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七

 

杨週(天聪)Friday, December 1, 2017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写过一篇长篇小说,名字叫《奥勃洛莫夫》。小说里有一个不识字的农夫(可能是农奴),名字早就被我忘记了,但是他的一个行为却给我很深的印象。这个农夫为了记住主人交代的事情,用了一个很可笑的方法,就是在他的腰带上打结,这有点像史书上记载的古人类的结绳记事。但是结绳记事者常常会使自己忘记某个节头究竟代表什么意思。而且农夫当着主人的面摸绳子可能 也不雅观,所以他独创了一个世上从未记载过的特别奇怪的记事法。就是这个非常奇特的记事法给我终身难忘的印象。

那个方法是和他的生活习惯有关,他的生活习惯是爱好吸鼻烟,吸了鼻烟会打喷嚏,于是他发明了吸鼻烟记事法。具体方法是这样的,如果主人交代的事项比较重大,就打出大的喷嚏,主人交代的事项比较小就打小的喷嚏,记得好像还有几个喷嚏代表几件事情,并且要记住每天应该打几个喷嚏。谈论到打喷嚏的次数,强度和频率,这就有点像信息符号的重现次数强度和频率了。

认真想来,这个很可笑的记事法其实倒是很符合现代符号学,很科学的。而且这种记事法除了设计者单体的本人,别人根本无法破解,保密性特别强。这种单体单子符号记录法,有点像现在很前沿很时髦的所研究的量子记录方法和传递方法,别人根本无法破解。喷嚏编码和解码其实是把物理现象所帶有的物理資訊被剥离到最小的非此即彼的密切关联的二相单位,并进行计算、编码和信息传输。

这种量子信息传递因为外界试图暴力解码而被破坏,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信息制造者自己也会因为种种不可测因素的干扰而丢失全部记录的信息。比如忘记应该抹鼻烟的时候,忘记抹多少鼻烟,打了太大的喷嚏,打了太多的喷嚏,打喷嚏时受到某种惊吓等等因素,使得本该正确想起来的事情被颠倒了或者忘却了。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时,如果被批斗的人很多时,平均分配到我身上的火力就会相对弱一些,我的脑子就有了应付批斗场景的余量,这时就会胡思乱想。这种胡思乱想如果正常记录下来肯定是罪加一等的,甚至罪加几等的,怎么办?其实那些胡思乱想都是创作的灵感,有的是些绝妙的诗句,又不舍得忘记,于是想到了《奥勃洛莫夫》里的无人破解的记事法。我从不吸鼻烟,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人也从不吸鼻烟。再说打喷嚏这种量子的信息编码解码传输保存也是很成问题的。

如何特创自己的一套保密记事法,这于我就是很大的难题了。用四角号码字典标记我的胡思乱想,肯定是不行的。一是一大串数字会使人联想到特务的密码,如果用莫尔斯密码当然更不可行了,如果被人发现我的记事本有一长串电报密码,这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标准国民党特务了吗!?以前在上海学过速记,明显的用速记当密码记事也是很自找麻烦的愚蠢行为。用曾经学过的俄语,一是出学校久了忘记得差不多了, 大概只记得觉得念起来很有趣的一些句子,比如艾达卢伽以那旮之类的。二是用外文记事等于明目张胆告诉人们,我在写暗语,黑话,反动话。

另外用记事本记录我想出来的东西也是危险的。因为任何这种记事簿本身就是个隐患,放在哪里都会招惹注意,所以用记事簿本子记录东西放哪里都是极度不安全的。我们军垦人员本来就住的是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的家庭照片就被别人盗取,闹得满城风雨。

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六四年十月初我接获干部股的命令,调任到值班连队当文化教员。紧跟着又有一纸经管股的调令,调我到沙井子土壤改良研究所学习,我选择了到沙井子土改所学习。当时我把我的箱子交给一个朋友保管。那个朋友是个老实和很无能的人。我到沙井子去学习,另外一个平时一直想讨好我而被我冷落的人就怂恿他把我的箱子打开,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其实箱子里就是发的一些新军装和内衣裤以及新皮鞋和上海带来的毛线衣什么的,以及母亲的同事送我的抗美援朝时的含金量百分之七十五的金笔,其他就是一台手摇唱机和百代公司的唱片,以及很珍贵的世界名著,和许多家属的照片。真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这个盗窃者把我的东西变卖了,我的皮鞋和内衣裤毛线衫卖给了维族老乡,因为他盗窃我的东西几乎被我的朋友痛打,在胡乱翻腾我东西时发现有清朝的照片和国民党时期的照片,他就把我的照片交上去说是发现了一个反革命,还想为此立功。

一九六四年底正值全国开展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盗窃了我财物的人,一看有旧社会的照片,就如获至宝,交给了连队政治指导员。

这些照片中 ,其中有一张我外祖母的父亲照片,那是一个清朝广东省大官,照片大概有七吋乘十吋大小。这已经非同寻常了。另外还有一张我母亲穿着国民党的军大衣和我,我的弟弟以及我的重庆奶妈的合影。照片中戴着国民党军官帽和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父亲影像则被我母亲小心地剪掉了。

当时我真的还不太懂世界的复杂,保留着自己亲人的照片。这次事件以后,纵观中国历史。其实每朝每代政权更替时,和旧政权有关的家庭都会自觉地销毁和旧政权有关的资料和断绝各种联系。所以在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旧政权时代的大家庭到新政权时往往都自动变成小家庭。从中国的一个家庭的膨胀和收缩也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剧烈动荡变迁。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深刻反想,如果当时事件发生在全国任何地方,我的结局都是会很惨的。但是事件发生时,那是在新疆兵团建设部队。兵团里的领导大多数是枪林弹雨过来的人,其中有老红军,有共产党犯了错误的老干部,还有国民党投诚的军官。他们见得多了,再加上我是党委培养的人,共产党对自己培养的干部是很爱护的,所以没有追究我的责任。我 的朋友们则非常痛恨这个盗窃者,其中有一个叫郑宝根的人是带着红领巾参军的,我一直对他很照顾。他尤其仇恨这个盗窃者(恕我不想提这个盗窃者的名字,很下流很卑鄙的一个家伙。)我临出国时还和郑宝根见过一面,当时他在上海福佑路的古玩市场上名气相当大。提到这个盗窃者,郑宝根还愤愤表达自己对这个盗窃者的蔑视。这些当事人都还活着,如果十年以后可能很多人都会作古了,就是活着也忘性了。我记下这些个人的人生经历中的事件,一是给有兴趣的人们可以核实调研参考。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给后人一个处世为人的参照。第三更是让当局百思不得其解我为什么会这么老成持重,这并不因为我是个训练有素的国民党特务,同时也让海外的人士了解我为什么对所谓的民运分子保持距离甚至敬而远之,其中理由也不是因为我是什么中共高级特务。所有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个人生活磨难造成的,或者说是复杂的生活砥砺出来的。

我在一九七九年被捕后,我的陶姓承办员亲自到新疆建设兵团调查过我,我想那个盗窃我东西的人一定会偷偷摸摸地向陶承办反映我的情况,但是我想,公安部门不大可能把他反映我所谓的保留反革命家属照片的事情当回事。然而这个盗窃我东西的人一直觉得很憋屈,因为非但没有人认为他立功,反而认为他品行恶劣,一生都没有得志过,反而看着我步步高升,有机会他一定会兴风作浪的。

但是这件事也给了我深刻教训,就是一不要和品行很坏的人有任何来往,第二一定不要和太底层的人讲个人的私事,尤其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私事,不能有任何把柄落在这类人手中。第三自我一定要注意修养,有组织时依靠组织,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和能力对付小人的恶言恶性恶行,当没有组织可以依靠的时候,就只能靠自己平时为人积累的好印象到时发挥作用了。不要相信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如果世界偏爱某一种物种,充满了对某一种物种的爱,这个地球早就变成垃圾场了,哪里还会有我们人类出现的机会!?作为地球生物之一,能够存活着当然是因为有很多有利的因素,但是作为任何一个生命的独立的一生中,其实是充满了外界明的暗的攻击的。没有防备明的暗的攻击能力,说明你的基因是有重大缺陷的,你迟早是要被淘汰的。自然的是没有一种生物 的基因是完美没有缺陷的,尤其当生命活到一定年限,缺陷就表露得更为明显,当然现代对于基因缺陷的方法之一是打防疫针,以后可能还会有基因干扰或者修正。而作为政治生物来说,弥补基因缺陷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不断提高自我的修养。换言之提高自我的修养就是政治人物建立健全自我的防御机制。

那些在新疆的人员很多都陆续回上海了。尤其是被分配在大丰农场的,据说他们回到上海时,上海当局平时也不要他们劳动,就是养着他们。他们整天就是打牌闲聊。一九七八年我在人民广场发动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在上海和新疆的名气足够大了,在农场的上海青年闲聊时肯定要议论到我,对我怀有恶意的人肯定希望我倒霉,甚至向调查我的公安人员胡乱编造我的反革命事迹。

因为心里有事,所以当一九九一年上海市公安干警审讯我时,我脱口而出,”真正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当时上海公安部门招募了一批上海名校的高材生。他们第一次听到被审讯的人员说他们是难缠的小鬼,很有点愤怒。我只得跟他们解释,你们都是名校高材生,我没有歧视你们的意思。如果我是充分自由的人,我可能很尊重或者器重你们的。但是现在我被审讯,你们老想在我身上立点功,这就让我反感了。我的事情无非就是写了一封给中央的信表达了对现行政策有所不满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阎王见了,最多也就是说这封信不对,或者说这封信有问题,或者说这 是对的。哪有七七八八这么多可以调查审讯的,好像我真的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似的,有什么大背景大企图。再说人民为什么没有权利反映自己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见解?!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我真的是个反革命,当国家有重大决策时也会找我谈谈看法的。他们吃惊地说,真的吗?我说,这还有假的,你们见识太少了。

其实在中国,当一个人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不管你是当政或者不当政,政权都会主动听取你的见解的。所以我非常注重的是自己的知识积累,这才是真正的自身价值。说到知识积累就算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时,要是还有多余精力时我就会思考问题甚至在自己心中构思我的小说和诗歌和论文。

这都是我的个人不可剥夺的财产,是我立身的财富,所以我必须保存下来。很自然的,这就涉及到保密方法了,什么都不能保存下来,谈什么知识积累,个人价值!?

《奥勃洛莫夫》里的结绳记事和打喷嚏记事如果无限拔高解释,可以是成为很令人神往的信息计算编码解码保存的量子方法,当然,超脱出来说其实这是很落后的方法。其他方法比如四角号码记事法,莫尔斯电码法,速记法,外语记事法也都会坏事的。怎么办?

信息保存,信息传递,信息载体,信息还原是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在险恶环境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此,我想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把毛泽东选集作为信息载体,在毛选上记录我的思维痕迹。日期用的是毛选上的页数,当然要作细微变动。记录或称保存的内容就是划线,划单线,双线,加重点。这个方法使得我保存了一些想出来的理论成果和诗词。当然这个方法也是有缺点的,有时候因为怕被人识破,就搞信息压缩,直白地说就是精简为几个单词。当然这样做也是有问题的,有时候因为过于简洁,到时候想解压还原,就是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记录的,记录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里插一些我于一九七九年在上海第一看守所里得悉的犯人传递信息的事情。那些造反派和四人帮爪牙,有的是有点文化的。他们是在毛选里用针刺字,由家属传递信息。这个方法其实是很蠢的,因为对光检查字迹时就会被班房里其他人发现行为异常而打小报告被破解了。没有文化的造反派和四人帮爪牙,想在班房里传递消息,干脆晚上趴在地板上大吼大叫,通过地板隔层的空气震荡传递消息,或者在铝制的饭盒子上刻字传递消息。总之,人在困境中都会想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法传递或者保存信息的。公安系统当然知道犯人传递信息的方法和手段。

可能因为我是个老官司了,所以我能想得出的方法,听说过的方法,当局巨细都考虑过了。于是当局采用最暴力最简单最原始的方法,一是断绝我和外界的所有联系,二是断绝我能得到记载信息的一切方法和途径,简单地说就是不准看书,看报,和向我提供纸张和笔墨。当然连针线也是不可以拥有的,因为老官司会在布上用针线记录下信息。再有就是不准家属接济任何东西,因为接济的东西本身可能就是信息载体并包含了事先约定的信息。比如说,什么牌子的牙膏,大号的还是小号的,搭配送达的是什么。再深化一下举的例子,比方说搭配的是肥皂或者手纸,等等等等。这在局外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东西,但是包含了复杂的无法破解的信息。至于在牙膏或者肥皂或者衣服鞋袜被子里塞东西,这都是很落后的方法了。

据我所知,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知道人犯家属传递信息的方法,但是又无法破解,于是就研究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就是把人犯们家属送抵的接济物品进行随机交换,给在押人犯传递了错误的或者不可解的信息。此种方法有时会令人犯思维紊乱甚至精神崩溃,交代了极其机密的罪行。等到他们交代完了保守的罪行以后就恢复正常的家属接济,此时他们方才发现上当了,痛悔不及。所以说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里的重大刑事犯和政治犯,间谍犯都面临着高次刑侦的问题。

我在劳教农场里最苦恼的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我脑子里的思维成果。我尝试着想,对一个知识分子最恐怖的惩罚大概是截断一切信息的来源和记载信息的可能和方法了。但是世间任何事物不可能会是一程永远不变的。

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因为没有笔和纸,确切日期记不清楚,从网上记载的当时大事件的日子估计是这个日子),沈林森队长晚上开了班房门,带领我到办公室。他给我抽了一支烟,问长问短了好一阵,然后漫不经心地说,明天报纸上将有一条重要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大概内容。在消息发布之前,我们想听听你对北京市长陈希同的看法。

我立即意识到陈希同可能出事了。沈林森转弯抹角地问话,无非就是想探究一下我对出事的北京市委的看法。其实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圈子里混过的人都多少知道一点比较有名的政界人物的私事尤其是风流韵事,其中真真假假的东西太多了,平时我也无心去关注。我对小道消息的态度是听过为止。我自己在公司做事还不懂下属会海阔天空地尽情编造上司的彩色故事的?其中有出于妒忌的,玩笑的甚至恶意的,什么原因都有。所以不可信以为真,更不可以此作为自己的工作态度和政治风向运作。自己按常规做事就行了, 千万不要参与这种无聊的行政游戏或者政治把戏。说明确一点就是自己为人正派就可以了。

但是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既然已经指名道姓地对犯人说事项了,想必是该事件暴露了。

一九七九年关过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的人们都知道,中央有重大决策时会听取重要犯人的意见的。沈林森队长跟我谈话绝对不可能是闲聊,这是纪律所绝对不容许的。他肯定是上面指派来探我口风的,并要直接汇报到最高层。所以我也就不打隔空拳了,明确和他说,陈希同,李锡铭金屋藏娇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生活小节,平时不注意,但是小事情会累积为大事的。沈林森舒了一口气,说,我们早就知道你是有渠道知道的。

第二天,应该是一九九五年的四月二十七日。沈林森队长,一早就到我的班房窗口,把一份解放日报递给当班劳教的十三太保之一,告诉他,”这份报纸给杨先生看,看完收回来给我。”

我看了报纸,赫然大字刊登了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和市长陈希同引咎辞职的报道。我马上想到,王宝森自杀是因为得到风声自己被立案了,而且有把柄落在了公安手里,用公安内部的话来说就是钢鞭材料被拿到了。一般人通常不会自杀,自杀是完全绝望时的自我解脱。对一个政界人士来说,不是有铁证材料落在对方手里轻易是不会妥协甚至绝望的,因为自己的上面多少是有人会出来说话的。只有当自己的钢鞭材料被他人捏住,明确知道自己走投无路。考虑到墙倒众人推,活着只会暴露越来越多的自己的难堪事情,此时才会自杀。

死了的人是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但是活着的有牵连的人的日子就难过了。因为死了人了,必定会造成所处阶层以及阶层上下的恐慌和震荡,当局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的,不然没法向建制内的人交代。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七”有一篇评论

  1. yuen 评论道:

    王宝森死去那天先在市政府见陈希同,然后去怀柔上山,第二天找到尸体。有人说是被逼自杀那天另有人在场,证据是子弹壳开头找不到后来发现被人脚踩了入泥。但那可以是搜索人员踩的,所以不构成被逼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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