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党专制的宪法危机

 

李国萍   杨週(天聪)

 May/ 25/1998

宪法的权威和稳定导源於全民意志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充分体现全民意志的强制性规范。全民意志表现为:一是通过一定的程序表达全民对自身权力、国家性质和国家主要职能的确定。二是这种确定一旦以宪法的形式公布即具有强制的性质。

因为宪法的强制性规范导源於全民的意志,所以在本国范围里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不可削弱的稳定性。宪法的权威性表现在全民范围的被认同,即宪法在规定空间范围里必须广延;宪法的稳定性表现在宪法的总体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前後不能矛盾,即宪法在有效时间长度内必须一致。不能在规定空间范围里广延和在有效时间长度内一致的宪法不会有充分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显而易见的是,不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通过一定的程序但不体现全民共同意志的宪法,在规定空间范围里和有效时间长度内并不广延和一致。因此不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

国民委托代议和多党政治

讨论宪法不得不讨论国家的目的。所有国家的相同目的是什麽呢?孟德斯鸠说,”一切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自保”。〖1〗孟德斯鸠说得很不完整,汉密尔顿补充 说联邦(即国家,笔者注)的相同目的不仅是自保,即对外抵抗外国的侵略对内维持公共安全,同时也要管理国际和国内的贸易,管理本国同外国的政治交往和商业往来。〖2〗对外抵抗外国的侵略和对内维持公共安全的双重保卫任务,不是仅仅为了保护国家之中的某一部分人而是为了保卫全体国民。全体国民包括具有本国国籍的一切人。管理国际和国内的贸易,管理本国同外国的政治交往和商业往来,也不是仅仅为了维护某个阶级和某个阶层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国民(包括不在国内和已经死亡但依法仍然保留部分权益的本国国民的权益-比如肖像权、姓名权、名誉权、著作权、发明权等等人身权利)。

既然宪法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全体国民共同制定的。也即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制定宪法,否则宪法就变成了部分国民的意志。这在 纯理论探讨”全体”的数学含义是正确的,但也仅仅是在纯数学的范畴里才有意义。实际上在超过一定规模的场合,每个人连充分表达的机会都不会有,更遑论在规定的时间内全体国民达成一致的共识。由於现代国家通常不止一个城邦大小,更不可能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召集全体国民讨论和制定宪法,如同古希腊时代的城 邦国家那样。

此外有些国民因工作、学习、疾病等缘故无暇直接参与表达自己的意志。有些国民欠缺运用法律的语言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还有些国民由於自然原因和社会 原因不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并直接参与讨论和制定宪法,譬如未成年人、精神病患 者、丧失意识的植物人及被剥夺政治权力的人等。但上述这些人都具有不可剥夺的 国民身份。因此他们的合法权益仍然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

一国国民既不能全部参与讨论和制定宪法,但宪法又必须体现全民意志。面 对上述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迫使人们寻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国民委托 代议制。

 

委托代议有二种形式,一种是主动式,另一种是被动式。对於一些不可以参与宪法的讨论和制定的人来说是被动委托代议。对於因为无暇或其他原因不能直接 参与宪法讨论和制定的人来说是主动委托代议。由於被动委托代议,一些不可以参 与宪法讨论和制定的国民的权益就可以得到保障。由於主动委托代议,使宪法本身 必须全民参与讨论和制定的要求才有现实可能。另外因为主动委托代议仅仅是委托 表达自己的意志,委托人非但没有转移任何实质性的权利,并且随时可以根据需要 收回委托。

由於委托代议,委托人可以通过委托间接参与所有有关自身权益的政治活动 。自身的意志不但能够通过委托代议表达, 而 且可 以节省精力和时间的支出。在工作和生活繁忙的现代生活委托代议和间接参与政治活动就非常重要和必要。

又因为人们在社会中处於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同阶级或同阶层的人的权益一般比较相近,所以由同阶级或同阶层的人组成的政党比较能够代表自身的权益。(当然政党不仅仅限於代表同阶级和同阶层的权益。有些政党是代表某种共同观念权益的-比如绿党,有些政党是代表某种信仰权益的-比如伊斯兰党,还有些政党是代表民族权益的……)因为政党能够代表国民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意志,所以国民委托自己所认同的政党代议就成为一种国民参政的普遍方式,政党在现代国家的国民政治生活中就非常必要和重要。政党遂成为现代社会反映一部分民意的法人,政党政治就成为现代国家国民参政的有效制度。

一党意志不代表全民意志

马季佛说,”如果没有政党制度,无论如何民治主义是无实行之可能的。”〖3〗但是又因为政党只能代表国家和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代表一部分人的意志不加制约,必定侵犯另一部分人的意志。侵犯他人意志的政党当然不能代表他人的意志。所以一个政党的主张和要求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都不能被全体国民认同。

基於同样的原因一个政党不能成为国家权力机构。权力机构主要是执行全民意志 的,这与一个反映部分民意的民间机构的功能完全不同。反映部分民意的机构如果 成为执行全民的意志的权力机构,会造成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从政党受委托 必须反映部分民意的要求来说,一个政党一旦成为执行全民意志的权力机构必然侵 犯不属於其委托的另一部分国民的意志;另外从执行全民意志的要求来说,一个政 党一旦成为执行全民意志的权力机构又必然不能有效地反映受委托的部分国民的民 意。

说到代议制,人们自然想到议会制,议会确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代议制。但 议会和政党的不同之处在於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人的民意,而议会则代表全体国民的 意志。前面说过宪法的权力来源是全民,所以政党和议会这二者是不可以等量齐观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 下 ……”。〖4〗前面说过一个党不能代表全体国民的意志,不反映全体国民意志却强调一个党的意志的宪法,充其量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志。同时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在国家中的职能就不是反映民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不是法律用语而是政治用语。一般来说政治用语可以模糊些,但法律用语必须 明确。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因此在宪法中所使用的语言必须能够用法律的语言明 确解释。但我们不能用法律的语言明确解释”领导”的含义。”领导”的本意是领 路,但在此处显然不是使用”领导”的本意。我们根据共产党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使 用”领导”一辞所表达的引申意,得出”领导”一辞在此处的隐含意义是 –”领导”是首脑地位,”领导”是管理的权力,”领导”是控制的权力。一个党是人民的首脑,一个党要管理和控制人民,显然是违背人民意志的。

宪法的权力来源应该是全民,那麽共产党的首脑地位、管理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是从 哪里来的呢?从一切权力来源於人民的角度衡量根本无从所出。更何况共产党充其 量还是全国人民的少数。中国共产党号称有五千多万,但五千多万党员和十二亿中 国人民相比不到百分之五。不到百分之五的意志要大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意志,逻辑上是不通的,法律上是不容许的。

一党专政的弊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条和序言部分规定共产党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的内容虽不矛盾,但也更明确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实不代 表全体国民的意志,从字面上来看也仅仅代表工农阶级的意志。宪法条文规定国家只代表一个阶级的意志的弊病是什麽呢?法国的托克维尔 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有几个社会阶级就象有几个不同的国家……把其他阶级的命 运完全交给一个阶级去掌握,其危险并不亚於让国家中的一个民族充当另一些民族 的仲裁者。当只由富人统治国家时,穷人的利益总要受到损害;而在穷人立法时,富人的利益便要遭到严重的危险。”〖6〗事实也确实证明了一个阶级专政的弊病。

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之後,富人不但财产受到剥夺,而且连生命也处於无保障和 随时被剥夺的情形之中。中国在中共统治下,从镇压反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这段时间里,据中共官方最保守的统计直接消灭了二千万人。另据柬埔寨的统计,柬埔寨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五年共产党统治期间内,直接和间接消灭了 二百万人,占柬埔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种阶级消灭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在仇视 和消灭人类方面并没有质的区别。顺便提一句,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希特勒也是强 调一个阶级– 工人阶级专政的。

由於强调一个阶级专政,不但其他阶级的生命财产没有保证,而且国家的总 体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要求国家达到四个现代化和两个 高度的目标-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及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 目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部分”今後的国家任务是……逐步实现工业 、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 义国家。”)由於宪法条文规定国家是一个阶级专政,所以不但社会总的财产难以 增加,用中共的语言来说-就是不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难以实现,中国的文明和 民主也难以实现,因为显而易见的情形是增加社会的总财产不可能只靠一个社会阶 级。当其他社会阶级的财产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的总的财产也大幅度地减少,当其 他阶级的民主权利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的文明和民主也不可能全面实现。譬如当一 个公民或一群公民依法表达对当局的不同政见,立即受到公开的或秘密的全方位的 骚扰,甚至被投入监狱,文明和民主一定趋向於零。况且还是称之建设成为高度文 明和高度民主的国家,这就更无从谈起。顺便提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建设 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之前并没有加上限定词,而只在国家的性质前加了限定词,因 此一般的理解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认同人类公认的文明和民主准则的。 但又因为宪法的序言和宪法的第一条强调了一个阶级的专政,所以文明和民主充其 量只能解释为一个阶级的文明和一个阶级的民主。

英国的乔.柯尔认为,”民主只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没有一个社会能够 成为绝对的民主的,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没有民主成分,有些社会甚至处於基 本不民主的政体下也能有很大的民主……反之一个社会可能在纸面有高度民主的政 体,却几乎没有民主,因为公民缺乏使民主生效所需要的那种愿望和组织。〖7〗用此话衡之於中国的现状是千真万确的。一个阶级内部的民主和文明是本阶级内部 协调的结果,并不会对外自动延伸。不言而喻,每一个人都是生命体,而生命的本 质是从外界取得尽可能多的营养以满足自身生长,活动和繁衍后代的 需要,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生命的本质是自 利的,一个阶级或一个组织是社会的生命体,同样是自利的。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单 一的阶级组成。因此一个阶级处於国家之中必需要与国家里的所有的其他阶级协调 ,并受到其他阶级的制约,不与其他阶级协调并不受其他阶级的制约必然会侵害和 损害其他阶级的利益。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强调了一个阶级的利益,都不同程 度地剥夺其他阶级成员的社会的和自然的权利,都造成人类社会的大悲剧,这是无 法抹煞的事实。

专制政权制造虚假民意的最终效果

由於现代国家都处於国际舆论的监督之中,因此专制体系的国家也注意民意 的表面价值,根据需要制造出专制统治纸面上的”民意基础”以应付国际舆论的谴 责。共产专制政权为了取得纸面上的民意基础,通常采取二个方面的办法。一是许 诺为人民谋利益,〖8〗采用剥夺富人的财产并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财产平均分配措施。二是强调公民的直接和广泛参与性,〖9〗使用大规模动员人民参与政治的手段。

众所周知,生产者和科技工作者为人民谋利益是运用自己的生产能力和通过 自己的工作方法增加社会财产,统治者作为非生产者不具备增加社会财产的能力和方法,为人民谋利益只能是分配社会财产。符合客观规律的分配社会财产的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总的生产力,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分配社会财产的方法则降低社会总的生产力。共产专制政权的统治者许诺为人民谋利益,是采用剥夺富人的财产并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财产平均分配措施。由於社会总的财产是个常数,以剥夺其他阶级的财产来满足某个阶级的需要,只有在非常小的范围里和非常短的时间内才能办到。 超过了一定的范围,由於富人的财产只是社会总财产的一部分,分配在人数较少的 富人身上显得个人所占有的量很大,但剥夺下来平均在人数很多的穷人身上只是一 个很小的量。众所周知,任何财产一旦移动和切割,其总的价值就减少,而且随着 移动的距离和切割的次数成反比的减少。有些财产由於各种原因需要予以冻结,冻 结本身又在消耗其他社会财产。此外有些财产则是不能被转移或切割的。还有,为 了继续利用某些生产资本性的财产增值,对这些财产也不能进行转移和切割。所以 剥夺来的财产真正可供分发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再说超过了一定的时间,剥夺者已 经剥夺殆尽就无可再剥夺。

以上讨论的仅仅是有形财产的剥夺和平均分配问题,还有无形财产的问题。一般来说较富有的人掌握较多的知识,知识本身也是财产。由於富人置於被专政和 被镇压的地位,就很少有可能运用知识来增加社会的产值。同时又因为他们被强迫 从事自己不熟悉或与自身体力、年龄、性别不适应的工作,这就比进行同样工作的 平均社会劳动力提供的产值要少。反抗情绪也使被剥夺者工作消极。

此外采用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财产平均分配措施,缺乏对社会财产分配制 度合理的深度思考,只强调社会分配的平均性,因而忽略了对社会提供超值财产回 报的问题,这在极大程度上压制了人们为社会提供超值财产的积极性,因此使社会 财产不能快速增长。主客观的多种原因,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和以剥夺性为前提的 社会财产平均分配手段实施的结果是:在剥夺社会一部分人财产期间的短时期内,社会总的财产大幅度降低;在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 以后,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财产 平均分配措施贯彻的长时期里,社会总财产的增加赶不上社会总人口的增长;对应 於人口总额可供分配的人均财产份额就降低。可供分配的人均财产份额降低,新的 统治阶级因为人口比例相应大,受影响自然很明显。所以通过剥夺少数富人以满足 多数穷人的需要和采用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平均分配措施,实际并没有能够使多 数人富起来,而是使一个阶级专政下的国民普遍贫穷罢了。我们观察和体验到的事 实也正是如此。

 

关於公民的直接参与问题,前文提到现代社会间接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什麽共产专制统治不实行间接参与而要强调直接参与呢?因为间接参与是通过中 介,通过各种政党。民意通过各种政党表达对共产党一党统治是不利的。所以共产 党专制统治为了有效压制民意必须否定政党制度(即多党政治制度。笔者注)。其 次,由於间接参与从纸面上 反映 的民意范围似乎不够大,所以为了表现统治的 “广泛民意基础”, 共产专制统治就强调公民的直接和广泛参与性,使用大规模动员 人民参与政治的手段。

说到公民的广泛直接参与问题,必需注意这是超限度增加社会成本支出和没 有补偿的行为。社会的成本支出并不与社会的稳定存在着不变的正比关系。恰恰相 反社会成本支出超过了与社会稳定相关关系的上限就成反比。第二,当公民广泛直 接参与政治的时候,有一个期望值在起作用。人们的期望值不一定都合理,但都是 直接参与政治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总的来说和专制政体的目的是相冲突的,当然 不可能兑现,并必然受到压制。当期望值久久不能兑现的时候,公民在高压下直接 参与的消极性不断增加。同时又因为高压政策不得不直接参与,每一次直接参与的 情况使期望值进一步受压制。期望值不断被压制,精神张力就不断增强,最後处於 一触即发的状态。当高压政策不起作用的时候(人民一致起来抵制高压政策或统治 阶层因内斗而控制失衡时),因为没有可信托的间接参与的中介,加上公民久已不 习惯间接参与,精神张力没有泄放的阀门和渠道,巨大的精神张力将引起情绪爆发 。当社会群体情绪爆发的时候任何国家权力都将被炸成真空、控制结构塌方、社会 大动乱。人所共知,力在真空状态中会寻求最短路径到达目标。人的精神张力也是一种力,人的精神张力一旦处於真空状态,必然会寻求最短路径到达目标。一般来 说革命的暴力路线是直线性的到达目标的,所以精神张力在国家权力真空状态中通 向目标的最短路径往往是革命的暴力路线。有一定数量级的社会精神张力处於一触 即发的状态,社会就非常危险。有一定数量级的社会精神张力处於权力真空状态的 时候,社会大动乱就开始。这就是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远期效果。

专制主义与独裁统治

人的期望值以社会尺度衡量就是民意,专制主义的本质是压制民意的。专制主义政体为了最大限度地压制人民的期望值必然实行独裁。专制主义政体不等於独 裁政体,此二者是有区别的。卡尔.A.魏特夫说,”专制主义和独裁统治并不是同 一回事,但是它们有密切关系。当非政府的力量不能有效的约束一个政府的统治时,它就变成专制政府了。当专制政权的统治者的决定不受政府内部力量的有效约束 时,他就是独裁者……专制国家缺乏实行内外制约的适当的机构,这种情况便发展 成为可以称作是不受制约的力量的一种累积趋势……在专制的情况下,居於最强有 力地位的人,由於在权力不受制约的累积趋势中得到便利,往往通过拉帮结派、玩 弄花招和无情的诡计来扩大他的权力,直到他征服所有的其他作最高决定的中心人 物後而独占上风为止。”〖10〗 独裁者对统治集团内部是征服其他所有作最高决定的中心人物,对统治集团 外部则是杜绝一切反映民意的声音。前面说过政党是受委托表达部分民意的法人,因而全面杜绝民意的最简便手段是取缔一切反对党。所以罗伯特.A.达尔总结道: “一个新的独裁主义政体最初的法令之一,通常是镇压所有的反对党。”〖11〗也即是说独裁主义的最明显的统治特征是镇压一切反对党。有了这些对专制   主义和独 裁主义的清晰认识,我们就能明了中国的政治状况。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是 专制主义的政体,在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是处在毛泽东的 独裁统治中。因为那时候一个明显的独裁统治的特征出现了,在毛泽东发动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国作为政治装潢的八个在野党(即形式上的参政党)也 被完全和彻底地取缔。

独裁统治一旦把最後的微小的一点反映民意之路堵死,社会的文明和民主就 完全消失。在独裁者统治下,人人都可能成为专政的对象,只要他对独裁统治者不 满。事实正是如此,毛泽东的朋友、战友、同事与普通人民一样随时可能因为对毛 泽东本人不满而被镇压并予以肉体消灭。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的最後遭遇应该是很 好的佐证。他们是共同建立专制政权和维护专制政权的人,结果却是连他们自己也 与被他们专政的对象共同处於被剥夺基本人权的恐怖之中。

然而专制主义的问题还不止於此。由於共产党宣称要消灭富有阶级的统治,采用剥夺富人的财产并以剥夺性为前提的社会财产平均分配措施。当旧的富有阶级被消灭之後,共产党内长期处於执政地位的一部分人,因为取得社会财富的可能和便利,对於其他没有取得社会财富的可能和便利的国民而言,他们是富有者,也就是说共产党内的一部分人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替代被消灭的旧的富有阶级的新富有阶级。从工农阶级专政的宪法角度去看,他们本身事实上业已成为工农阶级专政的宪法所规定的必须予以专政的对象。所以中国一亿一千万的国企工人、一亿五千万流动於城乡企业的打工农民(实际上是纯粹意义上的工人,只不过由於中共长期不符合社会规律的统治造成难以协调的城乡关系和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而无法获得城市户口。)和八亿多农民,根据工农阶级专政的宪法,他们可以以自我认定的机会和条件(比如象毛泽东这样因为权力斗争的原因,需要借助非政府的力量而重申专制宪法所规定的工农阶级特殊权力的时候)随时剥夺非工农成分国民的一切。剥夺的范围包括社会结构重组後形成的有别於过去的非工农阶级的人士,比如共产党自己培养和挑选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工业和商业企业的主管、政府官员、国家工作人员等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肯定了工农阶级有这个权力。现在中国大陆有不少人希望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求满足”剥夺剥夺者”的期望值(顺便提醒一下,这些反社会的期望,不但符合共产党的宗旨,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宪法。但一旦实施却是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这是部分社会精神张力因为没有泄放渠道和阀门而将引起社会结构塌方的严重警告信号。

专制宪法和国家权力密度

因此一部专制宪法只要施行了一定的时间後,必定危及到制定者本身,构成 了对制定宪法者和维护者本身的最大威胁,这是专制宪法无法解决的悖论。宪法的 本意是通过确保社会群体的安全和利益达到国家和社会稳定的。专制主义宪法不但 不能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和利益,施行过程当中连制定者和维护者本身也因为 随著时间的推移、自身角色转换和角色定型而最终成为专制宪法所规定的专政对象 ,这部宪法的总危机就到来了。

 

从理论上来说一部国家宪法应该是全民制定的。一个政党代表一个阶级制定宪法, 由於阶级的局限性不能涵盖全体国民的共同权益。因此它在国家据此规定管理的空 间范围里的广延性是先天不足的。当一个阶级制定的宪法在施行一个阶段後会反过 来危及到制定者、执行者和被保护者本身,它在国家据此有效管理的时间长度内的 一致性是後天不够的。所以一个阶级专政的宪法其权威性和稳定性从开始制定到被 废止的时段里就始终没有过。

希望持久地控制专制国家政权的人,一切努力和措施就是企图弥补专制宪法 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的严重缺陷。企图弥补专制宪法在权威性和稳定性上的双重缺陷 的方法是增加国家的权力密度,增加国家权力密度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统治。

独裁统治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限的权力集中独裁统治。独裁统治者通过有限 的权力集中消灭异己分子,消灭异己分子必定不止於消灭敌对阶级,也包括同一个 阶级、阶层和政党的人,这就已经在客观上和主观上进一步破坏了宪法的有效性。

但独裁统治还没有把权力过度密集在个人手中,宪法还有一定的效力,所以国家和 社会还没有失序。这种独裁统治者的有限权力集中情况,只有等到独裁者死亡之後 ,或死亡之後相当的一段时间,人民才会起来彻底清算独裁统治者的罪行。社会在 清算独裁者一段时间以後才可能失序,并通过失序重组。换言之有限的权力集中的 独裁统治在独裁者的生前,专制宪法还有部分的效力,後继者在独裁者死後恢复受 迫害的统治阶层内部人的权利,这种恢复自己人权力的做法往往收到意外的效果, 给人民也带来一种模糊的希望,缓解了社会的精神张力。但随著时间的推移,人民 发现通过新专制统治者实现自己的希望根本是个幻觉。对新专制统治者完全失望之 後,人民将自己起来废除专制宪法并全面恢复自身的权利。比如独裁者斯大林和苏 联宪法就属於这种情况。

独裁统治的另一种情况是,无限的权力集中独裁统治。由於独裁者对权力的 贪婪追求和对死亡和死亡之後的清算的恐惧,独裁者无限制地增加国家的权力密度 以控制一切人。当无限制地增加国家的权力密度,并且向一个人身上收缩的时候,一旦超过了对权力密度的内在支持的 政治固件,就会造成权力的塌缩现象。权力密度一旦塌缩,国家就处於无秩序和社会处於无政府的状态之中,这时候独裁者将被人民清算,专制宪法将被迅速废除。比如独裁者马可仕和菲律宾的专制宪法、独裁者齐奥 塞 斯 库和罗马尼亚的专制宪法、独裁者波尔布特和红色柬埔寨的专制宪法等等,就 属 於 这 种 情 况。毛泽东作为一个权力无限集中的独裁者本来是属於後一种情况。他几乎被林 彪的《五七一工程记要》处决,只是很偶然的因为一个告密而侥幸躲过了死亡关。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家无秩序、社会无政府状态却从宏观上证明了权力塌 缩的後果。毛泽东纯粹因为偶然保住了自身的生命,慑於被人民处理的後果,不得 不停止权力密度的收缩过程,并主动放松一部分权力,免除了生前被处决和清算的 後果。所以独裁者毛泽东和中共的专制宪法是介於前一种情况和後一种情况的特殊 情况。

除了独裁者个人原因使权力有限或无限地集中从而加速宪法的失效之外,民主集中制也是增加权力密度和权力强度的原因和方法。所以当一部宪法正式把民主 集中制原则作为国家机构的管理原则时(参见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其实国家就在有意增加权力密度。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力,任何力都有自我扩张和向其他事物渗透的自然能力。宪法对国家的权力不加制约和控制,国家权力就会漫无节制的增加。 当国家权力增加的时候,国家干涉国民的能力就增大。国家干涉国民的的能力 增大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国家干涉国民的能力增大表现在第一个方面是干涉 国民的范围扩大。专制国家不但侵害法定的被专政阶级,同时也侵害非法定的被专 政阶级,最後进而侵害到法定的领导阶级。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肯定工农 阶级的领导地位,但因为国家干涉国民的能力增加,被宪法规定是社会主人的工农 阶级实际上也是被专政的对象。中国监狱里的政治犯在中共统治的中期,工农阶 级和共产党人的比率不断增长就说明这个问题。

 

国家干涉国民的能力增大表现在第二个方面是侵犯国民的力度增强,国家侵 犯个人的权利向核心渗透。专制国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是以言论治罪,以”革命” “反动”等极其抽象的纯政治概念作为定罪的标准。众所周知,因为纯政治概念的 纷争性和模糊性很难有客观的同一的标准,所以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纯政治概念,冤 假错案必然层出不穷。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期,许多政治犯的”罪行”其实只 是一般性的牢骚和不满言论,有些”反动言论”甚至只是被他人理解错误。此外有 些”反革命行为”仅仅是一般的工作过失或生活过失。所有以上这些情况无论从哪种角度衡量,都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物和政治言论的水准,更遑论因此而定 罪。另外有些政治犯的罪行只是一般的道德问题,以现代国家的标准衡量,有些甚 至并非属於道德问题而是个人权益问题,如同性恋、信仰不被政府承认的宗教、个 人财产不同意被侵犯或从事不被政府认同的学术活动和艺术活动等等。这些被制裁 的人根本不具有侵犯他人权益和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意图和需要予以制裁的刑事行 为。

专制国家的权力如果是在短期内增加,将造成镇压面的膨胀性增大,镇压面 膨胀性增大必然使人民的反抗情绪也暴涨。专制国家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继续增加 权力的密度和强度,继续增加国家权力的密度和强度必将激怒人民反抗……这种恶 性循环最终导致宪法失效、社会解体、国家解构。综上所述,任何企图使专制宪法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的手段和方法都是无用 的,并只能进一步破坏宪法的有效性。这是因为专制宪法本身固有的许多不可克服 的弊病,并且这些弊病随著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严重。其弊病概括如下:一,专制 宪法无法对特权阶层的资产和权力进行合法的调节、约束和控制,尤其对统治阶层 中特权人物的贪污腐败和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缺乏有效的制裁能力,因而 使宪法部分失效;二,专制宪法容许或规定国家的权力密度可以无约束的增加,以 至宪法加速失效。三,独裁者一旦利用专制宪法完成独裁,将使宪法完全失效。由 於每个专制国家的这三种使宪法失效的原因穿插交错起伏纠葛的状态不同,专制宪 法维持的时间长短也有所不同。研究当代世界各个专制国家的历史,就能发现一党 专制宪法维持的时间长短和一党专制政权建立的时间早晚有明显的正相关系。最早 建立共产党一党专制政体的统治时期最长,如苏联,宪法维持时间是七十三年;最 晚建立共产党一党专制政体的统治时期最短,如红色柬埔寨,宪法维持时间是五年 。其他共产党一党专制政体建立的时间介於上述二者之间,宪法维持时间也介於二 者之间。至於非共产党一党专制政体的宪法因为在逻辑法理 上更为混乱,强调的统 治阶级的层面更狭窄,纸面民意更低,因此合法性也更低,维持时间相应也更短。为什麽所有专制政体不能超越苏联专制统治的期限?原因涉及国际国内方面 诸多因素。如专制统治所造成人民的普遍贫穷、人民政治权益的缺乏、人权的无保 障,以及当今世界信息无疆界的迅速传递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政体的示范作用 等等。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於一部一党专制宪法并不具备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不可 削弱的稳定性。上述三种使专制宪法失效的原因都在持续地、断续地或协同地在内 部起着使专制宪法失效的作用,使共产党一党专制政体不可能逾越七十三年的极限 值。因而一部不具备权威性和稳定性的一党专制的宪法迟早要被废除的。废除有两 种模式。一种模式是被动废除。为了强行维护无法维护的一党专政的宪法,统治者 从专制迅速走向独裁,激起人民的反抗,独裁者被推翻,宪法被人民迅速废除,社 会付出的代价很大。另一种模式是主动废除。专制主义者逐步放弃专制,逐步开放 党禁,最後平静废除一党专政的宪法。人民因为有适应的过程,精神张力逐步缓解 ,社会付出的代价较小,如台湾国民党一党专政模式以及苏联和除了罗马尼亚之外 其他共产专制的东欧国家模式。

让全民参与制定宪法

鉴於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一党专政统治的现实,鉴於中共长期宣传 和施行的公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情况,鉴於中国大陆人民长期被压抑的合理和不合 理的期望值所造成的巨大精神张力的事实,中国大陆为了避免一党专政突然失效所 造成的社会权力真空并从而引起的社会动乱,稳妥的办法是采用台湾、苏联和大部 份东欧国家的模式。首先,中共必需停止对大陆社会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人士的迫 害;同时,邀请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的社会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人士共同参与 制定一部民主过渡时期的宪法;当民主过度时期的宪法推行了一个时期,人民经过了调适阶段後,宣布彻底开放党禁,废除过渡宪法,让全国人民共同参与制定一部 充分反映全体国民意志的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不可消弱的稳定性的宪法, 使中国真正走向和平、统一、民主、繁荣和富强。

May 25,1998於纽约

 

【注】:

 

1,参见〖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5页。

 

2,参见〖美国〗,汉密尔顿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104页

 

 

3,参见〖美国〗,马季佛,《现代的国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83页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

 

5,同上。

 

6,参见〖法国〗,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6

 

页。

 

7,参见〖英国〗。乔.柯尔著:《费边社会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

 

103页。

 

8,参见〖美国〗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9,同上书。第144页”当代的独裁体系,尤其是渗透性的、动员型的一党制国家

 

,在强调公民的象征参与上更为突出。在通过让公民承担象征角色而使他们态度社

 

会化的主要努力中,这些政治体系通常都动员每个公民在选举日投票支持仅由一个

 

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动员公民参加游行及其他重大政治活动许多独裁体系建立了大

 

型的娱乐计划,特别用来推动年轻人的参与,以及用来强调公民积极地承担支持政

 

党和行政组织在动员公民充当这些象征角色时常常是生效的,虽然对公民的态度有

 

多大影响尚难确定,由政党和政府行政机构把公民大规模地录用为象征支持角色,

 

这是当代渗透性独裁政权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这些独裁政权使用各种赏罚措施使”

 

百分之九十九”的公民参加”投票和公共活动。

 

10,参见〖美国〗,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出版社,

 

1988年版,第92页。

 

11,参见〖美国〗,罗伯特.A.达尔著:《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然与控制

 

》,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后记:

一九九七年海外突然发起对我的大规模讨伐,几乎”一致”认为 我是中共高级特务,但是有两个人两件事令我至今十分感动,一个是安琪女士从法国到纽约来对我进行专题深度采访,另一个是文权先生从法国专程到纽约 来约见我。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林樵清打电话来说,有一位先生从法国过来想见见你,你同意吗?因为是林樵清说的,我一口答应。见面地点选在法拉盛一条僻静小路上的餐馆里。见面会人很少,除了 一个周男士和一个唐女士,只有林樵清和王涵万。

 

大家寒暄了几句,王涵万沉重地说道,”杨週先生,你一个人住外面太孤单了,他们都在欺负你,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为您说话。”

 

我是在大陆的干部编制里熏陶过的人,很注重刘少奇先生所说的”修养”(这也是我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时的一条罪状,’杨週就是杨克斯,刘少奇的爪牙,国民党的孝子贤孙。’ 混进革命队伍里,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的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疯狂地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 ,罪恶滔天。”)一般情况下我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苟言笑的人。我从新疆到上海,所见的干部也都比普通人为人严肃得多,自律得多,哪像郭文贵描述的那样全都猥琐不堪,贪赃枉法。只有当且当自己是个罪犯才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罪犯,当且当自己是个妓女才会看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所有的男人都是嫖客。在这种人眼里,罪行是普遍的真实的,人人有份,人人平等的。高尚高贵都是虚假的,只有下贱下流才是真的。我对王岐山目前面对的海外诽谤感同身受,一个人要打击罪犯,要坚持真理不招到罪犯的颠倒黑白的攻击才是不正常的。

 

我在海外遭到普遍的围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说真话,坚持独立思考和研究。我不遭到围攻不遭到打击和暗算才是不正常的。但是对王涵万这样的善意的同情我内心至今都是很感动的。

 

文权先生接过话头,不无痛心地说”大陆出来的人大概是穷疯了,没有一个不是贪污犯。我亲手把五十万美金交到一个人手里,结果连个水花都没有看到。”

 

文权说这个话以后两年,徐邦泰的贪污事件才爆发。 八年以后童屹女士剑锋所指,方励之等人才如梦初醒,中国人权的罪恶渊薮才曝光。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杨怀安先生可能早就怀疑中国人权,他的来自国民党三民主义救助大陆同胞的一万美金根本没有通过中国人权,而是避开他们直接交到我手中的。索罗斯基的五千美金肖强先生也是没有通过中国人权转手,而是他把索罗斯基基金会的支票直接交到我手中(这里真的要说一句肖强先生在中国人权里真的是为人不错的极少数中的一个,他知道中国人权是怎么回事)。这二笔款项的支票抬头都写定了我的名字没法篡改,但是这也居然都算作中国人权给予的救助款,中国人权编造的谎言我根本不屑理睬。再说,我要是在乎这些小钱当初辞去丰泽公司总部经理的职位,连公安部的人都要笑话我了。

 

但是文权先生说话一年以后我通过亲身经历验证了文权说的是真话,深深感受到王涵万先生的真诚。

 

我的这篇《论一党专制的宪法危机》首先是遭到围攻,说是为共产党说话。那时美国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崩溃即在眼前,海外民运人士一致认为,共产党只有三年到五年的寿命。我的文章根本没有给出中国崩溃和共产党垮台的时间表,反而提出解决宪法危机的办法,所以一致认为我的文章是小骂大帮忙。

 

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我的两个朋友撕破了脸,陆芸骂项小吉是汉奸,项小吉骂陆芸是爱国贼。我在海外发现民运中只有两个人讲话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个是项小吉- -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生,一个是陆芸 — 山西大学地质学教师,可惜这两个人的立场截然相反。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几个月都没有拿到稿费,于是打电话问亚依,亚依说不可能,我说真的没有收到,他说去查一查,证实确实没有拿到。他说只能帮我去催一催。又过了几个月才收到稿费  – 一百美金支票!我看了支票哭笑不得,比马丁.依登( 杰克 . 伦敦的长篇写实小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稿费都少,甚至比我在大陆于一九六二年向支部生活投稿的稿费还低,当年向支部生活投稿的稿费还按一个字四分钱计算,(那时上海人民的生活最低生活费是八元人民币)。这篇化了我多年心血研究写成的文章,总共一万二千多字,平均算下来,一个字只有零点八分多一点。从这篇文章以后,我再也不向所谓的民运杂志投稿,也就是说我跟它们彻底绝缘了。又过了几个月,东西两岸的民运杂志呼吁人们捐款,说是经费紧张。

 

一九九九年徐帮泰的贪污事件才爆发,我也从相关人士处知道化名薛伟的人居然有七套房产,而且都是townhouse 。

 

我深深地感到,就凭这帮污浊不堪的人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真是痴人说梦,信的人更是等而下之,形同渣滓。一九九九年林樵清离开纽约时约见我和少数几个人在他家中聚会, 痛心地说到”大陆的情报机构挑选的是一流人才,台湾挑选的是三流人才。因为台湾的一流人才到欧洲美国去了,二流人才进了科研或者医生行业,只有三流人才进入情报机构。三流人才要和一流人才比拼,所以台湾是彻底输了。”

 

林樵清是二岸的人都接触过的,说出这番话真的是肺腑之言,是为记,这也是为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动荡历史作个交代。

 

Sunday, August 20, 2017

 

Flushing NY

 

 

“论一党专制的宪法危机”有5篇评论

  1. yuen 评论道:

    民运人士大批粉川普,杨先生认为他们什么想法?会失望吗?

  2. yangzhou 评论道:

    他们仅仅是投机,没有人再会当他们是回事。看看他们曾经一窝蜂投向陈水扁,以后又一窝蜂投向马英九,以后又一窝蜂投向蔡英文,就足够说明一切。
    如果还不能说明问题,甚至只要又有一个被媒体拔高的人员出现,他们都会疯疯癫癫围上去,争相争宠。围绕着张宏宝,李洪志,盲人律师…..数不尽的闹剧,丑剧,人们还见得少吗!?

  3. 水仙咖啡杯 评论道:

    您好,我是一位普通的中国网友,业余致力于投资者保护和劳动者维权已有七年时间,之前还参与过吴淦先生发起的解救邓玉娇活动。我一直对王若望先生的人品深表感佩,作为从体制内脱出,现在被人视作不稳定因素的“准晕晕”我也一直在遭遇同行人包括维权受益者误解时以王先生高风亮节自况。杨先生,听闻您说王先生生前曾拒绝承担贺子珍亲戚的出借款项担保事宜本人表示非常震惊,能够详细说说前因后果吗?我觉得王若望不可能为了区区几万美元做个诈骗犯。而且王先生是中共觉悟高官(正厅级),这种小钱和终身名誉相比,他再糊涂也知孰轻孰重吧?另外,本人QQ和微信都是1265484236。能否向先生您讨教一二?

  4. 杨週(天聪) 评论道:

    水仙咖啡杯先生:
    我看了你的评论。你说你是从体制内“脱出”的,如果是行政人员,我想你应该接触过公文,总应该知道有一类公文叫报告的吧。报告的事件必须有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也是新闻报道必须遵循的。从你文章里知道你“致力于投资者保护和劳动者维权已有七年时间”,这个工作不管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和法律工作有关,既然和法律工作有关,更应该知道,你想保护和维权事项的必须五要素。
    我的文章已经给出了五个要素,我不但提供了五个要素,而且提供了旁证。
    因此不存在什么不可能的问题。至于你想知道前因,意思是化名张凤的女士怎么和王若望联系起来的,这个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张凤和毛泽东有亲属关系。王若望在延安时,于墙头上发表过“我见到了毛主席“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解放日报选中刊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又作为小学三年级的课文。因为在这篇文章中表现了王若望对毛主席非常敬仰,所以张凤才对王若望倍感亲切和信赖。
    正因为这种亲切和信赖感所以在王若望夫妇作担保时,张凤才会出借给不相识的张光中三万元。请你记住,担保书是两个人署名,王若望的夫人还健在,就在法拉盛居住,不存在死无对证的情况。有关被张光中诈骗的其他证人也都健在。
    至于后果,我的文章交代得很清楚,这笔钱是要不回来了!据我所知张光中远远不止我的文章中所提供的诈骗他人五万元。张凤女士联系过警察局,警察局要求张凤提供数额超过二十万的证据才立案。张凤收集到的有证据的被张光中诈骗的款项不足二十万,所以警察局才没有立案。至于上法庭告,法庭提出只能以民事纠纷告,张凤考虑到作为民事纠纷,不但费时费力还费钱。而且如果法庭判决张光中归还,不判决王若望归还,张凤也是不能够拿回来被诈骗的钱。她又要打工活下去,又要费尽心血追讨债务,实在没有这个精力了。我最后见到她时,她整个人都快崩溃的样子。这件事我提起来就觉得很伤感,内疚,无力,痛心。她是对我非常信赖的,结果我为了自保(避免被民运人士进一步伤害),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我写这篇文章一是为自己做个解脱,二是对张凤女士表示深深的歉意。
    杨週(天聪)敬上
    Friday, September 8, 2017

  5. 水仙咖啡杯 评论道:

    谢谢杨先生解惑。不瞒您说,本人太爷爷是前清进士,祖爷爷是前清户部尚书,太爷爷是主席从事“湖南自治”运动时的金主,我三叔公在主席投共后买过cpc第一任浙江书记的差衔。我家四辈人和毛家是世交(没办法,一个是狼,一个是狈),没有我们在主席落魄时做第一推动者,也姬没有毛甚至没有本朝。至于张凤,我问了毛家的朋友,他说,不知道。不过王若望的这事如果属实,也太丢人现眼了。这已经不是政治观点的问题了,是人品问题了。如果阁下不嫌弃,可以加我微信,或者我加您微信,我想了解下为什么中国人去了自由世界还不得自由。这个问题在未来会越发影响大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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