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敬龄 美联社 4月11日
柳州， 中国 —-当中国教授们需要论文获得升职的时候，很多转而求助于卢克谦。
在一间狭窄的卧室里，卢克谦工作在笔记本电脑上。从前是学校教师的他，现在为教授，学生和政府官员—任何愿意付给他大约300元酬劳的人当枪手写论文。
“我的看法是为别人写论文并不为错”他说“一个人总有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即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或者邓小平也需要他人帮忙写稿。”
代写，抄袭和捏造结果在中国学术圈中非常泛滥以至于有些专家担忧这会削弱中国成为科学强国的努力。
中国政府将科学视为现代化的关键。并且最近提出今年将政府用于科学技术的开支增长8%至1630亿元。
国营媒体庆祝中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超过了除美国外任何国家。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研究都经得住考验。在去年十二月份，一家英国的期刊撤销了来自中国一所大学的70篇论文。做出撤稿决定的两位有影响力的科学家说论文中的工作是虚构的。
“学术欺骗，不端行为，伦理违背在中国非常常见。这是一个大问题”饶毅教授说。他是在首都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
有批评指责惩罚不力和基于发表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质量的教员晋升和奖励体系。
丹·本·康耐安对剽窃熟悉。
这位以色列教授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已经教了9年的书。一个同事2008年因为康耐安记述1933年日本占领期间发生在一位犹太音乐家上的绑架和谋杀案的论文接触他。
“他竟然有胆在我主持的会议上当他自己论文公之于众”康耐安说“没有一丁点羞耻。”
在另外一起事件中，他将自己写的材料给了中国社科院一位很有声望的研究员。他说他对收到该研究员编撰的书中大部分拷贝和翻译康耐安所提供的材料—-而不给任何出处感到震惊。
发表论文的压力催生了代写的繁荣。武汉大学教授沈阳研究显示去年中国有10亿人民币花在学术论文上面，相比2007年翻了5倍。
一家提供这样服务的公司就是卢克谦的公司，在中国一所南方城市柳州。他的卢克学术服务中心号称是一个二，三十人的队伍，有研究生和教授，专业涵盖从计算机技术到军事。
卢是一个58岁的党员，客户通过因特网上的聊天软件联系他。大部分客户是高校的教授争取升职和学生寻求学位论文的帮助。有一次，一所高校同一个班的10 名学生集体向他请求帮助写论文，他说。
“自己独立去做每一件事情理论上可行，但是现实中要非常困难。每个人总需要一些帮助”卢说“这是我看待这项工作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在卖论文的生意中，存在欺骗。武汉大学的研究发现2007年买卖的论文中，超过七成是剽窃的。
去年早些时候，有网友发现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20篇论文存在剽窃。学校后来撤了他的行政职务但是允许他继续教学。
去年6月份，广州中医大学校长被指控其博士论文中40%剽窃于另外一篇论文。
三月份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报道了1997年的一篇医学论文在过去10年中被反复剽窃。报道称来自16家单位的25人从中抄袭，两名学生使用剽窃检测软件开展的调查将会有更多的医生名字曝光。
方是民，一名独立打假人，说他和他的志愿者每年曝光上百起案例，并公之于“新语丝”网站上。
“最普遍的是剽窃和夸大学术成果”方说。
这份英国学术期刊上撤销的论文来自中国东南井冈山大学的研究者。编辑正在检查来自其他高校的论文，并且说将会有更多的撤稿。记者试图电话或者电子邮件联系钟华和刘涛，他们是这些被撤稿的论文的主要作者，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在该大学接触其他研究人员也没有给出回应。
这份期刊，《晶体学报》E分卷发表对新晶体结构的发现，很多是来自中国正规的研究。
“中国的作者已经向《晶体学报》E分卷投递了数千份高质量的晶体结构，这是对科学的重要贡献”皮特·斯特里克兰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他是国际晶体学联合会的期刊执行主编，该联合会负责《晶体学报》E分卷。他说这是头一回在旗下期刊中发现伪造的论文。
苏迈德，一位俄勒冈大学中国科学政策专家说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努力实现科学系统的现代化而当时中国的科研问责制度和评估制度还相对薄弱。
中国试图找出现成的科研成果评价手段，仿照西方的行事方式而开始集中在高质量的论文发表，但是结果好坏参半，他说。
这个问题会损害这个国家成为全球科研领袖的雄心，苏迈德认为。
“我怀疑中国以外的学者会不太愿意和身处学术不端氛围下的中国同事合作”他说。
上个月中国教育部公布章程成立35人的监督委员会。在传真的问题回复中，它说会要求高校严厉查处此类事件。
饶毅，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对此持观望态度。
“政府部门乐意资助研究但是不愿意维持秩序”，他说，“权威机构不愿意当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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