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的存档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三

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

 

杨週(天聪)

 

Wednesday, September 20, 2017

 

姚振祥送我回家的第二天一早,我被捕了,关在黄埔公安分局看守所。

这是我第一次被关在区级看守所,这里说一点常识给喜欢说谎造谣的人们听。中国大陆的逮捕,关押,审判是分级对口的。根据法律规定,反革命案,杀人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包括跨区跨省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对口公诉的单位是中级人民检察院,拘押的是市级看守所。

 

而区级看守所,对口的是区级检察院,区级人民法院。区级司法部门量刑的权限一般压缩在十年以内。一九八三年严打时权限扩大到死刑,一九八四年以后死刑权限又收回。所以我看到有一个所谓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胡写什么一九七八年在黄埔分局因为拥护邓小平被判死刑的案例,真是哭笑不得。像这样不顾事实的乱文居然还真有人信。

 

这篇所谓的忠诚的文章的目的连傻瓜都应该看出是想讨好邓小平先生的,是想借手邓小平的威望打击刚刚走上正轨的司法系统。但是这篇文章一是违背基本逻辑,常识和事实,二是违背法律对口程序,第三是引起当时司法界的混乱。如果邓小平没有政治经验,批示追究迫害拥护自己的法律界人士,将会造成多大的混乱!?首先是黄埔公安分局将进行全面整顿和改组,其次是黄埔区检察院,再其次是黄浦区法院。这三级系统的人都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更不要说当时的上海市委和整个中国的司法系统了。

 

所以所谓的第二种忠诚的用意是非常险恶的。邓小平是政治经验非常丰富的人,怎么会上这种低级的政治把戏的当,非但不上当,反而把蓄意制造混乱的家伙开除出党。后来的结果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了。那个所谓的坚决拥护马列主义的人,是坚决彻底反共的。那个写第二种忠诚的人,一九八九年时乘乱在美国写了大量文章说中共必需垮台,必定垮台和一定垮台,而且时间不会超过三年,后来又修订为五年,最后又改成不超过二零零零年。他自己不仅讨好疆独,台独,蒙独,藏独,而且只要一切反共反中的恶劣事件发生,他都是支持的。他对一切想说真话的人,无不攻击为中共特务。(很可笑的是他还是中共建政前的地下党员。我都不知道这些原中共地下党员,是如何解释中共地下党员和中共特务的区别的,特务好像不是作在地下工作的而是作地上工作的?!他还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李登辉的国民党为他提供优惠待遇是在”养士”。)他和他鼓吹的第二种忠诚的主角在反华反共的世界里如鱼得水,八面玲珑,春风得意,连嫖妓强奸都没有人敢说一句,更别说贪污腐败了。他们依仗的恶势力如此嚣张,人们一定知道和记得只有我一个人在美国敢于公开的实名揭露和批判他们。

 

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人们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政治绝对不是表面文章看到的那么简单。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想搞中国政治,想搞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斗争史的现代版,想掌握连浩瀚的什么史记,资治通鉴,历朝历代史都不能穷尽的治国诀窍图谋方略,不是被人愚弄,就是祸害整个中华民族。

 

我从一九五八年在中学里懵懂看待政治,到一九六七年亲身感受文化大革命的凶险,到一九八一年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体会科技进步的巨大成果和人民需要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的愿景。我对刘少奇邓小平先生的政治智慧是很佩服的。不要对我胡说什么右派分子都是好人。我从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修学回到上海。因为有一张大学学生证,我有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泡在上海市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阅读。(当时的上海市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只提供有大学证件和有介绍信的专业人士阅读装订成册的报刊杂志和内部书籍;第三阅览室其实是档案馆了,只有特殊人员凭介绍信并登记以后才能借阅。)我在上海图书馆阅读 了整个反右斗争时期的报刊杂志。至于当时社会上禁止阅读的国内外的文艺作品,上海市财政局都有。原因是上海市财政局,留用了许多国民党时期的财政人才。上海市财政局留用的人才中,甚至有一个是日本皇室的女成员。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田中首相向中方递交一份在华日人的名单中,有此人的较详细的信息。一九七三年经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批示回归日本。

为什么这位日本皇室成员在之前无人知晓?是因为上海市财政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曾受到过外部冲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公检法甚至全国的党政机关全都受到冲击,而唯有上海市财政局不准冲击。据上海造反派总司令潘国平告诉我,他们造反派当时是想冲的,但是张春桥下令不准冲,谁冲就抓谁。因为,当时中国大陆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上海市财政局不仅掌管全市所有单位的资金调拨,而且包括驻沪部队的军用开支,更重要的是上海市财政局每年还要向中央提供占全国财政总额的六分之一的财政支援。所以许多财经人才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旧社会留用的人才都是知识分子,喜欢看名著。加上建国以后第一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本人也喜欢书籍,所以不但保留了原上海市财政局的藏书,而且定了制度,每个月都有一定的经费用于购买书籍,这项规定一直被保留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我通过在档案室工作的母亲,把当时社会上容许的或者不容许的国内外名著几乎都阅读过。这为我以后做事为人,作了知识储备。

 

我从当时的报刊杂志中了解到,当年有许多所谓的右派分子,其实平时就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很多都是快刀手,不过不曾想自己被其他窝囊废事后立功成事了而已。这也是他们中很多人愤愤不平的缘由之一。反右真的是扩大化了,认真地研究当时的文献,所谓的右,其实绝大多数是在全民比左时比失败了的而已,他们确实不是右,而是左,真正的左。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的真正右派就是几个民主党人而已。当年的章罗联盟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原来坐拥五十万大军,自己居然是五十万右派大军的领袖。事后证明这五十万右派大军连他们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右派,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左派,根本就不知道和不认可章罗联盟的纲领。党中央确实是搞错了。被搞错的客观原因就不说了。被搞错的主观原因是这些错划的右派大多数是些锋芒人物,平时积累了不少对头,到时候被人趁机报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借阅当时的装订成册的报纸和杂志看看就知道了。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没有看过反右斗争的全部文献,你简直就没有在中国作从政的政治储备。

 

我在新疆时也曾遇到一些逃跑到新疆的内地盲流中的右派。都是些左得出奇的人物,因为有点文化都混得还不错,四清时搞内查外调,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当时的生产部队因为他们不惹事添乱也不公布。但是一九六六年全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个个都蠢蠢欲动,非常起劲地想造反想革命,政法股把全农场的有问题的人员归类列表,分发到宣教股 和各营连政工和治安主任手里,我才了解到这些平时看起来极左的分子原来却是戴帽的右派分子,也算开了眼界了。我写下这些也是告诉人们,真 不要以为左或者右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另外也是告诉人们其实大陆当局在看待社会运动,和处理大问题之前,早就排队摸底的,绝对不是充耳不闻的。充耳不闻,轻的说是玩忽职守,严重的是渎职。所以你要投入大陆的任何运动都要想清楚了,自己是什么人,用上海人的土话来说, ” 掂掂自己的分量。”

 

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说什么右派分子都是好人,左和右不是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志。现在认为民主运动人士是好人,其实就像中共当年说右派分子是坏人一样荒唐荒谬。更何况左和右是可以互换的,甚至都不需要互换,只看怎么判断罢了。所以许多右派要求彻底平反,平反什么?平反就是要中央肯定自己是左派分子而已,是要重新获得权力成为革别人命的革命者,是要享受革命者的待遇和权力,是要恢复和扩大个人的革命待遇和权力。所以人们才会看到他们一会左,一会右,一出国全变成卖国分子。

 

这个中国的特殊的左右派混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所谓民主运动中人,其中许多人,根本就不认同民主的原则,纲领。相对共产党的左,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右,而是比现在的共产党更左,而且左到出奇的地步。这里举二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今年刚刚被美国之音请出门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等一帮子人,他们原来就是广东等地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他们被请出门还拉着门框哭喊到,自己是在全心全意为美国利益考虑,才动用了美国之音的电台资源报道郭文贵的谣言的。他们不集体发联合声明,公开表态,人们还蒙在鼓里,真的以为他们是为了美中友谊和两国的共同利益工作,并为了提高民众素质而传播民主的本来价值的媒体人。一表态,人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些非常恶意的利用谣言和诽谤想颠覆中国,想搅乱是非和颠倒罪于非罪界限的恶棍。

 

另外举的一个例子是,海外民运旁门左道到都不需要全国人民同意,居然先后选出两届总统。我不久前才知道,其中一个总统居然还派遣他的特使回大陆活动。我以前写过,中国的农村有层出不穷的自封为皇帝的反民主现象,现在与时俱进,城市里居然出现了自封为民主中国总统的怪事。中国的民主意识的普及和提高真的是任重道远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人们看民主运动其实就像看当年反右运动,有点蒙眼胡乱回击一样。我想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人到死也不会承认许多人,甚至大部分右派分子是他们的基础和追随者,因为领袖和本群体的思想体系完全不同。同理,大部分右派分子也不会承认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是他们的领袖。所以你真正看懂了反右斗争,你也就真正看懂了当代的民主运动。

 

现在的民主运动和当年的反右运动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右派是受歧视的,现在的民主人士是受重视的,所以当年的右派许多是被人硬塞进右派队伍,而现在的民主派大多数是自己硬挤进民主队伍。一个是避害,一个是图利,仅此而已。他们个人和他们所处的群体的价值观,理念和行为准则完全不同。

 

一九九一年四月,上海市公安局的张凤年(当年他已经离休,临时被召回)审讯我时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从小讲话就一进一出。” 为什么我会被人有这么深刻的印象,主要就是有了一定的政治储备。储备来自哪里?来自于大量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名著(政治的,历史的,科技的,文学的,艺术的),和反右斗争的历史文献。至于他从小就注意我,不是因为我是个捣蛋胚子,而是因为我向报刊杂志投稿。当年向报刊杂志投稿,如果被录用,当时的报刊杂志是要通过政审这一关的,有单位的通过单位,没有单位的,像我这种情况就到街道了解,并到派出所调查背景。哪像现在胡乱写一些东西都有地方发表。

 

至于政治和文化储备,也不是仅仅看书读报,而是要进入学校进修的,一九六二年初,大批在江西共产主义大学的上海青年逃回家。上海人都知道了那个所谓比华东师范大学质量更高的江西共大其实是汪东兴瞎吹的。共大的教学质量一塌糊涂。我的那张大学学生证登时也就一文不值了,再也进不了上海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怎么办?我就进入南市区的民办高中和民办函授大学。一九六一年时,中央突然放宽私人办学的政策,在上海南市区的福佑路上有许多旧上海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就纷纷办起了学校。我还记得我读的其中一个是光华私立大学。整个大学就一个课堂,一个老师加上老师的妻子。老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数学文学都教。可能这些上海私立大学都是受监控和调查的,我也是被彻底调查过的。所以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公安局来了二个人,对我说,上面知道你喜欢读书,决定让你到复旦大学进修去。我们对你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尤其是哲学方面。

 

当时我正在帮我的朋友跑各大厂家,收购小金库的物质。因为中央要清查小金库。在这里说一句,有些根本不懂工矿企业的什么记者乱写什么小金库就是私房钱,就是贪污的资 金。当年的每个工厂企业私下里都设立第二仓库,仓库里存放和保管的是市场紧俏的生产和日用品用来应付市场短缺时的急需之用,根本不是贪污的赃款和挪用的资金。中央认为这些停滞的物资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调控和分配能力,所以要清点这些账面以外的物资。为了应对上面的检查和下面的举报,所以许多工矿企业都大量低价处理这些账外物资。当时的温州人正穷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了这个机会就集资到上海收购这些账外物资。为什么他们不到其它城市收购?这是因为上海的产品质量好,比如工矿企业必须要用到的大型电闸的性能,哪一家外地厂家能达到上海的质量?举一个例子,上海人民电器厂出产的电器开关的触点是一块很大的纯银,保证良好的导电性能。说到大块的银触点,自然也有不法分子把纯银块撬下来用镀银块替换上去,造成许多使用了这些劣质电器的工矿企业着火和爆炸事故。这是改革开放时鲜为人知的负面故事和代价。

 

我此时正在忙着为我的温州朋友跑生活,哪有心事读书,但是上面是怎么知道我喜欢读书的?我想,可能我在光华圣约翰函授大学学习时被上海有关方面备过案。(民办大学在一九六二年底就被中央发文取缔。中央容许民办大学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的事了。)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关于一分为三的文章引起中央高层的注意,中国的哲学家为此正互相争论不休。到了一九八六年,周扬先生还被左王在报刊上撰文攻击,说他背叛马列主义立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哲学观。

 

作为引起争论事件的起头人,我的学术观点当然受到重视,他们并希望对我本人进行教育。并希望我能被纳入自己人的学术行列。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我知道被中共选中的人才很多不是什么外界胡说的文化特务!而是中共要收罗人才。我认真想过,孔子办的学校其实就是干部培训班,干部必须要懂六艺,所以要学六艺,这是做干部的知识储备。中国共产党办的党校,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也是要进行知识储备并且还要进行政治储备以应对职务所需。

 

我当时忙于生计,已经无暇关心和注意政治,尤其无心再搞什么学术研究,因为学术研究根本不能当饭吃,所以一口回绝了到复旦进修的劝说。

 

事情进展到我一九九四年夏天被关押在上海市黄埔公安分局看守所,中央还是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发函邀请我出席当年的作家颁奖大会,并保举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作家写作班学习。(这封信件我太太收到后因为怕连累中国作协的一大批人,没有报道过,我出劳教所时她交给我。这封信件在我出国时被国家安全局收走。)即使以后我离开大陆多年,中央还是通过广东中山大学给我发邀请函,希望我对罢工和人权问题发表一些看法,我也明白这层意思并表达了我个人的看法。我讲这些也是要告诉人们,自己的知识储备比你夸大自己的活动  的能力和作用更大。中共真的是惟才是重的。

 

我常想,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和维持政权,和中共唯才是重有关。中共在国民党时期搞的学生运动,是挑选有才有德的人,学生领袖都是些品德优秀和有威望的人。如今在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想学中共这一套搞学生运动来颠覆中共政府。殊不知,他们学的是皮毛,看的是表象,挑选的不是人才,而是渣滓,所以搞得一塌糊涂。另外,美国的政治家很清楚,要使得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必须树立一个国家敌人,人民敌人。如果没有的话,想也要想出一个,所谓国家的稳定和团结必须要有个外部的国家假想敌人。所以美国在冷战时期选的是苏联作为假想敌。(苏联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宣布解体以后曾经的主导国缩小为俄国。 上海人权协会也正是在一九九一年共产世界大动乱大瓦解的那个非常时期,唯一打破中国六四僵局的民间团体)。美国在冷战以后选的假想敌国是中国。人们应该记得,那个一九七二年曾经促进中美建交的布热津斯基,因为曾经的国家假想敌苏联已经瓦解不存在了,此时处于所谓”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时候,所以在一九九五年提出要把中国作为替代的假想敌国,正式提出要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stone time )的构想。据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的亲疏转换,和个人好恶没有关系,而是国家战略需要。

 

而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当政的台湾政权(无论国民党或者民进党)倒是干的好事,自动为中国树立了真正的国家和人民的敌人。什么藏独,台独,蒙独,疆独,以及各种邪教和反民主的乌烟瘴气的什么党派和团体组织,甚至还搞出几个什么民主中国总统!中国人民一看到这些国之大敌,民意所归,民心所向,当然觉得还是中共好。普遍认为唯有中共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能够保证全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法制秩序以及和平建设。

 

认真地反省自己,我从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和造反者,我和我的家庭从来是被革命和被造反的。我之所以一九七八年提出人权和民主问题,不是想造反或者革命,而是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表达自己的心声。

 

所以当一九七九年我的姓陶的审讯员问我,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人太多了,据叶剑英的报告,全中国有一亿人受到株连,为什么他们都能正确对待,你却不能正确对待呢 ?!我的提审员,一九七九年亲自到新疆内查外调过我。他甚至还了解到我的绰号竟然是叫杨克斯,受过批斗,脖子吊过木板,坐过土飞机。当他问我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我还真的一时语塞,有点自责和佩服其他人能忍辱负重,还真感到自己有点私心膨胀。

 

出狱后通过几年的研究和探索,我之所以不肯忍辱负重,个中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如果当自己所处的群体全都处在被严重歪曲被践踏,被蹂躏的地步,作为群体中的一分子,提出为群体的主要人物平反其实就是包含了为自己争取合理对待的目的。当自己的问题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自己就想扩大事件的社会影响以求得到 社会的支持来圆满解决。中央主要领导人为了稳定大局,可以忍辱负重,向对手作种种妥协。但是执行路线的基层的普通人就没有这个必要作妥协。因为他们为这条路线被剥夺了一切,没有了退路,妥协就是承认自己应该默默忍受侮辱和诽谤以及所有一切不公平的现状。

 

所以有一定政治运作能力的人才发动与个人能力极端不相称的社会大运动。而局外人根本没有看懂这种运动的内在逻辑关系,只看到外部的热闹场面,以为事情就是表面理由那么简单,呼喊两句口号投入进去,毫无节制的表现自己,结果就成了上海人 所说的” 垫刀头朋友”。这些  ”垫 刀头朋友” 就是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同样参加运动,处理 结果却完全不同,尤其是本来就是敌对阵营的头脑浑浊的人,想入非非以为机会又来了,可以又趁机捞一点什么好处 ,这可能吗?结局当然是很惨的。

 

在他们看来,原来搞运动就是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他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所以他们的悲剧,不是什么原则或者路线的问题。而是看问题 “看豁边”了,北方话就是看走眼了。以致最后倒霉了还想把别人拉在一起,别 人保持沉默,不划清界线或者激烈批评他们已经是做到最大的人格表现了。试问他人为什么要为这些乌七八糟的人和事并且已经给自己添了无数麻烦的人去做孱头背黑锅。

 

另外,中央之所以能够容忍这种不稳定元素抬头,主要是想等待社会舆论的表态,以便更好地调正执政态势,和掌握以后发展方向。

 

所以不需要隐瞒,当我提出为刘邓路线平反其实就是包含了为自己平反的个人因素。为个体利益本身是一切个体生物的本能和真正动力。当自己和整个群体的利益相关时,自己才会把握群体的动向和区分利弊并有超强的持久力和洞察力。

 

所以为自己争取应有的评价和待遇。根本原因是个体仅仅是群体的一分子,群体的主要人物都不能平反,个体还有什么资格平反。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人们,中国大陆的任何社会运动如果不是外力加入搞成的,必定是党内路线分歧和斗争的社会反映。

 

所以当一九八零年我被判二年有期徒刑缓期二年不服又加半年,中央非常震怒,把蓄意想把我打成国民党特务的当时的上海市人大主任严佑民调往河南省担任人大副主任。他不去,中央有一派为他说情,结果让他担任安徽省省委书记。他和我结仇,根本就是有点胡闹。原因是我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揭露,上海市委篡改中央关于妥善解决上山下乡知青的关于顶替问题的文件,把在校学生改成在校大专院校学生。懂一点政府工作运作规则的人都知道,这肯定是秘书干的秘书改的。严佑民的文化程度不足以知道什么是扩大内涵,缩小外延之类的逻辑关系,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担任公安部第九个副部长时,习惯了整人,所以千方百计想把我搞成国民党特务解气。他都不仔细想一想,你把我搞成国民党特务,怎么向中央交待?人们如何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对文化大革命评价变化的社会原因和为刘少奇平反的党内外原因。一个国民党特务首提为刘少奇平反,首提文化大革命是民族灾难,这段历史怎么向人民交代,怎么向历史交代?!

 

一个人把个人仇恨扩大到连政治常识,历史常识都不顾,也真是一个奇人。

 

他到了安徽不死心又在一九八二年通过孙忠良想把人权协会的魏全宝等人诱骗为劫机集团,间接打击我。魏全宝告诉我事情原委,我关照他立即到他所在的公安局报案。劫持飞机这么个事情都被他想出来栽赃,中央非常重视,这还不搞个水落石出?!得知原委,胡耀邦非常生气,立即把他调离安徽省,安排在陕西省当人大常委副主任。他故伎重演,不上任不去,这个事件连他的靠山也保不住了,只好离休。

 

但是一九九二年元月,曾庆红把他从离休状态,调往中央担任民政部长,这明显是冲着我的。但是问题是,离退休后又提升,这是和邓小平建立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对着干的。此时邓小平再也忍不住了,南巡讲话,发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确立,我所在的丰泽公司的事情也通过司法程序有了结论。此时我是想收场了。一九九三年年头,上海下了一场多年憋住的大雪,有两个北京朋友来看我,一个是周国强,一个是钱玉民,我安排他们到了当时的南市区的一家旅舍住宿,我陪他们聊了一晚上,他们说北京的地下民情很暴力,甚至有人想用模型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的,另外,当时社会上有多起未遂已遂的劫机事件。我听了觉得这很不好,国家需要和平和安定,我提出不能搞什么地下活动,也不能搞什么暴力活动,要提倡公开化要和平理性。彼此讨论的结果是,由我来写一篇关于民主运动必须公开化的文章,周国强和钱玉民搞一个和平宪章之类的东西。说一点当时的情况,当时国内社会的暴力倾向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一九九三年年底被关押在北京市昌平县收容站时,又有一架飞机被劫持到 台湾。事发之后,连收容站的看守们都惊呼起来!

 

和平宪章的背景就是这样的。

 

当时商谈好的,和平宪章由周国强写,周国强没有写,却让其他人写。写的人的水平真的不能和周国强比,写得真的很乱。像宪章之类的东西,要么否定式要么肯定式,或者混合式也算可以,但是原始稿件写得真的不伦不类,大家都觉得不满意,但是起草的人说,说时间来不及了稍微改了一下明显的错误,就这么出笼了。如果有兴趣,人们可以看看和平宪章,就会发现其实争论 是很大的。不过大陆搞宪章之类的活动从此就开了个头,是好是坏我就不说了。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只能由历史评价。

 

我自审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我素来是以刘少奇为标杆的,以自己曾经是执行刘邓路线为荣的。

 

所以我的行为模式很明确,就是以刘邓路线自居,这既是为自己的过去辩护,也是为自己的未来定位。也因此我认为,任何社会的运动如果不是由外力煽动起来,必定是党内斗争的社会衍射。如果不是党内路线的社会衍射,如果不是有外力加入,任何社会事情都不可能在大陆形成大的社会运动。

 

正因为我对自己,对整个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看法和认识,所以我在一九九四年就觉得不需要再搞下去了,所以我离开了人权协会的负责人位置,并想彻底退出社会活动。这些都是上海市公安部门掌握的,也找过我谈过话。但是他们还是说,上海的人权协会有什么事,我们还得找你,上海的民主运动有什么事还得拿你是问。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是个头。

 

其实我认真思考过什么是人权?为什么人们分不清个案和人权的区别,人权是否应该是只关注制度性的,政策性的,民族性的,种族性的,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案件。所谓人权不应该定义为个人权力受到侵犯。所以人权协会应该是个研究机构,而不是事务机构。个人权利受到侵犯应该是律师和法院解决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人权协会不应该是律师事务所,不应该听取公民的个案,也没有能力解决个案。人权协会只有反映群体性案件和社会性民族和种族问题的职能。人权协会是不是应该成为研究机构。这些都需要我静下心来研究。

 

但是我退都退不下来。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是个人有能力去提高的,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那真的是国家的事情,政府的事情。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投入,任何个人都将被愚民和他们的盲动送入火坑。

 

一九九四年我没有被关在第一看守所,而是在区级看守所,这说明我不涉及政治案件,而是刑事案件。那么究竟我触犯了什么刑法,我真的很茫然。我左思右想,我没有犯什么罪,唯一可以使我反省的是我不应该听到王辅臣家属向我要人,就急急忙忙帮助寻找,并在不了解情况时贸然向美国之音通报人员失踪,并且亲眼见到了王辅臣之后,又不是劝告他投案,而是最后同意和支持王辅臣逃出国境。

 

在黄浦区看守所里审讯我的不是黄浦区分局的人,也不是我所认识的市公安局的人,只能猜想是公安部的人。我有个毛病,只要关押时间超过三个月,一定得缺钾症,非常痛苦,连站立都困难,大小便都要人搀扶。看守所的卫生员,发钾片给我服用,但是这种缺钾好像吃钾片只能轻微的缓解。这东西又不能吃过头,不然,心脏会停搏。加上承办员告诉我,我的女儿脚骨摔折了。心里真的很难过很痛苦。

 

大概是一九九四年八月份,审讯我的二个承办员突然消失,大概过了一个月,在解放日报上看到,在南方某市举行理论务虚会。报道说,务虚会认为当前还是要正确的严格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看了报道,我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了,都准备打包回家了,突然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十日宣布对我实行劳动教养。劳动教养真是莫名其妙的制度,宣布有罪名却不说明罪名所根据的是什么事实。可能现在的人们不懂,有罪名无事实怎么理解?通俗地说,就是你在路上循规蹈矩地走,警察一把抓住你,说你是强盗。警察说你是强盗就是强盗,不需要说明为什么是强盗,也不需要通过法院就关押起来,这就是制度性的侵犯人权。这项恶劣制度在二零一三年底被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废除了,这也是习近平为中国的人权所作的举世瞩目的贡献。有些莫名其妙的所谓民运人士说,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倒退了,恶化了,这真是闭着眼睛说胡话了。

一九九四年宣布对我实行劳动教养。这下真的几乎把我气疯了,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几个月的身心痛苦化为脏话喷出口,连宣布我劳动教养的人一时都楞了一会。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上海脏话骂人。

 

我都忍不住骂人了,当然劳动教养决定书上是没有我的签名的。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二

2017年9月14日星期四

 

杨週(天聪)

Thursday, September 14, 2017

在王辅臣逃亡期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说 ,”杨週等人不是什么人权分子,而是刑事罪犯。”引起了国际社会轩然大波。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被逮捕,我的事件并 没有进入司法程序,法院更无从判决我是个刑事罪犯。然而这时中国外交部却越过司法界限对外宣布我是刑事罪犯!这是很严重的践踏司法程序和司法结果的国家行为,当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我得知消息也非常震惊,自然也就针锋相对反驳。

就算以后中国的公安局决定我劳教三年,勉强算是事后补充进入司法程序,但处理的结果还不是司法判决,而是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不等于司法判决。被劳教教养的当事人并不等同于刑事罪犯,而是有过失或者有过错的公民。中国外交部为什么要把我和刑事罪犯联系起来,根据是什么?一直是我在劳教所里百思不解的问题。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个人素质确实差,没有什么法制观念,但也不至于蠢到无根据的信口开河的地步,所以说如此有关国家法制形象的问题,他多少总还是要有点什么依据的吧?

他究竟依据的是什么呢?

回顾起来,尽管一九九一年九月解放日报曾经报道过上海丰泽公司是建国以后最大偷漏税案件的主体,性质比东北的王守信严重。顺便说一句,海外到今天为止还在把王守信作为腐败和贪污的典型案例在渲染,居然不知道这个案件早就平反了。王守信根本就不是什么贪污腐败分子,而是工业系统改革开放的先锋,是极左派反改革开放的牺牲品。有人说记者不会杀人,王守信就是个被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杀害的典型,极左派利用手中的媒体,制造社会舆论,挟持了司法工具,把她杀害了。事隔多年,到今天为止还有人在她身上搞戮尸斩首的艺术表演。我重提王守信案件就是要提醒人们注意。通过王守信事件我相信人们可以和应该看清极左派的凶残和恶劣本性了吧。

所以不要相信极左派人士是善良和干净的。极左派手上是流淌着无辜人民的鲜血的。他们不但从不反省,而且还在炫耀他们手上鲜红的人血。人们应该看清在极左派友善的花言巧语的布道后面是鲜血淋淋的人头和尸体。在他们假装正义的面具后面是手枪和子弹。看到他们对王守信被杀戮的愉悦,我的内心就被揪住一样痛,这都是些什么人,如此嗜血成瘾。再仔细想一想我自己的鲜血也差一点被用来为他们的屠刀淬火,我的头颅和身体也差一点被他们用来祭天。

另外,我们从对王守信这个案件的评价,就可以 知道海外民运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属于什么思想体系。如果让他们上台,中国绝对会是处于血雨腥风的时代。我们这些曾经的改革开放的前沿人物必定被用来 补刀和祭祀的。

因此通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前些时候我很严肃地告诉我的一个朋友,我对现在的党中央非常支持和信赖。为什么?因为我认为现在的党中央是真正主张改革开放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首先,习近平亲自担任深化改革开放小组组长。第二,中央提倡一带一路,在国际上首创改革开放的道路。把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推广到国际。第三,习近平先生在瑞士的非政府经济论坛上的脱稿发言,强调了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懂一点政治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经济发展其实已经包含了政治变革的内容,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在政治环境中的经济活动。中国目前的国策是真正体现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成功,因为世界情况和变化太复杂。中国的邓小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动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也不是在一九八九年差一点被以美国为主体运作的学生运动葬送!同理,在国际上推广改革路线,面临的风险就更严峻了。无论是国内的或者是国际的改革开放,需要绝对的和平环境。看看世界目前处于点火不断,爆炸不停,以及处于核恐怖威胁的状况,我们甚至都无法想象世界可见将来的形势,尤其是无法预测世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风险。但是无论如何,习近平的历史功绩会被世界史铭记下来 ,即使这种世界范围的改革开放被不可预测的某些情况暂时中断,但他开启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是没有办法塞回人类的神经 轴突 里去的。

虽然一九九一年作为丰泽公司曾经主管的我,有经济的刑事罪犯嫌疑,但是通过一年的侦办,一九九二年丰泽公司偷漏税的案件已经宣告结案。我亲自问过上海市公安局,也知道有几个分公司确实是有些偷漏税情况。为此,有一个分公司经理甚至罚款五十万,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一九九二年的五十万,可绝对不是和现在二零一七年的五十万等值的,起码要乘以100 这个数。

这件震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民办企业偷漏税的特大案件,已经通过司法程序证明确实没有那么严重,并且与我无关。甚至包括我的老上司,分公司经理沈惠民先生都通过司法程序被证明是清白的。那么沈国放说我是刑事罪犯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作为个人的他,可以信口开河,但是这是有关国家名誉的事,他无法摆脱党内坚持法制的一方问责的。

他是如何应对党内高层的问责,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他所依据的事实究竟是什么,我必须搞清楚,我不能糊涂到死。

事情过去了一年。一九九五年我被公安局决定保外就医。朋友们来看我,郑儒太先生告诉我,一九九四年五月他也被传讯。传讯时审讯员告诉他,王辅臣逃跑前和面馆老板打架的事。并说那个老板报案时,报案中例举的被损坏物件里提到,被王辅臣摔破的紫砂壶是祖传的名家收藏物。 我一听,祖传的名家紫砂壶,这个价值还有顶?!这个案件报到中央,还不是坐实了是重大刑事案件,当事者涉案者还不都成了刑事罪犯?这还不连累到我?这还不给一直对我恨之入骨的左派提供了机会?天赐良机,怎么会放过!

尽管我总算明白了说我是刑事罪犯的源头,心中的块垒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坚实了。我听完这个故事尽管不动声色,但在心中长叹一口气。

真是, ” 坑我者,唯他尔!”

我多次对朋友们说,千万不要和乱七八糟的事情搞在一起,后果是会很严重的。本来是可轻可重的事情,和政治一挂钩,绝对是可重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种说教,真的有人听进了,听懂了吗?听的人,真的能做到律己了吗?做到克己复礼了吗?

政治其实是群体利益的集中表达。既然是群体利益的集中表达,而不是全民利益的集中表达,就有可能在表达本群体利益时伤害其他群体,不被其他群体接受,尤其是本群体最大利益化的追求和本群体的特殊的爱好和追求,也因此本群体的最大利益和爱好以及追求是特别受注意和排斥的。这就在公共政治上要求某些政治人物放弃或者克制本群体的最大化利益和特殊追求以及爱好。

所以现代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放大不合本群体的状况的显示效应,我称之为政治凸透镜效应。许多本来很普通的事件通过政治凸透镜看的话,就不同寻常了,更何况本来就不普通的事件很可能就变成政治丑闻。本来可能不过是些普通的缺点或者缺陷,一旦通过政治凸透镜的观察效应,很可能就变成特大政治丑闻,甚至成为特大刑事案件。

所以经济的生活的特殊和不正常的事件就尽量不曝光,在信息爆炸的当代,难免个人和本群体的信息不被曝光。所以审视下来对于个人来说,最好的不曝光的方法就是政治人物让特殊和不正常的事件不发生,这样就不存在曝光和不曝光甚至掩盖和弥补的问题。

但是我们能做到吗?但是我们能保证与我们有关联的人士能做到吗?一个人想从事政治又要避开政治凸透镜效应,同时又要保证自己和自己有关的亲朋好友克制欲望,爱好,追求,这是现代乌托邦式政治幻想。

如果我们更深一步研究,政治透镜其实是有两大功效的。政治凸透镜不单单是有寻丑现恶的功能,还有显美明善的功能。不被政治凸透镜聚焦的人物和事件,就不会有人关注,没有人关注的人物和事件就成不了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既要被政治凸透镜聚焦,又想不被政治凸透镜曝光不被全体人民认可的特殊追求和爱好,这种矛盾是很难解决的,尤其在网络时代,在谣言和诽谤,污蔑和诬陷无疆界泛滥的时代。

由于诸上原因,国家暴力和国家宽容的作用就特别的需要和特出了。所以如何协调国家暴力和国家宽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课题。

而我们的这些当代人的个人悲剧往往就是发生在国家暴力和国家宽容不协调的间隙时。

(未完待叙)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

2017年9月12日星期二

 

Thursdays, September 12, 2017

杨週(天聪)

昨天一夜没睡好,今天一早就赶到女儿家。小外孙女见到我脸色很庄重,小小年纪,二岁不到。看到自己的妈妈这几天忙着整理行李,今天外公又一早上门,这些异常情况,使她隐约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好在她奶奶给她玩I pad 分散了她的注意力。

我跟女儿说,你的女儿真的很敏感。她是感觉到你要出门,只是没法表达,这不是什么第六感起作用,而是家中反常现象引起了她的警觉。这是哺乳动物千万年进化的遗传本能。女儿的小先生先期到南方的一个小城市打点种种事宜。女儿的女儿太小,只能留在家中。

出租车到了机场后,进入检票大厅,女儿叫我可以回家了,我坚持要看她检查行李,托运行李,并目送她进入检票处。

这个机场我已经十九年没有来过。十九年前,我就是在这个机场迎接我的女儿,那时我是请高平先生和他的夫人陪我接女儿的。女儿是由空姐送到我面前。空姐问女儿,”你认识这个人吗?” 女儿点点头说,”这是我爸爸。”空姐又指着她妈妈问,”你认识她吗?” 女儿犹豫起来,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眼眶。分别三年,只认得我,连妈妈都生疏了。

只认得我,是因为我经常陪她玩。

她从小就是个机灵鬼,我只要有出门 的表现,她立即猜到,并一把抱住我,缠着要一起出去。清楚地记得一九九四年春季,我要和约好的苏佩秋女士见面。她看出我要出门,紧紧地抱住我,我只得带她一同去见苏佩秋。还记得见面地点在南京西路一个高级旅馆的西餐厅里,苏佩秋女士也是个喜欢小孩子的人,一见我女儿就很有爱,给她买了一份西式小点心。我在上海时并没有教过女儿用刀叉等西式餐具。女儿自己看周围的人怎么使用的,就比照着用,也不打搅我们大人说话。餐后苏女士叫餐厅服务员帮女儿把剩下的点心打包带走,女儿就把打包的点心带回家,第二天分给里弄里的小伙伴分享。

这次和苏佩秋的见面会是我提出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LIN MUCHEN 的想到美国去,被领事馆拒签。当年被美国领事馆拒签是很严重的事情,可能今后十年都进不了美国,而他急于离开中国。我猜到是什么原因,原因是几个月前(1993/6/6)他写了一封给人大常委会的信,胡骂一通,什么法西斯政权之类的,最后责问人大,”是不是政权落到警察手里了?”落款是人权协会,联系人是杨週。

我看了这封信,哭笑不得。这哪里是想解决问题,根本就是胡骂。当着众人的面我不便跟他争论,也不想反驳,怎么办?仔细看这封信的结尾是疑问式的,所以也就算了,发就发吧。但是我掌握住一个原则就是不对外公布,因此构不成煽动罪,诽谤罪。

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史振泰到我家约我到人民公园坐坐,并拍了一张两人合照,这张照片,前几年我登在我的博客里。这次会面时他告诉我,”你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有回音了,解放日报登载了人大的回音,’据调查,现在的政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上面知道我对解放日报很有意见,一九七九年三月造谣说我要到联合国控告中国没有人权,一九九一年又夸大事实说我所担任过总部经理的丰泽公司偷漏税一亿元以上,比那个被枪毙的被攻击为什么女妖的王守信的问题更严重。所以我对解放日报很有意见。但是史振泰先生和解放日报关系比较好,所以派他作调和人。 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史振泰先生前几年被人当猴耍,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想如果我还在上海,他何至于到这个地步。

说到史振泰我多说几句,一九九一年四月我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时,同班房有一个杀人嫌疑犯,姓王的,父亲是新四军的小干部。因为我所在的城防公司的老领导也是新四军的,所以,我对他有一种自然的同情感。他是山东人,很讲义气,就是这个义气害了他。从接触几个月下来,发现他平时为人还蛮讲道理的,我就把他这个案子介绍给李国萍律师办理,希望他有机会活下去。当然最后因为案发后警察来找他问话,他立即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检察院又否定了他有自首情节,最后被处决了。他有一个亲戚在北京当检察官。他有一个姐姐,长得也很正气,我就把她介绍给史振泰,她个人倒是很满意,但是史振泰真是个书呆子,都不晓得如何招待女生,常常自顾自修理他的照相机或者修理他的手风琴,把王女士冷在一边。结果此事传到公安局,公安局给王女士介绍了一个对象。最后当王女士告诉我一切,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当我前几年看到他在废墟前拉手风琴的公开照,我整个人的心都揪起来–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

我和苏佩秋见面时,对她说,我的朋友LIN MUZHENG 被你们领事馆拒签了,希望你能帮帮他。苏佩秋一口答应,说回去调查一下,一定解决。但是她却又提出,”我非常想知道,你想不想到美国访问呢?”我说我不想。

本来事情都是很平静很正常的,问题出在王辅臣身上。一九九四年四月七日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访华时提出想见见上海的杨週,当局不想让法总理和我见面,就把我请到延安东路上靠外滩的大富豪酒家隔离起来。上海的其他民运人士则关在派出所里。被关在派出所里的人就觉得当局对他们不公平。因为他们又没有什么事值得被请到派出所喝茶。尤其是王辅臣找到给他在派出所里时送面条的个体户,说为什么送光面给他吃,是不是欺负人,并和面馆 的老板争吵起来。互相推搡中,可能有东西损坏,面馆老板就报案,说王辅臣在他的面馆里打砸抢,其中最要命的是说王辅臣把他的一把紫砂茶壶给摔坏了。这事情闹得很大,有人觉得这个面馆老板想敲竹杠,于是在王辅臣家塞了一张字条,王辅臣就此逃跑。逃跑时又不通知任何人。逃跑那天是从我家离开的,我就觉得有责任了,于是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王辅臣的下落。

在他逃跑前些时候,他和他的一个姓杨的朋友搞了一个修宪十九条,请我签名。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说我不签名,我已经把人权协会的理事长职务都辞掉,我想养养身体。他说你不签就没有人签名了,我说我真的不想签名。

他发急了,说你自己写的民主运动必须公开化,现在我们根据你的意思写了修宪十九条你却不想签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想为这事情伤了和气,再说十九条好像也真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只要不对外发布真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公民有权利在内部向人大反映情况和提出建议。我就说签就签吧,但是这是最后一次。他答应了。我就在稿件的末尾准备签。他又拦住,说,要签就签在前面,怎么可以签在最后的?我说好,好,好,就签在当中吧,这总可以了吧?所以这份稿件最后就发生了颠倒签名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我家是有监听的。所以当王辅臣失踪后,我第一反应,他是因为十九条被逮捕了。当局肯定掌握了十九条的签名经过。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王辅臣的下落以后我就对美国之音报道了这件事。

谁知道他突然从逃亡路上回到上海,找到姚振祥,并通过姚振祥联系上我。我见到他时,真是哭笑不得,刚和美国之音报道这个事情,他就出现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搞得如此神出鬼没,这回轮到我发怒了,我说你搞什么鬼,把我推到绝路上?他还是认为无所谓,我拧开收音机,请他听听电台是如何报道他失踪事件的。

他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连声说对不起,并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把事情搞得怎么乱,你说怎么办?他提出那么干脆出国去算了。我说也只有这条路了,并对姚振祥说你就陪他出国,费用你就先垫着吧,没有办法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明天可能我就被逮捕了。我一生做事谨慎小心,没有想到伤在这里,如果迟一天对外报道就好了。

回到家后看着睡着了的我可爱的女儿,真是百感交集。

(待叙)

 

 

民主运动的布朗现象—— 给水仙咖啡杯先生关于民主的通信

2017年9月11日星期一

 

 

杨週(天聪)

Monday, September 11, 2017

水仙咖啡杯先生:

你的文章我看了,信息量很大,有关民主问题的,有关国际政治问题和金融问题的,还有有关 LGBT 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你提出的有关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你的文章说:

“墙内民主圈在我看来,一个是偷偷摸摸,二个是乞求外力,三个是出尔反尔,道德资源破产,四个是愚昧无知、不学无术,五个是仇恨太甚,同路人都无法团结,六个是光说不练。”"中国人为什么到了自由世界也不得自由。”

观察到这些现象你觉得很困惑。其实能够观察到这一点,说明你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我见过一些可能是视觉有问题或者更可能心智有问题的人,说”民运要团结,团结一致对抗暴政。”他们究竟是真幼稚还是装疯卖傻,甚或是想哗众斂利就不得而知了。

你所陈述的现象,其实有好几个问题。这些人士懂得什么是民主吗?这些人中有的是想着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有些则想尝尝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抄,抓,杀”革命当家做主的滋味,有些想的是我的自由就是冲破一切枷锁。有些想的是一搞民运,就会得到西方源源不断的金钱和美女。在海外有些所谓的”民运理论家”甚至声嘶力竭的呼叫,”自由就是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情,酒足饭饱以后对朋友说,搞民运可以得到想得到的一切 …… 这些反民主的思潮你把他们都归为民主运动一类里去了,是不是归类方法有问题呢?

正常人看到这些现象简直都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神经有问题,还是精神有问题 ?此外,因为一个法官审理过罪犯,所以干脆把法官塞进罪犯圈子里,说是和犯人一伙的。理由是好人会和坏人打交道吗?一个警察把混在人群里的一个盗贼抓住,于是三姑六婆们说道,这个警官也不是什么好人。他是怎么看出人家是盗贼的,肯定自己就是盗贼惯了,才有经验!这种论调是不是有点怪异?!

我在新疆土壤改良研究所学习时,我的导师卫镇陆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现代科学都是相通的”。这句话真的很深刻。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和研究,有些社会现象其实和某些物理现象也是雷同的。

所以换一个角度看你所例举的这些社会现象就豁然开朗了。这些都是些细微颗粒在悬浮场里作布朗运动,彼此冲撞不休,似乎永不停顿。它们好像很有点自由意志,其实是被作热运动的分子打击后不得不表现的状态。布朗运动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要有足够密度的介质,第二要有适当的温度,第三悬浮颗粒必须足够大小,第四个也是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布朗介质本身有约束。如果介质没有约束,或者微小颗粒越过了约束,小颗粒就失去了作布朗运动的条件,它们进入另一种物理环境,大多数被其他电子或者正离子中和后沉降为灰尘失去了自由运动动力,极少数被其他分子冲撞进入外太空成为宇宙尘埃,被牛顿定律约束住。所以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无管制的自由主义者,这些都仅仅是布朗运动颗粒的社会表现罢了。

在人类社会里喊真正的无约束自由,在现代国家里喊无政府管制,是不是像地球物质不受地球引力约束般荒唐。

再说,真的想要无政府的民主,自行到旷野里去好了,真正想要不受管制的自由,到深海里去好了。在那里 只要不被人看到,你想怎么就怎么,即使你啃自己的骨头,甚至强奸鲨鱼鲸鱼都没人管你,你有充分的自由只要你有行使此类事情的能力。所以那些空喊个人充分自由充分民主反对一切国家暴政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仅仅是些行为艺术家罢了,目的不是真正去做的,而是表演给人看的,他们需要舞台,需要观众。所有的艺术都需要观众,没有观众的艺术表演肯定是精神病表演。

在上海就有这样一个疯子,别人搭建了舞台,他冲上表演了一会,人们给了他掌声,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个人物。舞台拆除了,他还沉浸在掌声中。没有舞台了,他就在里弄里高呼口号扰民,引起居民愤慨要求政府管理。政府顾虑了很长时间,延宕了很久,最后不得不出于公共安全和人道精神征求家属意见后,把他送往精神病院。在精神病医院治疗期间,有一个精神病医生发现这个精神病人原来还带有政治色彩,觉得奇货可居,还把这个精神病人大力推销到美国。美国人民看过太多精神病演出,有审丑疲劳了,这场闹剧才没有了市场。不然人们又可以看到一场新版政治疯子的国际演出。

我在美国碰到一些人对我说,杨週你离开上海了就该轮到我们撑市面了。啥人晓得,上海市公安局很不要脸。我们在旅舍里,外面来了好几个小姐,一进门就脱得精光,还冲上来扒我们的裤子,警察随后就冲进来拍照 …… 我听了哭笑不得,真的不好说什么。怎么说呢?为什么要密谋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谈论乱七八糟的东西,既然知道政治是很严肃可怕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严肃谨慎对待。既然你把政治当儿戏,别人也就把你当儿戏中的玩偶。据我所知,有一个我曾经担保被从轻处理的人的老婆对别人抱怨说他老公做鸡头,此人到美国后,自己都很知趣不来见我。有人指责我乱担保此人。 但是我为什么要对我不知道的事情负责,而且要对我曾经帮助过的人负一辈子责任?再说,在美国就是父亲也不需要对成年后的儿子的个人行为负责。

你的评论说  “  我也一直是打明牌的,之所以想加阁下即时通讯工具,倒不在密谋,主要是如果我们公开深谈恐怕会涉及很多时人、故人不欲为外所知的秘辛逸闻,惹来官非或不可免。” 这,你就多虑了,你我所说的事不提具体姓名,有什么不好说的?如果有人对号入座,那是他的事情,于我无关。我做人的原则是从不打听别人的私事,但是这些私事都已经变成公开的旧闻了,为什么不可以评论,为什么要装作一个糊涂人。

我从来不是什么老好人,更不是什么乡愿。你都是一个老好人了,还有什么是非原则?还谈什么公平公正,甚至道德良心?还搞什么人权和民主?真正的老好人应该去做牧师,神父,尼姑,和尚,道士…….. 出世去,入梵去。

一九九一年我被软禁在同济专家楼时,一个姓史的审讯人员问我,你为什么要和王若等这种人搞在一起,你了解他吗?我说我有许多文艺界朋友当然知道他的一些毛病,但是你们要知道”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察则无徒。”再说,你们今天这样 劝导我,可能明天会用同样的语句劝导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要和杨週这种人搞在一起?”这是你们的工作方式或者称作为套路。

我为人的准则就是就事论事,该知道的必须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想知道。众所周知,闭目塞听走夜路,这是在寻死?但是胡思乱想东张西望走险峰,同样也是寻死的。

我在上海时,有朋友引进了一个地下组织到我们这里。他们出示了自己油印的地下刊物,我看了一下,印得倒很整洁,但是内容实在不怎么样,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在做一种极其伟大和秘密高级的事情。那种神圣状,庄重状,连我都觉得气氛顿时变得冷凝起来。我只能说, 不错。再多的表白话就左右不是了。

一九九三年底,我从北京昌平县收容站转移到青东劳教农场接受审讯,审讯员吴建中说,前几天上海收缴了许多地下刊物,这些刊物我看都不看就扔在垃圾桶里。我只注意你的文章,确实是有水平。

我听了真为这些搞地下刊物的人悲哀,很宝贵的青春就整天躲躲闪闪的搞这些名堂,最后都在公安局手里,如果受到重视也还气得过,偏偏被人看都不看就扔进垃圾桶。我都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的宝贵青春就这样进了垃圾桶。我真的为他们感到悲哀。他们听到一些民主自由人权的名词,什么也没有搞懂,就一头扎进政治的旋涡里去,大好人生就这样一段一段一页一页,被自己蹂躏了糟蹋了。

或许他们觉得自己在为中国的人权,民主和自由在做重要贡献。中国人民的人权意识和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在他们的地下活动中被提升了。

他们活在高尔基的作品中,自己的幻境中。但愿中共不要去干扰他们,他们够可怜的了。

LGBT 问题我没有什么研究,总之认为这是人权的一个方面,我们不应该把LGBT 当作罪犯,因为他们并没有侵犯他人,如果剥夺他们的正当权利不仅不人道,而且可能阻碍人类的进步。比如图灵先生要不是当年英国社会不容忍他,他对人类的贡献,应该更大些。他首提的电脑,人工智能种种构想可能会更早造福人类。

 

 

给水仙咖啡杯先生的关于民主的通信

2017年9月10日星期日

 

杨週(天聪)

Sunday, September 10, 2017

 

水仙咖啡杯先生:

很遗憾,我不用微信和QQ。以前有人建议我后曾用过。结果来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人,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所以就不用了。再说私下里说话很容易被人误解或者误用,为了谨慎起见也以不用微信和QQ为妥。

你如果想要我的email, 我倒是可以给你。我的email address is : yangzhoutincong@gmail.com

但是我还是希望公开地讨论问题为好。我在大陆时就养成不和他人私下里讨论重要问题 的习惯。就是要说,也是很原则的说几句。这是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所以我才能够在大陆敢于打破政治僵局和在进行公开活动时不会被人陷害。至于一九九四年 一个神经病发作呼天抢地要自焚闹得全世界都为之兴奋的人作伪证诬陷我,连公安部门都看不下去,一九九五年在我临出国前夕,把他诬陷我构成我劳动教养的案件撤消掉。

你说你是准晕晕,我诚恳地告诉你,凭你的能力恐怕是不行的,所有的晕晕都是外部力量搞成的,目的不是什么民主和自由,而是颠覆。你如果真的希望国家走向民主,不要指望外力。你可能根本没有看懂我的”论一党专制的宪法危机”一文。该文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宗旨是要达到四个和二高。也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达到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实现民主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所以追求和要求民主不违法,但是在要求民主的名义下搞颠覆,则是任何社会都不容许的,在要求民主的过程中里通外国,更是在任何国家都属于违法的或者非法的。

君若不信我之所言,看看目前美国民主党要弹劾川普的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一条,川普里通外国 —  通俄。这条理由的真假,我们不去管它,但是它却是目前唯一正当的理由。我可以很骄傲地说,目前没有一个人在中国能写出比我的” 哭” 等用诗歌形式表现对民主自由向往的更高的文艺精神境界了。中共为什么不以此判我的刑 ? 这并不是如在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所说的,因为我是中共高级特务! 有哪一个国家会愚蠢到用自己的情报人员,写出极具煽动性的颠覆自己的文艺作品的?!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有些人就是因为读了我的” 哭”等诗歌 才 走向民主这条不归路的。中共当然知道这些诗的煽动性,但是他们明确告诉我,这不违法。为什么不违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要实现高度民主。所以不要把追求民主和反共卖国联系起来,也不要把追求和实现民主和爱国容共对立起来,更不要把民主和违法联系起来。蒋介石晚年犯的错误,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能容共不能容忍民主,最后的结果是整个国民党,走向宁可容忍台独,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境地,台湾今天的局面就是蒋介石晚年错误的延续。再说,排除共产党和镇压共产党的民主,是真 民主吗?难道就没有想过,要镇压共产党的民主本身逻辑上没有严重问题?台湾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吗?就连美国在国际范围里反共,但是对本国的共产党却是容许的,合法登记的。所以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恍然大悟,其实美国反对的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渗透和颠覆,仅此而已。

身为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人们真的不要认为自己想追求民主就不被中共所容忍,中共其实是容忍的,宪法也是容许的甚至要求的。所以问题不是在追求民主本身之中,而是在追求民主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上,以及幕后是否有外部势力操纵上。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大陆时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有过交往,但我没有依靠美国总领事图谋过什么,不但没有图谋过什么,就是当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苏佩秋一九九四年四月问我想不想到美国访问,我都拒绝了。所以她对我非常敬佩和关心,当我劳教时,她亲自出面多方联系募捐,并直接联系西北航空公司,给我争取到赠送 的来回双程机票,也正因为她的关心引起中国人权对我的不满和怨恨。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原因,我只能留居美国。连累我的女儿和我分离三年,寄养在朋友家中,想起来就难过。以后有机会我可以把内中的一切告诉你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公之于众的。个中的底气就是做人要坦荡荡。不要耍弄小聪明。因为你不是在和个人或者某个小集团斗智斗勇,而是在整个社会(国际和国内的)的现在以及将来的场合里显示着人格。

 

至于张凤女士的真名,恕我不会说,这是她的隐私。她不是毛家直旁系亲属,而是贺子珍家的亲属。她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打搅。

 

 

 

法拉盛次声波 三

2017年9月6日星期三

 

杨週(天聪)

Wednesday, September 6, 2017

                         纽约人强大的泌尿系统

如果有人问我,你最佩服美国人的是什么?我只能这样回答:我不敢妄议美国人怎么怎么,因为美国人这个概念实在太大,没有人能够用较短的语言道出美国人的品质,爱好,习惯,追求,向往......我们口中所谓的美国人其实是全世界的人种,民族,文化和宗教的汇集。全世界没有一块土地集中了如此多的人类(包括社会性)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但是有一个有关美国人的问题我是敢径直回答的:我最佩服的是纽约人的强大泌尿系统。不管你是什么民族,种族,什么文化,什么肤色,什么职业,什么信仰,作为纽约人尤其是到曼哈顿的纽约人,全都可能有,必须有,一定有强大的泌尿系统。

每当我一进入纽约的曼哈顿,我对纽约人强大的泌尿系统的佩服就油然而生。如此之大,之有名,之先进的大城市却少有公共厕所,如果你有本事找到公园自然另当别论,但也不是每个公园的厕所都是不分昼夜开放的。

以前的星巴克咖啡店里的厕所是对外开放的,但现在也只对买咖啡的或者买点心的顾客开放,当你心急火燎好不容易找到星巴克进入店堂,想降低膀胱压力时,先要排队买咖啡或者点心,此时此刻你的烦躁情绪是由不得你的修养能够很好控制住的。你的两大神经系统 — 植物的和运动的神经系统可能会处于严重失调的状况,你的海马体和大脑皮层里的生物电波会胡乱撞击,逬溅出无穷火花,什么美好和优雅的愿景和风景都变成碎片。就像大风吹过本来平静的有辉煌灿烂色彩倒影的江面或者湖面时,顷刻间就变成无数动荡跳跃的光斑闪烁场。

曼哈顿的麦当劳和肯塔基早就比星巴克提前实行厕所顾客使用制。现在连BestBuy 也实行顾客使用制。一般的饭店或者餐厅就更不用说了,不是它们的顾客,没有 点完菜肴,你就别想上厕所。如果你有先解决上一号楼问题再从容选菜肴 的想法并能实现,在曼哈顿多半是个大头梦。

据说曼哈顿原来是有很多公共厕所的,后来这些厕所被陆续拆除。拆除的原因是经常有人在厕所里面吸毒,或者厕所里面常常发生强奸抢劫等犯罪活动。此种恶劣现象的猖獗泛滥,现在就连曼哈顿大中心地铁站的厕所也被迫紧锁了。

在曼哈顿上厕所如此困难或者复杂,因此我对曼哈顿城里熙熙攘攘的人群,特别地怀有敬畏之心,佩服他她们的膀胱很巨大,刮约肌很健壮。面对有超强膀胱的纽约客,我是弱者。我每次到曼哈顿必定要在物理上采取措施,提早停止喝水,有尿意无尿意都要强迫自己上完厕所再上路。另外还要辅之以生化应对,以前是吃几片小红莓片剂(CRANBERRY) ,现在是服用维他命B6 强化一下自己的神经系统,减少尿意。服用维他命B6 减少尿意是我独自通过多次实践研究出来的简便方法。

如果平时的纽约人就如此剽悍,那么到重大庆典时,更是出类拔萃了。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挤在曼哈顿的几条街道上几个小时,他她们是如何做到不上厕所的呢?

有一次和家人一起看曼哈顿新年倒计时的场面,在寒风凛冽的街道上欢呼雀跃的人群真的令人感动。感动之余,又杞人忧天地问到,她他们是如何忍住二便的。 女儿说,一般来说他们她们是提早做好预防,少喝水和提早上完厕所。但是我又疑问,纵然如此但是以后这么长的时间(几个小时)都能忍住?!因为,你只要占据了在曼哈顿街道上某个合适的位置,一离开就被别人占据了,其他好位置更是不可能去占据的,每个人都有忍住二便的特殊功能?女儿说,据了解,有些人是带着diaper去的。我说带着diaper,天冷味道倒是不太大,但是想一想,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堆堆移动的大小便里欢呼跳跃,拥挤碰撞,很有点扫兴的感觉。我的话说到此处,女儿恼怒地说,”shut up”,愤怒地离 开了房间,并把门用力关上, 扔下一句话,” 再也不想和你说话了!”

接连几天,女儿都不理我,过了好几天,等她消了些气,我才低声向她陪不是,说  ” 是我不好,不该这么问问题的!”

女儿说,”很美好的事情,被你这样一说,变得恶心得很,害得我以后都不想再到曼哈顿看庆典了!”我再三陪不是,女儿才消了气。以后在她面前再也不敢提起这个话头。

但是这个话头却深深地影响了我自己,以后每当我看任何长时间的群众性集会,脑子里都是无数的携带着人类排泄物的  diaper 在晃动,而人们却在包裹着屎尿和粪便的diaper 里兴奋地穿行。此情此景一想起来就难堪得很。据此,我也深深理解自己的女儿,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能想得太透彻的,讲得太明白的。不然,任何良好的心理愿景和美好的自然风光以及社会情调都会失去应有的光彩的。

 

小腿和脚趾抽筋怎么克服

 

上文提到的维他命B6 可以加强膀胱收缩和扩张 的能力,其实维他命B6 对防治小腿抽筋也是有很好的功效的。如果发生小腿抽筋或者脚趾抽筋,服用B6 在一刻钟内就能见效。但是维持时间有限,也就是一,二天罢了。

有报道说腿脚抽筋主要是缺少钙质,喝骨头汤就好了,我还真信了。喝骨头汤的结果是嘌呤过多,形成痛风石。手指和胳膊有好几个肿块,腿脚抽筋却更严重,真的不堪其苦。

后来因为写塔喇喇风情时想起,在新疆的青年是没有小腿抽筋的现象。就是以前有抽筋的人们,到了新疆以后也没有了。什么原因呢,我想和食物有关,那时的新疆建设兵团因为年年有超越政策性亏损的巨额亏损,南疆的部队,就把比玉米值钱的小麦对外供应,兵团内部则食用廉价的玉米以减少亏损额。主食食用玉米,蔬菜少,加上蛋白质少,很容易得糙皮病,但是也有一个意外,就是很少 – 就我个人来说,就没有听说过南疆的人们有脚抽筋的情况发生。

对这个问题我仔细想过,如果仅仅是矿物质的缘故,说不通。因为离开新疆以后,平时我没少吃其他蔬菜,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应该是齐全的。如果说是少吃了某种蛋白质,也说不通。我除了昆虫之外,哺乳动物,禽类,鱼类也没少吃。百般探求中,又据有些专家说脚抽筋是因为缺少镁。我一下狠心再次把自己当小白鼠进行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志愿者,专门买了镁片剂服用,也没有解决问题。这说明小腿抽筋和矿物质和蛋白质的关系不大,尤其和缺钙缺镁关系都不大。但是如果某天碰巧食用了玉米糊,corn cake, corn  pie 或者玉米棒只要一顿量,基本能维持一到二个月不抽筋。 这是什么 缘故呢?

我想大概玉米里含有某种丰富的特殊的肽类 物质,或者其他什么有机物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物质不是脂溶性的,因为如果是脂溶性的,那么玉米油应该有防治脚抽筋的功效,但是我发现玉米油并没有这种作用。只能假定这种物质是水溶性的。

我还尝试食用不同种类的玉米,继续把自己当小白鼠食用甜玉米进行探索,结果发现甜玉虽为玉米却没有防治腿脚抽筋的作用。

普通玉米里究竟含有什么物质可以有效的防治腿脚抽筋,这有待科研人员研究并提纯和给出分子式并给以分子动力学解释。

任何不能给出分子式和分子动力学的药物都是碰巧的或者似是而非的,甚至是骗人的东西和把戏。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和结论。

 

茄子保持紫色的方法的关键

 

我的姨妈做得一手好菜,很普通的菜经她手就非常好吃。只说一个茄子吧,她炒的茄子色彩很鲜艳。而我炒的茄子,颜色十分难看,自己看了都不想吃。

问了许多人,都说炒茄子是旺火大油。这样做菜肯定是不健康的。前几年好像是在新语丝的网站上看到一个网名叫湘女的人(也有可能是梅子)介绍用微波炉叮茄子,可以保持紫色。我用了她的方法,发现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或者同一盘茄子中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如果切好的茄子直的摆放,没有间隔的话,大多数会失败。如果有间隔地排放叮切好的茄子才比较会成功,间隔以一厘米以上者为佳。如果横的排放,则不需要间隔。

君临此况,吾不得不究其原因何为了?

我想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样的,切好的茄子如果直排,没有间隔,茄子肉质部分的水分加温时会喷溅到相邻的茄子皮上,使得茄子皮不能快速定色,并使得紫色的茄子皮发黄或者色彩暗淡。切好的茄子直的摆放有间隔或者横排,茄子的肉质部分在微波炉叮的初始阶段喷溅的水分不会降低邻近茄子皮的温度,不影响相邻茄子皮的快速升温和定色。

茄子肉质部分在微波炉初始升温时的喷溅现象,我因为没有条件观察到,只能凭推理了。甚为遗憾!

在此只能寄希望于有条件的人士去观察了。

另外要说明的一点是,切茄子块的大小和变色不变色无关,只和摆放的方式方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