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余秋雨《望海楼新记》

余秋雨的文字看来一如其名——越来越缺乏温度了。金文明先生多次批评余秋雨在文字、历史等方面存有多处瑕疵甚至硬伤，但秋雨先生似乎并不在意，我多次见他文过饰非，毫无闻则过喜之意，缺乏一位正直学者应有的风度。最近他在其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189695230）中有一篇新作，名曰《望海楼新记》，此500字的一篇短文，仅三个自然段，但其中逻辑、历史问题不少。以下我们只就前面两个自然段，按顺序逐一点评，无论余先生接受还是不接受，这都无所谓，据以往余先生对待金文明先生批评的态度，我们并不期待余先生能够接受，本文是写给那些盲目崇拜余秋雨，并可能效尤余秋雨的年轻学子的，以免他们重走秋雨的老路。

第一自然段三个问题：

一：余文曰：“距今恰为七七七年。七起同音，连出三声，必含天意”。此言实在莫名其妙，就因为连出三个“七”字，就“必含天意”了？让人匪夷所思。根据余先生的逻辑，明年是778，后年是779（根据国家语委的文字规范，我们写作789，而非“七八九”），是否就没有了“天意”？一位生活在当代的人文学者如此看重“天意”，如果不是文学表达的话，是否对唯心论有推波助澜的意图？

二：余文曰：“相传康熙年间重起之时，始则大雨雷鸣，继则晴空鹤翔，民众惊视此象，以为大吉之兆，便愈加敬重此楼。”余文所言“民众惊视此象，以为大吉之兆”民众的看法毫无科学道理，现代人一望而知。而余先生堂堂一现代学者，竟也引此入文，不仅毫无批判之意，甚而津津乐道。联系前面的“天意”之说，此非偶然，实在有悖知识分子应当引导民众、批判社会的基本精神。缺乏一位人文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

三：余文曰：“此楼屡毁屡起，大多毁于兵火而起于盛世”，“最近之毁在抗战初期，亦为战火之祸也。可见此楼命运，实乃中华民族兴衰之表征。值此故国盛世重开，泰州百业兴隆，望海楼岂有不重起之理？”。

首先这里的“表征”一词使用不妥，“表征”的意思为显露在外的征象，如“问题表征”“物理表征”“结构表征”等等。中华民族兴衰的表征是什么？一个民族的兴衰其原因非常复杂，战乱仅仅是一个极小的部分。但余秋雨先生却用一个区区700余年的望海楼的兴衰就“表征”了中华民族的兴衰。这大概只有余先生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如此放言了。

其次，余先生对于“盛世”的理解，也过于肤浅。重修望海楼，也未必就见得是盛世之举。历史上当某些人奢谈“盛世”，歌功颂德，歌舞升平，即某些文人墨客所谓的盛事之后，该朝代不是穷兵黩武，也必为战乱败相所替代，历史悲剧一再如此上演。历史上所谓的盛世：一曰西汉，武帝功成万骨枯，“整个东亚大陆都哭了”，民不聊生，西汉政权也由盛转衰。二曰盛唐，顶峰时期正值朝廷腐败，奸臣掌权，宦官当道，以致安史之乱，叛军占领长安，唐玄宗入逃西蜀，狼狈不堪，大唐王朝风雨飘摇。三曰明代永宣，所谓的永宣盛世之后，1436年英宗即位，仅仅十余年，宦官王振开始专权，党羽遍布天下。1449年，瓦剌蒙古大举南侵，阴历8月15日，明军被瓦剌太师击败，死者数十万，英宗被俘，王振被乱军所杀，这就是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四曰乾嘉盛世，殊不知，所谓盛世奢华的外衣之下，掩盖着的是奢侈、骄怠、贪污、腐败，大清帝国很快便从盛世

的顶峰迅速滑落，朝廷“不听规谏、讳医忌药、官官相护、上下包庇、只知敛财纳贿、不管百姓死活的风气下，大小官吏因循苟且，谗上欺下，朝纲不振，效率低下，百务废弛”“衰落紧随鼎盛，一切都发生在乾隆年间，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由盛转衰的历史悲剧惊人地相似”（王国华：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光明日报》 2000年8月4日）。有良知的学者大都慎言“盛世”，唯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辈才会兜售廉价的歌颂盛世的淫文，以换取一口嗟来之食。余秋雨先生显然写不出王国华先生那样的文字来。

郭树荣先生曾经给“盛世”提出了六条标准：一、政治特别开明；二、思想特别自由；三、经济特别繁荣；四、国力特别强大；五、文化特别发达；六、百姓特别安康（http://www.sqjw.gov.c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3463）。恐怕远远超出了余秋雨先生的想像。

四：第二自然段中，余秋雨全然不顾历史事实，说曾有“陆游、范仲淹、欧阳修、岳飞、孔尚任”登过此望海楼。如果望海楼如余秋雨所言建于南宋绍定二年，也即公元1229年。但陆游生于1125年，死于1210年；范仲淹更早，生于989年，死于1052年；欧阳修生于1007年，死于1073年；岳飞生于1103年，死于1142年；这些死了几十年的人还能够登上望海楼吗？真是信口开河。其实余秋雨先生只要花点时间查一查历史资料，断不会犯如此的低级错误。中国文人向来有想当

然的毛病，尤其是部分文学社会学者，缺乏严格的科学素养，这种毛病在余秋雨身上比较典型。作为一个很有社会影响的学者，一个很喜欢在电视上露脸且自认荣耀的人，更应该检点自己的文字，以免误导年轻人。

附余文前两个自然段：

泰州望海楼初建于南宋绍定二年，距今恰为七七七年。七起同音，连出三声，必含天意。此楼屡毁屡起，大多毁于兵火而起于盛世。相传康熙年间重起之时，始则大雨雷鸣，继则晴空鹤翔，民众惊视此象，以为大吉之兆，便愈加敬重此楼。最近之毁在抗战初期，亦为战火之祸也。可见此楼命运，实乃中华民族兴衰之表征。值此故国盛世重开，泰州百业兴隆，望海楼岂有不重起之理？

泰州之有望海楼，全因本地仕人身居村邑而志存高远，徘徊泥途而心在沧海，筑斯楼也，可时时登高，俯视遐迩，以极目畅怀。历代登高者，既有本地人士如施耐庵、王艮、郑板桥、柳敬亭、梅兰芳，亦有外地人士如陆游、范仲淹、欧阳修、岳飞、孔尚任。更有袈裟如云，佛号盈耳，高僧大德，不绝於道。双双布履，层层石阶，天也愈高，地也愈广，此地何地？曰中华文化一处重要高台之所在也。

我们的高校如何赶上世界水平？

——答“钱学森之问”

内容提要    本文从科学研究的自身规律出发讨论如何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学术竞争力和学术地位。文章提出首先要能保证学术的独立性和思想的自由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激发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次，在肃清学术界所存在的各种学术腐败的基础上，给学者和研究者以足够的尊严，同时解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废除一些禁锢学生思想浪费多数学生宝贵时间的课目。中国高校的行政部门要摆正自己服务的位置，高校的官本位思想是学术发展的直接杀手。

关键词：学术独立；思想；  学术尊严；清除学术腐败；服务性行政

1，  学术要独立，思想要自由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大都能得到顺利解决。

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学术问题被种种行政行为所控制或干扰。这种控制或干扰有时候对学术发展来说是致命的。目前我国“大多数科学团体还不能摆脱对政府部门的挂靠依赖关系，一些部门领导习惯于把学术团体当成体现行政意志的工具。”（雷宇，2010）某学纯学术性的学术组织受到行政或政府部门的控制和干扰，使得这些学术组织丧失了学术尊严，打击了学者的学术自尊，这种学会组织被某些领导干部把持，这样的学会就将部分丧失甚至全部丧失学会的主要功能。

例如某“世界**学会”原本是一个纯粹世界各地从事某领域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组织起来的纯学术组织，成员主要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教授，近一半成员为外国籍学者，入会门槛也比较高（具有博士学位，副教授以上），因此学术水准也能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后来某些高级领导人要实施某个所谓的“战略”，于是控制和操纵了该学会的换届选举，选举实行所谓的等额方式，选票上的所有候选人都是由控制该学会的某个部门的某些领导人指定的。该换届选举的主要目的便是去学术化，或者去学者化。由于某领导人对该专业性质理解上的偏见（认为对本体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热衷于表面上形式上的热闹，追求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结果真正从事这一行教学和研究的大部分最杰出的专家和学者被排除。由于这些领导人的去学术化，学会会员在近几年内急剧扩展，仅1999年，会员人数从“由原来的６００人增加到近２０００人……会员人数一年的增长超过了过去十几年”。而学会会长由一位退下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担任，而该副委员长从来没有从事过哪怕一天的该领域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多数场合下只是发一些大胆的外行性的议论。该学会会长声称“在３年任期内把会员由目前的２０００人增加到８０００人。”（参见：2009年01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其“勇气”令学界震惊。

该学会目前真正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已逐渐远离该学会，学会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大众化的大型联谊会，学术性基本上消失殆尽。目前该研究领域的主导方向也已经主要受政府的某些部门控制，学会的主管部门通过断绝原计划中的科研经费，压制该领域中的本体研究，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水准急剧下降，原来从事该领域本体研究的学者也纷纷改弦易辙另辟蹊径。这对该学科的学术发展而言，几乎是致命的。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本市。本市某高校的某领导利用非学术力量强行担任该学会副会长，在此之前，该领导连该学会的会员都还不是，但这位领导竟然能够在同一次学会理事会上通过“入会申请、候选会长、当选副会长”的所有程序，使得该学会学术尊严荡然无存。

思想要自由，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是保证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思想无禁区，允许对任何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揭示客观真相是学者终生追求的目标，任何阻碍思想或思考的行为都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学术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以及自律性都是建立在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学术独立了，思想自由无禁区了，科学才具有自我纠错的机制。因为任何研究中的弄虚作假或不符合科学规范的做法都可能受到任何一位学者的质疑，而这种质疑不会因为任何学术外力量的干扰而受到压制。所有质疑者和被质疑者都能同样享受阳光下的评判。

学者们有自由发表不同见解的权利和自由，且不受来自任何力量的限制，任何研究成果将受到任何学者的质疑，任何弄虚作假都不可能受到任何力量的保护。只有在这样极其苛刻的并且也是极为自由的环境下，高水准的甚至领先世界的科研成果才可能经受住学术界的拷问，也才可能鼎立于世界，得到世界科学家的尊重。

2，  教授要尊严，学生要解放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所有高校教授都能相当有尊严地工作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教授的评价只能由教授来执行，这不是任何行政职能部门所能胜任的。这一点在中国官本位的体制下已经被严重扭曲。具闻，江苏省教委的一位官员在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报告中说到“专家”的含义，他说：所谓的专家，我们认为你是专家，你就是专家，我们认为你不是专家，你就不是专家。即使你在学界被认为是专家，我们不用你，你仍然不是个专家。这位官员说出了许多管理部门官员们不敢说出的话，他说的太过真实了。就好像某官员说的“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提老百姓说话”一样。

现在各个高校评定高级职称完全由人事部门一手掌控，表面看来似乎由学术委员会的教授参与评定，但是评审的标准，包括各种申报材料的规定，都是由人事部门决定的。校人事部门完全可以指定某一特定的标准让某些人通过而不让某些人通过。在评审的各个环节，由哪些

申报人专家来评审成果，也都是由人事部门决定。而人事部门的这些决定并不受专家学者的主导，也不受到任何来自专家学者的监督，具有行政垄断性质，因此由此造成职称评审工作中的腐败和不端行为便在所难免。某些官员很容易通过对人事部门的控制，实际上掌控职称评定，很容易为自己或为有关系的人营私舞弊。在这种体制下评定职称，无论其过程还是其结果，真正的教授都能深切地体会到尊严的丧失。

“一位高校的在读博士就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导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项目申请中被一个年轻人摇指训斥的场景，‘那一幕，终身难忘’”。（雷宇，2010）

2.2 学者要能有充分“发呆”的条件和可能

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学术研究需要酝酿和积累，需要长时间的打磨和反复的实验和验证，需要圈内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学者一时间对某些问题一筹莫展也是研究过程中常见的现象，这些都需要时间。学者们面对某些问题发呆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毫无进展，这也都是正常现象。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在怠工，恰恰相反，通常情况下这种时候学者们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高速运转。我们应该允许学者们在某个历史阶段（某年或某几年，甚至更长时间）“颗粒无收”。只要这些学者是真正从事该学术领域内的专家，且在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并且已经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在该领域内已经有所建树），就应该容忍他们在某些阶段的“低产”。

而目前我们的评价体系是鞭打快马，不仅不给快马修整的机会，甚至不给快马喘息的机会。各个高校几乎给所有学者制定了每年必须完成的科研工作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表论文数量。有些高校要求专职研究人员每年必须完成3篇以上核心刊物论文。这已经完全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规律，逼迫学者们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拿出一些刚刚成型还没来及仔细验证和推敲的所谓“成果”提交给学术刊物，以求“完成工作量”应付管理部门的“考核”，这对科学研究来说无异于杀鸡取卵，将许多极有意义的研究项目掐死在摇篮之中。很多研究项目的雏形一旦发表，研究者通常也就兴味索然，失去了对其进行深入探索的动力。科学研究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问题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一旦被扼杀，就很难再重新激发起来。因此，在国内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通常是一些较低水平上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罕见极具功力的、颇有深度的、需要大量数据和实验支撑和长时间积累形成的成果。即使是所谓的“学术专著”同样如此。因为这些成果没有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投入是无法完成的。

2.3 保证学者们有足够的财力养家糊口，不为柴米油盐浪费时间精力

日本所有大学都能为所有教授提供足够的生活条件，绝大部分教授可以有一位专职太太帮助他解决所有家庭问题。教授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将赋予工作。日本至今已有18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东京大学贡献了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超过半数的学者毕业于东大。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东大的教授这么牛？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任何人在一年中的除了特别节假日的任何一个夜晚去东大教授办公楼看看，每当夜晚降临，东大教授楼总是灯光通明，大部分灯光都会延续到晚上十点以后。反观国内的教授，大部分教授不仅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而且相当一部分时间不得不花费在如何养家糊口的生活问题上，年轻学者要买房还房贷，中年学者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无处不在。好不容易熬到50多岁，生活问题基本解决了，却面临退休问题（日本大学教授的工作年龄有些可以延长到70岁）。

一个显而易见的是事实，中国教授在生活保障方面无法与国外教授相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这种本来就存在明显差异的条件下，要中国教授与世界强敌交手，要赶超世界，只能是痴人说梦。

2.4 解放学生

科学研究的进步不是一代人能单独取得进步的，要靠每一代人的积累和推进。国内大学学生培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学生同样如此。如何让学生在短短的大学四年时间内学到最好的知识，激发出更多的科学兴趣，焕发出学生最广泛的学术想象力，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高校大学生课程负担重，重在哪儿？重在有些课程学时不足，而有些课程纯粹在浪费大部分学生的时间。这些课还是所谓的“必选课”，不能缺席。例如历年来遭学者们病诟的政治课。绝大部分高校的政治课效果不佳，这都是事实。大部分学生不欢迎这些课，但由于行政规定，这些课还不能不开。有人撰文反驳说，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开设类似的政治思想课，例如美国很多大学都设置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美国历史、公民与法、美国与世界、科学哲学和实用主义等课，还有大学生生活导论课、职业道德课、社会研究课等。但问题是美国所有大学这些课都是可选的，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也有不选的自由。而我们的所谓政治课是强制的。

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政治课不是启发学生去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鼓励学生探求真相，启发学生积极思维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或为解决社会问题设计可行性方案，而是千方百计禁锢学生的思维，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种固定僵化的模式。我们的政治课禁止对某些基本概念的质疑，甚至隐瞒太多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真相。如果学生对某些基本概念进行质疑，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学生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怎么可能培养成科学研究中最为宝贵的质疑精神、探求事实真相（即：实事求是）的精神？

将政治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一定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探求未知世界兴趣，培养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我们相信如果彻底解放了教师的“生产力”解放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经过我们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科学事业就一定能焕发青春，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不会再是什么难题。

3，  行政要服务，东郭要清退

中国是个官本位思想极其严重的国家。至上而下普遍存在，且等级森严。这不仅不利于民主思想的传播，也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官本位的极端表现就是专制，而专制是科学的死对头。历史上许多杰出的科学家都死于专制之手，包括宗教的专制。

在中国高校，官本位的具体表现就是行政治校。从财务处到人事处，从教务处到外事处，从后勤处到科研处，各个处室的官员们基本上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对所有教学科研人员居高临下，甚至于不屑。这是都是普遍现象，无须赘述。如果仅仅是这些科员大人只在办公室中自娱自乐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会不断地骚扰教学科研人员。今天弄个表格要你填写，明天弄个检查要你上报，后天弄个会议要你去听。教授们好不容易弄个课题，课题经费的使用也能让人头痛不已，甚至在课题经费的报销上浪费更多的时间，为了几张发票就要不停地在物资科、科研处、财务处之间找官员签字。财务科至少要跑两次，一次预约一次报销，而报销通常人满为患，不仅如此遭受财务人员的白眼也是常见。

在研究项目的管理上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订的全过程。’”“从项目的申请到项目的检查，不知道要跑多少的路，写多少的报告，写多少的材料，也不知道在这个之外还要做多少的事情，所以科研人员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实在是太大了。有的时候申请成功了，没干几天又得要检查汇报，一个项目在执行的三年五年里头，好多事都跑在这个上头，无疑干扰了正常的工作。这也促使科技人员去做一些表面文章而不做实质性的东西。”（雷宇，2010）

教授研究人员花费在非学术上的时间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国内一位教授去日本东京大学访问一位日本教授。这位日本教授刚从欧洲开会回来。国内的这位教授亲眼目睹这位日本教授打电话告诉学校财务部门，他从国外回来了，有账目需要结算。财务部门的办事员没过几分钟就来到这位日本教授的办公室，当场为这位教授办妥了所有报销手续。其所见所闻令国内的这位教授感叹不已。笔者也曾经分别在韩国的三所大学和日本的一所大学工作过（每次不少于一年），其间也曾经出国或出城参加过不同的学术会议。报销手续非常简单，有的是学校直接在我开会前将会议资助经费全部支付给我（通常都比我实际花销的多一些），而有的是回来后直接把所有车票发票一股脑儿交给办事员即可。所有费用最后都会直接打到我的帐号上，不用我找任何“领导签字”，就是如此简单。仅这一项，国内教授不知道要比国外的教授要浪费多少时间精力，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中国高校的管理体制必须改革，如果政府部门无法实行改革，或改革不力，那管理部门就没有理由指责或埋怨高校科研工作者在科研上的落后。

中国高校与国外高校在科研水平上的差距还表现在，国内高校中混混教授和混混博士太多。高校官本位以及行政腐败在高校中的直接表现就是学术腐败，而学术腐败的重头是官员和行政人员混上教授头衔和博士头衔的太多。由于官本位，学校的一切事务，包括学术资源和职称评等等工作均由行政管理部门及官员们控制。什么国务院特殊津贴，什么某些专业的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等等，通常都由学校级官员们私下瓜分。由于官员们在这些资源上的垄断，某些教学科研能力不强的教师便投机钻营，其中善于奉承拍甚至暗地里行贿的就容易混上教授，而老老实实一心埋头于科研的书呆子（尤其是过于认真的书呆子）通常吃亏，各个高校几乎都有在科研上成绩斐然并在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的学者，临到退休都还是个副教授，而某些不学无术，甚至连一门本科生课程也无力承担的官员却早早地当上了教授，某些人甚至还可能捞个博士学位玩玩。这种现象对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和研究人员来说，实在是残酷的打击。

“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许智宏院士展示了一张反映学术生态的漫画，画中代表着“质疑、批评、诚信、反思……”的大树都被砍光，一棵浮躁的大树却枝繁叶茂。（雷宇，2010）

面对以上种种不合理的现状，我们建议国家必须出台最严厉的措施予以纠正。凡是不合格的博士学位一律收回，凡是不合格的教授一律撤销。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只有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科学研究才能振兴，也才能真正激发起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否则只能是在变相地鼓励人们重仕途轻学问，重官位轻学术。长此以往，中国的科学事业必然无望。

如果我们能清退所有东郭教授和东郭博士，并且在清退所有这些东郭分子之后再大幅度提高教授和科研人员的经济待遇，使他们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上，我们相信，中国的科学事业必然能在短时间内就有较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雷宇，专家称学术道德到最危险时刻 对腐败麻木系根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11月10日

王蒙，你太太喊你回家吃饭

近年来退休在家的王蒙不甘寂寞，老有些文字发表。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写得好，以一个颇有些生活阅历和经验老人的身份，经过认真思考，说些真话，给民众以启发也是件好事。可是王蒙偏偏相反，不仅倚老卖老，信口开河，有些甚至在毒害读者，这就不能容忍了。你有说话的权利，但如果你说的是错误的，有毒的，我也有权利告诉大家，谨防你的毒害。

首先是他最近（2月26日）在《新华每日电讯》第16版上的《王蒙聊天》上的一篇文字，题目叫《为何当代出不了鲁迅》，一看这个题目，我脑子里立刻就有了中国人都知道的答案。如果有一种太过明显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有一致答案的问题，那就不成为问题了。难道王蒙有着与众人不同的独到见解？我的好奇心引着我在这不满千字的短文中寻找王蒙的答案。

尽管只有不到千字的短文，前面还拉拉扯扯地说上一大堆“我开玩笑说”之类的废话，让我觉得王蒙有凑字数骗稿费之嫌。文章的关键就是下面的几句话：“一个作家成为读者的导师，成为读者的精神领袖，成为读者的救世主，是需要双方面的条件的，一个是这个作家本身非常伟大，第二是群众有这么一种期待。你只有在有所期待的时候，才能达到那样的境地，造成那样的影响。现在的文学阅读需求越来越多元化，有的人阅读文学是为了寻找精神的力量和精神的旗帜，但更多的人是带着一种消费休闲或者消遣的需求。”

王蒙的意思是作家 “只有在有所期待的时候，才能达到那样的境地，造成那样的影响”，而现在我们的读者“需求越来越多元化”，“更多的人是带着一种消费休闲或者消遣的需求”。事实真是如此吗？

读者的需求确实是多元的，但这绝不是王蒙所说的仅限于当代读者，事实上任何时代的读者都是多元的，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一元化阅读需求的时代。当今中国社会更多的读者或许更期待鲁迅这样的作家。即使是韩寒这样的小屁孩弄几个文字，写出一些与一般只会唱颂歌的“作家”们不同的文字，甚而指责一下当局的无能或腐败，这都能受到无数年轻粉丝的追捧，甚至有人将其比作当代鲁迅（基本上不可比，天差地别）。可见因此，王蒙所说的那个“只有……”的必要条件是个假命题。

实际上，我们只要对比一下鲁迅所处的民国时代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当今社会的社会政治条件，答案就很明确。这是所有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都知道而不愿意明说的。鲁迅的伟大在于他不屈不挠地与黑暗势力的抗争，在于他真实地展现社会的黑暗面，真实地展现国人的劣根性，这些展现有时候甚至是血淋淋的。唯有如此，才能让我们清醒，让我们看到社会的真实面。说真话，揭露真相，唯有勇敢地揭露真相才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点，上海作家沙叶新的身上有鲁迅的影子。然而即使有着一丝鲁迅影子的沙叶新也无不受到那只可怕的无形之手的封杀

这一点，王蒙应该知道，但王蒙如果是不敢说出来，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王蒙明明知道真相，但却在欺骗读者。这就不是该不该同情的问题了，而是该不该鄙视他的问题了。或许，作为战士的鲁迅和作为苍蝇的王蒙的区别就在这里。或许王蒙不是苍蝇，而是鲁迅笔下的叭儿狗？只有叭儿狗才会如此为他的主子开脱，拍他主子的马屁，以便换取更多的肉骨头。

当今中国多的是为争夺主子们高兴时扔过来的一两块肉骨头而向主子们使劲儿抛媚眼舔屁眼、或者为了得到肉骨头而打得头破血流的叭儿狗，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和鲁迅精神。或许是某些人太害怕鲁迅，所以尽力贬低鲁迅，所以才用各种手法减少鲁迅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例如在中学教科书中删减掉鲁迅的作品等卑劣手法）。王蒙显然身在这些人的队伍中。

王蒙本来是个作家，弄些文学什么的还行，但文学以外的研究他懂得并不多，大部分或许根本就不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对我们不懂的东西，那就老老实实说不懂就行了，不懂不是你的错，但是如果你用自己的无知来教训人那就是你的错了。王蒙在《新华每日电讯》今年2月12日16版的《王蒙聊天》中有篇文章，题目是《汉字思维和拼音思维是不一样的》，一看这个题目，内行人就会笑的。这就跟中国语言学界最近有人鼓噪语言研究的“字本位”一样，是多数学者们一看就要笑的。中国人都用汉字思维的？按照王蒙的逻辑，不识汉字的中国人都不思维了？还不会拼音的老外孩子们都不思维了？能够思维的都是识字的？这不是天大的笑话是什么？王蒙还大现其丑地说“废除中文以后，中国都改成英文吗？农民一见面就‘Hi’，我闹不清楚了。”笑死人了。堂堂一个中国原文化部长竟然如此地没有文化！他根本就不知道语言和文字是两码事儿！面对这样的人，我没得说的了。

王蒙——，你太太喊你回家吃饭！

方舟子的《矮象和硕鼠》（《中国青年报》2010.1.20）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般的生物学科普知识，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了人类社会发展之道的启示。方文说道：“人类的文化进化其实也存在类似的“岛屿法则”。对人类社会来说，“岛屿”并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开放的岛国可以包容世界，自我封闭的大陆国家却是文化的岛屿。一个国家如果闭关锁国成了世界的孤岛，那么由于缺乏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和文化交流，也会很快地让伟人矮化，鼠辈巨化。这样的国家，会一时成为“矮象”和“硕鼠”的天堂。但是不论是可爱的矮象还是可怕的硕鼠，终究还是都灭绝了。”
生物学上大象的矮化以及老鼠的巨硕化是它们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形成的，这是“岛屿法则”给生物进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如果人类社会某个局部形成孤岛，那么“岛屿法则”就会起效。人类社会中的“大象”也会矮化，“老鼠”也会大得惊人。
在一个大学中，如果大学处在正常自由开放的环境中，那么大学中的行政人员、教授乃至校长都处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每一行都不敢懈怠，这也促使每一行保持竞争状态，使自我保持活力。反之，如果一个大学处在某种封闭的环境中，一切都来自某种绝对垄断权力的安排，这就形成大学岛屿，其结果是岛屿法则起效。随之而来自然的就是本应根据学术竞争力来衡量教授水准的法则失效，本应根据学术理念和教育思想来衡量校长的法则同样失效。于是不学无术之辈堂而皇之当教授，平庸无能之辈冠冕堂皇当校长便是自然。因为一切竞争机制在此被人为阻断，竞争机制因此失效。
我们国家的各个部委也基本如此。拿教育部和卫生部来说，从部长到副部长，基本上不是该专业领域内的行家高手，有些甚至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例如前教育部长周济，当今卫生部长陈竺。前一个被世人嘲讽为周济捣蛋，后一个被新语丝揭发出科学造假。
中国的民主党派领导同样如此。8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个个都是花瓶一般。甚至连花瓶都不如。前些日子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提出将该社宗旨“民主科学”修改为“爱国科学民主”。将民主放在最后位置，而将所谓的“爱国”放在首位。这引起了社内广泛的争议。中国民主党派臧龙卧虎，不乏仁人志士，也不乏知识精英。但却因所有党派的组织程序都受到另一个更高党派的垄断，因此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个个都成了孤岛，于是在这个孤岛内，本属鼠辈的动物因着没有了天敌而大行其道，甚而气壮如牛。而本属巨型动物的大象却不断矮化。因此，在民主党派中，小人得志，贤士达人科学巨匠被无情冷落也同样是岛屿法则的结果。
推而广之。各行各业，只要封闭，只需垄断，孤岛即可形成，岛屿法则立马起效。网络世界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样如此。网络世界中，google走了，小鼠百度便成为大象。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正是伪币驱逐良币的时代。而这一切都是我们人为制造的孤岛形成的。
我们将为我们的愚蠢付出这个民族历史上最为沉重的代价。

而我们发现，中国证监会有一条让世界人看不懂的规定：除少数经人民银行批准的金融企业除外，上市前持股职工人数超过200人的，一律不准上市。存在工会持股、持股会以及个人代持等现象的公司也一律不准上市，除非上市前予以彻底清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必须通过各种强取豪夺的方式剥夺大部分人（实际上只能是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的股权，只有当企业所有股权集中到及少数人手中之后企业才 能上市。现在我们终于看清了中国证监会的真实面孔——它利用手中的权力（请注意，这是公权！）强迫企业对工人所持有的股份进行掠夺，而且必须掠夺，凡是未 经这种掠夺的企业一直不准上市！——这就是中国证监会的嘴脸。

在中国证监会的强迫控制下，终于产生了中国大面积国有资产的快速流失，终于在一夜之间产生了身价亿万的暴发户。其中包括文化名人余秋雨。

据报道：文化名人余秋雨持股的上海徐家汇商城公司即将发行上市，余秋雨的个人身价有望随着公司股票上市而超亿元。国内公众所不平的是，余秋雨是通过什么途 径获得徐家汇商城的股份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事实是，余秋雨获得该公司的股权是以剥夺公司百分之九十以上普通公司员工的股权为代价的。那些辛辛苦苦为公司贡 献了一辈子的工人们，尤其是那些刚退休的工人们，则很可能毫无所获。他们为公司积累的财富通过证监会的一指规定就转移到了余秋雨们的手中。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公司31位公司管理人员以及象余秋雨这样的与公司毫无关系的外部人都可以持有股份并分享公司上市带来的巨大财富增值，但将自己一辈子奉献给企业的普通职工就被迫在上市前将自己的股份转让出去，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巨大财富被无情剥夺了？

据报道，不久前刚刚公布招股书的江苏洋河酒厂关于职工持股的问题同样令人不解。该公司新股发行价格为60元/ 股，上市后的股价有望超过100元/股。具有明显职工持股痕迹的蓝天公司和蓝海公司上市前分别持有公司股份5100万股、4800万股，两公司拥有的股票 市值将达到99亿元。按照上述两公司入股时的洋河酒厂职工总数2973人计算，人均持股价值达到了333万元。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股份归全体职工所有，则 该公司职工完全可以一次性实现集体富裕。

令人费解的是，该公司招股书反复强调两公司所持股份与普通职工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归属于公司125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如果该公司招股书内容属实，那么125名公司领导通过两次入股获得了人均1亿元的身价，而3000多普通职工则一无所获。

如果说洋河酒厂不承认职工持股令人费解，那么稍早之前上市的东软股份、恩华药业、家润多等公司就是
对职工持股权利的公开剥夺了。这些公司都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职工持股现象，但无一例外地都在上市前
将职工持股进行了彻底清理。它们要么将大部分职工持股转让给少数管理层，要么将职工持股转让给外部
投资者。

网络上有文指出，就在社会主义中国大肆清理职工持股的同时，资本主义美国却在大张旗鼓搞职工持股。破产后的通用汽车职工在几乎没有支付代价的情况下就获得 了新通用17.5%股份，而遭受巨大损失的老通用债权人仅获得了10%的股份；欧宝汽车的职工也同样获得了新公司10%的股份。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职工 持股就作为“人民资本主义”的核心内容在美国广泛推广，到上世纪末已经有3000万产业工人持有了本公司股份，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之一。

不仅如此，中国证监会还背信弃义地让非流通股直接上市，那些获得股权的领导层们用极为低廉的价格直接在A股市场上兑换为真金白银，掠去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 暴利。证监会这实在明目张胆地掠夺千万股民的血汗。有人建议可以设立F股让非流通股在F股市上流通，让非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交换，这样才能体现公平公正的原 则，然而证监会却视而不见，其险恶用心一目了然——就是为了压榨掠夺更多的普通国民，为权贵们造富。

中国证监会的所作所为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无法理解的。我们不得不怀着对社会主义长期积累而来的公有资产的感情悲愤地质问：中国证监会，是谁给你们这样的权力的？你以及你们有什么权力敢于作出如此大规模出卖国有资产的规定？你们的决定得到了谁们的批准？谁？到底是谁？！

（本文所有资料及部分陈述来自互联网资料，特此说明。本博主不打算享有任何版权）

据最近的媒体报道和调查，我国的博士学位拥有数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博士学位比例最高的国家。本人从事高等教育数十年，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留校任教，亲眼目睹了博士教育工作的腐败，痛心不已。

上个世纪几乎所有高校的博士学位工作都是较为规范的。不仅入学资格审查严格，而且教学工作相当严谨，学位论文答辩更是从严把关。本人的博士课程就曾经由多名教师执教，有些课程本校教师无力担任，当时就邀请校外著名专家授课。博士论文答辩则成为全校的大事，必定发榜公告，因此也称为本专业学术界的大事，旁听者数十人甚者多达上百人，来自校外和外地的同行者不在少数。答辩专家也大都为学界大牛。

然而今天的博士学位教育则已经不堪目睹。为学界多数学者病垢的是，我国目前博士学位拥有者一半以上是干部。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大奇观。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有待研究。如果仔细盘查一下，有多少干部的博士学位来路是光明正大毫无愧色的？本人亲眼所见，不少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同时也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各门学位课程的学分，同样轻而易举地撰写出了博士论文，并且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其中通常不为人多见的是这些绝大部分都是暗箱操作。他们的入学是秘密的，修学分也是秘密的，答辩也是秘密进行的。这些恶行恶状不仅严重造成了我国高学历文凭的严重贬值，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我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形象。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加以整顿和纠正，中国高等学历文凭永无得到世界发达国家承认的可能。

希望国家教育部痛下决心，严肃整顿，还中国学术一个清白之地，还中国博士学位一个干净的称号！为此我们建议：

教育部学位办组织专家对全国所有博士点工作进行核查，为了杜绝核查中的舞弊现象，核查实行双盲匿名网络评审。并且原则上实行同行（博士生导师）远距离跨各省市自治区评审，严格要求参与评审的专家严格保密，凡泄露评审信息或有评审舞弊现象者，一经发现一律取消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审内容主要包括近十年来各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如下工作：

（1）       博士学位授予对象的入学资格审核；

（2）       博士学位授予对象中期考核原始材料（学位课程成绩审核，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情况审核，其中包括参加论文开题报告的专家意见及相关书面材料）；

（3）       博士学位授予对象博士论文答辩材料审核（其中包括：答辩专家资格审核，答辩专家评阅意见审核，答辩过程记录审核，答辩结果审核）

（4）       博士学位授予者的学位论文重新审核。对所有博士论文的质量进行评估和鉴定，如有发现严重抄袭或质量水平严重有失水准的博士论文，将实行重新答辩。

（5）       评估整顿工作结束后各博士学位授予点公开发布专家评审意见，同时对照专家评审意见进行工作整顿。整顿结束后向教育部学位办递交整顿工作报告。

（6）       教育部学位办择机向社会公开此次学位整顿工作结果，给社会一个交代。

没有人民，只有国民

 “人民”在汉语中是个抽象的概念、集合概念。不是一个具体可见的个体概念。因此，在很多人看来，“你不是人民”，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是人民。只存在一个抽象的人民。那么多少人合起来才是人民呢？恐怕没人能讲得清楚。一万人是不是人民？十万人是不是？百万人是不是？千万人是不是？可以说不是，也可以说不是。说不是，上亿人也不是人民。要说是，几个人就是人民。几个人的决定、意志和选择就可能成为“人民的决定”“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选择”。

正因为人民这个概念的可操作性太差，普通人没有人能够把握它，它似乎天生就是为了某些少数人玩弄的概念。因此，我建议，从此废除人民这个概念。

没有了人民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有什么不方便的吗？我说，没什么不方便的。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方便。没有了人民，我们便不会为自己是不是人民而烦恼，用不着某些人是否把你当做人民看待，是不是人民都无所谓，关键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国民”！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称是“国民”，我是国民，你是国民，他也是国民，大家都是国民，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日语中没有“人民”这个词，只有“国民”。“人民”这个词在很多语言中是个很奇怪的概念，怎么会有个带有政治色彩的“人”的集合概念？汉语中如果没有了“人民”这个词，某些少数人也就失去玩弄这个词，强奸多数国民的意愿的可能了。

没有了人民这个概念，国家公仆们再也不能反问你：“难道你是人民？你不是人民，凭什么我要为你服务？”国家的所有公仆们必须为国民服务，因为为国民服务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如果任何一个公仆敢不尽本职工作义务为你服务，那他就是失职，你有一万个理由让他下岗，让他失业，看他还敢不敢不为国民服务。

一位来自法国朋友说：原本被孙东东“污蔑”的上访者，却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运动中展示出另一种形式的语言和行动上的暴力。如果说对于那些想冲进北大和孙东东本人当面对质的上访者，我们多少还可以对其义愤勇气表示理解的话，那些躲在网络后面破口大骂的人，就只能让人表示不齿了，例如在一篇题为《深圳访民赵国莉寻找屠杀群体访民的刽子手孙东东》的网文中，通篇充斥着“刽子手”、“胡说八道”、“歪理邪说”、
“卑鄙无耻”、“ 禽兽”、“ 冷血动物”、“ 人渣专家”、“ 跳梁小丑”、“ 疯狗”、“
狂言禽兽”等等情绪激烈的言辞。尽管当下也流行一种用仿照官方词典版本的反讽文体，但我实在没有看出来这种文章有什么反讽意味，只能说，这个群体中的某些人（我可没有把握说是百分之多少）虽然站在当局的对立面上，但其实是在用同样（甚至更加激烈和极端）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个无比复杂的世道和人心。

于是
我怀疑是网卡问题，于是去商家那里换了一款更好的上网卡中兴350的，又贴了400大洋。兴冲冲接上网络，我真晕倒了，问题依旧。那我就猜想，可能我所处的位置不对，因为我
在莘庄的居所（离莘庄地铁站500米，应该算是莘庄中心地区吧），在外环线以外。

星期一我带上笔记本到我虹口的蜗居（在广灵四路的水电路和凉城路之间），
连上网，晕倒！还是0.02Kbps。于是我打电话给中国移动，接线员小姐态度不错，我叙述了问题，她让我给他联系方式。下午接到他们的来电说，技术员去
测试过了，说是信号不好。但是我很困惑，信号应该是好的，因为我的拨号软件上正确显示信号正常，而且是满格！可以说是信号非常好。

他们又解释说，可能用户
太多。是吗？我很怀疑，3G刚推出几天？我居住的那个地区用户就拥挤了？这让我相信吗？但是我还是相信了他们的解释。第二天，带着笔记本来到学校（上海外
国语大学）办公楼，我接上网，发现速度依旧是0.02Kbps！0.02Kbps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基本上无信号！根本打不开任何网页。这就是中国移动的3G？

中国移动，我说你什么好？

寒假期间走访了一些六、七十年代积极响应国家政府号召，从上海各大企业抽调支援内地建设的职工干部。这些人目前都已年过七十了，这些人中，有些在对口支援的内地定居，也有一些目前在上海定居。这些老职工干部成为目前上海居民中的典型弱势群体，需要政府部门的关心和帮助，希望这一问题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这些老职工干部当初都是各行各业的工作积极分子，其中优秀党员干部占了很大比例。他们在那个时代完全是为了配合国家的战略布局奔赴各地创业的，他们为国家建设做出了个人牺牲，将他们一辈子的精力贡献给了国家建设。他们所吃的苦、所付出的贡献都要比留在上海工作的同行同事们要多得多。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建设的功臣，无论是在情理上还是在法规上，我们都理应善待他们。但是目前本市的这些老职工干部在生活上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两点：

（1）            
退休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当初留在上海的同行同事。当初没参加支内留在上海的职工干部目前的退休工资的平均水平大部分在1500-2000之间，而参加支内目前居住在本地的职工干部的退休工资却只有1000左右。这让他们感觉很不公平。如果我们的法规政策总是让国家建设的积极分子或功臣们吃亏，我们将失信于民，而失信于民的结果将是国有令而民不行。

（2）            
医疗保障待遇低于本地职工干部。这些支内职工干部感到不平的是，当初留在上海的同事们却能根据国家医疗保险政策一般门诊或住院治疗能享受超过90%医疗保险的待遇。但本市今年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规定，将原来在本市报销50%，余下的由支内地企业解决的政策改为只能在本地报销50%。这对他们实在不太公平，引起了他们的严重不满。本人走访的不少职工干部已经对党和国家抱有怨言和不满，有的甚至言辞比较激烈。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引起本市政府领导层的重视，早日解决问题，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