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糊涂”，人们常会想到清代著名画家、文学家郑板桥。不知什么原因，他的“难得糊涂”说成了近几年的流行语之一。近日读《曾国藩与弟书》，发现这位以名教卫道者自誉、双手沾满太平军将士鲜血的所谓晚清“中兴名臣”竟然与为官清正廉洁、为人疏宕洒脱的大才子郑板桥一样，特别赞赏“糊涂”。

　　“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是郑板桥书写“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后加写的小字说明，当时他任潍县知县。郑板桥在雍正十年写给其弟的信中说：“愚兄为秀才时，检家中旧书簏，得前代家奴契券，即于灯下焚去。”“自我用人，从不书券，合则留，不合则去，何苦存此一纸，使吾后世子孙借为口实，以便苛求抑勤乎！”“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直是算尽自家耳。可哀可叹，吾弟识之。”（《郑板桥全集》第170—171页，中国书店1985年版）这就是郑板桥的糊涂观。

　　“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曾国藩与弟书》第95、141页）这是曾国藩写给其弟的信中语，表现了他的糊涂观。

　　封建社会皇权的专制，必然导致政治腐败，政局动荡，官贪吏虐，民不聊生。因而，做人难，为官亦难。郑板桥写“难得糊涂”，曾国藩说“学为糊涂”，正因为此。

　　这“难得”的糊涂，“学为”的糊涂，不是痴呆儿天生的糊涂，而是性存忠厚者大智若愚式的糊涂，或是自作聪明者假痴假呆式的糊涂。大智若愚，当然“难得”；聪明人要装出糊涂样，而且要装得“象煞有介事”，也很“难得”，所以要“学为”。

　　“难得”如何得，“学为”怎样为呢？郑板桥是“放一着，退一步”，如他的烧契券即是；曾国藩却是“一味浑含，永不发露”，假装糊涂。郑的“放”、“退”，目的是避祸，是智者的远虑；曾的“浑含”、“不发”，目的是求福，是巧妙的手段。

　　在升任两江总督、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后，曾国藩的糊涂观有了明显的变化。如他在写给其弟的信中说：“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曾国藩与弟书》第161页）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今非昔比。他已不是愤世嫉俗的不成熟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了。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奉为处世准则，身体力行了。他以精于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贪官污吏为师，一味“学为糊涂”。为了“全余多年旧好”，他要弟弟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糊涂”地给从未上战场的朋友记功，慷朝廷之慨，送朋友一顶九品乌纱。这时的曾国藩，早已丧失良知，糊涂到家了。他不再是假装糊涂，而是在制作糊涂——在“有机可假”时，凭手中权力故意把事情弄得糊涂，以便从中捞好处。

　　正因为曾国藩懂得糊涂之妙在制作而且身体力行，所以活着时封为一等侯爵，死后又得“文正公”的美谥；而郑板桥却不懂糊涂之妙在制作，或虽懂制作之妙却性存忠厚而不忍制作，所以只好放弃十年寒窗换来的七品知县，道声“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郑板桥全集》第145页），回扬州卖画糊口，枉自叹息“难得糊涂”了。

　　有人敬仰郑板桥，把他的“难得糊涂”墨宝复制品高悬中堂，是真懂糊涂之妙呢，还是附庸风雅呢？难说。《曾国藩全集》已出版发行，应庆贺呢，还是该叹息呢？也难说。

　　《光明日报》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只能叹气。

对自己呢，我不怎么会写东西，希望埋头苦干些实在东西，做些贡献也就是了。这别人的事真是官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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