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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爱国主义

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

2009年1月19日,两名反法西斯人士——律师 Stanislav Markelov和记者 Anastasia Baburova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于光天化日之下被谋杀,头部中弹而死。此次谋杀是民族主义组织“俄罗斯民族联合会”(RNU)的成员所为。以下是翻译Stanislav Markelov的绝笔文章《确诊爱国主义》。

确诊爱国主义

这个国家像吸毒一样迷上了爱国主义。政客们撒谎之前都会以爱国之名宣誓。每一个谄谀官方的马屁精,都会在把钱骗到手之前标榜他对国家的热爱。每一个垂涎红利的窃贼,都会自我剖白他是为了爱他的国家而盗走财富。

在如今的俄罗斯,想平步青云吗?先弯下腰说你臣服于爱国主义;想成为政治家吗(亲政府抑或反对派)?先舔过两头鹰的屁股并发誓你热爱所有帝国的图腾。

爱国主义已然成为这个国家衡量公民资格的准绳。 如果你不爱国,你就会被贬为贱民,被国家机器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地摧毁。 而如今的人们对此无动于衷,既然人人皆知感情是不宜公开的,那么一个人如何忍受要将对国家的爱公之于众呢,就像在大街上被迫展览你那寂寞激情痕迹依然湿润的内衣一样。 没人会多想一下,从所有意义来看,

爱国主义是愚妄!

个人情感只要保持私密就没有问题。我们热爱我们的家乡土地、我们的祖先和传统,这当然很好,不过,是何等白痴才会强迫大家以私人情感招摇过市呢? 毕竟,这种热爱只有在停留在一个人心里时才是真诚的,否则这不过是一场集体的爱国自慰狂欢。

想象一下如果国家理念是公开宣布热爱父母。 人们会把你当成彻头彻尾的白痴。强迫灌输的爱国主义与之并无不同。 谁也不应该钻进我们的大脑去检查我们对祖国有多爱。 爱谁和如何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相反,公众崇拜就鲜少有发自真心的。 对俄罗斯套娃油腻腻的爱很快就会反过来变成恶心,填鸭式的灌输将催生出一代痛恨爱国的人。 就像当年苏维埃政权拼命地向大家鼓吹他们的白痴口号,结果导致大家恨透了苏联一样。 如今甚至连实现共产主义的空头支票都没有了,我们只是被告知,人人都要盲目地热爱祖国并且忽略其他一切,这样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恐怕只有官方、寡头和黑手党会好起来吧。 因为

爱国主义是怯懦!

他们不去追问谁在贫穷和无法无天的1990年代像黑手党一样抢走所有公共财产,装满自己的钱包;不去追责谁以私有化的形式出卖了我们的未来、一夜之间掠夺了几代人呕心沥血积累出的所有商品,却反而提出我们应该不求回报地热爱政府。 他们所谓的公民爱国主义不是对祖国的热爱,而是对政府的热爱。 这无疑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即使面对弗拉索夫伪军屠戮自己民族的战争或黑色百人团所策划的种族屠杀,我们也只能一边注视着我们最新的国旗,一边惊讶地张大嘴、兴奋地说不出话。

从爱国者的角度看,对当局的成功我们必须表现出喜悦,对我们和我们父母被剥光的未来我们必须无条件放弃,供寡头或其他胖猫们大快朵颐。

你觉得这叫对祖国的爱吗? 在这种爱里,任何祖国都会很快消亡。我们越是陷入爱国主义的深渊,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就越大,富人的权力也就越肆无忌惮。

谁没有看到这一点,谁就自觉地变成了瞎子。 谁看到了,却继续高喊爱国主义,谁就是一个躲在政府强加的陈词滥调后面的懦夫。每一天,媒体都在不遗余力地向我们灌输必须成为爱国者这种观念。没错,政府除了要求我们爱国,别无他法,否则我们就会向政府索要一切。因为人民和官方从来不是一体,而是此消彼长,所以官方总是以侵吞人民的权力和财富来养肥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如今

爱国主义是背叛!

我们越叫嚣爱国主义和伟大帝国,我们国家的朋友就越少。由于天然气战争,我们甚至能与善待我们的最后一个共和国白俄罗斯也发生争执。 这是因为寡头们完全不在乎理想,他们一面赚着钱一面自得于他们用爱国主义鸦片掉包了所有人的财富。

我们就像一个十足的傻瓜,陷入了其他国家已经经历过的同样的陷阱。 一旦塞尔维亚人停止谈论南斯拉夫并提出大塞尔维亚的口号,所有人立刻转身远离他们。 即使他们一贯的盟友黑山都急忙逃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 一旦爱国主义在俄罗斯兴起,我们就开始瓦解成一块块民族飞地了,然后还傻瓜般地惊讶于为什么其他民族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将俄罗斯人赶出了他们的居住地。

爱国主义把民族主义的恶魔从禁锢中释放出来,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民族矛盾。 俄罗斯只会因此而变得更加虚弱,但是俄罗斯的资本家却为自己从战争和国际冲突中获利而沾沾自喜。

我国一直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现在我们被迫乖乖缩进各自的民族墙角去憎恨我们的邻居。

越爱国,人民就越孱弱。

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 高台上公开宣称的大国诉求很快就变成了街头的民族大屠杀,而昨天的共产主义无神论者举着蜡烛站在门廊上(俄文паперти是паперть的变格,意思是门廊,也专指基督教堂前的门廊,以此暗示无神论者变成了基督教徒——译者注),引发退回蒙昧主义和中世纪。

不要将此仅仅归结于官方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互相怨恨并且怒不可遏的是所有人,是未来已经被窃取了的所有人。 官方从中渔利,因为这种仇恨的发泄对象是贫穷的移民工人,而不是塞满“新俄罗斯人”、由窃贼开着的奔驰跑车。

我们的政府生怕奔驰跑车着火,因为他们自己就坐在里面。 对下一次种族大屠杀致哀、同时借此步步为营地收买人心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则是小菜一碟。

他们是临时工,他们的任务是赚钱没有够和权力不撒手。

他们把人民当作筹码,用爱国主义的毒药来换取自己的福祉和安全。 现如今对我们而言

爱国主义是死亡!

这可不是夸张。我们本可以热爱我们人民的成就、不朽的传统和我们的真实历史,然而这些全被所谓的“爱国”强行取代。就连官选的历史偶像也是被精挑细选出来为当局的不负责任和残忍站台的。

官选的历史偶像之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是一个曾经亲自血腥镇压反鞑靼人起义的刽子手、一个屡次在金帐汗国前屈服的软骨头、一个因犯下烧毁俄罗斯城市佩拉斯拉夫·扎雷斯斯基和他的故乡弗拉基米尔等累累罪行而不能葬于弗拉基米尔大教堂的大魔头,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国家最受尊敬的圣人。 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他曾打退过一次涅瓦河上的武装袭击吗?涅瓦河冲突几乎每年都发生,而他只打赢了拉多加湖上的一场战斗,其余时间全用在了伙同十字军镇压小民族的起义上。

更遑论,

野蛮的彼得一世:以其命名的沼泽新城,作为今天爱国的象征,是建造于农奴白骨之上;俄罗斯的传统信仰,成为今天爱国的图腾,早断绝于彼得强权之手。

血腥的尼古拉斯二世:其沙皇之路开始于霍迪卡广场一次超大规模的踩踏事故(尼古拉斯二世加冕仪式上的踩踏事故造成一千多人的死亡——译者注),加速于血腥星期天残忍枪杀请愿改良的忠君民众,断送于两次对外战败引发的两次革命。

这些美化过的英雄被用来飨赐我们,就好像俄罗斯历史上没有真正争取过真理和自由的战士一样。

爱国主义—-是鬼话编织的神话,毒丸制成的糖丸,用来喂给民众令他们安心。 有了爱国谵妄就可以改变一切,历史可以重写,现实可以美化,黑白可以颠倒。 只是瘾君子并不能活多久,同理,一个感染了爱国病的社会,注定会因爱国狂潮而走向可怕的崩溃和灭绝。

对于新俄罗斯人来说,民族自豪只对应一件事:通过开采地下原材料和奴役工厂工人来攫取超额利润。 这是唯一可见的民族瑰宝。

漂亮的糖纸包装——剩下来能掉包给人民的也就只有这个了。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吞下这些爱国鸦片,却同时让一帮新贵们吸走所有国家财产装满自己的腰包?漂亮的爱国主义糖纸之下隐藏着一种恐惧:害怕直面1990年代自由经济噩梦的事实、害怕追责那些陷人民于无能为力和贫穷状态的新贵。因为

爱国主义是恐惧!

将自己的孱弱无力隐藏在肆意张扬的爱国之下,就无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前者易而后者难。要承认(即使只是对自己),在1990年代我们得到的不是民主,而是羞辱和抢劫,直至今天他们(权力精英)仍未休止,甚至连一点面包屑也不留给我们。

爱国主义是掩盖我们无权无力的遮羞布,是隐藏我们懦弱胆小的假面具。 爱国主义为权势滔天者所用,他们利用族内崇拜洗脑了每个民族,让他们崇拜各自的统治者、窃国贼,以此让民族之间分崩离析。 爱国主义的洗脑让每个民族都觉得自己天下第一,乃至无暇注意到身后的烂摊子和预算被掏空造成的种种漏洞。 按照爱国者的观点,一个令老年人沦为赤贫、令靠自己劳动立足的年轻人没有未来的国家值得我们感到自豪;一个已经两极分化并固化成黄金精英阶层和社畜阶层,社畜阶层要像奴隶一样为精英阶层的繁荣贡献一切的社会也值得我们感到自豪。

新俄罗斯人在高雪维尔(法国著名滑雪旅游胜地,拥有2个六星酒店、11个五星酒店、和7个米其林餐厅——译者注)吃光喝光了我们的国家财富,却让我们用爱国的喜悦哭喊盛赞他们的权力。 在俄罗斯,权力和社会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且不可调和的观念。 权力自古以来都不是人民的权力 ——人民权力,即使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也只是勉强可以容忍的。 有爱国主义作为帮凶,他们就能胁迫我们去爱政府,而不是祖国。 然而,吃干抹净祖国的正是在豪华度假胜地和时尚餐厅中的他们。

许多人问:官方为什么开始迫害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很简单:

爱国主义是疾病!

那些深度洗脑因而感染了这种疾病的人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新纳粹主义者和种族屠杀者。爱国者和纳粹之间实际上没有区别。 前者只是在欺骗自己和他人,而后者则试图将这些疯狂的想法变为现实。

这些疯狂的想法 —— 它早已从国贼高高的演讲台上和新闻媒体的下水道里被一股脑塞进我们脑袋了 —— 其实国家并不需要谁去把它变成现实(比如反日游行上街砸车——译者注)。谁在这时候冲过去当国家机车的马前卒,谁就第一个被卷到国家的车轮底下。

催生新纳粹分子的就是俄罗斯政府自己:俄罗斯政府主导了民族仇恨进程,更确切地说,民族屠杀进程,目的就是以此引流所有社会抗议。 而政府直到这些民族主义者失控,才会发觉他们毫无用处乃至威胁统治。 于是忽然之间,这些被催生出来的新纳粹分子可能就会开始大谈特谈如何取得真正的帮助,如何因为被激怒而采取直接行动,以及如何被迫充当国家呼来喝去的狗奴。边缘化的纳粹分子们一步步发狂,官方除了把他们一网打尽也别无他法。 这就是主人打死疯狗的故事。

民族主义者们撕心裂肺地呐喊着从官方那里照搬来的宣传口号, 还真信了,不仅信了还企图把这些口号变成现实,因为他们骨子里就是这么愚蠢。有些人是装的,他们为了利益,贪欲和仕途而假装染了爱国病;另一些人则是真病了。 爱国病是致命的:民族主义者们要么最后自己失控,要么被官方抓起来逼到失控。不用想也知道寡头们会如何在狂欢中嘲笑民族主义者 —— 这些由他们一手催生出来的脑残。 毕竟

爱国主义不能认真!

只有一种真情实感的爱国主义,就是当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时。然而俄罗斯所庆祝的独立日仅仅是自己摆脱自己的统治 —— 从苏联独立成为俄罗斯。

没人占领过我们,整个九十年代,攫取权力的是寡头和黑手党。 这帮匪徒才不在乎自己什么国籍呢,他们只在乎他们的罪恶交易。 匪徒们悄无声息地瓜分了国家,给我们只留下了爱国主义 —— 当作某种安慰奖。

跨国公司才不在乎谁是什么国籍呢,他们蚕食鲸吞了我们的国家,再一次只把爱国主义丢掷给我们 —— 就像给狗扔块奖励的骨头。 而我们竟然要为此感到自豪,欢呼我们是完美的爱国者,并崇拜令我们无权无势一贫如洗的国家。 我们如何能与寡头、新贵和霸占民族居所的黑手党抗衡呢?这些从我们身上攫取利益的人是团结的,而我们却被迫彼此疏远相互斗争。

爱国主义从交战地区、国际冲突和相互仇恨中拆骨吸血而发展壮大。生活在难民社会里、饱尝民族仇恨和屈辱的滋味,仿佛成了无比正常的事。如果爱国主义成了蛊,还令如此多的人受苦,那它究竟有什么必要呢?

为什么在全世界备受尊崇的西欧诸国,会忌讳爱国主义灌输、会避免在其公民中激起民族排他意识呢?为什么美国就会被全世界讨厌呢?恐怕是因为每个美国公民也同样被强迫注射了爱国主义吧。当然了,顶着世界警察帽子、做着宇宙小偷行当的美国可以允许自己变得傲慢又爱国。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用自己养蛊这个白痴爱国主义呢?难道是为了广拉仇恨、贻笑大方吗?

爱国主义没有道理!

爱到癫狂了?闭上你的嘴到厕所里去疯狂示爱吧。明目张胆地公开做爱是暴露狂,是道德败坏,是寡廉鲜耻。明目张胆地公开示爱国家领导人、示爱国家,其不道德与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祖国这个理念不是由国家疆界、领土甚至血脉至亲的家乡来定义的。 祖国来自于每个人自己的理念,既然是自己私有的,就不该强加于他人。一个人私有的东西怎么能拿来上街游行和激情演说呢? 这就像挂个内衣当国旗一样。

一个人真热爱家乡就不会在街头巷尾高呼示爱,真爱国就不会拿爱国主义赌咒发誓,更不会强迫他人这样做、甚或将爱国主义标榜成国家教旨。 如果我们的国家理念被虚伪的爱国主义掉包,那就意味着某些人真的需要它,意味着有人试图利用它来偷偷攫取利益,这利益,往轻了说也是不怎么正当或者合法的。

唯一的问题是:喋喋不休的爱国主义是否真能软化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心甘情愿地被诱捕呢? 民族大谎能当饭吃吗?狗屎涂上爱国酱就成美味了吗? 我们别无选择:要么保持健康,要么你的大脑就得被疯狂的爱国瘟疫完全侵蚀,从此以后除了电视里井喷的带病精神鸦片和窃国贼们宣扬多么爱国的哭喊之外,你无法再听得进任何其他东西。

至诚之人不会成为爱国者,因为忠于内心与公开爱国不可调和。

睿智之人不会成为爱国者,因为一旦认同爱国口号就原地变身自欺欺人的傻瓜。

自重之人不会耽于爱国假象。有独立思考的人压根就看不上插入式爱国宣传。

这选择,取决于你!

俄文原文全文在此:https://dumskaya.net/post/patriotizm-kak-diagnoz/author/

(转载请注明“翻译by原子”)

 

美国黑奴解放简史

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

原文于2013年1月发表在新浪博客上。

 

美国虽然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其建国先贤们制订了一部杰出的宪法,但是从美国建国到南北战争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它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大大落后于欧洲。在废除奴隶制的问题上,它也比欧洲落后了几十年。

世界上第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是法国。131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世宣布,“法国代表自由”,因此任何人只要踏上法国土地,就是自由人。但是,后来的法国政府认为此项法令只适用于法国本土,而在海外殖民地仍然允许奴隶制的存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第一共和国于1794年通过了在所有法属殖民地废除奴隶制的法律,并于次年将废除奴隶制以“人权宣言”的形式写入宪法。拿破仑于1802年企图恢复海外殖民地的奴隶制,并派军队强制执行奴隶制的实施。结果造成了海地的革命和独立。这也间接导致了法国将路易斯安那法属领土卖给了美国。法国最终全面废除奴隶制,是1848年第二共和国成立之后。

英国则可以声称它从来就没有过奴隶制。1569年一个英国人从俄国买了一个奴隶,结果被法庭判决释放,因为“英国法律从来不承认奴隶制”。此认定又于1700年由 最高法官约翰·霍特释放一个抵达英国的奴隶时再次重申。1772年,一个非洲黑奴在被卖往牙买加的途中经过伦敦时逃跑了,被主人抓住后关在一艘船上。但是 他在逃跑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了基督教徒。他的基督教教友以他的名义向法庭诉讼,要求还他自由。伦敦最高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在判决这个案子时说:“奴隶制无法从道德或政治上找到任何根据,只能以明确的立法来规定其合法性;这种立法会在它的合理性、宜时性、宜地性都从我们记忆中消失之后很久,还保持其效力。它如此可憎,除了立法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持它。无论我的裁决会给当事人带来何种不便,我都无法说英国法律允许或批准它。因此这个黑人必须释放。”这个裁决在英国各海外殖民地都有巨大影响,直接导致了各殖民地里的废奴运动。

美国建国之始,黑奴的使用遍布全美。虽然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杰弗逊企图把反对奴隶制的语言加进去,但是被其它代表否决了。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北方的宾夕法尼亚州于1780年第一个解放了黑奴, 跟着北方其它各州也纷纷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在南方,由于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占据了经济上重要地位,黑奴成为了种植业的主要劳动力,奴隶制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1787年费城的立宪会议讨论制订宪法时,关于奴隶制的争议又成了一个焦点。参加立宪会议的55个代表中,25人自己就有黑奴。因此,对新宪法中是否允许奴隶制的存在,与会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北方代表提出的在全美彻底废止奴隶制的要求,无法获得南方代表的支持。南方州甚至威胁说如果宪法中禁止了奴隶制,他们就拒绝加入联邦。最后,北方代表不得不妥协,没有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但是通过交换条件为以后废除奴隶制埋下了伏笔。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授予国会权力在20年后(1808年)全面禁止国际奴隶贸易。

1787年,杰弗逊在大陆会议(美国国会的前身)提出在美国新拓领土全境禁止奴隶 制。此提案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杰弗逊又提出在以俄亥俄河为界的西北新拓领土禁止奴隶制。这个提案获得了通过,成为《西北条例》,又称《自由条例》。此条例将南方奴隶制限制在俄亥俄河之南,不仅限制了奴隶制的扩张,而且为以后美国接纳新州提供了先例(三十年后接纳密苏里州时是否允许该州有奴隶制的争议成了南北战争的诱因之一)。

1807年,杰弗逊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禁止进口奴隶法案》。这个法案于1808年生效,实现了20年前立宪会议中全面禁止国际奴隶贸易的承诺。同年(1807年),英国也通过了禁止海外奴隶贸易的法律,并动用皇家海军在全世界抓捕贩奴船。到这时,奴隶制的彻底废除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这时美国已经有大量自由黑人。他们是原奴隶主自动释放的。很多是奴隶主留下的遗嘱在他们死后释放的。最著名的是1791年罗伯特·卡特三世一次释放了450名黑奴。到南北战争爆发前,德拉维尔州92%的黑人已经获得了自由,马里兰州一半的黑人也是自由的。

1819年密苏里州申请加入联邦。在国会辩论接纳密苏里的时候,议员托尔马奇提出了后世称为《托尔马奇修正案》的提议,要求在新建立的密苏里州禁止蓄奴,并将所有奴隶的孩子在他们25岁之时还以自由。这个修正案如果通过,就会使密苏里州逐渐变为一个自由州。虽然众议院通过了《托尔马奇修正案》,但是参议院没有通过,最后密苏里成为了一个奴隶州。但是,奴隶制的问题因为这个争议成为了美国政治中的最大问题。废奴运动也从此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美国废奴运动有许多人物,包括著名黑人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武装斗争分子约翰·布朗、地下铁路的组织者哈莉特·塔布曼。这些人的故事,每个人都可以写一大篇。由于这些人的斗争,造成大量南方黑奴逃往北方,美国国会于1850年通过了《逃奴法》,强迫逃奴返回南方。《逃奴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剧了南方和北方的分裂,使北方更多的人加入了黑奴解放运动,最终导致了南北战争和林肯的《黑人解放宣言》。

南北战争的结束和美国宪法第13、 14、15条修正案的通过,给了黑人以自由。但是,黑人并没有真正获得平等的权利。虽然在联邦军队占领南方的时期,黑人地位基本上是和白人平等的,而且这个时期还有了黑人国会议员和黑人州长。但是由于黑人教育水平低,经济上不能独立,所以这种被施予的平等在联邦军队撤出之后很快就消失了。起先是在南方,然后是在全美国,黑人被隔离并受到歧视。他们不能和白人坐在一起吃饭,不能一起上学,不能一起比赛,甚至不能一起在军队里服役。18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的“隔离但平等”的判决,对黑人平等权利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从此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政策获得了宪法的保护,黑人被隔离了但并没有得到任何平等权利。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54年。这一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认定种族隔离的学校无法给黑人学生公平教育,因此学校必须进行种族混合。这一判决引发了南方各地大规模的黑人争取自己权益的运动,到1960年代达到了全国性的规模,并造就了马丁·路 德·金等新一代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金

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

原文于2013年2月发表在新浪博客。

美国的民权运动有许多领袖,从极端的主张武装斗争的马克姆·X到坐公车拒绝给白人让座的弱女子罗萨·帕克斯,各阶层各种主张的都有。但是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今天(1月15日)是美国联邦节日,马丁·路德·金日。我们这里放假一天。借此机会介绍一下马丁·路德·金的事迹。

马丁·路德·金1929年1月15日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亚特兰大市,就是那个在电影《乱世佳人》中被南北战争的战火烧掉的南方大都市。马丁·路德·金的外祖父是亚当·丹尼尔·威廉姆斯,一个埃比尼泽浸信会的牧师。威廉姆斯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亚特兰大分会的发起人。马丁·路德·金 的父亲,老马丁·路德·金,继承了岳父的职位也当了埃比尼泽浸信会的牧师。但是对马丁·路德·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父亲在大学时的同学,黑人教育家霍华德·瑟曼。

霍华德·瑟曼曾到世界各地传教。他在印度时拜访了甘地。他向甘地询问他应该给美国人带回什么忠告,甘地回答说,他的遗憾总是不能使非暴力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地接受。所以他希望美国黑人能让全世界知道非暴力运动也能成功。

马丁·路德·金在波士顿大学念书时,正好霍华德·瑟曼在那里教书。马丁·路德·金常常拜访霍华德·瑟曼。霍华德·瑟曼因而给马丁·路德·金很多指导。他把甘地的非暴力理念完全灌输给了马丁·路德·金,后者将甘地视为楷模。

1959年,马丁·路德·金自己也来到了印度,参观了甘地的出生地。他在访问后说:“自从来到印度,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觉得非暴力抵抗方法是被压迫人民为正义和 人类尊严而斗争的最有力武器。在真正的意义上说,圣雄甘地在他的生活中体现的普遍原则是宇宙中固有的道德结构,而这些原则正如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不可逃 避。”

1954年,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当了一名牧师。这年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朗诉教育委员 会”案的判决,裁决南方的“隔离但平等”的法律不能给黑人平等教育机会。这时候,南方各黑人组织都在为黑人争取平等权利、推翻南方种族隔离法律积极寻找突破口。1955年12月,蒙哥马利市黑人妇女罗萨·帕克斯因为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而被捕。这件事成为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导火索。马丁·路德·金领导了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抵制运动。抵制运动持续了385天,期间马丁·路德·金的家被炸弹炸过,他自己也曾被捕入狱。最后,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以地方法院裁 决公共汽车不能施行种族隔离而获得胜利。

1957年,马丁·路德·金和另几位黑人运动领袖一起创建了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以期集中黑人教会在民权运动中的威望于一个组织。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使得非暴力政治抗议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主流,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民权抗议活动。

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61年在乔治亚州奥尔巴尼市的抗议活动就失败了。1961年11月,奥尔巴尼市几千名市民组织了一系列广泛的抗议活动,企图推翻市内一切种族隔离政策。12月,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加入了抗议。他本来的计划是在奥尔巴尼市只停留一天然后就离 开。但是参加抗议后他同其它示威者一同被捕入狱。他拒绝了交付保释金而选择了待在监狱里,直到市政府做出了让步他才同意出狱。但是,据他说,他一离开奥尔巴尼市,市政府就违背了诺言。于是次年7月马丁·路德·金又回到了奥尔巴尼市领导了第二次抗议。这一次,他被判服刑45天或者付178美元罚金。他选择了 入狱。可是警长悄悄地付了他的罚金,把他放了。马丁·路德·金事后说:“我见证了黑人被踢下饭桌,被踢出教堂,被扔进监狱。今天我第一次见证黑人被踢出监 狱。”由于一年多的抗议活动未能收到任何有实效的结果,抗议者变得越来越暴力。为了避免抗议失去控制,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命令停止在奥尔巴尼市的抗议活动。这次失败,使得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的影响力大大减弱,而更激进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影响力相应增强。

从奥尔巴尼市抗议活动中吸取了教训,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于1963年4月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发动了新的一轮抗议活动。这次,马丁·路德·金要求抗议者们故意用非暴力但是抗争性的行 为强迫警察逮捕他们。他的目的是通过大规模逮捕造成的危机,迫使政府坐下来谈判。但是他的策略在开始并没有成功。组织的志愿者并没有成功地停止市内的正常活动,而且媒体也没有关注这次示威。这时,组织内另一领导人不顾马丁·路德·金的反对,把孩子们放到了示威的第一线。由孩子们领头的示威,立即吸引了全国媒体的注意。《新闻周刊》将这次抗议称为“儿童远征”。警察用高压水龙头和警犬攻击儿童的电视镜头在全国新闻上广播,立即将白人和黑人都团结了起来。最后,警察局长被迫辞职,很多种族隔离政策被改变。马丁·路德·金也因这次抗议的成功而名噪一时。

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又领导了很多黑人非暴力抗议活动。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遇刺身亡。消息传出后,美国很多城市都爆发了黑人暴乱。暴乱蔓延到了美国110多个城市,持续了5天。马丁·路德·金的死,让很多黑人觉得非暴力抗争的希望渺茫了,因此发生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2008年,美国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马丁·路德·金的梦,至少部分实现了。

约翰·布朗传奇的一生

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

原文于2013年2月发表在新浪博客上。现在已被新浪屏蔽,重新发表在此。

美国废奴运动中曾有过很多杰出的领袖。其中最传奇的是约翰·布朗。约翰·布朗是废奴主义者中最激烈的分子。他认为武装起义是推翻美国奴隶制度的唯一出路。他领导的武装,曾在争夺堪萨斯领域的战斗中大放光芒,多次击败支持奴隶制的武装,为后来堪萨斯公民投票以自由州加入联邦打下了基础。1859年约翰·布朗在弗吉尼亚州领导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被处以绞刑。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约翰·布朗之死直接证明了南北之间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美国的南北战争。战争中北方军队都是高唱着《约翰·布朗之歌》走向战场的(此歌传到中国后被翻译成了《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约翰·布朗1800年5月9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托灵屯镇 。 他是欧文·布朗和鲁思·米尔斯的第四个儿子。1805年,布朗全家搬到了俄亥俄州的哈德森镇,在镇上开了一家制革厂。制革厂收的学徒工中,有一个叫杰西·格兰特,是几十年后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将军及未来美国总统尤利塞斯·S·格兰特的父亲。

约翰·布朗16岁时离开了家人,去马萨诸塞州的普兰菲尔德市去参加了一个牧师预备课程。 此后不久,又去了康涅狄格州的莫里斯学院 。他本来的愿望是成为一个公理会牧师。但是因为钱花完了,又患了眼炎,他只好返回哈德森镇,回到父亲的制革厂工作。很快他就和哥哥一起在另一个城市开办了自己的制革厂。

1820年,约翰·布朗和拉斯克·黛安德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约翰,于13个月后出生。1825年,布朗和家人搬到宾夕法尼亚州新里士满 。他在那里买了200英亩(81公顷)的土地,开办了一个制革厂。在一年之内制革厂就雇用了15名工人。 布朗同时还经营养牛和丈量土地的生意。他在当地资助建立了一个邮局和一所学校。

1831年,他的一个儿子死后,布朗也病倒了。他的生意开始受到影响,积累起了巨额的债务。 1832年夏天,一个刚出生的儿子去世后不久,他的妻子黛安德跟着去世。 1833年6月14日,布朗和16岁的玛丽·安·戴结婚。他和玛丽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他和黛安德生了七个孩子。

1836年,布朗全家搬到俄亥俄州富兰克林米尔斯 (现在被称为肯特)。 布朗用借来的钱购买土地,和别人合伙又建了一个制革厂。当时在俄亥俄州借钱经商是一种时髦,布朗也未能摆脱这种风气。因此在1839年的经济危机中布朗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当他因债务而失去一个农场时,他采用了抗争的手段企图阻止新的东家进入农场,结果被捕入狱。随着债务越来越高,他不断地变换经营的业务,企图东山再起,但是都没有成功。他在进入政治之前的最后一个业务,培育绵羊品种,终于使得他获得了相当的声望。很快他被公认为绵羊品种和羊毛的专家,被邀请到各地农场去讲课。布朗关于羊毛的意见被引用在当地的农业杂志上。

1842年9月28日,布朗被一家联邦法院宣告破产。 1843年,他的四个孩子死于痢疾。这是他在加入反抗奴隶制斗争之前最悲哀的一年。

布朗由于绵羊和羊毛业务的关系,需要到各地农场旅行,因此接触了很多坚决反对奴隶制的人物。和这些人的讨论对他影响很大。1837年,废奴主义者记者以利亚·P·洛夫乔伊在伊利诺州被支持奴隶制的人谋杀。布朗得知后公开发誓:“在这里,在上帝面前,在这些见证者面前,从我一生的这时起,我将我的生命献给废除奴隶制度的伟大事业!”

1846年,布朗搬到了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一个在思想上非常进步的城市。布朗和生意伙伴帕金斯设置了一个羊毛佣金操作,代表在康涅狄格河流域的羊毛种植者,来对抗本地区的羊毛生产商利益。斯普林菲尔德的商业精英不愿意改变过去的成功模式:以出售大批低价格低质量的羊毛而获取高利润。最初,布朗天真地信任了斯普林菲尔德的羊毛厂商。但他很快就发现,那些厂商不择手段也要维持其对价格的控制。同时,在斯普林菲尔德的郊区,康涅狄格河谷生产羊毛的无组织的农民,也不愿为满足更高的标准而改变自己的落后生产方式。要知道,这时期美国在各方面都比欧洲落后不少,包括羊毛生产技术。布朗企图通过与欧洲制造商联盟的方式来提高羊毛价格。布朗前往英国寻找销售羊毛的渠道。他没找到销售渠道,却因此亏损了40,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帕金斯担负了这笔费用的绝大部分。1849年底,帕金斯和布朗羊毛佣金操作关闭。随后的诉讼又继续缠绵了好几年。布朗总是站在弱小的一方向强势的一方做抗争,使得他在商业上一再失败。不过布朗和帕金斯仍然保持了好朋友的关系。两人的商业合作直到1854年布朗完全投入解放黑奴斗争之后才结束。

在斯普林菲尔德的这几年里,布朗在商业上没有很成功,却完成了从商人到革命者的转变。斯普林菲尔德的白人阶层从上到下都是强烈反对奴隶制的。从它最有影响的教会、最富有的商人,到选出的从政人士,及当地的报纸,都积极参与到了废奴运动之中。这个城市里的黑人创立了一个以反对奴隶制为宗旨的自由教堂-今天称为圣约翰公理教会。这个教堂在此后几年中成为了废奴运动者进行宣传的重要讲台。所有的主要废奴主义者都曾来到这个教堂演讲。布朗搬到斯普林菲尔德后立即加入了自由教堂。在这里他结识了废奴运动的其它几位领袖,包括前奴隶弗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女权运动领导人、前奴隶索杰纳·楚斯。正因为布朗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斯普林菲尔德很快成为了美国废奴运动的中心,也成为地下铁路最安全、最重要的一站。约翰·布朗当年用过的圣经今天仍然陈列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圣约翰公理教会。

由于地下铁路成功帮助大量黑奴向北方逃亡,18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逃奴法案》,规定各地政府有责任将逃奴捉拿并送交给奴隶主。针对这个法案,约翰·布朗组织了名叫“吉列团”的民兵组织,用武力保护逃亡到斯普林菲尔德的黑奴。这个名字取自圣经里面的吉列山,据说是以色列人抵抗外来侵略的地方。由于吉列团民兵的保护,逃到斯普林菲尔德的黑奴没有一人被抓回去。

布朗在斯普林菲尔德的这几年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很多支持废奴的商人。正是由于来自于这些商人源源不断的捐款,为他后来组织废奴武装准备了财政基础。可以说,布朗后来在军事上的胜利很重要的贡献来自于这些商人。

美国内战一种说法是并非始于1861年南卡州的桑普特城堡,而是始于1856年的堪萨斯领域。堪萨斯州现在位于美国本土的正中央,但是在1855年前后没成为州时还是美国的西部领域。当时美国法律规定,一个新州加入联邦时,需要由当地居民的全民投票来决定那个州是否允许奴隶制。本来堪萨斯领域的大部分新移民都是反对奴隶制的,投票结果并没有悬念。但是南方各州害怕如果自由州的个数增加了,会增强在全美国废奴的呼声。于是南方各州派人占领堪萨斯领域,并将原本反对奴隶制的移民用武力赶走,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改变全民公投的结果。布朗几个成年儿子的家早已定居在了堪萨斯。他们写信来给布朗说堪萨斯的居民根本无法阻止南方民兵的入侵,要求布朗带人来援助。

约翰·布朗带人来到堪萨斯时,堪萨斯领域一片混乱。当时的领域正式政府是支持奴隶制的,但是反对奴隶制的居民选举出了一个“非法”的议会。反奴隶制的力量集中在一个叫劳伦斯的小镇,镇上有一家旅店叫“自由旅店”。1856年4月23日,一位名叫琼斯的郡治安官到劳伦斯镇上试图抓捕反奴隶制的非法议员,被镇上的居民开枪打伤并赶出了镇子。5月11日,一位联邦执行官裁定劳伦斯镇居民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根据此项裁决,郡治安官琼斯聚集了800名南方武装人员去劳伦斯镇解除当地居民的武装并拆毁自由旅店。

1856年5月21日,琼斯率领的武装队伍在镇外军队的掩护下开进了劳伦斯镇。武装队伍举了两面旗帜,一面是星条旗,另一面是写着“南方权力”大字的红旗。他们没有遭遇任何抵抗。进入劳伦斯镇后,他们先捣毁了两家印报纸的办公室,砸毁了印刷机,然后开始破坏自由旅店。他们先用带来的加农炮向旅店轰了一炮。炮弹打偏了。然后他们排队向旅店开了50多枪。子弹打到墙上,墙还是纹丝不动。接着,他们在旅店里放置了几颗炸弹,引爆后旅店仍是岿然不动。最后,他们点起了火,烧了一阵,旅店的房顶终于塌下来。摧毁了旅店之后,武装队在镇里抢掠一番,又点着了一个人家的房屋才离开。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人死亡,一名南方武装人员在放火时被掉下来的一块砖头砸死。

劳伦斯之劫在媒体引起强烈反响。南方媒体欢呼这是支持奴隶制力量的大胜利,而北方大多数人则对南方武装力量破坏规则表示愤慨。对反对奴隶制的人们来说,这次的南方行动更是火上浇油。这时候,布朗声称他和家人有确切情报南方武装将对他们的家进行袭击。于是在1856年5月24日夜晚,布朗带四个儿子和另外几个人偷袭了一个在波特瓦托米河岸的南方定居点。布朗的人抓住了五个南方人,把他们用长剑刺死。

布朗的行动立即遭到了南方力量的反击。一只由亨利·佩特上尉率领的密苏里民兵,抓获了布朗的两个儿子,小约翰和杰森,并烧毁了布朗的家。6月2日,佩特带领他的人围攻一个叫帕尔米拉的村子,里面恰好是布朗带着他手下的9个人,再加上当地的20个民兵在防卫。这次战斗布朗大获全胜,活捉了佩特和他手下22人。布朗将这些俘虏押到自己的营地,搜集了营地的所有粮食才足够给这些俘虏吃一顿饭。之后,布朗强迫佩特签了一个和约,承诺把布朗的两个儿子释放回来。然后,布朗将这些俘虏交还给了南方力量。可是,布朗的两个儿子并没有被如约释放。布朗因此而大怒。

1856年8月,约翰·里德少将率领了密苏里一个团大约三百多人越过边境进入堪萨斯领域。他们的意图是扫荡并摧毁堪萨斯境内反对奴隶制的定居点。8月30日清晨,这支队伍在奥萨瓦托米村外遭遇了布朗的另一个儿子弗德里克和他的同伴大卫·加里森,将二人击毙。布朗带领手下38人出村埋伏在路旁,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伏击。里德在遭受到死20人、伤40人的损失之后,命令自己的部队下马冲进布朗埋伏的树林中。布朗的人只是在撤退时被打死一人,被俘四人。布朗撤到远处的树林隐藏起来,眼看着密苏里军队将奥萨瓦托米村烧为白地。

这场战斗虽然名义上是布朗的败仗,他并未能保护住奥萨瓦托米村,但是布朗敢于以少击多的勇敢精神,成了废奴运动的一个榜样。布朗获得了“奥萨瓦托米村布朗”的称号。还有人编了一幕话剧,就叫“奥萨瓦托米村布朗”,到处宣传布朗的事迹。

9月初,布朗回到劳伦斯镇,和其它废奴主义者一起商讨下一步的军事计划。这时,一支超过2700人的密苏里武装越过边境进入了堪萨斯。9月14日,这支武装抵达了劳伦斯,并与废奴武装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大战一触即发。布朗和其它领导人在劳伦斯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工作。

堪萨斯的新任州长下令双方武装立即解散,并对双方战斗人员发布了赦免令。一场大战被避免了。布朗的两个儿子也被释放回来。借着这个暂时和平的空隙,布朗带着三个儿子回到东部为废奴武装募捐筹款。

之后的两年,布朗在筹款的同时,也在囤积武器及训练士兵。他雇了一个参加过远征意大利的英国人福布斯作训练教官,并编了士兵训练手册。同时他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计划。

堪萨斯在经过多次反复之后,终于在1858年10月由公民投票通过了一个自由的州宪法。至此,堪萨斯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已成定局。虽然内战爆发之后在堪萨斯和密苏里边界仍会有成规模的战斗,堪萨斯已经不是废奴运动的主战场了。布朗意识到,废奴运动要成功,就必须把战争引向奴隶州。为此他在福布斯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布朗的计划是到南方州用武器把黑奴武装起来,然后让解放了的黑奴向南推进,去解放更多的黑奴并提供武装。在他的想象中,这个过程并不需要很多暴力。黑奴手中的武器只是用来自卫,而只要这个过程滚雪球般扩大,南方各州就会被剥夺它们手中的黑奴,其经济就会崩溃,而导致奴隶制的彻底失败。虽然布朗手中已经有了200支步枪和1000支长矛,他认为这远远不够。因此他的武装起义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一个军火库。不过在这之前,他需要先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做好准备。

1858年5月,布朗和儿子欧文带着手下十几个人来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查塔姆镇。这个个小镇是地下铁路的终点站,镇上三分之一的人口是逃亡的黑奴。在这里,布朗见到了地下铁路的领导人海丽特·塔布曼和其它废奴主义者。5月8日,一个立宪会议在这里开幕。布朗为他将要去解放的南方州起草了一份《临时宪法》。与会代表都在《临时宪法》上签了字。布朗被任命为废奴武装的总指挥,同时大会也任命了临时总统、副总统和其它内阁成员。在会上,布朗向其它代表透露了他的弗吉尼亚计划。

由于英国教官福布斯的泄密,布朗不得不推迟这个计划。福布斯由于还没有领到工资,和布朗产生了矛盾,把布朗的计划告诉了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威尔逊。布朗的追随者们要求立即执行计划,可是资助这次行动的商人由于害怕自己的名字被暴露,要求布朗推迟。因为没有商人的资助这个计划无法执行,布朗决定去堪萨斯打一仗转移视线。

1858年6月,布朗回到了堪萨斯。此后六个月里,他参加了蒙哥马利领导的自由武装,以堪萨斯为基地,进入密苏里打击支持奴隶制的力量。12月20日,布朗带领自己的人独自进入密苏里进行了一次袭击。这次袭击他们解放了11名黑奴,抓获了两名白人,并抢夺了大量马匹和马车。次年1月,他长途护送这11名黑奴通过底特律到了加拿大。

1859年5月,布朗回到了马萨诸塞州。在那里他先给了一个关于废奴的演讲,听众席中有多位废奴运动的领袖。然后他和执行弗吉尼亚计划的人重新接上了头。6月底他最后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家。7月3日,布朗来到弗吉尼亚州的哈泼斯渡口,等待手下志愿兵的到来。布朗的计划中要有一支4500人的武装,但是实际到达的人数只21人,其中12人是他在堪萨斯的老部下。有的人是因为没有联系上,有的人是因为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能成功。

最著名的黑人废奴领袖弗德里克·道格拉斯很早就知道布朗的这个计划。他极力阻止了很多黑人来参加这个计划。8月底,布朗专门去宾夕法尼亚州见道格拉斯。道格拉斯企图劝说布朗放弃这个计划,而布朗则希望道格拉斯带领他的人加入。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

1859年10月16日凌晨,布朗留下三个人作后卫,自己带领剩下的18人对哈泼斯渡口的联邦军火库发动了攻击。开始时一切很顺利。布朗进入哈泼斯渡口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军火库只有一个守夜人,被布朗的人轻易夺取。然后他们把镇上的居民集中起来作人质,并派人通知当地的奴隶他们已经被解放了。可是,解放的奴隶还没来,却来了一列火车。车上的列车员,一个黑人,试图警告乘客有劫匪,被布朗的手下开枪打死。这名黑人成为布朗解放黑人起义的第一个牺牲者。不知什么原因,在打死这名黑人之后,布朗允许火车继续驶出了镇子。列车长在火车驶出后向巴尔的摩发了电报报告武装废奴者占领了哈泼斯渡口。

这时候,哈泼斯当地的民兵占据了镇外的制高点,将布朗的人压制在军火库附近。布朗的人还击并打伤了一些民兵。中午,一个团的民兵从布朗的人手中夺回了大桥,切断了布朗唯一的退路。布朗命令手下带着人质退守到军火库入口处的一座砖房里。双方激烈地交火。期间布朗曾派自己儿子华生和另一名手下举着白旗出去谈判,但是两人都被对方开枪打死。另一个儿子奥利弗中弹后疼痛难忍,求布朗将他打死,布朗说:“你死也要死得像个男人。”奥利弗几分钟后死去。

布朗的人在砖房里坚守了两天。18日上午,砖房被由罗伯特·E·李上校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团包围。这个罗伯特·E·李就是后来南北战争中南方军队的总司令。在李的指挥下,陆战队用大锤砸开大门,冲进了砖房。布朗身中数弹而被捕。布朗手下的22人中,10人阵亡,包括布朗的两个儿子,7人被俘。只有5人逃了出去,其中包括布朗的儿子欧文。被俘的7人中,6人被处以绞刑,只有黑奴战士吉尔伯特被释放。逃出去的5人中,有两人后来死于南北战争。

布朗被俘后,弗吉尼亚州指控他三项罪名:1、谋杀罪,杀死四名白人和一名黑人;2、与奴隶密谋造反罪;3、叛乱罪。很多著名律师都来弗吉尼亚为布朗辩护。最后辩护陈述由来自克利夫兰的北方律师格力兹伍德于10月31日作出。他的辩护包括:1、布朗本人并没有参与杀人;2、奴隶并没有参加到起义中,证明政府所谓“与奴隶密谋”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3、布朗并非弗吉尼亚州的居民,从未宣誓效忠弗吉尼亚,因此叛乱罪也是无稽之谈。

11月2日,经过45分钟的讨论,陪审团一致裁定布朗三项罪名全成立。绞刑执行日期定在12月2日。为了防止布朗的支持者们劫狱,州长派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士官来看守布朗,其中包括后来南北战争中著名的南方将军“石墙”杰克逊。很多人曾试图营救布朗。其中一名叫塞勒斯·索勒的废奴主义者成功地混入了监狱成为一名看守。他想偷偷把布朗放了,被布朗拒绝掉。布朗这时已经下了决心为废奴运动做一名烈士。塞勒斯后来加入了联邦军队在南北战争中一直升到上尉。战后因为在科罗拉多州拒绝上级下的屠杀印第安人的命令,并在法庭上作证,被上级派人暗杀。

另一个试图营救布朗的是法国大文豪雨果。雨果在大洋两岸的各大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请求弗吉尼亚州的州长赦免布朗。在这封公开信中,雨果说杀死布朗在政治上将是无法改正的原罪,在道义上意味着人类之光被熄灭,并预言如果布朗被执行了死刑,美国将陷入内战。

约翰·布朗之死,对南方来说是一场刚开始的噩梦。南方从此加紧武装备战,扩大民兵的规模,为后来的南方军队打下了基础。对北方来说,布朗之死堵死了一切和平解决奴隶制的道路,一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同时,布朗也成为了废奴运动的一面旗帜。

《约翰·布朗之歌》,据说最初是几个联邦军队士兵自己编唱的。后来传遍了整个联邦军队,几乎成了联邦军队的军歌。联邦士兵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战场的。约翰·布朗的名字,也从此成为不朽。

集文人、剑客、武将、权臣于一体的20世纪中国最传奇人物

2019年10月5日星期六
如果说林彪是毛的韩信,那么周就是毛的张良。两人的经历也很类似于韩信和张良。韩信和林彪一样,功劳在于千里征战,统帅千军万马为主子打下江山,之后兔死狗烹,因谋反罪名被杀。周则和张良差不多,之前曾追随过不同的主人,做过剑侠,当过刺客,最后乖乖辅佐真命天子,得以善终。相比之下,周的一生比张良更富有传奇性,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远大于张良。
周在五四运动时只是一个年轻的学生,是众多奋起的学子中的一员,也许可以算是历史大浪中的一个比较靠前的水滴。当时他因为带领南开大学学生闹事被捕入狱并被学校开除,从此改写了中国历史。因为他无法在南开继续念下去,决定赴欧留学。当时留欧的中国学生,都要自己打工挣路费学费,即所谓的勤工俭学。当然大多数人到了欧洲,只有勤工,早扔了俭学,个个都跑去搞政治去了。周其实是拿了一份严修奖学金(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所以基本不用打工。他在欧洲很快建立了在华人留学生中的领袖地位,并在1921年在巴黎由张申府介绍入党(张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后因与张太雷的矛盾退党,被中共视为叛徒,49年后专注于学术研究,是最早将罗素数理哲学翻译介绍到国内的人,早年与罗素有学术交往,罗素本人曾向中共打听张的下落)。同时他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聂荣臻、邓小平联系上。据说当时17岁的邓在周当编辑的《赤光》杂志社打杂,操作油印机印刊物之类杂事,算是周邓第一次合作吧。虽然周在南开时和陈独秀、李大钊有联系,而陈李二人都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是周本人当时并没和共产国际有直接联系。周到了欧洲之后才和共产国际直接联系。周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第一件事,就是介绍朱德和聂荣臻这些后来对中共发展至关重要的人入党。周当时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在中共三大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决定国共合作时,创立国民党欧洲支部,为后来在国民党里埋伏大量共党做好了准备。
黄埔军校成立时,孙中山任命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张申府为副主任。在张的推荐下,周从欧洲回国接任了张的副主任职务,并很快被升为政治部主任。此时周成为中共在国民党内职务最高的成员。当时的黄埔军校和国军编制都是仿照苏军建立的,除了军事长官还有政委。因周是政治部主任,又在两次东征打陈炯明时表现出色被任命为第一军政委,他利用权利在国军第一军中秘密安插了大量共党政治官员(此举违反了国共合作协议),为后来的南昌起义埋下了伏笔。中山舰事件后,蒋开始清洗黄埔军校中的共党,周被解除职务。

周显然学习能力很强,在黄埔军校做政治部主任不到两年,完成了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不仅在两次东征中表现出色,而且之后也是红军时期少有的会打仗的中共领导人。1926年北伐军逼近上海,中共(其实是共产国际)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周被派到上海协调上海工人的军事行动。在第二次起义又失败之后,1927年2月第三次起义终于成功,上海成立苏维埃式政权。国内史料夸大了周在三次起义中的作用(当然也对后来412大屠杀的起因没有任何探讨)。须知当时上海不仅有中共中央大部分领导包括陈独秀,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和军事顾问。所以周虽然很重要但是他当时在中共里的地位还不是举足轻重。第三次起义是在孙传芳被北伐军一败江西,二败浙江的大背景下成功的,而不是上海工人孤军奋战的结果。可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也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的反共倾向,盲目相信自己的力量,对抗白崇禧率领的北伐军接管上海的企图。当白崇禧下令缴械工人纠察队时,上海总工会决定抗争,白崇禧无情镇压,就是4.12大屠杀,国共分裂彻底公开。此后就是漫长的白色恐怖,促成了周从武将到剑客的转变。

若有军权在手,谁甘愿只做个剑客。周走之前还要再做一次武将,就是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政治领导人是李立三,军事指挥是叶挺贺龙。周仍然只是辅助角色。起义从军事角度看是一次彻底失败。周在行动中染上疟疾,失败后被送往香港治病。之后的中央全会上,缺席的周成了南昌起义失败的替罪羊,从中央委员降到了候补委员。此时恐怕是周一生中最失意的时候。

1928年周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大上周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中国现状并不具备全面革命的条件,并提出朱毛的井冈山模式才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六大基本上接受了周的这个观点。向忠发被选为中共总书记,但是很快发现向的能力不行,所以中共的实际领导人是周和支持周的李立三。

这时中共史上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1930-31年在一系列红军失败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开始批评“左倾冒动主义”。本来是一体的周和李立三开始分裂,左倾冒动变成了“立三路线”。虽然周是实际执行者,他的错误只是没有抵制立三路线,做了检讨。李立三和瞿秋白被撤职,周不降反升,成为中共实际领导人。

此时周的重点已经不在军事上了,而转到了地下工作。周于1929年初回到上海接管中央特科。特科是中共针对白色恐怖的对策,特科下分四科,一科总务,负责各种合法公开活动掩护地下工作,二科情报,负责发展国民党内线,三科行动,又名红队,专门进行刺杀,四科交通,后改名通讯科,负责水陆交通和无线电通讯。周手下实际负责特科的有两人,顾顺章和向忠发。后来这两人都成了叛徒。

周天生就是做情报工作的。他纪律性极强,一丝不苟,从不出意外。他和邓颖超的居处至少一月换一次,从来没有超过两人知道他在哪里,而且绝不在早7点到晚7点之间与人会面,也从不坐公交车。他对情报有超常的敏感,而且不知从哪里学了先进的情报手段。当时上海中央和苏区的联络是通过无线电通讯。当时中国各军阀仍在用传统替码加密。中共在香港的秘密电台被港英当局破获之后,周认识到这种简单加密法的致命问题,于是采用了算式生成秘钥的加密法,他称为“豪密”(周的化名是伍豪),自此中共的无线电通讯再也没有被对方破解过。国内的人至今认为豪密是周自己的发明。

与周相比,他的两个手下顾顺章和向忠发就差远了。这两人都是产业工人出身,是共产国际最看重的领导人(像周、毛及之前的陈独秀、瞿秋白都是小资,共产国际认为他们不可靠)。顾有一身好武艺,以前走过江湖,能杀人于无形。所以第一任红队队长是顾顺章。1931年3月顾护送张国焘从上海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跑到汉口以魔术师化广奇的身份表演魔术。此时1月被捕叛变的原江苏省委尤崇新正四处寻找地下党以求立功正好来到汉口,看到了顾顺章。尤崇新见过顾而且知道顾的这个魔术师公开身份。顾立即被捕,旋即叛变。因为顾在特科红队的身份,他的叛变给特科带来毁灭性打击。此时周之前在中统埋下的一颗暗棋钱壮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顾认为自己很重要,要求亲见蒋介石才能给出所有情报。武汉当局向中统头子徐恩曾请示,密电被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截获并抢先破译,派人送给上海的聂荣臻。周因此逃过一劫。钱壮飞后来死在长征途中,死因不明。

蒋根据顾供出的情报进行大搜捕,本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的原则大开杀戒。据说这次有一千多共党及同情分子遭逮捕处决,死亡人数仅次于412大屠杀。周决定对顾进行报复,指挥红队出动将顾全家灭门,杀死了顾的全家及当时在顾家的所有其它人共19人,据说还包括红队中的战友。只有顾的三岁女儿和二岁侄子免遭毒手。顾的反报复是到南京监狱中指认恽代英和蔡和森,导致两人被处决。顾自己也没活多长。1934年顾企图组织新共产党被蒋介石枪毙。

此次大搜捕中一个没逃出去的人就是向忠发。向忠发本来是可以逃出去的,但他决定离开上海前到情妇那里过一夜,被密探发现被捕。向并没有立即叛变,但是在酷刑折磨下最终还是屈服了,一点点把所知情报都说了出来。中统在把所有能榨出来的情报都榨出来之后,把向忠发处决了。向的叛变使得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雪上加霜。中央机关全部转移到江西苏区。

周到达苏区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肃反的烂摊子。肃反到底是如何开始的,为什么会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史书从来都是语焉不详。虽然毛在客观上通过肃反巩固了他在江西苏区第一人的地位,这个锅还真不是毛的。肃反在所有苏区都轰轰烈烈地展开,杀了不少人,按萧克的说法是我们自己杀的红军比国民党杀的还多。一说肃反总共杀了10万红军。这应该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结合造成的。国际大气候就是斯大林在苏联搞的肃反,杀了一多半苏军军官,导致二战爆发时苏军没有可用的军官。国内小气候,就是周在上海由于地下组织被国民党不断渗入,所以主持党务时总把肃反当成第一任务。这在上海也许是对的,但是在苏区就坏处远大于好处了。所以这个锅本应是周来背的,但是他没有背到。周到达苏区后,肃反已经整得怨声载道了,周立即着手纠正“肃反扩大化”,受到了红军官兵的一致欢迎。周的地位一跃而成苏区第一人。1931年12月周取代毛成为红军一方面军政委,项英取代毛被任命为一方面军总书记。1932年的平都会议完全把毛排除在红军指挥系统之外,只给毛留了个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个有名无实的职务。诡异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周一再为毛说好话,赞扬毛的游击战争方略,而红军其它将领,包括刘伯承、林彪、彭德怀,则完全不听周为毛的辩护,把毛拉下来,把周推了上去。这些人后来都被毛一一整下去,唯独周一直不倒,原因也许就在此。

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都是周指挥的,一胜一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周指挥了突围战役,即著名的突破四道封锁线。这时周作为情报官员的出色与作为武将的死板与决绝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周通过情报分析决定从陈济棠部突围。周的目标是不作战而悄悄逸出。他派潘汉年和陈济棠谈判,陈同意给红军让路。周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连红军高级指挥官员,包括毛都不知道何时何地突围,也不知道谁走谁留。红军悄悄穿过了三条封锁线,在第四条遇到了蒋介石嫡系部队。这时周表现了异于常人的冷血和果断,命令红军不惜代价强攻。8万多红军锐减至3万人。突围之后红军由于巨大损失士气低落,而周是少数仍然保持冷静的指挥官。

长征路上,中央多次开会,最后决定五次反围剿的锅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博古和李德来背,两人被撤销领导职务,而周的位置没动,继续维持党内第一人的地位。周则支持毛回到权利中心。遵义会议确定了周为主,毛为辅的中央领导结构。这个安排一直到了延安之后才变为毛为主,周第二。周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几朝不倒,到了毛可以说是第六朝了。长征之后,周完全交出了军权,完成了最后一次转变,从此独执相印,稳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几十年。

20世纪最成功的三重间谍史沫特莱

2019年10月4日星期五
对中国现代史影响巨大的一个外国人是史沫特莱。我们从国内的宣传中知道她是美国女记者,很早就去了延安,“同情”中国革命,是少数几个美国友人之一。但是多数人对她的人生经历并不清楚。
史沫特莱出生于1892年密苏里。1901年她9岁时全家搬到科罗拉多州,令她有机会目击1902年到1903年的美国矿工大罢工。18岁时她母亲去世,史沫特莱成为一个推销员,到处旅行推销产品。一年后因不适应沉重的工作压力而住进了一家疗养院。出院后1911年她到亚利桑那州一家师范学院就学,在那里认识了美国社会党人布伦丁兄妹。1912年布伦丁兄妹搬到旧金山,史沫特莱跟去并与哥哥布伦丁结婚。四年后史沫特莱和布伦丁离婚,与妹妹布伦丁搬到了纽约。
史沫特莱在纽约结识了一群印度和孟加拉独立分子。一战期间,这些独立分子认为是印度独立的好时机,并与战争的一方德国建立了联系。史沫特莱通过这些联系成为德国间谍,拿德国经费在美国为印度独立运动工作。德国在一战中两面作战,一边和俄国对抗,另一边是英法。在正面战场上吃力的德国想出了盘外招。德国对付俄国的办法是送旅居德国的共产党人列宁回俄国发动10月革命。这个策略获得完全成功,列宁10月革命成功后立刻和德国单独媾和,退出了一战。对付英法就没有那么成功。德国的办法是鼓动印度独立,在美国造成了著名的印德阴谋案。由于美国政府的追捕,印度独立领导人纷纷逃往墨西哥。此时史沫特莱就成了在美国推动印度独立的一个重要棋子。1918年史沫特莱被捕,美国政府指控她是德国间谍。她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花了一年半时间迫使美国政府撤销这些指控,并在出狱后帮助其它在印德阴谋案中被起诉的印独领导人打官司。
德国战败后史沫特莱移居到德国,在那里认识了印共领袖维连德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通过他和共产国际搭上了线。1928年史沫特莱移居上海,在那里成为苏联特务头子理查·佐尔格的情妇,结识了尾崎秀实(一说她同时是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情妇)。史沫特莱将尾崎秀实介绍给佐尔格,此举帮苏联发展了二战中作用最大的间谍。尾崎秀实后来加入了近卫文麿首相的智囊团,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中可以接触到日本最高层的情报,并在担任满铁调查部职务时打探关东军情报。佐尔格间谍案爆发后,尾崎秀实被捕,于1944年处绞刑。
1936年9月中,西安事变之前3个月,史沫特莱应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邀请到达西安,开始接触张学良。巧的是,史沫特莱开始住在临潼。蒋介石到达临潼时,史沫特莱搬到西安与蒋的随行官员住在同一所公寓。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住处被杨虎城的士兵洗劫,张学良的德国牙医被误杀。这个德国牙医是和史沫特莱一起去的西安,名义上是给张学良看牙,实际上是秘密给红军运送西药。这个牙医的另一个任务是掩护丁玲。丁玲之前在上海被捕,通过各方营救出狱,后来扮装成了美国牙医的女仆住在西安。杨虎城的士兵打死暗通红军的德国牙医,摆了一个令各方尴尬的乌龙。史沫特莱在描述这件事时,对杨虎城这只土匪军阀很不待见。
西安事变结束后史沫特莱去了延安,然后访问了八路军各个根据地,从这些根据地写了大量英文报道。史沫特莱在延安期间是造成毛泽东和贺子珍离婚的直接导火索。先是史沫特莱教中共高官们跳交际舞,频繁开舞会。这些高官的农村出身的夫人们都不会跳也不想学,却敢怒不敢言。然后毛每天晚上到史沫特莱的窑洞里和她聊天一直到深夜。贺子珍因此大吃其醋。一天毛又在史沫特莱的窑洞待到深夜,贺子珍带着警卫闯进窑洞“捉奸”,当着众人面扇了毛的嘴巴。此事是毛不可忍受的,于是中央决定送贺子珍去苏联“养病“。当然如此丑闻是要想办法遮掩的,于是史沫特莱的女翻译吴光伟(当时已婚)就理所当然地背了锅,说是吴与贺子珍打了起来。吴光伟是大家出身的才女,怎么可能泼妇一样和贺子珍打架?她一直觉得此事委屈了她,想要个说法。中共给的说法就是把贺子珍送到莫斯科,同时把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送到其他根据地,远离延安。一年后毛与江青结婚。那时换老婆的还有:林彪娶了叶群,刘少奇娶了王光美,朱德娶了康克清,邓小平娶了卓琳。
史沫特莱曾经申请过加入中共,但是中央对她不信任,认为她太具有独立精神,不遵守纪律,拒绝了她的申请。据说她因此颇受打击。
二战后史沫特莱回到了美国。1948年为逃避间谍罪的指控移居英国,1950年在英国去世。一年后她的骨灰被送到北京,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美国公共电视台评价史沫特莱是20世纪最卓有成效的三重间谍(德国、苏联、中国)。

马克思主义有科学性吗?

2019年7月25日星期四

我们在中学时都学过,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人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主要是指它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经济学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但是今天剩余价值学说并不是经济学界里的主流学说。马克思理论的其它部分也同样已经被多数经济学家所摒弃。当然我们检查一个理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要检查它是否符合科学理论的标准。

一个理论是不是科学,要看它是否能被证伪。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必须提出可以被事实检验的预言。如果它的预言和事实的观察不符合,那么这个理论就应该被修改或被抛弃。如果它的预言不断地被事实证实,那它就会被接受为科学理论,直到有人发现它与事实不符合的地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没有预言呢?当然有,而且还是很有力的预言。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就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家为了多赚钱,会最大优化剩余价值。办法有提高劳动效率、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人工资、和提高商品价格等各种办法。而工人呢,只有两种选择:出卖或不出卖劳动力。当然不出卖劳动力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因为那样会饿死。工人的困境并不仅如此。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资料,他们并没有积累资本的机会。所以一但你成了无产阶级你翻身的机会几乎是零。而资本家呢,他的地位并不稳定。如果某个资本家发明了一个更先进的生产方法,让他能大幅提高剩余价值,那他就可以用多赚的钱扩大再生产,降低价格,直到把所有同行都挤出市场。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资本家,在失去生产资料后,也变成了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在互相竞争下,资本家给的工资就会越来越低。另外,如果你是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你也不能幸免。中产阶级的极少数人在竞争中胜出而变成资本家。其他的人则不断地因为竞争失败而变成无产阶级。

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如下几个预言:
1. 无产阶级的人数会越来越多而资产阶级的人数会越来越少;
2. 工人的工资会越来越低而资本家的利润会越来越高;
3. 稳定的中产阶级是不可能的。
到这一步,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遵照着科学的步骤走的。下一步就是如何证伪。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变化大家都能看得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三条预言一条也没被证实。后面的事情,就是或者修改理论,或者抛弃。西方经济学者基本上采取的是后一种选择。修改马克思理论并不容易。如果改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最基本的假设,还能叫马克思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错误就是它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个学说的出发点,是“劳动创造价值”的论断。如果劳动必定创造价值,而且只有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商品就有了内禀价值,其价值由创造商品的劳动量决定,而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生产工具或资本。但是,从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就能知道,技术、信息、甚至商标,都是可以产生价值的,而这些价值是与创造它们所付出的劳动没有什么关系的,更与创造相关商品所需的劳动无关。我们也知道,大炼钢铁时代全民的劳动,基本上没有创造什么价值,甚至是创造了负价值。所以,“劳动创造价值”这个说法已经被事实证明根本不成立。因而,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已经被证伪的学说。

二十世纪的大哲学家卡尔·雷蒙德·波普尔,是批判马克思主义最有力、影响最大的学者。波普尔17岁那一年曾信仰马克思主义,仔细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他年轻时也听过爱因斯坦讲课。他在对比相对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的初衷是好的,提出的理论也满足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其理论提出了具体可以被证伪的预言。但是,当这些预言被一一证伪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依照科学的方法去推翻旧理论、发展新理论,却通过加进各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来维持旧理论。这时,马克思主义就从科学蜕化成伪科学了。

此后,波普尔把能否证伪当作检验一个学说是否科学的最基本标准。不能证伪的学说,就不是科学。如果它非要以科学标榜自己,那么它就一定是伪科学。

韩战时中苏美空军力量对比的真相

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

小时候看讲抗美援朝的电影,印象深刻的就是美军飞机在地上留下的一个个大炸弹坑。每个故事里,好像都是说美军飞机来轰炸。毛的大儿子也丧生于空袭。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空军呢?后来才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空军的。朝鲜开战前,苏联就已经向新中国提供了185架飞机。1950年中国又从苏联进口了590架。朝鲜开战后,苏联派了13个航空师进驻东北、华北等地协助中国防空,并帮助中国空军进行训练。后来这些飞机也基本上被中国买了下来。但是朝鲜上空基本上没中国空军什么事。

最初几个月,美军轰炸机轰炸志愿军后勤路线,根本不用战斗机护航。志愿军运输的车辆一半都被在路上炸毁。到50年11月,苏联派64航空军装扮成志愿军参战。苏军的喷气式米格15是当时最先进的飞机,美国的螺旋桨飞机不是对手,开始时吃了大亏。可是即使如此,苏军也没能夺得朝鲜上空的制空权。等到也是喷气式的F86战机赶到朝鲜时,苏军就只能被压在鸭绿江上空的“米格走廊”,而对90%的朝鲜上空望空兴叹了。

中国空军直到1951年秋天才真正参战,但是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还经常陷入险境,需要苏联空军来救火。据苏方资料说,苏军一共击落将近1100架美国飞机,自己损失只有330多架。这么好的战损比,为什么会没有制空权?确实,在鸭绿江上空苏军有局部空中优势,美军飞机不敢来,这是事实。可是在五次战役中,中苏的空军一次也没起过作用,眼巴巴地看着美军飞机肆意轰炸、空投补给,甚至大摇大摆地把被包围的部队从空中撤出。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空军方面的解释,是美国的F86性能在各方面都压倒米格15,美军的武器好,所以我们没有制空权(这不是和前面说的战损比矛盾吗)。可惜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60年代初,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的军官看到了F86的说明书,发现其性能并不比米格15强。最重要的,F86的作战半径小于米格15,从南朝鲜起飞的F86,是飞不到鸭绿江的。那美国空军怎么能压着苏军打呢?原来区别还是人。美国飞行员对飞机性能掌握得好,起飞时,就用爬升的阶段向北飞,在高空巡航时则把油门关到最小,几乎熄火的程度,这样勉强能飞到鸭绿江。然后他们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节约油料。即使如此,还是常出险情。最著名的一次,一架F86因为空中格斗,油料燃尽,它的僚机大胆用机头托着它飞回到南朝鲜。可惜最后没能成功,飞行员还是跳伞了,飞机坠毁。

文革时空军被陆军整得很惨,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空军在朝鲜的不作为。陆军拿以前空军吹牛的材料质问他们,你们这么牛,那我们头顶上的美国飞机是哪里来的?尤其是号称击落美军头号飞行员戴维斯的张某,被批斗得很厉害。陆军就问,为什么张某空战的地点,离戴维斯落地的地点那么远。最后张某被扒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去了。有人拿双方资料研究后得出结论,戴维斯不是被击落的。他当时在追击一个志愿军的四机编队,打下其中两架后,在追杀第三架时,追得太近而且离地太低,这第三架被打爆时,碎片击中了戴维斯。如果没有文革的内斗,好多真相还出不来。(美国方面的资料说戴维斯打落两架飞机后,为了打第三架,让自己的飞机减速,结果被第四架的炮火击中撞山而死)。

关于飞机损失情况的双方统计:

美方数字:
美国飞机总损失数:2831(包括非战斗损失)
救援飞行员生还:1000多
击落中苏方飞机:954(其中米格飞机885架)
中苏方非战斗损失:1800

苏方数字:
击落美军飞机:1097(苏军击落)+271(中朝空军击落)
己方被击落:335(苏军)+231(中朝空军)
中苏方非战斗损失:10

上面双方的数字虽然有不小的差别,但是趋势是一致的,从中可以看出中苏空军确实在战损比上有优势(说明米格15可能真的比F86更先进)。可是朝鲜战争的制空权却自始至终都牢牢地掌握在美国手中。在这点上,老毛的一句话真没说错,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美国飞行员比中苏飞行员素质更高,更不怕死。更重要的是,美军指挥水平更高,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来自日文的现代汉语词汇

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

因为中国近代的长期落后,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从西方学来现代科学知识,使得中国150年以来反而要向日本学习。中国近代文化受日本影响极大,以致大多数文学、社会学、科学术语都来自日语。有人统计,中国人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约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有些词是日本人创造的,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而成为了中文里的词汇。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大家都很熟悉。其实所谓新文化运动,就是主要把日本已经创造好了的新文字、新概念,介绍到中国来。如果没有日本的创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会更加艰难。

电话,就是日本人发明的词汇,当时中国叫德律风(telephone音译),连鲁迅都觉得没有日本人的电话表达好,于是德律风的叫法终于湮没,按日本的叫法叫了。即使中文里原来就有的词汇,很多也因为日文的影响而改变了意思。比如“经济”以前是指治国的方法,现在我们却接受了日文里的意思,用经济指和财富、民生有关的事情,而用政治指治国的方法。中文里有两门学问,“资生学”、“智学”,现在谁也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可是它们的日文名字,“经济学”、“哲学”,却人人都明白。

看到很多人叫嚷“抵制日货”,我就忍不住要笑,因为“抵制”这个词也是从日文来的。据说清末张之洞担心中国文化被日文取代,曾在一份公文上批道: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即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就是一个新名词,亦来自日本。我们的常用词汇中从日文来的,还有: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律师、代价、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法人、重婚罪、条件、契约、 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

有人说,不管是哪里来的词汇,用的还不是汉字。虽然字是汉字,但是词汇却是日本人造的。单个的汉字,不能组成语素,是没有意义的。当日本人创造了词,其意义是日本人赋予的,其中包含着日本人的思维。我们拿来用的时候,同时也学来了日本人的思维。

要知道,人的思维是靠语言的。没有词汇,就很难思考什么。而我们现在用的语言中如此多来自于日文的词汇,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还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中国人用以思考、对话、演说、写作的大量概念中,竟有70%是来自于日本人的营造,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日语词汇的大量涌入,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化,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早已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不管说什么,想什么,在中国人与对象之间,都隐隐约约存在着一个第三者——日本。

此文最初发表在新浪博客上,现在已被屏蔽,所以转发到这里留存。其它被屏蔽的文章诗词有底稿的我会慢慢搬过来。当初没存底稿的,只好丢了。

关于科学与玄学的对话

2018年12月20日星期四

这是几年前和一位百度贴吧上的网友进行的关于科学和哲学的论战。A和B代表论战双方。

A:哲学,包括玄学,在科学史上是否有过任何正面的贡献?

B:科学不过是一个名词,如果你要说科学就是真理,我可以告诉你,道德经就是科学。科学一直在理会玄学,可很多自作聪明的人类不懂。老子这类的哲学是超越科学的,科学最终也要回归他的理论。

A:我怎么感觉那只不过是玄学的自作多情。科学才不理会玄学说过什么吧?

B:玄学是自作多情吗?科学也很自作多情呢。如果经常读道德经这类东西,你慢慢就会发现,里面的道理是可以证实的。至于用科学来证明,就让时间来验证吧。

A:科学和玄学应该还是不同的。比如科学可以证伪,而玄学只会“证实”吧?玄学会有能证伪的内容么?

B:玄学最先怀疑的就是存在,还不够证伪?通晓其中的理论,就能明白科学说的不一定对。科学是意识流的产物,证实来证实去也离不开我们狭隘的思维,不是吗?玄学虽然也离不开意识流的开悟,但却是用意识流理解意识流以外的事。

A:你说的这些好像不是证伪吧?证伪不是证别人的伪,或证自然界的伪,或什么存在真假的伪。证伪,必须是证自己的伪。证明自己错,不是证明别人错。科学从一出生就在拼命证明自己错,这样才不断进步。我只看到其它的“学说”不断试图证明别人错。

B:科学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万年正确的定理,不就是遵循了道可道非常道的原理吗?

A:证伪遵从的是科学方法。比如你说“道可道非常道”,我们可以问,如果它是对的,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它是错的,又会有什么后果。然后就去按照这些后果,去调查世界到底是按照这个道理运行的,还是不按这个道理运行。如果你不作任何怀疑,一上来就把这句话当作终极真理,那么这叫迷信,没有资格进入科学领域。

比如牛顿的一个科学贡献,就是认为太阳和行星之间的引力,和使苹果掉到地上的引力,是同一种力。这就是万有引力定律。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定律是真,会有什么后果,如果它是假,又会有什么后果。于是,之后的科学家,拼命地试图证明万有引力定律是错的。当然,当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无法证明它是错的,那么这个假说就被接受成为了科学理论。即使如此,现在的科学家仍然在试图找到万有引力定律不成立的情况。

没有任何一门非科学的“学说”,能够这么无休无止地找自己的错,试图推翻自己的学说。比如你的玄学,就是不容置疑的。

B:道可道非常道本来就证明了自己是错的不是吗?您先看看这句话的逻辑就明白了。曾有一位高僧说过这样一句话,佛经三藏,卷卷是魔说,这不够证伪?老子说能用语言说明的道理就不是道理,可他明明在说话,这不就首先否定了自己吗?

A:这看起来只是在为自己的诡辩铺路,而并不是企图证明自己错。有什么途径可以证明“道可道非常道”是错的?

B:因为科学不完善,才有证伪。玄学已然是科学的终极,请问何来证伪?当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一说出,证伪这个概念就已然不存在了。没有对,没有错,何来伪?也就是说,玄学已在真假纠结之上了。再说不是所有的玄学都是真理,比如圣经,那不过是一些自我膨胀而已。宗教迷信那是天主教,和佛教道教干的事,那已然成为神仙拜拜。如果您认为没有终极真理,您已然是一位玄学家了。您不知道吗,佛家和道家学说(非宗教)提出的就是,世事无常,根本没有终极理论,万事万物无论什么学说都有它的道理,是承认一切的。也不会排斥科学,却排斥宗教信仰。反过来,科学则是一直在追寻最终理论,寻找宇宙第一因,鸡生蛋蛋生鸡的纠结就是从这里来。

A:科学家并不是在追求终极真理。所谓的终极真理,只能是宗教迷信。你说的佛家道家学说,也属于宗教迷信。所有科学理论都有途径可以证明它是错的。这就是区别。

B:您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矛盾:科学正确是因为它可以证明它是错的。如果有一天出现了大统一理论,无法证伪,那科学就不正确了?而且能证伪就证明他一定是对的,既然一定是对的,那么还是不能证伪啊。这种绕舌的说法,不就又回归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上面了么。您就想不通如果科学家证伪是为了什么,不就为了出现不再证伪的理论么?如果大统一理论也能证伪,那真是成为了道可道非常道了。虽然我想说最终就是这个结局。

A:不能证伪的,就一定无法证明是正确的。反之却不然,能证伪的,并不保证一定是正确的。绝大多数能证伪的理论,最后确实被证明是错的。能幸存下来的只是极少数。所以科学才会这么难。

B:如果您想说能证伪幸存下来的就是正确的,那么将来的大统一理论根本和证伪没关系了。因为他是通过层层证明绝对正确的理论,您为何还说大统一理论也要能证伪呢?您的逻辑才前后矛盾吧。更何况,什么是真,什么是伪?如果您非得说能证伪的才是真理,那么我一早已经说过了,道德经第一句就在证伪。

A:先喝杯茶润润嗓子。证伪幸存下来的未必就是正确的,而只是暂时还没被证明错误的而已。科学的假定,就是一切学说都或多或少有错。科学只是想知道错多少。

B:如果您想说一切都是错误的,我更进一步认定了,老兄,您真是一位玄学家,而且是不可知论者。如果您想说最终会有理论被证明是永远正确的,那么您就不该说大统一理论会证伪,也不能说科学因为能证伪才是真理。其实您的理念已经很接近佛学和道学了,只是您不了解佛学和道学,不知道自己的状态而已。科学真的不是想知道错多少,时间简史就一再强调,科学一直追寻的是终极真理和统一的大理论。如果科学一直想知道错多少,那他就和玄学无异了。所以我说科学已然接近玄学了,科学的最终,会走向道德经的结果。诚如霍金所说,没有一个终极理论,能建立在有限几个原则之上,这就是世事无常的最好诠释!这世界根本没有实相,不是吗?而且“终极理论”,不要看“理论”二字,就“终极”二字,这也是“真理”的意思吧。

A:你恐怕误解了霍金的话。也许是因为中文翻译不准确。霍金最初还真是信终极理论的,不过他后来改邪归正了:
“Some people will be very disappointed if there is not an ultimate theory, that can be formulated as a finite number of principles. I used to belong to that camp, but I have changed my mind.”
翻译:
如果没有一个终极理论(注意这是理论,不是真理),能建立在有限几个原则之上,有些人会非常失望。我以前就属于那个阵营,可是现在我改变了看法。

历史上确实有不少科学家以为有终极真理,这是因为当时的科学家大多数是基督徒,受他们宗教的影响。今天科学家里基督徒的数量已经是少数了,所以相应的,对所谓的终极真理的宗教式追求,也越来越少见了。刚才说的霍金就是一个例子。

B:知道为什么科学总在陷入纠结吗?因为世间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总去找宇宙第一因,总会陷入怪圈。因为根本没有宇宙第一因。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你说证伪,不管是证明谁的伪,科学体系有伪的这个概念,自然可以证明来证明去,说来说去,他还是按着自己的思路跑。而玄学本就没有伪这一概念,而这世间也没有伪的东西。科学上其实也有这种看法,比如逻辑学,这可不是玄学。既然本没有伪,又何来证伪呢?如果你信科学,我用科学证明玄学,您先看看再说。不了解一门学问,就妄下评论,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A:逻辑只是工具,而不是科学,就像欧氏几何一样。逻辑系统并不唯一。推翻现有逻辑体系,就会产生新的逻辑,如模糊逻辑、量子逻辑。不能证伪的,就一定会有与之不同的学说。

B:逻辑是工具,不同逻辑体系理论不同不就是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么。如果您坚持认为科学之所以对的是能够证伪,那么一直以来的科学就没有对过,结果还是道可道非常道啊。虽然本来就是这样。科学也走入了没有终极理论的圈子,不也是玄学的一种?

A:“没有终极真理”这句话本身,如果当成了终极真理,那也是宗教迷信。注意我说的是什么,“科学家并不是在追求终极真理”,“所谓的终极真理,只能是宗教迷信。”科学理论有可能对,是因为能够证伪。有没有终极真理,不是科学研究的内容。

B:我看是您不明白是么叫科学没有终极理论,也不明白是为何没有终极理论才是吧。而且,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同的理论应用在不同事物上有不同的结果。科学已然明白了,没有对错才是没有终极理论的原因,可玄学早就明白。如果是这样,你为何还要纠结证伪?证伪就是为了适应无常的世界,玄学也一早知道。且玄学一开始就说自己是错的。人们总是把自己不知道不理解的当作迷信,就好像怪力乱神的人把科学当作迷信一样。玄学一开始就说自己是错的,又有谁做得到?这个我已经说了不知多少遍。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话就否定了自己!

A:一开始说什么是错的,和一开始说什么是对的,一样没有道理,也属于迷信。能证伪,和认定是错的,完全是两码事。

B:既然能证伪不代表就是错的,那么更是世事无绝对了。如果您想说一个理论应用到不同的事情上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么,这就是没有绝对的玄学理论。如果不是这个意思,您这句话完全是诡辩。您既然那么纠结于证伪二字,又怎么能证伪玄学是错的?科学什么时候证明了大道不存在?反而是一步步证实了物无实像才对。

A:所谓证伪,就是证明自己错。如果一句话,你怎么解释都对,那不叫可以证伪,而是叫诡辩。比如我说:你家门外有一个台阶。这句话就无法证伪。因为如果你看一眼门外,没看到有台阶,我说,你走得不够远。。。这就是道德经干的事。

给你一个可以证伪的例子:你家门外一米以内有一个台阶。这句话可以证伪。只要你出门看一眼,看一米以内有没有台阶。如果没有,那么这句话就被证伪了。我不需要知道结果是对是错,就可以判断一个命题是否可以证伪。

基本上来说,可以证伪的命题,都是可以定量的命题。你必须先给我定量,我才能想办法检验你的命题是否正确。你倒是说说,道德经里哪个命题可以证伪?

B:如果是可以定量的命题,不论是1米还是什么,量是人定的,这世界本来就没有固定的量,确切的依据从何而来?就好像时间简史可以用文字描写物理,不用公式一样。道德经用的是纯文字描写世界观,自然没办法定量。道可道非常道就没有道理?难道用纯文字写的时间简史就不是物理学?
如果您想说你家门外一米有个台阶可以证伪,我同样可以令他无法证伪。比如你的眼睛构造看不看见台阶是石狮子,你的身体构造不是人类,可以穿过台阶,就算你走2米也看不到台阶。又比如空间扭曲了,1米变作了10米,你怎么证实是你家门外“1米”内有台阶呢?

A:定量当然要求对概念有严格的定义。所有可以证伪的命题都必须基于对概念的严格定义。如果想辩论,必须用双方同意的概念定义,不然辩论一半你偷换概念,就成了诡辩。这样好了,我们就拿老子的这句话来作例子:

五色令人目盲

现在咱们订一个标准,如何能判断这句话是对还是错?

B:五色使人盲,这句话的对错没有定义,他只是想表述绚丽的物质世界让人双目昏花的哲学定义。这不是数学证明题,又如何证明?必须定下共同的概念辩论这点,也是世事无常。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禅者见禅。你能告诉我这世界存在一个固定的真实的永恒不变的色彩吗?这世界真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有棱有角的吗?还是鱼眼中的圆形?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律有确切就是那样的吗,固定的大统一规律吗?仪器下看到的分子如果换一种观察方法难道不会变样吗?

A: 阴天看不见太阳就说太阳没有,不是科学干的事,属于玄学。

B: 科学上已然不追求固定真理,不就证明玄学上所说的世事无常是对的吗?最终科学证明玄学。不提弦理论这种未证实的科学,相对论已然成为定论,就速度加快,距离缩短这一理论,就分明证明物没有绝对的实像,只是单纯的“有”的存在,而宇宙大爆炸之前的状态的猜想,也与道德经的描述极为相似。如果拿量子理论和相对论与道德经一一对比,就会发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是多么有道理。再比如,所谓万物空无妙有,拿我们看到的颜色举例,所谓的颜色是光谱在起作用,也不是真实的。有些视力障碍的人看东西完全是黑白的,请问何谓颜色?还有事物的形状,比如马看世界形状极为怪异,也不会撞墙。这完全是脑神经在逐渐适应环境。环境真正的样貌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这世界有规律存在,物质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这就是道德经中的“有”。而一切没有确实的实相,是谓“无”。你可以说规律和意识是真实的吗?也不尽然,当物体“有”的属性变化反作用于我们的意识时,我们的意识变动也不可靠了,而当更上层的主控我们的自然规律变化时,意识只不过是一种存在。一切都是辨证存在的。而当控制规律的大道变化了,一切就是另一种状态了,语言根本说不清。

A:语言是交流用的。为了别人能听懂你的话,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比如不能偷换概念。如果我拿个鹿出来,你非要说那是马,那么这不是辩论,而是胡搅蛮缠。所以,如果你想继续辩论下去,咱们必须定些规矩:

1。所有概念必须前后一致。如果一方提出什么概念与平常的理解不同,那么那人就有责任先把那个概念解释清楚,不然就没有资格继续辩论。
2。一次只辩论一个命题,不能指东打西,转移视线。说长度就说长度,说时间就时间。一个命题没讨论完之前,谁换命题,就是认输。

B:玄学本就不在意识流当中,证明玄学必须用玄学的道理。就好像点横竖撇捺写不出英文来一样。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算是用科学也分明能证明玄学的道理。我说的都是各种科普理念,从未偷换概念。比如我说时间和长度的无常性,又说颜色和光谱无常性,只不过是各种举例,玄学的研究处就在这里,研究玄学就得从这里入手,何来指鹿为马?
1,我所有的概念都是围绕世事无常,又怎么来得前后不一致?
2,我所有的概念也围绕着世事无常的命题,也从未改变过命题。
您并不了解玄学的任何概念,不明白就说我是诡辩,这才是问题吧。这反而应了您说的那句话,就好像阴天看不见太阳就说太阳没有,您看不见大道的玄妙,就说大道不存在,这才是问题吧。

如果你想就一个问题讨论。那么,我们就一个最简单的无常性讨论。
那就是长短相较而形。
譬如一个球摆在那里,却并没有一个量表示他有多大。他就这么存在着。如果你是巨人,他就是小,如果你是矮人,他就是大。究竟多大才是他的真相?只因为你的变化,他就产生了相的变化,这看似很合理,但仔细想一下,这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大小,一切都是因为比较。要判断大小,必须有另一个人为固定的“标准”才可以。如果标准改变了,它的大小也会改变。这就是世间“有”的真相,因辨证而存在,否则一切都是无常的。而辩证的逻辑在世间和空间都泯灭后,就会归于无形的有形。

A:“长短相较而形”没有判断对错的标准,因此不是一个有效命题。可选的命题,比如说是“物体长短可比”或“物体长短不可比”。你选一个吧,我们来辩论。

B:哥们……我在和你讨论玄学,你这分明就是把我往玄学外带么……本来玄学就不能往命题上带!点横竖撇捺写不出英文你就说他们没用?如果你不明白,那么辩论就此打住吧。反正玄学的真义是在生活中感受的。谈论只不过是思考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