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一】

中央社察绥二十日电：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

延安毛泽东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的第一枪。愚鲁如我者，当时还以为这是你们一时的或一部分的冲动，决不会成为你们党的政策，故会于十月二十四日，致电先生，作坦白恳切的呼吁。但一年来的惨痛事实，竟证明这是你们经过长期准备的计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而和平商谈永无结果，而全面战争乃日益扩大。

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而采取行动，救援大同。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然后你们终于溃败了。

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喆等的全部主力。

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好战心理更不如你们，虽然失败，似乎是应该的。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上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两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惧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图画。

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我按住心口问我自己，如果作战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或一部分人的私利，那不就是我杀死了他们？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应该遭受天谴。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的领导之下，逞兵倡乱、祸国殃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该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现在确已过了一个阶段，经过一年来的血的教训，你们应该有所警悟，重新检讨你的政策，重新研究你们的路线。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党，在决定一政策时，无论如何，应该问问人民，看他们最痛恶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今天人民所最痛恶的是交通破坏，战事无已；所最需要的是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虽然你们一再宣传民主，但人民不要战乱，你们却偏偏制造战乱；人民害怕贫穷，你们偏以制造贫穷，作为扩大战乱的资本；所谓民主云乎，你们又一再毁谤政府，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是有劳绩的、有威信的，绝不是任何毁谤所能动摇。

即使政府今天存着若干缺点，需要改革，但人民厌恶你们制造战乱，厌恶你们破坏交通，厌恶你们翻身算账。较之要求政府进行若干改革，其轻重缓急之差，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只是好与不好的比较，而前者却是人民眼前能活不能活的难关。人民今日最起码的要求，只是能在和平安定中活下去，绝不奢望在你们的战乱中再翻几个拼死的筋斗。政府若干缺点所影响于人民生活的，较之你们破坏交通、穷兵黩武，所加给人民的苦患与死亡，简直是一与二万倍之比，这还不现实吗？还不明白吗？人民如何同情你们？

我们不妨再作一个假设：你们如果有力量一举而推翻现政府，建立起你们新政权，不论人民是否同意你们的政策，总还可以获得一个安定。但是你们今天所赖以倡乱的武力，又不足以实现这个野心。据你们自己宣传，估计至少还得十年，目前你们只希望造成一个武力割据的形势，来继续斗争，这就是说你们准备继续十年的斗争、十年的战乱。斗争战乱中，现有的各阶层人民，非死于炮火，即死于饥饿，要他们完全毁灭，试问人民如何能同情你们？十年的斗争之后，大地已无噍类，又怎样能实现你们的目的，因而你们十年战乱的计划，也就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

即以最近的事实为例，本战区国军是你们认为人数最少、武器最恶、战力最弱的部队，然你们竟一败于绥包、再败于大同、三败于集宁会战，试问如何与其他精锐的国军为敌？你们或者还准备万一割据不成，可以钻山打游击，但内乱和抗日是完全不同的。抗日是人民一致的要求，所以你们可以假抗日之名，骗取人民的掩护，内乱是人民一致厌恶的，倡乱的你们又如何在人民之中立足？

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在宪/政常规中，共产是有前途的，但武力倡乱分裂割据，则必遭毁灭。请仔细想想，当去年胜利之初，你们提出民主，同情你们的人有多少？经过一年来的事实证明，所谓民主和平只有你们的宣传，而倡乱割据才是你们真实的行动，到今天国内外同情你们的人，又有几个？对于你们的政策，这不是很显然的测验。做一个自命为革命领导者，应该懂得所谓革命形势是客观实在的，并不是主观强求的，否则削足适履，以人民之所恶加之于人民，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所以我热诚希望你们接受血的教训，立刻改变政策，放弃武力万能的观念速参加政府，结束内乱，让全国人民开足马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个人始终未曾以共产党为敌，更没有准备和共军作战，我毋宁是一个同情共产党的人。你们曾经坚决主张抗日，你们有坚决奋斗的精神，我都钦佩，只有今天的战乱政策，是万分错误。为国家为人民设想，我请先生立刻放弃这个政策，促成宪/政，实现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来和衷共济，一致努力。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以政府一员的资格向国府保荐贺龙或你们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的现任的职位，我不但首先衷心欢迎，并愿尽力促成。你如果不嫌的话，我自己愿在毛先生部下当一个最低级的职员，而绝对忠实的服从你。

这样一个和平统一民主的中国，是全国人民要求的，是美苏两国共同希望的，也是世界各国一致同情的，我们既与美国保持亲密的合作，更与苏联永保亲密的邦交，美苏关系，世界和平，均可因而获得坚固的保障。先生一转念间，不仅中国可以致和平，人类亦将同蒙其惠，是成是败，为祸为福，现在正是你们选择的最佳机会。

 【资料二】

再从网络搜索得知：

1、这个公开信是共产党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谍报人员阎又文写的。

2、虽说此文是阎又文捉刀，但内容绝对是傅作义布置的，比如愿在毛泽东手下当一名低级职员的话。这种话是一个秘书不能编，也无法编的。

3、针对傅作义进行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的负责人，是中共大特务李克农。

4、可以肯定，这封信怎么写，得到周恩来的指示。部分网络文章演绎，周恩来的指示是：这封信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但我觉得周恩来的指示应该是：利用这次写作，套取傅作义集团的情报。

5、这封信发表后，随即被中共的《解放日报》等机关报刊转载。据说，目的是要激励中共将士的战斗精神。

6、北平解放后，毛泽东接见了傅作义一行人。当傅作义介绍阎又文时，毛泽东对阎又文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据网络文章演绎，当场一些知道内情的高官都知道毛泽东的话一语双关。

引文：
【我国宏观调控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用中医理论做一个解释，今天中国经济得了肝炎，炎这个两个字很漂亮，两个火，要治疗这两个火必须要大凉，可是这个哥们的身体不行，用大凉会把他搞死的，因此反其道而行之，要温补，把身体补好了再来弄。肝炎是今天中国经济，大凉是伟大的宏观调控，温补是向过冷和过热部门分开处理。过热部门让他降温，过冷部门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不要打击他了，要给他各种资助、各种优惠，让他活络起来。所以要解决通货膨胀，解决泡沫问题，解决房地产问题，必须从温补开始，把二元经济里面的过热部门往下压，过冷部门往上抬，从二元经济转成一元经济。然后才用大凉，也就是现在的宏观调控来整治。如果不这么做，你很难做到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因为房地产市场资金来源和红木家具以及普尔茶是一样的，他飘忽不定的资金，非常难治理。】

我是这么理解的。中医理论，只要不是用在病人身上，当作一种民俗文化，怎么用，都是无可厚非的。朗咸平这段话的“中医理论”，其实是一则在中医名词包装下的童话或寓言故事。大家把这些名词替换成“国王”、“城堡”、“公主”、“魔法师”、“狐仙”、“财主”等等，是不是完全就是一则童话或寓言啊？朗咸平这段话，就是用童话或寓言故事，来比附中国经济的现状，提出治理的意见。这和其他人通过童话和寓言来感悟人生道理，没有本质的不同。

但是，朗咸平对中医理论这么熟悉，确有相信中医的嫌疑。真是这样，就太不可原谅了。聪明人怎么能信中医呢？不过，他在美国生活这么久，应该没什么机会看中医吧。也许，中医在他那里只是一个生活习俗。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只要不把中医当作医学，那么作为一种文化，它还是很有意思的。中医应当远离病人和正规的医院，它出路在于回归民间，在民间中自生自灭、“发扬创造”。

引用2：
　　【中国人有个毛病——就知道赚钱，而且为了这个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比如面对毒奶粉事件，你一夜之间发现之前那些“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广告全是骗人的！事实上，中国对各种食品的检验频率和密度，要比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高多了，因为这种事情在中国以外的几乎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还有黑煤窑事件，等等，你看来看去发现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根本没有道德约束，这些人只知道赚钱。（朗咸平《中国的企业家只知道赚钱》）】

　　方舟子和朗咸平的这两段话，论述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中国食品安全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方舟子认为中国监管食品安全的制度不存在太大问题；同样对于监管制度，朗咸平并没有提出批评意见。可以推测，两人在这方面的看法是相近的。
　　方舟子认问食品安全的问题，主要是“监管不到位”，“问题是执法，执法不到位”。朗咸平却说：“中国对各种食品的检验频率和密度，要比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高多了……”按朗咸平的说法，中国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和“执法”，力度是很大的，远高于食品安全环境良好西方发达国家，跟方舟子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
　　朗咸平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企业家根本没有道德约束”。翻过朗咸平的书就知道，他所说的道德，指的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信托责任。
　　大一的时候，我曾经在图书馆里借到一本书，讲的就是截止九十年代初，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食品安全环境。全世界查出的食品安全事故非常多，而中国却独占其中的六七成，外国的以日本的最多。我当时大略归纳一下，外国的食品安全事故，１００％由于环境污染，食品生产者基本上是无辜的；中国的食品事故，绝大多数是食品生产者造假引起的，而环境污染的，只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现在想起来，我有点骂娘的冲动。

　　以上载于《论语·述而》、孔子说的话，常见的句读是：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对此，李敖认为：这种句读不通。孔子怎么可能五十岁才开始学习《易经》呢？“易”应读“亦”，“五十”应读“五、十”，正确的句读应当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李敖把“易”读成“亦”，与《鲁论语》同。不过，早在１９６２年，高亨、董治安已经论述过《鲁论语》的读法不可从（《孔子与〈周易〉》《文史哲》１９６２年第６期）。我找不到高亨、董治安的原文，不知道他们怎么论证的，但在学习的时候也有一点心得，完全认同高、董的结论。

　　远早于孔子之前，《易经》就流传甚广，受到了特殊的重视。一直到孔子年代，对于士人贵族而言，它在社会各领域皆具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这是不用否认的。孔子推崇《易经》，从《易经》中提炼有关提高个人修养的思想，并指导具体的实践，在儒典中也有多处体现。那么，孔子认为“学《易》，可以无大过”，完全合情合理。而《易经》在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一本活到老学到老用到老的书，所以五十岁还学它（不一定五十岁才开始），也是很正常的事。至于“五十”还是“五、十”，我还不清楚，但无关我的主要结论，“五、十以学《易》”也能说得通。

　　到底是“易”还是“亦”，最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思辨来推理。

　　如果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那么我们可以理解，这是孔子以谈话的方式，引导弟子阅读《易经》，有推荐的意思，也有指引的意思：从《易经》中寻找提高个人修养的方法。这是一种教学行为，套用图书馆学的一个术语，就叫“谈话式导读”。

　　如果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那么，孔子“五、十”到底“学”什么，“亦可以无大过”呢？既然要教育弟子，为何不把“五、十以学”的东西讲出来呢？不讲出来，孔子这话岂不让弟子听得一头雾水，而弟子记下这么句话又有什么意思。这才是大大的不通。

　　是“易”不是“亦”，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