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老师提出三大问题：
    一、李辉先生是不是“道德飙车”？
    二、文怀沙先生该不该“被撞”？
    三、谁有资格充当“文化判官”，清理“文化门户”？

    随后自问自答，
    一、我认为是，而且存在“主观故意”。
    二、我认为不该。
    三、谁都没有。

    不但句句都是总结性发言，而且连上帝都拉过来当同盟军：【《圣经》说，曾经有一群法利赛人去找耶稣，问他该不该用石头将一个“淫妇”打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她。结果，那些法利赛人一个个都放下石头，退了出去。】
    易老师那意思是说，李辉要不是完美无暇就不许“质疑文怀沙”，那我倒得问问，您易老师是光屁股的天使吗？您要不是，凭什么直接给李辉定一个道德飚车罪啊？按着您的说法，李辉提出个质疑都算飙车，您这手儿算不算是把李辉捆起来拿压路机碾啊？
 
    既然易老师拿圣经当依据，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圣经？要是看过圣经的话，应该知道耶和华老大可不是什么善茬儿：一边儿念叨着不让杀人（1），一边儿吩咐小弟治死这个弄死那个，不但还动不动就亲自出手来个种族大屠杀（2），不但星期天检点儿柴火得砸死（3），点香的时候拿错个火儿都得烧死（4），杀人、折磨人的手段还多种多样；老是跟信徒说贪婪不对不让人惦记别人东西（6），可是又规定凡是好东西都得归他（7），谁见他都不许空手来（8），揩他点儿油都得弄死（9）；让别人右脸挨了大嘴巴再把左脸送过去（10），可他在人间的首席代表挨了揍之后却跟唐僧似的：“我要是说错你告诉我哪错了啊，我要是没说错你凭什么打我啊？”（11）；信他的就罢了，不信的非但有罪，而且整死都不算拉倒，死了之后还得水深火热（12）；他天天告诉大伙儿这不该那不该、这是错那是罪，可什么事儿打他手里干出来就都应该了，就都不是罪了——这可不是我瞎说，圣经里边写得明明白白的。
    耶和华这人（神）怎么样，不能看他想干什么，而要看他干了什么，就冲他亲自干的和撺掇手下人干的那些事儿，按他钦定的标准，早该在地狱开个单间儿了。
 
    我为干嘛费这么多唾沫聊上帝呢？是因为易老师显然把自己当上帝了。其实易老师跟上帝还真挺象的：上帝最狠的地方不是杀人多，而是拥有制定规则和解释规则的权力，而且规则之多、之严让人实在难以遵守，一旦你不遵守，就是“有罪”了。不过规则太多了就难免互相打架，那到底怎么着才是对的呢？你只要记住一个原则就行：普通人干什么都不保险，即使什么都不干也难免有罪，只有上帝是唯一正确的——谁让上帝集立法司法执法于一身呢！这种双重标准的应用，让易老师和上帝一起，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可以自命为“道德警察”或者“道德检察官”，包括那些自以为道德高尚的人，也包括实际上道德高尚的人。因为真正的道德，一定是平等的。真正的道德，也一定是律己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反感某个人，可以看不惯、瞧不起，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因此而产生“道德霸气”， 更没有权力在公共空间动用“道德私刑”】
    照易老师说的，甭管多坏的人，你也不能揭露他，只能把话烂在肚子里头——可连几千年前的讲究以德服人的孔二哥也仅仅提出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都没说谁都不许揭露坏人，您易老师怎么就敢给所有人下了封口令了呢？易老师一边在道德上批评别人，一边说谁都没权利在道德上批评别人，您自己整出来的大封条怎么就封不住您自己的嘴呢？
    按照易老师的说法，谁都没权利揭露骗子，那怎么才能让骗子暴露出来呢？看来只有等骗子赚得盆满钵满之后良心发现，投案自首了。

    【实际上，正如何三畏先生 所言，李辉先生的“质疑”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抽离历史环境，追查历史道德”；二，“使用单边信息，追查他人隐私”；三，“使命过重，道德过剩，推论 过急，谴责过度”。在我看来，有了前两条，就是“超速”。如果还“过重，过剩，过急，过度”，那就是“严重超速”，是“飙车”了。
    就说第一条。但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约都知道，所谓“劳教”是怎么回事。那是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审判”，更没有“律师辩护”，就可以随便执行 的。其中有多少“冤假错案”，恐怕只有天知道！我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就有不少人曾经遭此“不白之冤”。相信李辉先生手中，也不乏此类案例。既然如此，李辉先生在公布这一“史实”的时候，就应该对案情做深入的调查，看看是真是假，有无冤屈。哪怕就是装装样子，也让人服气吧？然而他不。李辉先生的做法是：一方面公布文怀沙当年的“劳教号码”，以示“确凿无疑”；另方面又对“原本劳教一年，实际关押一十八年”的事实置若罔闻，不予深究。这就未免太不厚道，几乎是要“置人于死地”了。李辉先生如此作为，难道还不算“飙车”吗？】

    李辉先生对文怀沙的指责，恰恰没有抽离历史环境——【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李辉原文）】不但指明了文怀沙犯罪的年代、罪名的由来、更是说明了文怀沙一向有拉大旗作虎皮的习惯，而且胆量之大非一般人可比：那年头敢声称跟国家领导人很熟得多大胆子！
 
    使用单边信息、追查他人隐私就更可笑了，怎么单边了？李辉的质疑不都是跟文怀沙的说法一一对照着提出来的吗？文怀沙的公开信息不算信息？要说隐私，克林顿的金枪扎哪了岂不是更隐私？可好像美国人民没觉得这是隐私，连法院都紧着掺乎。易老师说他的朋友之中有不少在文革中遭遇了不白之冤，甭管这话是真是假，都跟文怀沙冤不冤没关系，冤假错案啥时候都有，别人冤不说明文怀沙也冤，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就事论事。易老师还让李辉去查文怀沙冤不冤——连文怀沙自己个儿都从来没为这事儿喊过冤，而且还亲口承认“无缝不下蛆，我这里有很多缝子”，您凭什么让李辉去替文怀沙拨乱反正？这不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吗？
    文怀沙也不是没替自己喊过冤，白纸黑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你说我岁数有假，我告诉你，我就那么大，你还别掰哧！
    ——你说我学问不够大，我告诉你，我著作短的三十三，长的一亿四！
    ——你说我当初进监狱是因为奸污妇女，我、我、我、我不理你！
    易老师这样的大才可千万别再来个什么“文老不屑于解释、清者自清”之类连鬼都不信的推测，这样可就太没技术含量了：跟奸污妇女比，学问差点儿，岁数假点儿简直就不算事儿，文怀老既然值得为岁数、学问费唾沫，怎么就不舍得为最大的这盆脏水打把伞呢？说实话，为奸污妇女判过刑这屁股确实不好擦干净：当初的证据、口供、法官、受害人万一还在怎么办？
 
    【“李辉先生在公布这一“史实”的时候，就应该对案情做深入的调查，看看是真是假，有无冤屈”】
    史实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李辉公布的文怀沙曾经因奸淫妇女入狱和劳教号码，是铁一样的史实，跟案情真假、文怀沙冤不冤无关。打个比方，如果我张胖子因为诽谤易中天先生被法院判刑三年，即使五年后有证据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并没诽谤易老师，案子改判了，那我因为诽谤易中天而入狱三年也是真正的史实，提到的时候绝对不能在史实俩字儿上面加双引号。这段话里史实两个字一旦加上双引号，正常的读者按照正常的逻辑和语法规则理解会认为这是反语。易老师作为能在央视喷《三国》的大才子不至于连什么是史实都不知道，更不至于连双引号的用法都搞不清楚，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易老师不是学问不够，而是屁股坐歪了。
 
    【对于“伪大师”一案，我同意何三畏先生的观点，文怀老应负一半责任。毕竟，他的“没有坚辞”和“半推半就”，给人的感觉就像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出来混，是要还的，文老得埋这个单。问题是，李辉先生要打假，把这件“假皇袍”扒下来就是，为什么还要把人家的内衣如何如何，也展览出来呢？更何况文老先生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摆出一副“我就是大师”的无耻嘴脸，或者“老子就不走斑马线”的蛮横架势，怎么就非得把人往死里整呢？】
     易老师您是不是光品《三国》了，没看过宋史？“黄袍加身”本来就是赵匡胤自导自演，就这样还只负一半责任？另外易老师您倒是教教我，怎么才能扒下外衣而不展览出来内衣？我个人从技术层面理解，如果除非文老爷子真空上阵，黄袍一去，直接就是光屁股，否则外衣一去，内衣曝光不可避免，露了内衣都算罪过，裸体曝光岂不更是罪不容诛？易老师这要求简直就是《威尼斯商人》里面割肉不许流血的翻版。《威尼斯商人》里面割肉不许流血的诡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法官偏心，乐意接受这个荒唐的司法解释，所以原告折了，要不夏洛克早就反问法官了：肉当然包括血，您见过没血的肉吗？——这也不让、那也不让，易老师您还不如直接说不许扒外衣呢！
     这让我想起八年前的一个电视剧《让爱做主》来了：徐静蕾责问出轨的男友王学兵：“我倒要问问你们这些男的，去了南方，说那儿是花花世界，出了事儿让人理解，到了乡下，又说太艰苦太寂寞，出了事儿也要人理解，那你们在哪儿出了事儿，我们才可以不理解呢？你告诉我！”
    ——按着易老师给定的规矩，这也不能质疑那也不能质疑，到底怎么样我们才能对骗子提出质疑呢？看了半天，合算易老师的规矩都是给揭露骗子的人立的，对骗子倒是“你办事，我放心”。

     能把自己的文字称为“真经”的主儿，除了传说中的佛祖，活人里面目前好像只有一个文怀沙，无耻到这个程度就算不是登峰造极，也差不多了，比【像某些人那样，摆出一副“我就是大师”的无耻嘴脸】，还要加上一堆更字儿，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那么大骗子实际上比老骗子还低一级，因此只有老骗子的桂冠才不算亏待了文怀老。
 
    虽说易老师的文章如鱼网一般千疮百孔，但易老师的精神境界却令人钦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文怀老一无亲二无故，如此仗义执言，确实令我辈汗颜。跟大多数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做法相比，易老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实乃当代雷锋！

    对于易老师这种崇高境界，我这种凡俗小人本来确实难以理解，但是看了下面这段话，我以为，我理解了：
    【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或如文怀沙先生所言，谁没有年轻过？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错误？如果都要“深挖细找”，岂非“人人自危”？再说了，你今天能揪“文怀沙”，明天就能揪“武怀沙”。如此这般，何时是了？】
     ——我再弱弱的加上一句：后天万一揪出个“易怀沙”，岂不更是……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此其仁也；素昧平生，拔刀相助，何其义也；只扒外套，不露内衣，谓之礼也；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大智慧也！易老师真乃四德俱全，只怕孟子复活也要大呼“偶像！”

（1）《出埃及记》20:13  “不可杀人”
（2）《出埃及记》 12：29  “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王位的法老的长子，直到监牢里遭囚禁的人的长子，以及所有头生的牲畜，都击杀了。”
（3）《出埃及记》31：15  “凡在安息日（即星期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
《民数记》 15：32～34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
《民数记》 15：35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4）《利未记》 10：1，2 “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5）太多了，《圣经》里到处都是，就不摘录了，什么石头砸死、火烧死什么的，上面已经列出的注释中也可以看到
（6）《出埃及记》 20：17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7）《约书亚记》 6：18 “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
《约书亚记》 6：18 “惟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
《出埃及记》 34：19 ：“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
（8）《出埃及记》 34：20  “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9）《利未记》 7：25 “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剪除。
（10）《马太福音》 5：39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11）《约翰福音》 18：22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耶稣说：“我若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12）《马可福音》 16:16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启示录》  21:8   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李辉先生，请勿“飙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0dfdq.html

李辉先生的“质疑文怀沙”，已经过去很是些时日了。如今旧话重提，是因为在已有不同证据和不同意见的前提下，李辉先生4月11日在“岭南大讲堂”再次指责文怀沙老人“欺世盗名”，而对自己的某些不足之处并无检视，由此引出了何三畏先生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叫《评析李辉“质疑”文怀沙的方法》，发表在2009年5月28日《南方周末》第25版。
我个人认为，这是“文怀沙事件”中最具有现代意识和理性精神的言论。这样的意识和精神，其实当时就有诸多先生表现出来，但被媒体和看客们的一片喧嚣和叫骂声淹没。前两天，我上网“百度”了一下，键入“何三畏”和“文怀沙”这两个关键词，只搜到何三畏先前的文章《道德终归是为了让人幸福》。新写的这篇，几乎无人理睬。
于是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是啊，“文案”既无新料爆出（比如与老先生“有染”之某女出来说话等等），媒体和看客们之不感兴趣，也在情理之中。
我不知道李辉先生是不是也准备不予理睬，但我希望他回应，建议他回应，也认为他应该回应。因为何三畏先生写这文章，并非要跟李辉先生“过不去”（我也一样），也完全无意替文怀沙先生“辩护”（说白了，那是他老人家自己的事）。何先生担着被人误解、攻击和恶炒的干系，作此“六千言书”，其实是要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所有文化人和批评者都不能不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在公共空间对另一个人进行“道德批判”和“道德谴责”，要不要有“规则”和“底线”？如果要，那么，它们又该是什么？
何三畏先生的文章，就实际上回答了这些问题，只不过以李辉为案例而已。根据何先生和我都同意的规则和底线，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李辉先生的“质疑文怀沙”，已经涉嫌在公共空间“道德飙车”，车速超过“70码”。而且，李辉先生把人撞飞以后，又有众多车辆来回辗了N次。文老先生若非身子骨特别硬朗，恐怕早就粉身碎骨。
因此，为李辉先生计，恐怕还是回应何三畏先生为好。不回应，就不但有“闹市飙车”嫌疑，还有“肇事逃逸”之嫌。当然，李辉先生完全可以推翻何先生和我都同意的规则和底线，然后提出他的主张。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由是之故，我欢迎媒体转载此文，也愿意听到不同意见，但谢绝“娱乐八卦式”的恶炒，以及借题发挥的人身攻击。毕竟，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需要理性的思考。非理性，请勿扰！
先说三点意见。
一、李辉先生是不是“道德飙车”？
我认为是，而且存在“主观故意”。请大家想想，杭州飙车案发生后，网友们为什么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胡斌“飙车”？就因为如非“飙车”，决不可能把人撞高五米，撞飞三十多米。再看李辉先生“质疑”的结果，又如何呢？是众多媒体和网民，在事实还没有完全弄清之前，就不加分析、不假思索，也不容文老先生自己辩驳地，给他扣上了“江湖骗子”、“文化流氓”的帽子。这对于一个文化人，无异于在精神上和舆论上宣判他的死刑。众所周知，即便是刑事案件，在法庭审理宣判之前，也只能“无罪推定”。面对一位抗战时期即已成名的文化老人，又岂有动用“道德私刑”，实施“集体谋杀”之理？
 我相信，后来事情的发展，已超出了李辉先生的预料，也未必是他的初衷，更非他自己所能掌控。但李辉先生作为“始作俑者”，却实在难逃其责。
那么，李辉先生的“飙车”，有“主观故意”吗？我个人认为有。众所周知，李辉先生的文章能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原因之一，是李辉先生在公众之中具有公信力；而李辉先生的公信力，又来源于他一贯的严谨作风。因此，尽管李辉先生既谦虚又谨慎地使用了“质疑”一词，但在公众心目中，却是“无疑可质”。因为大家伙信得过他李辉。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李辉先生这回却是一反常态，完全置自己的信誉于不顾，把自己一贯的严谨作风抛到了九霄云外。
 比方说，他居然在自己的文章中，公开表示对文怀沙先生的鄙视和憎恶。当然，作为公民和个人，李辉先生有权这样表示。他是如此地鄙视和憎恶文老，也可信自有其原因和理由。但是，作为一个被认为是“学者型记者”的媒体人，李辉先生的这种表示，却让自己的公信力大大地打了折扣。我们不禁会问，这样情绪化的表达，其所言之事靠得住吗？看来，李辉先生在把文怀老撞飞三十米的同时，至少也把自己撞飞了二十米。虽非“粉身碎骨”，却也“伤筋动骨”。此诚殊为难解。
实际上，正如何三畏先生所言，李辉先生的“质疑”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抽离历史环境，追查历史道德”；二，“使用单边信息，追查他人隐私”；三，“使命过重，道德过剩，推论过急，谴责过度”。在我看来，有了前两条，就是“超速”。如果还“过重，过剩，过急，过度”，那就是“严重超速”，是“飙车”了。
就说第一条。但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约都知道，所谓“劳教”是怎么回事。那是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审判”，更没有“律师辩护”，就可以随便执行的。其中有多少“冤假错案”，恐怕只有天知道！我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就有不少人曾经遭此“不白之冤”。相信李辉先生手中，也不乏此类案例。既然如此，李辉先生在公布这一“史实”的时候，就应该对案情做深入的调查，看看是真是假，有无冤屈。哪怕就是装装样子，也让人服气吧？然而他不。
李辉先生的做法是：一方面公布文怀沙当年的“劳教号码”，以示“确凿无疑”；另一方面又对“原本劳教一年，实际关押一十八年”的事实置若罔闻，不予深究。这就未免太不厚道，几乎是要“置人于死地”了。李辉先生如此作为，难道还不算“飙车”吗？
二、文怀沙先生该不该“被撞”？
我认为不该。没错，文先生的情况跟杭州飙车案的遇害者谭卓不同。谭卓完全是无辜的。文怀沙呢？好像有点“咎由自取”。比方说，没有坚辞“大师”头衔，甚至“半推半就”。这就相当于“不走斑马线”，或者“故意闯红灯”了。但是，行人没走斑马线，或者闯了红灯，就活该被超速的车辆撞死吗？然而李辉先生一见文怀沙“不走斑马线”，就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非得“飙车”冲将上去不可，这又怎么说呢？
是的，文怀沙先生的“三字真言”和“四部文明”，确实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文化成果”；作为“公众人物”，老先生也应该自律，应该带头“走斑马线”，以免产生“不良影响”。不过这也只能规劝，顶多也就是批评，没有因此就揭人老底，非得“穷追不舍”的道理。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予以澄清。有人说，李辉是在“打假”，因此应该肯定、支持。我看这话未免含糊。我的观点是：李辉的“打假”可以肯定，但不能 “全盘肯定”。因为“打假”也要有规矩，有道理，有尺度，不能说只要是“打假”，就天然有理、总是有理，就“墨索里尼”了。文怀沙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 ”？李辉先生坚定地说“不是”，我也认为不是，还认为没人是。但是，这顶“高帽子”，是文老先生自己用纸糊了，再戴在头顶上的吗？也不是，是别人在给他“ 加冕”。那么请问，你要“打假”，是该打“戴帽子”的呢，还是该打“扣帽子”和“做帽子”的呢？不言而喻吧！
其实，就连“扣帽子”和“做帽子”的，也要区别对待。这里面，有的是幼稚无知，有的是跟着起哄，还有的是给人戴高帽子戴惯了，甚至只是客气话。试想，如果诸如此类都要追究，岂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所以我认为，只有那些故意造假、欺世盗名、骗财骗色的，才应该打击。至于“胁从”，则可以“不问”。但可以做三点补充：一，文化人要自觉，不要别人送你什么“高帽子”，你就欣然接受，乐呵呵地戴在头顶上。告诉你，那叫“沐猴而冠”，只能留下笑柄。如果别人只是客气话，你却当了真，那好，结果必然是人家“当面叫大师，背后骂傻×”。二，媒体不要起哄。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有媒体大惊小怪地说，原来文怀沙不是公认的大师，我听了暗中好笑。哈哈哈，这年头，哪有什么“公认的”大师？所有的“大师”，都是“私认”的。三，我们自己，也要痛改吹吹拍拍的不良习气，不要动不动就给别人戴高帽子。
作为受旧传统影响颇深之人，我深知自己也未能免俗。因此，我在这里先向李辉先生鞠躬，感谢他的打假；再向公众鞠躬，为自己先前可能有的不当言论道歉！
当然，在此案中，文怀沙先生不好说就是“胁从”。对于“伪大师”一案，我同意何三畏先生的观点，文怀老应负一半责任。毕竟，他的“没有坚辞”和“半推半就”，给人的感觉就像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出来混，是要还的，文老得埋这个单。问题是，李辉先生要打假，把这件“假皇袍”扒下来就是，为什么还要把人家的内衣如何如何，也展览出来呢？更何况文老先生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摆出一副“我就是大师”的无耻嘴脸，或者“老子就不走斑马线”的蛮横架势，怎么就非得把人往死里整呢？
三、谁有资格充当“文化判官”，清理“文化门户”？
我的观点是：谁都没有。《圣经》说，曾经有一群法利赛人去找耶稣，问他该不该用石头将一个“淫妇”打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她。结果，那些法利赛人一个个都放下石头，退了出去。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或如文怀沙先生所言，谁没有年轻过？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错误？如果都要“深挖细找”，岂非“人人自危”？再说了，你今天能揪“文怀沙”，明天就能揪“武怀沙”。如此这般，何时是了？
因此，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可以自命为“道德警察”或者“道德检察官”，包括那些自以为道德高尚的人，也包括实际上道德高尚的人。因为真正的道德，一定是平等的。真正的道德，也一定是律己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反感某个人，可以看不惯、瞧不起，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因此而产生“道德霸气”，更没有权力在公共空间动用“道德私刑”。要知道，那可是“闹市区”。闹市区不是不能开车，但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同样，在公共平台上发表意见，也要遵守人类文明的共同约定。比方说，不能“在公共空间追查他人的隐私道德，无论是似是而非的或是真实确凿的追查”（请参看何三畏文）。违反了这个规定，突破了这条底线，就是“道德飙车”；而“飙车”，无论哪一种，都可能会死人的。
事实上，李辉先生这一回的“飙车”，之所以“飙”得理直气壮，就因为他的心中充满责任感、使命感和正义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能让文怀沙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如此“大义凛然”，确实令人敬佩，却也让人不寒而栗。因此很想对李辉先生说几句。先生的人品，我很敬重。先生的口碑，也一直很好。由是之故，奉劝先生听取何三畏的意见：“对自己倍加小心”。因为凡事都有一个“度”，过度，就会走向反面。过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正义感，会造成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有了这种“优越感”，很容易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圣斗士”。一旦看作“圣斗士”，又很容易变成“卫道士”。以我读书不多的经验，历史上的“卫道士 ”，恐怕十有八九不是“杀人犯”，便是“伪君子”。所谓“拿起笔，做刀枪”，除非是面对强权，否则未必是什么好事。
对待历史问题，我赞成俞飞先生的观点，那就是“既要有大智慧，更要有大慈悲”（2009年4月9日《南方周末》第31版），诚望先生采纳，并好自为之！

《南方周末》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份报纸，但是现在的《南方周末》已经令人作呕。2002年我看了《南方周末》上一篇《谁毁了她的博士梦？》之后写了一篇质疑的文章发给《南方周末》并多次去电询问，当事的记者打来了一个电话，盛赞该文水平很高，看似随意的问清楚本人只是一个普通读者而不是教育部的什么官员之后，就再无音信了。自那时起，我对《南方周末》的热情已大大降低，但是万万料想不到，今日的《南方周末》已经堕落到的何等的地步！

看了《南方周末》记者覃爱玲、沈亮、实习生祝莹莹发自北京的《北京二环飙车青年从良记》后我已经出离了愤怒：通篇文字除了回忆当初飚车的风光就是借飙车者之口给杭州飚车案中的民众扣上一顶仇富的帽子。记者摆出一副缅怀革命先烈的架势追忆那段疯狂的岁月，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偶尔怯生生的问上一句“你开这么快，是违反交通法规的吧？”被马路飚车手嗤之以鼻以后立刻噤若寒蝉。

本来以为记者弱智，编辑能明白点吧？没想到编辑更雷人：【杭州事件里，主角谭卓和胡斌的形象一度被推向了善与恶的对立两端。】

我倒想问问编者，既然您认为主角谭卓和胡斌的形象是被“推向”了善与恶的对立两端，那您能告诉告诉我您觉着是谁推的吗？既然是【一度被推向了】两端，那说明他们原来不在两端，现在也不在两端，那能麻烦您告诉告诉我他们原来的位置在哪儿、现在的位置又在哪儿吗？

   【在公众的印象中，飙车党多半与“不良富家子”联系在一起。尤其在发生了杭州飙车案，跑街青年胡斌撞死上进青年谭卓之后。
公众的印象确有合情之处。这些飙车族们因为家庭条件优越，大多认为自己的所得理所当然。对于杭州车案，飙车爱好者谢杨的看法是，只要上街，就会想着可能遇着危险，“选择晚上十一点后飙车，已是在为社会考虑”。】
看了上面这段，我不打算评论，我只有一种直接把谢杨塞到车轱辘底下的冲动——因为我没本事告诉没人性的人什么是人性。

【记者：你开这么快，是违反交通法规的吧？
陈(有点不耐烦)：那就应该规定不让跑车，或者能跑得快的车上马路，或者禁止厂家生产能跑得快的车，不就行了。
马上，他就不愿意再讨论关于自己飙车的事情，但愿意聊聊他对杭州飙车案的看法。】

我念的书少，可我要是记者，起码该接着问问陈少爷：“要是法律真的规定不让跑车，或者能跑得快的车上马路，你会遵守吗？”
记者咋就不问问，法律规定了不能超速，陈少爷您遵守了吗？这记者是真傻还是装傻呢？

【陈：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被一些仇富的人放大了。
记者：这个事件成了抗议社会不公正的发泄口。
陈：有什么不公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挺公正的。
记者：可能因为你家庭环境比较好……
陈(有点激动)：我觉得没什么不公正的！有钱人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仇富没道理。有的是父亲有能力赚的，有的是父亲的父亲赚的。但是你不能认为这就是不公正。这么一直推下去，到哪一步为止？】
 “这个事件成了抗议社会不公正的发泄口”——你还不如直接说“杭州飚车案没什么，就是被有些人给借题发挥了”呢！

大家认为不公正不是因为胡斌有钱，谭卓没钱，而是因为作为有钱人的胡斌早有超速50%以上的记录而没有被吊销执照，是因为胡斌改得很夸张的车可以顺利的通过年检，是因为胡斌越过双黄线撞死规规矩矩走人行道的谭卓之后居然说：“是他撞我的！”，是因为一个150多斤、1.76米的人被凌空撞出37.3米远后，警方居然公布当时的车速只有70码（公里）而这个70码说法的来源居然是肇事者和他的同伴！
接陈少爷接着记者的话茬儿大谈所谓“仇富没道理”——您知道什么叫仇富吗？

【如今，只有谢杨是圈子里还钟情于狂热跑街的极少数人之一。
在北京玩改装车的群体中，他是极少数的“富二代”，家资超过10亿。而其他人的家庭环境则属中上，绝称不上大富之家。
与陈震一样，谢杨也在脖子上带了条金属挂件，有点“不良飙车青年”嫌疑。但除此之外，他谈吐随意，更像个邻家男孩。
今年23岁的谢杨，在飙车族里年纪偏小。他的玩车故事与张博大同小异：从小爱车，出国读完书后，家里送了一辆车。平时“没什么事干”，同期回国的朋友们也“没什么事干”，大家都在玩车，他也就玩开了。
他的疯狂也延续前辈，他喜欢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四点间飙车，一遇到那些从夜店开出来的跑车或改装车，加油便追。一天晚上跑光两箱油，一个月二十多张超速单，超速罚款好几千……这样玩了一年多，已经有好多人认识他——包括工体北门的查酒交警。不过，那位交警只管查酒，不管谢杨是否超速。】
我真的为自己身为一个北京人而羞愧！北京的交警对付老百姓的时候雷厉风行，对付身价十亿的阔少时选择性失明——我就不信一个月二十多张超速罚单的主儿没有一次超速50%以上，谢大少怎么还能有执照呢！还有当年的二环十三郎十三妹们，为什明摆着超速50%以上，要证据有证据、要证人有证人，要口供有口供，还是人家主动说的，他们怎么就没被依法吊销执照？
——无语了，只能捧捧陈少爷的臭脚：“我觉得没什么不公正的！”——你说的“太对了！”

北京二环飙车青年从良记:曾经37.2公里路用13分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04日11:59  南方周末
北京二环飙车青年从良记:曾经37.2公里路用13分
“二环十三郎”之一的陈震为数寥寥的曝光照之一，他现在说自己很忙，已经不玩了
■编者按：杭州“70码”事件引发的公众对城市飙车族的声讨，至今余澜未消。在北京，曾经的极速传说“二环十三郎”，也再度被网友挖掘而出。杭州事件里，主角谭卓和胡斌的形象一度被推向了善与恶的对立两端。而北京故事，却提供了一份意外的关于“不良青年”的成长记忆，他们的飙车时代正如他们的车速，昙花开过，往者往矣。
“你看，请这样工人的人，会是那种追求新奇刺激、不务正业的不良青年么？”贾冰指着门外一个汽修工人，笑着说。那个工人胖胖的，不修边幅。
如今的汽车改装店老板贾冰，是曾经轰动京城的“二环十三郎”见证者之一，是昔日飙车圈里的核心人物，虽然他自己并不跑街。
在杭州飙车事件发生的半个月后，北京5月底的炎热下午，贾冰在自己的改装店里力图向记者说明，曾经风光无限的“二环十三郎”们早已风云流散，大多“从良”，成为刻苦赚钱、好好做人的中产上进青年。似乎胡斌也能成谭卓？
而三年前的夏天，正是北京的飙车盛季。每当晚上八九点钟，车行如流的北京二环主道上，不时可见几辆改装车，在车流中钻绕穿行。那时，还有其他各式改装车在路口聚集，二十多岁的年轻车主们前来观摩助阵，高喊，欢呼。
以二环为赛道，比拼谁能以最短时间跑完一圈，这是当时北京改装车玩主圈子一度迷恋的核心游戏。顶峰时，圈子里有一两百台各式的改装车，驾车手多达一百多人，构成了规模盛大的北京飙车圈。
白天，他们蛰伏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间，夜晚则在二环路上亢奋急行，无所顾忌。他们既是城市生态中的另类传奇，也给城市安全笼罩上巨大阴影。
现在，这个在外界看来兼有“不良富家子”和“另类青年”形象的群体，谈起往昔，已觉恍若隔世。“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他们说。
极速年代
“我们是可以创造北京公路最速传说的人！”
贾冰的朋友，张瑨、张博、陈震是这个圈子的名副其实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共同封号是：“二环十三郎”——飙完全长37.2公里的北京二环路，他们只用13分钟。这意味至少170公里的时速，是二环限速的两倍多。
这些昔日的飙车者大多生于1983到1986年之间，家境不错，北京人，彼时暂处于无正式职业的空档期。
“二环十三郎”之一的张博就是个典型代表。2003年，18岁的北京青年张博在国外读了两年大学后，因为“怕吃苦”，就不想读了，回到北京。
他因为“没什么事儿干”，家庭条件也不错，就开始玩车，以此“释放自己”。那时候北京的道路还没什么摄像头，“玩得特别痛快，很疯狂”。改装车也不多，转几圈人就熟了。
不久，他认识了张瑨。张瑨是专业赛车手，从小学赛车，技术熟练。“因为都爱玩车，又都是北京人，家庭环境相当”，两人成了好朋友，天天在马路上互相超车，或是追逐路上其他快车。
2005年初，一个同样玩改装车的青年约他俩赛一圈二环。14分钟，他俩很轻松地赢了。“刺激，挺有意思，特别是追车把人逼急了的时候”，这是他俩的共同感受。
从此，两人没事就在二环三环上追赶速度。作为玩车圈里技术出众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玩法也带动了大家的热情。于是，二环逐渐成为了大家的主要“赛道”，他俩也成为了“二环十三郎”的两大主角。
而另一主角陈震，也非常热衷这一游戏。不仅多次与人上街比赛，为方便联络和组织活动，还在网络上自建了“二环”的论坛，在论坛创建的那天，他在公告中贴出标语：“我们是可以创造北京公路最速传说的人！”
除了一般的飙车，“正式”比赛是当时圈子里的盛事。这种比赛，有时是为了向高手挑战，有时则是朋友为了看看热闹，鼓动高手间的竞技。
极盛之时，他们一周相聚一次。大多在晚上八九点多钟，当北京的大排档出摊，他们也开车出发。在张博印象中，总共比了十多次，“每当有比赛，全北京的改装车几乎全部出动，足有二三百辆，那阵势……”
“70码”是与非
“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被一些仇富的人放大了。仇富没道理。”
“那时很狂热，从没考虑过别人的安全，万一出了事，由家人来搞定。”“从良”后的张博说，“杭州飙车案的肇事者胡斌，挺像曾经的我。”
在这个自我意识强烈的小圈子内，张博已算是有些反省精神的一位。他一直“隐隐地”觉得飙车“算不得什么光彩的事儿”，所以也不太愿意跟人说起。
外界的褒贬态度，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离得太遥远。他们最看重的，是自己亚群体的认同。“你跑得越快，这个小圈子就越尊敬你。”张博说。他指了指自己的路易威登钱包，说，当大家都流行用它，你不买一个，就显得不合群，好像没个身份。“其实法国人也不用这个。”他又自我揶揄，个体拗不过圈子的习气。
在公众的印象中，飙车党多半与“不良富家子”联系在一起。尤其在发生了杭州飙车案，跑街青年胡斌撞死上进青年谭卓之后。
公众的印象确有合情之处。这些飙车族们因为家庭条件优越，大多认为自己的所得理所当然。对于杭州车案，飙车爱好者谢杨的的看法是，只要上街，就会想着可能遇着危险，“选择晚上十一点后飙车，已是在为社会考虑”。
“自我”，在陈震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陈震瘦高个儿，神情冷淡，左耳的耳钉反射出钻石般的光芒。脖子上也戴着根粗粗的金链。
记者：你开这么快，是违反交通法规的吧？
陈(有点不耐烦)：那就应该规定不让跑车，或者能跑得快的车上马路，或者禁止厂家生产能跑得快的车，不就行了。
马上，他就不愿意再讨论关于自己飙车的事情，但愿意聊聊他对杭州飙车案的看法。
陈：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被一些仇富的人放大了。
记者：这个事件成了抗议社会不公正的发泄口。
陈：有什么不公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挺公正的。
记者：可能因为你家庭环境比较好……
陈(有点激动)：我觉得没什么不公正的！有钱人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仇富没道理。有的是父亲有能力赚的，有的是父亲的父亲赚的。但是你不能认为这就是不公正。这么一直推下去，到哪一步为止？
事实上，一个说法在这个圈子里流传甚广：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好爸爸。
与陈震一样，贾冰认为杭州事件闹得那么大，主要也不是飙车的错。在他看来只是因为肇事者的超跑(超级跑车)朋友轻佻地口出狂言，说什么找人摆平，才引起公众的反感。要不然，也就是“一起普通的车祸”。
他们对超跑族，一边贬其“太傲慢，技术差”，另一边，又带着些隐隐地羡慕，甚至嫉妒，如果能用改装车跑赢那些昂贵的跑车，心里就会觉得“特别爽”。
在几十万的改装车与几百万的跑车间，有一道被金钱与地位劈开的深谷。但若问及，等他们有了钱会不会也去买超跑，多人的答案是：当然。
“从良”的理由
年轻玩主们离开 “赛场”更多是因为各自生活的变化，而非意识到了带给社会的风险。
往日的盛况，在张瑨和陈震被抓之住后，戛然而止。三年前，陈震和张瑨在二环追逐时被交警围堵捕获，他俩以“危害社会治安”被拘七天。
在谢杨的印象中，从那以后，再想约人出来跑街，就“约不动了”，无论是张博、张晋、陈震，还是别的人。“说出来喝酒泡吧行，但说出来跑车，没人来了。”
现在，关于“从良”一事，贾冰摆出了各种证据。比如，聘请了朴实工人，比如，陈震已婚。再比如，陈震和张博都改开宝马，而且“很慢很慢”，“谁会拿宝马在路上乱飚？费车！而且太慢了！”就连贾冰那头引人注目的红发也已变成了板寸，进入“平凡人”之列。
事实上，在陈震他们被抓之前，张博就已经不怎么玩车了。自从他有了女朋友之后，为女朋友负责、不让她担心，成了要务。
两年前，当他开始尝试着自己做生意时，拿着家里给的钱，被人骗过好多次。“家人最可靠”，他由此得出了结论。他说他要为他们好好活着。
张博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去年，他开了家小旅游公司，现在生意基本正常。“每月稳定收入一两万，还是花自己赚的钱舒服。”他说，这个感觉比飙车赢了比赛更加良好，“说白了，这社会就是要有钱”。
在他看来，放弃飙车的原因除了交通管制更严，社会指责更盛外，更重要的是：以前年纪小，处于青春过渡期，家庭和社会给予的压力都不大。而现在慢慢都长大了，有了事业的起点，不再会随意游荡。
现在，张博偶尔还会“开得快些”，前一阵还跑过270、280码。每买一辆车，他也还是要改一改，“改了车，有个性，回头率高”。这都是飙车岁月的遗痕。不过，他说这已与以往大不相同：
以前只要看到车就想超，一开快车，血全往大脑涌，什么都不想。
现在就比较冷静，看看周围没车什么的，兴致来了，跑一段。再不就是车上有朋友，尤其是有女性朋友，“显摆呗”，不过跑一段，就慢下来，不会像以前那么嚣张了。
看起来，年轻玩主们离开“赛场”更多是因为各自生活的变化，而非意识到了带给社会的风险。陈震也很少飙车了，“很忙，没空”。三年前做的事少，就是转卖一些汽车零配件。一年多前，他开了现在这家汽修厂，已经有了十多个工人。
而当年被称为“二环十三妹”的姚瑶，如今也金盆洗手。“危险。”她觉得。两年前，一位曾经常教她开车的朋友，在青岛因飙车出车祸身亡。几乎同时，她自己在一次深珠高速飙车中，差一点与一辆大货车相撞。从那以后，她越来越小心。
一个人上路
“二环十三郎”们的飙车时代正如他们的车速，昙花开过，往者往矣。
如今，只有谢杨是圈子里还钟情于狂热跑街的极少数人之一。
在北京玩改装车的群体中，他是极少数的“富二代”，家资超过10亿。而其他人的家庭环境则属中上，绝称不上大富之家。
与陈震一样，谢杨也在脖子上带了条金属挂件，有点“不良飙车青年”嫌疑。但除此之外，他谈吐随意，更像个邻家男孩。
今年23岁的谢杨，在飙车族里年纪偏小。他的玩车故事与张博大同小异：从小爱车，出国读完书后，家里送了一辆车。平时“没什么事干”，同期回国的朋友们也“没什么事干”，大家都在玩车，他也就玩开了。
他的疯狂也延续前辈，他喜欢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四点间飙车，一遇到那些从夜店开出来的跑车或改装车，加油便追。一天晚上跑光两箱油，一个月二十多张超速单，超速罚款好几千……这样玩了一年多，已经有好多人认识他——包括工体北门的查酒交警。不过，那位交警只管查酒，不管谢杨是否超速。
谢杨觉得赛车没有跑街好玩。“赛道里车只有那么几种，又都是认识的人。”他说，“而跑街什么车都可能出现，什么事都可能出现，每次变化多端，新鲜，刺激。”
他觉得自己对开快车和改装车永远不会厌烦。“改装技术无极限。”他说，他的热情会伴随新配件的诞生而换代升级。
现在，“飙车的‘黄金时代’不再。”谢杨叹息说，为了“过瘾”，他只好一个人上路。
就在那批前辈陆续隐退江湖之后，北京也出现了一些新人，但各自为战，互相来往不多。“一起跑一次，跑完后留个电话，以后就没怎么联系。”谢杨说。
前辈贾冰将北京“新一拨的玩车人”概括为：25岁以上，中产，有自己的事业，理性，跑赛道。这与当年的他们有了质的区别。
在贾冰的店里，就有一位这样的“新人”。他长相清俊，鼻梁间用淡金色抹了一道，这使鼻梁看起来更加高挑。“跑街很低级，只有没理性的人才会喜欢。这既不利于车技的提高，又违法，还很危险。”他说。
他的理念与前辈们已大相径庭。“二环十三郎”们的飙车时代正如他们的车速，昙花开过，往者往矣。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覃爱玲 沈亮 实习生 祝莹莹 发自北京

    苏先生言道：【应届毕业生扩招1万人，相应地减轻至少1万人的就业压力。同时，满足了这1万人继续求学深造的需求，为国家未来多培养了1万名更高一级的人才。这起码是一举三得的大好事，相信全社会有识之士都会举双手赞成。】
    真不知道苏先生是不是喝高了，要这逻辑，扩招1000万岂不更是利国利民？

    既然扩招是保增长的良方，那《北京晚报》是不是也该扩招拉动内需？《北京晚报》诸多员工的生活早已小康中康直奔大康，每月工资虽多，但啥也不缺，没什么大需求，钱揣在兜里不能为保增长做贡献。不如扩招个万儿八千的应届毕业生，一来相应减少了上千人的就业压力；二来保证了这万把人的收入；三来满足了有志于投身媒体事业的一干人等的需求，为国家未来多培养了一万多喉舌；四来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带动各行业扩招拉动就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起码是一举四得的大好事，相信全社会有识之士都会举双手双脚赞成。

    要是苏先生觉着《北京晚报》的工作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那我倒想问问您，大学是是个人就能上的吗？我国实行9年制业务教育制度，小学、初中是强制义务教育，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必须接受，不存在扩招问题。能够扩招的是高中（包括中专、职高）、大学（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高中、大学的进入是竞争性的，现有的高中、大学，并非普遍教育。看看现在的升学率：
《北京高考升学率破75% 二志愿平行提高录取率》（腾讯教育频道： http://edu.qq.com/a/20080928/000035.htm）；《上海08高招录取率85%共录取考生82978名》（搜狐：http://learning.sohu.com/20080811/n258786254.shtml）；还有更猛的：《哈市高考升学率达93% 明年9月施行高中新课改》（腾讯教育频道：http://edu.qq.com/a/20061215/000146.htm）——高等教育这块肉里面注的水已经够多的了，再下狠手就是往水里扔肉了！

    近几年北京成人高考经济管理类专升本录取分数线：
    2004年 288
    2005年 229
    2006年 170
    2007年 155
    2008年 150

    我1993年高考时只考上了大专，2005年成人高考专升本（考数学、政治、英语，每门150分），我数学150、政治104、英语86（惭愧，多年以来，英语一直很差），我当时32岁，属于25周岁以上人员，还可以加20分投档。

    考数学的时候吓了一跳：忒容易了。我从初中以后数学就没好过，就算这次卯足了劲，顶大了也就是个很一般，连我这样儿的都只花了一半时间就做完了，还满分，各位就想想这题有多简单吧。英语也不算难，就是我太差。政治没什么，就是背。

    这么简单的考试，分数线还连年跳水，明摆着稍微像样点儿的都已经被越扩越大的全日制教育一网打尽，剩下的……扩招的网已经太大、眼已经太密，连猫鱼都捞差不多了，就剩下点儿虾米，当然，有些人能力挺强，可经济、身体之类的不行，只能用参加成人教育，但这种人太少，不具备统计学意义。再说了，这些人本来就不是因为招生名额少才没被录取，就算再扩招，扩招到录取率200%，该上不起学还是上不起学。

    记得当年有个电影叫《肖尔布拉克》有个情节是学校招老师，男主角过去一亮高中毕业证，招聘的立马儿说：“行，明天出发！”（大意）——现在您就是亮出个博士的毕业证，人家还得看看是不是名校的，即使博士是名校的，还得看本科、硕士的出身。明摆着就是通货膨胀，文凭贬值，甲A变成中超，除了名字好听了，难道技术升级了？ 甭跟我说发达国家整体的大学生比例更高，那是人家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结果，您要是非打算短时间超英赶美，只能粗制滥造。

    现在的扩招纯粹是为了扩招而扩招，对能力低标准，对学费高要求，把人民有限的收入投入到无限的收费事业中去。一边儿是大城市居民正在趋近1：1的高考入学率，另一边儿有能力的学生因为穷要么考上没钱上，要么根本就不敢考，更多的是连高中都没钱上，这种针对钱的扩招，除了增产贴着大学生标签的中学生之外，还能干点儿嘛？

    【这么说吧，大学多进一个学生，全社会至少4年时间减少一个就业人员。4年之 后，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好得不得了，这些孩子毕业时就比较容易就业了。——您怎么没说大学多进一个学生，社会上就至少增加一个背上沉重包袱四年的家庭？【4年之 后，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好得不得了】——您知道您这话值多少钱一斤吗？四年之后挣钱的日子有多好先不说，您能告诉我这四年掏钱的日子应该怎么熬过去吗？

    【根据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高考报名总数为100335人，全国统考和高职单考单招总数比去年减少17000人。目前根据掌握的情况来看，今年北京高考录取率有望达到80%，而去年高考录取率是75.9%。】
    【由以上数据研判，大概有1万多人考不上大学。这1万多名高考落榜生，与考上大学的同学相比，有点差距，差距不会太大。高中三年能够读完，有实力考大学，能差到哪去呢？当年钱钟书考 进清华，数学才15分，这些同学未必个个数学15分吧。我们的落榜生，不过是大学招生名额有限而造成的落榜，其中还有相当一批人是因为各种非智力因素而一 时考糊了，并不说明学习能力差。假如不是因为招生名额和大学师资、住宿等条件的限制，让这些落榜生去读大学，我不敢说100%都能够合格毕业，99%是可 以成为合格的大学毕业生，绝无问题。这里还排除了一些大学“严进宽出”的因素。高考时差几十分，经过4年的大学认真苦读，完全可以补上。】

    苏先生的数据倒是跟我的不冲突，就是看问题的方向反着：都百分之八十录取率了还考不上，得差成什么样啊？您能告诉我《北京晚报》招聘时候的录取比例是多少吗？跟考上了的没太大差距？别拿鸡头比凤尾，什么叫平均水平您知道吗？【我们的落榜生，不过是大学招生名额有限而造成的落榜】——我说怎么奥运会不让我参加呢，原来是因为奥运会参赛名额有限造成的，我跟能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们相比，有点差距，但差距不会太大——既然差距不大，那高考取消算了，高中毕业直接就近进大学得了。

    靠扩招的方法让人人都上大学，等于人人都不上大学。什么是上大学？大学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就是从芸芸众生中选出相对优秀的一部分人接受的更进一步的教育，玩儿的就是差别，人人都是高等，谁是低等？没了低等也就没了高等。

    我绝对赞成人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人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绝不等于人人都上大学——尤其是为了算计家长兜里的钱而上的大学。

附

《扩招是保增长的一个良方》
    市政府本周出台的促进就业措施有15项之多，首项措施为各类应届毕业生升学规模增加1万人左右。其中包括扩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规模，增加高职升本科的接收院校及扩大升学规模，扩大中职升高职招收规模。
    应届毕业生扩招1万人，相应地减轻至少1万人的就业压力。同时，满足了这1万人继续求学深造的需求，为国家未来多培养了1万名更高一级的人才。这起码是一举三得的大好事，相信全社会有识之士都会举双手赞成。
    今年以来，本报今日快评为大学扩招一事发表了多篇评论，众多读者来信来电表示支持。北京的教育资源，在全国数一数二。充分发掘和利用好首都的教育优势，功在当下，利在千秋。首都各方面的竞争力，特别是长远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首都教育持续不断的大发展。
    当前，全球各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都在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措施保增长，保民生。本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就任以来首次教育政策 演讲，提出减少中学辍学率、打破教师薪酬“大锅饭”、提高公立教育个性化等设想，并希望在2020年前美国成为世界上高校毕业生比例最高的国家。奥巴马 说，减少中学辍学率是一项新的“国家首务”，他呼吁对占全美一半辍学率的2000所中学予以特别关注。“这是治疗经济下滑的一个药方，我们知道，今天在教 育上比我们做得好的国家，明天将比我们更有竞争力。”“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拥有高中以上文凭，高中辍学不应该是（人生）选择之一，这不仅是自暴自弃，也是 对国家的放弃。”
    中国正在制定未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我们的纲要，能否提出一些刚性的指标，比如在2020年前成为世界上高校毕业生比例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又比如说，在2020年前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高中以上文凭？如果我国的教育追赶不上美国，我国的长远竞争力从何而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奥巴马政府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除了有410亿美元拨付给各地方学区，还将拨付790亿美元用以缓解州财政在教 育投入上的缺口，同时拿出210亿美元用于改善学校软硬件设施。仅此三笔钱，就达到1410亿美元。我们急需参照美国的教育投入比例修订我们的纲要和预 算。我们完全可以从2万亿外汇储备中，动用十分之一即2000亿美元投入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状况。从严格意义上说，用举国之 力办教育，把保教育增长放在保一切增长的首位，这比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和世博会更加伟大。

    2009年2月18日 北京晚报 第16版
    http://newepaper.bjd.com.cn/bjwb/page/81/2009-02/18/16/2009021816_pdf.pdf

北京今年可否扩招走读生？
    原本想建议教育部今年扩招100万大学走读生，好处当然是减轻就业市场的压力。这么说吧，大学多进一个学生，全社会至少4年时间减少一个就业人员。4年之 后，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好得不得了，这些孩子毕业时就比较容易就业了。至于一个大学生可以促进多少消费、拉动多少内需，带动多少教师、行政后勤辅助人员就 业，那就要中国的内需专家去计算了。
    思来想去，这件事比较难。当年恢复高考招生时，还差两个月时间就到开学日期了，可以说各方面连基本的准备都没有，邓小平他老人家就敢拍板，当年就搞，这事就办成了。现在要扩大招生，困难肯定是有的，但肯定没有当年那么大的困难，问题是教育部的信心和决心。
    因此，我把建议缩小到北京，我们这里今年是否可以扩招一批走读生呢？
    根据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高考报名总数为100335人，全国统考和高职单考单招总数比去年减少17000人。目前根据掌握的情况来看，今年北京高考录取率有望达到80%，而去年高考录取率是75.9%。
    由以上数据研判，大概有1万多人考不上大学。以北京之大，这1万多人减去复读生，就业压力也并非十分巨大。但是，他们要与今年毕业的大学生竞争就业岗位，差着4年火候。他们只能与同年龄的同学比拼了。
    这1万多名高考落榜生，与考上大学的同学相比，有点差距，差距不会太大。高中三年能够读完，有实力考大学，能差到哪去呢？当年钱钟书考 进清华，数学才15分，这些同学未必个个数学15分吧。我们的落榜生，不过是大学招生名额有限而造成的落榜，其中还有相当一批人是因为各种非智力因素而一 时考糊了，并不说明学习能力差。假如不是因为招生名额和大学师资、住宿等条件的限制，让这些落榜生去读大学，我不敢说100%都能够合格毕业，99%是可 以成为合格的大学毕业生，绝无问题。这里还排除了一些大学“严进宽出”的因素。高考时差几十分，经过4年的大学认真苦读，完全可以补上。
    以北京的大学之多，一个大学多收百八十人，一个系多招几个人，教室里挤一挤，应当也不是问题。惟有住宿的问题，不能全由学校解决，实行走读或有条件的家庭校外租房，自己是可以解决的。倘若政府有财力，可以适当补贴一点交通费或住宿费。
    我们不妨搞个调查。当年林乎加同志当北京市长时，北京招了一批走读生，这些人大学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与非走读生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我认识一些当年的大学走读生，个个都不错，如今都是国家有用之才。
    农民种地有一句话：“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高等教育发展还不够快，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发达国家 和地区，上大学就像上高中一样普及了，我们上大学还这么难呢。关键的问题是，今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孩子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现在不让他们 去读大学，可能会影响到一生的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