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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掉锅里头: 方舟子获奖 由 psychina 于 2011-01-10 21:38:24:

所有的句子中的被动（字或者语态）都是可以被取代的（除了高潮一句戏言），不能被取代的是被认为不重要的，不重要得离奇到：
1）文字和用法是发生比较晚的；
2）其他文字却比较早；
3）一旦发现妙处就铺田盖地了；
4）推论：思考人生和世界的语言只有主动语态是一种可以影响社会发展的基本背景；

千年的顽疾被敷衍成了良药 fuzzify

赛罗赛罗赛罗也是一种过于男性化的文字  - psychina

被被被是受迫害妄想症 (无内容) - JFF

外卖的斧头一向弄的好，这受迫害妄想也不例外 - psychina 没有“被”这个相对具体的意像，中国文化的怨恨多会指向天，怪不得政府，从而就得到社会的和谐，而怨恨就不轻易积累成需要爆发的妄想般的仇恨，大的震荡少，有了也容易平息，后果是进步也慢，传统不容易突破。
 

也是论坛读者的好日子，更是理性和求实精神的好日子。

书虫
记得最早的时候想要拥有书是5-6岁的样子。缠着大人要买小人书，而一本书的价钱可能可以买1-2个菜，所以这个愿望是常常得不到满足的。拥有就是一个很大诱惑，它意味着一种在朋友当中炫耀的可能性，而精美的印刷装帧也令人眩目，得不到书时间久了，居然落下一个毛病，就是把书的最重要的东西，里面的文字，当成了拥有书籍里面最不重要的成分。每次买到一本书，先反复摸外面的封面，然后左手抓住书脊，右手把书顶成弓状，拇指把书页快速放过去，闻到新书的油墨香味，继而把鼻子伸到书里面去闻个够。这个仪式要搞好几遍才把书放到书架，读不读再看时间看心情了。有些人找老婆就和我买书差不多，千辛万苦娶回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都看个遍，然后放床上不管了。老婆逢人便说，他呀，书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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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Yuan Dynasty
　　
　　                                  By Dr. Jean-Pierre Sean
　　                                             译者：新垣平
　　
　　Chapter I Introduction
　　第一章.。绪论
　　
　　十三世纪初期，蒙古人在亚洲腹地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几十年内，成吉思汗的儿孙们已经将他们的统治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从日本海延伸到地中海，从北冰洋到扬子江，都臣服于“黄金家族”的斡尔朵（译者注：蒙古贵族的帐篷）之下。1279年，蒙古帝国的海军在南中国海上摧毁了南宋王朝最后残存的抵抗力量，完成了对中国本部的征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异族完全征服，并且这一异族几乎毫不掩饰地蔑视中国人所珍视的文化、思想、和制度。在征服者震慑整个世界的暴力面前，这些古老的圣贤之道显得格外软弱。
　　然而对于征服者来说，弱小的中国人手中仍然有他们所忌惮的力量，即被称为“武功”的高深格斗术（martialarts），我们西方人习称之为“功夫”（Kongfu）。这种格斗技术尽管在战场上远不如蒙古人的骑射之术有效。但单打独斗却可以发挥惊人的威力，并且曾经不止一次地改变了历史进程。人们不会忘记，正是在武术大师郭靖的主持下，襄阳要塞的防守才维持了十多年；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蒙哥汗，据说亦在攻城作战中被郭靖的学生杨过（译者按：原文如此，实际上杨过并非郭靖的弟子）所击杀；二十年后，元朝的丞相阿合马也被武术家王著和高和尚刺杀。出于对汉人武术界的忌惮，忽必烈汗甚至不敢追究此事。历史学家们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蒙元帝国在中国统治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中国武术界的集体反叛。要勾勒出一幅元帝国的兴衰史而缺乏对武术界的了解，正如要研究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而不知道骑士阶层一样荒谬。
　　尽管形态和结构上有很大变化，但元代武林既然是从其在宋金时代的前身演变而来，因此，有必要在此对后者略加概述。
　　自从宋代的平民从隋唐时期的贵族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之后，中华帝国的武术家阶层就成为了被称为“江湖”（river andlake）的独特社会领域的主宰。江湖世界包括一切不臣服于帝国的政治秩序而自由流动的因素：商贾、歌伎、镖局、流民、乞丐、僧人、盗贼、以及侠客。对于这个复杂微妙而又时时变动的社会关系领域，中华帝国的暴力机器无疑显得过于庞大和笨拙。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帝国军队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对这个领域实行全面控制，甚至单纯的监控都力不从心。行走江湖的商贾和脚贩们不能指望得到警察的保护，而窥伺宝座的反叛者们却往往如鱼得水，得以在此躲避政府的通缉。在这个类似自然状态的环境中，被称为武功的格斗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谁有更高的武术造诣，就能在江湖交往中占尽上风，无往而不利。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非锄强扶弱的骑士精神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毫不奇怪，这个领域的特殊机制使得按照武术的高低形成了自发的等级秩序。武术家阶层所组成的“武林”备受尊崇，成为江湖秩序中最主要的主导力量，而最强大的大师们总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作为最高的捕食者，他们有能力杀戮任何藐视他们权威的江湖人物。出于对武术大师的爱戴、畏惧和谄媚，许多并不畏惧政府军的武术师也拜倒在他们的脚下，服从他们的号令。这使得一个武术名家能够通过特殊的权力组织形式——门派、帮会和教宗——指挥远比他自身的超人力量强大百倍的势力。这些特殊形式中就蕴含着足以和帝国抗争的潜能。在帝国强盛的时代，武林只能满足于对江湖的统治，而对皇帝的权威保持表面上的服从；当风起云涌、帝国走向衰落之际，武林就会趁机而动，投身夺取最高政权的军事冒险活动。
 
Chapter II The Order of Kongfu World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Southern Song (1195-1259)
　　第二章．南宋后期的武林秩序（1195-1259）
　　
　　自从十二世纪末直到蒙元征服之前的大半个世纪之中，武林中出现了被称为“华山论剑”的武术比赛。与现代的各种体育比赛不同，这种武术比赛并非人人可以参加，参与者仅限于公认的最优秀的武术家（据相关记载，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有一些不知名的武师试图参与，被与会者们粗暴地赶走）。这种专横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用体育比赛的模式去理解华山论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例如，第三次华山论剑没有进行任何武术比试就排定了五大高手的名号座次。事实上，每一次华山论剑都反映出武林中的权力分配关系。以“五绝”为名号的高手名单实际上映射出武林中权力秩序的现实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江湖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是这次论剑确定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武林秩序。
　　据《射雕编年史》记载，第一次华山论剑在1195年举行。发动这次比赛的缘由是为了争夺一部被称为“九阴真经”的武术典籍，作者据传为著名的道家学者黄裳。《九阴真经》含有能大幅度提高武术能力的秘诀，因而几乎为每一个习武者所觊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论剑的武术家都醉心于《九阴真经》优美深奥的武术理论，但实际上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正如现代世界的核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著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林秩序构成威胁。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争夺《九阴真经》本质可以视为武林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华山论剑的胜利者王喆就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实际上，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武林秩序的确定和维护。
　　第一次华山论剑的主要成果，在于缔造了第一个有秩序的武林体系。与会的五方面代表分别被冠以“东西南北”的称号，昭示了他们按照不同方位，瓜分江湖世界的势力范围：“东方的异教徒”黄药师，是东海的岛屿和中国东南地区的主宰；“西方的毒蛇”欧阳锋则是东突厥斯坦（译者按：此为西方史学家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反动称呼，请读者注意甄别）到河西走廊的霸主；“南方的皇帝”段智兴是大理国的皇帝，他的家族自从十世纪以来就世代统治着今天的云南省地区，其势力范围亦扩张到了南宋境内的贵州、湖南；“北方的乞丐”洪七则是北方“乞丐黑手党”（Beggars’ Mafia）的领袖，势力范围涵盖了整个金国境内；最后是华山论剑的胜利者——“中央的先知”王喆，道教的改革家。王喆的根据地是陕西南部的终南山，他的教派全真教（All Truth Religion）主要在中国腹地活动，但作为至高无上的武术大师，王喆对于其他各个区域都有号召和约束力，虽然有时只是形式上的。在华山论剑后，王喆曾率领他的代表团对大理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他的副手周伯通奸污了段智兴的一位妾室，显然由于王喆的特权地位，大理国方面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掩盖这一丑闻。
这一武林体系的特殊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辨认：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位。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个人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次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大师。
　　在“五绝”中，唯一建立了正式门派力量的是王喆，这位道教中的马丁•路德建立了被称为“全真派”的道教派别。他的七个门徒也都是著名的武术家，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全真派的威望不褪。但是下几代的继承人们逐渐混淆了宗教派别和武术门派之间的区别，将主要兴趣转移到宗教方面，导致了这一门派的急剧衰落（参见史景迁教授的论文《全真派衰落原因及其与蒙元帝国宗教政策之关系》，《耶鲁汉学评论》第78期）。使得全真派能在长时间内持续保持其威望的，是王喆的朋友周伯通，他是一个具有武术天才的先天愚痴，智力约相当于十岁的儿童。为了利用他的天才，王喆设法令周伯通皈依自己的宗教并保护自己的门徒，尽管他对此很不情愿。在第三次华山论剑中他正式继承了王喆的位置，被称为“中央的孩童”。然而显而易见，促使其当选的主要是他的智力鲁钝，成为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形式首领。周伯通死后，全真派也迅速衰落。
　　洪七是著名的“乞丐黑手党”的领袖，在中国北方，这一地下组织从十二世纪中期起，就成为反抗满洲和蒙古侵略者统治的最大地下抵抗组织。这一组织本身并非武术门派，但却吸收了很多优秀的武术家。虽然内部有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激烈斗争，但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这一组织始终是武术界的最大势力之一。另一方面，段智兴虽然是外国的皇帝，但是段氏皇族传统上仍然被视为中国武术界的一部分。在南宋时期，由于贸易的发达，云贵高原同中原汉地之间形成了统一市场，无疑更增进了这一趋势。在蒙古军队占领大理后，段智兴的流亡政府不得不迁移到了宋国境内，和南宋的爱国者联合起来，继续从事希望渺茫的抵抗运动。
从1220年的第二次华山论剑开始，东西南北的地域划分已经明显与江湖世界的现状相脱节。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夺冠的欧阳锋，当时已经成为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再代表任何势力，此后长期在中国本部流浪。而段智兴也早已出家为僧，并未真正参与这次峰会。很明显，这一次华山论剑的意义，在于确认和巩固旧秩序的合理性，为此即使割裂称号与实际的关系也在所不惜。
　　此后，武术界的老人政治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由于洪七和欧阳锋的逝世，他们名义上的传人郭靖和杨过替代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已经和地域无关。事实上，此时西北两个地区已经完全被蒙古帝国所占领，五绝的影响力日渐衰退。甚至全真派也开始向汗八里的蒙古朝廷靠拢。被称为“北方的骑士”的郭靖一直在防守中部地区的襄阳，而“西方的狂人”杨过很快退隐山林。更不用说上文提到的周伯通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傀儡。新五绝的名号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昔日光环的怀旧，并不能掩盖旧秩序日薄西山的悲惨状况。
　　随着七十年代蒙古军队的南下，蒙古人对南宋的最后征服开始了。在攻打襄阳的战役中，南宋最优秀的武术大师郭靖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监制的“回回炮”轰击而死——这一悲惨的事件也预示了武术将在几百年后被火器压倒的不幸宿命。丐帮和大理流亡政府也各有许多武术家被杀。而在此之前很久，衰落的全真派已经被迫向蒙古朝廷效忠。在随后几年的军事行动中，武术界残余的抵抗力量跟随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将领坚持战斗，直到崖山海战——据说百岁高龄的黄药师即死于这场战役——才被消灭。到此为止，中国武术界的各派势力基本被肃清，劫后逃生的少数武术家也隐匿不出。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原武林，出现了同一个半世纪之前相似的巨大权力真空。在蒙元帝国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这个全新领域之前，已经有其他的势力崛起，试图填补这一政权更迭带来的空白。
 
Chapter III The Formation of Kongfu-School-Politics in Yuan Period（1279-1326）
　　第三章 元代门派政治的形成（1279-1326）
　　正如在其他许多文化领域中一样，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也带来了武术界水平的大幅下降，许多大有希望的中青年武术家在残酷的战争中阵亡，导致了武术界的代际断层，而随着老一辈武术大师的逝去，许多威力强大的绝技也湮没无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绝少再出现“五绝”层次的绝顶人物。这一悲惨境况不仅标志着武术界的长期衰落，也推动了武林结构的深刻变革：个人的力量下降后，门派的重要性就日渐凸现出来。门派不仅仅是武术本身的标志或武术传承的形式，它本身就成为武术家联合的最重要组织。在具体讨论元代门派的形成之前，让我们在此先对这一组织的一般发生学原理略加考察。
　　门派首先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武术必须通过教学活动才能传授给他人。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到精湛的格斗技术，作为自卫及谋生的手段，特别在动乱的时代，其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自然为许多人所趋之若鹜。但是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授学生武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天资聪颖的学生经过认真修习，武术不难凌驾于较平庸的老师之上，当与老师发生争执，或者觊觎老师的秘籍、珍宝时，不难利用学到的武术击败甚至杀死自己的师尊。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弑师会被武术界视为最大的禁忌和罪恶。而教师也被默认拥有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教师被称为“师父”（teacher-father），亦即具有与父亲相等的地位——在中国，正如在西方中世纪一样，父亲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子女的特权。但是在这种束缚关系下，天平又会向另一头倾斜，学生在教师的至高权威下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例如黄药师的弟子就可以随意为他所杀死或致残。这种黑格尔式的正反辩证运动最后导致作为“合题”的“门派”的出现：学生和教师都是门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须受门规家法的制约。学生不允许反叛老师，但是老师也不允许随意杀戮欺凌学生。双方都必须忠于更高的门派。而门派进行内部管理的执行人员就是掌门人，掌门人虽然拥有极高的权威，但是同样受门规的制约。
　　门派的出现，导致个人对门派形成了单一的人身依附关系，最终使得本来单纯的武术传授的形式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武术家集团。每一个武术家都有在政治上效忠，从经济上供奉，在危急时支援自己门派的义务。也有享受门派的武力保护和武术教授的权利。因此，一个人理论上能够学习多种武术，但只能效忠于一个门派。当然，如果不加入某个门派，能够获得该门派武术传授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结果，就是武术教学上的严格限制。这是元代以后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用囚徒悖论来解释这一趋势：每一个门派都有各自的利益，因此虽然不介意去学习其他门派的武术，但是却绝不希望自己的武术被其他门派得知。这样必然会积极窥伺其他门派的武术而防范自己的武术被偷学，这会导致恶性循环，使得各门派相互提防，防范进一步严密。而各门派之间的对立，又会导致武术家技能的单一化，格斗水平日益下滑，这样一来，个人的力量日渐下降，使得对门派的依赖性更为增强，令个人与其门派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门派之间对立的趋势。从以武术家个人为本位，到以门派为本位，这一历史趋势经过了长期的演变，但是关键性转折就发生在宋元之际。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此被区分开来了。
   最早出现在武林世界中的新势力是1283年成立的峨嵋派，这一门派的创始人是郭靖的女儿郭襄，此人的父母和姐姐、兄弟在1273年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陆续丧生，唯独她本人幸免于难。为亲人复仇的成为郭襄投身抵抗运动的最大动力，而她在六十年代的游历则为她提供了江湖世界中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加上作为郭靖和黄蓉女儿的、极具号召力的独特身份，使得她足以组织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地下抵抗力量。1282年底，她策划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对汗八里发动奇袭，救出被俘虏的宋朝末代皇帝和丞相文天祥。但是由于内奸的出卖，这一计划被元朝政府及时发现。文天祥被处死，而宋朝皇帝被送往西藏，成为一名正式的喇嘛教僧侣。这一事件以及不久前发生的阿合马被刺杀事件令忽必烈汗下决心对武林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清剿。郭襄及其支持者被迫退向四川盆地。第二年，郭襄不得不出家成为一名比丘尼，这当然只是对其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掩饰，郭襄及其弟子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同佛教的虚无主义注定南辕北辙。由于郭襄本身为女性，她的门派大多数由妇女组成，这些妇女大都在蒙宋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丈夫，因此和她们的师尊一样充满了复仇的激情。
　　终其一生，郭襄都致力于推翻蒙古征服者的统治，并不懈地寻找“西方狂人”杨过——此人是唯一在八十年代之后仍然幸存的“五绝”人物，并由于其曾打死蒙哥汗的骄人战绩被抵抗的汉人奉为精神领袖。但“狂人”似乎对抵抗运动已经绝望，在襄阳沦陷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零星的小道消息表明他仍然活着并隐居在边境的深山之中，然而郭襄从未能找到他。八十年后，他的后代又重新出现在江湖世界。无论如何，杨过的行踪已经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谜。
　　昆仑派是另一个在十三世纪末崛起的武术门派，这一门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西夏时期。但由于长期僻处西域的昆仑山脉，与中原往来较少。长期以来，昆仑派一直缺乏发展的空间。蒙元对欧亚大陆的空前征服带来了中西方商路的畅通，也使得本来位于中华帝国边陲的昆仑山一跃而占据了中西方交通的枢纽。与此同时，许多西北地区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祸和征服者的压迫逃到昆仑山中，为昆仑派带来了可贵的人力资源。从七十年代开始，被称为“昆仑山的三位一体”（Trinity in Kunlun）的著名武术家何足道成为昆仑派的掌门人，他充分利用了蒙元入侵带来的机遇，使得昆仑派开始了空前的发展。在短时间内，这一门派不但填补了白驼山衰落以来西北地区武林的空白，而且积极向中原进军，参与中原地区汉人的抵抗事业。据称这和何足道对郭襄的恋慕之情有关。关于何足道和郭襄之间的罗曼史有很多美丽的传说，但唯一可信的记载是他们曾经于1262年在少林寺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有传闻声称昆仑派掌门人何太冲就是他们的孙子，但均不足信。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华山与崆峒两派的崛起。与峨嵋、昆仑相似，这两派也都是吸收汉人抵抗力量的精华而成。“华山派”的命名显然是为了缅怀“华山论剑”时代的光荣。几百年后的一系列著名武术家如风清扬、令狐冲、穆人清、袁承志等皆是华山派的继承人。而刺杀阿合马的王著和高和尚乃是崆峒派的成员。这些门派的起源已经埋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但其崛起的迅速不得不归功于南宋覆灭带来的江湖势力大洗牌。
　　在元朝前期的多次汉人武装反抗中，背后都有着各大门派的推动。在原来南宋统治地区，几乎每年都有两百次以上的暴动。这些事件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同武林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1282年海沙派掌门人陈良臣在广东发动的盐贩暴动，1284年巨鲸帮在舟山群岛发动的王仙人起义，1285年峨嵋和昆仑派在四川发动的赵和尚起义等等。而与此同时，明教也在浙江和福建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详见下章）。
　　本章最后要叙述的是元代武林中最具影响力的两大集团：少林和武当。这两个主要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将对十四世纪的武林走向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少林派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门派，在许多世纪中都是江湖世界的最高领导者。但由于南宋初年的内乱和分裂而于此后中衰一百余年，以致未能参与华山论剑活动。在全真教崛起后，少林寺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武林势力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少林寺和全真教的械斗中，少林僧侣常常败北，并且在中原地区，大量托庇于少林派的佛寺被全真教霸占为道观。但恰恰是这一极度衰落的状况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最大门派在十二世纪以来的若干次政权交替过程中得以置身事外，保存了大部分的实力。在北方被蒙古人征服后，蒙古朝廷对佛教的日渐尊崇保护了少林寺免受军队的洗劫，甚至还一度得到蒙古王公的宠幸，1258年，少林寺心禅堂的高僧福裕曾在蒙哥汗的御前比武大会上挫败全真教的掌教张志敬，依靠蒙古人的支持收回了被全真教霸占的大部分权益，让全真教从此一蹶不振。正是由于少林与蒙古朝廷的暗中勾结，当郭襄在1262年访问少林寺时，受到了少林方面极其粗鲁的对待。虽然身为汉人武林的一部分，少林寺不愿意和南宋武术界断绝往来，但明哲保身的少林僧侣们无疑在设法和宋朝的势力拉开距离，以免引起蒙古宫廷的不快。
　　但不久后，汉传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优势地位就被崇信密宗修炼的藏传佛教所压倒。八思巴法王受到的尊崇令少林高僧望尘莫及。在朝廷中争竞无望的少林寺开始回过头来，重新经营百废待兴的中原武林。持中立态度的方丈天鸣和主张倒向汗八里的无相禅师先后倒台，支持汉人抵抗运动的无色和尚得以掌握大权。此人曾参与杨过领导下的汉人游击战争，对蒙古军团进行过大胆的军事突袭。
　　在五十年代，一部埋没多年的高级武术教程《九阳真经》被意外地发现了。这部书的来源十分奇特：与我们西方人对独立著作的推崇不同，中国人习惯于在注释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譬如，朱熹公爵的儒学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其中的代表，通篇都是对古老的儒家典籍的注释。可能在在十一世纪末，一个无名的少林寺僧侣在佛教经典《楞伽经》的一部梵文抄本——该抄本据说是达摩从印度带来的原版——中以注解的形式记下了自己的武术理论——此人据说就是曾经调停过北宋时代最大江湖纷争的神秘人物：“无名老僧”（参看本书的姊妹篇：《剑桥天龙八部史》）。《九阳真经》也伪托达摩的大名而著。正如中世纪欧洲修道院的僧侣早已忘记了希腊文一样，少林僧侣也早已失去了阅读梵文的能力。这部伪托的巨著在少林寺的图书馆中收藏多年，而从未被发现。直到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图书馆管理员觉远才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了这部著作，并学到了其中高深的武术理论。
　　几年后，蒙古宫廷的御用武师潇湘子和尹克西在访问少林寺的时候将其盗走，但是其中部分内容流传了下来。觉远在临终前曾经讲授过这部经典，峨嵋派创始人郭襄和武当派创始人张君宝，以及少林派的无色禅师均获悉了部分经文内容。不久后，无色在吸收《九阳真经》的基础上，创造了“少林九阳功”的高超武术——少林派得以复兴也部分仰仗于此。八十年代，无色禅师成为少林的新一任方丈，并领导少林走向了武林中的领袖地位——在这个时代的江湖地图中，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之竞争这一地位。到了十四世纪初，少林寺的名声再度在武术界中受到昔日的尊敬，如同从未有过衰落一般。但是很快，少林就会为自己找到一个足以并驾齐驱的强敌。
　　众所周知，武当的创始人张君宝，本来是少林寺的见习生，作为觉远的唯一追随者，他秘密地获得了《九阳真经》的传授——他从这部经典中获益的程度有多深，始终是一个谜团（参看本章附录）——从而使自己的格斗能力远远跃居同辈人之上。1262年，他在一次武术交流活动中，意外地令昆仑派武术大师何足道铩羽而归，而后者就连少林派中最杰出的武术家也感到畏惧。正如在中国的陈旧官僚体制中常见的那样，张君宝过分优异的表现引起了少林派尸位素餐的领导层的不安，他们要求审核张君宝学习武术的资格。而当他们发现张君宝事实上并未参加正式的武术学习之后，立即愤怒地要求惩治这个等级制度的破坏者。张君宝不得不逃出少林，隐藏在神农架的荒山中，以躲避试图铲除他的少林僧侣。张三丰在神农架中蓬头垢面的形象成为后世关于神农架野人传说的来源之一。
　　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张君宝不久就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徒，并改名为张三丰。他一度托庇于早已衰落的全真派门下，并从中学到了一些道家武术理论，以伪装自己的武术。尽管张三丰宣称自己发明的武术属于道教体系，但仍然有无数人怀疑他实际上剽窃了少林寺的许多格斗技巧。但张三丰精明的头脑首先表现在商业经营方面，他宣称自己所居住的荒山“武当山”是道教所信奉的大神“真武大帝”的居所，能够庇护虔诚的信徒，以此在附近乡村中聚敛了大量的金钱，为自己修建了寺庙和修院，这些乡村正在元军的蹂躏痛苦呻吟。张三丰的庇护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和希望，成为他们所信奉的神明，这是后世关于他一系列神奇传说的来源。尽管张三丰的武术造诣进步神速，但在四十岁以前，他仅满足于在神农架附近的势力范围，并未参与更广泛区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参与过襄阳战役，尽管这一要塞离他的山头并不远。在文天祥被处决前夕，他曾被邀请参加救援活动，但他以“武功未成”为名拒绝了，虽然他在二十年前就击退过何足道这样的名家。他的精明与谨慎不仅使得他熬过了蒙元血洗武林的艰难时刻，也为中国武术界保留了一个硕果仅存的武术大师。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社会局势也安定下来。在这一时期，张三丰开始了他漫长而丰富的社会活动。由于年轻一代的武术家几乎在改朝换代的大乱中被摧残殆尽。张三丰这样的天才人物更加显得鹤立鸡群。在几十年内，张三丰就树立了他在武术界至高无上的声望，这是当年王喆和郭靖这样的大师也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崇高的荣誉却是建立在武术界精英尽丧的空白之上。
　　与他的前辈，另一位卓越的道教武术家王喆不同，张三丰既不关心对异族政权的反抗，对道教理论的改革也缺乏兴趣。长期以来，张三丰虽然在武术界建立了无可挑战的权威，但是一直避免引起元政府的猜忌，其反抗活动仅限于对小股元兵的骚扰，如果有的话。而其对于道教的兴趣也主要在于内丹理论对武术的影响上。事实表明，作为武术大师，张三丰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武术传承。或许是预见到了门派政治即将形成的大趋势，张三丰在六十岁的时候决心缔造他自己的门派。经过长期准备，张三丰在十四世纪初开始招收少量的门徒，事实上，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招收的门徒也不过只有七人而已。但这些门徒都具有惊人的武术天赋，二三十年后，他们将陆续成为武术界的顶梁柱。
　　武当派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在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成为和少林齐名的大派——这一并驾齐驱将延续剩下的六百年。但在事实上，在整个元代，武当尚不具有和少林相当的实力。武当派的名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三丰个人的声名，这一形势在明初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武当派在元末内战中是如何一步步赢得对少林的优势的。
　　在三十年代，六大派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位于第一梯队的是武当和少林，而峨嵋和昆仑紧随其后，华山和崆峒属于第三等级。中衰的丐帮仍然人多势众，但是已经无法主导武林大势。而其他许多帮会、镖局等江湖势力实际上也直接间接在各派的控制之下，例如，鄱阳帮的帮主就是崆峒派的门徒；而龙门镖局的都大锦则效忠于少林派。这样一来，在五绝体系崩溃后半个世纪，经过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另一个与之迥异的武林秩序形成了。这个新体系虽然只维持了大约三十年，但是从中产生出来的少林-武当权力平衡体系却主宰了剩下的整整六个世纪。
 
附录一：张三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剽窃者？
　　
　　在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常常被指控为无耻的剽窃者：这个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据说是半文盲的小演员能够写出如此文采斐然的剧作，令许多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或许这些著作都是培根、马洛或者其他才子的作品，而莎士比亚只是肆无忌惮地剽窃了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对应的争议人物，这就是常常被指控为剽窃了《九阳真经》的张三丰。
　　这一事件的官方版本是：张三丰从师父那里学到了一小部分《九阳真经》的武功，并且“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武当派武术。但长期以来，也有许多学者宣称，张三丰实际上学到了完整的《九阳真经》，并且将其拆分为武当派的各种具体武术，只是秘而不宣，将这些武术的发明权篡为己有。虽然因为《九阳真经》的原本已经失传，无法给出确凿的证据，但在史书中仍然有不少蛛丝马迹可寻。剑桥大学的史密斯教授是这一剽窃说的力主者，在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发展出了一套完整、有力的剽窃理论；与之相对立的，是牛津大学的约翰生教授，他以力证张三丰的原创性而闻名。这两位著名学者分别是中国武术史研究中牛津学派和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200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国际张三丰研讨会上，他们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正面交锋。下文即根据他们的问答整理而成，收入《国际张三丰研讨会论文集》（第三辑）（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从这一对话录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一争论的概况，如果需要进一步的阅读，请参阅笔者的著作：《张三丰与〈九阳真经〉：一项批判性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
　　史密斯：（上略）是的，难道这还不明显么？张跟随了觉远整整十年！十年！觉远每天都在教他。而郭襄和无色不过听了一晚上，你认为他们学到的内容是同等的？
　　约翰生：或许张学到的多一点，但是……
　　史密斯：多一点？我的天哪，十年的时间你足以从1+1=2学到相对论了，或者能把一本《牛津英语辞典》从头背到尾，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那么《九阳真经》究竟有多大篇幅，有《圣经》那么多么？张无忌也不过学了五年而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张离开觉远的那一年，他已经记住了全部的《九阳真经》。
　　约翰生：但是张离开觉远的时候只有十六岁，而张无忌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是十六岁。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你能教一个孩子学会相对论么？
　　史密斯：亲爱的先生，十六岁可不是孩子。你要知道，高斯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解决好几个著名的世界数学难题了，而莫扎特……
　　约翰生：这不是一回事。如果张已经从觉远那里学到了整部《九阳真经》，那么就不能解释他被何足道轻易推倒，他应该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具有和张无忌二十岁时同样的格斗水平。
　　史密斯：亲爱的先生，您显然混淆了理论知识和实际水平。张可能在十六岁之前已经熟读了《九阳真经》的原文，但是并没有练习到相应的层次。虽然他可能还没有突破最后几道关卡，但是显然他手中已经有了指路明灯。
　　约翰生：啊哈，那他为什么会宣称自己掌握部分的《九阳真经》？他应该装作对此一无所知，然后再把那些武术悄悄地，改头换面地搬上来。
　　史密斯：不，那他就走得太远了。没有人会相信他对《九阳真经》一无所知，特别是在他意外地抵挡住了何足道的进攻之后。在觉远死后，郭襄和无色一定知道，张就是《九阳真经》唯一的传人，他害怕被逼迫交出全本的《九阳真经》，因此在武当山上躲藏了十几年，直到他有充分的保护自己的信心之后才重新露面。
　　约翰生：荒谬的推论。郭襄和无色从未表现出对《九阳真经》的觊觎……
　　史密斯：是么？那么是谁躲在树后听了整整一个晚上呢？
　　约翰生：但是郭襄……
　　史密斯：你要知道，三年前在华山上，郭襄就知道《九阳真经》失落的事情，她一定急于得到这部武术的宝藏。但是，她当时并没有战胜张的把握，她不能暴露自己的意图。所以她要求张去见郭靖，说郭靖会收他为弟子，这让你想起了什么？岳不群让林平之成为自己追随者，以得到《葵花宝典》的故事？如果张成为郭靖的学生，那么郭家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他献出《九阳真经》。但是张并没有上当，而是逃走了。
　　约翰生：无可救药的阴谋论者！那么无色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按照你的理论，他也应该觊觎这部经书才对。
　　史密斯：这更容易解释。当时的无色根本不知道《九阳真经》的存在，他只是从觉远神志错乱的念诵中敏感地感到了其中的武学价值，所以偷听了很长时间，但是当他发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一部被称为《九阳真经》的武术教程，并了解其真正价值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张已经逃得不知去向。因此，当张在多年后重新出现的时候，少林和峨嵋必然重新燃起对《九阳真经》的欲望，并可能和张有过交涉。但是张已经不是过去的张君宝了，他成了真正的武术大师张三丰。他们拿他无可奈何。张无法否认自己曾经学过《九阳真经》的事实，但是为了欺世盗名，却隐瞒了自己学过全本的《九阳真经》，反而说他所学到得并不比郭襄和无色多。但谁会相信呢？他的武术成就远远超过后二者。
　　约翰生：很精彩的故事，但是可惜。这一切都是您的想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觉远曾经传授给张全部的《九阳真经》。
　　史密斯：那么您认为武当的一切武术都是张三丰原创的了？您大概没有读过我的《武当派武术的历史源流》，我在其中已经成功地从武当派的武术系统中复原《九阳真经》的原貌。这就是张所作的一切，一切！把《九阳真经》拆分成一片片，然后东一套拳法，西一种内功，全部是从《九阳真经》变化出来，然后伪装成自己的原创。您能相信么？张居然（约翰生插话：“事实是，我根本不相信！”哄笑）——剽窃了这一切，出于他贫贱的出身，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约翰生：别提您的著作了。我早已经在《国际汉学年鉴》第120期中指出了其中的方法论问题。您已经预设了张剽窃了《九阳真经》的前提，然后从中寻找结论，这完全违反了正当的史学原则。这是彻底的无效推理。您必须注意到武当派武术和《九阳真经》武术的根本区别……
　　史密斯：这一点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在中国传统中，内家拳的宗旨是“后发制人”，“以静制动”，“贯穿一气”，而这一切在《九阳真经》的残本中早已有记载了：“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已动。劲似宽而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汉语原文）请注意张三丰对俞岱岩讲授的太极拳：“这拳劲首要在似松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汉语原文）张三丰最后发明的武术竟然与他最早听到的武术口诀一模一样！这难道是巧合么？不，这是张三丰剽窃《九阳真经》的最大文本证据。
　　约翰生：您的想象力非常充沛，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认为，所谓《九阳真经》的残本本来就是后人根据太极拳经等武当派武术著作伪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出现文本上的重合也就无足为怪了。
　　史密斯：您的看法毫无证据，《九阳真经》的残本是从少林、峨嵋、武当分别流传下来的，要伪造的难度非常高。我们有什么理由采纳这样一个牵强的假设？
　　约翰生：那好吧，我再提供给您一个证据：根据《倚天屠龙记》的描述，张无忌是从张三丰那里学到太极拳的，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太极拳和《九阳真经》毫无关系么？
　　史密斯（嘲笑地）：那么请问教授先生，根据《倚天屠龙记》，张无忌从哪里学到《九阳真经》的？
　　约翰生：众所周知是从一只白猿的肚子里取出了一部经书，那就是一百年前潇湘子和尹克西藏匿的那部经书。
　　史密斯：一只白猿的肚子里！一只白猿的肚子里！（哄笑）先生们，我们在讲神话故事么？一只猿猴，肚子里被放进去了一个大油布包，在一个神秘的山谷活了整整一百年！直到一个年轻人从全世界唯一一个入口进入这个山谷——顺便说说，他还是从悬崖上跳下来才发现了这个入口——才发现了这只长寿的猿猴！（哄笑）然后怎么说，哦，这只猿猴主动来找他：“哦，亲爱的大夫，请给我做手术好么，我相信我肚子里有一个肿瘤！”（哄堂大笑）
　　约翰生（有些支吾）：您认为这不可能发生？我看不出您有什么资格嘲笑东方人的历史，在我们的福音书中也记载了处女怀孕，记载了死后三天复活！
　　史密斯（划了一下十字）：是的，我相信我们神圣的宗教，但是我不相信东方人的这些故事。是的，这是可能的。正如一股龙卷风把我从这里卷起，再刮到牛津三一学院门口落下一样是可能的——省了我的机票。让我们祈祷吧！（哄笑）
　　约翰生（气得发抖）：您，您这是诡辩！是对历史的无视！史书中明明记载的故事，难道您觉得不可信就不存在么？
　　史密斯：史书？您为什么不去读明朝的历史呢？里面根本没有记载张无忌！一切功绩都是朱元璋皇帝的。不，任何历史书都是人写的，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篡改。您要懂得分辨真与假，找到其中有效的信息。
　　约翰生：按照这种说法，凡是您认为不可信的就都不可信了？事实再明显不过，您是在按自己的想法剪裁历史。
　　史密斯：我再重申一遍，这不是我的想法！是历史和常识本身的逻辑！您要知道，张懂得《九阳真经》的全貌是当时人人都知道的事实，只是没有人当着他的面揭穿！啊不，有人，您如果熟悉《倚天屠龙记》的文本，应该记得空智和尚当面说的话：‘张真人自幼服侍觉远，他岂有不暗中传你之理？今日武当派名扬天下，那便是觉远之功了。’（汉语原文）
　　约翰生（冷笑）：真是太荒谬了，您难道忘记了为了治张无忌的病，张三丰在92岁的时候还去少林寺，抛弃王者的尊严和体面，恳求他们和自己交换少林九阳功的奥秘么？如果他已经通晓了《九阳真经》的全文，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
　　史密斯：这正是我要说的。让我们来重新建构一下历史进程。让我们回到张翠山死后，张无忌性命垂危的时期。当时，只有学习了全部《九阳真经》的武术，才能够治愈张无忌的伤势，不是么？（约翰生点头）那么张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二难选择：如果他不吐露《九阳真经》的全文，他的门徒们一定会抱怨自己的老师见死不救，而如果他吐露全文，又等于承认了他已经懂得全文的事实，承认了他的剽窃（约翰生插口：“不是，是你已经预设了他知道全部的《九阳真经》……”），让我说完。并且他的门徒们也会知道老师掌握九阳真经的全文，会觊觎这部经书，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张在这里进退维谷（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然后张选择了他唯一能够做的，他纡尊降贵，去少林要求交换少林九阳功，这一做法唯一的目的，是让张无忌有一个借口学到九阳功：既能够痊愈又不暴露自己懂得全部《九阳真经》的事实。可惜，少林寺看透了张的阴谋，他们拒绝了（约翰生插口：“你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不，等一下。然后发生了什么？张无忌躲了起来，几年以后，当他重新出现时，已经学会了全部的九阳真经，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神奇的传说，什么白猿的肚子之类。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还不明显么？张把无忌藏了起来，秘密传授给他《九阳真经》中的武术，然后再让他出面，表演一场戏给全世界看。比如从张三丰那里学到了太极拳：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花了一个小时就学会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奥的武术。而旁观者看了半天，却什么也没看懂。如果你不认为张无忌是爱因斯坦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他事先已经学过这套武术。
　　约翰生：很遗憾，你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如果是这样，少林就不应该拒绝交换，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损失——张三丰实际上已经懂得了全部的九阳真经，相反，他们可以从张那里学到自己所缺乏的武术。
　　史密斯：是的，但是你忘记了，少林不缺乏武术。一千年来没有人有时间学完他们那七十二项全能的武术课程。（笑）相反，如果同意交换会使得少林的道德优势荡然无存。这会让整个世界认为，张三丰的武功并非来自觉远传授的九阳真经，而这是少林花了至少半个世纪想说服人们相信的：张三丰剽窃了少林的秘传武术！他是个无耻的剽窃者。少林必须维持自己的尊严，张显然低估了少林方面的决心。为此他不得不另辟蹊径：他首先把无忌送到一位全中国最有名的医生那里——为的就是让大家相信无忌能够自己痊愈——可惜这位医生不久就被人谋杀。然后张无奈之下，把孩子送到了昆仑山——传说中《九阳真经》失落的地方。张无忌随意就可以说从哪里挖出了真经。几年后，张无忌果然学会了《九阳真经》，实际上这是他在进入蝴蝶谷之前已经背下来的，教导他的人正是张三丰！
　　约翰生（思考片刻）：您的这套理论仍然有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张三丰要教给无忌《九阳真经》，为什么他不能干脆牺牲无忌？
　　史密斯：您知道，我有一个最新的理论，我将在明年出版的一部新著中阐述：张无忌的父亲张翠山是张三丰和风陵师太的私生子——啊，教授先生，您怎么了？您醒醒！您醒醒！Help!Help！（约翰生教授当场吐血晕倒，这次讨论到此结束，两天后约翰生教授不治身亡）
 
 Chapter IV Manichaeism in China during Song and Early Yuan Period (1120-1291)
　　第四章．宋代和元代初期的明教（1120-1291）
　　与欧洲和西亚所发生的不同，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各大宗教共存的和谐画面。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忽视了若干宗教及其变种常常被用于政治反叛的事实。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在最初即是二世纪末的内战中，农民起义者们所发明的意识形态。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天国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也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世纪诞生在巴比伦的摩尼教，因为曾影响了圣奥古斯丁而为西方的读者所知晓。但与之在东亚的影响相比，这一信仰在西方世界的流传不免相形见绌。在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摩尼教很快就成为了起义者手中的工具。由于信仰光明与黑暗两大势力的斗争，摩尼教徒往往将现实的政治秩序视为黑暗力量的代表，而奋起反抗。而“光明之王”即将出世的弥赛亚主义，也给了摩尼教徒前赴后继的动力。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摩尼教徒视为单纯的宗教狂热，恐怕过分高估了中国人的宗教热情。事实上，许多摩尼教徒无法区分自己的宗教和祆教或佛教间有何本质区别，宗教教义不过给世俗的政治诉求披上了一层信仰的外衣。
　　在蒙元征服之前，摩尼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对象，但只有局部的影响。在汉语中，摩尼教的称呼近似“魔教（the Cult of Devil）”，在中国人心目中造成了恐怖和邪恶的印象。摩尼教试图改称“明教（字面的意思是：光明的宗教）”以改变自身的形象，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明教是世界摩尼教运动的一部分，必须接受波斯的总教会的命令，在后者的指导下发动革命以迎接“光明之王”的到来。1120年，在教主方腊（译者按：原文称Fang Xi，疑误）的率领下，明教徒曾经在浙江地区发动过一次影响较大的暴动，被称为方腊起义。郭靖的祖先、武术家郭盛参加了镇压起义的政府军队，在战斗中被明教徒所杀死。《九阴真经》的作者、武术大师黄裳也参与了对明教的镇压，并在格斗中单枪匹马地重创了明教的领导层，方腊在与黄裳的格斗中身负重伤，在逃跑过程中被少林派弟子鲁智深所擒获。不久，这位教主被送到首都处死。这一点显示出，12世纪初期的明教也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教派，和蒙元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已经经历了彻底的新生。
　　整个南宋时期，明教的信奉者们在东南地区发动过若干次暴动，但均因未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同情而很快失败。原因很明显：在抵抗外族入侵成为举国共识的时代，明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仍然坚持对汉族政权的不妥协方针，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这一路线和波斯总教对世界形势的教条看法有关。在阿拉伯人和十字军在中东陷入反复鏖战，金国和南宋都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机兴起的时代，波斯总教的领导人认为古老的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发动世界范围的革命，迎接明王到来的时机已然成熟。在波斯总教的强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华明教教主开始了形如飞蛾扑火的暴动，最后除了憎恨和蔑视外一无所获。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蒙元帝国的征服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由于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元朝初期，对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这一宗教被允许自由传播。元朝统治者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教派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反抗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南宋平定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日本、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明教徒积极参与了1283年的黄华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招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东突厥斯坦番王的联合叛乱。
　　当钟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蒙元帝国军队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明教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军队去对付明教徒，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意为中央政权卖命，而钟明亮则利用游击战左右逢源。一位将军的官方报告中称：“[明军]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围攻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栽？”帝国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钟明亮于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据明教官方档案记载，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发猝死；但也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钟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钟明亮的权力，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钟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出了问题。在钟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实权。
　　钟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元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势力被团团围住。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死前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威力。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从三十万大军中的突围，并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五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元朝的军队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千多人——到达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 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the Summit 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著名的诗歌描述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昆仑千里雪，熊熊圣火尽开颜。”
　　从此以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圣火不会熄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练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但是这次远征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我将在下几章中逐一分析。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分裂，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已不可考。它们在明教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杯”，而远比圣杯更为现实。其对于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义可以说类似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或者日本的“三神器”。从理论上来说，谁掌握它就会被宣称了“正统”。明教在逃亡的过程中，在遵义府召开了会议，王鸣由于领导作战不力被迫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鸣对新权力中枢充满了怨恨，拖延着不肯交出圣火令。不久，在四川境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分裂运动开始了。王鸣及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脱离了大部队，建立了西路军，并以圣火令为号召，宣称自己才是明教教主。然而在王鸣能够挑战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这一支分裂的队伍已经被趁机偷袭的蒙古骑兵所击败，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区。王鸣丢失了军事底牌之后，短暂的分裂运动走向了彻底破产，圣火令也无助于改变他的劣势。不久，西路军大部和明军主力会师，王鸣及其亲信逃回波斯，圣火令回到了波斯总教的手中。后来历届中国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总教交涉，希望能够迎回圣火令。但是总教方面仍然以“历史问题未曾查清”为借口不肯交还圣火令，作为对中国明教的要挟。
　　圣火令的失落给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继承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的确，一个强势教主——如阳顶天——的权力并不会因圣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响，但当他死后，由于缺乏圣火令的绝对权威，在继承问题上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引起纷争。我们将在第六章叙述这一隐患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明教就将总部设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光明顶上，那里他们不用再担心元军的围攻：一般的士兵想要活着到达这个高度都很困难。但是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更加棘手的敌人。
 

律师和医生，好象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令人艳羡的服务业者。只是，这个“全世界”里，惟独不包括中国。

由于中国社会运行的独特规则，法律并非各种大小事务的最终裁决者；法律自身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依赖法律维生之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所以这个行业是驴粪蛋 儿表面光，部分从业者也可以因其“涉外”或“通天”而混到天天高尔夫夜夜俱乐部的生存境界，但其内心的虚空和暗黑实则无可比拟。最近又“进去了”几位，其 生命前期甚至都白风光了。

如果说律师还有“表面光”，那么医生在中国甚至可以说是表面都无光——民间俗语中“披着白皮的狼”可能就是对他们的尊称。这个职业中人，其最优秀者的个人收入可以和前述风光律师比肩，但其中绝大多数可能都来自私下交易的红包而不是名正言顺地来自扣税后的工资卡。

如果我们可以把律师的社会地位归咎于法律的政治地位，那么,救死扶伤的医生活得如此猥琐，又是“为什么呢”？能不能通过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医改，把医 生们拯救出来，重回高尚，从而使接受服务的病人也随之感觉高尚起来呢？虽然说医改方案是政府花了无数银子让教授、博导和外国专家们制订和争论的，肉食者谋 之，吃素的大家似乎没有“间”的必要，但最终它的的确确关系到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每一个人。那么，让我们也以普通人的视角，从常识的角度说说这个医改到底 怎么弄，才算是正确的、也就是对症下药的。

任何长眼睛的人，只要在上午八九点前往北京的任何一家三甲医院，就会被挂号大厅里的拥挤的人潮、污浊的空气而搞得心情灰暗无比。常识告诉你，医疗服务 是多么的供不应求——如果说非要一比，那就只有春运期间的火车票可以与之媲美。但火车票买不到可以不回家过年，病人看不到医生可能就会死，所以最终这两者 还是没法相比。

从常识出发，这些拥挤的场面告诉我们，在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存在着其他任何领域无法相提并论的供不应求现象。即使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内需都需要人为地 扩大，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在例外的百分之一之列。医改方案如果真的可以从常识出发，专家们用脚趾都可以想出来，其最关键的一着棋就是要扩大医疗服务的供应。

想到扩大供应之后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人接下来都想到了资金投入，部里想到了分配权，局里想到了划拨权，医院想到了花钱权。这就是现有方案讨论来讨论去 的“补贴供方还是补贴需方”。大家都是站在公立医院这盘经营了六十年的蛋糕上，用医改的大文章来浇自己的小块垒。几乎没有人想一想，医疗服务是为什么搞到 如此紧张的田地？

本文起首就拿律师和医生并列，并非只为发个牢骚。事实上，医生和律师之所以屡屡被相提并论，就是因为，这两者都是纯而又粹的手艺活儿，其中最关键的要 素并非大楼、设备与仪器，而是专业人士的判断和操作。中国的律师行业最早认清了这个形势，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司法行政当局就放开私人举办律师事务所，从 而使律师业成为中国最为市场化的行业之一。如今的中国律师行业，既有街头小所里的维权斗士（美国所谓的street lawyer），又有为跨国公司服务的高层买办，收费标准五花八门，客户视自身情况各取所需。但身处医疗服务行业里的医生们，其制度安排下的命运就没有身 处法律服务行业的律师们这么幸运了。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因为律师行业从任何逻辑出发，都与政治相关，按说它要比医疗行业更晚“放开”才对。

上一段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市场化”三个今天大家似乎已经避之如蛇虎的字眼，尤其在医疗服务行业，市场化甚至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当然还有教育服务 行业）。这是为什么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医生创办医疗服务机构、或民间投资人投资设立医疗服务机构这个真正的“市场”层面上的“行业准入”几乎接近“不 准入”的状态之下，公立医院的操刀者们利用市场上巨大的供求差距，把“市场化”内化为医药加价、床位加价、红包加码的代名词。似乎市场化就意味着医院放弃 社会责任、科室承包搞创收。大学教育也是一样的情形。这么多年来，以市场化之名所做的这些鸡鸣狗盗之事，不但伤害了老百姓，也伤害了市场的名声。

需要强调的是，市场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挂号费、手术费、床位费、药价等费用标准由医院自定，同样，政府收紧医院的上述定价权也并不意味着“去市场化”， 因为这些收费细目的灵活度，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市场化。真正的市场化是行业的自由准入——只要你有资金并且能聘到足够多、足够能干的拥有行医执照的医生， 你就能办一个三甲医院出来。

实际上，就本人所了解的有限信息，医院这个行业，即便是在政府最严格的价格管制之下，以目前的收费标准而言，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私人资本投资的行业。 那么，在政府似乎已经出台了许多私人资本甚至外资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法规、政策的背景之下，为什么大型综合性私人医院没有产生？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题。我认为，医改方案应该最少有二分之一的篇幅来向公众报告这个现象里面包含的真实原因。本人不揣冒昧，在这里试着列举一二，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首先，是“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方面的思想误区

在各种官方规则或官员言论中，无不显露官方对民营医疗机构的非营利性憧憬。而民间投资人创办医院之时，也纷纷以搞定“非营利性”牌照为目标，方好落实 进医保体系等等实惠。然则，何为非营利性，这一问题的本质却被有意或无知地忽略了。其实，一个机构是否属于营利性，并不是说它本身对外提供服务、收取报酬 时是否在成本基础之外还要加上利润，而是说它是不是向它的投资者分红。换言之，一家营利性的医院，和一家非营利性的医院，其在收费标准上可以是一模一样， 甚至于如果管理效率足够高，营利性的医院可能比非营利性的医院提供相对较优惠的收费标准。在向客户提供服务收取费用这一点上，二者本身没有任何区别。它们 的区别仅在于若经营有所盈余，营利性的机构有可能向它的投资人分配红利，而非营利性的机构则应全部留存做发展资金之用。

也就是说，所谓营利与否，纯系指从出资人立场出发而言。微软公司是营利性商业组织，它赚了钱要计入股东权益或向股东分配红利，而梅琳达·盖茨基金则是 非营利机构，它在投资股票过程中赚了钱，只是增加了做善事的能力，盖茨夫妇或巴菲特这样的出资人对基金赚到的钱是没有财产权主张的。

基于上述，明眼人想必已经看出，如果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产业”，就根本不应该明示或暗示这些民办医疗企业应成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那么做几 乎是逼着投资者把商业投资玩成捐款。民办医疗企业只要得到公正对待，完全可以在现行医疗收费管理体系下为股东们赚得盆满钵满，彻底打破公立医院“亏损经营 ”的神话或说鬼话。而在对待客户的医疗服务感受方面，正因为有了股东要光明正大赚钱的硬约束，为了客户市场的竞争，这些医疗企业从业人员的服务态度、软硬 件设施环境也没有理由比在神州大地处处开花的洗脚城差上一点半点。

那么，非营利性医院该由谁去举办呢？首先当然是政府；其次是发了大财的富商；在海外则还有教会组织等等。除了政府举办医院是以纳税人缴纳的公共资金提 供公共服务产品之外，富商及教会举办非营利性医院本身是一种慈善行动，是一种捐献性质，根本谈不上是“投资兴办医院”。以这种方式举办的医院，其赚了钱后 只能用于医院本身的发展而不会以任何方式向出资者分红。

目前，政府以“进医保网点”作诱饵，使私人资本举办的医院大打非营利牌，实际上，无利不起早，这些医院既然是投资人办了赚钱用的，那么它肯定要使投资 人获得投资收益。既然不能光明正大的拿红利，他们就设计了进药环节的差价、以及用“医院管理公司”名义进行第三方管理从而把医院经营中的奶油部分以管理费 的方式拿走。其实质与营利性医院一样，但其过程之曲折灰色，足令诚信者不齿、胆怯者不为。

写到这里，联想到讨论中的医改方案制订者之一的某教授在以公款周游列国之后，发表宏论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大大小小的医院中大多数都是非营利性的， 所以，坚持医院的非营利性质，是医改不可违背的大方向（大意如此）。此人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其所前往的那些“主要国家”，遍地都是教会组织，而教会 组织作为这些国家最大规模的募捐主体，其足以出资举办各种规模的非营利性医院。这与中国国情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当下，一边是嗷嗷待救的病人，一边是拿着 资金无处可投的民间投资人；一边是大学及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医科学生，一边是苦苦等候床位的住院病人。大家可以看出，所谓体制，在各种市场供需双方之 间插入的这一杠子，使社会承受了多么痛苦的代价。在这种国情下，以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医院比例来说事，甚至开发出一个法律及政策上均不存在的词汇“公益 性”来忽悠领导，这要是放在古代，几乎可以办一桩欺君之罪了。

所以说，营利性、非营利性，论者大言炎炎，却无人想到这两种性质的医院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并无区别，就象在股票市场上奋力博杀的共同基金与慈善基金一样，两种医院完全可以平等地参与市场，向病人提供同样的医疗服务，最终通过市场竞争，改进病人的福利、天下的福祉。

其次，是医院的登记问题

多年来，公立医院本身作为一种“单位”，其本身大多既无事业单位登记、亦无企业登记，全凭卫生部门的一纸“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蒙事。在这种背景下， 私人资本进入医院，在全国各地就出现了各种有关商业主体登记的怪象和问题。有些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将这种医疗机构登记为企业；另一些地方，工商局 则觉得这种机构和自己无关，要求它们去向卫生局登记，而卫生局不提供这种服务；在其他一些地方，由于民营医院急于穿上非营利机构的外衣（外衣上戳几个洞就 不得而知了），这门生意就由民政局来承揽下来，将其登记为“非企业法人”。

如果有人在民营医院领域做过什么事，他肯定会清楚，一个民营医院可能会持有各种登记证照，一种是拿营业执照的，一种是拿非企业法人登记证的，还有一种 是什么登记也没有，拿着一纸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就开业了，反正到银行开户什么的，这几种证都能用。混乱的登记状况使得民营医院的产权关系不确定且难以流 转，从而影响到资金融通、做大做强。

以上就是民营资本在准备进入医疗服务市场之时，面对的一地政策鸡毛。至于卫生部门在颁发医师执照等方面对私人医院从业人员的歧视，尚不在这些问题的级 别之列。在上位者，如果对上述高级别市场准入问题不管不顾，只热衷于研究谁补贴、补贴谁，把个医改方案写得如同天书，又如夹带私货的空洞社论，那么到头来 这番雷声震天的医改，恐怕仍然不免是小孩子过家家，把公共资金从我的口袋挪到你的口袋，它解决不了北京三甲医院的排队问题，空气污浊问题，和病人及其家 属、也就是全体国民满腹怨愤之上的社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