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xysblogs.org/tianye 一个XYS博客 Tue, 20 Oct 2009 00:47:05 +0000 http://backend.userland.com/rss092 en 改革不言止步，中国还需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从计划到市场，在经济建设上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间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 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一段打破思想桎梏、寻找经济规律的历史；一段摒弃少数权威、尊重大众个体权利与贡献的历史；一段重新 划定政府与市场界限的历史。这个过程是人类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60年前，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当整个社会取消了微观 个体对外探索的权利与自由，只由少数精英通过制定计划的方式来引导全国人民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进行探索时，偶尔可能会走对了方向，但更多的可能是误入歧 途；甚至其纠错机制都是非常僵化而低效的：认识错误时要高度依赖少数精英，改正错误时是整个社会一致行动——但这种行动，往往也未必是正确的，整个社会来 回往复地试错，为此付出的不必要的成本，难以度量。        30年前，中华民族穷则思变，摒弃了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修修补补，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轰轰烈烈的转型。这个过程，在当时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则可以断言，市场经济是引领中国经济再铸辉煌的必由之路。        与此前的改良不同之处在于，从中国决定在公有经济之外开始市场化改革之日起，普通民众作为个体，在开始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分 担了探索社会发展方向的使命。理想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上每个微观主体都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探索，由于禀赋不同，际遇不同，不同的人找到正确方向的 概率也不同。而一旦有人找到正确的方向，社会其他人可以跟进，并分享这个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体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引导和 优化资源配置，更对人们行为的优劣起客观的评判作用。找到正确方向的人，还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合理的回报。        私有产权、市场、 企业，市场经济体系中这三位一体的基本元素，在计划经济中一度完全缺失。基于产权基础上的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到底是通过价格机制在市场上配置或者组 合，还是在企业中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利用，取决于两种方式何者更有效。对于同样一种经济活动，由各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通过缔结契约而成的企业，如果 其管理成本高于市场价格机制配置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则说明该企业从事此经济活动是低效的，应该将之归于市场。这种市场经济中屡见不鲜的企业重组，在计划经 济中是无从得见的，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就是一个大企业，但其运作的好坏，由于没有一个外在的市场和价格体系来衡量而无从知晓，最终流于低效、破败。        中国经济60年的发展历程，迄今为止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对这套体系进行改革的历程。从原来徒劳无功的体制内改良，到发展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外的非公经济 和市场体制，再到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的全面变革，方向早已明确，目标渐次清晰。产权改革，市场（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多管齐 下，极大地释放出国民经济的活力，支撑了中国经济30年来平均近10％的增长，使之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然而，“行百 里者半九十”。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远未成功：产权改革依然任重道远；许多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等仍受政府管制；国企改革到能源、电信、金融等国有垄 断行业便难以推进；政府和国有部门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中大部分的资源。这些由于改革不彻底而造成的问题互相交织，是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经济结构失衡、 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根源。        尽管中国经济6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如果在国民经济这些举足轻重的领域上的改革不彻底，矛盾不断积累，改革开放的伟业将难免功亏一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将失去可靠的基础。        改革已到深水区。如果说改革初期是全民受益，则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中国政府不但要克服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 团的阻挠，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气，前路挑战重重。但既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有理由期许，更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断推进。        中国经济，不走回头路。 —— 《财经》编者         在过去的60年，我们的国家始终是在应对挑战的努力中度过的。正是因为有市场化改革对于严峻挑战的成功应对，才迎来了今日的辉煌。然而，改革正未有穷期。只有认真总结6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才能从容应对我们面前的新挑战，再上一层楼，实现腾飞于世界的中国梦。       回想60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1949年－195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滋长了虚夸冒进的思想和高估自己的能力。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式的 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故主席所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 革就提上了日程。       ... http://xysblogs.org/tianye/archives/6190 价值三要素        19世纪之前，古典经济学说在价值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家的思维定式是，价值来自于物品内部的某样东西。或者是其内在的性质比如有用性(使用价值)，或者是其中包含的劳动和其他成本要素(交换价值)。边际学派兴起之后，经济学家又看到价值可以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来源 － 消费者的主观经验。实际上，边际革命之前，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了价值产生的三个要素。除了劳动、成本的客观要素和消费者感受的主观体验之外，还有产品本身的稀缺性这个要素。第一个强调商品稀缺性的经济学家是苏格兰的约翰.罗，被马歇尔称之为“鲁莽错乱，又极为令人着迷的天才“，一度作过法国财务大臣。马克思称他具有“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这种有趣的混合性质。罗的价值理论既不强调生产过程，也不强调需求的效用方面，而是强调稀缺性构成价值的基础。但是，欲望(或效用)、生产费用(或成本)和稀缺性(desirability,cost,scarcity) 这三个价值要素原先都分散于各个不同学派的价值学说中，直到马歇尔之后才将它们整合在一个体系之下。        马歇尔是个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在他的手里，经济学从传统的道德哲学的阴影下彻底摆脱出来，在大学学科设置上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在他的手里，数学堂而皇之系统地进入经济学。也正是在他的手里，价值论终于让位于价格论。在马歇尔体系下，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股力量的作用，从而整合了传统的主客观两种价值论。商品价值的边际效用方面通过需求曲线和价格相联系，价值的生产成本方面则通过供给曲线与价格相连，两者最终反映到市场价格上。马歇尔体系的出现导致经济学发展的两个重要结果。第一，经济学家认识到，商品价值不应该被看作由客观成本或主观效用某一个方面单独决定，而是由效用、稀缺性和生产费用三个要素共同决定。如果一个物品毫无用处，对消费者没有效用，没有使用价值，它就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没有人愿意花钱购买它，或拿其他有经济价值的物品与之交换。因此这个物品也就不会具有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物品有可取之处，有用，可以提供效用或使用价值，但是并不稀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得到，不需要用它物与此交换，那么这个物品也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比如空气，阳光。不仅如此，任何稀缺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要能够为人们提供效用和使用价值供人们享受，必然需要耗费经济资源将其生产、加工、运输出来。由于物品效用的实现取决于成本的发生，价值必然包含生产费用的支出于其中。商品价值由效用、稀缺性和成本三个要素共同决定的结果，是价格成为价值三要素的反映。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必然导致商品市场价格的变化。边际生产成本越高，边际效用越高，价格就越高。反之亦然。市场上交易实现的价格，必然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的那一点。        马歇尔体系带来的第二个变化，是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学家的兴趣从传统的古典价值论转移到价格理论。自从价值被效用取代，价值论的意义就逐渐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淡化，马歇尔以后几乎消声匿迹。占据其地位的，是价格如何决定的理论。希克斯和萨缪尔森对传统价值论的批判也促成了这一转化(如希克斯《价值与资本》，萨缪尔森“关于纯粹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解释”)。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新古典以及后来的各主流经济学派受到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潮影响。如果市场价格水平及其波动可以很好地为供给需求的力量所解释，那么把价格作为关注焦点就足够了。原来的所谓交换价值问题，在相对价格的概念下继续着。但是商品价值来自何处的问题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描述商品的相对价格是如何决定的。没有必要进一步深究价格背后它代表了什么东西。价值实体属于形而上的概念，看不见，摸不着，在价格理论中是多余的。因此，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在主流经济学体系里，价格和价值是同义词，他们的价格理论也就是价值理论。传统的深究商品价值本质的价值论已经消失。                 最后，简单提一下马克思的价值论及其地位。        在所有探讨价值的经济学说中，马克思的价值论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性。所有古典和现代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说明价格。他们真正关心的，他们的着眼点其实是市场的那个价格。因此他们的价值论本质上是价格论。他们对研究价值理论感兴趣，是为了能借此说明和解释价格的决定。与所有其他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商品的价格，甚至不是商品价值本身，不管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本身。马克思所感兴趣的，是包含在生产、交换的物质形态下，从而包含在商品价值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为19世纪欧洲社会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资本对劳动剥削的残酷现实所震撼，他建立价值论是为了通过商品价值揭示这样一种生产关系。或者说，他相信这才是商品价值的真正本质。因此，他的劳动价值论一定要以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为基础，由此才能建立剩余价值学说，建立资本剥削劳动以及劳动者怎样才能摆脱困境的理论。因此，与所有经济学理论不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关于了解和具体指导生产交换等经济活动的学说，而是从事经济分析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的价值论不是关于价格，不是关于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的理论。马克思的价值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价值理论。价格决定的问题是社会价值确定后的副产品或自然而然的结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马克思关注经济制度，而不是具体经济活动；注重经济现象的本质，而不是外表形式；着眼于发掘普遍规律，而不是纠缠于零星随机现象；借助批判性的分析论述，而不是数学公式和推理，这些方法更多地为新旧奥地利学派、新旧制度学派(哈耶克、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所继承和发扬。但是，由于其反资本社会的性质和规范性分析的角度，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很自然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拒斥和遗忘。   － (完) － http://xysblogs.org/tianye/archives/6189 边际效用价值观        古典经济学家中有一些人意识到，商品如果没有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益处，花多大的代价生产出来也是毫无价值。因此这些经济学家关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或对消费者产生的主观效用。在“边际革命”把经济学价值理论从以生产、供给为重心转为以需求为重心之前，至少有三位经济学家分别主张过主观价值论。他们是法国的杜尔哥、孔迪拉克，意大利的加利亚尼。这几位都想从商品对人的效用入手发展出一套价值理论。孔迪拉克相信，价值不是物品的属性，而是代表我们对它的有用性的感觉，代表相对于我们需求的效用。因此物品的价值随着我们对它的需求的大小而增加或减少。加利亚尼甚至试图整合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内在价值实体，可以作为交换价值的来源，商品价格一定是其内在价值或价值实体的反映。但是，这些从使用价值建立价值理论的努力并不成功。        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裔瑞士人瓦尔拉斯各自独立地发展出系统的边际分析的理论和边际效用概念。“边际效用”中的“边际”和“效用”概念并不新，加利亚尼、贝努里、边沁，特别是德国经济学家戈森都有类似论述。作为其主要思想的边际效用递减律 - 消费者欲望的满足程度随单位物品的增加而递减，也基本为戈森定律所描述。但是，戈森的著作发表后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直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几乎完成边际效用理论之后才被重新发现。经过他们三个人的严密和系统的论述，边际分析理论在经济学家中深入人心，不仅对价值论而且对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总体影响深远，因此被称作“边际革命”。“边际革命”之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几乎被经济学家完全抛弃。尽管边际效用主义者也关心使用价值，但他们是从消费者主观需求的角度去理解价值，用“效用”一词取代了“使用价值”，用“边际效用”取代了“交换价值”。“钻石和水的价值悖论”也得到新的解释：水的数量大，总效用高，但边际效用低；而钻石比较稀缺，总效用低，但边际效用高。物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其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而不是总效用决定的。因此出现似乎比较有用的物品价格较低，用处较少的物品价格却较高的悖谬现象。        对于边际效用主义者而言，效用(使用价值)不再像他们之前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物品的一种客观、内在的属性，而是一种主观经验，心灵的感受，是使用物品引起的愉悦和所避免的痛苦的总和。交换价值，即物品在交易过程中对他人的价值，被边际效用概念取代之后，即由最后一个单位消费物品对买者产生的附加利益和满足程度所决定，与物品的客观属性无关。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通常是关于交换价值的理论，现在也建立在边际效用分析的基础之上。价格也因此成为对边际效用的衡量和反映。经济学从以生产供给方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或成本价值论，转化为主要以需求方为基础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http://xysblogs.org/tianye/archives/6178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古希腊人在思考人类经济生活中物品的价值时注意到一个悖谬现象：一些对生活很有用，因此似乎应该很有“价值”的物品如水等，在市场上的价格很低；而一些对生活用处很少，应该没有什么"价值"的物品如钻石等却很昂贵。为了解释这个“价值悖论”，亚当.斯密以及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柰区别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指物品的内在性质，它的有用性、施惠性，它的满足人们需要和欲望的能力。交换价值则指物品在市场上的相对价值，它的市场价格。因此，物品价值表面上的悖论，是由于它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只是从现象上说明了“价值悖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使用价值低的物品会具有高的交换价值，为什么一些使用价值较高的物品却会具有较低的交换价值。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个问题直到后来边际效用理论出现以后才获得满意的解释。       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沿两条线路发展。一条线从关注交换价值入手，注重生产过程的作用，进而形成自己的价格理论，在方法论上可以称作客观价值论；另一条线则被使用价值吸引，关注物品在需求方面对人们产生的好处，满足需要的效益，在方法论上属于主观价值论。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明了之后，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立刻把使用价值撇在一边，全神贯注于交换价值及其与价格的关系。在他们的脑子里，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还不是一回事，交换价值是市场价格围绕其波动的某种东西。他们用“真实价格”，“自然价格”，“绝对价格”等五花八门的名字称呼交换价值，使之区别于市场价格。马克思干脆用“价值”一词，直接区别于价格。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一个物品的交换价值呢？是什么东西决定一个物品可以换取多少另一个物品？市场上的交换比例后面到底隐藏着作为价值基础的什么实体没有？从重农学派开始，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克思，一直到十九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前夕，经济学中的主导方法是注重生产过程决定价值的作用。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物品中包含的劳动是那个潜在的价值实体。物品的交换价值是由生产该物品所付出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因此，劳动是所有商品可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斯密)。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但是严格说来，斯密的学说应该属于生产费用决定的价值论。在他的简化模型中，抽象了资本和土地的作用之后，假设只有劳动投入的变化，商品的价值当然只由劳动量决定。但是，斯密也说的很清楚，在现实世界，商品价值是由全部生产费用决定的－包括支付给劳动的工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资本拥有者的利润。因此，斯密代表了古典经济学中价值理论的生产费用决定论。生产费用决定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区别，是它把其他生产投入，资本、土地等看作是和劳动地位等价的，独立的价值决定因素，而不是把这些因素全部归约为劳动。也正因为此，价值的生产费用决定论有一个逻辑困难：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要素的成本决定，而生产要素的成本由其价值(斯密的“自然价格”)决定。那么，成本要素的价值或“自然价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结果成了“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 无论如何，生产成本决定论和劳动价值论都是试图从商品生产的客观方面寻找价值存在的基础。 http://xysblogs.org/tianye/archives/6119 两类价值       人们在各种场合下进行的价值评判，其含义从最一般的层次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与人们的喜好、赞赏的心理趋向有关，比如幸福、自由、诚实等等；或者与这种心理趋向正相反对：残酷、欺骗、痛苦、不幸等等；表达了人们内心对某事物赞赏与否的态度和观点，通常称作价值观。把这类价值观用于判断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行为，由此产生的行为准则便成了伦理价值或道德观。“诚实是一种好的行为”，“剽窃是可耻的”就属于这类价值判断。         另一类价值概念是指某种可以度量的东西，价值是事物本身在质量上或者数量上可以加以衡量的基础。比如温度、名画的行情、NBA球员的薪水等等。这个意义上的价值与人们是否喜欢，是否赞赏这个事物本来毫无关系。“这幅画值2万元“是从数量方面判断一物的价值。“这是一把好刀”是从质量上判断一物的价值。评价这是把好刀，是相对于差刀而言。“好”是指这把刀具有或满足作为刀起作用的各种必要属性：锋利、坚硬、不易卷口等。不依赖于评价人喜好与否，赞赏与否。当然，评价人由于“好”刀所能完成的职能往往产生喜欢或赞赏的态度。但是这种心理趋向是在好刀具备价值的基础之上派生的东西。好刀的价值属性不取决于评价人的主观好恶，如果这把刀是敌人的，要用来在战场上刺杀我们，尽管我们不喜欢它的锋利，削铁如泥，但是判断它作为一把刀，还是不得不承认那是一把“好”刀。         第一类价值评判与道德判断有关，第二类与道德伦理判断无关。         经济学中的价值论，也涉及这两类不同的价值评判，分属实证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两个不同的领域。价值的实证性研究不关心道德伦理层面的价值取向，它所关心的，是“何为物品的价值？” “什么决定物品的价值？“ ”如何衡量物品的价值？“ 等问题。由此引起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讨论，出现生产费用论，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理论，直到新古典学派的价格论。而规范性研究涉及道德伦理层面的价值范畴，引发对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的讨论，关心何种财富分配状态是公平合理的，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证公正合理等问题。由此出现讨论”帕累托最优“，”工具主义原则“的福利经济学，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等等。         我们下面要讨论的经济学中的价值论只限于实证性研究的范畴，不涉及道德伦理判断的价值理论。 http://xysblogs.org/tianye/archives/6102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       这是在斯宾诺莎泛神论或自然神论的基础上谈论上帝，对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所谓的上帝，不过是大自然而已。他的《伦理学》被看作是泛神论有史以来最系统、最全面的的哲学代表作。       由于泛神论表面上的模棱两可性，不同学派的人都可以各取所需。声称受斯宾诺莎影响的人当中，有唯心主义一派如谢林、费希特、黑格尔，也有唯物论阵营的代表如狄德罗、费尔巴哈甚至马克思。有神学宗教一派把他的观点看作对传统神学宗教观的变革和更新，无神论则把他的观点看作是对神学宗教世界观的否定。       但是从斯宾诺莎对上帝观念的论述，应该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在本质上看作是一种隐蔽的无神论。       他对神的存在－其无穷，无限，永恒，自因或自在自为(借用康德的说法)，必然等等属性－的证明，和他对大自然本身(他的所谓“实体”概念)的存在的证明是逻辑等同关系，两者是一回事。       斯宾诺莎对于神-自然同一性证明的思路如下：已知上帝是无限和完美的存在。如果上帝是无限的，他就不可能是有边界有限制的，否则他就是有限的了。因此不可能存在任何上帝不是的东西。所以不可能出现上帝是一个实体，世界又是另一个实体的情形。因为这会给上帝的存在施加限制，因此上帝一定是和所有存在物共处一处，即两者是同一的。       斯宾诺莎对对神和自然的那种不可分割性的证明，否定了人格化的，有目的的，超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主导和干预自然和人类社会过程的那种神的可能，因而与所有宗教观念背道而驰。流行的宗教观念中，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创造主和被创造物都是清清楚楚分离的两种存在，创造主和被创造物不可能是同一个东西。斯宾诺莎在伦理学论神的卷一中反复证明神和实体(自然)的同一性，对超自然神祗的观念无疑是釜底抽薪。       斯宾诺莎对神的物质和心灵属性的观点，与正统神学背道而驶，以致被视为离经叛道，一种威胁，被所属的犹太教会革除教门。大家罗素谈到斯宾诺莎时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他生来是个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把他驱逐出教。基督教徒对他同样恨之入骨；尽管他的全部哲学贯彻着‘神’这个观念，正统信徒仍旧斥责他讲无神论。”       斯宾诺莎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是注重今生今世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象宗教徒那样更为注重来世或另外一个天国的幸福。当然，作为一个道德方面“至高无上的”（罗素语）哲学家，他并不追求名誉、财富和感官享受。       在拉丁文本《伦理学》卷四有这样一句概括性的话，曾经被他的友人在出荷兰文版时为了保护他而略去。“在本书第一部分的附录里，我已经指出自然的运动并不依照目的，因为那个永恒无限的本质即我们所称为神或自然，它的动作都是基于它所赖以存在的必然性”(贺麟老先生的译文有些拗口，英文版更清楚些，"That eternal and infinite being we call God, or Nature, acts from the same necessity from which he exists" (Part IV, Preface).       我更倾向于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看作隐蔽的无神论。 http://xysblogs.org/tianye/archives/5346       《Standoff at Tiananmen》这本书早就读了，eddie上次点名让我写书评。其实写是写了，他不知道是我这个一上新语丝论坛就跟他抡圆了大掐其架的ID而已。也不算什么正式书评，只是些随想。考虑到读书论坛也不能只掐架，偶尔谈谈读书做个调剂还是说的过去的，于是稍微修改后发在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       书写的确实好，读后很有收获，澄清了许多以前的想当然。佩服作者对史料裁剪取舍的驾驭能力，很复杂的一个历史事件，处理的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有枝说枝，有叶说叶，但读来一点也不枯燥。切入角度大开大合，游刃有余，主线条依然清晰可索，扣人心弦。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他们在事件中的作用，往往寥寥数笔就交代的清清楚楚。       事实部分没有什么发言权，相信都是有详实的资料作依据的(书后附有20多部包括主要当事人回忆录的文献资料)。作者基本没用" 官方资料"（指原政府官员的回忆录之类)，担心其准确性。这不是没有道理，但其实所有一手资料，包括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又何尝没有类似的问题呢？谁知道他/她心里当时真正是怎么想和做的，又或有没有选择性的遗忘和把想当然作为事实，甚至不诚实的情况? (就象吾尔开希说他在北师大宣布学自联的成立那样) 那个真正的历史我们也许永远无法100%达到。史家所能做的，无非是尽量占有资料希望发现互相印证，或互相矛盾的证据，以尽可能接近她而已。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价值，但有人可能认为是缺憾的地方，是书中通过对事件的描述试图揭示群众运动的狂热、盲目、从众和偶然性的一面。这个跟许多从正面描述群众运动的作品不同。不是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冲突，而是从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行为举止和言论及其相互关系铺垫事件发生的宿命。比如，我很容易得到一种印象，如果不是柴玲在三角地声情并茂的演说，绝食可能不会有这样的规模；更如果李禄早一点找到柴玲，也许绝食就不会发生。还有后来在广场上，多少次撤离的提议和决议，被"广场热"的影响融化，既是群众运动的狂热和非理智，也是当事人的一念之差所致。       也很欣赏点缀其中的歌词，从开头的"80年代的新一辈"，到结尾的"最后一枪"，无一不是恰到好处地烘托氛围，为全书增色不少。书中几乎没有写景，但唯一的(?)一处，就是张伯笠和一批学生领袖五月底的一个下午在未名湖边度过的那一个小时。那种悠扬凄美，血色黄昏，生活的宁静和安详，与即将开始的血腥和危险形成强烈的对比，摄人心魄，显示了娴熟的以景托情的掌控水平。表明理科生也可以具有高超的“煽情”功夫:-)       再就是英文。作为母语非英语的作者，难得的文笔流畅，遣词造句地道，丝毫不留常见的中式英语痕迹，可见功力深厚。有人说可作为学英文的材料来读，此言不虚。       因此向还没有买书的网友大力推荐，实在值得一读并珍藏一本。 http://www.standoffattiananmen.com/   (发于新语丝读书论坛 2009-07-03, 21:44:23) http://xysblogs.org/tianye/archives/5282 科学分界的标准       由于可证伪性原则自身的困难和杜恒-奎因原理的影响，科学哲学界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已经逐渐放弃了用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分界的标准。分界标准从关注对单个陈述或假设的证伪，转向考察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及其与竞争理论体系的关系。比如托马斯.库恩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一个对可证伪主义提出系统挑战。库恩提出的科学分界标准，是一整套包括理论、定律及其应用的范例和形而上学的科学价值观构成的科学范式。范式是科学达到成熟的标志，是常规阶段，在这个阶段科学不断地解决疑难问题，直到在旧的范式下无法解决的重大疑难问题，被证伪情况越来越多，才进入革命阶段，提出新的范式。科学进步于是通过一个范式向另一个范式转换实现，而何时转换是由主流科学共同体决定。       又如试图在波普尔和库恩之间寻找一条折中道路的拉卡托斯。在他看来，有着诸多问题，被指责的是朴素的可证伪主义，而精致的可证伪主义是拉卡托斯自己正确理解的那种。一个科学理论一般不会被轻易证伪，除非出现另外一种理论，不仅能够解释被证伪的情况，而且能够解释旧的理论中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根据精致的证伪主义，科学分界的标准把注意力从证伪旧的理论转移到“确认”新理论。       今天的科学哲学界不仅早已放弃了证伪主义，而且淡化了寻找统一的科学分界标准的努力。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普遍认可的，既必要又充分的科学分界标准。1997年有一项对美国科学哲学学会176个成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是89%的人否认存在一个统一的科学分界标准。当然，这并不等于哲学家们认可了费耶阿本德的科学上的无政府主义，或者否认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任何分界的可能。也有哲学家认为，对于科学分界这个复杂问题，已经没有哲学家什么事，最好是由科学家自己来制定一套标准。科学分界标准的演化本身则是另一个范围更大的话题了。 -（完）- http://xysblogs.org/tianye/archives/5007 两个案例：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简单地，不加限制地运用可证伪性原则作为科学分界标准的结果，是对科学实体的误判和逻辑上的尴尬。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是波普尔自己运用可证伪性标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判断。       波普尔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因为它是不可证伪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都是被历史事实所证伪了的。例如，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工资将不断下降，导致工人的绝对或相对贫困化，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社会主义革命会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一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将会消失，等等。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工人工资却在不断上升；尽管有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根本没有崩溃的迹象；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相反革命发生在经济水平落后的国家，像俄国和中国。而且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来以后，照样存在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按照可证伪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应该算作科学的。但是为了能自圆其说，波普尔辩称他指的伪科学是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修补过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自己提出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也许是科学的。全然不顾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试图解释部分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次序），并没有修补所有其他预言，而是承认它们与事实不符，因此证伪了的。那么是否可以说这部分没有修补而被证伪的部分是科学呢？又如何协调可以证伪的理论部分和不可证伪的部分，到底这个理论是不是可以称为科学？另外，理论提出有没有发生误差，而后来又根据事实修正的情况？理论有没有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允不允许对理论做出修正？事实上，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也有出错和后来修正的时候。这种实际应用上的尴尬和混乱，完全是硬性套用可证伪性原则的后果。最后，让前面的人为后来的人负责的做法，就好像我们把费耶阿本德在科学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和相对主义当作波普尔的科学分界标准来批判，就因为费耶阿本德是波普尔的学生，并且曾经是波普尔学派的成员一样牵强和没有道理。       同样的情况反映在波普尔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误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一样，波普尔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伪科学，一方面因为其在逻辑上缺乏潜在的证伪物(potential falsifiers)，因此不可证伪；另一方面，波普指责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在面对负面证据时，想方设法自圆其说逃避不利证据。完全没有考虑他这两方面的指责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一个理论不可证伪，又怎么可能有与其相反的不利证据？其实精神分析中有许多可以证伪的理论。例如，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妄想狂的病因是严重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同性恋的冲动与迎合社会观念将这种冲动从意识中排除出去的需要之间心理冲突，其结果使得不论性别和表现形式(受迫害妄想、嫉妒妄想、夸大妄想、色情狂等)，同性恋倾向成为出现妄想狂的必要原因。很容易通过临床数据检验这个理论。如果在毫无顾忌地公开实行同性恋的人群中也发现妄想狂的病例，那么所有妄想狂是被压抑的同性恋的精神分析理论就被证伪了。不仅如此，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受迫害妄想狂幻觉中的迫害人必然是同性的，如果临床数据中出现异性迫害人的案例，那么这种精神分析理论同样可以被证伪。波普尔为了自圆其说，辩称妄想狂的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的病原说不是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但是一方面，他对于到底什么构成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语焉不详；另一方面，则完全无视弗洛伊德把精神病理学看作其精神分析体系的基石这一事实。 http://xysblogs.org/tianye/archives/5003 证伪分界的窘迫 --- 根源之二       可证伪性原则在实际应用中发生困顿的另一个根源是它自身的局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可证伪性不够严格，作为科学分界标准或者太宽，或者太窄。太宽是说，伪科学的东西也可能被证伪，根据证伪原则伪科学有可能被放入科学殿堂。比如虎皮鹦鹉预测地震的理论，说虎皮鹦鹉一跳某地就会发生地震。显然这个理论是能够证伪的，很容易设计实验来检验虎皮鹦鹉跳的时候，某地有没有发生地震。按照可证伪性原则，“虎皮鹦鹉预测论”应该算作科学。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把“虎皮鹦鹉论”当作科学。如果有人宣称信了某种大法功可以使人在水上行走如飞，刀枪不入，按照可证伪性原则这种理论也可以归入科学之列的。另一方面，可证伪性原则有时又显得太窄，有可能把一些科学家认可，不能证伪的理论学说排斥在科学殿堂之外。比如“宇宙空间存在黑洞”，“自然界存在正电子”等等。所有这些没有限制条件的存在性命题，有一个例子便可证实，但无法证伪。要证伪得遍寻宇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由此可见，仅仅依靠可证伪性原则是不够的，它本身往往不能给予清楚具体的分界，而是要借助常识、经验、逻辑和公认的理论去判别哪些东西是胡说八道，伪科学，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科学假说，值得进一步去检验。       第二，可证伪性原则把科学研究、科学发现和科学进步的过程看得过于简单，以此进行科学分界也使这个标准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按照可证伪性原则，一个假设一经证伪，它背后的理论就必须当作错误的东西被抛弃。不这样做，就不是科学。但是，科学研究和发展的过程并不如此简单。法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杜恒(又译迪昂)提出一个很有影响的思想观点，认为一个假设不可能孤立地得到检验。假设检验不是针对某一个孤零零的假设，而是针对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一组假设。不仅如此，假设检验的过程还牵涉对实验设备、实验条件等方面的许多附助假定，这些也会影响检验的结果。当一个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的结果不符时，科学家知道检验过程涉及的许多假设中有一个或多个不成立，但是无法确切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因此很难判断是仅仅是一个假设被证伪了呢，还是整个理论体系被证伪了。这个观点后来被美国哲学家奎因发扬光大，因此又称“杜恒-奎因原理，”后来有人认为是证伪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       科学发展的过程错综复杂，由于种种原因，一种理论有可能先被证伪后来又被证实，或者证实后又被证伪，因此无法简单地套用可证伪性原则去给某种理论一锤定音。1906年考夫曼宣布他的关于高速电子荷质比的实验与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不符时，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理论依然充满信心，并没有抛弃它。两年后，布歇雷尔发表了更精确的实验结果，支持爱因斯坦理论。到了1916年，两位法国物理学家才发现考夫曼的实验装置是有问题的。       爱丁顿观察日全食证实广义相对论的历史事件对波普尔思想有深刻影响，因此仔细考察一下这个例子可能更能说明问题。爱丁顿第一次以一种“判决性检验”(crutial tests)支持了广义相对论的预言，产生的轰动效应使广义相对论开始为科学界广为接受。但是从当时的实验情况来看，爱丁顿宣布证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这个结果可以说相当偶然，并不十分可靠。其一，巴西索布拉尔观察队大口径望远镜由于聚焦问题，19张底片只有0.93角秒的结果，更接近牛顿理论的预言值(0.87角秒)。但是这个结果理所当然地被深信爱因斯坦理论的爱丁顿打了折扣，而更愿意相信小口径望远镜的7张底片的数据(1.98角秒)。爱丁顿和戴森最后对三数据加权平均，最后得出1.63角秒这个比较接近爱因斯坦理论的数值(1.75角秒)，是压低了0.93角秒的权数的结果。其二，严格的做法，爱丁顿的普林西比岛观察队应该像索布拉尔观察队一样，观测完日食时的恒星位置之后，几个月后回到同一地点再次观察没有太阳时的同一天区，比较两次观察到的恒星位置。但爱丁顿没有这样做，而是直接比较英国的研究人员在夜间观察这批恒星位置的结果。尽管爱丁顿为了避免系统误差拍了另一天区的照片用作参照，其精确性仍然不及同一天区的比较。其三，测量精度受仪器和环境条件的影响。爱丁顿在在普林西比岛碰到恶劣的天气，只有两张照片可用。两张底片的平均值和索布拉尔观察队26张底片的平均值，可靠性显然不同。不仅如此，温度变化造成聚焦系统和照相底片的变化也直接影响测量结果的精度。索布拉尔的昼夜温差达22°F，是可允许温差的一倍以上。研究人员的观念，实验的设计，环境条件，仪器能够达到的精度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最后实验结果。设想如果不是爱丁顿，而是另一个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持怀疑和敌意态度的科学家，比如瑞典的实验物理学家哈瑟伯格；如果普林西比观察队可用的两张底片碰巧是数值偏低的极端值；那就很可能给低数值更大的权重，由此得出不利于广义相对论的结论。或者由于忽略索布拉尔较大昼夜温差的因素，把由此造成的高达2.16角秒光线偏折量理解成否定广义相对论理论预期值的正误差[1]，如果做实验的科学家据此宣布广义相对论没有得到验证又如何？实际上，1919年前后的一些观察实验就有不支持爱因斯坦理论的结果。爱丁顿之前，就有美国的天文学家赫伯.柯蒂斯和威廉.瓦拉斯.坎贝尔，试图通过观察1918年6月8日发生在华盛顿州戈登代尔的日全食检验爱因斯坦的理论。爱丁顿之后，又有厄文.弗伦德里希（Erwin Freundlich）1929年在苏门答腊岛的观察。前者由于仪器精度不高，后者由于人为错误，都没有得到支持爱因斯坦理论的结果。       这个例子中更说明问题的，还有历史时机这个偶然因素对科学理论验证结果的影响。爱因斯坦在1911年发表《关于引力对光传播的影响》时，误算出光线偏折值是0.875角秒，直到1915年他全部完成广义相对论时才把它修正为1.75角秒。1911年到1915年间，各国科学家做过多次努力，试图通过观察日食时的星光来检验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但是由于多云的天气，准备工作的失误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因素而没有一个成功实施。富有戏剧性的是，假如这些早期实验中有一个真正成功实施了，其结果必然是爱因斯坦引力理论预期值的一倍，实验结果从现象上看又是对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否定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杜恒-奎因原理，科学理论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内在的联系，科学家不能仅凭对一个部分的证伪就否定整个体系。孤立地看万有引力定律，我们怎么可能建立一种实验去证伪它？如果不能证伪是不是可以断定万有引力定律不是科学？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性，来自它和牛顿三大定律一起构成的整个经典力学体系的科学性，而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则在于它的自洽和解释力可以为物理事实检验。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最后验证，当然不是爱丁顿的这一次日食观察，而是后来实验条件更严格，仪器精度更高，重复多次的实验，包括对无线电波偏折的观察。更重要的是，广义相对论的“判决性检验”不仅仅是星光的引力偏折，而且包括对水星近日点的进动的解释，光谱线引力红移等一系列推测和检验。       波普尔自己后来也承认，不能一条条假设地单独评价，而是要把科学理论作为一个体系来证伪。“我们确实只能证伪理论体系，任何对体系中某个特定陈述证伪的做法都是非常不确定的。” 即便如此，一旦要综合考理论整体，可证伪性原则立刻失去作为实践中判断标准所必须的便利、清晰和确定性，失去人们所期望它具有的那种一锤定音的法力，因为对于什么构成理论整体可以有无穷无尽的争论。 [1]据说戴森在观察队出发前解释观察结果的含义，如果数值接近0.875角秒，说明支持牛顿理论；如果接近1.75角秒，说明支持爱因斯坦的理论。这时爱丁顿观察队的副领队哥廷翰问道：“如果得到的数据是爱因斯坦偏折值的两倍，那又说明什么？" 戴森回答说，"那么，爱丁顿就会发疯，你只能一个人回家了！" http://xysblogs.org/tianye/archives/4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