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相信中国统计数字,更不要忘记武汉的苦难

24 05 2021年

今年除夕半夜、初一凌晨,武汉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花市异常地火爆,花店的门口市民们纷纷排起长队要购买鲜花,这是武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官方媒体对此的解释是:第一,今年是牛年,武汉人买鲜花布置、装饰住宅,表示要“牛气冲天”;第二,去年春节期间由于疫情武汉人没法买鲜花,今年春节就报复性地消费,大量地购买鲜花。

 

这种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如果是买花到家里布置、装饰,用不着半夜三更排长队去购买,完全可以在白天、人少的时候去买。那么为什么会在除夕、初一半夜三更去购买鲜花呢?武汉的网友有另外一个说法。他们说武汉有一个风俗,如果有哪一户人家在过去的一年有亲人死了,那么亲朋好友们就会赶在初一早晨到他家祭奠,叫做烧清香。祭奠要带菊花过去,大家到花店主要就是买菊花,导致武汉菊花大涨价、脱销。而且,还导致了武汉在初一凌晨大堵车,车里都载着一个花篮,都是要到亲朋好友家祭拜的。

 

武汉网友的说法要比官方的说法更可靠、更合理。但是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今年才出现了?那是因为去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武汉多死了很多人,才导致今年为了烧清香菊花脱销、花市排长队、半夜三更交通大堵塞。但是,这个说法还是让人困惑。武汉是一个一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如果按年死亡率6~7‰算,武汉每年都会有六、七万人死亡。而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去年武汉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只有3800人,只是正常死亡人数的一个零头。正常的情况本来有六、七万人死亡,多死了三千多人,是不会一下子导致菊花供不应求、交通堵塞的,因为差别很小。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说明去年武汉多死的人数肯定不止三千多人,而是要多得多。有可能多死了好几万人,才一下子会让鲜花供不应求、交通大堵塞。

 

武汉去年因为新冠死亡的统计人数肯定是大大地低估了,存在着大量的少报、漏报。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武汉的医疗系统崩溃了,很多人被新冠病毒感染以后病得很重也没法上医院,最后就死在家里了。这些人因为一直就没有确诊被新冠病毒感染,当然就不会被统计在新冠死亡病例里。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对统计新冠死亡有自己特殊的标准,跟国际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被新冠感染了,但是死于并发症,那么在中国是不算是因为新冠死亡的。我举一个例子。这次沈阳疫情的“一号病人”尹老太在1月30日已经去世了。她被新冠感染后送去住院,死在了医院。但是,中国公布的关于新冠疫情的数据,沈阳的死亡病例还是0,没有把这位著名的沈阳“一号病人”统计进去。为什么不统计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尹老太虽然是被新冠病毒感染住院的,但是她在去世之前做过核酸检测,是阴性,说明她体内已经没有新冠病毒,已经被治好了。只不过因为她有基础病,是由于并发症死亡的,所以就不把她算成是新冠死亡病例了。

 

这个解释是很可笑的。尹老太是因为新冠病毒感染送去住院的,病情越来越恶化,一直没有出院,最后不治身亡。虽然死之前体内没有病毒了,不等于病就被治好了。病了一段时间以后,免疫系统调动起来了,是有可能把体内的病毒消灭掉的,但是病还没好。有时候免疫系统被调动起来反而会加重了病情。而且,被感染以后,原有基础病的病情会进一步地恶化。所以,她的死亡跟被新冠感染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国外都是算成新冠死亡病例的。

 

但是,中国不只对新冠,对别的传染病,历来就不把并发症的死亡归为是因为传染病死亡。美国每年有好几万人因为流感死亡,但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资料,中国每年也就那么几十个人、100多个人死于流感。怎么跟美国差别这么大呢?不是因为中国人有特殊的身体,对流感有特别强的抵抗能力,而是因为流感的死亡往往是因为并发症引起的,按国际标准属于流感死亡,但中国就不算。

 

中国不仅对死亡病例的统计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标准,对新冠确诊病例的统计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跟国际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按照国际标准,如果你做了核酸检测发现是阳性,那么不管你有没有症状,你都属于新冠的确诊病例。但在中国就不一定,即使核酸检测阳性,没有症状就不算确诊。以前是根本不统计这种情况,后来多了一个分类,叫做无症状感染者,但是也不算在确诊病例里。甚至,即使核酸检测阳性而且有症状,也不一定归为确诊病例,而是还要由专家做诊断,看这些症状符不符合国家标准,再决定要不要算新冠确诊病例。我举一个例子。今年年初网易北京园区的一个员工被新冠病毒感染了,核酸检测阳性,而且有发烧症状。但是,专家一开始不认为他属于确诊病例。一直过了两天,他才算是确诊了,被算到确诊病例了。

 

所以,中国关于新冠的统计材料,不管是死亡的病例还是确诊的病例,都是大大地偏少的,用自己的标准把它给压低了,都是靠不住的。

 

去年武汉多死了很多人,除了一部分是因为新冠直接引起的死亡,还有一部分是由于防疫的措施或者受疫情影响导致的间接死亡,不是因为得了新冠死的,而是因为别的原因死的。比如说,由于整个医疗系统崩溃,由于封城,或者由于医院停止接收其他的病人——当时很多武汉的医院只接收新冠病人,把其他的病人都给赶走了,甚至住院的病人也都赶回家去了,导致其他疾病的病人没能得到治疗而死:癌症患者没能定期去做化疗,提前死亡了;肾衰竭患者没能定期做肾透析,死亡了;心脏病病人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也死亡了……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知道的就有不少。究竟有多少人因此死亡?我们不知道。这种次生的死亡没有人去统计,即使有统计也不会公布。甚至连新冠病人在武汉究竟死了多少,我们也是没法知道的,公布出来的那三千多个人肯定是不准确的。这些都是属于国家秘密,也许以后也没法知道。说一个人死得无价值有一个说法,死了只是成为统计数字。中国有比这惨的,死了连统计数字都不是。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武汉在去年一定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多死了很多人,肯定不会只是官方公布的那三千多个人。在现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时候,在现在开始大量地宣传中国的防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多么成功的时候,我们要长一点记性,千万不要忘记武汉曾经经历过的苦难。而且,这些苦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是人祸。

 

2021.2.13.



胡锡进发明了有等于没有的辩证经济学

15 05 2021年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为了替中国政府不发疫情救济金辩护,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他说,现在有的国家给每一个人都发钱,这是哄大家的,实际上都发钱就基本上等于不发钱。这个“有等于没有”的辩证经济学受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胡锡进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辩护。

 

胡锡进说,美国之所以给每个人都发钱,是有美国的特殊的国情的,是由它的大选的政治环境影响的。实际上,美国第一次发钱是去年三月份,那时候距离十一月的大选还远着呢,跟大选没有什么关系。美国第二次发钱是去年十二月,那时候选举已经选完,跟大选的政治环境更没有关系。现在美国要第三次发钱,当然跟大选更没啥关系。

 

胡锡进还说,美元实际上是世界货币,所以美国发的这些钱最终是要由全世界来买单的。意思就是,美国还会想方设法把这个钱从其他国家那里捞回来,像很多人设想的会多印美元。美国这一次发钱并不是靠多印美元来解决的,而是把税退了一部分,相当于返税。这样做的结果会增加财政赤字。所以去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创了记录,国债也就跟着增加,已经超过美国的GDP了。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债第一次超过GDP。如果按照胡锡进的说法,美国这么容易把发出去的钱从其他的国家那里捞回来,它干嘛不早这么做呢?干嘛不早一点把钱捞过来填国债的窟窿呢?

 

对于胡锡进强调美国国情、把它作为美国给所有人都发钱的理由,举其他国家的例子很简单地就可以反驳。全世界由于新冠疫情给全民发钱的并不是只有美国,也有别的国家同样给全民发钱新加坡,给每个人发了600新币;我国香港,给每一个人发了1万港币;日本给每个人发了10万日元;韩国给每个人发了100万韩币……能说这些国家都面临选举吗?都是出于大选的需要吗?新币、港币、日元、韩币难道都是世界货币?它们都能够把发出去的钱从其他国家那里捞回来?所以,只要举出这些例子就可以反驳胡锡进的谬论了。

 

胡锡进还为中国不发钱想到了理由,说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给每个人都发1000块钱,那就需要有1.4万亿元,中国财政没有这个能力。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居然连1.4万亿元都拿不出来,这太说不过去了。每年年底,中国政府都要给每个公务员发几万块钱的年终奖金,算起来也应该有上万亿元了吧?怎么这时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财政负担呢?

 

胡锡进还说,中国有比给所有人发钱更好的办法,因为中国有非常强大的组织网络,可以精准地扶贫。去年中国已经宣布消灭贫困人口了,怎么胡锡进还在说扶贫?说漏嘴了吧。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说的不是平时的扶贫、帮助困难户。即使中国有强大的组织网络,即使中国平时扶贫、帮困搞得不错,也跟问题无关。我们说的是,中国有没有替那些受到疫情影响、导致生活困难的人额外地做什么?

 

我指的是全国性的措施,不是某一个个别地方、个别城市采取的措施,像杭州给农民工发红包什么。比如说,有很多人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失业了,有没有给他们什么额外的帮助?有人说,失业了现在在中国可领失业金。且不说在中国领失业金有多么地困难,我们现在说的不是这种平常的失业救济,我们说的是,政府在疫情期间对这些失业的人额外做了什么?美国不只是全民发钱,那些失业的人,他们除了像平时那样能够领失业救济以外,还额外能获得失业补助。而且,失业补助要比他们领的失业救济还要多。美国失业救济各个州不一样,平均来说大概一周能领到300多美元。美国第一次因为新冠疫情发钱,额外地给失业的人每周600美元,可以领四个月。第二次发钱少了一些,是额外再给失业的人每周300美元,可以领三个月。我们指的就是这种额外的帮助,而不是平时就有的帮助。

 

胡锡进还说,中国政府发了消费券了,这比发钱更有效。其实消费券还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要去抢的,而且也不是很多。更关键的是,发消费券跟超市、商场发优惠券给商业打折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要诱惑人来消费。要自己先掏钱,而且掏的钱要比拿来的消费券多得多。即使这算是有一点福利的话,也是那些有消费能力的人才用得上。对于那些受新冠影响丢了工作、连饭都吃不饱的人,给他这种消费券有什么用?能够拿它去缴房租吗?能够拿它去缴水电费吗?不行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种救济,最多可以说是刺激消费,而且效果是很有限的。就像商场给优惠券、折扣、返券一样,意义都不是很大,基本上就是在骗人。

 

胡锡进说,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做法要比美国的穷人给1000块钱、富人也给1000块钱;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给2000块钱、比尔·盖茨也给2000块钱要公平得多。意思就是,等额的发钱是不公平的,富人跟穷人得的钱是一样的。胡锡进这么说,表现出他实际上对美国怎么发钱是不了解的。我们说美国给全民发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拿到钱,大概只有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能够拿到钱,那些富豪是拿不到钱的,比尔·盖茨根本别想拿到钱。发的钱针对的是低收入和中产阶层,他们的收入会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富豪不会受影响,即使受影响也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是不会给他们发钱的。

 

美国发钱是这样的:去年三月第一次发钱,如果个人的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或者夫妻两个人联合报的年收入在150000美元以下,那么每个人可以拿到1200美元,小孩可以拿到500美元。但是,如果收入超过这个数,那么能拿到的钱就要减了,收入每超过100美元,就要少拿5美元。这样逐步地减,减到个人的收入达到98000美元就拿不到钱了。或者夫妻两个人的共同收入达到19万也拿不到钱了。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拿到钱的。第二次发钱更少一点,如果个人的年收入没有超过75000,或者是夫妻共同的收入没有超过150,000美元,那么每个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发600美元。现在第三次要发的,是每个人发1400美元。但是按照拜登提出的计划,也是限于个人的年收入没有超过75000、夫妻共同收入没有超过150000的。

 

胡锡进当的是《环球时报》总编,《环球时报》号称是报道国际新闻、做国际评论的报纸。作为这样一家报纸的总编,在抨击美国发钱这件事的时候,居然连美国究竟是怎么发钱的都没搞清楚,只是乱批。这没有表现出新闻专业素质。当然,我们去跟《环球时报》这种宣传工具谈什么新闻专业素质未免太高看了他们。胡锡进的嘴实际上是不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中国政府的。只要是中国政府做的事,胡锡进都认为是对的,都要替它辩护,不管找出来的理由多么荒唐,不管说的有没有事实依据。现在中国政府没有给大家发钱,胡锡进就要说不发钱对,发钱不对。要是哪一天中国政府突然改主意了,要给大家都发钱来收买人心,那个时候胡锡进肯定就换了另外一副嘴脸,要说发钱多么地正确了。胡锡进给自己的视频节目起名叫做“胡侃”,起得真是很有自知之明,因为他说的所有这些话就是一派胡言。

2021.2.3.


贾平凹女儿浅浅的诗和深深的腐败

12 05 2021年

这几天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的诗在网上很火。这些诗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跟她的名字一样,很浅,写一句大白话,敲一下回车键就变成诗了。这种写诗方法并不是她发明的。有一个叫赵丽华的官太太现在在网上推销各种各样骗人的假货,但她曾经也写过一段时间的“诗”,写诗的方式就是大白话敲回车键。当时在网上很出名,被叫做“梨花体”。贾浅浅的诗还有一个特点,是赵丽华的“诗”没有的,还写了屎、尿这类不雅的内容。这两者结合起来,她在网上就火了,很多人在批她、骂她、笑她。

 

在这之前,贾浅浅出过诗集,得过奖,参加过《诗刊》的青春诗会,有很多诗人、评论家吹捧她的诗写得多么多么好。这次也有一些诗人、评论家跳出来替她辩护。我看了一下他们辩护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理由是,贾浅浅的这些“诗”就是诗,写得很不错,你们觉得它们不像诗,那是因为你们不懂现代派的诗。第二条理由是,贾浅浅的诗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正常水平,当然也会写一些烂诗,不能拿这么几首烂诗以偏概全,一概否定。贾浅浅也说,有人拿我写得最差的诗来攻击我。一派说她这些诗不是烂诗,是好诗;一派说她这些诗是烂诗,是最差的诗,但是不能以偏概全拿它们来打击她。这两派“护花使者”是不是应该先自己去打一架,争一争这些诗究竟是好诗还是烂诗?

 

这些诗当然是烂诗,甚至可以说连烂诗都算不上,因为作为烂诗,首先必须是诗,她写的这些玩意儿连诗都算不上。现代派的诗也有写令人恶心的内容的,例如《恶之花》里面就有。但是,人家写的还是诗,跟贾浅浅的连诗都算不上的、没有任何诗意诗味、就是大白话里面掺杂一些令人恶心的内容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所以,别想来吓唬人,说批评者是外行、不懂诗。吓唬别人也许可以,吓唬我没用。我以前也是写诗的,写过好多年的诗,发表过不少的诗作,只不过以后不写了。我对现代诗的各种各样的流派都了解,这些诗人、评论家想对我摆“内行”、“专业”的谱,是没用的。我可以说,不管是按什么样的标准,贾浅浅的这些“诗”都算不上诗。

 

贾浅浅写过很多诗,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看了一下那些维护她的人摆出来的她的几首所谓水平比较正常的诗,是能够算得上是诗的,虽然写得也不是很好,算不上多么好的诗。所以,她并非都是写那种算不上诗的东西。一个诗人的作品的水平参差不齐很正常,有的写得很好,有的写得比较平庸,有的写得比较差,特别是不同时期的作品,水平差别可能就会比较大。有些诗人晚年写的东西没法看,也算不上诗。最著名的就是郭沫若晚年写的那些东西。郭沫若写那种不算诗的诗,喊喊口号,也许还有政治的原因。有一些诗人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也会出现到了晚年写出来的诗不像诗。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叫纪弦,年轻的时候诗写得很好,后来到美国,我看过他到美国以后写的那些诗,完全不像诗。还有北岛,年轻的时候写的诗也是非常好的。他有一段时间不写了,出国以后为了继续当诗人,只好重新写诗,写出来的东西就没法看了。所以,不同时期诗人的作品水平可能会天差地别。

 

但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是不应该水平差别很大的。今天写了一首好诗,明天写了一首连诗都算不上的、烂得不能再烂的诗,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恰恰是那些写得比较差的作品,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的写作水平。就像韩寒,他的博客文章里头有一些是写他赛车、个人生活的,一看就是一个根本不会写作的人写的,文笔烂得不能再烂,跟他那些时评文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时评文章不管写得好不好,至少看上去是一个会写作文的人写的。这就让人怀疑,那些时评文章是由别人代写的。同样,贾浅浅的诗,有的像诗,有的完全不像诗,这也让人很疑惑。而且,她居然把那么烂的、连诗都算不上的东西也拿出来发表,这说明她根本就不懂诗,不知道这些东西算不上诗。这就让人怀疑,她那些能够算得上诗的诗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是不是她自己写的?

 

维护贾浅浅的人说,贾浅浅最大的错误就是因为她是贾平凹的女儿,如果她不是贾平凹的女儿,她写的东西再烂也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反过来,如果贾浅浅不是贾平凹的女儿,她写得这么烂的诗也不可能发表出来,她写的那些像诗的诗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吹捧它。那些像诗的诗其实也很平庸,并不是好得不得了的,让人一看拍案叫绝,主动写文章称赞的。她需要组织人来吹捧她,曾经有一期的刊物集中发表了好几个评论家专门吹捧她的诗的文章。如果不是贾平凹的女儿,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贾浅浅实际上一直在吃他爹的老本,也就是所谓“啃爹”。她的回忆文章提到,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她爹打电话给编辑部要他们发的。贾浅浅大学上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她爹有关,但是她大学毕业以后找的工作肯定是跟她爹有关的,因为她毕业以后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文学院当老师,而她爹当时是这个学院的院长。她在这个中文学院干了几年以后跳槽去了西北大学,因为西北大学建了贾平凹研究中心,后来又建了贾平凹博物馆,所以她就到那里当老师了。

 

贾浅浅不管是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还是在西北大学,主要工作都是研究她爹,发了好几篇研究她爹的论文。而且,她还通过研究她爹获得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就是研究她爹的。她还申请到了一个课题经费,也是研究她爹的。她研究她爹还不是研究她爹出名的小说,而是主要研究她爹的书画。

 

我很早以前就知道贾平凹在卖书法。有一年我去西安,朋友带我逛街,刚好路过一家专门卖贾平凹书法的店铺,我就进去参观了一下。卖得很贵,但我看了一下他的字,觉得不怎么样,只能说是比崔永元的字要好一些吧。他的字人家会去买,不是因为他写得多么地好,而是因为他有名,买他的名字而已。这种根本没有入门的书法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呢?

 

我以前不知道贾平凹居然会画画,由于最近这个事件我才知道贾平凹还在卖他的画。看了网上有人晒他的画,不就是以前男厕所里头经常看到的画在墙壁上的那种淫画吗?突出男子生殖器的淫画,倒是很有废都特色。但是那也就是厕所的“壁画”的水平,完全没有一点艺术性。这种书法、绘画作品,除了他女儿,谁好意思去研究?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销贾平凹的书画,因为现在贾平凹主要的赚钱方式就是卖书画。

 

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作品有什么感想当然可以写了,这是她的自由。但是,不应该把这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去发论文,甚至靠它来获得硕士学位。做学术研究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做到客观、中立。女儿研究父亲,怎么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不应该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

 

但是,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整个乱套了,连基本的原则都不讲。不仅有女儿研究父亲的,还有自己研究自己的。前几年游泳运动员孙杨从苏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就是研究自己能够获得奥运会冠军的游泳技术的分析。还有研究自己的导师、甚至研究自己师娘的。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姓徐的研究员,发表过好几篇论文,研究他的导师的“崇高感”和他的师娘的“优美感”,不停地称赞师娘“美丽如花”,把自己对师娘的单相思都写到论文里发表。这不仅是搞笑,而且是腐败,是深深的腐败。

 

2021.2.5.



茅台酒吹过的牛皮造的假

11 05 2021年

茅台酒最著名的荣誉是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茅台集团官网列举的茅台酒获得的种种荣誉当中排第一位的,就是在1915年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茅台酒厂还编了一个故事,说当年茅台酒去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因为包装很土气,没有引起评委的注意,一开始没有获奖。工作人员急中生智,假装失手把一罐茅台酒摔碎了,酒香四溢,吸引评委们过来品尝,都赞不绝口,给茅台酒补发了一个金奖,而且把茅台酒评为世界名酒第二,仅次于白兰地。

 

这个故事完全是编出来骗人的。那次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是为了纪念巴拿马运河开通,在旧金山举行的。万国博览会现在叫世博会,那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参加世博会。那次的博览会并没有给具体的产品颁奖,也就不存在专门给酒评名次。奖是颁发给参展机构的,政府部门、商会、公司、工厂等等。那次的博览会评奖分成六等,一等是最高奖,颁发给大奖章,二等颁发给荣誉奖章,三等是金奖,四等是银奖,五等是铜奖,六等是口头表扬。

 

酒没有分开来评,而是跟农产品放在一起评。发奖分成好几大类,其中有一类是农产品,酒就包括在农产品里头。中国在农产品这一类有好多个机构都获得了最高奖,也就是大奖章。像中国农商部(类似于现在的农业部)就获了大奖章。还有好几个省的政府也都获得了大奖章,其中包括贵州省政府。但是贵州省政府送的农产品里头并没有茅台酒,有蓖麻油、药材、燕麦,但是没有酒。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贵州省政府并没有把茅台酒当一回事,没送去参展。

 

中国只有一家酒厂获得了农产品大奖章,那就是山东张裕酒厂,生产的是洋酒——葡萄酒、白兰地。山西省政府也获得了农产品大奖章,它参展的农产品只有汾酒一种。所以可以说汾酒也获得了大奖章。中国酒厂有两家获得了二等的荣誉奖章,这两家酒厂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还有19家酒厂获得了三等的金奖,但是里面没有贵州的酒厂,而且这19家酒厂现在也都不存在了。有16家酒厂获得了四等的银奖,他们现在也都不存在了,里面也没有贵州的酒厂。

 

跟茅台酒能扯上关系的,是贵州公署获得了农产品的银奖,它参展的产品只有一个:酒。根据现在能查到的资料,当时贵州公署送的酒是由两家茅台酒的酒厂送的。所以,勉强可以说茅台酒得了奖,但是得的是第四等的银奖,跟获得一等奖的张裕葡萄酒、汾酒比,中间还差了二等、三等。而且二等、三等里面还有30多家酒厂。茅台酒得一个四等的银奖有什么可吹的?

 

除了茅台酒,现在也有别的名酒号称自己获得了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都是骗人的,而且比茅台更骗人,茅台好歹还得过一个银奖,那些名酒连什么奖都没有得到,因为当年中国得了奖的那些酒,除了张裕葡萄酒、汾酒和茅台酒,都已经不存在了。其实这种博览会发奖发得很滥,以友谊、鼓励为主,并不能作为产品质量或国际名声的证明。中国当年获得了一千多个奖呢,除了酒,也没见有别的产品吹嘘自己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国际上也没见有哪种产品到现在还在吹嘘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大奖。

 

茅台酒还喜欢伪造革命历史。他们喜欢说一个故事,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到了茅台镇,当地的酒厂送茅台酒给红军,还用它来疗伤。据说当时红军贴了布告专门保护茅台酒酒厂,而且这个布告还作为文物保留下来,央视有一个介绍茅台酒的节目播出了这个文物。但是那个布告一看就是用电脑的草书字体打印的,相同的字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切”总共出现了三次,都是一样的。用手书怎么可能写得一模一样?明显就是用电脑打印的。而且,那些字都是规范的简化字,还有现代用语,比如说“私营企业”,长征时代没有这种说法,而是当代的叫法。所以,这就是一个假文物。

 

茅台酒厂还喜欢说,当年开国大典举办国宴,茅台酒是指定用酒,所以被叫做“国酒”。但是根据当时组织、参加国宴的人的回忆,用的白酒不是茅台酒,而是汾酒。虽然现在茅台酒的名气盖过了汾酒,但是在以前汾酒就是公认的中国最好的白酒。

 

茅台酒厂除了编造历史,还反科学,编出健康方面的谎言来骗人。他们最喜欢说的一个健康谎言是,喝茅台酒能够“护肝”。众所周知,喝酒喝多了是会伤肝的,会导致脂肪肝、肝硬化甚至肝癌。但是,茅台酒厂的人说,喝茅台酒不仅不会伤肝,反而会护肝,能够预防肝癌。他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做这种虚假的宣传了,号称茅台酒厂的员工因为经常喝茅台酒,没有一个得肝癌的。没有人做过调查,是不是历年来茅台酒厂的员工真的没有人得肝癌?他们可能觉得老是这么空口无凭地吹嘘也不好,就想到了一招,要从科学上证明喝茅台酒能够护肝,找贵州医科大学的科研人员做研究,而且还把研究结果拿到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一开始贵州医科大学的人拉了上海的科研人员一起做研究,发了两篇论文,被发现数据造假,上海的科研人员不认,声称当时合作做的实验结果是负面的,并不能证明茅台酒能够护肝,论文发出来以后才发现数据被窜改了,变成了证明能够护肝了。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后来贵州医科大学就单干了,一篇一篇地发论文证明茅台酒能护肝。

 

既然以前有造假的前科,发再多的论文我们也要怀疑,这些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是不是也是造假?而且,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发了这么多的论文,用了各种各样的指标,各种各样的实验材料,都证明喝茅台能够护肝。实际上就是先入为主,为了证明喝茅台能够护肝,不停地找各种各样的证据。如果这些实验是真的,他们证明的岂不是说茅台酒对肝功能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那不变成一种神药了吗?他们做的这些研究都是体外实验或动物实验。往癌细胞加一点茅台酒,把它杀死了,就认为喝茅台酒能够杀死肝癌细胞。或者是做一个老鼠的实验。体外实验、动物实验是不能证明喝了以后真的能够保护肝功能的,因为体内和体外、人和老鼠都不是一回事。

 

退一步说,即使茅台酒里头真的含有某一种神秘的物质能够护肝,那也是极其微量的。茅台酒不管怎么样主要的成分是水和酒精,其他的各种所谓的活性成分都是含量少得可怜的。即使含有某一种神秘的物质能够护肝,那么也要喝很多茅台酒才能够起到作用。但是,虽然适量地喝一点点酒对身体也许有好处,例如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酒喝多了,就有各种各样的坏处,比如说,反而能够增加心脏病、中风的风险。如果为了“护肝”喝大量的茅台酒,结果反而喝出了心脏病、中风,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中国各种各样的名酒都喜欢吹牛,并不是说茅台酒才喜欢吹牛。但是,茅台酒是吹得最厉害的,可以说是牛皮之集大成。而且,茅台酒跟其他的名酒的吹牛还不一样,还吹嘘喝茅台酒能够护肝,这种牛皮非常害人。

 

2021.2.21.



烟酒院士、黄金院士、部长院士……都捞一个院士当当

5 05 2021年

中国工程院今年又要选院士了,其中有一个候选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贵州茅台集团的总工程师。很多人都想起,大约十年前有一个“烟草院士”,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研究员谢剑平。他是被评上院士以后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的,有一些院士还联名要求重新审核谢剑平的院士资格。后来不了了之。一个人一旦评上了院士,要把他弄下去那是极为困难的,除非他犯了什么罪。茅台集团的院士候选人因为现在还只是一个候选人,大家这么轮番地抨击一番,她还真有可能就选不上了,跟“烟草院士”不太一样。“烟草院士”如果是在选上之前被发现的,有可能选不上。

 

“酒院士”和“烟院士”还不完全是一回事。虽然俗话说“烟酒不分家”,但烟和酒不是一样的东西,烟是有百害无一利的,纯粹就是害人的东西,跟毒品类似。即使在烟草技术方面做出什么重大的贡献,也是不适合去当院士的。就像在制造毒品技术方面做出了什么重大的贡献,也不应该给弄一个“毒品院士”。但是酒是不一样的。酒如果适量地喝并没有什么危害,有一些研究还发现,适量饮酒对身体的某一些方面,比如说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可能还有好处。而且,酒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品。烟以后有可能会被禁止,但是酒是不可能被禁止的。所以酿酒技术是很重要的一项食品技术。如果在酿酒技术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发现,那么当工程院院士也未尝不可。

 

我们就来看一下茅台集团总工程师报上去的要选院士的那些科研成果,基本上分成这么三大类:一类是简单的分析方法、检测技术,最多也就是硕士研究生的水平,拿一个硕士学位还勉勉强强,要当院士的话学术份量肯定是不够的。还有一类属于参与、组织制定国家标准,这跟学术研究没有什么关系,是属于行业的一项工作。还有一项“成就”,这个总工程师培养了很多白酒勾调方面的人才,这跟学术也没关系,不能靠这个来当院士,如果她对白酒这个领域,特别是对他们茅台酒厂的工作、生产做出了什么重大贡献,那就让她当劳模好了。如果学术水平这么差的人也能评上院士,那么其他的酒厂呢?如果茅台总工能当院士,五粮液、剑南春、汾酒……各个著名酒厂的总工为什么不能也评一个院士呢?

 

除了“茅台院士”,今年还有一个院士候选人是“黄金院士”——山东黄金集团的董事长,要评的是管理学领域的院士。国企的高管、政府部门的高官去评工程院的院士不是现在才有的,自从20年前工程院开始设管理学领域的院士以来,就一直有高官、高管要去评院士,茅台集团总工的师傅、前董事长季克良以前就去评过管理学领域的院士,只不过没评上。但有的评上了。第一个评上的是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2001年的事。很多高官、高管跟着学,2003年的时候他们也都要去评院士。当时这个事就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媒体上有很多批评。

 

当时工程院的人出来辩护说,不能因为人家是官员、企业高管,就说他们没有评选院士的资格。当然谁都有评选院士的资格,但关键在于,评院士得有学术成就,不能因为当了高官、高管就可以去评院士。就拿评上院士的那个铁道部长的所谓的学术成果来说吧。他评院士最主要的学术成果是一句口号,叫做“客车要快跑,货车要重载。”就这么一个小学水平的“理论”,也能评上管理学方面的院士,这不反而反映出中国的管理学水平极差吗?

 

管理学当然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但是作为管理学方面的院士,应该是在管理学方面做学术研究有突出贡献。这跟做领导、管理工作是两回事。不能说因为他是某一个部的部长,或是大型企业的高管,领导工作干得不错,所以就相当于管理学方面也很不错,就可以去当院士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高官、大企业的高管在落马之前也都可以给自己弄一个院士当当?

 

为什么高官、高管都很热衷于当院士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院士是终身制的,而高官、高管是要退休的。所以,他们就很喜欢在退休之前给自己弄一个院士当当,可以当到死的。像上面说的铁道部部长,就是在退休前给自己弄了个院士。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院士权力很大,这跟外国的科学院院士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美国科学院院士,那只是一个荣誉而已,只是表彰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给予的一个荣誉称号。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是没有额外的权力的。中国的院士就不一样了,一旦当上了院士,就可以占有很多的学术资源。很多国家项目是要由院士来当首席科学家的,就可以利用院士的地位搞到很多的科研经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院士是那个领域的学霸,很多的问题是要由他来拍板的。

 

这也是为什么茅台酒厂要推出一个院士的最主要的原因。茅台酒厂不缺钱。但是,如果他们的总工当了院士,那么在中国酒这个领域就由茅台说了算了,什么国家的项目都可以拿了,国家的标准都由它来拍板、制定了。如果有一个院士做招牌,茅台酒以后再做各种各样的虚假宣传,比如说吹嘘茅台酒里头含有1000多种微量元素,吹嘘喝茅台酒不仅不会得肝癌,反而能够预防得肝癌……那就显得更加权威了。

 

如果真的是让这种没有学术水平的、有很大的经济利益的人当上了院士,那么,中国的院士就更像是一个笑话了。当然,现在中国院士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笑话了。茅台总工也许还很委屈,既然连造假的人都能当院士,凭什么造酒的人不能当院士呢?

 

2021.2.19.



饶毅打假裴钢是欺骗外行的胡搅蛮缠

29 04 2021年

在《科技部对曹雪涛院士等人的调查处理是在纵容造假》一文中,我分析了科技部等部委联合公布的对5起学术造假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中的前面3起,现在我再来谈一谈后面的两起,一起是北京大学教授兼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有两篇论文被举报造假,一起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裴钢有一篇论文被举报造假。调查组对这三篇论文的调查结论都认为没有造假。这个结论是不准确的。

 

我们先来说饶毅的那两篇论文,有没有造假呢?有,其造假跟前面那3起事件是同一个性质的,那就是PS图片,或者用调查组的话来说叫做“图片误用”。只不过它的责任不在饶毅实验室,而是跟他合作发表论文的管坤良实验室。在一年前饶毅被人举报造假的时候我已经写过三篇文章分析过这些论文,证明造假不是饶毅干的,而是管坤良实验室的一个博士后干的。饶毅在答复调查组的询问的时候,把我这三篇分析文章作为权威的依据拿出来证明自己没有造假。也许调查组仔细看了我那三篇文章,所以就给出结论说饶毅论文没有造假。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应该说论文有造假,但责任不在饶毅身上。

 

另外一起事件,是裴钢有一篇1999年的论文被举报造假,正是饶毅举报的。饶毅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去举报裴钢20年前的一篇论文造假呢?根据现在饶毅的说法,他是“被动的”,并不是他要主动去举报裴钢,而是饶毅自己被人举报了,一气之下在答复调查组询问的时候把裴钢也给举报了。这就意味着,饶毅因为怀疑裴钢背后捣鬼举报他,所以反过来举报裴钢,是对裴钢的打击报复。可见,饶毅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个看到假就要打的“打假斗士”。他在20年前就认定了裴钢的那篇论文造假,但是过了20年,为了打击报复裴钢才去举报裴钢造假。

 

这是一年前的事。当时关于这件事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过(见《举报造假应有根有据——关于饶毅举报的学术造假》),认为饶毅对裴钢的举报是不成立的。但是,饶毅根本不管我当时的分析。饶毅被人举报的时候,我说他没有造假,他就把我的分析当作权威的依据来用;他举报别人造假,我说他的举报不成立,他就把我当作不存在了。所以他很势利眼,对他有用的文章他才用,对他不利的文章他就装没看见。调查组说裴钢论文没有造假,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根据我一年前那篇文章,被他们作为权威的证据来引用。反正调查组说裴钢的论文也没有造假,饶毅就不服了,在网上连续发了好几篇文章,来证明裴钢的论文造假。饶毅的证明只是把他一年前被我驳斥过的那些理由又搬出来。这件事这段时间炒得非常地热闹,比一年前还要热闹,我就再来谈一谈这件事。

 

这涉及到很专业的问题,一般的人看不懂他们究竟在争什么。它涉及到一类比较特殊的蛋白质,叫做“G蛋白偶联受体”,简称“GPCR”。这种蛋白质起的作用是把细胞外的信号传递到细胞里面,所以这种蛋白质有一头是在细胞外面的,另外一头在细胞里面,中间的部分就要跨越细胞膜了。但是,它穿越细胞膜并不是一下子就进来的,而是来来回回跨7次,就是所谓的“七重跨膜”。裴钢实验室在1999年的那篇论文要证明的是,把G蛋白偶联受体中间的部分剪切掉一些,让它没有跨7次膜,只跨5次膜,还是有功能的,还能把信号从细胞外面传到细胞里面。

 

裴钢这篇论文的这个结论并不奇怪。很多的蛋白质都有多余的片断,把不重要的片断剪切掉,对蛋白质的功能基本上没有影响。饶毅却觉得非常奇怪。他认为裴钢论文造假的理由,就是G蛋白偶联受体必须要跨7次膜才有功能,说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裴钢做出来只要跨5次膜也有功能,那么肯定是假的。

 

饶毅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虽然G蛋白偶联受体在自然界的确基本上都是跨7次膜的,但是,这不等于大家就公认只有跨7次膜才有功能。这完全是两个问题:现在发现的都是跨7次膜的,不等于说只有跨7次膜才有功能。饶毅把这两个其实不一样的问题给搞混了。如果真的是世界公认只有跨7次膜才有功能,跨5次膜的绝对不可能有功能,有功能的肯定是假的,那么裴钢这篇论文怎么可能发表?那就像收到了永动机的论文一样,不会给发表的。这篇论文能够发表,就说明所谓“要跨7次膜才有功能”并不是全世界公认的。国外也有别的实验室做出来过,不需要跨7次膜,跨5次膜也能有功能。甚至有人做出过跨4次膜、两次膜甚至1次膜也还有功能。这些不是裴钢实验室做的,而是别的实验室做的。饶毅能说这些论文都是假的吗?

 

裴钢的这篇论文发表以后被别的实验室引用过,其他的实验室也拿了同样的蛋白来做,也让它跨5次膜,他们认为他们的结果跟裴钢的这篇论文的结果是相符的。有一篇关于G蛋白偶联受体结构的综述文章也认为,这种蛋白是不需要跨7次膜才有功能的,跨5次膜甚至更少也有功能,里面也引用了裴钢的论文。这就说明,裴钢的论文的结论是被这个领域的人接受的,至少没有人对它提出异议,认为他的论文是荒唐的、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只见到饶毅一个人在那里叫,但他并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人士,他是研究神经生物学的。

 

我刚才说的这些理由,已经在一年前告诉饶毅,我还找了好几篇相关论文给他看,他当时就假装没看见,现在又假装没看见,把问题又重新提出来。这一次因为事情闹大了,就有别人参与进来了,其中有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张曙光,给饶毅写了一封信。他的理由基本上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说裴钢的论文是被他证实过的,认为他做的结果跟裴钢的论文的是一致的。裴钢那篇论文的其他作者也给饶毅写了一封信,列举的理由也跟我刚才说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列举了的那些文献也是我以前列举过的。饶毅这回就不能假装没看到这些文献了。他以前不知道有这些文献,我跟他说了他假装没看到,现在网上炒起来了,他就必须要给一个答复。他是怎么回应还有别的论文证明不需要跨7次膜这个蛋白质也有功能的呢?他说那些论文只有十几篇,太少了,不能说明问题。

 

这个理由很荒唐。结论能不能成立、有没有道理,跟论文的多少有啥关系?如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研究的人会非常多;如果是一个并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跟着研究的人就不会很多。饶毅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地重要,认为没有跨7次膜也有功能是一个无比重大的问题,是可以改写教科书的,其实是他不懂。我刚才已经说了,野生的蛋白质跨7次膜,但是有多余片断,这在懂行的人看来并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所以也就不会有很多人专门去研究这个问题。饶毅也许懂,但是为了跟裴钢打架,就故意装不懂;但也有可能他真的是不懂,他受的基础教育不行,这也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他以论文的多少来说明结论不成立,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饶毅还有一个理由,说你们列举的别的实验室的这些论文实际上没有完全重复裴钢的结果,不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理由也比较搞笑。一般说某一篇论文的结果被别的论文重复了,往往指的是别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材料或者是不同的方法,得出相同或者相近的结论,就认为是相符。并不是说要把那篇论文的所有的实验照搬一遍做下来。没有人会那么无聊。这么做出来的一模一样的论文是不可能发表的,因为不具有原创性。除非要去验证那篇论文是真是假,一般的人不会浪费时间去做这种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所以一般是不存在这种一模一样的验证的。饶毅他自己发表的所有的论文也没有一篇是被别人这么一模一样照搬来重复的。那么,按照饶毅的这种重复标准,我们可不可以说,饶毅发表的所有的论文都是不可重复的,都是假的呢?

 

饶毅后来又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他说,20年前裴钢的论文刚刚发表,他找过裴钢要了那个实验的材料,裴钢给他了。当时饶毅还在美国当教授,他让实验室的人去做,发现重复不出来裴钢实验室的结果。但是,他当时跟裴钢的关系很好,所以他就没有公开地说,只是私下告诉他。裴钢否认饶毅告诉过他。不管怎样,我们相信饶毅说的话吧,他的确让实验室的人用裴钢给的材料重复过裴钢的实验,但是没有做出来。我就觉得奇怪了,如果裴钢那篇论文是假的,他怎么敢把材料送给饶毅去重复?这不就穿帮了嘛。当然也有可能是假的,裴钢不知情,所以才会把假的东西送出去。现在饶毅说他当时就没有重复出来,只不过因为跟裴钢关系好没说出去。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饶毅所谓的“打假”是很有选择性的,关系好的时候,他发现假的是不吭声的;等到过了20年闹翻了,再把往事抖出来。

 

但是,重复不了实验,并不等于说那个人的实验就一定是假的,有可能是你技术不行,或者是你用的实验条件和别人的实验条件有一些差别,所以做不出来。饶毅当然知道这一点。我们以前揭露韩春雨的时候,也是说别人重复不出韩春雨的结果。当时饶毅替韩春雨辩护的理由也是,可能别人的实验技术不行,或者是用的实验条件跟韩春雨用的有差别。所以,他完全知道,个别实验室重复不出来实验,还不能说明是造假。

 

韩春雨的问题是,国内外很多实验室都试图重复他的结果,没有一个实验室重复出来。当时只有上海神经所的研究员仇子龙声称重复出来了,后来也不吭声了。一个实验能不能重复是不能只靠一两个实验室的,最好是多个实验室都参与,才能说明问题。现在饶毅说,也有别的实验室没有重复出裴钢的实验结果,但是他们不敢公开说。有什么不敢的?韩春雨当时也是声称有别的实验室重复出他的实验结果,除了仇子龙,他说国外的其他实验室也都重复出来了。但他说要保密,不能说是哪个实验室。这种匿名的实验,都不能说明问题,是不能拿来作为证据的。

 

说起韩春雨,我还想起了当时饶毅的一个表现。当时网上大家都在揭露韩春雨,饶毅因为一直在吹捧韩春雨,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现在饶毅摇身一变变成了揭露韩春雨的第一人了,但是那个时候不是的,而是在维护韩春雨。他当时认为,学术争论应该遵循学术的规范,如果有谁认为在韩春雨发表的那篇论文当中有啥问题、重复不出来,那么应该写信给发表论文的期刊反映,告诉他们有问题,让韩春雨给一个答复,如果不行再撤稿。他认为不能靠网上的吵吵闹闹,应该走向期刊反映的途径。

 

我们再回头说裴钢的这篇论文。饶毅认为,他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证明裴钢的论文是假的,而且他重复过重复不出来,别人也重复过重复不出来,那么他干吗不走他认定的学术规范的途径,向发表裴钢论文的那个学术期刊写信反映去呢?他当时针对韩春雨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条正规的途径,这次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跟我们当初揭露韩春雨一样,他也在网上把这件事给吵起来了呢?而且,这次跟揭露韩春雨的时候还不一样,揭露韩春雨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个人说重复不出来,而是很多人都一起出来说重复不出他的实验,都在质疑、揭露韩春雨,但这次只有饶毅一个人在那里说裴钢的论文是假的。这并不是别人都知道有假不敢说,不像一些自媒体吹捧饶毅的那样说他是什么“孤胆英雄”,全中国的科学家都不行,只有饶毅一个人敢挺身而出。而是只要是懂行的人就知道,饶毅是在胡搞,他的那些理由是不成立的,要么批饶毅,要么就旁观看笑话好了。

 

在懂行的人看来,饶毅这么做其实就是一个笑话,大家都在看他笑话。但是,对饶毅来说,懂行的人怎么看无所谓,只要有不懂行的人吹捧他就好了。这可能就是他为什么不走期刊的路线,而是在网上拼命地利用自己的自媒体炒作这些事的原因。很多不懂行的人的确都在拼命地在吹捧饶毅。我看到很多的自媒体都发表了文章,说从这件事就看出来,饶毅是“科学的良心”“中国的希望”“中国的脊梁”什么的。饶毅的微信公众号下面也有一大堆肉麻吹捧他的留言。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必须要作者同意才能够放出来,他一点都不感到脸红地把这些无比肉麻地吹捧他的话全部都放出来了,这就说明他非常享受这些外行的崇拜。至于内行人的鄙视他无所谓,反正内行也发不出啥声音,也不敢跟他对着干。对他来说,享受外行的崇拜让觉得更有成就感。现在在中国的网上,在科学话语权这一块,没有人像他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已经没有人能够跟他抗衡,他要怎么闹别人都已经拿他没有办法了。

 

有一些人把饶毅说得非常悲壮,好像饶毅是一个小人物在对抗一个大人物一样,冒着多大的风险。饶毅是北大特聘教授,大学的校长。裴钢以前当过同济大学的校长,现在已经退了。饶毅去揭露裴钢对他有啥损失?除了受到内行人的鄙视以外,对他来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没必要把他渲染得那么悲壮,别太自作多情了。

 

有一些人可能问,究竟裴钢有没有造假?这可不好说。中国生物医学方面的论文造假的实在是太多了,20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即使裴钢这篇论文看不出有啥问题,也有可能是造假造出来的。甚至被人重复过验证过的论文也有可能是假的。我不敢说裴钢的论文就一定是真的。我只能说,饶毅的质疑目前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他也无所谓,就是为了炒作一下。

 

如果真正地要去验证这件事,想要知道裴钢的论文能不能站得住脚,那么就应该由第三方来验证。饶毅一年前说要让我去验证,被我一口拒绝,我没有实验室,也不可能跑到裴钢实验室去盯着他们做实验。饶毅现在又提出来要让诺贝尔奖获得者来监督。要让诺贝尔奖获得者出来,你得提出一个充足的理由。饶毅现在提出的理由内行人一看就是站不住脚的,谁愿意去掺乎这种搞笑的事情?饶毅想让第三方来做重复实验,那么应该摆出合理的理由,让人家觉得裴钢的论文可能有假,才有可能来验证一下。现在饶毅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在胡搅蛮缠、满地打滚,一个懂行的人是会把他无视的。

 

2021.1.24.



科技部对曹雪涛院士等人的调查处理是在纵容造假

26 04 2021年

科技部联合教育部、中科院等各部门联合通报5起前一段时间引起很大关注的学术造假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这5起事件涉及到5个人: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红良、上海药物所研究员耿美玉、中科院院士裴钢、北大教授兼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

 

关于饶毅和裴钢的恩怨以后再说,我先来谈一谈前面的那3起事件。这3起事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涉及到论文的图片造假。这三个人做的都是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生物医学方面的论文有一个特点,会用到大量的图片来展示实验结果。每一次的实验得到的图片结果,例如肿瘤细胞的图片,应该是唯一的。即使是用相同的实验条件把实验再做一遍,得到的图片结果也不会完全一样,更何况是不同的实验做出来的结果,绝对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这3个人论文里有的图片虽然是不同实验条件下做出来的,居然是一模一样的。这很明显就属于造假,要么用的是别的实验的图片,根本就没有做过实验;要么就是两个实验都没做,不知道从哪拿来的图片。总之,这种图片的一致性可以证明实验数据是假的。

 

但是,这次调查的结论居然认为,这3个人都没有造假,而是“图片误用”,因l把别的实验的图片当作这次实验的图片“误用”了。如果两张图片是同一张,那么是有可能出现误用的,往论文里加图片的时候误把以前的某一个实验的图片给放进去了。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这并不都能用来解释这3个人的论文的图片一致性。它们并不是都属于一模一样的图片照搬,绝大部分都对图片还做了很简单的PS,裁剪一下,或者挖出来然后复制、粘贴到另外一张图上,或者还做了旋转或反转……目的就是不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两张图一模一样。这就是有意的造假,绝对不是误用。说是“图片误用”,就是在包庇造假。

 

调查结果不仅对这些造假论文的定性是错误的,处理也是很奇怪的。

 

上海药物所的耿美玉有5篇论文属于“图片误用”,对她的处理是“批评教育”,实际上就是没有处理。大概是认为只有5篇问题论文算是比较轻的,所以就不做处理了,教育一下就完了。武汉大学的李红良有21篇论文涉及到“图片误用”,比耿美玉严重多了,得给个处理吧?在两年内取消他申请国家科研经费的资格、不能担任评审专家、不能招研究生。相当于判了两年“学术刑”,

 

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比李红良严重多了,通告说他有63篇论文涉及“图片误用”,其实不止。曹雪涛涉及图片造假的论文有70多篇,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像曹雪涛这样有这么多的论文涉及到图片造假,把全世界都震惊了,国外各个学术期刊都在报道曹雪涛这件事,他算是给我们中国拿了一个“世界第一”。即使按通告认定的曹雪涛有63篇论文“图片误用”,是李红良的3倍,那么李红良被判了两年的学术刑,曹雪涛应该判3倍也就是6年的学术刑吧?结果只是一年内禁止他申请国家科研经费、担任评审专家、招研究生。只有一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这就让人很难以理解了。即使是“图片误用”,曹雪涛也要比李红良严重得多,为什么反而对他的处罚要轻得多呢?这说明科技部、教育部这些部门在决定处罚程度时,根本不是看犯的错误的严重程度,而是看地位的高低,地位越高的处罚越轻,即使他犯下的错误更严重。曹雪涛是校长、院士,李红良只是普通教授,所以虽然曹雪涛要比李红良犯的错误严重得多,受的处罚反而要轻多了。

 

“论文PS技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中国搞科研的人、特别是做生物医学方面研究的人把它发扬光大了,在全世界可以说找不到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科研人员如此喜欢用PS来代替做实验。不止是一般的学生、老师这么干,那些地位已经很高的科研人员,包括院士、校长、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他们发的论文也时不时地被发现有PS。我随便举几个著名的例子,也都是去年被发现的:

 

“赤脚医生院士”李兰娟在国外发的论文不算多,但是也有4篇被发现是PS的。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有25篇论文是PS的,而且时间跨度长达20年,从他还在当学生、亲自做实验写论文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干了,肯定是他亲自PS的。清华跟北大齐名,在PS方面也不落后: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董晨院士也有21篇论文是PS的。

 

我随便举这么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个现象的普遍性、严重性。我敢说,参与调查这次事件的那些人当中,肯定也有人的论文是PS的,如果去找的话肯定也能够找到。所以这些人必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对这些已经被发现的造假论文要手下留情,不敢说是造假,不敢处理得太狠,万一哪一天自己发的论文也被发现是PS的,到时也可以说是“图片误用”,获得一个轻得不能再轻的处罚。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除了后来透露调查是由不太可能看得懂这些论文的临床医生钟南山主持的,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都有谁参与了调查。通报只署了机构的名称——“科研诚信联合机制”,没有人来为这次的调查处理结果承担责任。整个调查处理的过程也不透明。究竟去问了谁?搜集了什么样的资料?做了什么样的分析?结论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说图片是属于“误用”而不是造假?这里面涉及到90多篇论文,有的也许真的是属于图片误用,但是有的肯定不是图片误用,而是属于造假,有没有做过分析?凭什么只给出了一个结论说是“误用”?就那么一句话就完了?这算什么调查?

 

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美国,那么就会发表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是公开的,放到网上,谁都可以去看。我们也会知道调查是由谁主持、参与的,报告里会对涉及造假的论文做出具体的分析,说明为什么它是假的或不是假的。你得把理由说出来,把证据摆出来,光是那么一句话的结论,说这是“图片误用”、不是造假,叫大家怎么相信?怎么接受?

 

这种完全不透明的调查不能让人信服,给出的结论非常荒唐,处理非常轻微。这样的调查处理并不能真正起到打击学术造假的作用,并不具有威慑力,恰恰相反,实际上是在包庇、纵容、鼓励造假。那些喜欢PS论文的人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很受鼓舞,即使PS论文数量多到世界第一,也只是“误用”而已,只是被判了一年的“学术刑””而已。跟造假所得到的利益比起来,那是轻得不能再轻了。所以,这样的调查结论、处理结果,只会刺激大家去造假。大家等着瞧吧,以后论文PS技术肯定在中国更要发扬光大了。曹雪涛现在有70多篇的PS论文号称是“世界第一”,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有中国其他的人把他超过了。

 

2021.1.22.



美国疫苗背后的“中国力量”

13 04 2021年

前一段时间,中国的舆论一直在造谣、抹黑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这些美国的疫苗。但是最近中国的舆论开始转向,变成了强调这些美国疫苗的背后其实是有“中国的力量”的,有中国人、中国公司重度参与研发。原因可能是上海复星医药公司从国外进口了辉瑞疫苗,把它改叫“复必泰”这个很老中医的名称,在香港获得了紧急使用的授权。该公司老总也说了,要尽快申请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该疫苗。所以就不好再抹黑它了。

 

我说这款疫苗实际上是辉瑞的疫苗,复星公司肯定不同意。按国内的说法,这款疫苗是复星和德国公司BioNTech合作研发的,自始至终都重度参与了研发工作。BioNTech公司的确最早设计出了我们今天说的辉瑞疫苗那款疫苗。这家公司一直在做信使RNA疫苗方面的研究。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他们看准了机会,很快就设计出了针对新冠病毒的信使RNA疫苗。

 

但是,这家公司是一家比较小的生物技术公司,没有能力和财力做后续的研发,做临床试验来证明设计出来的疫苗是有效和安全的。它必须去找合作伙伴和拉投资。在去年二月上旬,该公司的老总飞到美国的波士顿去找投资。上海复星公司的人打听到这个消息,抢先跟这个老总在波士顿见面,签了合作协议。这个合作协议规定,复星公司答应给德国公司3500万美元的投资,并用5000万美元买下德国公司的一批股票,而且复星公司还要在中国做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德国公司就把它的新冠疫苗在大中华地区的代理权给了复星医药公司,销售所得利润四六分成。

 

为什么复星公司花这么少的钱就把这个疫苗在大中华地区的代理权给买下来了呢?除了这家德国公司当时比较缺钱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中国的新冠疫情是全世界最严重的,要做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最好到中国去,找一家中国公司合作是最合适的。

 

德国公司跟复星公司签好了协议,四天以后跟辉瑞公司谈成了合作。辉瑞公司财大气粗,决定为新冠疫苗的研发投资十几亿美元,而且承担了后续的研发工作,包括做临床试验、研究大规模的生产工艺。辉瑞希望能垄断全世界的疫苗市场,但是因为德国公司在和辉瑞公司谈判之前已经把大中华地区授权给复星了,所以辉瑞就只有除了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市场。

 

辉瑞和复星都做临床试验,但是复星做临床试验的那款疫苗跟现在的辉瑞疫苗不是同一款疫苗。差别在哪里呢?

 

新冠病毒的表面有一种蛋白质叫“S蛋白”,它类似于一把钥匙,用它把细胞的门打开了,病毒才能够进入细胞。人类的细胞表面有受体,可以跟S蛋白结合,受体就相当于一个锁,S蛋白这把钥匙把这个锁打开,病毒就进去了。研发新冠疫苗就是要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针对S蛋白的抗体,抗体像一块橡皮泥一样把这把钥匙给包住了,新冠病毒就没法打开细胞的门进入细胞。

 

德国公司研发的是RNA疫苗,RNA编码蛋白质,细胞以该RNA为模版生产蛋白质作为产生抗体的抗原。德国公司设计了两款疫苗,一款只是编码S蛋白的一个片断,这个片断是S蛋白跟细胞的受体结合的那一部分。如果产生只针对这一部分的抗体,相当于把钥匙的尖给包住了,也能阻止新冠病毒进入细胞。另外一款疫苗编码的是全部的S蛋白。辉瑞测试的结果发现第二款疫苗的结果很好,就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一步步往下做。

 

复星在中国做临床试验用的是第一款疫苗,只做了一期临床试验,做不下去了。到去年11月份,辉瑞的三期临床试验的中期结果出来了,发现这个疫苗的有效性非常高,达到了95%,安全性也很好。这时复星才拿了辉瑞的这款疫苗回头做二期的临床试验。辉瑞几个月前已经做过这款疫苗的二期临床试验了,所以复星的试验完全是多余的,就是为了能够在中国向国家药监申请上市。中国国家药监局要求疫苗要在中国上市必须有自己的临床数据。但是复星没法做三期的临床试验,因为在中国已经没有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条件,复星也没能力去国外做。他们现在的说法是,就拿国外已经做好的三期临床试验去申请在中国上市,说人家已经做过了,就没有必要再做了。如果这样的理由也行,他们干嘛还去做二期临床试验?二期临床试验辉瑞也早已经做过了。

 

而且,三期临床试验是辉瑞做的,这些数据都是辉瑞搞出来的。复星拿辉瑞的数据要去申请在中国上市,不知道有没有得到辉瑞的许可,有没有谈成合作协议。辉瑞花了那么多的钱来做这些临床试验,如果无偿提供数据给复星申请在中国上市,倒是显得很大公无私。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复星的“复必泰”疫苗实际上就是辉瑞的疫苗,复星没有参与这款疫苗的研发,最多就是买下了这款疫苗的代理权。它所谓的研发工作,只是做了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二期临床试验,如此而已。

 

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的舆论在吹捧一个叫王年爽的中国研究人员,说他是美国疫苗研发的大功臣。王年爽2009年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之后去清华大学读结构生物学博士学位,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就是施一公搞的那个领域。但他不是跟施一公学的,可能施一公瞧不上这种比较差的大学来的毕业生,不愿意招他。他的导师是王新泉。2014年王年爽拿到了博士学位以后,到美国达特茅思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

 

2012年暴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那个实验室当时的研究课题,就是设计能够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的疫苗。中东呼吸综合征是一种冠状病毒导致的,我上面提到,设计冠状病毒疫苗都是针对其表面的S蛋白。他们就去研究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的S蛋白结构,看什么样的结构最易引起抗原-抗体反应。王年爽分到的课题是,把S蛋白上面的氨基酸序列改一改,做一些突变,看哪一种突变会让蛋白质的结构变得更稳定,有更强的抗原性。王年爽大概花了有一两年的时间,发现把S蛋白做一点改动,加两个脯氨酸,结构比较稳定,更容易刺激产生抗体。

 

这是很普通、很平常的研究,一般的博士生、博士后都能够做,并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发现。等他们做完研究写了论文,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疫情已经过去了。这个研究因为没有什么原创性,论文被五个期刊拒稿。直到2017年,论文才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这篇论文有三个所谓“共同第一作者”,王年爽排在第二个,只不过会注明第一、第二、第三个作者贡献相等,中国就把这说成是“共同第一作者”,他实际上就是第二作者。何况王年爽只是博士后,给教授打工的,做出什么研究结果并不属于他。

 

这篇论文发表以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并不是什么重大突破。但是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了以后,大家开始设计新冠疫苗,针对S蛋白来设计,这篇论文就引起注意了。因为新冠病毒跟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都属于冠状病毒,所以它们的S蛋白的结构是很像的。大家就想起,几年前有那么一篇论文,说把S蛋白给加两个脯氨酸上去就会变得稳定,容易刺激产生抗体。那些做新冠疫苗的就都这么做,设计的时候给S蛋白加两个脯氨酸,如此而已。

 

所以,别人只是引用了王年爽几年前参与的一项研究的一个结果而已。王年爽既没有在莫德纳公司、辉瑞公司这些真正研发新冠疫苗的公司工作,也没有实际参与新冠疫苗的研发,人家只是在设计新冠疫苗的时候参考了一下他几年前参与做出来的一个成果,他怎么就可以吹嘘自己是新冠疫苗研发的大功臣呢?如果因为人家参考了他以前的研究他就变成了“大功臣”,那么疫苗的研发是要参考不少前人的研究结果的,那些人是不是也都可以说自己是新冠疫苗的大功臣了?而且,不仅莫德纳疫苗、辉瑞疫苗,而且牛津的疫苗、Novavax疫苗也都用到了王年爽的突变,王年爽是不是也要号称所有这些新冠疫苗他都是“大功臣”了?

 

王年爽究竟在新冠疫苗的研发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篇论文就能够看出来了,那就是《自然》杂志发表的关于莫德纳疫苗的设计的论文。这篇论文总共有62个作者,里面有王年爽,但是他排在第46位。现在对论文的作者究竟在这项工作中做了什么样的研究,都是要注明的。那篇论文注明的王年爽对这项研究的贡献是提供了新试剂或者分析工具。这表明王年爽实际上没有参与这项研究,只是提供了一些材料,挂名而已。排在王年爽前面的还有40多个人,那些人大部分是实际参与设计、研发莫德纳新冠疫苗的,里面有好几个也是中国人。王年爽作为一个没有实际参与研发的挂名作者,就敢吹嘘自己是研发莫德纳疫苗的大功臣,前面那几个实际参与了研发新冠疫苗、而且不是挂名的中国人,是不是更可以说自己是研发新冠疫苗的大大大大功臣呢?他们没人这么说,脸皮没有像王年爽那么厚。

 

王年爽为什么敢在国内这么吹嘘自己呢?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要为自己的前途铺路。王年爽在美国的那家实验室做了6年的博士后,一直到去年因为新冠疫情,借着这个东风总算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在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做入门级的研究人员,职称是“科学家”。该公司就是川普被新冠感染以后给他提供单克隆抗体治疗的那家公司。去了这种公司工作,就没有机会再回头搞学术研究。可能王年爽就想着,炒作一番,把自己打扮成“大功臣”,然后“毅然回国”,到某一个大学当教授?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人本质就是非常坏的一个人,就是一个骗子。有人把王年爽发的一些微博转给我,我才发现,这个人原来在新浪微博上很活跃,去年不停地攻击我、骂我,说他已经揭露我好多年了,说揭露我的历史比他研究冠状病毒还要久,说我的生物学的水平还比不上中国普通高校的一个博士生,说我做的科普都是“错误百出”的,说我揭露学术造假“都是为了打击异己”、“是有个人恩怨的”,说我是“最可恶的一个人”。还跟在王志安的后面造谣,说我“以安保的名义诈骗钱”,说我是一个“骗子”、“下三烂”,说我“做科普打假都是骗人的”,都是在“恨国误民”。总之,都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来造谣、攻击、诽谤我。

 

这就让我觉得很奇怪了。我跟他无冤无仇,以前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是按他自己说的,他自从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攻击我、揭露我了。为什么会对我充满这种变态的仇恨?我觉得只有一种人,那就是骗子或者是准备当骗子的人,才会对我这种揭露骗子的人充满了如此变态的仇恨。从王年爽把自己打扮成“新冠疫苗的大功臣”这件事,也证明了他的确就是这种人。当骗子的不是我,而是王年爽这样的人。

 

很不幸的是,中国现在就是骗子的乐园。复星公司研发的疫苗没搞出来,拿了辉瑞搞出来的疫苗给换一个名称,就可以宣布说这是它重度参与研发的疫苗。王年爽以前的研究跟新冠疫苗的研发最多是沾一点边,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是“大功臣”,而且媒体纷纷地在吹捧他。这种事情也就是在现在的中国才会发生。

 

2021.1.28.



质问饶毅:林可胜何曾被遗忘?

11 04 2021年

北大教授兼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近日在其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被遗忘的中国生命科学之父》,称:

 

“林可胜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还是一位有趣味的多才多艺的人。可惜的是,林可胜不为中国大众所知、也几乎为中国生命科学界遗忘了。2001年第一次写本文的时候是这种情况,2021年第三次发本文的时候,似乎仍然如此。”

 

似乎林可胜这么著名的科学家以前鲜为人知,还需要饶毅这个伯乐来隆重推出。这可真是莫名其妙。随便做一个检索,就可搜到几万个与林可胜有关的网页,网上各种“百科”都有详细介绍林可胜生平的条目,学术期刊、杂志、报纸上介绍林可胜的文章数不胜数,中国生理学教科书第一章会提到林可胜对中国生理学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过纪念林可胜的活动,央视做过介绍林可胜的专题片……几年前我与光明网合作做视频节目,有一期也是介绍林可胜。这是中国大陆的情况。台湾则至少出过三本关于林可胜的专著、文集(何邦立《林可胜——民国医学史上第一人》、何邦立《林可胜追思论文录》、施彦《林可胜与民国现代医学的发展》)。饶毅出了什么幻觉,觉得到现在林可胜还似乎仍然被遗忘?

 

饶毅也许会说,那也是因为他在2001年发表了介绍林可胜的文章,才让大家想起了有这么一个历史人物。那时候饶毅就在嚷嚷林可胜几乎被遗忘了,文章标题叫《几被遗忘的中国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生命科学之父: 林可胜》。那好,我们就只来看看2001年以前的情况。在2001年以前,至少有4本书收录了林可胜传记或回忆文章:

 

回忆中国生理学先驱林可胜教授.张锡钧.见:中国生理学会编辑小组编.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118-123

怀念爱国教授林可胜.荣独山.见: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话说老协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431-436

我在林可胜教授指导下当进修生.王志均.见: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话说老协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437-440

林可胜.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王志均.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596-605

既开风气又为师——林可胜先生传. 王志均,陈孟勤主编.中国生理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3,236-243

 

在2001年以前,至少还有13篇期刊文章或会议论文介绍过林可胜的事迹或工作:

 

纪念卓越的生理学家林可胜教授 孟昭威,吕运明,王志均 生理科学进展 1982-12-31

我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林可胜 闻佳 生物学通报 1986-01-31

回忆中国生理学先驱林可胜教授 张锡钧 生理科学进展 1986-07-02

中国近代生理学的发展与中国生理学会——纪念中国生理学会成立六十周年 陈孟勤 生物学通报 1986-10-28

《中国生理学杂志》和《生理学报》六十年 生理学报 1987-12-27

抗日战争中救死扶伤的华侨生理学家林可胜 陈民 抗日战争研究 1992-07-01

林可胜:中国近代生理学的奠基人 王志均 生物学通报 1994-01-20

林可胜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吕运明 贵州文史天地 1995-10-15

战火中飘扬的中国“红十字”——林可胜与救护总队 李筑宁,李丽 党史纵横 1996-09-15

庆祝《生理学报》创刊70周年──缅怀林可胜、冯德培二先生 王志均 生理学报 1997-12-25

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林可胜博士 曹育 中国科技史料 1998-03-30

20世纪中国生理学的发展 陈孟勤 科技进步与学科发展——“科学技术面向新世纪”学术年会论文集 1998-09-01

中国近代生物学领袖 刘学礼 科学中国人 1999-03-15

 

这些文章对林可胜的介绍有的比饶毅那篇文章更全面、详细,例如曹育《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林可胜博士》一文长达1.5万字,引用的参考文献达66篇。饶毅那篇3千多字的文章也许让更多的人了解林可胜,但以为中国大众乃至中国生命科学界都需要从他那里才知道林可胜的事迹,则未免太狂妄。这种狂妄反映了饶毅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大有问题。林可胜究竟有没有被遗忘,是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在网上和文献数据库搜一下就可以知道的,但是饶毅连这种举手之劳都不知道或不愿意去做,20年前吹嘘自己是重新发现林可胜第一人,20年后依然如此,然后享受着星宿派弟子们的肉麻吹捧和膜拜。

 

至于饶毅把林可胜称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也是言过其实的。生命科学是一个无比庞大的研究领域,包括许多学科,而林可胜的研究工作只局限于生理学,对他的评价更确切的说法是中国生理学奠基人、创建者或先驱。其他生命科学领域有人比林可胜更早在中国做研究,例如动物学家秉志、植物学家钱崇澍和胡先骕,都比林可胜更早从美国留学回中国做研究,秉志还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这种乱戴高帽,也反映了饶毅一贯的概念不清、思维混乱。

 

2021.2.13.



富豪科学家潘建伟

29 03 2021年

前一段时间大家被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给刷屏了:中国科大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建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量子计算机,取名“九章”,以纪念中国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国内新闻报道说,这台量子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是电子超级计算机的一百万亿倍,是谷歌去年建造的量子计算机“悬铃木”的一百亿倍。这台计算机运行200秒,超级计算机要运行好几亿年才能够得到相同的计算结果。

 

拿不同种类的计算机比运行速度是比较主观的。谷歌的“悬铃木”量子计算机2019年建造出来时发了一篇论文,说这台量子计算机运行200秒相当于IBM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运行一万年。论文发表以后,IBM的人不服气,认为是高估了,其实也就是相当于IBM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运行2.5天而已。一个说一万年,一个说2.5天,估计的差别就这么大。

 

有人可能会说,跟电子计算机去比运行速度可能是比较主观的,但是谷歌的“悬铃木”也是量子计算机,同样是量子计算机是不是就能比呢?谷歌的那台量子计算机号称是53个量子比特的,“九章”量子计算机号称是76个量子比特的,理论上是要快多了。但是新闻报道没有提的是,谷歌的量子计算机是可以编程的,而“九章”量子计算机是不能编程的。不能编程的计算机还可以算是计算机吗?这就让人很疑惑。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严格地说也是不能编程的,它只能算线性方程组,但是,只要是线性方程组,输进去了它就能算。而“九章”连这点都做不到,它只能算一道应用题。只能算一道题的计算机怎么能够说是一个计算机呢?

 

“九章”量子计算机的全称叫做“高斯玻色分布量子计算原型机”,只能算“高斯玻色分布”这一道题。这是量子力学的一个问题。“玻色”指的是“玻色子”,是一类粒子的统称,光子就属于玻色子。潘建伟他们号称建的是“量子计算机”,其实是拿光子做了一个实验,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验,用了100台的干涉仪、25台的压缩机、100台的超导单光子探测仪,看看能够探测到多少个光子。在一次运行中他们用这100台探测仪探测到了76个光子,然后就说这是76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但是在平常他们只能探测到43个光子,那是不是就又变成了只有43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这个“量子计算机”还会打摆子,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如果只有43个量子比特,那不是比谷歌“悬铃木”的53个量子比特还要少吗?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光子取样的实验而已,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而且,这个实验是花了巨资来做的。国外以前有人做过这种玻色取样的实验,一般也就是能够探测到几个光子,潘建伟他们能够探测到几十个光子,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当然用到的仪器设备、花的经费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我看到国外媒体报道专家的评论说,让他们震惊的是这个实验的规模这么大。这个实验的规模如此的大,用到了100台干涉仪、100台单光子探测仪,而且因为需要超导,还要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来做实验,这么大规模的实验,当然要花非常多的钱。

 

国外那帮专家看到论文时想必在感叹,你们中国人现在是太有钱了,我们可做不起这样的实验。就像几年前潘建伟用一亿美元发射了一颗叫做“墨子”的卫星,就是要做一个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量子纠缠实验,这个大手笔当时也让很多国外的专家非常震惊,纷纷感叹“太有钱了”、“这种规模的实验我们是做不了的”。花这么多的科研经费,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结果也就是发了一篇论文。号称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面发了一篇高档次的论文,然后传回国去给大家打打鸡血,煽动一下民族主义的情绪,满足一下民族“自豪感”。

 

而且潘建伟又可以乘机捞钱了。潘建伟不只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是“科大国盾”公司的创建人和最大的个人股东。这家公司号称是做量子通信的,已经上市了。有很多股民很相信潘建伟说的量子通信现在已经有实用价值了,要搞量子通信的干线了,股价就一路地飚升。根据潘建伟在这家公司占的股份可以算出来,他已经有20多亿的身价。而且潘建伟已经套现了。在这家公司上市之前,他已经从另外一家号称也是做量子通信的公司套现5个亿。所以他已经不只是名义上有20多亿的身价,而是有5亿的现金在手,是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

 

潘建伟的这家公司号称要把潘建伟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转化成了技术,推向市场。但是潘建伟做基础研究的经费,包括发射一亿美元的“量子卫星”的经费是哪里来的?是国家的投资,不是潘建伟自己掏的钱。潘建伟用国家科研经费做出来的成果,把它市场化了,然后得来的钱放入了自己的腰包。这不就是无本万利吗?公平的话,潘建伟应该把国家的投资还回去。他现在已经有20多亿元的身价,国家以前的投资他完全还得起,应该把国家的投资给还回去,不然的话他由此获得的收入也应该属于国家的才对。

 

而且,潘建伟并不是变成了商人以后就不做研究了。他还是要继续搞科研的。他不是说发射完一颗“量子卫星”就完了,还要不断地发射“量子卫星”,号称要在2030年组成一个“量子卫星的网络”。发射一颗卫星就是一亿美元,不断地发射又要花国家多少的科研经费?

 

“量子通信”潘建伟已经吹了很多年了。好多年前他就已经吹嘘量子通信马上就要进入实用了,但过了这么多年,除了他把自己变成了亿万富翁以外,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实用的东西出来。现在量子通信眼看骗不动了,他又改搞量子计算了。潘建伟号称是“量子之父”,只要是跟量子沾光的他都要搞。他实际上起到的就是一个包工头的作用,用他的名气、关系拉来了钱,然后招一大堆人来干活。所以,不管什么样的量子——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或者别的什么量子,他都能做。

 

对于潘建伟搞的这些研究是一直有争议的,潘建伟却还要不停地搞,能够发论文“为国争光”,算他有本事。但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亿万富豪了,完全付得起科研经费,为什么还要拿国家的钱来继续做研究呢?是不是应该用自己的钱来做研究?而且,这是有争议的研究,如果花的是自己的钱,他要怎么折腾别人都无话可说。他如果真的那么相信自己的研究是真实可靠、有实用价值的,为什么不花自己的钱?他如果花自己的钱来做这些特别费钱的实验,我没有一点意见。但是,他用的是国家的科研经费,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发论文给自己涨名气,又要到股市去捞钱,让自己的财产、身价再增加一些,国家的科研经费、纳税人的钱变成了他个人的投资。所以这种富豪科学家其实是学术巨骗,是国贼。

 

像潘建伟这样的富豪科学家不是个别的。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刚回国那一阵还在媒体上不停地说反对科学家办企业,说科学家就应该一门心思去做科研,不要把自己变成企业家、商人。然而,施一公现在也在办企业,跟他的妻子一起办了一家制药公司。这家制药公司最近也上市了,施一公夫妇也有了15亿的身价,虽然比潘建伟少一点,但是也把自己变成了亿万富豪。这家制药公司根据的成果也号称是施一公实验室做出来的,他也是拿国家的经费来做研究,然后把它转化成了技术,上市去捞钱。这跟潘建伟一样,也是无本万利。那么,他是不是应该把他以前花的那些科研经费给还回去?他以后的研究是不是应该也花自己的钱来做呢?

 

想把自己变成“富豪科学家”的还有的是,比如说施一公的朋友饶毅。饶毅夫妇现在也办了一家制药公司,也是想把自己变成“富豪科学家”。现在饶毅还没赚到钱,如果哪一天他的公司也上市了,也变成了亿万富豪,希望饶毅也能够拿自己的钱来做研究,而不要再拿国家的科研经费了。

 

?20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