模达15万只,而全中国近20个省市都曾经或正在演绎着“人猪大战”。


据南方都市报导,近年来,关于野猪的见闻,在西湖边上密集传播。最富戏剧性的场景是,月明时分,一只满身水迹的野猪爬上苏堤,在几位女士的尖叫声过后,旋即消失于茫茫夜色之中。

 

野猪不时犯境,迫使西湖风景区的管理者们频发警示,希望游客结伴而行,不要与野猪对峙;甚至不要穿着过于浓艳的衣服,尤其是红色。

 

尽管四肢粗短的野猪,偶尔破坏了西湖的诗意,但是更多的本地居民则乐见城市山林中的野猪增多,“这证明城市生态好”。

 

这种乐观很快被证明是轻率的,今年夏天,浙江近十个县市尤其山区均传出野猪肆虐毁田伤人的消息,新闻披露出的野猪规模达15万只,甚至一海之隔的舟山群岛的居民也在惊叫,“野猪居然从大陆长途渡海而来!”

 

人猪斗智

 

最初的几年,村民们还是照旧扎起稻草人,在田间挂起破衣裳,“最好是汗味很浓烈的”。可时间一长,聪敏的麻雀,也已不在乎这些沿用千年的“摆设”,遑论动物智商排名第十的野猪了。而野猪的反击也远胜于麻雀——麻雀在稻草人身上仅作驻留,而野猪则直接将其撞倒,甚至“开膛破腹”。

 

让地处杭州山区的建德市农民最为苦恼的还有,猪灾和雀灾总会接连出现。每年7-9月野猪横行田间,紧接着9月下旬稻谷抽穗时节,漫天的麻雀又将野猪尚未“扫荡”的粮食消灭殆尽。

 

与对付麻雀相近,当地村民也吹响了类似“呜呜祖拉”的刺耳喇叭。然而野猪喜好夜间活动,于是有人在田边将易拉罐结成串,野猪一碰机关,便会听到“哗啦哗啦”的响声。或者在木桩上点亮蜡烛,用亮光威慑,有时还会像祭祀先祖般焚香。浓烈的香味和明亮的烛光,“才能让我们安心回家睡觉”,淳安县浪川乡一村民说。

 

这些都还不够。在浪川乡,几十位躁动的村民终于按捺不住,自发组成了“护秋队”(当地俗称)。野猪一旦出现,村民能够依仗的,最多是一支电筒,一根长约一米半的手腕粗的木棍,以及响彻山间的喊叫。

 

除去在蕃薯地上铺满锐利的树枝,在田边砌筑砖墙,不少村民选择了撂荒,数年与野猪的缠斗,已让他们倍感疲倦——在富阳市龙门一村,“山坞里的许多良田已经没人种,仅剩下村口路边的田地还有人拾掇”,该村一自然村仅有三分之一的耕地还在种植。村民们很难获得任何来自官方的补偿,“因为野猪属于省一般保护动物,赔偿义务多由县级财政负担,但县级财政往往并没列出此项开支”。

 

曾有村民提议,在山林里投放避孕药,或者对雄性野猪进行麻醉阉割——试图从根子上消灭野猪种群。然而意见反映至林业部门后,终因“不现实”而被否决。

 

而最新版本的民间智慧来自于温州市永嘉的一位青年。为了让务农的岳父免受猪患,电气自动化专业出身的他耗时两月,发明了“太阳能全自动声光驱兽器” ——白天,它吸收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储存在蓄电池中,晚上野猪出没时,警报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声响,LED灯也会不时闪亮。据称,此青年已申请了专利,意欲大有作为。

 

野猪被保护

 

十年前,2000年的《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报告》尚显示,该省的野猪数量为29,000只,而今天,来自浙江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结论则令人惊惶:

 

据估计,10年间,浙江省野猪数量增了4倍,达到15万只左右,除地处平原的嘉兴相对较少,其余山区县(市)有80%“猪满为患”。

 

还不仅是浙江,全中国近20个省市都曾经或正在演绎着“人猪大战”。

 

常年进行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浙江省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陈水华解释,数年之间,因为退耕还林等政策的实施,生态在逐渐恢复,“但是这种恢复却是失衡的”,除去几乎绝迹的老虎,偶然出现的云豹、野猪已经缺少足够的天敌,如无必要的人工干预,只能走向疯狂。

 

早在2006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蒋志刚教授便呼吁,“全国野猪应该以百万的数量级来计算”,“狩猎是控制野猪数量的重要途径”,但受制于“国家保护”的限制,地方政府仍只能“慎杀”。

 

这保护的外衣,源于十年前,野猪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而更早的1994年,国家统一收缴农村自制土枪,民间狩猎被断然叫停。十数年休养生息后,野猪遂蔚为壮观,且为祸日广。

 

猎人在消失

 

野猪纵然成患,城市猎人却正在远去,浙江省公安厅一工作人员更是明确表示,今后只会减少,因为“重视枪患远胜于猪患”。

一个可堪佐证的例子是,“杭州市公安局要求狩猎时,每位猎人身边,还要有一名景区管委会官员和一名派出所民警陪同”,如此看护,猎人根本无法施展。去年被临时特批“保护性狩猎”的西湖风景区,猎捕野猪数量为零。

 

近几年,枪支管制愈发严苛。在新的《浙江省狩猎活动管理办法》征求稿中,甚至要求猎队发生伤人案件,该猎队所有枪支须封存上交,“此条让我们有被‘株连’的感觉。”一猎人说。

 

除开猎捕野物带来的乐趣,猎人的局限越来越多,首先来自制度,然后便是无形的城市化。

 

在西湖区龙坞镇,梁永富感慨“这里的野猪越来越少”——因为成片的稻田,逐渐变成了许多建筑。人口越聚越多,通明的灯光彻夜不歇,加上绕城公路截断了野猪的迁移路线——“猪不敢来了”。

 

而最尴尬的现实则是,除了听长辈念叨着一些作为猎人必须的品质,猎人们的代际传承已经不太可能了——淳安县里商乡的老猎人邓荣清有两个儿子,他教会他们16岁就打野猪,但现在儿子都进城经商,回乡竖起了一栋标致的3层小楼;而本职是一名警察的梁永富,也不会让自己的女儿拿起略显粗鄙的猎枪了。

猎人有尽时,猪患仍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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