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的存档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九

2018年1月27日星期六

 

杨週(天聪)2018/1/27

以前在土改所学习时,我的主任教师卫镇陆先生曾经讲过:”你们这些莘莘学子要记住,任何一门学科的人都会以为自己的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最高精尖的。热爱本学科是对的,否则就没有学习的动力;但是以为自己学的是世界上什么事情和问题都可以用本学科的原理解释,这就非常有害。尽管本学科涉及到很多方面,但还是不可能概括和包罗一切的。”这句话只有当自己接触更多的学科和更多地接触社会时才领会它的深刻含义。

其实我们人类从一开始会思考就幻想能掌握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方法,理论,体系,主义,信仰去应对错综复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关系。生物在通过漫长的四十多亿年的生存证明单体是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所以需要不断进化,但是单体如果结合为社会就能保持自己的单体基本性状延续下去。现代蚂蚁和蜜蜂的个体性状和一亿年前的单体性状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异。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每个单体都以牺牲自己的生存基本原则的一部分而得以延续自己的单体性状。比如工峰本身把自己的生殖能力封闭掉了,蜂王把自己的自由行动能力禁锢住了。

把人类的科学看作成独立生命体,人类的学科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们都把作为单个生命必须要有的愿望能力废除掉一部分,才造成科学这个群体的延续和单体学科性状的保持。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工峰是蜜蜂社会的奴隶,同理蜂王也是蜜蜂社会的奴隶。工峰没有生殖功能,只有打工的功能,像个打工的奴隶。如果有一个或者几个打工的奴隶突然想恢复自己的生殖功能,开始谋反,就会被大多数循规蹈矩的其他奴隶干掉。而蜂王则只有生殖的功能,没有自由行动的功能,连觅食的功能都不具备,像个生殖的奴隶。如果哪一天蜂王厌倦了生殖的生涯,没有一个正常的工峰再会侍候她,那么她的死期也就到了。

生物界只有这种互为奴隶的社会才一成不变。每个单体也基本恒久保持自己的性状。在自然界想保持个体的完整性的结果只能是独居或者群居,只有当且当能牺牲个体的完整性,互为奴隶的动物才能组合成社会。

自然界的动物社会大多数是昆虫类进化成的社会结构的生命延续现象。人类从有意识开始就知道要保持自己的性状只有组成社会。但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奴隶。每一个人都想保持自己完整的生命功能。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人类社会不可能像昆虫社会那么稳定和永久。有人说性是生命的永远主题社会的永远主题,其实那是胡说八道。社会性动物的性只有在分巢或者建巢时才有意义,如蚂蚁或者蜜蜂类的社会动物。

有一个摩门教主自以为自己是有生殖功能的而且是唯一有生殖功能的人,其他人只能是奴隶。这就发生了一个无法调和的困难问题。

动物界凡是打工的奴隶都是没有生殖功能的个体,你是个摩门教教主和有生殖功能的成员交配,本身就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动物社会的定义和要求。你的每一个后代也都是有完整的生命功能的人,造反是必定的。尚且当你的生殖功能一旦衰退,你的生物学性的王位就没有了意义。自然界进化出来的动物社会成员负责生殖功能的奴隶是不和打工奴隶本身交配的。所以社会的主要成员全是女性,王是女性,打工奴隶也是女性,甚至打仗的也是女性。这就防止了生殖和打工打杂打仗的互相混杂的情况。男性只是个闲散人员,保证一定时期的交配功能,其他时间是多余的,生存也是多余的,不像女王有不断生殖价值,所以男性动物并没有受到特殊保护特殊待遇的资格和情况。

所以一个男性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的王是不会永久的,而是暂时性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群居动物的首领罢了,一旦老了或者失去了生殖优势就被赶出群体,或者被其他有生殖优势的外来的或者内部的成员淘汰掉,比如狮子王,猴子王,牛王,马王,山羊王,等等等等。像蝙蝠类鸟类的动物活动范围太大或者活动性太强,尽管群居连王都不可能产生。

既要保持种群的延续又要保证个体的完整,人类社会是生物界最特殊的组合。它既不像动物社会的严格的母性尊严制度,又不像其他动物群体的雄性称霸制度。她是地球生物唯一的特殊组合制度,她的不稳定性和变动性和不中断性是很复杂的。

但是问题是人类社会究竟是靠什么组合的呢。她肯定不会是动物社会母性功能分配的基因决定,又不是靠雄性强势基因选择决定。那么人类社会的组合的啮合剂究竟靠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趣和严肃的问题。

纵观古今中外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人类社会发軔之初靠的是信仰。信仰或者它的高度发展的形态 – 宗教现象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宗教绝对不是什么统治阶级为了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有人说道,宗教就是统治阶级为了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毫无根据地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人类社会还没有统治阶级出现之前就有了信仰或称宗教 ­– 有完整形态的信仰。宗教或称信仰是调和生物界母性尊严和雄性称霸的社会啮合剂。她根本就是自然界的衍生产物,不是人类设计出来的,而是人类社会自然发生的。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五花八门的信仰和宗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有多少社会就有多少散乱的信仰或者有完整形态的信仰或称宗教。

每一种宗教既是粘合人类个体的力量也都是束缚人类社会进步的力量。像任何生物一样人类社会也是要求发展和求生存的。在求生存和求发展的时候必然要和其他社会发生斗争或者战争。既然每一种宗教本身都有先天的束缚人类进步的惰性力量,这就需要科学的进取的力量介入。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武器的进步和科学的进步都是在宗教冲突非常激烈的地区和时代发生。而不是在其他高度文明高度稳定的国度产生。由此我们才能深刻领会到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 是在宗教冲突非常激烈的英国产生。  进化论根本就是反宗教的,为什么却在宗教色彩浓厚的英国产生,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英国在当时的生存压力下要发展和求生存,所以才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突破宗教的束缚人类进步的力量。

可以这样说没有宗教或者称为没有信仰就没有社会,就没有国家。也因此可以说没有科学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自然产生的二种互相制衡的力量。一般来说,国家是社会的最高级组合,所以说没有信仰的国家是不存在的,科学是保证国家在历史进程中不被淘汰的力量,所以也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国家也是不存在的。换言之,每一个国家的信仰只有强和弱的问题,没有无和有的问题。另外每一个国家(必须强调的是我指称的是有完整形态的国家)的科学也没有无和有的问题,只有强和弱的问题。

当我们意识到信仰的根本原因和问题,我们才不会把任何独门单项知识拔高到信仰甚至宗教的地位,祸害到科学整体本身的发展和进取性。

因此当人们如果因为从事了什么工作学习了某种学科就把本工作本学科拔高到非常崇高的地位,那一定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另外,人权,民主,自由,公平等等理念也更只有在一定范围里才是可行的。超出了一定范围,变成信仰就是一种对自身或者他人的灾难。

我让姚振祥陪他人偷渡出国,表面看来是为了人权的工作,实际却是为姚振祥和姚振祥的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难。

日子在痛苦的反省中过去。

一九九五年六月初,我在大丰劳教农场第一次收到了家属接济。我被接济的理由是我已经在法院判决生效满了半年。这是很奇怪的说辞。

然而我没有这个心思为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情探究原因。让犯人纠缠于生活中的小事是劳教当局最希望出现的情况。我只注意大事情,关键事情,就是为什么判我劳教,理由是什么,是谁拍的板?在一个非法制的政治环境里,众所周知,理由是可以随编的,利用精神病人的证词定我 的罪从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最关键的是谁拍的板?真正用意何为?为什么外交部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里鲁莽地宣布我是刑事罪犯?是谁给了他不怕出丑的胆子,而且会平安无事?

要知道一九九四年春季上海市公安局还找我谈话,说什么时候我有空他们就陪我到上海东方明珠塔参观,并介绍上海的发展远景规划,比如黄浦区要建成像纽约曼哈顿一样以商业办公为主的社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商居混杂 ,上海的小区要合并成大区,等等等等。并许诺什么时候我真的不搞民运了,他们就提供我的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上海市公安系统保存的我的档案文件让我写回忆录……

但是事情突然起了变化,而且是巨变,我从座上宾突然就变为阶下囚。而且最荒唐的是当局胡乱把一个精神病人的证词作为我的犯事依据!而这一切很自然地使我不得不想到,会不会是中央对我要求改革开放信件事后的总算账?这封信可以肯定的是得罪了一大批中央要员的。在这里必须清楚地向世人说明的是,我们中国人多少都有点大事遗忘症,只能记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于无足轻重的琐事。我想绝大多数的人们根本就忘却了一九八九年的学生们的矛头之一是指向个体户和民营企业的。学生运动认为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是社会不公的源头。中国的官倒和私倒是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所以一九九零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全面收缩政策是中央会议肯定了学生的政治和经济诉求而一致通过的。

我在这里必须深刻地指出的是 改革开放并不是学生的诉求,他们也从来没有兴趣关注中国的工农业的现代化的发展,如果和他们谈农场设计,渠道布局,条田安排,作物种植,人力需求,机耕配置,土壤分析,肥料供应,农药调配,资金预算……他们根本就不懂也永远不想懂。更不要说工厂建设,产品生产,产品检验,成本核算,产品销售 ……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是否最大化,所以你才会看到他们渴望着血流成河,渴望着别人去牺牲。痛哭流涕中国人不值得他们自己去献身,人们突然地就看到他们什么都不懂就高贵起来了伟大起来了。无赖即纯洁,无耻即智慧是他们的信条。他们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农民王小波李顺造反的现代版演出罢了。均贫富等贵贱才是他们的核心追求。反对和打击社会分配不公才是学生们的现实诉求。不要真的以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均贫富等贵贱。古今中外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处于底层的人员起事时无一不是打着普世价值的口号,如果有人真信了,当他们一旦达到了初始目标紧跟着就是追求大富大贵以及种种特权,甚至追求生杀特权。太平天国运动可能最能说明问题了,那种等级森严,那种惨无人道,那种贪婪暴虐在在都是空前的。

中国的小农经济思想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多年里地震式地爆发,固然有外部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内部的原因。说一句很粗燥的话,中国的农民意识从来只关心自己的碗里有没有,至于锅里有没有是不会管的,锅里的东西哪里来的更不会去管,甚至连锅有没有都不会去管。

所以当邓小平南巡讲话斩钉截铁地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他的哲学含义是反对小农思想,反对苟延残喘,强调不进则退的现实情况。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小农思想和传统脾气,那些受到惊吓的大员是会对我咬牙切齿的,甚至可能想把我处决的心思都有。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即使我被故意忘却了,但研究历史的人研究政策的人是不会把我忘记的。

在劳教农场接受到第一次接济,我就知道一切还没有全面走到反面。因为我一看到所送的服装和食品和香烟就立即判断是朋友们送的。因为我有朋友在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的,他们知道我喜欢的款式和布料,至于看到香烟,立即可以判断是谁谁谁送的了。我不需要人们向我解释,更不需要动用类似于特工般的智慧和技巧就能判断外面的大致情况。对我的防范其实是多余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沈林森队长找我谈话,说根据中央指示,要把我转移到条件好一点的上海市青东劳教农场去。在转移之前,要完成一系列的移交手续,其中包括很重要的事就是要作一个身体情况的完整报告。这就需要我配合做一系列身体健康检查。

常规的身体检查都顺利通过了,但是在在胸部透视时却停顿了下来。X光检查时,用了很多时间。当时我就紧张起来。紧张的原因,一是我曾经罹患过胸腔脏器疾病。二是突然想起苏联的反特小说,讲的是帝国主义为了伤害苏联的国际运动员冠军,收买了冠军运动员的放射科医生,让他每次为冠军作常规身体检查照射时略微延长一点时间,不作任何解释。多次下来以后造成冠军心里疑惑,最终真的罹患了肺部疾病,失去了在世界体坛夺冠的可能,完成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这部小说的构思很奇特,所以给我很深的印象。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和一般常规的投毒下药暗杀不同,而是不留任何痕迹地仅仅用心理暗示的方法伤害对象。所以虽然小说的题目和情节细节基本都忘记光了,但是最独特的伤害方法却留在了脑海里。

过了几天,沈林森队长某晚又找我谈话说,你的身体情况良好但是胸透有些问题,医生建议作一次钡餐检查。钡餐检查很简单的,时间应该比上一次胸透时短,就拍一个片子,可以看得更清楚罢了。

钡餐检查以后过了大约一个礼拜,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队长一早开了班房门,把我带到办公室说,以前对你作的钡餐检查后发现,你的胸部有阴影。究竟是什么情况医生也没有办法判断,所以研究下来,必须作一个胃肠镜检查。胃肠镜检查很痛苦难受的,我以前看人家做过。所以,我再也不想看第二次,我带你到场部医院去,任何痛苦和难受你就自己忍耐一下吧。

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胃肠镜检查,也没有听人描述过,所以对胃肠镜检查完全无知,无知也就无畏了。上了手术台,一根拇指粗的管子一捅入喉咙,我就体会到厉害了。我以前得过肾绞痛,那是肾结石引起的,就是痛罢了。肾绞痛尽管令人痛得打滚,打了杜冷丁也就无事,过后也觉得没有什么,没有心理阴影。

但是胃肠镜很不同,它不仅是痛而且异常难受,令人畏惧,久久不能忘怀。经过这次胃肠镜检查,我的胡思乱想毛病又犯了,我设想我的职业是审讯官,我就会提倡一种很人道的却很有效的让犯人老实招供的方法:

让犯人作一次无麻醉胃肠镜检查!

我想没有一个彪悍的犯人能经受住一次以上的无麻醉胃肠镜检查,实在是太痛苦了太难受了,给人的心理创伤很严重。

这次检查以后过了许久,沈林森队长又来找我说,胃肠镜检查时发现你的食道部分有异常,我们为了对你负责,必须要再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并切片诊断。我一听火冒三丈,坚决不同意再来一次胃肠镜检查。我认为切片无非就是判断是否是得了癌症,跟我说些乱七八糟的话有什么用。其实得了癌症又有什么,治疗与不治疗其实是一回事!通过上二次大剂量X光照射和这次无麻醉胃肠镜检查,我的身体彻底虚弱了。但是我的意志很坚强,我跟沈林森队长说,我就死在大丰劳教农场算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也不需要把我转移到青东劳教农场去了,历史会记住我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的,这就够了。

沈林森队长也就不跟我多话。

过了半个多月,沈林森队长又来找我谈话说,我们把你的情况告诉了你的妻子李国萍,她要求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关心的是你的病怎么办?她提出出国治疗,我们早就知道你是不会出国的,但是鉴于目前情况,我们建议你还是听听李国萍的意见为好。

(未完待续)

 

备注:1)卫镇陆先生最恨别人把土壤改良研究所简称为土改所。说土改所是搞政治的,我们是搞科研的,不能这样胡乱简称。但是我们学生还是喜欢用简称。而且好像很难改变用简称的习惯。

             2)上面只讲到昆虫类有社会性动物,哺乳类以前没有听说过,前几年方舟子先生有一篇专门讲哺乳类的社会性动物,好像是裸鼹鼠之类的。很有趣的科普文章。其中也说到生殖分工问题。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八

2018年1月20日星期六

杨週(天聪)

Wednesday, December 20, 2017

和女儿说话时,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全神贯注地听。因为女儿会突然打断自己的话头问我,” 爸,我刚才说什么了?”

于是我就会机智地重复她的话题的最后几个单词,证明我是在听她说话。但是有时候她会停下话题,直接问我,为什么看着她不说话?这时候我往往说谎道,我在注意听,把疑问溶解过了去。

不过有时候觉得自己太走神了,连我自己都觉得骗不过去,就老实告诉她,我是在神游天外想心事,想她小时候的样子,和她种种调皮捣蛋的事情。

她小时候真的是个很顽皮的女孩子,喜欢带领一帮里弄里的小淘气到我们家乱折腾。

每当回家看到满地的玩具,我就一边收拾一边询问她:” 灵灵啊,今天鬼子来过没有?”

她总是很肯定地说, “鬼子没有来过!”

我就装着很惊奇地样子问她,” 你肯定 鬼子真的没有来过吗,为什么到处乱七八糟的呢?”

听我问完,她就淘气地笑起来,奔到外面去骄傲地向里弄里的小伙伴们大声报告,”我爸爸又问我鬼子来过了没有?”

于是一帮小伙伴就高兴得又说又笑地到其他孩子家里去演出鬼子进村的游戏去了。

有一次我到城隍庙去买了一串玻璃做的风铃给她。她很喜欢,玩了一会就听啪地一声掉地上了,我一回头只见她用她那小手在撸地上的碎玻璃,想自己清理闯的祸。这真的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阻止她说,碎了就碎了,千万不能用手去拨弄碎玻璃,那是很危险的,爸爸不会骂你的。我小时候比你顽皮多了,每天都要闯一点祸的。哪一天不闯祸,我的妈妈就说今天太阳大概是从西边出来了。

小孩子么,尤其是光郎头(上海土话 — 男孩子)哪有不闯祸的?!你阿孃(奶奶)就从来不打我骂我的,最多说我两句算了。

在看守所和劳教所里常常想念自己的亲人,想念母亲,想念妻子,想念远在澳大利亚的弟弟和我的侄女,想念我的妹妹,想念我的被称之为我们里弄长得最好看的男孩子的我的外甥,想念朋友 ………… 当然更经常想念的是我的女儿,想她的模样,想她的顽皮,想她的机灵。

时间在苦想中慢腾腾地过去。

心算下来,一九九四年九月这个在我家专门扮演鬼子进村了的小演员应该进小学了。我们家的学区属于黄浦区四川南路小学。她应该到四川南路小学上学去了。

四川南路小学也是我小时候上的小学。这个小学属于教会办的小学。历史很悠久了,一八六五年就开办了。当时是根据法国神父类思的名字命名的,叫类思小学。它属于天主教会的财产,一九五三年才改叫四川南路小学的。

学校右后方就是圣约瑟夫大教堂(St. Joseph Cathedral),一八六零年- -咸丰十年由葡萄牙人罗礼思设计。一八六零年四月十五日破土动工,一八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竣工。据信该教堂当年是 远东最大的天主教堂。外表尽管是哥特式的,教堂内部则全是彩色玻璃镶嵌的,很壮观很豪华,应该算是洛可可风格的。

顺便说一下 一九五五 年据说在该座教堂南边上的仓库里搜查出收发报机和机枪,手枪,子弹,匕首等特务工具,最惊心触目的是发现一个顶替失踪女信徒的蜡像。上海市政府并在此教堂举办过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龚品梅罪行展览。展览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小学生每当走过教堂南侧的仓库都还觉得地下室里有许多蜡像鬼怪会冲出来抓我们。

教堂面朝东方,打开大铁门,在进教堂的路旁的北侧就是三层楼高的红砖砌成的学校。学校每层楼都有当时很先进的水箱式冲水马桶。水箱悬挂到 两米以上,水箱里面是浮球式装置。如果现在还保存原样的话,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文物。

在介于学校和教堂之间的空档处是一个沙坑,及单双杠。再后面就是男生小便专用的便池了。每当下课时,男生们就蜂拥而入小便池,一字排开小便。然后就四散到教堂北侧的沙坑边上玩耍,有的就奔到南侧的小操场踢球。操场很小,学生们比的是踢高球,皮球常常被踢到教堂的侧顶上,以及操场南边的仓库顶上。被踢在屋顶上的彩色皮球经太阳暴晒以后,会变成白色的并发硬变脆。

这个小学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劳作课,动手刺绣,以及做小手工什么的。上音乐课则有许多西洋乐器及东方乐器供学生们练习。小学还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带头人才,课代表就是一九五五年从四川南路小学开创的,并普及到上海全市。

能够让我的女儿在这所小学学习是我很在意的事情,但是在女儿应该进小学之前几个月我就被捕了。更糟糕的是我在黄浦区看守所时,审讯员还告诉我,女儿的腿摔断了,我听了真的难过得想一把将心脏从胸膛里揪出来。

离开家一年多了,一静下来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女儿。想她种种令我很愉快的故事和惦记她现在的情况。由想念女儿这份情感一扩散就想到母亲。母亲她一生奔波。从南京到重庆,再从重庆到南京,跟着南京政府跑,整整八年。以后又从南京到上海。她也常常说我小时候的顽皮故事。说我就是被我的重庆奶妈惯坏的脾气。一岁了还要吃奶,下雨天也要奶妈打着伞上街看街景。全家都说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断奶必须改掉坏脾气坏习惯,必须暂时离开奶妈。于是我由姨妈抱着坐飞机到在昆明开酒吧的外公处断奶。我一上飞机就不停大哭,把一飞机的军政要员都吓坏了。姨妈后来每提起此事,也是大摇其头,说没有见过这么坏脾气的小孩,怎么哄都哄不住。当时在和日本人打仗,坐飞机最怕的是孩子哭闹,这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我那个重庆奶妈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她一生中生了好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好不容易养活一个女孩,又是个傻瓜,所以做了我的奶妈,她宝贝得很,甚至提出不要工钱,把孩子给她就行了。气得我爸爸说,怎么想得出的!?其实她真的不是一个坏人,而是爱小孩爱昏了头罢了。当年的重庆人其实是很看不起下江佬的(下江佬是重庆人对长江下游的人的蔑称),说下江佬很低贱,连猪内脏也吃。猪内脏是下水,那是抵算工钱付给杀猪的人吃的。所以长大后每当我听人说四川传统的什么内脏菜肴,我就觉得是后来人瞎编的。我的奶妈还是个很专横的人,根本不会听主人的嘱咐。我的小名明明叫天聪,她觉得不好听,强行帮我改成毛毛,以后我有了弟弟,又帮我改成大毛。我的父母亲也拿她没有办法只好顺着她叫我们弟兄俩个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天底下居然还有如此霸道的奶妈的。当我母亲告诉我奶妈的故事,我就问母亲,大毛小毛的好听吗?这么粗俗!母亲说,重庆人觉得好听。这真的叫我无语了。我们全家离开重庆时,因为她对我很溺爱,母亲就把新买不久的全套红木家具全送给她了。临走时,她抱着我哭得伤心得很,很久都不肯放手。每当母亲说起这一切都感慨万千。为了纪念奶妈对我的宠爱,也就不改她给我起的这个上海人觉得很贼腔(难听)的小名了。尽管我对奶妈已经毫无印象了,但从母亲的描述来看,我能想象得出她真的是个很淳朴的中国式劳动妇女。

 …………

这一切只有等到我自己做父亲,等到我和女儿分离坐牢时,我才能真正体会做长辈对孩子的深深的感情,哪怕是做别人家孩子的长辈。这个时候真的唯有整个世界才是和孩子等值的。

我觉得一生中很遗憾的事情是没有送女儿进小学校。那是她漫长学习道路上的第一站,也是她将开始系统掌握知识的起始点。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于此我也反省自己,觉得自己一生中做得最不好的事情是让姚振祥送王辅臣出国。平白无故让他和他的女儿分离了。姚振祥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同岁,都属小兔子。是一对好朋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姚振祥承包了上海市戏剧学院对外开放的第三产业 LI XIANG  LANG 。这是面向文艺界人士开办的高档KARLA OK。

当年的上海人的工资很低,文艺界人士也不像现在这么有钱,每天把酒吧舞厅挤得满满的。当时的文艺界人士只有当特别需要交际时才舍得花钱上LI  XIANG LANG 潇洒。所以在生意清淡时,朋友们就约我到LI  XIANG LANG 聚会,我比他们都年长,不会赶时髦,不会唱流行歌曲,他们鼓动我唱自己会唱的歌。我就给他们清唱《滔滔的第聂伯尔河上》。那是年轻时候学的,年轻时学的歌曲似乎会刻在海马体上,令人终身难忘。

《滔滔的第聂伯尔河上》是乌克兰歌曲,是舍甫琴科作的词。忘记是谁谱的曲了,非常的雄壮,歌词是这样的:

 

滔滔的德聂泊尔汹涌澎湃,

狂风怒吼,落叶纷飞。

高高的棽树弯到了地面,

德聂泊尔河上波涛翻滚。

 

你看那月亮苍白暗淡,

在乌云后面徜徉不停。

就象那扁舟飘流在海上,

随波起伏时隐时现 。

 

 小小村庄还在睡梦中,

报晓的金鸡正在啼鸣,

林中的兀鹰遥相呼应,

折断的棽树挣扎呻吟。

 

我唱的真的不怎么样,但是朋友们都慷慨地给我喝彩,想起来就觉得很欢乐的情怀。记得当时姚振祥还开了一瓶很珍贵的洋酒为我尽兴。

但是我滥用了我的朋友们对我的信赖,让姚振祥偷渡去,让他冒着风险到外国去。我自己则连美国领事邀请我到美国都不愿意去,而却让自己的朋友姚振祥抛下了风光的产业并离家别女到异国他乡去炼狱。

想起来就觉得万分内疚,这也是一生中最令我愧疚的事情。

更让我日夜不安的是,我根本无从知道,现在他究竟怎么样了,是平安呢还是落难了?尽管我自己在一九六八年时在批斗时从新疆逃回过上海,以后(一九七五年)又再次背叛革命潜逃回上海,但那是国内。这次却是让姚振祥逃亡去往国外,一路的风波和凶险,凭我的生活经验怎么都想象不出来。万一有什么事我怎么向朋友们交代,怎么向姚振祥他的妻子交代,并怎么向他们的女儿交代。我真的是被神差鬼使了做出这么个荒唐的决定。不仅毁了姚振祥的事业,还可能毁了他的一生,并可能毁了他的家庭。

我常常独自苦笑,我这哪里是在搞人权,从最高意义上来说这分明就是在损害糟踏人权了!

我常想为什么一个人做事,做着做着就做出有违自己初衷的事了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