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五

                                      杨週(天聪)

                        Tuesday, October 10, 2017

我被关押在黄浦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最后的日子里起诉了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为什么我不要求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重审我的案子,而是直接向法院起诉劳动教养委员会,原因就是二个。第一,向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申诉,等于对牛弹琴。而且申诉什么?我连决定我劳教所犯的罪行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申诉?第二,不管有理无理,我非常清楚法院无论如何都不会判决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决定无效,但是我向法院起诉劳动教养委员会就会迫使劳动教养委员会必须出示对我所作决定的证据,在法院留下档案。我要彻底搞清楚对我的劳动教养究竟是根据什么罪行决定的,这当然是为了便于以后翻案,这也是我以后要求国家赔偿 的依据。

再说,法院就是要遵循中央的指令,必须维持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决定,形式上也需要判案的法理证据,法院总不会像公安局一样不需要证据就任意判决的吧!一九九四年年底的一个下午,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劳教农场一大队,一中队的大礼堂开庭了。庭上没有律师,也没有家属,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这是秘密开庭。而且最诡异的是事先连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庭,只是到开庭时前一个小时才通知我,”你现在可以作好准备,今天就你的起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事项开庭。”

一进临时法庭,庭上坐满了人,一看阵势大多是身穿 警服的人员。我暗自猜想,大丰劳教农场 的警员事先得到了通知,今天要对杨週起诉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案子开庭。他们也很好奇,为什么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我劳动教养。而且他们早就知道我在大丰劳教农场,但是平时是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大丰劳教农场所有的警员只有一个名叫沈林森的队长可以看我,并和我说话,其他人连看我都是不容许的,和我说话更是违纪的。十三太保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及时反映除了沈林森之外是否有其他人和我联系。所以趁此机会劳教所的警员们也想看看这个在劳教所的神秘人物究竟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到的人很多几乎都挤满了临时法庭。

上海市原人权协会理事长,在上海滩上不说是赫赫有名,但是在警界也算是个知名人物了,为什么会被决定劳动教养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不是我生活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劳动教养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个人道德上有问题,而不是法理上有罪行的人。

法庭上,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朗读了许多证人的证词。这些证词,无非是说我打电话给他她们,询问关于王辅臣的下落。这么多的证人和这么多的证词,所说的都是我怎么询问他她们的关于一个人权协会成员失踪的事实陈述,法理上对我是极其有利的。这不但显示对我有利,而且证明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对我的处罚决定的无理。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反驳和否定这些证人和证词。我不但不会去否定和反驳这些证人和证词,而且非常感激这些证人和他们的证词。因为他们她们所陈述的时间和内容从法理上证明了我确实不知道王辅臣失踪的原因和去处。即使以后事实证明事后我知道了王辅臣的下落,但是当时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无罪,想了解,想打听,要关心更是无罪,而且是负责任的表现,是很人道人性的表现。

我相信在法庭上旁听的警员的同情心此刻都倾向了我,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执法的,看过的劳教决定书和听过的案例够多了。分得清什么是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什么是有利证据和无利证据。

但是,当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朗读到最后一个证人的证词时,整个法庭响起了”轰” 的一声。这个证人叫鲍戈。他说,杨週也问过他王辅臣的下落,但是他猜想,杨週是把王辅臣藏起来了。审讯员问他,那么杨週把王辅臣藏起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杨週就是想制造事端,杨週想出名。为了想出名,杨週还污蔑人民政府,说中国外交部说杨週等人是罪犯,这是无中生有,这是造谣污蔑。

法庭的某个角落响起一个声音,”这个神经病人提供的什么证据!?”

一切都清楚了,这个神经病人的证词是构成我劳动教养的唯一法理依据。我内心登时平静下来。

我冷静地回答法官,”请法庭调查和核实 这个证人的证词。”

当然这是多余的,法官当庭判决维持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劳动教养决定。

这个精神病人是上海市警界都知道的患者。一九九二年,他打着对日索赔的理由要自焚,上海当局出于人道考虑,把他关在上海市安康医院治疗。安康医院是隶属于上海市公安局的精神病康复医院。为了安定他的情绪,院方跟他说,他所在的地方其实是疗养院,原先是毛泽东主席到上海时专门修建的疗养院。

用一个精神病院有确切记录的精神病患者梦魇般的证词作判罪依据,我想,连蠢货也知道这是很荒唐的。我以后要打这场官司,只需通过律师,把这个精神病人的住院史和精神病史出示给法庭,就足以彻底推翻这个劳教决定。另外我翻出当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召开记者招待会所说的,杨週等人不是什么人权分子,而是刑事罪犯的报道也可以彻底推翻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对我的劳教决定。

上海市公安局对想自杀或者自焚的公民实行现代文明国家通行的办法,把不管因为什么借口想自杀或者自焚者送往精神病医院进行药物和心理治疗,这是为了保护大部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但是美国之音和法国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日本共同社以及台湾的对大陆广播等电台却把这个想自焚的人鼓吹为英雄。在这些胡闹的媒体中,最鬼谲的是日本共同社,明明知道这个神经病患者是打着对日索赔旗号的,却鼓吹他是民运领袖!

这些没有人性的媒体的胡搅蛮缠,给中国政府对精神病人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治疗制造了极其困难的处境。

据说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美国的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个要自焚的人是中国真正的英雄,我真的无语了。到了美国亲眼见到,美国的英文报纸,中文报纸对在中国制造一系列恐怖事件的组织和个人一边倒的同情支持,这些白纸黑字完全颠倒了人们的常识和常理。

这难道是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是人文主义表达,是人性辉煌的展示?!

这个精神病人在一九九三年甚至用化名写了一篇鼓吹自己要带领十万民众进军北京的长文,我一言不发把这篇文章带到北京请北京的朋友看看。周国强看了立即判断这是个神经病患者。到了美国以后碰到当年看过这篇文章的北京朋友除了一个姓魏的人之外都说这是个神经病人。这篇文章应该落在和现在保存在中国国家安全局里 – 这个精神病患者交给我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通过我的手发布,但是我根本不可能把这篇文章交给媒体发表的。这都不需要有专业知识就能判断的人和事情,一到国际上却变成了西方专业媒体人的宠爱。这些专业媒体人全都自己神经失常,认为这个精神病患者是正常人,是英雄,是反抗中共暴政的民运领袖!

西方对中国好不容易走上正轨的民主运动的破坏就开始在对一个神经病患者的无耻吹捧上,以后对法轮功信徒自焚的长篇报道,对一系列发生在中国的恐怖活动的报道都遵循了同一个套路,就是怎么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颠覆中国的政权。西方媒体对一个声称要表演火烧活体的人表现得如此兴奋,用价值昂贵的版面连篇累牍地报道,用价值连城的短波频道电台对华日夜宣传,在人类发展到二十世纪末的日子里把人性丑恶的一面表演得无以复加和淋漓尽致。难怪现在的人们对西方遭受了同样的恐怖攻击和威胁,以及精神病患者引起的灾难冷嘲热讽了。因为西方媒体长久以来一直迫使人们的良心沉默,迫使人们不能表达正常的言论,迫使人们心理扭曲,迫使人们的价值观颠倒。

西方为了瓦解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操,甚至长久以来宣传”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的谬论。这种鼓吹的结果影响到自己了,现在美国人民喜爱的球队,公开表达了对国旗国歌的蔑视。影响所及,以后美国的军队,武装力量也不想当所谓的爱国主义流氓怎么办,他们消极爱国或者积极卖国怎么办?调转枪口怎么办?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攻击自己的国家怎么办?核子武器被不爱国的绅士引爆在美国本土怎么办?

人是精神动物,人的精神被彻底搞乱了,这个世界还会太平吗?!

你为了破坏别的国家,你把国家的价值观都颠倒了。你想自己不受影响,你想受到影响后恢复和重建,这是非常困难的。况且美国的国家建立本来就很短暂并不怎么牢固,现在又被自己的权威理论家颠覆了国家观念以后,怎么恢复怎么重建?加上随着美国国力的自然减速,人民的安居乐业受到影响,人民的美梦受到打击。再加上现在的政治家胡闹到想利用日本遏制中国,他们都不认真想一想,人类唯一遭受过原子弹攻击的是日本这个国家,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军事上复建了,有了核武器,第一复仇对象是谁?

我不隐瞒,我们家属在国民党时期是大家属,我的舅舅,我的外婆(grandmother in law) 的亲儿子叶先生就是美国飞虎队的成员,在和日本军队作战时牺牲了。国仇家恨是很难遗忘的,是最难被时光抹平的。所以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是心存戒心的。一九七八年他们的领事馆工作人员想和我谈话都被我断然拒绝。一九九四年日本共同社的记者约我谈话时,边上坐着一个日本人,我问共同社记者,这是谁?记者说是另一家的记者,我淡然一笑,想听就听吧。不料这个所谓的记者目光炯炯地对我反复审视,非同常人之交往。

开始时,他一言不发,我和共同社记者谈话中突然被他 打断。他说,据他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交谈时,发现大多数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都主张恢复帝制。我立即判断这个人不是什么记者,而是日本外交人员。日本外交人员早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就知道我,并想通过我的好朋友徐平先生以及另一个朋友和我发生联系,我都一口回绝了。众所周知,中国人健忘,日本人却不会健忘的。他们早知道我对日本的态度,所以降格称自己是记者。其实不要说是日本外交人员,即令真的是日本记者和我交往,中国政府也是密切注意和备案的,我当然不会对他们胡说。再说,他们对中国的民主人权并不怎么关心,而是关心中国的国制,这和普通记者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

我对他说,中国可能有人主张帝制,但是人不会太多,层次也很低。

我过后想,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真正关注的是中国何时也解体,加上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原人民日报的记者鼓吹中国解体在即,西方已经没有人会认为中国还可以继续维系下去。他们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中国解体以后的种种可能了。也之所以日本要把一个鼓吹对日索赔的人鼓吹为民主运动领袖,这绝对不是国家的装疯卖傻行为,而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国家战略行为。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宪法规定的四个现代化和达到两个高度(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 际和国内的双重困难。

而每一个真正爱国的主张民主的务实人士另外还必然面临着党内权谋分子的暗算。

在中国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主人权道路上屡遭挫折,我不由得回想起一九九零年为了重启改革开放道路致中央领导人的信中曾用过的二句古诗:

“黄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长。”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五”有一篇评论

  1. 水仙咖啡杯 评论道:

    杨老前辈,感谢您的理性和责任心。但是我认为,某疑似精神病人现在已销声匿迹。而阁下动不动说的“西方媒体”怎样怎样个人认为有失公正。别人国家的媒体就是个企业法人,当然巴不得世界各地出新闻,他们好报道。这种文化差异不值得过分解读,关键是你自己要什么,愿意付出多大代价,对不对?

发表评论

CAPTCHA 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