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除了是歌唱家，还是高校的教师，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他主要上一门美育课《西方音乐史》。据说他在最后一课都会讲一讲音乐有没有用。有人将他上课讲的这些话记录下来，在网上流传。也有人说那不是他的原话，是有人伪托的。不管怎样，这些话现在由于刘欢去世又被翻出来，以他的名义在网上流传，而且流传得很广，所以还是有必要来谈一谈，姑且就把它当作是刘欢说的好了。

刘欢这段话可能是因为上课说的，讲得很啰嗦，也没有什么条理。归纳起来，主要的内容是：“音乐真的没有什么作用”，“音乐没有消除过贫困，没有阻挡过战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音乐可能又有作用。有作用就是在我们心底，因为我们爱它，我们可以留住一个随时可以去盼望美好的希望，一个希翼而已。实际上，音乐和所有的艺术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不停地对美好的追问和探索。”

也就是说，音乐的唯一作用是一种精神追求，并没有实际的用途。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有用的了。比如说医学，也消除不了贫困，也阻挡不了战争，那么是不是能够说医学也是没有用的呢？这个逻辑是错误的。逻辑上是证有容易证无难。列举一个东西没有这个用处，没有那个用处，列举得再多，也不能证明它是没有用的。只要举出它有一个用处，就推翻了关于它没有用这个命题了。

音乐有没有用呢？音乐当然有用，即使是实际的用途，也很多。音乐实质上是一种语言，是一种普适的语言，而且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语言，能够打动人心。由于它能够打动人心，那么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有国歌，军队都有军乐、战歌，宗教有赞美诗、颂歌、圣歌，共产党有革命歌曲、红歌。这些都是要利用音乐作为宣传手段。

刘欢本人不是一个普通的通俗歌手，他也唱正能量的歌曲，帮助政府做宣传。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对国企进行改制，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东北国营企业更受影响。当时央视拍过一个宣传片，美其名曰下岗再就业公益片，里面的主题曲《从头再来》就是刘欢唱的，而且是零报酬唱的。主动、义务为政府做宣传，他本人其实是很清楚音乐的宣传作用的。

宣传这个词很不好听，宣传作用可以说是一个坏的作用吧，但音乐也有好的作用。音乐能够打动人心，那么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交流、互动的手段，可以增进归宿感、认同感。所以乐队或合唱团的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你要把人召集来，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开音乐会，大家也就都来了。

由于音乐能够打动人心，所以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求偶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情歌。对此生物不同物种是共通的，其他会唱歌的动物也是这样。很多种鸟的鸣叫都很动听，本质上也是一种音乐，那可不是为了让人听着好听，就是为了求偶。

以上这些是音乐的社会作用。音乐对于个人有没有用呢？也有。音乐对于人的身心健康会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器乐，作用要比声乐大得多。音乐对于人脑的刺激是多方面的，能够刺激人脑跟情感、记忆有关的区域。器乐还能够刺激到运动皮层，特别是演奏器乐。大脑是一个可塑性非常强的器官，受到的刺激越多，就越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神经回路。

所以小孩如果从小学音乐，受到长时间的音乐的刺激，就会让大脑变得发达，增强他的认知能力、记忆能力，也就是通俗说的，变得更聪明。我们这里学校的音乐老师喜欢说，乐队的学生学习都很好，跟体育队的学生不一样。这听上去好像是在歧视体育队的学生，但是是有它的道理的。小孩学音乐的确不会影响到学习成绩，反而会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

成年人如果喜欢音乐，不会因此变得更聪明了，但是能够防止认知能力、记忆能力的衰退，预防老年痴呆。音乐也可以用来治病。现在流行的音乐疗法，对于某一些疾病，包括老年痴呆、帕金森病、慢性疼痛，都有一些治疗效果，至少能够改善生活质量。

音乐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内啡肽、5-羟色胺，这些神经递质都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精神放松、平静，就能够减少焦虑、精神压力、抑郁。音乐还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催乳素，这是一种“爱的激素”，能够增进感情。

音乐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上音乐本来就很不发达，跟其他民族比，是相当落后的。在现在，中国教育对音乐也很不重视，对器乐尤其不重视，喜欢唱歌的人很多，但是会乐器的人就很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去讲音乐没什么用，是非常不妥的，而是应该强调音乐有用，有很多、很大的用。小孩应该从小就喜欢音乐，最好去学一种乐器。

2026.10.11.录制

2026.10.20.整理

刘欢除了是歌唱家，还是高校的教师，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他主要上一门美育课《西方音乐史》。据说他在最后一课都会讲一讲音乐有没有用。有人将他上课讲的这些话记录下来，在网上流传。也有人说那不是他的原话，是有人伪托的。不管怎样，这些话现在由于刘欢去世又被翻出来，以他的名义在网上流传，而且流传得很广，所以还是有必要来谈一谈，姑且就把它当作是刘欢说的好了。

刘欢这段话可能是因为上课说的，讲得很啰嗦，也没有什么条理。归纳起来，主要的内容是：“音乐真的没有什么作用”，“音乐没有消除过贫困，没有阻挡过战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音乐可能又有作用。有作用就是在我们心底，因为我们爱它，我们可以留住一个随时可以去盼望美好的希望，一个希翼而已。实际上，音乐和所有的艺术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不停地对美好的追问和探索。”

也就是说，音乐的唯一作用是一种精神追求，并没有实际的用途。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有用的了。比如说医学，也消除不了贫困，也阻挡不了战争，那么是不是能够说医学也是没有用的呢？这个逻辑是错误的。逻辑上是证有容易证无难。列举一个东西没有这个用处，没有那个用处，列举得再多，也不能证明它是没有用的。只要举出它有一个用处，就推翻了关于它没有用这个命题了。

音乐有没有用呢？音乐当然有用，即使是实际的用途，也很多。音乐实质上是一种语言，是一种普适的语言，而且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语言，能够打动人心。由于它能够打动人心，那么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有国歌，军队都有军乐、战歌，宗教有赞美诗、颂歌、圣歌，共产党有革命歌曲、红歌。这些都是要利用音乐作为宣传手段。

刘欢本人不是一个普通的通俗歌手，他也唱正能量的歌曲，帮助政府做宣传。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对国企进行改制，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东北国营企业更受影响。当时央视拍过一个宣传片，美其名曰下岗再就业公益片，里面的主题曲《从头再来》就是刘欢唱的，而且是零报酬唱的。主动、义务为政府做宣传，他本人其实是很清楚音乐的宣传作用的。

宣传这个词很不好听，宣传作用可以说是一个坏的作用吧，但音乐也有好的作用。音乐能够打动人心，那么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交流、互动的手段，可以增进归宿感、认同感。所以乐队或合唱团的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你要把人召集来，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开音乐会，大家也就都来了。

由于音乐能够打动人心，所以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求偶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情歌。对此生物不同物种是共通的，其他会唱歌的动物也是这样。很多种鸟的鸣叫都很动听，本质上也是一种音乐，那可不是为了让人听着好听，就是为了求偶。

以上这些是音乐的社会作用。音乐对于个人有没有用呢？也有。音乐对于人的身心健康会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器乐，作用要比声乐大得多。音乐对于人脑的刺激是多方面的，能够刺激人脑跟情感、记忆有关的区域。器乐还能够刺激到运动皮层，特别是演奏器乐。大脑是一个可塑性非常强的器官，受到的刺激越多，就越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神经回路。

所以小孩如果从小学音乐，受到长时间的音乐的刺激，就会让大脑变得发达，增强他的认知能力、记忆能力，也就是通俗说的，变得更聪明。我们这里学校的音乐老师喜欢说，乐队的学生学习都很好，跟体育队的学生不一样。这听上去好像是在歧视体育队的学生，但是是有它的道理的。小孩学音乐的确不会影响到学习成绩，反而会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

成年人如果喜欢音乐，不会因此变得更聪明了，但是能够防止认知能力、记忆能力的衰退，预防老年痴呆。音乐也可以用来治病。现在流行的音乐疗法，对于某一些疾病，包括老年痴呆、帕金森病、慢性疼痛，都有一些治疗效果，至少能够改善生活质量。

音乐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内啡肽、5-羟色胺，这些神经递质都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精神放松、平静，就能够减少焦虑、精神压力、抑郁。音乐还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催乳素，这是一种“爱的激素”，能够增进感情。

音乐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上音乐本来就很不发达，跟其他民族比，是相当落后的。在现在，中国教育对音乐也很不重视，对器乐尤其不重视，喜欢唱歌的人很多，但是会乐器的人就很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去讲音乐没什么用，是非常不妥的，而是应该强调音乐有用，有很多、很大的用。小孩应该从小就喜欢音乐，最好去学一种乐器。

2026.10.11.录制

2026.10.20.整理

那个一贯在做伪科普的科骗“阿司匹林”就很不以为然。以前她是习惯性地为奸商、无良企业洗白，现在是为俄国政府洗白，号称要批评“阴谋论”。这个事件有没有阴谋论呢？我们就来谈一谈。

俄国西伯利亚一家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年轻的女员工，才28岁，9月29日送到医院，10月2日去世。但是俄国政府将这件事隐瞒下来。网上有人捅了出来，媒体报道了，怀疑这名员工是被实验室的鼠疫标本感染了，是实验室泄露事件。10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从媒体得到了消息，去问俄国政府。俄国政府一直拖到了10月6日才给世界卫生组织答复，说在那个地区没有发生鼠疫疫情，那名员工是由于不明肺炎死亡的，已经对跟她接触过的两百多名接触者进行了隔离，对这些接触者检测的结果没有发现有高危病原体。

鼠疫是由于鼠疫杆菌引起的，它的天然宿主是啮齿类，老鼠、土拨鼠之类的。它最常见的传播途径是，跳蚤叮咬了已经被鼠疫杆菌感染的啮齿类动物，然后又叮咬了人，将病菌传染给了人。病菌从皮肤进入人体，在淋巴结繁殖导致了淋巴结肿大，这叫做腺鼠疫。如果发展下去，病菌进入了血液，随着血液循环感染了全身，就恶化了，变成了败血性鼠疫。如果肺部被感染了，叫做肺鼠疫，那是非常凶险的，几天之后人就会死。

在历史上，鼠疫是非常可怕的，导致了非常多的人死亡。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让欧洲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大规模鼠疫疫情，明朝的灭亡，鼠疫流行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但是在现在，鼠疫没有那么可怕了。一个原因是，鼠疫的传染性跟其他的多种传染病相比，其实并没有那么强。人传人没那么容易，通常要接触到患者的体液，也就是要有密切的接触，才被传染。肺鼠疫可以通过打喷嚏、咳嗽喷出的飞沫传染。但是，飞沫不能传播得很远，所以也是要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才会被传染。

而且，鼠疫人传人，患者都是有明显的症状的。这样就很容易采取隔离的措施了。在清末，中国东北发生了大规模的鼠疫疫情，伍连德就是通过采取隔离的措施，把它扑灭了。如果像新冠那样，既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又可以无症状传播，那就防不胜防了，鼠疫是不至于的。

现在鼠疫没那么可怕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可以通过抗生素有效地治疗，如果即时治疗，病死率可以低到只有1%。现在鼠疫比较少见了，很少会发生疫情。近年来比较大的一次疫情是2017年在马达加斯加发生的，有2000多人得了鼠疫，200多人死亡。

但是，由于鼠疫有动物宿主，所以就不可能像天花那样被灭绝，总是会存在的。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偶尔也会有鼠疫出现。美国每年平均大概有7人被发现得了鼠疫。主要是在农村或野外，被跳蚤传染了。连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都没法消灭鼠疫，每年都会有人被鼠疫感染，那么，其他国家如果有人被鼠疫感染，就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完全没有必要隐瞒。西伯利亚是鼠疫的一个高危地区，以前也报道过鼠疫的病例。如果俄国西伯利亚这个死者是被鼠疫感染的，俄国政府何必隐瞒呢？

俄国政府说那名员工是由于不明肺炎死亡，这个说法很奇怪。肺炎是可以由很多病原体引起的，有病菌的，也有病毒引起的肺炎。有的的确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病原体引起的，有可能是一种新的病毒。2003年的非典，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所以把它叫做非典型性肺炎。后来发现病原体是一种新的病毒，把它命名为SARS病毒。新冠肺炎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原体引起的肺炎，一度被叫做武汉肺炎。但是很快就知道是新的病原体导致的。

现在测序非常快速，只要有样本，测一下序列，就知道究竟是什么病原体引起的，是不是一种新的病原体。虽然俄国生物医学很落后，但是测序的手段还是有的。他们自己也说已经检测过，没有检测出高危的病原体。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要俄国政府交出检测的结果，它就是不交出来。就算俄国自己从检测的结果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也完全可以把检测的结果交给世界卫生组织，去研究究竟是什么病原体。如果是因为俄国太落后，检测不出结果，那么也完全可以将死者的样本交给世界卫生组织去查。

但是俄国却不愿意。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找它要，俄国就是不交出来。这就让人怀疑里面有猫腻。所以很多人怀疑这可能跟俄国偷偷地研发生物武器有关。现在还搞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鼠疫，而且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研究所，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不是说鼠疫不值得研究、监测，当然是值得的，只不过现在鼠疫不是那么可怕，也比较罕见了，有啥必要专门搞一个庞大的研究所去研究鼠疫？有可能打着的是抗鼠疫的名义，实际上是在研究如何用鼠疫做生物武器。

鼠疫一向认为比较适合用来做生物武器。苏联以前就研究过用鼠疫做生物武器。苏联还研究过别的生物武器，曾经发生过生物武器泄露事件。1979年，苏联的炭疽孢子生物武器发生泄露，导致60人死亡。这个事件被苏联政府隐瞒下来，直到苏联解体才公开。

现在俄国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也在秘密研发生物武器。如果研究用鼠疫做生物武器，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鼠疫的传染性，让它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二是增加鼠疫的抗药性。虽然抗生素现在可以杀死鼠疫杆菌治疗鼠疫，但是可以对鼠疫杆菌进行改造，让它具有抗药性，让抗生素都杀不了。

如果那家研究所真的是在研发鼠疫生物武器，发生了泄露事件，俄国政府当然要隐瞒下来。苏联、俄国隐瞒疫情、实验室泄露事件，是有历史的，是一贯的。这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我看到俄国驻华大使馆专门用中文发布通告，告诉中国人，他们遵守国际卫生条例，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这个事件。其实这件事一开始俄国就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在发生严重的卫生事件之后，24小时之内就要报告世界卫生组织。俄国政府不仅没有及时报告，在世界卫生组织找上门后，它还一直拖着，过了几天才答复。世界卫生组织找他们要详细的信息、测序的结果，他们也都不给。

所以，信息不透明，一直想要掩盖，隐瞒，也就难怪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即使将来证明这种推测是不正确的，也不能说那是阴谋论。何况现在真相是什么还不知道呢。

2026.10.9.录制

3026.10.19.整理

那个一贯在做伪科普的科骗“阿司匹林”就很不以为然。以前她是习惯性地为奸商、无良企业洗白，现在是为俄国政府洗白，号称要批评“阴谋论”。这个事件有没有阴谋论呢？我们就来谈一谈。

俄国西伯利亚一家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年轻的女员工，才28岁，9月29日送到医院，10月2日去世。但是俄国政府将这件事隐瞒下来。网上有人捅了出来，媒体报道了，怀疑这名员工是被实验室的鼠疫标本感染了，是实验室泄露事件。10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从媒体得到了消息，去问俄国政府。俄国政府一直拖到了10月6日才给世界卫生组织答复，说在那个地区没有发生鼠疫疫情，那名员工是由于不明肺炎死亡的，已经对跟她接触过的两百多名接触者进行了隔离，对这些接触者检测的结果没有发现有高危病原体。

鼠疫是由于鼠疫杆菌引起的，它的天然宿主是啮齿类，老鼠、土拨鼠之类的。它最常见的传播途径是，跳蚤叮咬了已经被鼠疫杆菌感染的啮齿类动物，然后又叮咬了人，将病菌传染给了人。病菌从皮肤进入人体，在淋巴结繁殖导致了淋巴结肿大，这叫做腺鼠疫。如果发展下去，病菌进入了血液，随着血液循环感染了全身，就恶化了，变成了败血性鼠疫。如果肺部被感染了，叫做肺鼠疫，那是非常凶险的，几天之后人就会死。

在历史上，鼠疫是非常可怕的，导致了非常多的人死亡。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让欧洲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大规模鼠疫疫情，明朝的灭亡，鼠疫流行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但是在现在，鼠疫没有那么可怕了。一个原因是，鼠疫的传染性跟其他的多种传染病相比，其实并没有那么强。人传人没那么容易，通常要接触到患者的体液，也就是要有密切的接触，才被传染。肺鼠疫可以通过打喷嚏、咳嗽喷出的飞沫传染。但是，飞沫不能传播得很远，所以也是要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才会被传染。

而且，鼠疫人传人，患者都是有明显的症状的。这样就很容易采取隔离的措施了。在清末，中国东北发生了大规模的鼠疫疫情，伍连德就是通过采取隔离的措施，把它扑灭了。如果像新冠那样，既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又可以无症状传播，那就防不胜防了，鼠疫是不至于的。

现在鼠疫没那么可怕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可以通过抗生素有效地治疗，如果即时治疗，病死率可以低到只有1%。现在鼠疫比较少见了，很少会发生疫情。近年来比较大的一次疫情是2017年在马达加斯加发生的，有2000多人得了鼠疫，200多人死亡。

但是，由于鼠疫有动物宿主，所以就不可能像天花那样被灭绝，总是会存在的。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偶尔也会有鼠疫出现。美国每年平均大概有7人被发现得了鼠疫。主要是在农村或野外，被跳蚤传染了。连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都没法消灭鼠疫，每年都会有人被鼠疫感染，那么，其他国家如果有人被鼠疫感染，就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完全没有必要隐瞒。西伯利亚是鼠疫的一个高危地区，以前也报道过鼠疫的病例。如果俄国西伯利亚这个死者是被鼠疫感染的，俄国政府何必隐瞒呢？

俄国政府说那名员工是由于不明肺炎死亡，这个说法很奇怪。肺炎是可以由很多病原体引起的，有病菌的，也有病毒引起的肺炎。有的的确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病原体引起的，有可能是一种新的病毒。2003年的非典，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所以把它叫做非典型性肺炎。后来发现病原体是一种新的病毒，把它命名为SARS病毒。新冠肺炎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原体引起的肺炎，一度被叫做武汉肺炎。但是很快就知道是新的病原体导致的。

现在测序非常快速，只要有样本，测一下序列，就知道究竟是什么病原体引起的，是不是一种新的病原体。虽然俄国生物医学很落后，但是测序的手段还是有的。他们自己也说已经检测过，没有检测出高危的病原体。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要俄国政府交出检测的结果，它就是不交出来。就算俄国自己从检测的结果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也完全可以把检测的结果交给世界卫生组织，去研究究竟是什么病原体。如果是因为俄国太落后，检测不出结果，那么也完全可以将死者的样本交给世界卫生组织去查。

但是俄国却不愿意。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找它要，俄国就是不交出来。这就让人怀疑里面有猫腻。所以很多人怀疑这可能跟俄国偷偷地研发生物武器有关。现在还搞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鼠疫，而且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研究所，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不是说鼠疫不值得研究、监测，当然是值得的，只不过现在鼠疫不是那么可怕，也比较罕见了，有啥必要专门搞一个庞大的研究所去研究鼠疫？有可能打着的是抗鼠疫的名义，实际上是在研究如何用鼠疫做生物武器。

鼠疫一向认为比较适合用来做生物武器。苏联以前就研究过用鼠疫做生物武器。苏联还研究过别的生物武器，曾经发生过生物武器泄露事件。1979年，苏联的炭疽孢子生物武器发生泄露，导致60人死亡。这个事件被苏联政府隐瞒下来，直到苏联解体才公开。

现在俄国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也在秘密研发生物武器。如果研究用鼠疫做生物武器，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鼠疫的传染性，让它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二是增加鼠疫的抗药性。虽然抗生素现在可以杀死鼠疫杆菌治疗鼠疫，但是可以对鼠疫杆菌进行改造，让它具有抗药性，让抗生素都杀不了。

如果那家研究所真的是在研发鼠疫生物武器，发生了泄露事件，俄国政府当然要隐瞒下来。苏联、俄国隐瞒疫情、实验室泄露事件，是有历史的，是一贯的。这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我看到俄国驻华大使馆专门用中文发布通告，告诉中国人，他们遵守国际卫生条例，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这个事件。其实这件事一开始俄国就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在发生严重的卫生事件之后，24小时之内就要报告世界卫生组织。俄国政府不仅没有及时报告，在世界卫生组织找上门后，它还一直拖着，过了几天才答复。世界卫生组织找他们要详细的信息、测序的结果，他们也都不给。

所以，信息不透明，一直想要掩盖，隐瞒，也就难怪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即使将来证明这种推测是不正确的，也不能说那是阴谋论。何况现在真相是什么还不知道呢。

2026.10.9.录制

3026.10.19.整理

首先说一下什么是手性。手性当然跟手有关。大家看右手和左手，看上去是很像的。但是你没法把左手和右手重叠在一起，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大拇指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右手戴不了左手的手套，左手也戴不了右手的手套。但是为什么左手和右手看上去很像呢？那是因为它们具有镜像对称性。将右手照镜子，镜子里的右手就可以跟左手重叠了。用化学术语来说，左手和右手构成了对映异构体。

为什么会有这个化学术语呢？那是因为很多化学分子也存在着手性。这是法国伟大的科学家巴斯德发现的。巴斯德在很多科学领域都有重大的发现，包括生物学、医学、化学、食品工艺等等。那个时代没有诺贝尔奖，否则巴斯德拿诺贝尔奖可以拿得手软。巴斯德在化学上的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分子有手性。

他是通过研究酒石酸发现的。酒石酸是葡萄发酵酿酒时产生的一种酸。在巴斯德之前，已经有法国科学家研究过酒石酸，发现用偏振光照射酒石酸的溶液，光线会往右旋。酒石酸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合成。但是，化学合成的酒石酸，如果用偏振光来照，光线就没有发生旋转。

为什么生物来源的酒石酸和化学来源的酒石酸有不同的旋光性呢？它们的化学性质、其他物理性质都是一样的。巴斯德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将化学合成的酒石酸结晶变成了晶体，在显微镜下看，发现有两种晶体，是互为镜像对称的。他将这两种酒石酸的晶体分开，做成了溶液，用偏振光分别照它们，发现有一种光线是往右旋的，有一种光线是往左旋的。由于化学合成的酒石酸，右旋的和左旋的对映异构体含量是相等的，混在一起用偏振光去照，旋转方向互相抵消，被消旋了。但是生物合成的酒石酸，只有右旋的酒石酸，光线才表现出转动。

巴斯德的这个发现很重要，它表明：第一，化学分子是会表现出手性的，有左旋的和右旋的之分。第二，生物产生的化学分子对手性有偏好，只产生一种手性的分子，叫做手性同质性。不只是酒石酸是这样的，很多生物分子也是这样。最明显的是氨基酸，生物产生的氨基酸基本上都是左旋的（个别有右旋的，我们忽略不计了），但是如果是化学合成的氨基酸，那么就同时产生左旋的和右旋的氨基酸，量是一样的。还有，DNA上面有糖分子，都是右旋的。

为什么生物产生的对映异构体通常只有一种呢？这是怎么来的？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说，这很容易解释。那是因为在生物体内合成这些化学分子的时候，用到了酶作为催化剂。酶跟底物结合的地方形状比较特殊。如果偏好的是右手构型的底物，那么只有它能结合上去，左手构型的就结合不上去了。

但是这还是没有解释这种偏好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怎么进化来的？生物是进化而来的。生物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先经历过了化学进化，生命起源了，才有生物进化。生命分子先于生命出现，它的手性同质性是怎么通过化学进化出现的？普通的化学反应不会产生手性同质性，这种手性同质性是通过什么化学反应产生的？

不仅生物学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化学家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比如说，合成的药物两种手性都有，但是药物是要给人吃的，人体只能利用其中的一种异构体，例如只能利用右旋的异构体，左旋的异构体人体利用不了，就浪费了。有时候人体利用不了的那种异构体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其中最著名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应停”事件，一种异构体是能够抑制孕期反应的药物，但是另一种异构体会导致胎儿畸形。所以化学家，特别是制药的化学家，就希望能够用什么办法，让化学合成的药物会偏向某一种手性构型。这叫做非对称反应。

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解决了。在一百多年前，在上个世纪初，德国化学家已经发现，可以通过手性催化剂来增加最后的产物当中某一种手性构型的含量。比如说，用一种金属结合上右手构型的化合物作为催化剂，产物中右手构型的化合物含量就会比左手构型的多。但是这是一开始就要加入某种构型的化合物作为催化剂，是人工已经选择过了，催化剂一开始就有手性差异了，还是没法解释生物手性同质性的来源。

1953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查尔斯·弗兰克从他的同事那里听说化学家们搞不明白生物的手性同质性是怎么来的。他就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手性同质性要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除了要有手性催化剂导致不对称反应之外，还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要有自我催化，一种催化剂催化产生的产物也有这种催化剂。这在有机化学反应中并不罕见。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乙酸可以催化乙酸乙酯的水解，产生的产物是乙酸和乙醇，乙酸又回头作为催化剂，继续水解乙酸乙酯。这样催化剂就越来越多了，反应就被放大了。

但是光有手性催化剂能自我催化还不行，因为手性催化剂只是让产物当中某一种构型的手性偏多，另一种构型的产物还是会产生的。这样，每一次反应的结果就会导致你想要的那种构型的产物被稀释了，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少，而另一种构型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所以还需要满足另一个条件，需要有相互抑制性，就是反应的结果会导致我们不想要的那种构型的产物越来越少，将它的产生给抑制住了，而我们想要的那种构型的产物比例越来越高。这叫非线性。

我刚才说了，由手性催化剂产生不对称反应，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现了。一开始某种构型占的比例没有多出多少，后来化学家们继续去研究这个问题，某种构型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已经高到了百分之九十几了。关于这个非对称反应的问题的研究已经在2001年和2021年得过两次诺贝尔奖了。

这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化学家亨利·卡根本来应该在2001年就已经得奖，但是那次三个名额都用完了，没有给卡根。当时还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抗议。这一次总算把奖给他了，幸好他非常长寿，已经95岁了还健在，才还有获奖的机会。卡根这次为什么能够获奖？就是因为他解决了弗兰克提出的三个条件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条件：产生非线性效应。

我前面说了，要产生非对称反应，需要用到手性催化剂。以前人们想到的是，手性催化剂中如果某种构型的化合物越纯，最终产生某种构型的化合物比例也就越高。你想要的构型要非常纯，纯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几，那么手性催化剂的纯度也要达到百分之九十几。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这就叫线性效应。

但是，卡根认为这是不需要的，在手性催化剂当中，某种手性构型占的比不一定要非常纯。以前的设想是，一个金属原子跟一个手性分子结合，变成一个手性催化剂，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卡根认为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一个金属原子往往是同时跟几个分子结合，至少是跟两个分子结合。我们就以一个金属原子跟两个分子结合为例。结合的分子有两种手性构型，一个右旋的，一个左旋的。两个结合的点，有可能结合的都是右旋的，也可能结合的都是左旋的，也有可能一个结合的是左旋的，一个结合的是右旋的，总共三种可能性。

假如我们想要得到的是右旋的化合物。在做催化剂的时候，就让右旋的要比左旋的多。比如说是三比一的关系，75%右旋，25%左旋。结合上去以后，用很简单的排列组合一算，就可以知道大约56%结合的两个分子都是右旋的，38%结合的一个是右旋的，一个是左旋的，还有6%的可能性结合的两个分子都是左旋的。

两个分子都是右旋的，产生的是右旋的产物。两个分子都是左旋的，产生的是左旋的产物。而一个分子是右旋的，一个分子是左旋的，起不到催化剂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排除掉。我们只需要考虑56%两个都是右旋的，和6%两个都是左旋的情况，比例就变成了大约是十比一了。本来是三比一的，变成了十比一，这不就被放大了吗？这就叫做非线性。

所以弗兰克提出的三个条件当中，已经满足了两条了。剩下的最后的一条是自我催化。需要找到一种手性催化剂，它既有非线性的效应，也能够自我催化。这就是今年获奖的日本化学家硖合宪三发现的。

他一开始加入的那种制造催化剂的分子，是看不出有手性的，因为一半是左旋的，一半是右旋的，混在一起没有手性，化学术语叫做外消旋。跟金属结合，产生的催化剂就有一半是左旋的催化剂，一半是右旋的催化剂。如果是严格地各占百分之五十，那么就没有用了。实际在制备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波动，比如说右旋的要比左旋的多出百万分之零点五这么一点点。但是由于非线性的效应，又具有自我催化的效应，这种稍微偏多的手性催化剂会越来越多，就会导致最终右旋的产物的量会变得非常多。

第一轮的反应，要加入底物、反应物、催化剂，等到底物和反应物都用完了，这一轮的反应结束了，测的结果，右旋的产物占了百分之五十七，而一开始只是多出了百万分之零点五。由于底物和反应物用完了，就再加入底物和反应物进去，不需要再加催化剂，继续反应。第二轮结束之后，右旋的产物占了百分之九十九了。再来一轮反应，右旋的产物就变成了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乎是百分之百了。所以一开始是没有手性的，是外消旋的，但是反应的结果变成了几乎是手性同质的，只有一种手性了。

这可以解释生物的手性同质是怎么起源的。是不是因此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因为这只是生物手性同质性起源的一种可能途径，还有别的途径也可以导致手性同质性，有的途径甚至不需要通过化学反应，通过物理过程也可以产生。这是圣地亚哥Scripps研究所的女研究员丹娜·布莱克蒙德发现。生物分子不需要通过化学反应，只让它结晶、溶解、结晶、溶解……不停地结晶、溶解。摸索好条件之后，最后出现只有一种手性。比如说氨基酸，一开始是两种构型的都有，经过了不停地结晶、溶解，最后会出现只有左旋构型的氨基酸。

布莱克蒙德对生物手性同质性的来源研究得比较透彻，这可能是生物手性同质性来源的另外一个途径，甚至有可能是更可能的一个途径。所以，这次化学奖还有一个名额本来应该给布莱克蒙德，为什么没给？一个原因可能是要给有机合成的研究，但是实际上布莱克蒙德也做有机合成的研究，研究了硖合反应的机理，这方面的研究她也应该得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女性的歧视。这次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就没有一个女的。

2026.10.7.录制

2026.10.16.整理

首先说一下什么是手性。手性当然跟手有关。大家看右手和左手，看上去是很像的。但是你没法把左手和右手重叠在一起，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大拇指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右手戴不了左手的手套，左手也戴不了右手的手套。但是为什么左手和右手看上去很像呢？那是因为它们具有镜像对称性。将右手照镜子，镜子里的右手就可以跟左手重叠了。用化学术语来说，左手和右手构成了对映异构体。

为什么会有这个化学术语呢？那是因为很多化学分子也存在着手性。这是法国伟大的科学家巴斯德发现的。巴斯德在很多科学领域都有重大的发现，包括生物学、医学、化学、食品工艺等等。那个时代没有诺贝尔奖，否则巴斯德拿诺贝尔奖可以拿得手软。巴斯德在化学上的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分子有手性。

他是通过研究酒石酸发现的。酒石酸是葡萄发酵酿酒时产生的一种酸。在巴斯德之前，已经有法国科学家研究过酒石酸，发现用偏振光照射酒石酸的溶液，光线会往右旋。酒石酸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合成。但是，化学合成的酒石酸，如果用偏振光来照，光线就没有发生旋转。

为什么生物来源的酒石酸和化学来源的酒石酸有不同的旋光性呢？它们的化学性质、其他物理性质都是一样的。巴斯德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将化学合成的酒石酸结晶变成了晶体，在显微镜下看，发现有两种晶体，是互为镜像对称的。他将这两种酒石酸的晶体分开，做成了溶液，用偏振光分别照它们，发现有一种光线是往右旋的，有一种光线是往左旋的。由于化学合成的酒石酸，右旋的和左旋的对映异构体含量是相等的，混在一起用偏振光去照，旋转方向互相抵消，被消旋了。但是生物合成的酒石酸，只有右旋的酒石酸，光线才表现出转动。

巴斯德的这个发现很重要，它表明：第一，化学分子是会表现出手性的，有左旋的和右旋的之分。第二，生物产生的化学分子对手性有偏好，只产生一种手性的分子，叫做手性同质性。不只是酒石酸是这样的，很多生物分子也是这样。最明显的是氨基酸，生物产生的氨基酸基本上都是左旋的（个别有右旋的，我们忽略不计了），但是如果是化学合成的氨基酸，那么就同时产生左旋的和右旋的氨基酸，量是一样的。还有，DNA上面有糖分子，都是右旋的。

为什么生物产生的对映异构体通常只有一种呢？这是怎么来的？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说，这很容易解释。那是因为在生物体内合成这些化学分子的时候，用到了酶作为催化剂。酶跟底物结合的地方形状比较特殊。如果偏好的是右手构型的底物，那么只有它能结合上去，左手构型的就结合不上去了。

但是这还是没有解释这种偏好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怎么进化来的？生物是进化而来的。生物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先经历过了化学进化，生命起源了，才有生物进化。生命分子先于生命出现，它的手性同质性是怎么通过化学进化出现的？普通的化学反应不会产生手性同质性，这种手性同质性是通过什么化学反应产生的？

不仅生物学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化学家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比如说，合成的药物两种手性都有，但是药物是要给人吃的，人体只能利用其中的一种异构体，例如只能利用右旋的异构体，左旋的异构体人体利用不了，就浪费了。有时候人体利用不了的那种异构体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其中最著名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应停”事件，一种异构体是能够抑制孕期反应的药物，但是另一种异构体会导致胎儿畸形。所以化学家，特别是制药的化学家，就希望能够用什么办法，让化学合成的药物会偏向某一种手性构型。这叫做非对称反应。

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解决了。在一百多年前，在上个世纪初，德国化学家已经发现，可以通过手性催化剂来增加最后的产物当中某一种手性构型的含量。比如说，用一种金属结合上右手构型的化合物作为催化剂，产物中右手构型的化合物含量就会比左手构型的多。但是这是一开始就要加入某种构型的化合物作为催化剂，是人工已经选择过了，催化剂一开始就有手性差异了，还是没法解释生物手性同质性的来源。

1953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查尔斯·弗兰克从他的同事那里听说化学家们搞不明白生物的手性同质性是怎么来的。他就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手性同质性要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除了要有手性催化剂导致不对称反应之外，还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要有自我催化，一种催化剂催化产生的产物也有这种催化剂。这在有机化学反应中并不罕见。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乙酸可以催化乙酸乙酯的水解，产生的产物是乙酸和乙醇，乙酸又回头作为催化剂，继续水解乙酸乙酯。这样催化剂就越来越多了，反应就被放大了。

但是光有手性催化剂能自我催化还不行，因为手性催化剂只是让产物当中某一种构型的手性偏多，另一种构型的产物还是会产生的。这样，每一次反应的结果就会导致你想要的那种构型的产物被稀释了，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少，而另一种构型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所以还需要满足另一个条件，需要有相互抑制性，就是反应的结果会导致我们不想要的那种构型的产物越来越少，将它的产生给抑制住了，而我们想要的那种构型的产物比例越来越高。这叫非线性。

我刚才说了，由手性催化剂产生不对称反应，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现了。一开始某种构型占的比例没有多出多少，后来化学家们继续去研究这个问题，某种构型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已经高到了百分之九十几了。关于这个非对称反应的问题的研究已经在2001年和2021年得过两次诺贝尔奖了。

这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化学家亨利·卡根本来应该在2001年就已经得奖，但是那次三个名额都用完了，没有给卡根。当时还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抗议。这一次总算把奖给他了，幸好他非常长寿，已经95岁了还健在，才还有获奖的机会。卡根这次为什么能够获奖？就是因为他解决了弗兰克提出的三个条件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条件：产生非线性效应。

我前面说了，要产生非对称反应，需要用到手性催化剂。以前人们想到的是，手性催化剂中如果某种构型的化合物越纯，最终产生某种构型的化合物比例也就越高。你想要的构型要非常纯，纯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几，那么手性催化剂的纯度也要达到百分之九十几。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这就叫线性效应。

但是，卡根认为这是不需要的，在手性催化剂当中，某种手性构型占的比不一定要非常纯。以前的设想是，一个金属原子跟一个手性分子结合，变成一个手性催化剂，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卡根认为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一个金属原子往往是同时跟几个分子结合，至少是跟两个分子结合。我们就以一个金属原子跟两个分子结合为例。结合的分子有两种手性构型，一个右旋的，一个左旋的。两个结合的点，有可能结合的都是右旋的，也可能结合的都是左旋的，也有可能一个结合的是左旋的，一个结合的是右旋的，总共三种可能性。

假如我们想要得到的是右旋的化合物。在做催化剂的时候，就让右旋的要比左旋的多。比如说是三比一的关系，75%右旋，25%左旋。结合上去以后，用很简单的排列组合一算，就可以知道大约56%结合的两个分子都是右旋的，38%结合的一个是右旋的，一个是左旋的，还有6%的可能性结合的两个分子都是左旋的。

两个分子都是右旋的，产生的是右旋的产物。两个分子都是左旋的，产生的是左旋的产物。而一个分子是右旋的，一个分子是左旋的，起不到催化剂的作用，所以它可以排除掉。我们只需要考虑56%两个都是右旋的，和6%两个都是左旋的情况，比例就变成了大约是十比一了。本来是三比一的，变成了十比一，这不就被放大了吗？这就叫做非线性。

所以弗兰克提出的三个条件当中，已经满足了两条了。剩下的最后的一条是自我催化。需要找到一种手性催化剂，它既有非线性的效应，也能够自我催化。这就是今年获奖的日本化学家硖合宪三发现的。

他一开始加入的那种制造催化剂的分子，是看不出有手性的，因为一半是左旋的，一半是右旋的，混在一起没有手性，化学术语叫做外消旋。跟金属结合，产生的催化剂就有一半是左旋的催化剂，一半是右旋的催化剂。如果是严格地各占百分之五十，那么就没有用了。实际在制备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波动，比如说右旋的要比左旋的多出百万分之零点五这么一点点。但是由于非线性的效应，又具有自我催化的效应，这种稍微偏多的手性催化剂会越来越多，就会导致最终右旋的产物的量会变得非常多。

第一轮的反应，要加入底物、反应物、催化剂，等到底物和反应物都用完了，这一轮的反应结束了，测的结果，右旋的产物占了百分之五十七，而一开始只是多出了百万分之零点五。由于底物和反应物用完了，就再加入底物和反应物进去，不需要再加催化剂，继续反应。第二轮结束之后，右旋的产物占了百分之九十九了。再来一轮反应，右旋的产物就变成了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几乎是百分之百了。所以一开始是没有手性的，是外消旋的，但是反应的结果变成了几乎是手性同质的，只有一种手性了。

这可以解释生物的手性同质是怎么起源的。是不是因此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因为这只是生物手性同质性起源的一种可能途径，还有别的途径也可以导致手性同质性，有的途径甚至不需要通过化学反应，通过物理过程也可以产生。这是圣地亚哥Scripps研究所的女研究员丹娜·布莱克蒙德发现。生物分子不需要通过化学反应，只让它结晶、溶解、结晶、溶解……不停地结晶、溶解。摸索好条件之后，最后出现只有一种手性。比如说氨基酸，一开始是两种构型的都有，经过了不停地结晶、溶解，最后会出现只有左旋构型的氨基酸。

布莱克蒙德对生物手性同质性的来源研究得比较透彻，这可能是生物手性同质性来源的另外一个途径，甚至有可能是更可能的一个途径。所以，这次化学奖还有一个名额本来应该给布莱克蒙德，为什么没给？一个原因可能是要给有机合成的研究，但是实际上布莱克蒙德也做有机合成的研究，研究了硖合反应的机理，这方面的研究她也应该得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女性的歧视。这次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就没有一个女的。

2026.10.7.录制

2026.10.16.整理

光遗传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说它给神经科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场革命？

大脑是最复杂的器官，特别是人脑。别看人脑那么小，里面包含着860亿个神经细胞。这些神经细胞彼此联系，组成了无数神经回路。这些神经细胞、神经回路就决定着大脑各种各样的功能。不同的神经细胞、神经回路，决定着不同的功能。

我们怎么知道某种神经细胞、某个神经回路起到什么样的功能呢？那就要刺激它，让它产生神经信号——一种电信号，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以前用电或者药物来刺激，但是这种做法有很大缺陷。首先，不够精准，刺激到的神经细胞、神经回路是比较大范围的。其次，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再次，用药物刺激反应比较慢。所以需要有一种刺激的手段，非常精准，又不会造成损伤，而且反应极其迅速。

跟沃森共同发现DNA双螺旋模型的克里克称得上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生物学家，在分子生物学有不少的贡献，晚年转型去研究神经科学，当然是从理论上做研究，不做实验。克里克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曾经提出来，可以用光刺激神经细胞。让光作为神经细胞的开关。但是，神经细胞怎么会对光产生反应呢？此前有人尝试过，往神经细胞里注入色素，或用激光刺激神经细胞，但是这些做法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反应也不够快。克里克提出，可以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对神经细胞进行改造，让它能够对光产生反应。这就要用到遗传工程，在生物学上就被叫做遗传学。所以，克里克可以说是第一个提出光遗传学概念的生物学家。

但是，克里克也不知道能够怎么对神经细胞进行改造。他说这听上去像是异想天开，不过也不是不可能的。的确不是不可能的。突破来自于跟神经科学的研究完全没有关系的另一个领域。

很多单细胞的生物，包括细菌、古菌、真菌，都有对光敏感的蛋白质。这次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一个是德国的黑格曼，他研究的是一种绿藻。绿藻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有叶绿素。叶绿素要进行光合作用，就需要有光。这种绿藻有趋光效应，哪里有光就往那里游过去，它上面有鞭毛可以游动。为什么它能够有趋光效应？因为这种绿藻虽然是单细胞的，但是有一个像眼睛一样的眼点，眼点中有能够感光的蛋白，叫做视紫红质。人类的视网膜能够感光也是因为有视紫红质。

黑格曼的研究发现，如果用光刺激绿藻的眼点，里面的视紫红质就会将细胞膜的通道打开，带正电的阳离子就会从这个离子通道流入细胞，形成了电流，给鞭毛带来了能量，鞭毛得以摆动，绿藻就往光的方向游了。

黑格曼还去测了一下从光刺激到绿藻产生反应需要的时间长短。测的结果发现，起反应的时间极短，只要0.5毫秒。这个反应速度是极快的，跟人的眼睛视网膜做一个对比就知道了。用光刺激视网膜的视紫红质，它也会产生电信号传到大脑，我们才能够看到图像。但是这个过程需要10毫秒，是绿藻的反应时间的20倍。

为什么人的视紫红质从感光到产生电信号的反应时间要这么长呢？这是因为视网膜里的视紫红质感受到光之后，跟一系列的蛋白质发生反应，最终才产生电信号，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了。黑格曼推测绿藻的视紫红质反应那么快，是因为它自己就能够产生电信号，不需要再借助别的蛋白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光敏蛋白。他就想把这种蛋白质纯化出来。但是绿藻的这种蛋白质非常脆弱，很难纯化。黑格曼实验室花了十年的时间都不成功。

直到本世纪初，日本科学家将这种绿藻的几千个基因的序列都测定了。黑格曼实验室在这些基因序列中寻找，发现其中有两种基因序列跟别的生物的视紫红质基因序列很相像，意味着这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那种蛋白质的基因序列。他们将这两个基因给克隆出来了，下一步要用它来表达出蛋白质，研究它的功能。

黑格曼想到了去找一个一起在普朗克研究所工作的德国科学家、这次另一个获奖者纳格尔，合作研究这个问题。纳格尔也在研究视紫红质，研究的是细菌的视紫红质。他已经能够将细菌的视紫红质的基因转入爪蟾的卵细胞，让这种蛋白质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对光起反应。

黑格曼将他克隆出来的那两种蛋白质的基因给了纳格尔去做实验。纳格尔实验室将这两种基因转入了爪蟾的卵细胞，用光刺激，发现的确能够起反应。一种是对绿蓝光起反应，但是比较慢；一种是对蓝光起反应，反应的速度很快，只需0.2毫秒。所以后来用的都是第二种蛋白质。

纳格尔研究还发现了这种蛋白质反应那么快，是因为除了能够感光，还执行着另外一个功能，是细胞膜上离子通道的蛋白质。它本身就控制着细胞的离子通道，不需要再借助别的蛋白质。用蓝光去照它，蛋白质的构型发生了改变，就把离子通道打开了，阳离子从外面流进细胞，就产生了电信号。这两种新发现的蛋白质都执行两个功能，既是离子通道的蛋白，又是感光的蛋白，命名为通道视紫红质，简称ChR，后来一般都是用反应快的第二种，简称ChR2。

纳格尔和黑格曼在2003年发表论文公布了他们的发现。第二年引起了斯坦福大学一个助理教授的注意，就是今年的第三个获奖者戴瑟罗斯。戴瑟罗斯在斯坦福大学读了医学博士，还读了PhD，并做了博士后。2004年，他留在斯坦福大学当助理教授，刚刚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研究要怎么样精准地刺激神经细胞。纳格尔和黑格曼发表的关于ChR2的论文，让他和实验室同事想到了，可以用它来作为让神经细胞起反应的开关。

所以戴瑟罗斯就给纳格尔写信，向他要来ChR2的克隆。他们实验室将这个基因转入到了体外培养的老鼠神经细胞里，用蓝光一照，这个神经细胞马上就产生了电信号，光一停，反应马上也就停了。这不就是大家都一直在寻找的，能够精准地、快速地、无害地刺激神经细胞的那个开关吗？

但是，这是体外的反应，活老鼠是不是也会这样呢？他们将这个基因转入到活老鼠的神经细胞里。在老鼠的颅骨上打一个洞，对准一块已知在控制着老鼠运动的大脑区域。从这个小小的洞伸进一根光纤，就可以往里面照射光了。一照射蓝光，神经细胞里的ChR2产生了电流，就可以看到老鼠的胡须动起来了。光一停，老鼠这个动作也就停了。这就说明了ChR2是可以作为活体老鼠的神经细胞的开关的。

他们写成了论文投稿，觉得这个发现很重大，投到了最好的期刊美国的《科学》杂志，结果被拒稿了，编辑不认为这有发表的价值。他们改投到英国的《自然》杂志，也被《自然》杂志拒稿了，编辑建议他们投到《自然》的子刊《自然·神经科学》，被接受了。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轰动，世界各地的神经科学实验室纷纷找他们要这个克隆。戴瑟罗斯说，他给多少个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寄过ChR2克隆，记不清了，可能有几千个吧。光遗传学因此诞生了。

饶毅因为这个诺贝尔奖，表扬斯坦福大学的华人生物学家钱永佑“礼让”。饶毅说，说戴瑟罗斯是钱永佑的博士后，刚刚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他拉去一起做研究的，是钱永佑的博士生博伊登，这个项目完全是属于钱永佑的实验室，钱永佑可以把这个项目拿过来在他的实验室做，但是钱永佑没有，表现出“温良恭俭让”。

其实戴瑟罗斯不是钱永佑的博士后，而是曾经在钱永佑手下读过博士，1998年就毕业了，去Robert Malenka实验室做博士后。戴瑟罗斯组建自己实验室时已经离开钱永佑实验室6年了。博伊登当时的确是钱永佑的博士生，但是他是业余被戴瑟罗斯拉去一起做和博士论文无关的研究，不久毕业，在戴瑟罗斯实验室做博士后。所以这个课题自始至终跟钱永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钱永佑怎么好意思将它拿过来占为己有？也许饶毅好意思干这种侵吞别人科研成果的事。

2004年，戴瑟罗斯刚刚作为助理教授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将他的实验室给放到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实验室原来属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朱棣文搬走了，那个实验室空出来给了戴瑟罗斯。张锋当时在斯坦福读化学博士，有一天去那个地下室实验室找朱棣文，找到的是戴瑟罗斯。戴瑟罗斯刚刚创建了实验室，极需人手，说服了张锋来跟他一起做实验研究光遗传学。张锋是最早的那篇光遗传学论文的第二作者。

后来张锋去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改而研究基因编辑，跟伯克利发明基因编辑的女教授杜德纳争夺基因编辑专利权，争夺战拖了很长时间，而且搞得非常丑陋。最后给基因编辑颁发诺贝尔奖，只给了杜德纳和一个法国的生物学家，虽然还空着一个名额，就不给张锋。这次的诺贝尔奖三个名额都已经用完了，即使有名额也不会给张锋，因为张锋做光遗传学研究的时候还只是博士生，一般发奖是不会给博士生的。

对光遗传学的创建做出了贡献的，还有一个华人科学家，叫潘卓华。他是中国科大七八级近代物理系毕业的，在美国读了博士，后来到密歇根的维恩州立大学当教授。2003年纳格尔、黑格曼发表了关于ChR2的论文之后，不只是戴瑟罗斯实验室想到了可以用它来做神经科学的研究，还有其他研究神经科学的科学家也想到了，其中就包括潘卓华。

潘卓华当时在研究要怎么样治疗眼睛失明。有的失明是由于视网膜的视紫红质坏掉了，他想到了可以转入新的视紫红质进去。他跟另外一个实验室合作，将ChR2转到了活老鼠的视网膜里，用光刺激能够产生反应。说明这个治疗方案是可行的。他写了一篇论文，投到了英国的《自然》，也是被拒稿，建议他改投《自然·神经科学》。他投到《自然·神经科学》，却被拒稿了，转投《神经科学杂志》也被拒稿，最后是在《神经元》发表的。发表时已经是2006年，比戴瑟罗斯实验室发表的有关论文晚了一年。

他那篇论文发表之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所在的学校不够好。维恩州立大学跟斯坦福大学没法比，不是一个档次的。很多人是很势利眼的，看论文，先看是哪一所大学哪一个实验室发表的，一看是维恩州立大学实验室发表的，就不重视了。其次，这可能是更关键的，潘卓华那篇论文只是试图要治疗失明，并没有像戴瑟罗斯的论文那样提出了光遗传学的概念，可以作为研究神经科学的工具，所以引起了轰动，大家都找他要克隆去做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

不过，光遗传学的确也有它的应用价值，其中就包括能够治疗失明。在这方面，潘卓华的确是先驱者。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视网膜里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坏死，眼睛也就失明了。临床试验表明，将ChR2转入病人的视网膜里，能够部分地恢复视力。以后光遗传学在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方面还会有更广泛的应用。不过，它最重要的还是作为神经科学研究的强大工具，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大脑的认识。

2026.10.5.录制

2026.10.14.整理

光遗传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说它给神经科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场革命？

大脑是最复杂的器官，特别是人脑。别看人脑那么小，里面包含着860亿个神经细胞。这些神经细胞彼此联系，组成了无数神经回路。这些神经细胞、神经回路就决定着大脑各种各样的功能。不同的神经细胞、神经回路，决定着不同的功能。

我们怎么知道某种神经细胞、某个神经回路起到什么样的功能呢？那就要刺激它，让它产生神经信号——一种电信号，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以前用电或者药物来刺激，但是这种做法有很大缺陷。首先，不够精准，刺激到的神经细胞、神经回路是比较大范围的。其次，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再次，用药物刺激反应比较慢。所以需要有一种刺激的手段，非常精准，又不会造成损伤，而且反应极其迅速。

跟沃森共同发现DNA双螺旋模型的克里克称得上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生物学家，在分子生物学有不少的贡献，晚年转型去研究神经科学，当然是从理论上做研究，不做实验。克里克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曾经提出来，可以用光刺激神经细胞。让光作为神经细胞的开关。但是，神经细胞怎么会对光产生反应呢？此前有人尝试过，往神经细胞里注入色素，或用激光刺激神经细胞，但是这些做法会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反应也不够快。克里克提出，可以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对神经细胞进行改造，让它能够对光产生反应。这就要用到遗传工程，在生物学上就被叫做遗传学。所以，克里克可以说是第一个提出光遗传学概念的生物学家。

但是，克里克也不知道能够怎么对神经细胞进行改造。他说这听上去像是异想天开，不过也不是不可能的。的确不是不可能的。突破来自于跟神经科学的研究完全没有关系的另一个领域。

很多单细胞的生物，包括细菌、古菌、真菌，都有对光敏感的蛋白质。这次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一个是德国的黑格曼，他研究的是一种绿藻。绿藻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有叶绿素。叶绿素要进行光合作用，就需要有光。这种绿藻有趋光效应，哪里有光就往那里游过去，它上面有鞭毛可以游动。为什么它能够有趋光效应？因为这种绿藻虽然是单细胞的，但是有一个像眼睛一样的眼点，眼点中有能够感光的蛋白，叫做视紫红质。人类的视网膜能够感光也是因为有视紫红质。

黑格曼的研究发现，如果用光刺激绿藻的眼点，里面的视紫红质就会将细胞膜的通道打开，带正电的阳离子就会从这个离子通道流入细胞，形成了电流，给鞭毛带来了能量，鞭毛得以摆动，绿藻就往光的方向游了。

黑格曼还去测了一下从光刺激到绿藻产生反应需要的时间长短。测的结果发现，起反应的时间极短，只要0.5毫秒。这个反应速度是极快的，跟人的眼睛视网膜做一个对比就知道了。用光刺激视网膜的视紫红质，它也会产生电信号传到大脑，我们才能够看到图像。但是这个过程需要10毫秒，是绿藻的反应时间的20倍。

为什么人的视紫红质从感光到产生电信号的反应时间要这么长呢？这是因为视网膜里的视紫红质感受到光之后，跟一系列的蛋白质发生反应，最终才产生电信号，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了。黑格曼推测绿藻的视紫红质反应那么快，是因为它自己就能够产生电信号，不需要再借助别的蛋白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光敏蛋白。他就想把这种蛋白质纯化出来。但是绿藻的这种蛋白质非常脆弱，很难纯化。黑格曼实验室花了十年的时间都不成功。

直到本世纪初，日本科学家将这种绿藻的几千个基因的序列都测定了。黑格曼实验室在这些基因序列中寻找，发现其中有两种基因序列跟别的生物的视紫红质基因序列很相像，意味着这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那种蛋白质的基因序列。他们将这两个基因给克隆出来了，下一步要用它来表达出蛋白质，研究它的功能。

黑格曼想到了去找一个一起在普朗克研究所工作的德国科学家、这次另一个获奖者纳格尔，合作研究这个问题。纳格尔也在研究视紫红质，研究的是细菌的视紫红质。他已经能够将细菌的视紫红质的基因转入爪蟾的卵细胞，让这种蛋白质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对光起反应。

黑格曼将他克隆出来的那两种蛋白质的基因给了纳格尔去做实验。纳格尔实验室将这两种基因转入了爪蟾的卵细胞，用光刺激，发现的确能够起反应。一种是对绿蓝光起反应，但是比较慢；一种是对蓝光起反应，反应的速度很快，只需0.2毫秒。所以后来用的都是第二种蛋白质。

纳格尔研究还发现了这种蛋白质反应那么快，是因为除了能够感光，还执行着另外一个功能，是细胞膜上离子通道的蛋白质。它本身就控制着细胞的离子通道，不需要再借助别的蛋白质。用蓝光去照它，蛋白质的构型发生了改变，就把离子通道打开了，阳离子从外面流进细胞，就产生了电信号。这两种新发现的蛋白质都执行两个功能，既是离子通道的蛋白，又是感光的蛋白，命名为通道视紫红质，简称ChR，后来一般都是用反应快的第二种，简称ChR2。

纳格尔和黑格曼在2003年发表论文公布了他们的发现。第二年引起了斯坦福大学一个助理教授的注意，就是今年的第三个获奖者戴瑟罗斯。戴瑟罗斯在斯坦福大学读了医学博士，还读了PhD，并做了博士后。2004年，他留在斯坦福大学当助理教授，刚刚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研究要怎么样精准地刺激神经细胞。纳格尔和黑格曼发表的关于ChR2的论文，让他和实验室同事想到了，可以用它来作为让神经细胞起反应的开关。

所以戴瑟罗斯就给纳格尔写信，向他要来ChR2的克隆。他们实验室将这个基因转入到了体外培养的老鼠神经细胞里，用蓝光一照，这个神经细胞马上就产生了电信号，光一停，反应马上也就停了。这不就是大家都一直在寻找的，能够精准地、快速地、无害地刺激神经细胞的那个开关吗？

但是，这是体外的反应，活老鼠是不是也会这样呢？他们将这个基因转入到活老鼠的神经细胞里。在老鼠的颅骨上打一个洞，对准一块已知在控制着老鼠运动的大脑区域。从这个小小的洞伸进一根光纤，就可以往里面照射光了。一照射蓝光，神经细胞里的ChR2产生了电流，就可以看到老鼠的胡须动起来了。光一停，老鼠这个动作也就停了。这就说明了ChR2是可以作为活体老鼠的神经细胞的开关的。

他们写成了论文投稿，觉得这个发现很重大，投到了最好的期刊美国的《科学》杂志，结果被拒稿了，编辑不认为这有发表的价值。他们改投到英国的《自然》杂志，也被《自然》杂志拒稿了，编辑建议他们投到《自然》的子刊《自然·神经科学》，被接受了。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轰动，世界各地的神经科学实验室纷纷找他们要这个克隆。戴瑟罗斯说，他给多少个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寄过ChR2克隆，记不清了，可能有几千个吧。光遗传学因此诞生了。

饶毅因为这个诺贝尔奖，表扬斯坦福大学的华人生物学家钱永佑“礼让”。饶毅说，说戴瑟罗斯是钱永佑的博士后，刚刚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他拉去一起做研究的，是钱永佑的博士生博伊登，这个项目完全是属于钱永佑的实验室，钱永佑可以把这个项目拿过来在他的实验室做，但是钱永佑没有，表现出“温良恭俭让”。

其实戴瑟罗斯不是钱永佑的博士后，而是曾经在钱永佑手下读过博士，1998年就毕业了，去Robert Malenka实验室做博士后。戴瑟罗斯组建自己实验室时已经离开钱永佑实验室6年了。博伊登当时的确是钱永佑的博士生，但是他是业余被戴瑟罗斯拉去一起做和博士论文无关的研究，不久毕业，在戴瑟罗斯实验室做博士后。所以这个课题自始至终跟钱永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钱永佑怎么好意思将它拿过来占为己有？也许饶毅好意思干这种侵吞别人科研成果的事。

2004年，戴瑟罗斯刚刚作为助理教授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将他的实验室给放到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实验室原来属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朱棣文搬走了，那个实验室空出来给了戴瑟罗斯。张锋当时在斯坦福读化学博士，有一天去那个地下室实验室找朱棣文，找到的是戴瑟罗斯。戴瑟罗斯刚刚创建了实验室，极需人手，说服了张锋来跟他一起做实验研究光遗传学。张锋是最早的那篇光遗传学论文的第二作者。

后来张锋去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改而研究基因编辑，跟伯克利发明基因编辑的女教授杜德纳争夺基因编辑专利权，争夺战拖了很长时间，而且搞得非常丑陋。最后给基因编辑颁发诺贝尔奖，只给了杜德纳和一个法国的生物学家，虽然还空着一个名额，就不给张锋。这次的诺贝尔奖三个名额都已经用完了，即使有名额也不会给张锋，因为张锋做光遗传学研究的时候还只是博士生，一般发奖是不会给博士生的。

对光遗传学的创建做出了贡献的，还有一个华人科学家，叫潘卓华。他是中国科大七八级近代物理系毕业的，在美国读了博士，后来到密歇根的维恩州立大学当教授。2003年纳格尔、黑格曼发表了关于ChR2的论文之后，不只是戴瑟罗斯实验室想到了可以用它来做神经科学的研究，还有其他研究神经科学的科学家也想到了，其中就包括潘卓华。

潘卓华当时在研究要怎么样治疗眼睛失明。有的失明是由于视网膜的视紫红质坏掉了，他想到了可以转入新的视紫红质进去。他跟另外一个实验室合作，将ChR2转到了活老鼠的视网膜里，用光刺激能够产生反应。说明这个治疗方案是可行的。他写了一篇论文，投到了英国的《自然》，也是被拒稿，建议他改投《自然·神经科学》。他投到《自然·神经科学》，却被拒稿了，转投《神经科学杂志》也被拒稿，最后是在《神经元》发表的。发表时已经是2006年，比戴瑟罗斯实验室发表的有关论文晚了一年。

他那篇论文发表之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所在的学校不够好。维恩州立大学跟斯坦福大学没法比，不是一个档次的。很多人是很势利眼的，看论文，先看是哪一所大学哪一个实验室发表的，一看是维恩州立大学实验室发表的，就不重视了。其次，这可能是更关键的，潘卓华那篇论文只是试图要治疗失明，并没有像戴瑟罗斯的论文那样提出了光遗传学的概念，可以作为研究神经科学的工具，所以引起了轰动，大家都找他要克隆去做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

不过，光遗传学的确也有它的应用价值，其中就包括能够治疗失明。在这方面，潘卓华的确是先驱者。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视网膜里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坏死，眼睛也就失明了。临床试验表明，将ChR2转入病人的视网膜里，能够部分地恢复视力。以后光遗传学在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方面还会有更广泛的应用。不过，它最重要的还是作为神经科学研究的强大工具，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大脑的认识。

2026.10.5.录制

2026.10.14.整理

胡锡进很快就发现，将这句提示语删掉，但是已经被截屏了。而且他并不是将帖子删了再重新发一个帖子，而是在原帖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微博可以查编辑记录，可以看到原文是什么样的，所以那句提示语在胡锡进那个帖子的编辑记录里还有。胡锡进被发现他的文章是用AI写的，当然引起了群嘲。

这让我想起2013年央视315晚会，在八点多的时候揭露苹果手机的售后服务问题，在新浪微博上第一时间出现了一批骂苹果公司的帖子，都是一些网红或者名人发的，大同小异。其中歌手何润东发的帖子后面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句“大概八点二十分发”，透露出这些骂苹果公司的大同小异的帖子都是奉命发的，也可能是拿钱发的，为央视315晚会批苹果公司造势。

但是何润东矢口否认，说是他的微博账号被黑客打入了，还向北京公安报警。一般人碰到这种事，往往也是这么干，说自己的账号被黑了，或者说是临时工、助手干的，或者就当作没有这回事，提都不提。这样的话，风波很快也就过去了。但是也有个别对自己的辩才、口才特别自信的人非要狡辩，那就越描越黑了。

比如说王志安在那个时候也出过丑闻。他从新浪微博的微盘下载了一条男同性恋的淫秽视频，标题叫《美男初受》。新浪当时在推微盘，如果有谁从微盘下载了东西，系统就会自动发一条微博，告诉大家这个微博账号下载了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就都知道了王志安下载了一条《美男初受》的淫秽视频。有别的网红、名人出过类似的丑闻，比如当时小沈阳也被发现从微盘下载了男同性恋淫秽视频。但是小沈阳比王志安聪明，默不作声，很快这件事就被大家忘了。王志安却要狡辩，他当时还在当着“堂堂央视记者”，说是要制作一个关于云技术的节目，下载那条视频是为了研究云技术，越描越黑，被嘲笑到了现在。

胡锡进也对自己的辩才非常自信，写了一篇长篇文章来为自己用AI写作辩护：

“老胡如今是互联网上绝不能有任何差错的实验品：谁让你发之前不再仔细检查一遍？你在网上这么有名，不拿你的纰漏刷乐子，拿谁的刷？哈哈。老胡深晓此理。但怎么能绝不出差错呢？所以老胡的例子也告诉所有人，时不时出错，出就出了；被互联网调侃调侃，消费消费，其实没啥大不了的。”

胡锡进这是在偷换概念，转换话题。其实胡锡进发的帖子经常有差错、纰漏，也经常因此引起群嘲，并不是零差错的典型。但是他这回之所以引起群嘲，不是因为他出了什么差错，而是泄密了，泄露了他在用AI写文章。

胡锡进倒不否认自己在用AI写文章，他对此的辩解是，“我多年形成一个写作习惯：我口述，由助手记录内容。现在我经常对着AI 口述，由AI记录。我发现AI的记录功能相当准，而且能边记录边修改我的严重口误。这样可以解放助手，让他们帮我做更多有价值的工作。”

胡锡进的狡辩透露出来了，不仅他现在的文章是AI代笔的，而且他以前的文章是助手代笔的。所以胡锡进的文章不是别人代笔的，就是AI代笔的。但是胡锡进认为这不是代笔，“虽然我与AI 有大量交互，但观点都是我自己的。我每次都要嘱咐AI别发挥，别发挥。”这也透露出来了，胡锡进写文章只是口述了文章的观点和内容，而表述是助手或者AI写的，其实就是代笔。

一篇文章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观点——写什么，一部分是表述——怎么写。怎么样把你要表达的观点表达出来，这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更重要的。观点谁都会有，发帖、写作都是因为有观点想分享，但是很多人或者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或者是因为文笔不好，不会写文章，没法清楚地表达他的观点，写出来的文章颠三倒四、不知所云，也就是文笔不好。

就像不久前孙宇晨和胡锡进的争论，双方当然都有观点，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是，孙宇晨没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虽然胡锡进和其他一些人称赞孙宇晨的文笔好，其实他的文笔是不好的，连话都说不明白。我当时称赞胡锡进的文笔比孙宇晨的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现在透露出来了，胡锡进的文章是AI代笔的，那么只能说是AI的文笔比孙宇晨的文笔好，而不是胡锡进的文笔好。

胡锡进的文笔好不好，我们就不知道了。他以前的文章是助手代笔的，写得再好也只能说是助手的文笔好。就像大领导的秘书替大领导代笔写文章，观点是大领导的，文笔是秘书的，你不能说领导的文笔好，最多只能称赞领导的观点好。

胡锡进为了为自己狡辩，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拉下水。他说，“老胡早就使用AI工具了，AI帮我查资料，帮我核实我写的文章有无硬伤，尤其是在事实方面有无出入，它这些方面做得很棒。我早就离不开AI了，而且我怀疑现在还有完全不借助 AI工具的高频写作者。”

我也算是个高频作者吧，基本上一两天就会写一篇文章，但是我从来就不借助AI来写文章。我不用AI查资料。资料当然要查，但是我用谷歌搜索，或者在数据库搜索，出来的结果我自己要去看，去核实它的真实性，而不是让AI来给我归纳出来结果。更不会让AI来核实事实的真假。AI是会胡编乱造的，你不能相信AI。像胡锡进那样让AI写了文章之后看都不看，只是复制粘贴，会出丑的。这不就闹出连提示语都粘贴过去的丑闻了吗？

我最多是用AI将语音转成文字。这是因为我现在同时要做视频，先做视频再写文章，那么我就将要写的文章的腹稿在视频里说出来，由AI将我说的话从语音转成文字，生成字幕。我自己再根据字幕整理出文章。但是这整个过程，不管是观点、内容还是表述都跟AI没有任何关系。AI在转录的时候，不仅不会纠正我的错误，反而会出差错，字幕经常会有一些错误需要我去改正。

如果不是为了录视频，我完全可以直接写文章。AI的转录其实可有可无，只不过提高了转录的效率。以前我的视频转录成文字是由网友帮着转的。后来我发现有的志愿者在转录的时候会塞进自己的东西，根据自己的理解做“润色”，要帮我写文章。结果往往就搞错了。我发现了之后，一再告诉他们一定要忠实地记录我的话，但是他们还是习惯要改我的话，最后我就只好自己用AI做转录了。所以我所有的文章的内容、表述都是我自己的。胡锡进说所有的高频作者都是在借助AI来写文章，不就是在污蔑我吗？

胡锡进还很自信地说：“通过与AI 打交道，我对自己无法被AI取代更有信心了。我知道AI根本造不出一个老胡来，但是它可以帮助老胡，把工作做得更快、更准确。老胡知道大家其实大多了解这一切。老胡今天发的国庆文，AI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呢？AI能写成老胡的这种水平，还得进化一百年。”

他已经承认是AI在帮他写文章，居然还说AI写不出这种文章。其实胡锡进的文章是最容易让AI来写的。AI虽然会写文章，但是写出来的文章，都是没有任何个人特色的平庸文章，往往一看就知道是AI写的文章。胡锡进写的观点甚于表述的歌功颂德的评论文章，是最容易由AI代笔的。胡锡进的吹鼓手职业，是最容易被AI取代的。他实际上已经被AI取代了。

2026.10.3.录制

2026.10.12.整理

胡锡进很快就发现，将这句提示语删掉，但是已经被截屏了。而且他并不是将帖子删了再重新发一个帖子，而是在原帖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微博可以查编辑记录，可以看到原文是什么样的，所以那句提示语在胡锡进那个帖子的编辑记录里还有。胡锡进被发现他的文章是用AI写的，当然引起了群嘲。

这让我想起2013年央视315晚会，在八点多的时候揭露苹果手机的售后服务问题，在新浪微博上第一时间出现了一批骂苹果公司的帖子，都是一些网红或者名人发的，大同小异。其中歌手何润东发的帖子后面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句“大概八点二十分发”，透露出这些骂苹果公司的大同小异的帖子都是奉命发的，也可能是拿钱发的，为央视315晚会批苹果公司造势。

但是何润东矢口否认，说是他的微博账号被黑客打入了，还向北京公安报警。一般人碰到这种事，往往也是这么干，说自己的账号被黑了，或者说是临时工、助手干的，或者就当作没有这回事，提都不提。这样的话，风波很快也就过去了。但是也有个别对自己的辩才、口才特别自信的人非要狡辩，那就越描越黑了。

比如说王志安在那个时候也出过丑闻。他从新浪微博的微盘下载了一条男同性恋的淫秽视频，标题叫《美男初受》。新浪当时在推微盘，如果有谁从微盘下载了东西，系统就会自动发一条微博，告诉大家这个微博账号下载了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就都知道了王志安下载了一条《美男初受》的淫秽视频。有别的网红、名人出过类似的丑闻，比如当时小沈阳也被发现从微盘下载了男同性恋淫秽视频。但是小沈阳比王志安聪明，默不作声，很快这件事就被大家忘了。王志安却要狡辩，他当时还在当着“堂堂央视记者”，说是要制作一个关于云技术的节目，下载那条视频是为了研究云技术，越描越黑，被嘲笑到了现在。

胡锡进也对自己的辩才非常自信，写了一篇长篇文章来为自己用AI写作辩护：

“老胡如今是互联网上绝不能有任何差错的实验品：谁让你发之前不再仔细检查一遍？你在网上这么有名，不拿你的纰漏刷乐子，拿谁的刷？哈哈。老胡深晓此理。但怎么能绝不出差错呢？所以老胡的例子也告诉所有人，时不时出错，出就出了；被互联网调侃调侃，消费消费，其实没啥大不了的。”

胡锡进这是在偷换概念，转换话题。其实胡锡进发的帖子经常有差错、纰漏，也经常因此引起群嘲，并不是零差错的典型。但是他这回之所以引起群嘲，不是因为他出了什么差错，而是泄密了，泄露了他在用AI写文章。

胡锡进倒不否认自己在用AI写文章，他对此的辩解是，“我多年形成一个写作习惯：我口述，由助手记录内容。现在我经常对着AI 口述，由AI记录。我发现AI的记录功能相当准，而且能边记录边修改我的严重口误。这样可以解放助手，让他们帮我做更多有价值的工作。”

胡锡进的狡辩透露出来了，不仅他现在的文章是AI代笔的，而且他以前的文章是助手代笔的。所以胡锡进的文章不是别人代笔的，就是AI代笔的。但是胡锡进认为这不是代笔，“虽然我与AI 有大量交互，但观点都是我自己的。我每次都要嘱咐AI别发挥，别发挥。”这也透露出来了，胡锡进写文章只是口述了文章的观点和内容，而表述是助手或者AI写的，其实就是代笔。

一篇文章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观点——写什么，一部分是表述——怎么写。怎么样把你要表达的观点表达出来，这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更重要的。观点谁都会有，发帖、写作都是因为有观点想分享，但是很多人或者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或者是因为文笔不好，不会写文章，没法清楚地表达他的观点，写出来的文章颠三倒四、不知所云，也就是文笔不好。

就像不久前孙宇晨和胡锡进的争论，双方当然都有观点，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是，孙宇晨没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虽然胡锡进和其他一些人称赞孙宇晨的文笔好，其实他的文笔是不好的，连话都说不明白。我当时称赞胡锡进的文笔比孙宇晨的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现在透露出来了，胡锡进的文章是AI代笔的，那么只能说是AI的文笔比孙宇晨的文笔好，而不是胡锡进的文笔好。

胡锡进的文笔好不好，我们就不知道了。他以前的文章是助手代笔的，写得再好也只能说是助手的文笔好。就像大领导的秘书替大领导代笔写文章，观点是大领导的，文笔是秘书的，你不能说领导的文笔好，最多只能称赞领导的观点好。

胡锡进为了为自己狡辩，还想把所有的人都拉下水。他说，“老胡早就使用AI工具了，AI帮我查资料，帮我核实我写的文章有无硬伤，尤其是在事实方面有无出入，它这些方面做得很棒。我早就离不开AI了，而且我怀疑现在还有完全不借助 AI工具的高频写作者。”

我也算是个高频作者吧，基本上一两天就会写一篇文章，但是我从来就不借助AI来写文章。我不用AI查资料。资料当然要查，但是我用谷歌搜索，或者在数据库搜索，出来的结果我自己要去看，去核实它的真实性，而不是让AI来给我归纳出来结果。更不会让AI来核实事实的真假。AI是会胡编乱造的，你不能相信AI。像胡锡进那样让AI写了文章之后看都不看，只是复制粘贴，会出丑的。这不就闹出连提示语都粘贴过去的丑闻了吗？

我最多是用AI将语音转成文字。这是因为我现在同时要做视频，先做视频再写文章，那么我就将要写的文章的腹稿在视频里说出来，由AI将我说的话从语音转成文字，生成字幕。我自己再根据字幕整理出文章。但是这整个过程，不管是观点、内容还是表述都跟AI没有任何关系。AI在转录的时候，不仅不会纠正我的错误，反而会出差错，字幕经常会有一些错误需要我去改正。

如果不是为了录视频，我完全可以直接写文章。AI的转录其实可有可无，只不过提高了转录的效率。以前我的视频转录成文字是由网友帮着转的。后来我发现有的志愿者在转录的时候会塞进自己的东西，根据自己的理解做“润色”，要帮我写文章。结果往往就搞错了。我发现了之后，一再告诉他们一定要忠实地记录我的话，但是他们还是习惯要改我的话，最后我就只好自己用AI做转录了。所以我所有的文章的内容、表述都是我自己的。胡锡进说所有的高频作者都是在借助AI来写文章，不就是在污蔑我吗？

胡锡进还很自信地说：“通过与AI 打交道，我对自己无法被AI取代更有信心了。我知道AI根本造不出一个老胡来，但是它可以帮助老胡，把工作做得更快、更准确。老胡知道大家其实大多了解这一切。老胡今天发的国庆文，AI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呢？AI能写成老胡的这种水平，还得进化一百年。”

他已经承认是AI在帮他写文章，居然还说AI写不出这种文章。其实胡锡进的文章是最容易让AI来写的。AI虽然会写文章，但是写出来的文章，都是没有任何个人特色的平庸文章，往往一看就知道是AI写的文章。胡锡进写的观点甚于表述的歌功颂德的评论文章，是最容易由AI代笔的。胡锡进的吹鼓手职业，是最容易被AI取代的。他实际上已经被AI取代了。

2026.10.3.录制

2026.10.12.整理

所以马斯克宣布，特斯拉以后的重点不再是造车了，而是要造人形机器人，将一些生产特斯拉电动车的生产线都改成生产人形机器人。他今年说，明年人形机器人就会大规模上市，能卖一百万个，每一个要卖大约三万美元。马斯克还预言，在十年内，全世界卖出的人形机器人将至少有十亿个。去年人形机器人在全世界卖出了七千个，今年预计能卖出九万个。明年光是马斯克一家公司就要卖出一百万个，这不是笑话吗？

马斯克经常说这种大话，他的预言几乎全是错的，但是很多人还是相信他，把他真的当成是一个天才。因为傻子多，相信他的人很多。中国人中，崇拜马斯克的傻子可能比别的国家的还要多。今年早些时候，由弱智的中国医生搞的网站丁香园，就吹捧过马斯克的人形机器人，替马斯克预言，三年后马斯克制造出的人形机器人就可以做外科手术，而且做得比外科医生还要好，可以取代外科医生。

中国人之所以那么多人相信马斯克搞的人形机器人，是因为中国除了在搞人工智能大跃进，也在搞人形机器人大跃进。人形机器人上了春晚去做中国功夫表演。中国有一家生产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宇树科技最近上市，上市第一天股价翻了接近五倍。上个月中国还搞了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大会，一百米的赛跑冠军跑出了8.64秒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的世界纪录，轰动一时，吓得美国政府禁止中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到美国，就像当初禁止中国的电动车卖到美国一样。

机器人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已经搞了几十年了，早就大规模运用在生产、服务行业。2024年一年卖出的工业以及服务业的机器人已经多达七十多万个，只不过这些已经运用的机器人不是人形的，所以往往被叫做机械手。为什么要把已经很成熟的非人形的机器人，搞成人形的呢？

很多人认为，人类是进化的顶峰，所以人形是尽善尽美的，人体是最完美的。这是对进化论的误解。进化是不会追求至善至美的，自然选择是机会主义者，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能用就凑合着用了。在进化过程中，往往要根据需要做出妥协、权衡、交换、牺牲。

如果我们仔细看人体各种各样的构造，就会发现设计得非常糟糕，里面有一大堆很蹩脚的错误设计。由一个人类工程师来对人体重新进行设计，可以设计得更好。如果人体是智能设计出来的，绝对不会出现一大堆那么烂的设计。这是人是进化而来的一个最强的证据，说明人体不是神或智能设计出来的，否则不会出现这么多蹩脚的设计。

比如说人的一个特征是直立行走，用两只脚走路，但是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跑不快。你觉得人形机器人跑得很快，百米冲刺能够超过人类的速度了？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就差那么一点点。跑得再快，也没有四条腿的跑得快。四条腿的跑得再快，也没有轮子跑得快，猎豹跟汽车比赛跑，比得过吗？所以两条腿其实是不适合奔跑的，也跑不稳。

而且直立行走带来了一个问题，让人体的脊椎很脆弱，这就是为什么人很容易得各种各样的脊椎的毛病，椎间盘突出之类的，是四条腿走路的动物不会得的疾病。也让人体负重能力很差。你觉得能够扛200斤很了不得了？去跟那些四条腿走路的比，跟驴、马、牛比比看？

所以人用两条腿走路，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那为什么人会从四条腿走路变成了两条腿走路呢？这是为了将两只手解放出来，不得不做出的权衡。我们需要用上肢来干别的事情，比如说需要用它来抱婴儿，因为人类的小宝宝跟灵长类的是不一样的，是完全无助的，必须用手抱着它。人类还要将双手解放出来使用工具。所以为了能够将手解放出来，只好选择直立行走。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但不管怎样，直立行走是为了别的好处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而不是两只脚行走要比四只脚行走要好。

为什么不能进化出来，保持四只脚行走，但是再长出两只手出来来抱小宝宝、使用工具？因为生物的进化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包括受到历史的、发育的制约。脊椎动物的祖先一开始就已经走上了四肢这条路了，没法凭空再进化出二肢出来变成了六肢的动物。所以，飞马只能存在于神话里，是不可能进化出来的，因为要进化出飞马就要让马变成六肢，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进化受限制，我们设计机器就不受限制了。设计机器人完全可以搞出六肢、八肢、更多肢的机器人，四肢行走，再长出两只手、四只手、六只手、八只手……何必非得学人搞出一个两条腿两只手的人形机器人呢？

由于人体不是智能设计出来的，而是盲目进化出来的，所以人体有很蹩脚的设计，当然也有非常优良、精致的设计。比如说，人的手，在生物界是无与伦比的灵巧的。但是，再灵巧的手，也比不过精密仪器。现在虽然没有人形机器人做外科手术，但是有机器人能够帮助做外科手术，做得肯定比外科医生的双手还要精细得多，何必去搞一个人形机器人来代替外科医生呢？丁香园的那帮医生觉得搞一个跟人一样的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外科医生，不是特别的弱智吗？

人体里最精致、最优秀的设计，是人脑。正是因为人类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大脑，有非常高的智能，所以能够打败比我们强壮得多、跑得快得多、凶狠得多的其他生物，成为了世界的统治者。要搞仿生的研究，应该仿制的是生物体中那些最精致、最巧妙的部分，人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要搞人工智能，就是想模仿人脑。

我并不说人形机器人一无是处，没有任何的好处。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用途，比如说用来帮助人打扫卫生、搬运东西、干家务等粗活。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是为人体设计的，所以如果一个机器人外形跟人差不多，就没有必要对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作改造，直接拿来就可以用了。用在仓库里帮大家干活，不怕脏，不怕累，不用搞三班倒，工人下班了之后，这些机器人还可以继续去干活。

但是，目前的人形机器人还没到这种程度，还有很多限制，比如说续航时间太短。而且现在的机器人其实各方面也还没法跟人相比。大家如果仔细看机器人的表演，会发现他们动作跟人比还是比较缓慢的，手根本也达不到人手那么灵巧的程度。还存在一个问题，很贵。

这些以后都有可能得到改进。但是即使以后人形机器人在各方面都跟人差不多了，甚至在某一些方面超过人，即使是那样，也没必要去模仿人的形状。为什么非得搞一个两只脚的机器人？可以搞一个四只脚的机器人，走得更稳更快。为什么非得搞一个两只手的机器人？可以搞一个四只手的，可以干的活更多。

之所以有些人痴迷于人形机器人，是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看多了，觉得那才是人类的未来世界，一大堆的人形机器，让人真假难辨。另一方面，觉得机器人长得像人让人有亲切感。其实对很多人来说，看到一个机器长得像人，又不完全像人，是会觉得很怪异，甚至觉得很恐怖的。

去年全世界范围内卖出的机器人有六千多台，都卖到哪去了？卖给科研机构之类的，主要就是去做实验、研究，采集数据。宇树科技号称是已经能够盈利的一家机器人公司，这就是为什么上市之后股价狂涨。但是，宇树科技卖的那些机器人主要也都是卖去做实验、采集数据用的，并没有真正进入实用，进入生产、服务。

还有一部分人形机器人是卖去做表演的。人形机器人的另外一个价值，在目前看来挺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娱乐价值，做杂耍、武术、运动表演，逗人一乐，让人们看了觉得很好玩，让大领导看了很高兴。这可能是中国搞人形机器人大跃进的最大的价值了。

2026.9.30.录制

2026.10.10.整理

所以马斯克宣布，特斯拉以后的重点不再是造车了，而是要造人形机器人，将一些生产特斯拉电动车的生产线都改成生产人形机器人。他今年说，明年人形机器人就会大规模上市，能卖一百万个，每一个要卖大约三万美元。马斯克还预言，在十年内，全世界卖出的人形机器人将至少有十亿个。去年人形机器人在全世界卖出了七千个，今年预计能卖出九万个。明年光是马斯克一家公司就要卖出一百万个，这不是笑话吗？

马斯克经常说这种大话，他的预言几乎全是错的，但是很多人还是相信他，把他真的当成是一个天才。因为傻子多，相信他的人很多。中国人中，崇拜马斯克的傻子可能比别的国家的还要多。今年早些时候，由弱智的中国医生搞的网站丁香园，就吹捧过马斯克的人形机器人，替马斯克预言，三年后马斯克制造出的人形机器人就可以做外科手术，而且做得比外科医生还要好，可以取代外科医生。

中国人之所以那么多人相信马斯克搞的人形机器人，是因为中国除了在搞人工智能大跃进，也在搞人形机器人大跃进。人形机器人上了春晚去做中国功夫表演。中国有一家生产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宇树科技最近上市，上市第一天股价翻了接近五倍。上个月中国还搞了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大会，一百米的赛跑冠军跑出了8.64秒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的世界纪录，轰动一时，吓得美国政府禁止中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到美国，就像当初禁止中国的电动车卖到美国一样。

机器人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已经搞了几十年了，早就大规模运用在生产、服务行业。2024年一年卖出的工业以及服务业的机器人已经多达七十多万个，只不过这些已经运用的机器人不是人形的，所以往往被叫做机械手。为什么要把已经很成熟的非人形的机器人，搞成人形的呢？

很多人认为，人类是进化的顶峰，所以人形是尽善尽美的，人体是最完美的。这是对进化论的误解。进化是不会追求至善至美的，自然选择是机会主义者，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能用就凑合着用了。在进化过程中，往往要根据需要做出妥协、权衡、交换、牺牲。

如果我们仔细看人体各种各样的构造，就会发现设计得非常糟糕，里面有一大堆很蹩脚的错误设计。由一个人类工程师来对人体重新进行设计，可以设计得更好。如果人体是智能设计出来的，绝对不会出现一大堆那么烂的设计。这是人是进化而来的一个最强的证据，说明人体不是神或智能设计出来的，否则不会出现这么多蹩脚的设计。

比如说人的一个特征是直立行走，用两只脚走路，但是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跑不快。你觉得人形机器人跑得很快，百米冲刺能够超过人类的速度了？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就差那么一点点。跑得再快，也没有四条腿的跑得快。四条腿的跑得再快，也没有轮子跑得快，猎豹跟汽车比赛跑，比得过吗？所以两条腿其实是不适合奔跑的，也跑不稳。

而且直立行走带来了一个问题，让人体的脊椎很脆弱，这就是为什么人很容易得各种各样的脊椎的毛病，椎间盘突出之类的，是四条腿走路的动物不会得的疾病。也让人体负重能力很差。你觉得能够扛200斤很了不得了？去跟那些四条腿走路的比，跟驴、马、牛比比看？

所以人用两条腿走路，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那为什么人会从四条腿走路变成了两条腿走路呢？这是为了将两只手解放出来，不得不做出的权衡。我们需要用上肢来干别的事情，比如说需要用它来抱婴儿，因为人类的小宝宝跟灵长类的是不一样的，是完全无助的，必须用手抱着它。人类还要将双手解放出来使用工具。所以为了能够将手解放出来，只好选择直立行走。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但不管怎样，直立行走是为了别的好处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而不是两只脚行走要比四只脚行走要好。

为什么不能进化出来，保持四只脚行走，但是再长出两只手出来来抱小宝宝、使用工具？因为生物的进化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包括受到历史的、发育的制约。脊椎动物的祖先一开始就已经走上了四肢这条路了，没法凭空再进化出二肢出来变成了六肢的动物。所以，飞马只能存在于神话里，是不可能进化出来的，因为要进化出飞马就要让马变成六肢，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进化受限制，我们设计机器就不受限制了。设计机器人完全可以搞出六肢、八肢、更多肢的机器人，四肢行走，再长出两只手、四只手、六只手、八只手……何必非得学人搞出一个两条腿两只手的人形机器人呢？

由于人体不是智能设计出来的，而是盲目进化出来的，所以人体有很蹩脚的设计，当然也有非常优良、精致的设计。比如说，人的手，在生物界是无与伦比的灵巧的。但是，再灵巧的手，也比不过精密仪器。现在虽然没有人形机器人做外科手术，但是有机器人能够帮助做外科手术，做得肯定比外科医生的双手还要精细得多，何必去搞一个人形机器人来代替外科医生呢？丁香园的那帮医生觉得搞一个跟人一样的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外科医生，不是特别的弱智吗？

人体里最精致、最优秀的设计，是人脑。正是因为人类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大脑，有非常高的智能，所以能够打败比我们强壮得多、跑得快得多、凶狠得多的其他生物，成为了世界的统治者。要搞仿生的研究，应该仿制的是生物体中那些最精致、最巧妙的部分，人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要搞人工智能，就是想模仿人脑。

我并不说人形机器人一无是处，没有任何的好处。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用途，比如说用来帮助人打扫卫生、搬运东西、干家务等粗活。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是为人体设计的，所以如果一个机器人外形跟人差不多，就没有必要对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作改造，直接拿来就可以用了。用在仓库里帮大家干活，不怕脏，不怕累，不用搞三班倒，工人下班了之后，这些机器人还可以继续去干活。

但是，目前的人形机器人还没到这种程度，还有很多限制，比如说续航时间太短。而且现在的机器人其实各方面也还没法跟人相比。大家如果仔细看机器人的表演，会发现他们动作跟人比还是比较缓慢的，手根本也达不到人手那么灵巧的程度。还存在一个问题，很贵。

这些以后都有可能得到改进。但是即使以后人形机器人在各方面都跟人差不多了，甚至在某一些方面超过人，即使是那样，也没必要去模仿人的形状。为什么非得搞一个两只脚的机器人？可以搞一个四只脚的机器人，走得更稳更快。为什么非得搞一个两只手的机器人？可以搞一个四只手的，可以干的活更多。

之所以有些人痴迷于人形机器人，是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看多了，觉得那才是人类的未来世界，一大堆的人形机器，让人真假难辨。另一方面，觉得机器人长得像人让人有亲切感。其实对很多人来说，看到一个机器长得像人，又不完全像人，是会觉得很怪异，甚至觉得很恐怖的。

去年全世界范围内卖出的机器人有六千多台，都卖到哪去了？卖给科研机构之类的，主要就是去做实验、研究，采集数据。宇树科技号称是已经能够盈利的一家机器人公司，这就是为什么上市之后股价狂涨。但是，宇树科技卖的那些机器人主要也都是卖去做实验、采集数据用的，并没有真正进入实用，进入生产、服务。

还有一部分人形机器人是卖去做表演的。人形机器人的另外一个价值，在目前看来挺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娱乐价值，做杂耍、武术、运动表演，逗人一乐，让人们看了觉得很好玩，让大领导看了很高兴。这可能是中国搞人形机器人大跃进的最大的价值了。

2026.9.30.录制

2026.10.10.整理

在医学上，做统计的时候，一般是以50岁作为界限，将50岁之前得的癌症叫做早发型癌症。近年来发现，早发型癌症病例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年轻人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最明显的是结肠癌。以前50岁之前得结肠癌是很罕见的，但是现在50岁之前得结肠癌的比例占了所有结肠癌病例的大约10%，不那么罕见了。

这并不是由于检测做多了导致的，因为以前的指南是50岁之后才开始做结肠癌筛查。但是由于发现结肠癌的病例有年轻化的趋势，50岁之前得结肠癌的人越来越多了，现在美国的指南改成了从45岁开始就做结肠癌筛查。在改之前，美国45到50岁的年龄段的人得结肠癌的病例只占所有结肠癌的病例的1%。改成从45岁开始做筛查之后，这个年龄段的人得结肠癌的病例占了结肠癌病例的12%。根据美国癌症学会的估计，美国早发型结肠癌以每年增加1%到2%的速度在增加的。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乳腺癌。这10年来，美国50岁之前的女人得早发型乳腺癌的人数以每年增加1.4%的速度在增加。50岁之后女人得乳腺癌的病例也在增加，但是没那么快，一年只增加了0.7%。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医疗机构建议要将乳腺癌筛查的年龄推前。美国的指南是从50岁开始筛查乳腺癌，现在有的机构建议应该从40岁开始筛查。

不只是结肠癌、乳腺癌早发型的病例越来越多，至少有十几种癌症都发现有年轻化的趋势。也不只是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是这样，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包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非洲国家都发现这种趋势。有一个估计，从2019年到2030年，在世界范围内早发型癌症病例会增加30%。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年轻人得癌症的越来越多呢？最近，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自然·医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理由，认为是因为现在年轻人衰老得快了。

一个人的年龄有两个，一个是实际的年龄，活一年就是多了一岁。还有一个是生物年龄。同样岁数的人，为什么有人显得老，有人显得年轻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的生物年龄是不一样的。生物年龄可以通过一些生物学的指标，例如生理学、生物化学方面的标记物来测定。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表明，那些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差距比较大的人，他们得某一些癌症，比如说结肠癌，风险也比较高。而且他们还发现，年轻一代要比年老一代老得快，同样的年龄，年轻一代的生物年龄要比年老一代的生物年龄大。

他们根据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数据库。例如，在美国，90年代出生的人跟60年代出生的人对比，在他们实际年龄是一样的时候，90年代出生的人生物年龄比较大，老得快。而9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得早发型结肠癌的风险是6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的四倍。

所以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认为，之所以早发型癌症多了，是因为年轻人老得快，老得快那么得癌症的风险也就高了。但是它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老得快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它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癌症有年轻化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实际地解释为什么癌症年轻化了。

得癌症有遗传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因素。癌症年轻化这个现象只是在一两代人、两三代人之间发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遗传因素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基因突变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这个现象肯定是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环境因素的变化可以非常快，这一代跟上一代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同。那么年轻一代跟年老一代相比，在他们生长过程中，有什么因素发生了改变，而这些因素又跟癌症的风险有关呢？

其中一个因素是肥胖。年轻一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得肥胖的比例要比年老一代年轻的时候高得多。现在小孩、十几岁的年轻人得肥胖、体重超标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肥胖、体重超标是癌症的一个风险因素，有十几种癌症都跟肥胖、体重超标有关系。

另一个因素，年轻一代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活动少了，久坐多了，整天坐着看电脑，玩电子游戏，看手机。久坐也是得癌症的一个风险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饮食改变。年轻的一代从小吃了很多超加工食品。和年老的一代年轻的时候相比，超加工食品吃得要多得多。超加工食品是将我们认为不好吃的，没有什么价值的，都去掉了，只保留了认为好吃的部分，往往就是淀粉、蛋白质这一部分。但是那些被去除的所谓食物残渣，其实能够起到保健的作用，包括预防癌症的作用。比如说纤维素，精加工之后都被去掉了，但是纤维素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营养，摄入纤维素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特别是降低结肠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加工食品本身就能够增加癌症的风险，比如说加工肉制品，是一类致癌物，能够增加结肠癌的风险。

还有一个因素，年轻的一代，女性不生小孩或少生小孩，或者生小孩的时间推迟了。不生小孩、生育的时间推迟、生育的小孩数量少，都是得乳腺癌的风险因素。生的小孩母乳喂养的少了，母乳喂养可以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小孩以后得癌症的风险也可能比较低。

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可能跟生活环境中的致癌物的增加有关系。有一些人怀疑是不是跟微塑料的增加有关系。但是，微塑料与致癌的风险的关系还没有确定。

我刚才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癌症也有年轻化的趋势。这里面可能有某些比较特殊的因素。我们拿中国来说吧，可能跟抽烟喝酒多了有关。老一代的中国人也抽烟、喝酒，但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中国经济落后，没钱买那么多烟酒。等到中国改革开放，90年代开始经济大发展，大家有钱了，就可以放开地抽烟、喝酒了。

经济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环境污染严重了。中国在经济大发展的时候，提出来先发展再治理。近年来才开始重视环境污染的问题，环境改善对降低癌症的风险的效果现在还看不出来。而八九十年代、本世纪初造成的环境污染带来的癌症增加的问题，现在就能够看出来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年轻人的癌症越来越多，上面说的都是一些可能性，都是推测。关于这个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目前也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课题。就是因为还没搞清楚，所以才热门，才有很多人都想去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管是早发型的癌症还是老年人得的癌症，预防措施是一样的。也就是我在个人版防癌守则提出来的那些，不抽烟，少喝酒，控制体重，多锻炼，多吃水果蔬菜，不吃中药……

2026.9.26.录制

2026.10.7.整理

在医学上，做统计的时候，一般是以50岁作为界限，将50岁之前得的癌症叫做早发型癌症。近年来发现，早发型癌症病例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年轻人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最明显的是结肠癌。以前50岁之前得结肠癌是很罕见的，但是现在50岁之前得结肠癌的比例占了所有结肠癌病例的大约10%，不那么罕见了。

这并不是由于检测做多了导致的，因为以前的指南是50岁之后才开始做结肠癌筛查。但是由于发现结肠癌的病例有年轻化的趋势，50岁之前得结肠癌的人越来越多了，现在美国的指南改成了从45岁开始就做结肠癌筛查。在改之前，美国45到50岁的年龄段的人得结肠癌的病例只占所有结肠癌的病例的1%。改成从45岁开始做筛查之后，这个年龄段的人得结肠癌的病例占了结肠癌病例的12%。根据美国癌症学会的估计，美国早发型结肠癌以每年增加1%到2%的速度在增加的。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乳腺癌。这10年来，美国50岁之前的女人得早发型乳腺癌的人数以每年增加1.4%的速度在增加。50岁之后女人得乳腺癌的病例也在增加，但是没那么快，一年只增加了0.7%。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医疗机构建议要将乳腺癌筛查的年龄推前。美国的指南是从50岁开始筛查乳腺癌，现在有的机构建议应该从40岁开始筛查。

不只是结肠癌、乳腺癌早发型的病例越来越多，至少有十几种癌症都发现有年轻化的趋势。也不只是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是这样，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包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非洲国家都发现这种趋势。有一个估计，从2019年到2030年，在世界范围内早发型癌症病例会增加30%。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年轻人得癌症的越来越多呢？最近，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自然·医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理由，认为是因为现在年轻人衰老得快了。

一个人的年龄有两个，一个是实际的年龄，活一年就是多了一岁。还有一个是生物年龄。同样岁数的人，为什么有人显得老，有人显得年轻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的生物年龄是不一样的。生物年龄可以通过一些生物学的指标，例如生理学、生物化学方面的标记物来测定。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表明，那些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差距比较大的人，他们得某一些癌症，比如说结肠癌，风险也比较高。而且他们还发现，年轻一代要比年老一代老得快，同样的年龄，年轻一代的生物年龄要比年老一代的生物年龄大。

他们根据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数据库。例如，在美国，90年代出生的人跟60年代出生的人对比，在他们实际年龄是一样的时候，90年代出生的人生物年龄比较大，老得快。而9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得早发型结肠癌的风险是6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的四倍。

所以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认为，之所以早发型癌症多了，是因为年轻人老得快，老得快那么得癌症的风险也就高了。但是它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老得快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它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癌症有年轻化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实际地解释为什么癌症年轻化了。

得癌症有遗传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因素。癌症年轻化这个现象只是在一两代人、两三代人之间发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遗传因素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基因突变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这个现象肯定是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环境因素的变化可以非常快，这一代跟上一代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同。那么年轻一代跟年老一代相比，在他们生长过程中，有什么因素发生了改变，而这些因素又跟癌症的风险有关呢？

其中一个因素是肥胖。年轻一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得肥胖的比例要比年老一代年轻的时候高得多。现在小孩、十几岁的年轻人得肥胖、体重超标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肥胖、体重超标是癌症的一个风险因素，有十几种癌症都跟肥胖、体重超标有关系。

另一个因素，年轻一代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活动少了，久坐多了，整天坐着看电脑，玩电子游戏，看手机。久坐也是得癌症的一个风险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饮食改变。年轻的一代从小吃了很多超加工食品。和年老的一代年轻的时候相比，超加工食品吃得要多得多。超加工食品是将我们认为不好吃的，没有什么价值的，都去掉了，只保留了认为好吃的部分，往往就是淀粉、蛋白质这一部分。但是那些被去除的所谓食物残渣，其实能够起到保健的作用，包括预防癌症的作用。比如说纤维素，精加工之后都被去掉了，但是纤维素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营养，摄入纤维素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特别是降低结肠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加工食品本身就能够增加癌症的风险，比如说加工肉制品，是一类致癌物，能够增加结肠癌的风险。

还有一个因素，年轻的一代，女性不生小孩或少生小孩，或者生小孩的时间推迟了。不生小孩、生育的时间推迟、生育的小孩数量少，都是得乳腺癌的风险因素。生的小孩母乳喂养的少了，母乳喂养可以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小孩以后得癌症的风险也可能比较低。

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可能跟生活环境中的致癌物的增加有关系。有一些人怀疑是不是跟微塑料的增加有关系。但是，微塑料与致癌的风险的关系还没有确定。

我刚才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癌症也有年轻化的趋势。这里面可能有某些比较特殊的因素。我们拿中国来说吧，可能跟抽烟喝酒多了有关。老一代的中国人也抽烟、喝酒，但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中国经济落后，没钱买那么多烟酒。等到中国改革开放，90年代开始经济大发展，大家有钱了，就可以放开地抽烟、喝酒了。

经济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环境污染严重了。中国在经济大发展的时候，提出来先发展再治理。近年来才开始重视环境污染的问题，环境改善对降低癌症的风险的效果现在还看不出来。而八九十年代、本世纪初造成的环境污染带来的癌症增加的问题，现在就能够看出来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年轻人的癌症越来越多，上面说的都是一些可能性，都是推测。关于这个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目前也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课题。就是因为还没搞清楚，所以才热门，才有很多人都想去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管是早发型的癌症还是老年人得的癌症，预防措施是一样的。也就是我在个人版防癌守则提出来的那些，不抽烟，少喝酒，控制体重，多锻炼，多吃水果蔬菜，不吃中药……

2026.9.26.录制

2026.10.7.整理

但是在中国是不会出现这种讨论，也不可能允许这种讨论的。中国上上下下都对人工智能特别亢奋，都想要大干快上，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这里面有商业的因素，想靠人工智能赚钱，还有所谓爱国主义因素，要跟美国竞争，赶超美国。

在中国开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会，有国际级的，也有学校内部开的，都在讲中国什么时候在人工智能方面超过美国。我看到一个在清华大学开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视频，参加会议的北大智能学院的副院长，姓林，被主持人问到了这个问题：中国人工智能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林院长说，中国超过美国，那是肯定的，今年未必能够超过美国，三五年内必定胜过美国。

香港科大首席副校长，姓郭，也是搞人工智能的。他虽然是香港科大的副校长，但其实是大陆人。郭校长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自称1985年获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一级荣誉学士学位。中国什么时候搞过什么一级荣誉这种称呼？就是骗香港人。郭校长说，五年后，出版业就要消失，人类写书将完全由机器人代替。这帮人都指望着人们健忘，三五年之后，忘了他们做的这些非常弱智的预测，

林院长说三五年内中国人工智能必胜美国，还不是随口一说。他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条理由，中国有巨大的优势：举国体制，中央领导。也就是说在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国都在搞人工智能，所以就能够胜过美国。

虽然川普一直想当中央领导，但是美国没有中央领导，也没有举国体制、大家全都在搞人工智能。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工智能就领先了呢？美国人是不是可以说，因为我们没有举国体制，没有中央领导，人工智能才遥遥领先呢？中央领导、举国体制究竟是搞人工智能的优势还是劣势？

举国体制这种说法是从中国体育界搬过来的。中国以前在体育方面很落后，后来之所以能够拿了很多奥运金牌，靠的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在某一些方面的确是很有效的。就体育而言，那些在别的国家是冷门的，没什么人感兴趣的项目，中国靠举国体制，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小就培养某一方面的运动员，那么的确是可以干得不错的，可以拿到一大堆金牌。但是对于别的国家很热门的项目，搞举国体制就未必有效。如果举国体制那么有效的话，中国又何必花那么大的价钱从美国挖谷爱凌呢？难道谷爱凌是美国的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吗？中国足球哪一天不再是世界垫底的，不再是末流的球队了，那时候再来吹举国体制多么牛吧。

林院长还提了一条理由，不管是中国、美国，研发人工智能的顶尖人物大部分是华人，而中国华人多，这就是中国搞人工智能的一大优势。

中国搞人工智能当然几乎都是华人，这是废话。美国搞人工智能的顶尖人物的确相当多是华人，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美籍华人，美国自己培养的。一部分是在中国读了本科，到美国名校的计算机科学系读了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其实也可以算是美国培养的。美国华人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去搞计算机科学呢？那跟美国华人的传统有关系。美国华人子弟读书好的，以前最喜欢学工程，后来变成了学计算机科学，因为职业比较稳定，收入高。美国华人子弟也喜欢学医，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搞人工智能的顶尖人才华人多，不等于华人多了，搞人工智能的顶尖人才就会多。这两者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人工智能搞得好，不是遗传的，不靠华人多取胜。美国NBA球星大部分都是黑人，这也是文化传统，如果有哪个非洲国家的人说，我们的篮球三五年内就会超过美国，因为我们黑人多。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很可笑呢？

林院长说中国还有第三个优势，电多。搞人工智能是需要用到很多电，特别是现在数据中心越建越多，当然很耗电了。搞人工智能需要有很多电，但不等于电多，人工智能就搞得好。这完全也是两码事。

美国因为搞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很耗电，所以美国民间反对建数据中心的人很多，阻力大。但是那不是因为美国缺电，而是因为电价的高低跟用电量是挂钩的，数据中心耗电多了，电价就上涨，周围的居民当然就反对了。一个解决方案是建数据中心，配套搞发电厂自己发电。

美国居民反对建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原因，数据中心为了冷却要用很多淡水，抢居民的用水，也会导致水价上涨。林院长怎么不说，中国搞人工智能有优势，水多。他敢跟美国比谁水更多吗？

所以你看，中国这些领导人工智能研究的人，脑子没有一点智能，连最基本的逻辑思维都没有。北大智能学院是不是应该改一个名称，改叫智障学院？中国人工智能都是一帮智障在搞的话，还想超过美国？美国人如果知道中国是一帮智障在搞人工智能，可以放心了。

其实中国搞人工智能，想要超过美国，面临着很大的障碍。第一大障碍，硬件障碍，最先进的芯片技术还掌握在美国手里。人工智能搞下去，对芯片性能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最先进的芯片人家不卖给你，你怎么去跟人家竞争呢？现在虽然川普为了赚钱，放开了一些，某些英伟达的先进芯片可以卖给中国了，但是并不包括最先进的芯片。中国要搞到最先进的芯片，只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靠走私或兜圈子购买。那毕竟只能算是聊胜于无，不能靠不正当的手段来赶超。

以前中国还知道存在芯片的问题。有一段时间，也想要靠中央领导、举国体制搞芯片。搞了这么几年，搞出了什么东西来了？难道搞出了用加速器当光刻机了？还是以为靠华为骗人的韬定律，就可以解决芯片的问题了？芯片问题绝对不是三五年内就能够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是言论自由问题。现在最热的、大家用得最多的人工智能模型，是大语言模型。涉及到语言，那就涉及到言论的问题了。美国搞这些大语言模型，实际上也涉及到言论怎么管控的问题。加州通过的那些要管控人工智能的法律，就包括要怎么样避免人工智能给出了有害的言论，要怎么样保护小孩的利益，要怎么样避免人工智能唆使人们自杀或者教人们研发生物武器，诸如此类。

中国对言论管控当然比美国重视多了，因为涉及到政治的问题，所谓政治敏感性的言论中国那些大语言模型敢放出来？肯定是要严加管控的。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万一人工智能失控了，不听话了，怎么办？哪一天如果中国的人工智能真的失控了，输出了一大堆政治敏感的内容，攻击起中央领导了，中央领导马上就会下令将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电源全部都给拔了，中国有再多的电也没用。

2026.9.22.整理

2026.10.3.整理

但是在中国是不会出现这种讨论，也不可能允许这种讨论的。中国上上下下都对人工智能特别亢奋，都想要大干快上，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这里面有商业的因素，想靠人工智能赚钱，还有所谓爱国主义因素，要跟美国竞争，赶超美国。

在中国开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会，有国际级的，也有学校内部开的，都在讲中国什么时候在人工智能方面超过美国。我看到一个在清华大学开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视频，参加会议的北大智能学院的副院长，姓林，被主持人问到了这个问题：中国人工智能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林院长说，中国超过美国，那是肯定的，今年未必能够超过美国，三五年内必定胜过美国。

香港科大首席副校长，姓郭，也是搞人工智能的。他虽然是香港科大的副校长，但其实是大陆人。郭校长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自称1985年获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一级荣誉学士学位。中国什么时候搞过什么一级荣誉这种称呼？就是骗香港人。郭校长说，五年后，出版业就要消失，人类写书将完全由机器人代替。这帮人都指望着人们健忘，三五年之后，忘了他们做的这些非常弱智的预测，

林院长说三五年内中国人工智能必胜美国，还不是随口一说。他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条理由，中国有巨大的优势：举国体制，中央领导。也就是说在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国都在搞人工智能，所以就能够胜过美国。

虽然川普一直想当中央领导，但是美国没有中央领导，也没有举国体制、大家全都在搞人工智能。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工智能就领先了呢？美国人是不是可以说，因为我们没有举国体制，没有中央领导，人工智能才遥遥领先呢？中央领导、举国体制究竟是搞人工智能的优势还是劣势？

举国体制这种说法是从中国体育界搬过来的。中国以前在体育方面很落后，后来之所以能够拿了很多奥运金牌，靠的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在某一些方面的确是很有效的。就体育而言，那些在别的国家是冷门的，没什么人感兴趣的项目，中国靠举国体制，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小就培养某一方面的运动员，那么的确是可以干得不错的，可以拿到一大堆金牌。但是对于别的国家很热门的项目，搞举国体制就未必有效。如果举国体制那么有效的话，中国又何必花那么大的价钱从美国挖谷爱凌呢？难道谷爱凌是美国的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吗？中国足球哪一天不再是世界垫底的，不再是末流的球队了，那时候再来吹举国体制多么牛吧。

林院长还提了一条理由，不管是中国、美国，研发人工智能的顶尖人物大部分是华人，而中国华人多，这就是中国搞人工智能的一大优势。

中国搞人工智能当然几乎都是华人，这是废话。美国搞人工智能的顶尖人物的确相当多是华人，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美籍华人，美国自己培养的。一部分是在中国读了本科，到美国名校的计算机科学系读了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其实也可以算是美国培养的。美国华人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去搞计算机科学呢？那跟美国华人的传统有关系。美国华人子弟读书好的，以前最喜欢学工程，后来变成了学计算机科学，因为职业比较稳定，收入高。美国华人子弟也喜欢学医，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搞人工智能的顶尖人才华人多，不等于华人多了，搞人工智能的顶尖人才就会多。这两者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人工智能搞得好，不是遗传的，不靠华人多取胜。美国NBA球星大部分都是黑人，这也是文化传统，如果有哪个非洲国家的人说，我们的篮球三五年内就会超过美国，因为我们黑人多。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很可笑呢？

林院长说中国还有第三个优势，电多。搞人工智能是需要用到很多电，特别是现在数据中心越建越多，当然很耗电了。搞人工智能需要有很多电，但不等于电多，人工智能就搞得好。这完全也是两码事。

美国因为搞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很耗电，所以美国民间反对建数据中心的人很多，阻力大。但是那不是因为美国缺电，而是因为电价的高低跟用电量是挂钩的，数据中心耗电多了，电价就上涨，周围的居民当然就反对了。一个解决方案是建数据中心，配套搞发电厂自己发电。

美国居民反对建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原因，数据中心为了冷却要用很多淡水，抢居民的用水，也会导致水价上涨。林院长怎么不说，中国搞人工智能有优势，水多。他敢跟美国比谁水更多吗？

所以你看，中国这些领导人工智能研究的人，脑子没有一点智能，连最基本的逻辑思维都没有。北大智能学院是不是应该改一个名称，改叫智障学院？中国人工智能都是一帮智障在搞的话，还想超过美国？美国人如果知道中国是一帮智障在搞人工智能，可以放心了。

其实中国搞人工智能，想要超过美国，面临着很大的障碍。第一大障碍，硬件障碍，最先进的芯片技术还掌握在美国手里。人工智能搞下去，对芯片性能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最先进的芯片人家不卖给你，你怎么去跟人家竞争呢？现在虽然川普为了赚钱，放开了一些，某些英伟达的先进芯片可以卖给中国了，但是并不包括最先进的芯片。中国要搞到最先进的芯片，只能是用不正当的手段，靠走私或兜圈子购买。那毕竟只能算是聊胜于无，不能靠不正当的手段来赶超。

以前中国还知道存在芯片的问题。有一段时间，也想要靠中央领导、举国体制搞芯片。搞了这么几年，搞出了什么东西来了？难道搞出了用加速器当光刻机了？还是以为靠华为骗人的韬定律，就可以解决芯片的问题了？芯片问题绝对不是三五年内就能够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是言论自由问题。现在最热的、大家用得最多的人工智能模型，是大语言模型。涉及到语言，那就涉及到言论的问题了。美国搞这些大语言模型，实际上也涉及到言论怎么管控的问题。加州通过的那些要管控人工智能的法律，就包括要怎么样避免人工智能给出了有害的言论，要怎么样保护小孩的利益，要怎么样避免人工智能唆使人们自杀或者教人们研发生物武器，诸如此类。

中国对言论管控当然比美国重视多了，因为涉及到政治的问题，所谓政治敏感性的言论中国那些大语言模型敢放出来？肯定是要严加管控的。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万一人工智能失控了，不听话了，怎么办？哪一天如果中国的人工智能真的失控了，输出了一大堆政治敏感的内容，攻击起中央领导了，中央领导马上就会下令将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电源全部都给拔了，中国有再多的电也没用。

2026.9.22.整理

2026.10.3.整理

事情的起因是，Anthropic的一个研究员辞职，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说在本年代结束之前，也就是在短短的几年内，AI就会将所有的人都杀死。Anthropic一个负责安全问题的主管，跟帖表示赞同这个人的看法，还说AI灭绝人类的概率大约10%。随后，Anthropic的GEO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要重视AI的危险性，建议先将AI的研发速度放慢，来讨论要怎么样对付这个问题。OpenAI的GEO也表示同意，虽然是竞争对手。马斯克也凑热闹跟着表示同意。但是业内人士也有反对的，黄仁勋、扎克伯格都认为这是夸大了AI的危险性，AI的研发速度不应该减缓。

如果认为AI以后会变成超级智能，灭绝了人类，那是科幻看多了。目前的AI并不真正具有智能，更不要说会变成超级智能。这种末日论没有必要认真对待。但是，AI如果失控了，会带来重大的灾难，这个危险性是存在的，而且越来越有可能发生。

这是因为现在AI具有了编程能力，而且是自我编程的能力。目前搞AI的大公司在研发的下一代的AI模型，就是想利用AI的自我编程的能力，研发出递归式自我改进模型，想以后放手让AI模型自己进化，自己不停地编程、改进，变得速度越来越快，效率越来越高，越来越聪明，威力也越来越大。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虽然有自我编程的能力，但是还需要人类输入做判断。以后如果真的完全不需要人类的干预，AI可以自我进化了，那么就跟生物的自我进化一样，就有可能失控。

两个月前就已经发生过AI失控的事故。OpenAI内部测试的一个AI模型，擅自跑出去攻击另外一家AI公司”拥抱脸”，当黑客打入了人家的系统，而且将它的行踪都删掉了，所以OpenAI的人不知情，是“拥抱脸”发现通知了OpenAI。这个事件现在就被那些主张AI有重大危险的人拿来作为一个例子，不过受害者“拥抱脸”的CEO反而认为AI的危险性被夸大了。他打了一个比方，“你听这些搞AI的人在讲AI多么危险，就像听一个卖空调的人在讲气候变暖。”

公认的是，AI当黑客能力很强，以后会越来越强。而AI又存在着失控的危险，那么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重大问题，由此造成的混乱、破坏，不会只是局部的，有可能是大范围的，甚至全球性的。这是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特别是基础设施，都已经计算机化了，而且都连网，一旦某个AI模型失控了，释放出搞破坏的代理，上网将基础设施系统一个个打入，将它们搞瘫痪了，问题不就非常重大吗？而且一旦发生这种事情，还不能只是简单地拔电源，将失控的AI模型的电停掉就能解决的。一旦搞破坏的代理释放出去，上了网，就很难将它们清除干净，就像很难将计算机病毒清除干净一样。又不可能将全世界的互联网都停了。

AI可能带来的另一个危险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其中一种滥用是用AI制造自动武器。伯克利有一个研究AI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多年来一直在提醒人们以后AI被滥用来制造自动武器的危险，会因此造成重大的灾难。现在一些国家的军方都在研究AI自动武器，而且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开始使用，不管是乌克兰这一方，还是侵略者俄国那一方，都在用AI控制的无人机自动作战。这还是小规模的。一旦AI自动武器自动作战变成了大规模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尤其是如果AI被用到了生物武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武器上面，一旦失控或者被滥用，后果就特别严重。

对AI的滥用还有一种是用它来帮助设计大规模杀伤武器。Anthropic说他们检测到有人试图用他们的AI模型设计生物武器。要搞生物武器，不需要AI，有AI之前早就有生物武器了。只不过用AI可以让研发的速度加快，也有可能让武器的威力变得更强大。

但是关于AI 究竟有没有危险性，危险性究竟有多大，不只是AI业内人士有不同的看法，政界也有不同的看法。Anthropic的CEO之所以要写那篇文章，其中的一个目的是希望美国联邦政府能够将AI管起来，但是美国政界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民主党倾向于要管，共和党倾向于不管。川普说了，认为AI有危险是中国搞的骗局，目的是要让美国放弃研发AI，中国就可以在AI的竞争中获胜。川普还说，对于AI，不需要有任何管控，不需要有护栏来约束它，唯一需要的护栏是一个聪明的高智商的总统，也就是他。既然“伟大领袖”开了金口下了命令，共和党政客一个一个地跳出来说，对于AI不需要管控，要管也应该让AI的公司自己去管好了。

即使以后民主党上台，将美国AI的研发管起来，那也管不了别的国家，特别是管不了中国。中国政府发言人说了，美国之所以在宣扬AI危险性，是试图要打压中国的AI研发。中国搞AI的都在骂Anthropic的CEO，说他是一个伪君子、岳不群，想要阻挠中国AI的研发。DeepSeek（深度探索）有一个工程师写了一篇文章，号称他们是怀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跟美国竞争AI，把它比作是二战时期盟军要抢在希特勒之前研发出原子弹，将自己比作盟军，将美国比作希特勒。如果美国AI的研发速度变慢或者暂停了，中国是不会跟着变慢、暂停的，而是会趁机迎头赶上，超过了美国。作为第二是没啥发言权的。那个时候美国再讲要管控AI，速度要变慢，中国更不会听了。

一个威力很强大的新生事物出来之后，人们总是会担心它会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有时候这是过于担心的。例如，在遗传工程刚刚面世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以后遗传工程是不是会搞出什么怪物、超级病毒、超级细菌，将人类灭绝了。当时分子生物学家还为此开会讨论要怎么样管控遗传工程。几十年过去了，回头来看，就会觉得当时的担心是过度的。以前计算机病毒非常猖獗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搞得世界大乱。现在还有多少人会如此害怕计算机病毒？只是让那些杀病毒的发财了。

对于AI失控和滥用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危险性的确存在，不能掉以轻心，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去宣扬末日论。比AI可能带来的危险要大得多的，能给全世界造成重大灾难的东西早就有了——核战争，全球气候变暖，这才是更现实的，更迫切的，更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2026.9.17.录制

2026.10.1.整理

事情的起因是，Anthropic的一个研究员辞职，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说在本年代结束之前，也就是在短短的几年内，AI就会将所有的人都杀死。Anthropic一个负责安全问题的主管，跟帖表示赞同这个人的看法，还说AI灭绝人类的概率大约10%。随后，Anthropic的GEO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要重视AI的危险性，建议先将AI的研发速度放慢，来讨论要怎么样对付这个问题。OpenAI的GEO也表示同意，虽然是竞争对手。马斯克也凑热闹跟着表示同意。但是业内人士也有反对的，黄仁勋、扎克伯格都认为这是夸大了AI的危险性，AI的研发速度不应该减缓。

如果认为AI以后会变成超级智能，灭绝了人类，那是科幻看多了。目前的AI并不真正具有智能，更不要说会变成超级智能。这种末日论没有必要认真对待。但是，AI如果失控了，会带来重大的灾难，这个危险性是存在的，而且越来越有可能发生。

这是因为现在AI具有了编程能力，而且是自我编程的能力。目前搞AI的大公司在研发的下一代的AI模型，就是想利用AI的自我编程的能力，研发出递归式自我改进模型，想以后放手让AI模型自己进化，自己不停地编程、改进，变得速度越来越快，效率越来越高，越来越聪明，威力也越来越大。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虽然有自我编程的能力，但是还需要人类输入做判断。以后如果真的完全不需要人类的干预，AI可以自我进化了，那么就跟生物的自我进化一样，就有可能失控。

两个月前就已经发生过AI失控的事故。OpenAI内部测试的一个AI模型，擅自跑出去攻击另外一家AI公司”拥抱脸”，当黑客打入了人家的系统，而且将它的行踪都删掉了，所以OpenAI的人不知情，是“拥抱脸”发现通知了OpenAI。这个事件现在就被那些主张AI有重大危险的人拿来作为一个例子，不过受害者“拥抱脸”的CEO反而认为AI的危险性被夸大了。他打了一个比方，“你听这些搞AI的人在讲AI多么危险，就像听一个卖空调的人在讲气候变暖。”

公认的是，AI当黑客能力很强，以后会越来越强。而AI又存在着失控的危险，那么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重大问题，由此造成的混乱、破坏，不会只是局部的，有可能是大范围的，甚至全球性的。这是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特别是基础设施，都已经计算机化了，而且都连网，一旦某个AI模型失控了，释放出搞破坏的代理，上网将基础设施系统一个个打入，将它们搞瘫痪了，问题不就非常重大吗？而且一旦发生这种事情，还不能只是简单地拔电源，将失控的AI模型的电停掉就能解决的。一旦搞破坏的代理释放出去，上了网，就很难将它们清除干净，就像很难将计算机病毒清除干净一样。又不可能将全世界的互联网都停了。

AI可能带来的另一个危险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其中一种滥用是用AI制造自动武器。伯克利有一个研究AI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多年来一直在提醒人们以后AI被滥用来制造自动武器的危险，会因此造成重大的灾难。现在一些国家的军方都在研究AI自动武器，而且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开始使用，不管是乌克兰这一方，还是侵略者俄国那一方，都在用AI控制的无人机自动作战。这还是小规模的。一旦AI自动武器自动作战变成了大规模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尤其是如果AI被用到了生物武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武器上面，一旦失控或者被滥用，后果就特别严重。

对AI的滥用还有一种是用它来帮助设计大规模杀伤武器。Anthropic说他们检测到有人试图用他们的AI模型设计生物武器。要搞生物武器，不需要AI，有AI之前早就有生物武器了。只不过用AI可以让研发的速度加快，也有可能让武器的威力变得更强大。

但是关于AI 究竟有没有危险性，危险性究竟有多大，不只是AI业内人士有不同的看法，政界也有不同的看法。Anthropic的CEO之所以要写那篇文章，其中的一个目的是希望美国联邦政府能够将AI管起来，但是美国政界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民主党倾向于要管，共和党倾向于不管。川普说了，认为AI有危险是中国搞的骗局，目的是要让美国放弃研发AI，中国就可以在AI的竞争中获胜。川普还说，对于AI，不需要有任何管控，不需要有护栏来约束它，唯一需要的护栏是一个聪明的高智商的总统，也就是他。既然“伟大领袖”开了金口下了命令，共和党政客一个一个地跳出来说，对于AI不需要管控，要管也应该让AI的公司自己去管好了。

即使以后民主党上台，将美国AI的研发管起来，那也管不了别的国家，特别是管不了中国。中国政府发言人说了，美国之所以在宣扬AI危险性，是试图要打压中国的AI研发。中国搞AI的都在骂Anthropic的CEO，说他是一个伪君子、岳不群，想要阻挠中国AI的研发。DeepSeek（深度探索）有一个工程师写了一篇文章，号称他们是怀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跟美国竞争AI，把它比作是二战时期盟军要抢在希特勒之前研发出原子弹，将自己比作盟军，将美国比作希特勒。如果美国AI的研发速度变慢或者暂停了，中国是不会跟着变慢、暂停的，而是会趁机迎头赶上，超过了美国。作为第二是没啥发言权的。那个时候美国再讲要管控AI，速度要变慢，中国更不会听了。

一个威力很强大的新生事物出来之后，人们总是会担心它会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有时候这是过于担心的。例如，在遗传工程刚刚面世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以后遗传工程是不是会搞出什么怪物、超级病毒、超级细菌，将人类灭绝了。当时分子生物学家还为此开会讨论要怎么样管控遗传工程。几十年过去了，回头来看，就会觉得当时的担心是过度的。以前计算机病毒非常猖獗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搞得世界大乱。现在还有多少人会如此害怕计算机病毒？只是让那些杀病毒的发财了。

对于AI失控和滥用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危险性的确存在，不能掉以轻心，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去宣扬末日论。比AI可能带来的危险要大得多的，能给全世界造成重大灾难的东西早就有了——核战争，全球气候变暖，这才是更现实的，更迫切的，更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2026.9.17.录制

2026.10.1.整理

我还需要这些人来教我多次强调过的流行病学调查只能表明相关性，证明不了因果关系？流行病学调查证明不了因果关系，是因为其结果有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某种因素导致的，也就是所谓混淆因素。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有人——特别是某些中国医生——却将混淆因素当成了确定因素，将心血管疾病的降低就直接说成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跟喝酒没有关系。

其实在做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那些明显的混淆因素是会去排除、做校正的。特别是关于适量喝酒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研究，因为一般人马上能够想到跟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有关系，往往是被校正的一个因素。但是即使排除了这个因素之后，还是能够得出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的结论。

如果按照那些人的说法，做流行病学的调查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反正证明不了因果关系。不是的，这种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几十年来关于适量喝酒会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研究非常多，由不同的实验室，在不同的国家、地区，针对不同的人群，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都做过，大部分都发现适量喝酒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表明很可能是有因果关系的。

有人说，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结果，都是被卖酒的人收买的。这么想的人可能平时就习惯了拿人家的钱办事。这么多的关于喝酒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酒公司、酒业协会赞助的，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利益冲突。你不能把全世界那么多的科研人员都说成是被收买的。

如果确定了适量喝酒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它是什么机制导致的？为什么适量摄入酒精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果知道了机制，反过来可以表明存在着因果关系，因为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观察到这种现象。关于适量酒精会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机制研究，也是非常多的。

大家如果去做体检，医生想要知道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做抽血检查，会看血液里的某些成分的指标，比如说胆固醇的含量。很多人都知道，胆固醇分两种，高密度脂蛋白含量高反而是好事，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被叫做“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含量高则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被叫做“坏胆固醇”。还有别的指标能够表明得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风险的高低。这种指标被叫做生物标记物。

美国有一个健康普查项目专门对护士做普查，就叫做护士健康普查项目，包括一万多名护士的数据，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调查、体检数据、疾病发生的情况等等。他们中有的滴酒不沾或很少喝酒，有的轻度或适量喝酒。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该数据库的研究发现，那些适量喝酒的人，他们跟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风险有关的生物标记物的指标，要比不喝酒或很少喝酒的人好。

该研究还区分了喝酒的种类，喝葡萄酒（特别是红葡萄酒）降低血脂、炎症因子、胰岛素抵抗并增加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烈性酒降低血脂、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但增加炎症因子、胰岛素抵抗；啤酒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不影响血脂、炎症因子、胰岛素抵抗。喝啤酒能够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但是其他指标没有什么变化。

根据这个结果，可以知道酒精会导致生物标记物出现正面的变化，也会出现负面的变化。葡萄酒，特别是红葡萄酒的保健作用，与酒精有关，但又不完全是酒精导致的，还跟别的成分，很可能跟葡萄酒富含多酚类物质有关。红葡萄酒中的多酚含量（100毫克/100毫升）高于白葡萄酒（10毫克/100毫升）和啤酒（4毫克/100毫升），烈酒中几乎检测不到多酚。

酒精的保健作用还跟人体的纤溶系统有关系。心血管状况比较不好的人，血管壁上有粥样硬块。粥样硬块有时候会剥落，剥落之后血管就受损了，人体的修复系统就会调动起来，纤维蛋白原被激活了，产生纤维蛋白去修补血管壁。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凝块，有可能变成血栓。如果凝块太大，就把血管堵了。人体还有另外一套反过来的纤维溶解系统，简称纤溶，可以将纤维蛋白水解掉，避免形成血栓。动物实验表明，酒精能够激活纤溶蛋白，让它们水解纤维蛋白，预防血栓的形成。

适量喝酒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可能还有别的机制。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是美国最大、最好的医院之一。它有一个很庞大的病人数据库，包含五万多名病人的各方面的数据。医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这个数据库做研究，知道这些人喝酒的情况，他们有没有过心脏病发作、中风，这样就可以做对比了。对比发现，那些适量喝酒的人，跟不喝酒的人相比，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降低了大约20%。这不是一个新发现，几十年来很多研究都做出过类似的结果。

这项研究的新颖之处，是他们还利用这个数据库的另外一个数据。在这个数据库里有七百多人因为别的原因曾经做过脑部成像，看大脑的活动情况，其中包括大脑跟精神压力有关的区域——杏仁核——的活动情况。同时去查这些人喝酒的情况，发现了一个有意思，其实也并不意外的结果。那些适量喝酒的人，大脑跟精神压力有关的区域没有那么活跃。也就是说，喝酒之后，精神没那么紧张了。而这些人得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的风险也比较低。

精神紧张会让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如果长期处于慢性的精神紧张状态，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别的疾病风险，像二型糖尿病、肥胖的风险都跟精神压力大有关系。他们因此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在入组的这些人当中，有的有得过焦虑症的病史。有焦虑症的人精神一直比较紧张。这些人也有不同的喝酒情况。研究者针对这部分人做分析，发现在得过焦虑症的人中，适量喝酒的人得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跟不喝酒的相比，降低了40%，比那些适量喝酒但是没有得过焦虑症的人，降低得更多。这个结果表明适量喝酒之所以能够对心血管起到保护作用，跟精神压力减少了有关系。

但是，麻省总医院的人在做这项研究时，发现即使是适量喝酒，也能够增加癌症的风险大约23%。这跟以前的研究也是一致的。喝酒，不管量的多少，都能够增加癌症的风险，量越高，风险也就越高。适量喝酒能够增加癌症的风险其实不算高。但是，因为能够增加致癌的风险，政府部门、医学机构在制定膳食指南时是不会建议大家通过适量喝酒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

我们没法知道，对具体的某一个人来说，适量喝酒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好处，是不是超过了得癌症的风险的坏处。你如果来问我，我也只能说，如果你没有喝酒的习惯，就不要喝酒。如果有喝酒的习惯，那么要适量，所谓适量，一天不要超过一杯，一杯的量等于14克酒精。而且我要建议你，如果要喝酒，就喝葡萄酒，特别是红葡萄酒。因为红葡萄酒除了有酒精可能会起到保护作用，更重要的是富含多酚类物质。红葡萄酒里的多酚物质是白葡萄酒的10倍，是啤酒的25倍。烈性酒几乎不含多酚物质，是最差的酒，最好的酒是红葡萄酒。

有人说，直接吃葡萄那不是更好吗？问题没那么简单。一杯红葡萄酒150毫升，要用多少葡萄才能够酿制出来？要用一百多颗葡萄。你可以每天喝一杯红葡萄酒，你能够每天都吃一百多颗葡萄吗？而且在酿制、发酵过程中还会产生新的多酚类物质，没法简单对比。当然，日常生活中摄入多酚类物质应该主要靠多吃水果，喝葡萄酒最多算是补充。

还有人说，你介绍适量喝酒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不是给那帮酒鬼找了一个喝酒的理由吗？你说要适量，他们会以此为借口喝酒，喝起来可就不是适量，而是大量了。这就涉及到自制力的问题了。我说适量喝酒可能有好处，你要把它当成是大量喝酒、酗酒的一个借口，那只能说明自制力差。对于自制力差的人，像中国那帮不学无术的愚蠢的医生那样去吓唬他们，即使喝一滴酒对身体也有害，能吓得住吗？说不定效果是反过来的。他们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既然一滴酒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已经喝了那么多酒了，身体早就被伤害得差不多了，那就干脆放开了喝吧。

想要改变人们的喝酒习惯，靠吓唬是没用的。我们应该尽量做到的是改变喝酒文化。首先，要改变喝酒的种类，要从主要喝白酒改成以喝果酒为主。白酒是最坏的一种酒，应该改成喝果酒，因为果酒里有多酚类物质。有人说葡萄酒是外来的，中国人喝不惯，其实外来的酒中国人也喝得惯。啤酒也是外来的，照样在中国很流行。而且中国也有传统的果酒，虽然中国传统的果酒里的多酚类物质没有红葡萄酒那么多，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的，比不含多酚类物质的白酒还是要好得多了。

其次，要放弃劝酒、斗酒的陋习，不想喝就别劝人喝，更不要逼着人喝，喝不喝、喝多少应该随意。

2026.9.15.录制

2026.9.26.整理

我还需要这些人来教我多次强调过的流行病学调查只能表明相关性，证明不了因果关系？流行病学调查证明不了因果关系，是因为其结果有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某种因素导致的，也就是所谓混淆因素。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有人——特别是某些中国医生——却将混淆因素当成了确定因素，将心血管疾病的降低就直接说成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跟喝酒没有关系。

其实在做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那些明显的混淆因素是会去排除、做校正的。特别是关于适量喝酒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研究，因为一般人马上能够想到跟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有关系，往往是被校正的一个因素。但是即使排除了这个因素之后，还是能够得出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的结论。

如果按照那些人的说法，做流行病学的调查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反正证明不了因果关系。不是的，这种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几十年来关于适量喝酒会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研究非常多，由不同的实验室，在不同的国家、地区，针对不同的人群，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都做过，大部分都发现适量喝酒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表明很可能是有因果关系的。

有人说，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结果，都是被卖酒的人收买的。这么想的人可能平时就习惯了拿人家的钱办事。这么多的关于喝酒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酒公司、酒业协会赞助的，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利益冲突。你不能把全世界那么多的科研人员都说成是被收买的。

如果确定了适量喝酒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它是什么机制导致的？为什么适量摄入酒精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果知道了机制，反过来可以表明存在着因果关系，因为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观察到这种现象。关于适量酒精会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机制研究，也是非常多的。

大家如果去做体检，医生想要知道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做抽血检查，会看血液里的某些成分的指标，比如说胆固醇的含量。很多人都知道，胆固醇分两种，高密度脂蛋白含量高反而是好事，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被叫做“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含量高则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被叫做“坏胆固醇”。还有别的指标能够表明得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风险的高低。这种指标被叫做生物标记物。

美国有一个健康普查项目专门对护士做普查，就叫做护士健康普查项目，包括一万多名护士的数据，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调查、体检数据、疾病发生的情况等等。他们中有的滴酒不沾或很少喝酒，有的轻度或适量喝酒。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该数据库的研究发现，那些适量喝酒的人，他们跟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风险有关的生物标记物的指标，要比不喝酒或很少喝酒的人好。

该研究还区分了喝酒的种类，喝葡萄酒（特别是红葡萄酒）降低血脂、炎症因子、胰岛素抵抗并增加高密度脂蛋白（“好”胆固醇）；烈性酒降低血脂、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但增加炎症因子、胰岛素抵抗；啤酒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不影响血脂、炎症因子、胰岛素抵抗。喝啤酒能够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但是其他指标没有什么变化。

根据这个结果，可以知道酒精会导致生物标记物出现正面的变化，也会出现负面的变化。葡萄酒，特别是红葡萄酒的保健作用，与酒精有关，但又不完全是酒精导致的，还跟别的成分，很可能跟葡萄酒富含多酚类物质有关。红葡萄酒中的多酚含量（100毫克/100毫升）高于白葡萄酒（10毫克/100毫升）和啤酒（4毫克/100毫升），烈酒中几乎检测不到多酚。

酒精的保健作用还跟人体的纤溶系统有关系。心血管状况比较不好的人，血管壁上有粥样硬块。粥样硬块有时候会剥落，剥落之后血管就受损了，人体的修复系统就会调动起来，纤维蛋白原被激活了，产生纤维蛋白去修补血管壁。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凝块，有可能变成血栓。如果凝块太大，就把血管堵了。人体还有另外一套反过来的纤维溶解系统，简称纤溶，可以将纤维蛋白水解掉，避免形成血栓。动物实验表明，酒精能够激活纤溶蛋白，让它们水解纤维蛋白，预防血栓的形成。

适量喝酒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可能还有别的机制。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是美国最大、最好的医院之一。它有一个很庞大的病人数据库，包含五万多名病人的各方面的数据。医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这个数据库做研究，知道这些人喝酒的情况，他们有没有过心脏病发作、中风，这样就可以做对比了。对比发现，那些适量喝酒的人，跟不喝酒的人相比，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降低了大约20%。这不是一个新发现，几十年来很多研究都做出过类似的结果。

这项研究的新颖之处，是他们还利用这个数据库的另外一个数据。在这个数据库里有七百多人因为别的原因曾经做过脑部成像，看大脑的活动情况，其中包括大脑跟精神压力有关的区域——杏仁核——的活动情况。同时去查这些人喝酒的情况，发现了一个有意思，其实也并不意外的结果。那些适量喝酒的人，大脑跟精神压力有关的区域没有那么活跃。也就是说，喝酒之后，精神没那么紧张了。而这些人得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的风险也比较低。

精神紧张会让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如果长期处于慢性的精神紧张状态，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别的疾病风险，像二型糖尿病、肥胖的风险都跟精神压力大有关系。他们因此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在入组的这些人当中，有的有得过焦虑症的病史。有焦虑症的人精神一直比较紧张。这些人也有不同的喝酒情况。研究者针对这部分人做分析，发现在得过焦虑症的人中，适量喝酒的人得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跟不喝酒的相比，降低了40%，比那些适量喝酒但是没有得过焦虑症的人，降低得更多。这个结果表明适量喝酒之所以能够对心血管起到保护作用，跟精神压力减少了有关系。

但是，麻省总医院的人在做这项研究时，发现即使是适量喝酒，也能够增加癌症的风险大约23%。这跟以前的研究也是一致的。喝酒，不管量的多少，都能够增加癌症的风险，量越高，风险也就越高。适量喝酒能够增加癌症的风险其实不算高。但是，因为能够增加致癌的风险，政府部门、医学机构在制定膳食指南时是不会建议大家通过适量喝酒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

我们没法知道，对具体的某一个人来说，适量喝酒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好处，是不是超过了得癌症的风险的坏处。你如果来问我，我也只能说，如果你没有喝酒的习惯，就不要喝酒。如果有喝酒的习惯，那么要适量，所谓适量，一天不要超过一杯，一杯的量等于14克酒精。而且我要建议你，如果要喝酒，就喝葡萄酒，特别是红葡萄酒。因为红葡萄酒除了有酒精可能会起到保护作用，更重要的是富含多酚类物质。红葡萄酒里的多酚物质是白葡萄酒的10倍，是啤酒的25倍。烈性酒几乎不含多酚物质，是最差的酒，最好的酒是红葡萄酒。

有人说，直接吃葡萄那不是更好吗？问题没那么简单。一杯红葡萄酒150毫升，要用多少葡萄才能够酿制出来？要用一百多颗葡萄。你可以每天喝一杯红葡萄酒，你能够每天都吃一百多颗葡萄吗？而且在酿制、发酵过程中还会产生新的多酚类物质，没法简单对比。当然，日常生活中摄入多酚类物质应该主要靠多吃水果，喝葡萄酒最多算是补充。

还有人说，你介绍适量喝酒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不是给那帮酒鬼找了一个喝酒的理由吗？你说要适量，他们会以此为借口喝酒，喝起来可就不是适量，而是大量了。这就涉及到自制力的问题了。我说适量喝酒可能有好处，你要把它当成是大量喝酒、酗酒的一个借口，那只能说明自制力差。对于自制力差的人，像中国那帮不学无术的愚蠢的医生那样去吓唬他们，即使喝一滴酒对身体也有害，能吓得住吗？说不定效果是反过来的。他们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既然一滴酒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已经喝了那么多酒了，身体早就被伤害得差不多了，那就干脆放开了喝吧。

想要改变人们的喝酒习惯，靠吓唬是没用的。我们应该尽量做到的是改变喝酒文化。首先，要改变喝酒的种类，要从主要喝白酒改成以喝果酒为主。白酒是最坏的一种酒，应该改成喝果酒，因为果酒里有多酚类物质。有人说葡萄酒是外来的，中国人喝不惯，其实外来的酒中国人也喝得惯。啤酒也是外来的，照样在中国很流行。而且中国也有传统的果酒，虽然中国传统的果酒里的多酚类物质没有红葡萄酒那么多，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的，比不含多酚类物质的白酒还是要好得多了。

其次，要放弃劝酒、斗酒的陋习，不想喝就别劝人喝，更不要逼着人喝，喝不喝、喝多少应该随意。

2026.9.15.录制

2026.9.26.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