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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关于中国大陆第一次正面肯定人权的理论研究讲座

2015年1月28日星期三

                                           杨週

12/21/2012

 

一九九二年春季邓小平南巡以后我的监视居住撤销了。我的妻子李国萍律师到上海市社科院找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郑大群高级律师,研究关于一件轰动当时上海的集团性杀人抢窃刑事案件的 辩护事宜。李国萍律师和郑大群律师是本案件的共同授权律师。他们已经共同办过好几起重大刑事案件。

妻子李国萍律师一进社科院大门只见大院里张贴着一张布告《欢迎各界人士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权讲座》。门票人民币25元。一九九二 年三 月十X日。

这是非常昂贵的门票价格,当时的上海平均工资是五十元左右。妻子问我想不想参加,我说再贵也得参加,不然我没法向公安局解释和交代,既然我是关心和从事人权问题研究的,为什么有了这个机会却不参加国家举办的人权讲座。顺便说说,我头上还有一顶实实在的政治犯帽子—— 取保候审,必须随时听候政保处传讯和准备法院审判。于是妻子买了二张门票。门票到手后我想请李国涛先生陪我参加,他好像是硕士学位,参加过八九民运。然而他说他不参加,其他朋友也不想参加政府举办的人权讲座,只有王辅臣表示愿意参加,他准备了一个个体户被打的案件想请教政府部门的人权专家如何用法律保护个体户权益的问题,于是我给了他一张门票。

届时我参加了人权讲座。讲演厅是一个狭长的会议室,坐定以后发现对面坐的是前不久还在审讯我的上海市政治保卫处的小苗和小丁二个人。顺便提一下 ,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公安部招聘了大批名校高材生进政治保卫系统和文化保卫系统工作。北京招募的是清华,北大优等生。上海则是复旦和交通大学的高材生,他们比那些丘八转业过来的公安人员有点思想,能听懂人权理论。以前我常常感叹,连专家都搞不太懂的理论问题,转业军人如何能判断是非对错,反动与否!?所以当转业士兵胡搅蛮缠审讯我时,常常惹得我臭知识分子 脾气上来,怒斥道:“我是知识分子,我看的书可以压断你们的脊梁骨,别 跟我谈你们不懂的理论问题!你们只能跟我谈,我究竟触犯了哪条法律条款。这才是你们现在的专业和正道!不然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大概因为我的暴躁脾气深深刺痛了权力无边的公安战士,在公安系统内名声大作,就连当年北京市政治保卫处的张处长一九九三年冬季因为和平宪章第一次审讯我时,也首先自我介绍道,我和你一样也是知识分子。一九九零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被分配到公安系统工作,我们应该有共同语言。

小苗和小丁这两个复旦生,与会时他们显得异常轻松自如。我则是浑身不自在,搞不清我究竟是待审的政治罪犯还是普通公民出席讲座。所以强忍着尴尬和不愉快,免得引起其他与会者的不安和紧张,我费力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事后想想也是表演得出神入化的了。君若不信 ,设身处地想一想就明白了。

会议由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主持。他首先感谢上海市各大专院校 的政工干部和各 机关的人事干部能按时参加会议。听到此处,我悄悄地问与会者他们是如何知道这次讲座的,他们说是单位派的,听到此时我方才明白这次讲座是内部讲座,怪不得通知书是张贴在社科院内部,而不是社科院外部。普通民众谁有机会能进入社会科学院内部看张贴的通知书。本次讲座,唯有我和我请的朋友是自费的参与者,我简直就是个会议的不速之客,这令我倍觉一连串奇异。我不想替当局解释,读者有兴趣自行去 求解吧。

好在主持人很快就介绍本次讲座的由头,使我很快专注会议议程。

本次讲座是由当时的国务院李鹏总理批准的。李鹏总理批准以后,中国社科院提出讲座应该在北京开,体现国家级重视程度。而上海社科院认为是我们上海社科院首倡的,所以应该在上海开,体现首倡权。最后李鹏总理同意在上海开。这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介绍,以前只听社会上流传李鹏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人,但是他确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第一个的人,而且得非常具体。

我早前就研究过,凡是在中国搞行政工作的和在生产第一线的干部基本都是务实派。后来被毛泽东打成右倾的都是这些人,甚至被打成走资派的也基本就是这些务实派。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参与者大部分是全国各部委办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县委的第一把手。他们深知人民的疾苦和生产的艰难和社会问题的错综复杂,所以才会由衷地支持刘少奇。也所以毛泽东才会酝酿了四年以后重用务虚派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到全国各部委办及各省市县委第一把手——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而打到刘少奇国家主席和邓小平共产党总书记这两个全国最大的务实派。

所以我认为真正研究中国政治现状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人应该早就得出结论,中国的务实派大部分是深知人民生活需求和生产经验的的人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由此联想到在国际共运 中第一个提出新 经济政策的就是列宁本人,这绝非偶然。列宁才是修正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使他几乎就要失去刚到手的政权,才不得不右倾机会主义起来,修正主义起来,背叛马克思主义起来。

其实列宁的背叛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新经济政策开始,而是从全世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才开始实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原理开始。并且列宁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会是从最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而是从一个落后的农奴国家开始,全面彻底的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原理。而毛泽东连列宁修改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也彻底否定,搞的是红色政权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而且列宁和毛泽东都自我认为是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甚至提出反对教条主义,提倡实践出真知,枪杆子里出政权。和马克思对着干。

非常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只有我一个人研究并导出这个事实—— 中国的务实派基本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列宁主义分子,况且建国前的毛泽东又何尝不是如此!不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如何能夺得中国的政权?!毛泽东的所谓农村包围城市就是对马克思的彻底修正和背叛,搞的是应对中国现状,行的是刘伯承元帅在国内战争年代首提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而中国的务虚派大多是不懂生产不关心人民疾苦只能背诵马克思语录的空头理论家。谓予不信请看看所谓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远,包括康生,陈伯达甚至毛泽东本人,没有一个是搞生产的,没有一个是从事实际社会事务的。他们只要一插手生产,一插手实际社会事务,必定搞得民不聊生,生产停滞,问题迭出。绝大多数的造反派,尤其是学生,从未从事过生产和实际社会工作,他们是比一般的务虚派更荒诞的玄虚派。他们如果插手生产工作和实际社会工作只能搞得荒诞不经,生灵涂炭。

几十年来我接触过一些所谓的学生领袖,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学生领袖,一九八六 年的学生领袖和一九八九年的学生领袖 。与他们空谈人权尚可,多少还有一点现代意识,一谈到具体的人和社会事情,一个个就面目峥嵘,彪悍勇猛,要绞死这个要枪毙那个,主张血债要用血来还等等,完全陶冶于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的场景。他们有些人甚至提出要加息追杀,可怕至极。与他们理论间,他们瞬间都还原为梁山英雄,沙场好汉,甚至宛如石器时代茹毛饮血的原始土著,令人毛骨悚然。

君若不信,可与他们把罇论酒试试,保证英雄盖世,气贯长虹。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血流成河,一派冲天豪气。他们中甚至还有提倡杀人行凶的一肚子龌龊不堪的所谓的民运的孙子兵法专著论道,真是一套连一套。与诸君促膝而谈后只可惜了自己大好头颅灌满了公理公平公开和人道人权人性的社会渣滓,自叹弗如吁噫唏… …

中国要是由这些人掌权 ,肯定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这可不是什么瞎扯胡说。如果不健忘,无产阶就级文化大革命时段,中学生,大学生和造反派确实掌了中国国家命脉的大权,中国大陆将近有一千万人头落了地,一亿人受株连,这是刚刚过去的有案可查的历史。中国的学生运动干将们所谓的红卫兵就是德国褐衫队的拷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胡扯学生运动天然合理的理论真是祸害万世的谬论,尤其对于中国这么的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问题复杂的国家。由此想到国共两党全是不对中华民族负责的市侩党。他们只要认为对自己有利,于对手有害就把各种谬论胡乱鼓吹成永恒真理。而民众的思维则被两党的宣传机构糟蹋蹂躏到可悲可怜的程度。——顺便提一下,国共两党都对太平天国这个祸国殃民的武装叛乱邪教集团肯定有加的,原因是因为太平天国这个邪教集团,反对清朝。联系到当前的中功,法轮功,各种邪教集团以及鼓吹暴力的政治组织和实际的恐怖组织都有如此这般非同寻常的厚遇待遇就绝非偶然的了。(不是说笑话,一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虔诚得像进入宗教殿堂般从事民运的人应该归队归顺了,据我所知海外至少已经选出了二个中国流亡政府大总统。其中一个叫伍凡的民主中国临时大总统经常在新唐人电视台发表远见卓识的时事评论,政治见解和建国谋略,如不趁早谒见,恐怕以后就没有自己的历史地位了。这真是我大中华领袖人才辈出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时代 。)他国出钱出力这样恶做是因为出于对本国国家利益考虑考量,本国的敌党这样做无疑于为他国谋划。而大多数国家更从未把学生运动推崇到引领国家前进的地位,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正相反,西方国家却常常讥讽学生运动为垮掉的一代,嬉皮士… …而唯有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学生运动被捧为天之骄子。

话归本题,李鹏总理其实是个务实派,不可能是个极左派。尤其在中国大陆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把人权攻击为资产阶级法权几十年之后,毅然批准召开全国性的人权讲座,确实是要有非常的勇气和胆识的。人们可以攻击说李鹏只是为了救党救自己而已,不是真的主张提倡人权。但是持这种说法完全是已经进入角色和替当事人思考和作主了,作为小说是可以的,作为演绎也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历史事件则完全不足信。历史只注重事实,不注重假设和心理分析,因为那可以有一万种解释和演绎,而记载的事件只有一个是真实的。

人权讲座里上海社科院的人权专家大谈马克思是如何前后一贯地主张人权的,北京派了一个叫董云虎的人参加上海会议,他被当时的中国青年报鼓吹为中国人权之父,也大谈马克思从来就是主张人权的,主张人道和人性的,我听得实在是脊背透凉,于是举手提问到:

以前你们用马克思的著作批判人权理论,现在你们用马克思的著作主张人权理论,我想请问,这个弯子是怎么转过来的?

主持人根本不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同济,复旦,交通等大学的政工干部却一致赞同我的问题,他们说,我们同意刚才那位老师的问题,因为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向学生解释马克思怎么突然主张起人权来了?

会场很轰动,并热闹起来。

主持人紧张地和几位专家耳语之后说,我们今天只讨论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不讨论政治问题。

第一天的讲座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第二天的讲座我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体谅到主持人的难处,婉转地把这个弯子转过来,给与会的人权专家的现在,大学政工干部的以后和我自己的出席有一个台阶可下。

下面是我当晚临时写就的自由发言稿。 

题外之花——顺便说说,我平时的字迹是相当潦草的,如果用这种字体写作于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用这种字体只是用来誊清稿件。因为每个字都那么费时费事,思维会被字体约束住的。

也趁此机会告诉人们,中国大陆字写得最好的群体是以前大队的会计,那是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堪称书法杰作。字写得最烂的是大医院的主治医生,那是鬼画符,天书难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