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9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大地执行得如火如荼，尤其是一向积极执行中央政策的俺的老家山东。有年春节，乘长途客车沿途看到计划生育的正楷标语诸如“民不爱国，国不爱民”，还有大概是用拖把写在农村房子屋山头上“喝药不夺瓶，上吊不解绳”的“草书”。回到家中，当村干部的堂哥象往常一样前来拜访俺这位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言谈中，俺提到了那些标语，堂哥很不以未然，说那只是给检查的人看的，村里还是老样子，基本上愿意生几个就能生几个，只要交罚款。俺不解，问其故。堂哥到来：县上给乡里定指标，乡里给村里定指标，所谓指标乃超升指标，比如咱村大，每年超升数额是N个，年初就把应交纳的超生款叫到乡里，说是年底根据实际情况多退少补。村里只要能把罚款收上来就根本不管超生，生得多了村里也不多交，倒还落下几个钱。听完不禁惊讶于淳朴的劳动人民应对政策（只知道罚款的政策）的对策。堂哥被勾起了话瘾：这还不算，死人也是一样执行，只要家里有过世的能把预交的火葬罚款承担，村里对土葬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乡里乡亲的谁去把已经土葬的再挖出来。听完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