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的存档

聊聊来自亲朋好友的非科学理性的关爱

2015年3月10日星期二

                                     杨週(天聪)

尽管母亲出自基督教家庭,但进入重庆大学以后就再也不信任何宗教。外祖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我的姨妈却皈依佛教,所以我们家的信仰是很自由的。姨妈祭拜祖宗时,外祖母每餐前还是必定要感谢主的恩赐,睡觉前不忘感谢仁慈的主又给了一天人生。因为上辈信不同的宗教,对下辈也就很宽容。所以作为孩子有思想后,最希望也是最感激的应该是上辈们信多种宗教,孩子的自由度最大化,好处也最大化。但是认真总结下来,自己的母亲最好不要信教,因为关系自己的理性成长。我的一个叫陆耘的好朋友曾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一个好母亲,三代好子孙。他说这是他母亲说的,诚不我欺也,的确如此。

母亲本来是对什么宗教都不信的,但是晚年却买了一个观音菩萨瓷器供起来,每天烧三柱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黄浦区四川南路街道的居民中流行信基督教,里弄里的老太太老大伯很多都信基督教,我小时候的邻居玩友徐耀祖到我家闲聊,看到母亲供奉的观音菩萨问,你妈妈信佛教吗?”

我说不信,他又问,那么她供观音菩萨干什么?

我说,那是好奇好玩。观音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就好象我们看录放机的led 音量显示屏,声音本来是只能听到的,现在却能看到声音的动态变化。一千多年前就想到看声音(观音)这个名词很有点划时代感。再说观音菩萨本是男的,现在变成女的,也很有点人类进化的前瞻感。

母亲听我说什么从来都不插嘴,但是听到我说观音菩萨是男的,非常生气,说:怪不得共产党要捉你,观音菩萨明明是女的,你偏要瞎说是男的。如果不是观音菩萨保佑你,你现在还在牢房里!

我本是和朋友在瞎聊侃大山,一看母亲生气了,赶紧陪笑解释说,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观音菩萨本是个样子很凶恶的男神,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凶相的人,所以把印度传过来的长相难看的菩萨都改造成慈眉善目的人。所有的外来菩萨就观音菩萨最凶相,干脆改造成女人,看上去最顺眼。所以有人把我们中国人信奉的观音菩萨称之为东方的维纳斯。你如果不信,到印度去看看,哪有什么东方维纳斯的影子,只有中国才有。母亲白了我一眼说,“把你的那套东西跟共产党去说,看看他们信不信你讲的那一套,反正我是不会听你的。

其实我对我的母亲很理解,她要一点精神安慰,观音菩萨看上去很善良,很美丽,作为女性,作为母亲,面对一个强权政府欺负自己所爱的子女,百般无奈之中,把观音菩萨作为精神寄托是很正常不过的了。

不要说自己的母亲,就是自己的其他亲友,相处多年的邻居又何尝不是如此。尽他们的所能,想一点办法给自己一点帮助,这是一份深厚的感情,并不是迷信执着所然。母亲她只是尽自己的所能爱罢了,我也不需要去和她在信仰问题上为难。

一九九五年夏季,当局把我从大丰劳教农场准备转移到青东劳教农场继续改造前作常规身体检查,发现肺部和食道部分有阴影,进一步做钡餐x光透视造影发现食道有异常,于是更进一步作胃镜检查。当时中国劳教农场的医疗条件实在是可怕,作胃镜检查就和上刑罚差不了多少,又没有条件用麻醉药,一根拇指粗的管子生龙活虎般地往喉咙里乱搅,人被折腾得可以说是死去活来,想起来都后怕。

我因病被保外就医后,我妻子的法律实习老师金志美律师,千方百计打听到一味奇妙的药方,送给我妻子让她给我治病。

说起金志美律师,她对我的妻子非常宠爱。我的妻子是她最得意的学生。金志美律师本人是个共产党干部,她的丈夫生前原来是上海市的资深法官,她的一个亲属则是当朝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按理她应该敌视和仇恨我这个共产党朝廷要犯才合理合情。但是她却爱屋及乌,非常喜欢我的女儿,并关心我,这令我十分感动。她是个人性和良心大于党性的人。想起她,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欠缺她的,但是究竟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我是对什么秘方偏方不信的人。但是金志美律师的善意和好心我是深深记在心中,永远不会忘记。

听说我生病了,朋友们都赶来看我。好友徐平先生也风尘仆仆赶到我家,送来许多补品。那些补品说实话我也是不信的。徐平先生是个令当局非常生气的人。抓我的时候,我的朋友们被传讯,徐平也被传讯。公安局传讯他原来是要他揭发我的反党罪行的,他却非常耐心地给当局上人权课。他那口若悬河的人权理论听得公安局的审讯人员怒火中烧又不好发作。肯定是过了很久的时候了,公安局的人员在我面前提起他还是愤愤地说,要不是看在他老爸的份上,抓起来再说——“既然你们请我来谈谈,我就 浪费点时间给你们公安局上上人权课,亏他想得出来说的!真是又气又好笑。

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把一个同班房的杀人嫌疑犯的案件介绍给李国萍律师办案,因为人相处几个月了之后就有点恻隐之心,总希望认识的人有点机会能活下去,当然最后也因为他曾经承认过杀人毁尸和被检察院否定自首情节被处决了。我 也曾冒着风险动用我的朋友为许多人的人权问题和当局交涉过。有一个因为我和我的朋友出面交涉被当局宽大处理后的人居然找到徐平要求徐平跟他一起干民运,说他在海外影响很大。徐平很愤怒,当面说,你算什么人,居然想得出要我跟你一起干。事后徐平批评我不识人头,说我像伊索寓言里的农夫和蛇里的农夫。我跟他说,我不是农夫,农夫是讲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现世报的收益的;我也不是垦荒者,垦荒者是追求中长期经济效益的。我原来的本职是改良土壤,而人权的本质有点像改良土壤,至于土壤改良后长的先锋植物是食人树,断肠草,致癌花,或者是其他什么毒性植物,我是事先不研究的,我研究的是这片不毛之地,能不能适合植物生长,生命能不能在这里兴旺发达。这又有 点像律师,律师在为众所公认的罪犯辩护时,不是因为罪犯无罪,而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即使是证据确凿的罪犯也不应该受到不当惩罚,更不能因为要惩罚罪犯而罪及无辜。说得通俗一点是唇亡齿寒的终极问题,因为我们人类都不得不在同一个空间生存,如果认同某种观念,可以任意杀戮和剥夺他人的自由和生命,那么最终会殃及自己。所以人权观念发达的国家连杀人犯的死刑都是废除的,这不是在鼓励杀人,而是防止杀戮时的扩大化和杀戮后的扩展化。人权理论的精髓不是扮演自我认定为的法律和道德的最高制定者和审判者,而是被审判者被惩罚者。换言之就是假定自己就是个罪犯或者罪犯的至亲好友时怎么办的问题,(可能是被冤枉的,也可能是善意的无意的也可能是恶意的罪犯,)但是就罪犯本身来说还有没有机会生存,因为只有生存才能改正。一个被剥夺生存机会的人是无法被纠正冤枉的定罪的处罚,或者自我忏悔改正真正的罪行。罪行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大自然所发生的一切是没有什么罪与非罪的问题,也不存在剥夺和被剥夺生命的问题,只有营养和被营养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吃掉或者被吃掉的问题,食物链和进化的问题。人类社会里一部分人强制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生命,有可能最终杜绝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之路。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并不懂。

除了像徐平这样送补品的朋友还有送什么气功疗法书的朋友,比如姚振宪,为了加强气功疗法书籍的作用还说了许多神乎其神的气功治病的实例。我只能谢谢他的好意,婉转地说我不信气功,因为不信所以也就没有用。因为气功疗法是讲究信则灵的,我连信都不信,所以也就不会灵了。

至于邻居送的中药草药我实在只能表示感谢,但承受不了,觉得太荒诞了,但是他们的好意我是深深感谢的。他们中年纪大的是看着我长大的,年纪和我相仿的是我青少年时的同伴,年纪比我小的是听过关于我是人民广场一只鼎的传闻故事开始关注我的。

到了美国后,也受到许多人士的关心,其中有一个中国第一届中医博士名字叫官平非的医生很值得一说。他是四川人,长得很清秀。他给我诊断了好一会后说,我是气血阻塞,血脉不通什么的一大通中医名词,最后的结论是他可以保证在一年里把我的病治好。我是个三不信的人,不信宗教,不信气功,不信中医。我不会当面拂了别人的好意,和他明说我对中医的态度,但是对他的情谊我是心领了。其实不要说中医能看出我的气血不好,就连普通人也都能看出我的脸色当时很晦暗,大约过了二年,原公安大学的教官高光俊见了我还说,现在你的脸色恢复正常了,二年前你的脸色看上去真的很晦暗,我们是看着你脸色慢慢一点点在好转。高光俊毕竟做过公安工作(他于一九八六年在公安系统内部就知道我的情况),会说一些真话。

至于有人说我一下飞机因为呼吸到美国的空气,脸色顿时红润起来,那真是很可笑的胡诌作品了。自由的美国空气有这么神奇的医疗功效!?顺便说一句,不少人为了说明六四如何得人心,如何有社会净化作用,居然写出这样的话:连小偷都不偷东西了,犯罪案件大量减少。真是一点社会学常识都没有。在这里我要说一点社会学常识给这些人听听了:尽管我六十年代中期的专业是秘书,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大学很认真学的一门功课就是社会学——有人写文章说秘书就是太监,大概是黄色书籍看得太多了,什么都和性联系起来,很可笑的无知之徒。任何社会动荡时期,甚至大群体活动时,犯罪案件都大量增加,但是报案的很少,因为相比未测的可能的巨大伤害, 已受到的有限损失就不值得费时费神了,再说当时的警力大部分也用在应付社会大事件里,无暇顾及普通案件。所以许多难破的大案要案是在社会混乱时期发生的。

我本人没有请官平非看过病。但是我却给他平添了比看我的病还要麻烦的事情。那是纽约百年一遇的一个大雪天,有一个人到我家,他叫庄严,山东人。他说他有严重关节炎,几乎不能动了,身上没有钱治病,痛得受不了了,打听到我原来是从事人权的,所以请我无论如何帮帮忙。我见他那痛苦的神情,心里也很同情,于是招待他之后赶紧给官平非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一个病人在我这里,问能不能给这个病人一些药解除他的病痛。

官平非接了电话,很快就开车到我的住处,他按常规问了庄严一些问题,又检查了庄严的二个膝盖,发现确实很严重,于是把他接到诊所里去了。

过了好几天,官平非打电话来说,这个叫庄严的人,得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庄严在外州时,外州那里的医生不负责任,给他服用上瘾的止痛药,好像叫非那根什么的(我没有向官平非核查过,就是核查过他可能也忘记名称了)处方药,官平非给他服用常规的止痛药,根本不起作用,只好渐次减低处方药的剂量,让他摆脱对上瘾药物的依赖性。

又过了好一阵,官平非又打电话来说,庄严好许多了,但是问题又来了,他告诉官平非他本来到纽约来是带着女朋友找工作的,女朋友是护士。他们俩人先是找王炳章帮忙找工作,结果工作没有找到,女朋友却跟王炳章跑掉了。他咽不下这口恶气,买了一把尖刀要把乘人之危拐骗人家女朋友的王炳章干掉。

我听了大吃一惊,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让它发生,所以在电话里央求官平非医生千万要阻止他,官医生说,他一定尽最大的努力不让事件发生。

又过了好久,官医生打电话来说,庄严的病情好多了,自己却累坏了。供庄严吃,给他治病,还要管他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法拉盛不像现在遍地是小的家庭旅舍,住一晚大约只要十元美金。那时只有大的宾馆,住一晚最低大约要四,五十块。而官医生开业并不久,是和别人合开的诊所,让庄严住在诊所里,合伙人很有意见。我只能硬着头皮对官医生说,帮忙就帮到底吧,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答谢你的,只能对你空口许诺说,以后有机会我会把你做的这件好人好事写出来的。

春天到了,庄严的病在官平非医生的精心治疗下终于好多了,官医生帮他联系了第一份翻译的工作,再以后庄严自己找到了一份收入较好的工作,从此就离开了官医生的诊所。

又过了好久,官医生打电话抱怨说,在法拉盛街头看到了庄严,西装笔挺,打扮得很入时。但是庄严和他连招呼都不打,官医生觉得很伤心。我只能安慰官医生,庄严大概是怕你会提起他落魄的往事,我知道有许多吸毒的人好了以后,很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吸毒历史,所以往往会回避医生的。还有许多精神病人,对给自己看过精神病的医生也是躲避的。请官医生想开一点。

请他为病人病好之后的正常的自尊心理想一想,这些病人看到以前的医生说什么好呢,总不见得说:

医生谢谢你,治好了我的毒瘾,我现在好了,这是我的女朋友!

或者说:医生谢谢你治好了我的精神病,有空我请你上酒楼!这不是给自己出丑吗!?

官医生想想觉得也有一点道理,但心里总是很不舒服。我只能跟他说,这笔账就记在我的头上算了,这是我给你找的麻烦。

在美国的生活也是很累很忙的,因此我也几乎像庄严一样把官医生给忘了,这次女儿结婚,我打电话给官医生,请他务必参加。我跟他说,我在美国没有亲属,就你们几个好朋友了,你们就是我的亲属。他一口答应一定参加。

届时他第一个到。一月十八日婚礼那天纽约下了一场大雨,他从外州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到法拉盛,还亲手写了宴请婚礼的大喜字,对联。顺便说说,他是2014年在中国上海举办的全球华人书法大赛的季军,字确实写得漂亮。女儿的亲家人说,这些字就值千百元。他还写了一幅小楷书法,记述了台湾淡江大学邀请他参加的关于中医针灸研究会的过程——题名《台湾行》专门送给我的。

我常常跟朋友说,我是对中医不相信的,但是对官平非中医生这个人我非常相信,这真是个好人。翻转说我也不因为认为官平非是个好人值得信赖,就推论中医也是好的值得相信的技艺。

除了我和庄严几乎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官平非曾经做过的这一件天大好事——将近二十年了,我只和特别要好的三,二个朋友说过,并要求他们保密,连王炳章本人都不会知道有人暗中帮了他一个大忙,因为没有人告诉他。

就是有人告诉他,他也不一定感激官平非。

我个人觉得,一个人从事什么,信仰什么,都不是判断这个人是好是坏的依据,而唯有人性才是判断的依据,而人性的直接表现是亲情和友情,而亲情和友情 几乎是不问信仰,不讲理念,是不计较利害的。上海人有一句很粗鄙的话说“癞痢头儿子自己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癞痢头儿子只适用于母子之间,并不适用于其他亲朋好友之间,邻里之间。怎么准确地表达亲朋好友和邻里之间不问信仰、不讲理念,不计利害的情谊还真没有一个现成的短语可用。

3/9/2015

Flushing

3/15/2015 修订于法拉盛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