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三

 

杨週(天聪)

 

Wednesday, September 20, 2017

 

姚振祥送我回家的第二天一早,我被捕了,关在黄埔公安分局看守所。

这是我第一次被关在区级看守所,这里说一点常识给喜欢说谎造谣的人们听。中国大陆的逮捕,关押,审判是分级对口的。根据法律规定,反革命案,杀人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包括跨区跨省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对口公诉的单位是中级人民检察院,拘押的是市级看守所。

 

而区级看守所,对口的是区级检察院,区级人民法院。区级司法部门量刑的权限一般压缩在十年以内。一九八三年严打时权限扩大到死刑,一九八四年以后死刑权限又收回。所以我看到有一个所谓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胡写什么一九七八年在黄埔分局因为拥护邓小平被判死刑的案例,真是哭笑不得。像这样不顾事实的乱文居然还真有人信。

 

这篇所谓的忠诚的文章的目的连傻瓜都应该看出是想讨好邓小平先生的,是想借手邓小平的威望打击刚刚走上正轨的司法系统。但是这篇文章一是违背基本逻辑,常识和事实,二是违背法律对口程序,第三是引起当时司法界的混乱。如果邓小平没有政治经验,批示追究迫害拥护自己的法律界人士,将会造成多大的混乱!?首先是黄埔公安分局将进行全面整顿和改组,其次是黄埔区检察院,再其次是黄浦区法院。这三级系统的人都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更不要说当时的上海市委和整个中国的司法系统了。

 

所以所谓的第二种忠诚的用意是非常险恶的。邓小平是政治经验非常丰富的人,怎么会上这种低级的政治把戏的当,非但不上当,反而把蓄意制造混乱的家伙开除出党。后来的结果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了。那个所谓的坚决拥护马列主义的人,是坚决彻底反共的。那个写第二种忠诚的人,一九八九年时乘乱在美国写了大量文章说中共必需垮台,必定垮台和一定垮台,而且时间不会超过三年,后来又修订为五年,最后又改成不超过二零零零年。他自己不仅讨好疆独,台独,蒙独,藏独,而且只要一切反共反中的恶劣事件发生,他都是支持的。他对一切想说真话的人,无不攻击为中共特务。(很可笑的是他还是中共建政前的地下党员。我都不知道这些原中共地下党员,是如何解释中共地下党员和中共特务的区别的,特务好像不是作在地下工作的而是作地上工作的?!他还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李登辉的国民党为他提供优惠待遇是在”养士”。)他和他鼓吹的第二种忠诚的主角在反华反共的世界里如鱼得水,八面玲珑,春风得意,连嫖妓强奸都没有人敢说一句,更别说贪污腐败了。他们依仗的恶势力如此嚣张,人们一定知道和记得只有我一个人在美国敢于公开的实名揭露和批判他们。

 

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人们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政治绝对不是表面文章看到的那么简单。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想搞中国政治,想搞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斗争史的现代版,想掌握连浩瀚的什么史记,资治通鉴,历朝历代史都不能穷尽的治国诀窍图谋方略,不是被人愚弄,就是祸害整个中华民族。

 

我从一九五八年在中学里懵懂看待政治,到一九六七年亲身感受文化大革命的凶险,到一九八一年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体会科技进步的巨大成果和人民需要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的愿景。我对刘少奇邓小平先生的政治智慧是很佩服的。不要对我胡说什么右派分子都是好人。我从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修学回到上海。因为有一张大学学生证,我有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泡在上海市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阅读。(当时的上海市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只提供有大学证件和有介绍信的专业人士阅读装订成册的报刊杂志和内部书籍;第三阅览室其实是档案馆了,只有特殊人员凭介绍信并登记以后才能借阅。)我在上海图书馆阅读 了整个反右斗争时期的报刊杂志。至于当时社会上禁止阅读的国内外的文艺作品,上海市财政局都有。原因是上海市财政局,留用了许多国民党时期的财政人才。上海市财政局留用的人才中,甚至有一个是日本皇室的女成员。在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田中首相向中方递交一份在华日入的名单中,有此人的较详细的信息。一九七三年经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批示回归日本。

为什么这位日本皇室成员在之前无人知晓?是因为上海市财政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曾受到过外部冲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公检法甚至全国的党政机关全都受到冲击,而唯有上海市财政局不准冲击。据上海造反派总司令潘国平告诉我,他们造反派当时是想冲的,但是张春桥下令不准冲,谁冲就抓谁。因为,当时中国大陆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上海市财政局不仅掌管全市所有单位的资金调拨,而且包括驻沪部队的军用开支,更重要的是上海市财政局每年还要向中央提供占全国财政总额的六分之一的财政支援。所以许多财经人才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旧社会留用的人才都是知识分子,喜欢看名著。加上建国以后第一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本人也喜欢书籍,所以不但保留了原上海市财政局的藏书,而且定了制度,每个月都有一定的经费用于购买书籍,这项规定一直被保留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我通过在档案室工作的母亲,把当时社会上容许的或者不容许的国内外名著几乎都阅读过。这为我以后做事为人,作了知识储备。

 

我从当时的报刊杂志中了解到,当年有许多所谓的右派分子,其实平时就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很多都是快刀手,不过不曾想自己被其他窝囊废事后立功成事了而已。这也是他们中很多人愤愤不平的缘由之一。反右真的是扩大化了,认真地研究当时的文献,所谓的右,其实绝大多数是在全民比左时比失败了的而已,他们确实不是右,而是左,真正的左。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的真正右派就是几个民主党人而已。当年的章罗联盟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原来坐拥五十万大军,自己居然是五十万右派大军的领袖。事后证明这五十万右派大军连他们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右派,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左派,根本就不知道和不认可章罗联盟的纲领。党中央确实是搞错了。被搞错的客观原因就不说了。被搞错的主观原因是这些错划的右派大多数是些锋芒人物,平时积累了不少对头,到时候被人趁机报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借阅当时的装订成册的报纸和杂志看看就知道了。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没有看过反右斗争的全部文献,你简直就没有在中国作从政的政治储备。

 

我在新疆时也曾遇到一些逃跑到新疆的内地盲流中的右派。都是些左得出奇的人物,因为有点文化都混得还不错,四清时搞内查外调,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当时的生产部队因为他们不惹事添乱也不公布。但是一九六六年全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个个都蠢蠢欲动,非常起劲地想造反想革命,政法股把全农场的有问题的人员归类列表,分发到宣教股 和各营连政工和治安主任手里,我才了解到这些平时看起来极左的分子原来却是戴帽的右派分子,也算开了眼界了。我写下这些也是告诉人们,真 不要以为左或者右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另外也是告诉人们其实大陆当局在看待社会运动,和处理大问题之前,早就排队摸底的,绝对不是充耳不闻的。充耳不闻,轻的说是玩忽职守,严重的是渎职。所以你要投入大陆的任何运动都要想清楚了,自己是什么人,用上海人的土话来说, ” 掂掂自己的分量。”

 

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说什么右派分子都是好人,左和右不是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志。现在认为民主运动人士是好人,其实就像中共当年说右派分子是坏人一样荒唐荒谬。更何况左和右是可以互换的,甚至都不需要互换,只看怎么判断罢了。所以许多右派要求彻底平反,平反什么?平反就是要中央肯定自己是左派分子而已,是要重新获得权力成为革别人命的革命者,是要享受革命者的待遇和权力,是要恢复和扩大个人的革命待遇和权力。所以人们才会看到他们一会左,一会右,一出国全变成卖国分子。

 

这个中国的特殊的左右派混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所谓民主运动中人,其中许多人,根本就不认同民主的原则,纲领。相对共产党的左,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右,而是比现在的共产党更左,而且左到出奇的地步。这里举二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今年刚刚被美国之音请出门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等一帮子人,他们原来就是广东等地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他们被请出门还拉着门框哭喊到,自己是在全心全意为美国利益考虑,才动用了美国之音的电台资源报道郭文贵的谣言的。他们不集体发联合声明,公开表态,人们还蒙在鼓里,真的以为他们是为了美中友谊和两国的共同利益工作,并为了提高民众素质而传播民主的本来价值的媒体人。一表态,人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些非常恶意的利用谣言和诽谤想颠覆中国,想搅乱是非和颠倒罪于非罪界限的恶棍。

 

另外举的一个例子是,海外民运旁门左道到都不需要全国人民同意,居然先后选出两届总统。我不久前才知道,其中一个总统居然还派遣他的特使回大陆活动。我以前写过,中国的农村有层出不穷的自封为皇帝的反民主现象,现在与时俱进,城市里居然出现了自封为民主中国总统的怪事。中国的民主意识的普及和提高真的是任重道远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人们看民主运动其实就像看当年反右运动,有点蒙眼胡乱回击一样。我想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人到死也不会承认许多人,甚至大部分右派分子是他们的基础和追随者,因为领袖和本群体的思想体系完全不同。同理,大部分右派分子也不会承认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是他们的领袖。所以你真正看懂了反右斗争,你也就真正看懂了当代的民主运动。

 

现在的民主运动和当年的反右运动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右派是受歧视的,现在的民主人士是受重视的,所以当年的右派许多是被人硬塞进右派队伍,而现在的民主派大多数是自己硬挤进民主队伍。一个是避害,一个是图利,仅此而已。他们个人和他们所处的群体的价值观,理念和行为准则完全不同。

 

一九九一年四月,上海市公安局的张凤年(当年他已经离休,临时被召回)审讯我时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从小讲话就一进一出。” 为什么我会被人有这么深刻的印象,主要就是有了一定的政治储备。储备来自哪里?来自于大量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名著(政治的,历史的,科技的,文学的,艺术的),和反右斗争的历史文献。至于他从小就注意我,不是因为我是个捣蛋胚子,而是因为我向报刊杂志投稿。当年向报刊杂志投稿,如果被录用,当时的报刊杂志是要通过政审这一关的,有单位的通过单位,没有单位的,像我这种情况就到街道了解,并到派出所调查背景。哪像现在胡乱写一些东西都有地方发表。

 

至于政治和文化储备,也不是仅仅看书读报,而是要进入学校进修的,一九六二年初,大批在江西共产主义大学的上海青年逃回家。上海人都知道了那个所谓比华东师范大学质量更高的江西共大其实是汪东兴瞎吹的。共大的教学质量一塌糊涂。我的那张大学学生证登时也就一文不值了,再也进不了上海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怎么办?我就进入南市区的民办高中和民办函授大学。一九六一年时,中央突然放宽私人办学的政策,在上海南市区的福佑路上有许多旧上海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就纷纷办起了学校。我还记得我读的其中一个是光华私立大学。整个大学就一个课堂,一个老师加上老师的妻子。老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数学文学都教。可能这些上海私立大学都是受监控和调查的,我也是被彻底调查过的。所以一九八二年上海市公安局来了二个人,对我说,上面知道你喜欢读书,决定让你到复旦大学进修去。我们对你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尤其是哲学方面。

 

当时我正在帮我的朋友跑各大厂家,收购小金库的物质。因为中央要清查小金库。在这里说一句,有些根本不懂工矿企业的什么记者乱写什么小金库就是私房钱,就是贪污的资 金。当年的每个工厂企业私下里都设立第二仓库,仓库里存放和保管的是市场紧俏的生产和日用品用来应付市场短缺时的急需之用,根本不是贪污的赃款和挪用的资金。中央认为这些停滞的物资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调控和分配能力,所以要清点这些账面以外的物资。为了应对上面的检查和下面的举报,所以许多工矿企业都大量低价处理这些账外物资。当时的温州人正穷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了这个机会就集资到上海收购这些账外物资。为什么他们不到其它城市收购?这是因为上海的产品质量好,比如工矿企业必须要用到的大型电闸的性能,哪一家外地厂家能达到上海的质量?举一个例子,上海人民电器厂出产的电器开关的触点是一块很大的纯银,保证良好的导电性能。说到大块的银触点,自然也有不法分子把纯银块撬下来用镀银块替换上去,造成许多使用了这些劣质电器的工矿企业着火和爆炸事故。这是改革开放时鲜为人知的负面故事和代价。

 

我此时正在忙着为我的温州朋友跑生活,哪有心事读书,但是上面是怎么知道我喜欢读书的?我想,可能我在光华圣约翰函授大学学习时被上海有关方面备过案。(民办大学在一九六二年底就被中央发文取缔。中央容许民办大学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的事了。)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关于一分为三的文章引起中央高层的注意,中国的哲学家为此正互相争论不休。到了一九八六年,周扬先生还被左王在报刊上撰文攻击,说他背叛马列主义立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哲学观。

 

作为引起争论事件的起头人,我的学术观点当然受到重视,他们并希望对我本人进行教育。并希望我能被纳入自己人的学术行列。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我知道被中共选中的人才很多不是什么外界胡说的文化特务!而是中共要收罗人才。我认真想过,孔子办的学校其实就是干部培训班,干部必须要懂六艺,所以要学六艺,这是做干部的知识储备。中国共产党办的党校,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也是要进行知识储备并且还要进行政治储备以应对职务所需。

 

我当时忙于生计,已经无暇关心和注意政治,尤其无心再搞什么学术研究,因为学术研究根本不能当饭吃,所以一口回绝了到复旦进修的劝说。

 

事情进展到我一九九四年夏天被关押在上海市黄埔公安分局看守所,中央还是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发函邀请我出席当年的作家颁奖大会,并保举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作家写作班学习。(这封信件我太太收到后因为怕连累中国作协的一大批人,没有报道过,我出劳教所时她交给我。这封信件在我出国时被国家安全局收走。)即使以后我离开大陆多年,中央还是通过广东中山大学给我发邀请函,希望我对罢工和人权问题发表一些看法,我也明白这层意思并表达了我个人的看法。我讲这些也是要告诉人们,自己的知识储备比你夸大自己的活动  的能力和作用更大。中共真的是惟才是重的。

 

我常想,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和维持政权,和中共唯才是重有关。中共在国民党时期搞的学生运动,是挑选有才有德的人,学生领袖都是些品德优秀和有威望的人。如今在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想学中共这一套搞学生运动来颠覆中共政府。殊不知,他们学的是皮毛,看的是表象,挑选的不是人才,而是渣滓,所以搞得一塌糊涂。另外,美国的政治家很清楚,要使得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必须树立一个国家敌人,人民敌人。如果没有的话,想也要想出一个,所谓国家的稳定和团结必须要有个外部的国家假想敌人。所以美国在冷战时期选的是苏联作为假想敌。(苏联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宣布解体以后曾经的主导国缩小为俄国。 上海人权协会也正是在一九九一年共产世界大动乱大瓦解的那个非常时期,唯一打破中国六四僵局的民间团体)。美国在冷战以后选的假想敌国是中国。人们应该记得,那个一九七二年曾经促进中美建交的布热津斯基,因为曾经的国家假想敌苏联已经瓦解不存在了,此时处于所谓”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时候,所以在一九九五年提出要把中国作为替代的假想敌国,正式提出要把中国炸回石器时代(stone time )的构想。据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的亲疏转换,和个人好恶没有关系,而是国家战略需要。

 

而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当政的台湾政权(无论国民党或者民进党)倒是干的好事,自动为中国树立了真正的国家和人民的敌人。什么藏独,台独,蒙独,疆独,以及各种邪教和反民主的乌烟瘴气的什么党派和团体组织,甚至还搞出几个什么民主中国总统!中国人民一看到这些国之大敌,民意所归,民心所向,当然觉得还是中共好。普遍认为唯有中共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能够保证全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法制秩序以及和平建设。

 

认真地反省自己,我从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和造反者,我和我的家庭从来是被革命和被造反的。我之所以一九七八年提出人权和民主问题,不是想造反或者革命,而是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表达自己的心声。

 

所以当一九七九年我的姓陶的审讯员问我,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人太多了,据叶剑英的报告,全中国有一亿人受到株连,为什么他们都能正确对待,你却不能正确对待呢 ?!我的提审员,一九七九年亲自到新疆内查外调过我。他甚至还了解到我的绰号竟然是叫杨克斯,受过批斗,脖子吊过木板,坐过土飞机。当他问我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我还真的一时语塞,有点自责和佩服其他人能忍辱负重,还真感到自己有点私心膨胀。

 

出狱后通过几年的研究和探索,我之所以不肯忍辱负重,个中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如果当自己所处的群体全都处在被严重歪曲被践踏,被蹂躏的地步,作为群体中的一分子,提出为群体的主要人物平反其实就是包含了为自己争取合理对待的目的。当自己的问题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自己就想扩大事件的社会影响以求得到 社会的支持来圆满解决。中央主要领导人为了稳定大局,可以忍辱负重,向对手作种种妥协。但是执行路线的基层的普通人就没有这个必要作妥协。因为他们为这条路线被剥夺了一切,没有了退路,妥协就是承认自己应该默默忍受侮辱和诽谤以及所有一切不公平的现状。

 

所以有一定政治运作能力的人才发动与个人能力极端不相称的社会大运动。而局外人根本没有看懂这种运动的内在逻辑关系,只看到外部的热闹场面,以为事情就是表面理由那么简单,呼喊两句口号投入进去,毫无节制的表现自己,结果就成了上海人 所说的” 垫刀头朋友”。这些  ”垫 刀头朋友” 就是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同样参加运动,处理 结果却完全不同,尤其是本来就是敌对阵营的头脑浑浊的人,想入非非以为机会又来了,可以又趁机捞一点什么好处 ,这可能吗?结局当然是很惨的。

 

在他们看来,原来搞运动就是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他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所以他们的悲剧,不是什么原则或者路线的问题。而是看问题 “看豁边”了,北方话就是看走眼了。以致最后倒霉了还想把别人拉在一起,别 人保持沉默,不划清界线或者激烈批评他们已经是做到最大的人格表现了。试问他人为什么要为这些乌七八糟的人和事并且已经给自己添了无数麻烦的人去做孱头背黑锅。

 

另外,中央之所以能够容忍这种不稳定元素抬头,主要是想等待社会舆论的表态,以便更好地调正执政态势,和掌握以后发展方向。

 

所以不需要隐瞒,当我提出为刘邓路线平反其实就是包含了为自己平反的个人因素。为个体利益本身是一切个体生物的本能和真正动力。当自己和整个群体的利益相关时,自己才会把握群体的动向和区分利弊并有超强的持久力和洞察力。

 

所以为自己争取应有的评价和待遇。根本原因是个体仅仅是群体的一分子,群体的主要人物都不能平反,个体还有什么资格平反。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人们,中国大陆的任何社会运动如果不是外力加入搞成的,必定是党内路线分歧和斗争的社会反映。

 

所以当一九八零年我被判二年有期徒刑缓期二年不服又加半年,中央非常震怒,把蓄意想把我打成国民党特务的当时的上海市人大主任严佑民调往河南省担任人大副主任。他不去,中央有一派为他说情,结果让他担任安徽省省委书记。他和我结仇,根本就是有点胡闹。原因是我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揭露,上海市委篡改中央关于妥善解决上山下乡知青的关于顶替问题的文件,把在校学生改成在校大专院校学生。懂一点政府工作运作规则的人都知道,这肯定是秘书干的秘书改的。严佑民的文化程度不足以知道什么是扩大内涵,缩小外延之类的逻辑关系,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担任公安部第九个副部长时,习惯了整人,所以千方百计想把我搞成国民党特务解气。他都不仔细想一想,你把我搞成国民党特务,怎么向中央交待?人们如何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对文化大革命评价变化的社会原因和为刘少奇平反的党内外原因。一个国民党特务首提为刘少奇平反,首提文化大革命是民族灾难,这段历史怎么向人民交代,怎么向历史交代?!

 

一个人把个人仇恨扩大到连政治常识,历史常识都不顾,也真是一个奇人。

 

他到了安徽不死心又在一九八二年通过孙忠良想把人权协会的魏全宝等人诱骗为劫机集团,间接打击我。魏全宝告诉我事情原委,我关照他立即到他所在的公安局报案。劫持飞机这么个事情都被他想出来栽赃,中央非常重视,这还不搞个水落石出?!得知原委,胡耀邦非常生气,立即把他调离安徽省,安排在陕西省当人大常委副主任。他故伎重演,不上任不去,这个事件连他的靠山也保不住了,只好离休。

 

但是一九九二年元月,曾庆红把他从离休状态,调往中央担任民政部长,这明显是冲着我的。但是问题是,离退休后又提升,这是和邓小平建立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对着干的。此时邓小平再也忍不住了,南巡讲话,发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重新确立,我所在的丰泽公司的事情也通过司法程序有了结论。此时我是想收场了。一九九三年年头,上海下了一场多年憋住的大雪,有两个北京朋友来看我,一个是周国强,一个是钱玉民,我安排他们到了当时的南市区的一家旅舍住宿,我陪他们聊了一晚上,他们说北京的地下民情很暴力,甚至有人想用模型飞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的,另外,当时社会上有多起未遂已遂的劫机事件。我听了觉得这很不好,国家需要和平和安定,我提出不能搞什么地下活动,也不能搞什么暴力活动,要提倡公开化要和平理性。彼此讨论的结果是,由我来写一篇关于民主运动必须公开化的文章,周国强和钱玉民搞一个和平宪章之类的东西。说一点当时的情况,当时国内社会的暴力倾向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一九九三年年底被关押在北京市昌平县收容站时,又有一架飞机被劫持到 台湾。事发之后,连收容站的看守们都惊呼起来!

 

和平宪章的背景就是这样的。

 

当时商谈好的,和平宪章由周国强写,周国强没有写,却让其他人写。写的人的水平真的不能和周国强比,写得真的很乱。像宪章之类的东西,要么否定式要么肯定式,或者混合式也算可以,但是原始稿件写得真的不伦不类,大家都觉得不满意,但是起草的人说,说时间来不及了稍微改了一下明显的错误,就这么出笼了。如果有兴趣,人们可以看看和平宪章,就会发现其实争论 是很大的。不过大陆搞宪章之类的活动从此就开了个头,是好是坏我就不说了。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只能由历史评价。

 

我自审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我素来是以刘少奇为标杆的,以自己曾经是执行刘邓路线为荣的。

 

所以我的行为模式很明确,就是以刘邓路线自居,这既是为自己的过去辩护,也是为自己的未来定位。也因此我认为,任何社会的运动如果不是由外力煽动起来,必定是党内斗争的社会衍射。如果不是党内路线的社会衍射,如果不是有外力加入,任何社会事情都不可能在大陆形成大的社会运动。

 

正因为我对自己,对整个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看法和认识,所以我在一九九四年就觉得不需要再搞下去了,所以我离开了人权协会的负责人位置,并想彻底退出社会活动。这些都是上海市公安部门掌握的,也找过我谈过话。但是他们还是说,上海的人权协会有什么事,我们还得找你,上海的民主运动有什么事还得拿你是问。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是个头。

 

其实我认真思考过什么是人权?为什么人们分不清个案和人权的区别,人权是否应该是只关注制度性的,政策性的,民族性的,种族性的,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案件。所谓人权不应该定义为个人权力受到侵犯。所以人权协会应该是个研究机构,而不是事务机构。个人权利受到侵犯应该是律师和法院解决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人权协会不应该是律师事务所,不应该听取公民的个案,也没有能力解决个案。人权协会只有反映群体性案件和社会性民族和种族问题的职能。人权协会是不是应该成为研究机构。这些都需要我静下心来研究。

 

但是我退都退不下来。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是个人有能力去提高的,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那真的是国家的事情,政府的事情。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投入,任何个人都将被愚民和他们的盲动送入火坑。

 

一九九四年我没有被关在第一看守所,而是在区级看守所,这说明我不涉及政治案件,而是刑事案件。那么究竟我触犯了什么刑法,我真的很茫然。我左思右想,我没有犯什么罪,唯一可以使我反省的是我不应该听到王辅臣家属向我要人,就急急忙忙帮助寻找,并在不了解情况时贸然向美国之音通报人员失踪,并且亲眼见到了王辅臣之后,又不是劝告他投案,而是最后同意和支持王辅臣逃出国境。

 

在黄浦区看守所里审讯我的不是黄浦区分局的人,也不是我所认识的市公安局的人,只能猜想是公安部的人。我有个毛病,只要关押时间超过三个月,一定得缺钾症,非常痛苦,连站立都困难,大小便都要人搀扶。看守所的卫生员,发钾片给我服用,但是这种缺钾好像吃钾片只能轻微的缓解。这东西又不能吃过头,不然,心脏会停搏。加上承办员告诉我,我的女儿脚骨摔折了。心里真的很难过很痛苦。

 

大概是一九九四年八月份,审讯我的二个承办员突然消失,大概过了一个月,在解放日报上看到,在南方某市举行理论务虚会。报道说,务虚会认为当前还是要正确的严格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看了报道,我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了,都准备打包回家了,突然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十日宣布对我实行劳动教养。劳动教养真是莫名其妙的制度,宣布有罪名却不说明罪名所根据的是什么事实。可能现在的人们不懂,有罪名无事实怎么理解?通俗地说,就是你在路上循规蹈矩地走,警察一把抓住你,说你是强盗。警察说你是强盗就是强盗,不需要说明为什么是强盗,也不需要通过法院就关押起来,这就是制度性的侵犯人权。这项恶劣制度在二零一三年底被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废除了,这也是习近平为中国的人权所作的举世瞩目的贡献。有些莫名其妙的所谓民运人士说,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倒退了,恶化了,这真是闭着眼睛说胡话了。

一九九四年宣布对我实行劳动教养。这下真的几乎把我气疯了,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几个月的身心痛苦化为脏话喷出口,连宣布我劳动教养的人一时都楞了一会。这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上海脏话骂人。

 

我都忍不住骂人了,当然劳动教养决定书上是没有我的签名的。

 

(未完待续)

 

 

“女儿的万里归国路之三”有3篇评论

  1. 水仙咖啡杯 评论道:

    杨老前辈好!中国人权状况我们有目共睹,现在上网都要实名制,而且群主都要为群员行为负责了。这种管理办法不是“制度性侵犯人权”是什么?此外,信访条例要求必须逐级上访,不能越级上访,纳税人处理问题流程更多更烦了。再有,防火墙越来越高了,我现在才回您就是前些天上不来新语丝博客。这不是人权倒退是什么?

  2. 水仙咖啡杯 评论道:

    我认为,反右运动不宜以个人所见所闻的是非来定义“右派”这个集体的性质。1957年反右派和59年反右倾,五十多万人遭遇的打击多是逾越司法程序的。比如1954年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和经济自由,如果说公职人员借用公共传媒,特别是政府参股传媒发布反对当年宪法和国体的言论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犯罪嫌疑,可以按照治安或者刑事案件标准处理。那么大批非公职人员,比如学生在团委号召下对社团法人中国共产党或者行政机关提意见,就被劳改,流放,甚至抓去坐牢,合适吗?有法可依吗?

  3. 水仙咖啡杯 评论道:

    还有,当年中国政府搞公私合营,本来就有破坏1954年宪法的嫌疑。人人都被并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社会团体这样的体制里,就是农民还要用政企合一的人民公社编户齐民。如果是摆小摊,营业执照就被各种刁难,人都成了依附者。这是不是与54宪法唱对台戏?为什么全民赛左,还不是唯左才能获得物质资源和社会地位?但是人人赛左的前件是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政府造成的国家罪错。前辈您青年时代的坎坷遭遇不也来自于此吗?反右里大多数人被内控被特嫌,工作收入被扣,劳动成果长期不被客观承认,不也是破坏54宪法的恶果之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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