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八

杨週(天聪)

Wednesday, December 20, 2017

和女儿说话时,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全神贯注地听。因为女儿会突然打断自己的话头问我,” 爸,我刚才说什么了?”

于是我就会机智地重复她的话题的最后几个单词,证明我是在听她说话。但是有时候她会停下话题,直接问我,为什么看着她不说话?这时候我往往说谎道,我在注意听,把疑问溶解过了去。

不过有时候觉得自己太走神了,连我自己都觉得骗不过去,就老实告诉她,我是在神游天外想心事,想她小时候的样子,和她种种调皮捣蛋的事情。

她小时候真的是个很顽皮的女孩子,喜欢带领一帮里弄里的小淘气到我们家乱折腾。

每当回家看到满地的玩具,我就一边收拾一边询问她:” 灵灵啊,今天鬼子来过没有?”

她总是很肯定地说, “鬼子没有来过!”

我就装着很惊奇地样子问她,” 你肯定 鬼子真的没有来过吗,为什么到处乱七八糟的呢?”

听我问完,她就淘气地笑起来,奔到外面去骄傲地向里弄里的小伙伴们大声报告,”我爸爸又问我鬼子来过了没有?”

于是一帮小伙伴就高兴得又说又笑地到其他孩子家里去演出鬼子进村的游戏去了。

有一次我到城隍庙去买了一串玻璃做的风铃给她。她很喜欢,玩了一会就听啪地一声掉地上了,我一回头只见她用她那小手在撸地上的碎玻璃,想自己清理闯的祸。这真的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阻止她说,碎了就碎了,千万不能用手去拨弄碎玻璃,那是很危险的,爸爸不会骂你的。我小时候比你顽皮多了,每天都要闯一点祸的。哪一天不闯祸,我的妈妈就说今天太阳大概是从西边出来了。

小孩子么,尤其是光郎头(上海土话 — 男孩子)哪有不闯祸的?!你阿孃(奶奶)就从来不打我骂我的,最多说我两句算了。

在看守所和劳教所里常常想念自己的亲人,想念母亲,想念妻子,想念远在澳大利亚的弟弟和我的侄女,想念我的妹妹,想念我的被称之为我们里弄长得最好看的男孩子的我的外甥,想念朋友 ………… 当然更经常想念的是我的女儿,想她的模样,想她的顽皮,想她的机灵。

时间在苦想中慢腾腾地过去。

心算下来,一九九四年九月这个在我家专门扮演鬼子进村了的小演员应该进小学了。我们家的学区属于黄浦区四川南路小学。她应该到四川南路小学上学去了。

四川南路小学也是我小时候上的小学。这个小学属于教会办的小学。历史很悠久了,一八六五年就开办了。当时是根据法国神父类思的名字命名的,叫类思小学。它属于天主教会的财产,一九五三年才改叫四川南路小学的。

学校右后方就是圣约瑟夫大教堂(St. Joseph Cathedral),一八六零年- -咸丰十年由葡萄牙人罗礼思设计。一八六零年四月十五日破土动工,一八六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竣工。据信该教堂当年是 远东最大的天主教堂。外表尽管是哥特式的,教堂内部则全是彩色玻璃镶嵌的,很壮观很豪华,应该算是洛可可风格的。

顺便说一下 一九五五 年据说在该座教堂南边上的仓库里搜查出收发报机和机枪,手枪,子弹,匕首等特务工具,最惊心触目的是发现一个顶替失踪女信徒的蜡像。上海市政府并在此教堂举办过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龚品梅罪行展览。展览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小学生每当走过教堂南侧的仓库都还觉得地下室里有许多蜡像鬼怪会冲出来抓我们。

教堂面朝东方,打开大铁门,在进教堂的路旁的北侧就是三层楼高的红砖砌成的学校。学校每层楼都有当时很先进的水箱式冲水马桶。水箱悬挂到 两米以上,水箱里面是浮球式装置。如果现在还保存原样的话,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文物。

在介于学校和教堂之间的空档处是一个沙坑,及单双杠。再后面就是男生小便专用的便池了。每当下课时,男生们就蜂拥而入小便池,一字排开小便。然后就四散到教堂北侧的沙坑边上玩耍,有的就奔到南侧的小操场踢球。操场很小,学生们比的是踢高球,皮球常常被踢到教堂的侧顶上,以及操场南边的仓库顶上。被踢在屋顶上的彩色皮球经太阳暴晒以后,会变成白色的并发硬变脆。

这个小学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劳作课,动手刺绣,以及做小手工什么的。上音乐课则有许多西洋乐器及东方乐器供学生们练习。小学还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带头人才,课代表就是一九五五年从四川南路小学开创的,并普及到上海全市。

能够让我的女儿在这所小学学习是我很在意的事情,但是在女儿应该进小学之前几个月我就被捕了。更糟糕的是我在黄浦区看守所时,审讯员还告诉我,女儿的腿摔断了,我听了真的难过得想一把将心脏从胸膛里揪出来。

离开家一年多了,一静下来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女儿。想她种种令我很愉快的故事和惦记她现在的情况。由想念女儿这份情感一扩散就想到母亲。母亲她一生奔波。从南京到重庆,再从重庆到南京,跟着南京政府跑,整整八年。以后又从南京到上海。她也常常说我小时候的顽皮故事。说我就是被我的重庆奶妈惯坏的脾气。一岁了还要吃奶,下雨天也要奶妈打着伞上街看街景。全家都说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断奶必须改掉坏脾气坏习惯,必须暂时离开奶妈。于是我由姨妈抱着坐飞机到在昆明开酒吧的外公处断奶。我一上飞机就不停大哭,把一飞机的军政要员都吓坏了。姨妈后来每提起此事,也是大摇其头,说没有见过这么坏脾气的小孩,怎么哄都哄不住。当时在和日本人打仗,坐飞机最怕的是孩子哭闹,这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我那个重庆奶妈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她一生中生了好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好不容易养活一个女孩,又是个傻瓜,所以做了我的奶妈,她宝贝得很,甚至提出不要工钱,把孩子给她就行了。气得我爸爸说,怎么想得出的!?其实她真的不是一个坏人,而是爱小孩爱昏了头罢了。当年的重庆人其实是很看不起下江佬的(下江佬是重庆人对长江下游的人的蔑称),说下江佬很低贱,连猪内脏也吃。猪内脏是下水,那是抵算工钱付给杀猪的人吃的。所以长大后每当我听人说四川传统的什么内脏菜肴,我就觉得是后来人瞎编的。我的奶妈还是个很专横的人,根本不会听主人的嘱咐。我的小名明明叫天聪,她觉得不好听,强行帮我改成毛毛,以后我有了弟弟,又帮我改成大毛。我的父母亲也拿她没有办法只好顺着她叫我们弟兄俩个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天底下居然还有如此霸道的奶妈的。当我母亲告诉我奶妈的故事,我就问母亲,大毛小毛的好听吗?这么粗俗!母亲说,重庆人觉得好听。这真的叫我无语了。我们全家离开重庆时,因为她对我很溺爱,母亲就把新买不久的全套红木家具全送给她了。临走时,她抱着我哭得伤心得很,很久都不肯放手。每当母亲说起这一切都感慨万千。为了纪念奶妈对我的宠爱,也就不改她给我起的这个上海人觉得很贼腔(难听)的小名了。尽管我对奶妈已经毫无印象了,但从母亲的描述来看,我能想象得出她真的是个很淳朴的中国式劳动妇女。

 …………

这一切只有等到我自己做父亲,等到我和女儿分离坐牢时,我才能真正体会做长辈对孩子的深深的感情,哪怕是做别人家孩子的长辈。这个时候真的唯有整个世界才是和孩子等值的。

我觉得一生中很遗憾的事情是没有送女儿进小学校。那是她漫长学习道路上的第一站,也是她将开始系统掌握知识的起始点。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于此我也反省自己,觉得自己一生中做得最不好的事情是让姚振祥送王辅臣出国。平白无故让他和他的女儿分离了。姚振祥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同岁,都属小兔子。是一对好朋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姚振祥承包了上海市戏剧学院对外开放的第三产业 LI XIANG  LANG 。这是面向文艺界人士开办的高档KARLA OK。

当年的上海人的工资很低,文艺界人士也不像现在这么有钱,每天把酒吧舞厅挤得满满的。当时的文艺界人士只有当特别需要交际时才舍得花钱上LI  XIANG LANG 潇洒。所以在生意清淡时,朋友们就约我到LI  XIANG LANG 聚会,我比他们都年长,不会赶时髦,不会唱流行歌曲,他们鼓动我唱自己会唱的歌。我就给他们清唱《滔滔的第聂伯尔河上》。那是年轻时候学的,年轻时学的歌曲似乎会刻在海马体上,令人终身难忘。

《滔滔的第聂伯尔河上》是乌克兰歌曲,是舍甫琴科作的词。忘记是谁谱的曲了,非常的雄壮,歌词是这样的:

 

滔滔的德聂泊尔汹涌澎湃,

狂风怒吼,落叶纷飞。

高高的棽树弯到了地面,

德聂泊尔河上波涛翻滚。

 

你看那月亮苍白暗淡,

在乌云后面徜徉不停。

就象那扁舟飘流在海上,

随波起伏时隐时现 。

 

 小小村庄还在睡梦中,

报晓的金鸡正在啼鸣,

林中的兀鹰遥相呼应,

折断的棽树挣扎呻吟。

 

我唱的真的不怎么样,但是朋友们都慷慨地给我喝彩,想起来就觉得很欢乐的情怀。记得当时姚振祥还开了一瓶很珍贵的洋酒为我尽兴。

但是我滥用了我的朋友们对我的信赖,让姚振祥偷渡去,让他冒着风险到外国去。我自己则连美国领事邀请我到美国都不愿意去,而却让自己的朋友姚振祥抛下了风光的产业并离家别女到异国他乡去炼狱。

想起来就觉得万分内疚,这也是一生中最令我愧疚的事情。

更让我日夜不安的是,我根本无从知道,现在他究竟怎么样了,是平安呢还是落难了?尽管我自己在一九六八年时在批斗时从新疆逃回过上海,以后(一九七五年)又再次背叛革命潜逃回上海,但那是国内。这次却是让姚振祥逃亡去往国外,一路的风波和凶险,凭我的生活经验怎么都想象不出来。万一有什么事我怎么向朋友们交代,怎么向姚振祥他的妻子交代,并怎么向他们的女儿交代。我真的是被神差鬼使了做出这么个荒唐的决定。不仅毁了姚振祥的事业,还可能毁了他的一生,并可能毁了他的家庭。

我常常独自苦笑,我这哪里是在搞人权,从最高意义上来说这分明就是在损害糟踏人权了!

我常想为什么一个人做事,做着做着就做出有违自己初衷的事了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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