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的存档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六

2017年10月29日星期日

杨週(天聪)Sunday, October 29, 2017

在江苏盐城大丰劳教农场开庭审理我起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案子之后,当天下午提前开晚饭。这天劳教农场破格改善了伙食,平时清汤寡水的菜里飘着油花,每人还给发了二个茶叶蛋。劳教的小青年都很高兴一面吃一面说笑。凭经验,我想这可能是为了应付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工作人员顺便对农场进行的工作检查而已。劳教农场的伙食改善应该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同班房被劳教的十三太保,却胡乱联想,非常感激我。

吃过晚饭后,劳教农场一大队一中队在下午开庭的大会议室举行文娱晚会,由劳教人员表演各种节目。表演的节目有魔术,唱歌,跳舞,相声,还有气功。气功表演是这样子的:在神秘的音乐声中,一个打扮得仙风道骨的气功大师般的人物翩翩上场,然后很认真地在东西南北上下左右中的三维空间里运作,再然后多次突破三维空间抓获凡胎肉眼无法看见,但与我们三维空间平行的多维空间里的日月之精气,天地之能量并收纳在全身器官里。接着再然后,从场子边上上来一群精肉饱满的壮士,瞪着凶眼,整齐地向气功大师逼近。气功大师被逼到舞台边上,突然停步,打了一套可能是什么龙虎凤凰拳之类的太空武术。乘壮士们被这套秘传武术镇住之际并倒退,气功大师则反过来向他们进逼。继而气功大师停止脚步,徐徐屏住呼吸,把刚才采纳后分布在全身的能量运行到四肢和胸腔和眼球,猛地”嗨”的一声爆炸般地发力,右脚大力往前一跺,右手掌隔空猛烈一击打,一群虎贲猛士登时横七竖八地倒下,好像是断了胳膊断了腿,有几个猛士居然口吐鲜血。大分贝的哀嚎几乎掀翻了大会议室的人字形屋顶,场面惨不忍睹。在一片紧锣密鼓的哀乐声中,人群也凭空爆发惊天动地的喝彩……

一个多小时将近二个小时的文艺表演之后劳教小青年还不过瘾,要求看电视。我猜想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们怕没事干时,劳教所会让他们做阿迪达斯足球。但是大队领导破格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放了一个彩色大电视机在会议室里,让大家看录像带。录像带放的大约是香港的武打片之类的影片。劳教的小青年都看得全神贯注,我坐在前排座位上抱着双臂想心思。沈林森队长过来问我,”你是不是不想看电视。”我说,”是的。”

他说,” 好吧,那就回房间里去好好休息吧。”然后叫了一个山东小伙子陪我回班房。

回到班房我躺在床上,默默地看着我顶上的上铺,我的上铺是空着的,只放着我个人的日用品。所有的同班房的双人床铺也都只有下铺睡人,上铺则整齐地摆放个人用品。

陪我回班房的这个山东小伙就是我刚到农场不久上次唱歌的那位。他在他的床位的上铺翻他的东西,过了好一会,他依次走到边上几个窗口,向外张望了好一阵,然后,走到我床边,给了我许多小吃。他知道我不准家属接济,也不准购买任何小卖部的食品。我说我不要他的东西,叫他自己留着慢慢吃吧。一个农村青年家里有多少闲钱供他们花的。他坚持把食品往我手中塞。我怕有巡视的警员看到,对他不好,所以很警惕地无声地摇摇手。正在推让中,窗口来了一个警员,咳嗽了一下,低声地叫那个山东小伙子的名字。看得出,山东小伙子吓了一跳,他把手中的东西全扔在我的床上。我也一惊,顺势把被子拉下盖住床上的食品。

出乎意料地可能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动作配合得太过迅速,那个警员放佛没有看见,甚至连我们先前的推让动作大概也没有看清。他很和善地问山东小伙多大岁数了?老家是哪儿的?最近有没有和家里联系?什么时候劳教到期?家中有几口人?老家现在发展得怎么样了等等?

聊了好一会家常。他说,今晚没有让你看电视,我们知道你辛苦了。好好照顾照顾这位上海来的杨先生,争取能为自己减一点刑,早一点和家人团聚。现在我想和杨週先生讲两句话,你先回铺上休息一会吧。

然后就叫我,”杨週先生,我想和你聊几句,你不介意吧。”

我说,谢谢你来看我。我从铺上起身,走到窗口。

这个警员穿戴得很整洁,长得也非常英俊,并且面带笑容和我说话。

他说,白天我们农场里的干警都旁听了关于你的案件的法院开庭。我们都知道你被陷害了,你肯定心里很难过。我来是想安慰你几句,想开一点,不要太难过。那个诬陷你的神经病自己也逃不了,没有好下场,就关在对面的二中队里,每天在做他的皮球。我们不会给他好颜色看的。

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很安慰,十分诚恳地谢谢这个警员的关照。

接着他就告诉我四岔河大丰劳教农场近几年的变化。以前这里有许多从新疆回沪的上海青年,后来他们都转移出去到崇明农场,这里变成劳教农场。刚开始这里也关过一些上海人,现在大丰农场已经没有一个上海籍的劳教人员了,都是外地的小青年,最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外地劳教人员,上个月也提前释放了。

他说,听说你以前是搞土壤改良的,我们这里也是盐碱地,不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改造盐碱地的?我说,改良土壤一般分为物理的和生物的。物理性的改良我们以前主要学的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柯夫达的土壤学说。生物性的主要是学原南京政府农业部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刘受益先生的作物理论。物理性的盐碱地土改主要就是采用灌溉冲洗的方式,使得盐分降低。另外根据土壤地下水埋深情况,或者是利用水的流动性搞水盐平面移动,或者是利用水的重力作用搞水盐垂直运动。其中搞水盐平面移动的工程量最大,牵涉到地表高程,土壤理化性质,盐水最终出口处等等。据刘受益教授介绍,我国江南一带,地下水埋深都很浅,大部分都接近临界深度,有的甚至就在耕作层,不可能搞水盐垂直运动的。一般来说,至封闭情况下,这两种水盐运动方式,水盐垂直运动效果比较好,水盐平行移动远期会因为盐分反向扩散很可能会造成土壤次生盐渍化问题,问题会更严重,更难治理。

他说,杨先生你讲的理论我也听不懂,不过我听我们公安局内部的人议论过,说你的学问很深,知识面很广,人品一级。用我们上海话来说就是:” 杨週先生真正是只模子。” 这点我是相信的,我们私下里也都很佩服你。

我们在这里的上海公安干警都想早一点把这块飞地还给江苏省,我们可以回上海工作。我们这些上海籍贯的警员经常上海江苏两地来回跑,真的干得很累很辛苦。

上个礼拜,我们农场的一个警员到外地搞内查外调,回来时,好不容易挤上一趟列车。列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连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走道上更是拥挤不堪。我们的那个警员想解手,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人根本没有办法走动。没有办法,穿着警服又不可以乱来,硬憋住。憋了大半天回到上海结果发生尿中毒,抢救不过来,很年轻就过世了,留下了年龄还很小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说到这里我见他眼眶也红了,听得我心里也很酸楚。虽然我很久没有挤过火车,但是对全国的铁路交通情况还是有点了解的。中国的铁路交通状况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确很落后,虽然不像印度火车的车厢外面悬挂着许多乘客,但是车厢内部也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彼此的肺泡不能充分扩张,人人的血氧量都接近下限。所以我能理解他讲的不幸事件。

说到此处他话头一转,说,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不过也有些好处。这里引进了许多四不像的麋鹿,看看它们繁殖得越来越多也很有意思的。近几年大丰的生态保护不错,滩涂上有许多野鸭可以打,我们空闲时就几个人去打猎去,我今天一早就和同事们打了好几个野鸭子,晚上做了顿野鸭餐。

最后他”呵”了一声!我忘了告诉你,我们几个好朋友今天聚会喝了不少酒。我现在好像还有点头晕,好了。不多说了,你也早一点休息吧。然后叫了一声那个山东小伙子的名字,说道,”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好好照顾杨先生,不准出纰漏!”

山东小伙子愉快地答应了一声,”好的。”

随后那个英俊警员就从窗口消失了。窗外面一片漆黑。

班房里又恢复了平静,山东小伙子再次走到几个窗户跟前向外张望了一阵,确定外面没有人了,走到我跟前说,那些小吃食你就收下放好吧,过一会电视放完了,大家都回来了被人看见就不好了。我看他怎么这么执意也就不再推让,堆放在枕头下。

地球上真正对所有生物都是公平的唯有时间。劳教农场的艰苦岁月也和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和达官贵人幸福的日子以同样速率运行着。

春节快到了,大年三十下午,沈林森队长和十三太保说,找两个专门洗脸用的脸盆洗干净,然后带领几个劳教小青年出劳教一大队,到总部食堂去,装了两大盆农场工作干部吃的荤菜给我。都是些剁好的熏鸡熏鸭,和大盆的红烧肉以及整条的红烧鱼之类的菜肴。沈林森说,尽管通过几个月的调养,你的身体比刚到农场时好些了,但是还是缺乏营养,上面指示给你增加一点营养品,所以我们给了你一些干警们的春节食品。你一个人慢慢地吃。

等沈林森走了以后,我招呼同班房的劳教小青年一起吃,他们都摇摇头,没有一个敢吃。我说,你们怕什么,不会有毒的!他们说我们知道没有毒的,但是那是政府专门供给你的,我们吃了会关禁闭的。

他们既然这样说了,我也就不勉强他们了。

(未完待叙)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五

2017年10月10日星期二

                                      杨週(天聪)

                        Tuesday, October 10, 2017

我被关押在黄浦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最后的日子里起诉了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为什么我不要求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重审我的案子,而是直接向法院起诉劳动教养委员会,原因就是二个。第一,向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申诉,等于对牛弹琴。而且申诉什么?我连决定我劳教所犯的罪行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申诉?第二,不管有理无理,我非常清楚法院无论如何都不会判决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决定无效,但是我向法院起诉劳动教养委员会就会迫使劳动教养委员会必须出示对我所作决定的证据,在法院留下档案。我要彻底搞清楚对我的劳动教养究竟是根据什么罪行决定的,这当然是为了便于以后翻案,这也是我以后要求国家赔偿 的依据。

再说,法院就是要遵循中央的指令,必须维持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决定,形式上也需要判案的法理证据,法院总不会像公安局一样不需要证据就任意判决的吧!一九九四年年底的一个下午,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劳教农场一大队,一中队的大礼堂开庭了。庭上没有律师,也没有家属,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这是秘密开庭。而且最诡异的是事先连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只是到开庭时前一个小时才通知我,”你现在可以作好准备,今天就你的起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事项开庭。”

一进临时法庭,庭上坐满了人,一看阵势大多是身穿 警服的人员。我暗自猜想,大丰劳教农场 的警员事先得到了通知,今天要对杨週起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案子开庭。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我劳动教养。而且他们早就知道我在大丰劳教农场,但是平时是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大丰劳教农场所有的警员只有一个名叫沈林森的队长可以看我,并和我说话,其他人连看我都是不容许的,和我说话更是违纪的。十三太保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及时反映除了沈林森之外是否有其他人和我联系。所以趁此机会劳教所的警员们也想看看这个在劳教所的神秘人物究竟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到的人很多几乎都挤满了临时法庭。

上海市原人权协会理事长,在上海滩上不说是赫赫有名,但是在警界也算是个知名人物了,为什么会被决定劳动教养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不是我生活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劳动教养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个人道德上有问题,而不是法理上有罪行的人。

法庭上,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朗读了许多证人的证词。这些证词,无非是说我打电话给他她们,询问关于王辅臣的下落。这么多的证人和这么多的证词,所说的都是我怎么询问他她们的关于一个人权协会成员失踪的事实陈述,法理上对我是极其有利的。这不但显示对我有利,而且证明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对我的处罚决定的无理。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反驳和否定这些证人和证词。我不但不会去否定和反驳这些证人和证词,而且非常感激这些证人和他们的证词。因为他们她们所陈述的时间和内容从法理上证明了我确实不知道王辅臣失踪的原因和去处。即使以后事实证明事后我知道了王辅臣的下落,但是当时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无罪,想了解,想打听,要关心更是无罪,而且是负责任的表现,是很人道人性的表现。

我相信在法庭上旁听的警员的同情心此刻都倾向了我,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执法的,看过的劳教决定书和听过的案例够多了。分得清什么是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什么是有利证据和无利证据。

但是,当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朗读到最后一个证人的证词时,整个法庭响起了”轰” 的一声。这个证人叫鲍戈。他说,杨週也问过他王辅臣的下落,但是他猜想,杨週是把王辅臣藏起来了。审讯员问他,那么杨週把王辅臣藏起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杨週就是想制造事端,杨週想出名。为了想出名,杨週还污蔑人民政府,说中国外交部说杨週等人是罪犯,这是无中生有,这是造谣污蔑。

法庭的某个角落响起一个声音,”这个神经病人提供的什么证据!?”

一切都清楚了,这个神经病人的证词是构成我劳动教养的唯一法理依据。我内心登时平静下来。

我冷静地回答法官,”请法庭调查和核实 这个证人的证词。”

当然这是多余的,法官当庭判决维持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劳动教养决定。

这个精神病人是上海市警界都知道的患者。一九九二年,他打着对日索赔的理由要自焚,上海当局出于人道考虑,把他关在上海市安康医院治疗。安康医院是隶属于上海市公安局的精神病康复医院。为了安定他的情绪,院方跟他说,他所在的地方其实是疗养院,原先是毛泽东主席到上海时专门修建的疗养院。

用一个精神病院有确切记录的精神病患者梦魇般的证词作判罪依据,我想,连蠢货也知道这是很荒唐的。我以后要打这场官司,只需通过律师,把这个精神病人的住院史和精神病史出示给法庭,就足以彻底推翻这个劳教决定。另外我翻出当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召开记者招待会所说的,杨週等人不是什么人权分子,而是刑事罪犯的报道也可以彻底推翻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对我的劳教决定。

上海市公安局对想自杀或者自焚的公民实行现代文明国家通行的办法,把不管因为什么借口想自杀或者自焚者送往精神病医院进行药物和心理治疗,这是为了保护大部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但是美国之音和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日本共同社以及台湾的对大陆广播等电台却把这个想自焚的人鼓吹为英雄。在这些胡闹的媒体中,最鬼谲的是日本共同社,明明知道这个神经病患者是打着对日索赔旗号的,却鼓吹他是民运领袖!

这些没有人性的媒体的胡搅蛮缠,给中国政府对精神病人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治疗制造了极其困难的处境。

据说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美国的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个要自焚的人是中国真正的英雄,我真的无语了。到了美国亲眼见到,美国的英文报纸,中文报纸对在中国制造一系列恐怖事件的组织和个人一边倒的同情支持,这些白纸黑字完全颠倒了人们的常识和常理。

这难道是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是人文主义表达,是人性辉煌的展示?!

这个精神病人在一九九三年甚至用化名写了一篇鼓吹自己要带领十万民众进军北京的长文,我一言不发把这篇文章带到北京请北京的朋友看看。周国强看了立即判断这是个神经病患者。到了美国以后碰到当年看过这篇文章的北京朋友除了一个姓魏的人之外都说这是个神经病人。这篇文章应该落在和现在保存在中国国家安全局里 – 这个精神病患者交给我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通过我的手发布,但是我根本不可能把这篇文章交给媒体发表的。这都不需要有专业知识就能判断的人和事情,一到国际上却变成了西方专业媒体人的宠爱。这些专业媒体人全都自己神经失常,认为这个精神病患者是正常人,是英雄,是反抗中共暴政的民运领袖!

西方对中国好不容易走上正轨的民主运动的破坏就开始在对一个神经病患者的无耻吹捧上,以后对法轮功信徒自焚的长篇报道,对一系列发生在中国的恐怖活动的报道都遵循了同一个套路,就是怎么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颠覆中国的政权。西方媒体对一个声称要表演火烧活体的人表现得如此兴奋,用价值昂贵的版面连篇累牍地报道,用价值连城的短波频道电台对华日夜宣传,在人类发展到二十世纪末的日子里把人性丑恶的一面表演得无以复加和淋漓尽致。难怪现在的人们对西方遭受了同样的恐怖攻击和威胁,以及精神病患者引起的灾难冷嘲热讽了。因为西方媒体长久以来一直迫使人们的良心沉默,迫使人们不能表达正常的言论,迫使人们心理扭曲,迫使人们的价值观颠倒。

西方为了瓦解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操,甚至长久以来宣传”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的谬论。这种鼓吹的结果影响到自己了,现在美国人民喜爱的球队,公开表达了对国旗国歌的蔑视。影响所及,以后美国的军队,武装力量也不想当所谓的爱国主义流氓怎么办,他们消极爱国或者积极卖国怎么办?调转枪口怎么办?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攻击自己的国家怎么办?核子武器被不爱国的绅士引爆在美国本土怎么办?

人是精神动物,人的精神被彻底搞乱了,这个世界还会太平吗?!

你为了破坏别的国家,你把国家的价值观都颠倒了。你想自己不受影响,你想受到影响后恢复和重建,这是非常困难的。况且美国的国家建立本来就很短暂并不怎么牢固,现在又被自己的权威理论家颠覆了国家观念以后,怎么恢复怎么重建?加上随着美国国力的自然减速,人民的安居乐业受到影响,人民的美梦受到打击。再加上现在的政治家胡闹到想利用日本遏制中国,他们都不认真想一想,人类唯一遭受过原子弹攻击的是日本这个国家,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军事上复建了,有了核武器,第一复仇对象是谁?

我不隐瞒,我们家属在国民党时期是大家属,我的舅舅,我的外婆(grandmother in law) 的亲儿子叶先生就是美国飞虎队的成员,在和日本军队作战时牺牲了。国仇家恨是很难遗忘的,是最难被时光抹平的。所以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是心存戒心的。一九七八年他们的领事馆工作人员想和我谈话都被我断然拒绝。一九九四年日本共同社的记者约我谈话时,边上坐着一个日本人,我问共同社记者,这是谁?记者说是另一家的记者,我淡然一笑,想听就听吧。不料这个所谓的记者目光炯炯地对我反复审视,非同常人之交往。

开始时,他一言不发,我和共同社记者谈话中突然被他 打断。他说,据他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交谈时,发现大多数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都主张恢复帝制。我立即判断这个人不是什么记者,而是日本外交人员。日本外交人员早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就知道我,并想通过我的好朋友徐平先生以及另一个朋友和我发生联系,我都一口回绝了。众所周知,中国人健忘,日本人却不会健忘的。他们早知道我对日本的态度,所以降格称自己是记者。其实不要说是日本外交人员,即令真的是日本记者和我交往,中国政府也是密切注意和备案的,我当然不会对他们胡说。再说,他们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并不怎么关心,而是关心中国的国制,这和普通记者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我对他说,中国可能有人主张帝制,但是人不会太多,层次也很低。

我过后想,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真正关注的是中国何时也解体,加上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原人民日报的记者鼓吹中国解体在即,西方已经没有人会认为中国还可以继续维系下去。他们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中国解体以后的种种可能了。也之所以日本要把一个鼓吹对日索赔的人鼓吹为民主运动领袖,这绝对不是国家的装疯卖傻行为,而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国家战略行为。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宪法规定的四个现代化和达到两个高度(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 际和国内的双重困难。

而每一个真正爱国的主张民主的务实人士另外还必然面临着党内权谋分子的暗算。

在中国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主人权道路上屡遭挫折,我不由得回想起一九九零年为了重启改革开放道路致中央领导人的信中曾用过的二句古诗:

“黄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长。”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四

2017年10月1日星期日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四

杨週(天聪)

 

 

 

(上海九江路上的嘉携商务大楼。图片来自于网络—— 杨週(天聪)注)

Sunday, October 1, 2017

如果一个人真有灵魂,出离了肉体在高空凝视自己的处境会是什么情况?

一九九四年季秋,有一颗空心土豆在上海到江苏盐城几百公里的路上颠簸滚动。盐城在江苏省内,却隶属上海市管辖。改革开放以后,江苏省政府屡次向中央要求收回这块土地的管辖权,但是党中央的领导是上海出去的,所以再怎么打报告都不会被批准,也所以江苏省内的这块土地就一直要不回来,成为上海市的飞地。也因为是飞地,因此上海本地人根本不熟悉怎么走。江苏盐城大丰劳教农场在我们那个时代人的概念中则是一个非常遥远和可怜可怖的地方。

这颗空心土豆在滚动中滚迷路了,本来预计下午可以到达大丰劳教农场的,结果傍晚才到。这颗空心土豆里塞着黄浦区政治保卫科的科长范光荣以及下属,另外还塞有一位劳教犯人杨週。带着手铐的杨週此时因为处于严重缺钾状况已经软瘫在车厢里,加上猛烈的路途震荡,最后陷于半昏迷状态。

就是身为劳教犯人,杨週我在事件过后还是回想到,就是在这块飞地里,以前小时候有一位女朋友的父亲可能就曾在这里做过场长。我的那位小时候的女朋友的父亲姓孙,原本在上海黄浦区公安分局下属的一个派出所当所长。文革前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某个夏天穿着木拖板到派出所里说是反映情况,当班的警员一看是个穿木拖板摇着蒲扇的市民就爱理不理。黄赤波说我想找你们所长谈谈,当班警员顿时火冒三丈,把他推出派出所门外。黄赤波厉声说我是黄赤波,我要见你们的孙所长。当班小警员一听气势不对,苗头不好,赶紧把孙所长叫出来。黄赤波对孙所长说,你平时怎么教导部下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来反映情况都爱理不理!事后黄赤波就对上海市公安局进行大整顿,孙所长被外放到外地劳教或者是劳改农场。这次大整顿以后,就是没有被整顿的公安局人员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的另一个朋友的老爸是黄浦区公安分局的政治保卫科的科长姓顾,在文革中,却是被黄埔公安分局的内部造反派关押在九江路上近江西中路的一幢五层楼高的建筑里跳楼死亡。这幢楼现在叫什么嘉携商务楼。这幢楼如果不加上装饰楼大约是四层,最下面一层也是最宏伟的一层是钢筋水泥的。上面三层是红砖砌成的。但是这四层比现在普通的七楼还高。大楼对面是著名的圣三一堂。

圣三一堂是上海早期最大最华丽的哥特式基督教圣公会主教座堂,因为外墙是红砖砌成的,所以又称为”红礼拜堂”。这座教堂曾经有过一台大型的用电力鼓风的管风琴,风琴约有2,600根琴管以及三排琴键,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管风琴。这座教堂的钟楼和管风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祖国的花朵,我们天真无邪的可爱的孩子们摧毁了。(孩子们的前修饰语,应该并可以是无穷无尽的美好的形容词的集合,为节约篇幅只加这么多了,敬请现在还活跃在美国的民运中的红卫兵们原谅。)我有时候冥想:一九六六年面对圣三一堂的哥特式钟楼被摧毁,电力鼓风的大型管风琴被破坏的场景 ,黄埔公安分局一科顾科长跳楼后会不会立即进入天堂,我真的不知道。就连顾科长是自动跳的楼还是被扔下楼的,连上帝都不可能知道,因为他被关押着。我只知道,公安系统内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原因是他和他老婆结婚时在国民党时期的报纸『申报』上登过广告。

我只知道,黄赤波局长文革前曾经说过,现在的法制不健全;”在上海的马路上随便抓一个三十岁以上的男人进来,就可以判他三年徒刑!”这句话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时的一条极其严重的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他本人在一九六七年初被批斗得自杀未遂,以后被关在北京的监狱,出狱时经病理检查,断过十根肋排骨。好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内的政治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黄赤波说的在上海的马路上随便抓一个三十岁以上的男人就可以判三年徒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在上海的马路上随便抓一个二十岁以上的男人判三年劳教的情况还是存在着。

这不,我被决定了三年劳动教养,这不是法院判的,而是上海市公安局决定的。罪名好像是什么煽动罪,到底是什么罪名,我也记不清楚。因为没有具体罪行。

这颗从上海到盐城的公路上胡乱滚动的空心土豆是辆吉普车,终于在天擦黑时滚对了路滚到了大丰劳教农场。我被押下车,准确地说是被抬下车,抬我下车的后来才知道是二个劳教人员,长得都很清秀,另外几个劳教人员则帮我把行李送到牢房里。进入牢房,有几个劳教人员已经帮我铺好被褥,他们扶着我,帮我洗脸,洗脚,帮我脱下衣裤,把我平稳地放在床上,有人端来了温水,并给我一片钾片,让我服用。

第二天,我稍微清醒了点,知道我的班房里有十三个劳教人员,其他班房最少有五十个,最多的有六十多个人。看管我的十三个劳教,他们被其他劳教人员也包括他们自己称为是十三太保,全部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长得都很眉目清秀,穿得也很干净。

他们热情地问我是否需要这需要那,并且帮我捶背捏肩,扶我上厕所。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才慢慢回过神来。知道这是大丰农场第一劳教农场,我所在的是一大队,一中队,一小队。中队里只有一个队长可以跟我说话,那个队长叫沈林森,非常好记的名字。也慢慢知道那十三个被称为十三太保的劳教小青年已经为我集训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中,不需要干活,整天就是培训怎么和我说话,怎么照顾我。最令我好奇的是他们说,如果我打了他们绝对不可以回手,骂了他们也不可以回嘴。听他们所说的他们必须遵守的种种规矩以后,我奇怪了,问他们,我看上去很凶恶吗?他们说看上去你很好的蛮和善的。我想可能是我被劳教时破口大骂的样子的确很凶相,所以被传到劳教所里我是个很蛮横的人。

他们不敢问我是因为什么案件劳教的,上面有规定,不准打听。他们只猜想我是个大官。但是他们又好奇,怎么会是劳教的,劳教多半是外地人,而且是小青年。他们有规定不准给我一张纸,一支笔。如果谁给了,立即关紧闭,并且调离一小队干活去,做真皮的足球去。他们最害怕的是做品牌为阿迪达斯的足球,阿迪达斯足球做工很复杂很难做,任务很难完成,如果完不成任务,同样也是劳教人员的监工就会没头没脑地打他们。有些劳教人员因为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就加班加点做。坐着做真皮足球一天十几个小时,屁股会坐烂的,坐烂屁股就发磺胺类药膏治疗。天气好的时候,那些坐烂屁股以后,表现好的劳教人员就在操场上的洗脸池旁趴着晒屁股。劳教人员晒屁股的场景原来是不让我看到的,不知哪一天他们疏忽了,居然被我看到了,真的很壮观。

我问同班房的劳教人员,他们是些什么事情进来的?他们都按上面的规定老老实实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之类的如果是偷工地上钢筋电缆的话,上海市民一般也不清楚,也不怎么讨人厌,最讨厌的是偷自行车。说到被偷自行车,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总共不少于十辆自行车被盗。九十年代初,上海市公安局审讯我时,我说我的自行车又被盗了,大概是你们干的吧?据我的朋友们告诉我,他们被公安局审讯时,审讯员都抱怨说,你们的杨週先生真的把什么坏事都赖在我们公安局身上。我们公安局就这么无聊专门偷你们的自行车?我们的形象在你们民主人士看来也太坏了!我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这是调侃的话,怎么就当真了!大概因为我说笑话时也是一本正经的,所以被他们误以为我是当真的了。

这十三太保是专门挑选过的长得比较讨人喜欢,有点文化,案情也是比较轻的。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现在不知在何方。

清楚地记得有一个晚上,上床时间到了,大家都安安静静地躺着,我的邻铺突然哼唱起一首歌。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

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

呜 –

阿娇摇着船

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歌声随风飘 飘到我的脸上

脸上淌着泪

象那条弯弯的河水

呜–

弯弯的河水啊 流进我的心上

呜–

我的心充满惆怅 不为那弯弯的月亮

只为那今天的村庄 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故乡的月亮 你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了我的胸膛

呜—

在昏暗的白炽灯下,在劳教农场里静得一只乌龟在爬动都可以听到的时候,忽然听到如此忧伤的歌曲,心里无比的惆怅,那种淡淡的伤感,一直贯通了我的心房和心室。

我的邻铺睡的是一个山东小伙子,真的是有一个好歌喉,男中音。我请他再唱一曲,他就又唱了,我在那歌声的安抚下,在静态中,渐渐地进入朦胧中。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弯弯的月亮”这首歌,也是近年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因为那首歌一响起我就仿佛又回到了 劳教农场那个静谧的夜晚。

苦涩,无奈,惆怅,忧伤,朦胧,黯淡 ……. 种种感觉弥漫在我的毛细血管中,传导在我的神经末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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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