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的存档

整修巨舰,破浪前行 —— 关于中国的修宪问题

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

杨週天聪 Tuesday, February 27, 2018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二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宪,在国际上崩出一股反华高潮。非常奇怪的是这些渴望着中国分崩离析的反华媒体,都打扮成维护中华法统的当然卫士出场了。人们毫无预知的是突然地看到他们全变成爱护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的卫道士和侠客了。我作为中国维护宪法的第一人,目睹这一切,真正有被喧宾夺主的感觉。说一句认真的话,我都还没有说话呢,其他人怎么就开始抢跑道了。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啊!?

作为在中国真正维护宪法权威的首要人物,我想说,当初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的 —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想到,刘少奇被非法废黜的情况是对宪法的亵渎呐?怎么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想到,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侵害呢?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想到要让全国人大为此向全国人民道歉和恢复刘少奇先生名誉的呢?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想到要重设国家主席的位置的呢?

请那些 当初可能是糊里糊涂的人现在看看也不算太迟: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请你们把突然重视中国的宪法并因为第一次触摸到中国宪法而兴奋得神志胡智的乱分析的本事整理一下,清楚地向全世界的人们分析一下上面这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告究竟是在说什么?如果你们 实在因为要捂住一点犹大的钱币不肯说,那么我来告诉你们吧,这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破坏法制是正确的断言!

如果真的有点法制观念,有一点道德良心,有一点头脑的话,应该知道,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报告。

可能 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肆意伤害法制时并没有伤害到你们身上,所以你们植物神经麻木,大脑皮层平滑,甚至处于大量分泌内啡肽的愉悦状态。但是被伤害的人们是刻骨铭心地痛苦着的。

借用某人的话来说,那时最需要你们表态和表白的时候,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在网上看到一些真的不知道是从哪里蹦出来人大吼大叫自己是一贯维护宪法的,这样的一些无名人士都是些什么人,玩的什么把戏?如果他们在我的要求为刘少奇平反和要求重新设置国家主席等修宪要求的信件,附加签名或者追加签名,我本人将终身感激,中国人民也将永远铭记的。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重要事件,可惜并没有这种真正视宪法为重的人士出现。所以当我看到一批莫名其妙的人,什么乌七八糟的帝师,什么自封为高参的跳梁小丑,现在突然说自己是一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权威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他们就没有感觉到自己这样的表演很有点下作吗?

请看看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是这么表述的吧: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1),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近一年来(2),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以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五中全会庄严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同时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一一进行平反。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3)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你们这些现在狂呼乱叫要维护宪法权威的人能体会到这段话是通过多少人的抗争才形成共识的吗,能明白这是由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宝贵的自由代价和青春年华得来的吗?

我得到刘少奇国家主席平反的消息正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还在吃着牢狱饭,你们能体会到我内心是多么的汹涌澎湃和激动万分吗?

我那时在社会上可以说是孤军奋战,唯有党内的有识之士为我撑腰。说起来真是无尽的伤感,诺大的一个中国少有民间人士与我共鸣。静夜反思,确有云端凌风的空旷感。

弹指间,人间沧桑。

如果说没有赶得上一九七八年为国家主席的被非法废黜和重新设置国家主席的信件发表的时候签名,那么我在二零零二年在美国公开发表的要求修宪的信件总该看到的吧。怎么也没有人签名呢?

我的二零零二年的要求修宪的幅度比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二中全会的建议更大,我要求国家主席的任期修订为七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把国家主席的任期改为每届七年,而是仅仅去掉了二届的限制,这个变更比我修宪的要求幅度为小,居然也就被攻击为终身制,皇帝制了!

有终身这个字眼吗,有设立皇帝这个表达的吗,海外媒体胡说八道到神经错乱的地步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了。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没有的字眼也可以塞进宪法里去评论的!?

我比中国共产党早十五年就要求修宪了,你们总不见得会说我是习近平十五年前派到美国来事先放风要求修宪的吧。因为我要求的国家主席七年制比仅仅去掉二届的提议的难度更高。

我真的还为中国共产党没有采纳我的国家主席七年制而庆幸,不然真的不知要被攻击成什么了!

如果要说是做皇帝,鉴于成天关心中国共产党的党制的人应该明白中国的党总书记是比国家主席的实权更大的职位,但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并没有规定两届,怎么这就不见到攻击为是真正的皇帝制?

从我们的国家规模,从我们的国家任务,从我们的国家建制提出一些改良和改革的要求是本着保证国家的稳定,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的目的,这也能扯到皇帝制终身制上的?令人最奇怪的是有些在无总统任期限制国家的人们却强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任期制,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对居住国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呢?关心自己宣誓效忠的国家才是为人之道。

世界上没有一部宪法是完备的,都有无数漏洞,就连美国宪法也是很不尽人意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将就着用,保证国家能正常运作人民能正常生活,社会能正常存在和发展就行了。世界上没有哪一部宪法是超过二百五十年不修改的。能修修补补用着就不错了。

一七八七年的美国宪法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了,美国宪法不是有好几十个修正案吗。对宪法的修正就是为了保障人权。那些想要打碎国家机器重建国家机构的才是会肆意践踏人权,伤害民众的邪恶人士。

那些成天想着要让中国搞颜色革命,雨伞运动,太阳花运动,疆土分裂,民族战争,政党恶斗的权谋人士才是真的凶猛之兽。

中国当下要修正宪法某些条款和某些表述就是为了确保公民的权力和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从而保障中国这艘巨舰在波涛汹涌的国际环境中平安驶达彼岸的明智之举。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十

2018年2月22日星期四

 

杨週 天聪Thursday, February 22, 2018

一个有灵魂的人,绝对不是徒有外表的。徒有外表的人,那是假人。在当今科技发达的背景下,用有机材料可以塑造很逼真的人,如果内装机械和电子运算器,甚至可以模仿人类的任何行为,但是那还是假人。

真正的人是有自主行为的人,所以我们评价一个人,主要也就是观察她或者他在一系列不重复环境中的应对行为,尤其是非常时期的卓越行为。我们喜欢看不杜撰的传记,喜欢看真正的历史的缘由就在于我们喜欢真的人,真的事件。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瞻仰,而是借鉴来应对非常事件。但是特殊情况的特殊反应的借鉴几乎是没有用的,当类似非常事件出现时,其实背景和各种参数都是不同的,用借鉴来的方法应付非常事件几乎是无效甚至适得其反。我们的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和有效性只是为了应对常规事件罢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对每一件常规事件都去研究和思考,那么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徒然浪费有限的生命和财产。

当出现了非常规事件,说明它的出现一定有许多特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错把特别因素当作普通因素,那么我们将手足无措,甚至遭遇灭顶之灾。

同理,当常规事件展现时我们用非常规心态去应对,其实是精神错乱的反应。上海人有一句下里巴人的话说,”穷人想造反,痴子望天坍,”比较阳春白雪的话说是”杞人忧天”。两种说法其实是一个意思,一般来说要用平常心对平常事。这是社会的常态,也是人类的和平和稳定时期。

但是在非常态社会,人类的非和平稳定时期,这种平常心,往往导致非常悲剧的后果。

观察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由一连串事件构成的,当一个人盖棺论定的时候,好像每一个事件必然会导出下一个事件,其实不然。每一个事件导出的后续事件的可能性是无穷多的,之所以导出我们观察到的事件,完全是各种参数的互相渗透影响作用的集合使然。

我的个人人生就是如此。回忆过去,我可能完全会是另一种人,另一种生活,各种复杂的社会和个人因素的运算结果,才让我的亲人和朋友看到现在状态的我。

一九六三年春季我被街道派到上海市共舞台当领票员。领票员这个职业,现在我真的还不知道大陆有没有了。这个职业是干什么的呢?这个职业是把那些开场后迟到的观众在不干扰他人的情况下带到预定的座位。

当年的领票员每天的报酬是三毛钱。相当于最后排座位的两张票钱。在大上海,三毛钱的日工资,一个年轻人,串联起来想想,现在的青年人可能会以为我在瞎编故事。其实查查当时上海市的最低生活标准就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工薪收入。那时上海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个人每月八元。当时上海有许多社会青年,社会青年其实就是失业青年,他们被他人以及自己称为”社皮”–一无所有的大城市里的穷光蛋的 社会地痞的戏称。能有三毛钱的日收入,在社皮里相当不错了,至少可以说是脱离了社皮的阶层。所以当有人问我在哪里上班?我就可以骄傲地说在共舞台上班。做什么工作?领票员。至于工资我是从不对外人泄露的,那是我的”国家级机密”,说出来会被人整个地歧视的。

当年的共舞台主要是两个剧团包演,一个是新华京剧团,主角是号称江南一条腿的王少楼。另一个剧团是少壮越剧团,主角是张云霞。间或有南昌杂技团来演出过,或者其他的话剧团来包过场子。我从小是喜欢看翻译小说,尤其是喜欢看写实小说长大的,不喜欢看光怪陆离性别角色颠倒的戏剧。京剧团是男的演女的,越剧团是女的演男的,这两个剧种的性别错位的演出我看着别扭。所以当剧场开演过半时,我往往离开最不喜欢看的夜壶脸演出,通过共舞台二楼的暗门潜伏到大世界看其他各种演出。” 夜壶脸  “( 或许应该写成”野污脸”才正确)是当年上海的小孩子和小青年对京剧脸谱的简称 。

说到王少楼,想起一个小故事。王少楼他的儿子也到了新疆,和我同一个农场。我们同时和一个女生比较谈得拢,他居然放风要收拾我,可能他认识我,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但是他仅仅从女生嘴里听到我的名字就怒火中烧,真的也是个性情中人,大概继承了他父亲演员的感情和反应基因。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魏全宝先生曾经从外州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弗罗里达州见到一个新疆十七团来的人,问他认识杨週吗?他说杨週先生,十七团的人谁不认识他?但是杨週不会认识我,杨週是当官的,我们是普通百姓。这个就更离谱了,我没有到过十七团,更没有在十七团当过干部,我想纯粹是他道听途说瞎联想起来说了。所以我对魏全宝先生说,不要听他瞎说。说到十七团,我倒是知道的,以前叫胜利十七农场。胜利十七场最有名的上海青年是鱼珊玲,她也是全兵团乃至全国都有名的人物。她的经历和我有某些地方相似,我记得她和想重点提到她,是因为有一件事,使她令我终身感激。

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某些人想收拾我,派了《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到胜利十七农场采访鱼珊玲,问她上海青年到新疆参军的体会和收获。据说当时还有中央电视台。面对中央的采访,她说,我们上海青年到新疆是上当受骗了,这次她没有再说假大空的套话,直接证实了我写的《痛苦的日记》的真实性。中央大失所望,当着许多新疆青年的面只好对她说,好好学习吧。但是鱼珊玲的全国标兵作用从此也就被废除掉,中央重新树立了一个在北疆的名字叫杨永青的女青年代替鱼珊玲。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我被捕以后,为了再次核实上海青年在新疆的真实情况,我的陶承办也亲自到新疆调查过我和实地考察南疆的情况,并在审讯时告诉我,”我们调查过了,你写的《痛苦的日记》是真实的情况”,所以当局才没有追究我的《痛苦的日记》的反革命煽动罪行。

至于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王少楼的新华京剧团,其实当年在所有的京剧团里新华京剧团应该算是最正常的了,里面的女演员全是女子扮演的。也因为有女子在京剧团里扮演女角色,其中的绯闻就很多。比如在《开天辟地》的演出时,人们就说王少楼和小姨子有暧昧,真的假的不知道。在舞台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流言蜚语在各种剧团里面都是很多的,即使一个普通的杂技团里也是绯闻漫天飞。所以我个人认为历史上的京剧团的女演员要用男子顶替,可能是为了避免伤了老戏骨老戏迷的感情。当然我必须强调这只是我个人的瞎猜想罢了,没有什么依据,也不可能有依据。

非常事情只有非常理由。

如果我一直在共舞台干下去可能会转正,成为共舞台正式员工。然而一九六四年春季,江西南路里委会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找我谈话说,你不要在共舞台做了,到里委会做动员知识青年到新疆的工作。动员工作结束后原来的团支部书记到新疆去,你留在江西南路居委会担任团支部书记,一个月十八元工资。这对我一个月才八元收入的人来说太诱惑人了,所以就全心全意投入动员知识青年到新疆的工作。

当时一九六四年动员上海青年到新疆的重点宣传材料里就是鱼珊玲的事迹。上海市四川南路街道江西南路居委会为什么选中我担任动员上海青年到新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因为我曾经给《支部生活》杂志写过一篇名为《用阶级斗争的火焰烧尽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文章。这篇文章我用的是假名,叫LIU ZHONG JIAN。 我想公安部门唯一见证我这篇文章发表前的调查过程的人是张凤年老先生了,当年他曾在四川南路派出所工作过。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九日我又被捕以后,上面把他从已经安度离休的日子临时召回到公安部门工作,他见了我劈头就是一句火药味很重的话说,”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从小讲话就一进一出!”

可能旁观者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是知道的。他是指我曾经给《支部生活》杂志写过文章,左得很。因为他本人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和被迫害过的,所以很反感曾经左过的人。我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回敬道,”我从小就是反革命了?”

幸亏那篇文章用的是假名,现在的人们不妨去看看署名的情况。在大标题下 署名的前面的职业或者叫头衔是”社会青年”。当年的街道和派出所要求用真名发表,也幸亏《支部生活》的领导坚持尊重作者的署名权。不然,用真名发表的话,我将一辈子背一个社皮的外号。

社会青年其实是个很耻辱的称号。

在街道和里弄里搞宣传工作,说些很左的话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特征,不过我比较显眼点罢了。一个在解放日报工作的人对他的女儿也就是江西南路居委会的团支部书记说,杨週这个小年轻的笔头很硬,以后是块料作。也因为我是块料作,所以街道党委想让我顶替他的女儿担任江西南路居委会的团支部书记一职。

动员社会青年到新疆的工作在顺利开展。这里要声明一点,在校学生报名到新疆不是我们动员的,在校学生报名到新疆是在报纸强大的宣传下主动报名的,他们的生活改变和我们这些做动员工作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我接到动员名单,凡是和我一起玩过的人我也一律不肯去动员,我动员的是以前不认识的男女青年。那些我所认识的社会青年一九六八年全部到了上海附近的农场工作,其中一个有名气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在《新民晚报》登过报的 “有仙风道骨的” 国画大师蔡大雄。有人说其中最有名的其实是副国级人物,我不认识,也不想攀附,更不想瞎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市的社会青年只提及到这里为止了。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江西南路团支部书记知道了我将代替她的消息,据说她哭了三天,说凭什么杨週不到新疆去,街道党委只能跟她说,杨週和你一起报名到新疆,如果身体检查下来他的肺部疾病好一点你们两个就一起到新疆。人们看着我和她一起报名,团支部的组织委员还安慰我,你是不可能被批准的,走个过场罢了。谁知道我也被批准了,气得我也病倒了。

街道党委赶紧通知我母亲的单位,让上海市财政局做我的思想工作。说五月份这一批你就暂时不要去了,等十月份再去。总之必须去了,既然迟早要去,我也就硬下头皮,选择早去算了。江西南路团支部因为我们两个都走了,只能从其他居委会调派了一个男青年到江西南路居委会担任团支部书记。

我曾想如果我当时不是头脑发热急于当团支部书记,不参与动员社会青年到新疆的工作,等动员工作结束之后,我自然而然地会当上江西南路居委会的团支部书记的。尽管团支部书记的工资不高,但是名声好听,也有利于我的写作。

说老实话我是不会头脑发热要革命的人,我一生只是喜欢学习罢了。我已经到过汪东兴同志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我知道一切宣传都只是宣传而已,和实际情况有重大出入,甚至相反。问题是你参与了搞政治宣传,即使你很有搞政治宣传的经验,想保持自己超然地位,最后的结果也是会身不由己地陷入政治宣传的漩涡里的。

 这位江西南路原团支部女书记被委任为到新疆的那批青年的中队长,对口的是到了新疆就担任排长。我则担任一个男青年的小队和一个女青年的小队联合起来的混合队长。据说这是到新疆参军中的唯一一个男女新兵的混合编队。这也是特地为了摆平我和原团支部书记的矛盾的特 别举措。离开上海之前,这位女书记的在《解放日报》社工作的老爸还专门找我们两个谈话,要我们两个人团结友爱。至于我心里的感受请原谅我永远也不想说出来了。

我到了新疆后半年不到就调任值班部队当文化教员,但是因为同时接到赴沙井子土改所学习的调令,我选择了到土改所。

命运又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在沙井子学习期间,我留在连队的行李箱子被人撬开了,个人东西被一个叫Pen Bo 的家伙盗窃了。一九六五年夏天回到连队看望,听说此事,心中很是恼火,于是我和我们胜利十九场的党委书记高维华说,我不想当技术员了,我要到基层锻炼。他问我为什么?并说党培养一个人是要花许多资源的,你为什么中途不干了?我的理由是土改所除了党支部书记外,没有一个是党员的,我想早日争取入党。这条理由听上去很冠冕堂皇,高维华也就批准了。

我回到连队担任这个盗窃者的政治班长,说人没有报复心是假的,我不会给人打了左耳光再让人打右耳光。我绝对没有如此的大度,如此这般的宽广胸怀。我只是不动声色地在他面前不断进取,使他难堪,使他无地自容。让别人羞辱他,侮辱他。

我虽然阻止别人打他但是也从来不会宽待他,有好几次他跟我犟头倔脑不服从指挥,我都毫不客气地训斥他。他自持他老爸是解放军上校,认为可以压倒我这个国民党反革命子弟。我们的连长是个连师长都敢顶撞的号称塔里木四大金刚的张连长,有一次干脆指着他的鼻子痛骂:”你真的以为自己是解放军上校的儿子?!我们查了,你只是个右派分子儿子,你想干什么了?!场党委早把你的材料送到我们连队里。杨週班长命令你干什么你就必须干。不服从命令,我立即关你的紧闭,你信不信!”

几次被连长和指导员训斥以后这位解放军上校的儿子才老实了。后来我担任了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兼治安调查委员会主任,当然更不会给他好颜色看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又不老实了,串联几个人贴我的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塔里木的三总场召开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我和当时的十九场的政法股长押送 一百多个 有问 题的人坐军用卡车到三总场参加 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誓死大会。

其实那时我是提出让我把PEN BO 这个家伙带到三总场去的,可能当时因为他在塔里木河边放羊,无人替班,上面没有批准,所以只得带领一个大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叫xi de quan  和  犯过一些小错误的名字为 ge jing bao 的原

副业队的文化教员 等几位 参加三总场的震慑反革命分子妄动的大会。

大会在三总场的大院子举行,在东,北,西,三处的联排屋顶上架着机关枪,枪口对着会场。会场南面是三排荷枪实弹的值班战士。大会上,三总场的党委书记严厉地警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如果蠢蠢欲动,要想干扰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坚决镇压,就地镇压。为了表示党委的决心,南面的值班战士在三总场党委书记挥手说到”坚决镇压,就地镇压”时,立即对空射击了大约有半分钟之久。场面十分震撼。

这次响彻塔克拉玛干大戈壁的枪声长久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永生难忘。

我是看过大量反右斗争资料的人,根据历史的再次演绎,当然推算出凡是想趁机在政治大运动捞一票的人,以后一定会被彻底清算的。

但是我估计错了,同样是党中央发起的十年一次的政治大民主运动,此次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到一九六七年一月新疆建设兵团终于突破了中央军委的十二条,兵团也开始了全面混乱的局面。

此时此地,我也拿pen bo 彻底 没有办法了。因为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还被任命为胜利 十九场宣教股助理员,这个职位和连级干部是平级的。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可能不懂,部队里的政工干部其实是比平级的干部要高半级,所以宣教股干事相当于副营级。尽管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文件就中止了在五一六通知以后的突击提干入党的有效性。但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这也就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科学论断 —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落到了国民党手里是正确的。仔细回想起来其实从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布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宣判了我的政治生命的终极。

我眼睁睁看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大字报从批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批旧党委,夹带着批我,到最后铺天盖地批我,我的处境就好像一个打了大败仗的将军,面对着兵败如山倒的战况时, 深刻体验着无可奈何和无比沮丧的心况。

这也就埋下了我要背叛我这个曾经宣传和鼓动他人去”革命”的念头。一九七五年新疆兵团划归地方管,我也就名正言顺地抛弃了革命的初始点,回到了上海,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

但是那时我并没有人类要生存的基本要素和最重要的条件:我没有户口!

现在的人们可能根本就不理解没有户口的困境,尽管我跟着表姐林琦在浙江省的诸暨打工,认识了许多诸暨漂亮的女孩子,但是她们一听我没有上海户口全都拒绝了。人生的迷宫历程到了此时其实是死路。中国的城市户口制度其实是把人们划成了地域等级甚至生存等级,大半个中国兜下来,轻易地放弃了上海户口就变成了贱民,连个粮票都领不到,至于其他的生活必须票证更不可能有,生存的基础被连根铲除掉了。

没有户口没有身份,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难民,贱民,而是黑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