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

野 鹤

方舟子及其追随者的另一大社会活动，就是宣扬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所谓绝对真理观，就是将一些所谓的国际学术界共识的理论或观点，当成不可动摇或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并以此划线，将所有试图质疑和挑战这些理论或观点的人，不分清红皂白地统统斥之为“不懂装懂”、“无知无畏”、“狂妄”、“骗子”、“神创论”、“反科学”、“反人类”……似乎，他们所坚持和维护的不但是绝对真理，而且在中国也唯有他们掌握了绝对真理。

人类的起源

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最早提出了非洲是人类的摇篮的假说。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特别是东非考古人类学的丰硕成果，使这一假说获得越来越多的实证；但另一方面，从它提出伊始，也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和质疑，并提出相应的欧、亚起源说或多地区起源说。而且，形形色色的挑战和质疑，同样也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不断发展。中国古人类学学者周国兴就指出：“我国人类化石某些形态特征的相承性，也支持了多地区论。例如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上门齿舌面呈铲形，这一特征在后继的北京人、丁村人直至东亚地区现代人中均有体现……在古文化方面，主要是石器制作技术上承袭了祖先的技术，而看不见来自非洲的因素。这也是对多地区论的支持。”（周文斌：《古人类学家周国兴评柳江人》，新语丝，2002年12月2日）最近，生物学权威杂志《分子生物学和进化》发表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于宁等人的文章也说：他们“通过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62个个体样品，对人类X染色体中的10346个碱基对的非编码区序列做了序列分析和物种系统发育研究，证明人口的扩张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亚洲和欧洲人种并非来自早先科学家们所认为的非洲某个小部落人群”（《科学时报》2002年12月2日）。

也就是说，人类起源的问题始终是个假说，从未形成过什么“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正如中国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家们所指出的：“人类起源与演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化石证据不足的问题，光靠一两个学科、一两种方法是无法弄清的。任何时代取得的科研结论都只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我们是土著还是移民的后代》，《科学世界》2002年第11期）

方舟子却断言：“人类的故乡在哪里？这是一个国际学术界早已解决的问题。”“非洲，特别是东非，是人类的故乡，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分子遗传学的多项研究也与这种看法一致。”并认定中国古人类学家对于这一“共识”的质疑，不过是为了争“面子”、过“嘴瘾”。他还洋奴气十足地揶揄道：“如果想要恢复中国作为人类故乡的地位，就该老老实实地去寻找可以跟南方古猿竞争的早期人科化石，尽管这样的希望十分渺茫。”（方舟子：《人类的远祖起源于中国吗？》，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12日）言下之意，自然是训诫中国的学者不必再去做这等为图虚名而又劳而无功的蠢事。这不仅是对中国的古人类学界和古生物学界的诬蔑与否定；而且，也是对于达尔文的这一假说所有挑战和质疑的全盘否定。因为，迄今为止，的确还未在非洲以外发现200万年以上的人类化石。然而，正如人类迄今为止从未登上过火星，决不等于人类是否能登上火星的问题早已解决一样；迄今尚未发现足以推翻这一假说的化石，也决不等于这一假说就是绝对真理。

更何况，对于假说的挑战和质疑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都像方舟子似的，将达尔文的假说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又有多少人还会去致力于艰苦而又枯燥的考古发掘？如果中国的科学界也向方舟子似的，将所谓“国际学术界共识”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岂不永远摆脱不了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学术殖民地命运？

要之，方舟子关于“人类的故乡在哪里”的所谓“国际学术界共识”，只不过是具有暂时和表面多数的一种假说。随着科学的发展，随时都在被修正，随时都可能被否定。而方舟子却将它视为“国际学术界早已解决的问题”和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并用以蔑视中国的古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界，充分暴露了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洋奴气十足的绝对真理观。

达尔文进化论

达尔文进化论同样也是只具有相对真理性的假说，因此，自1859年他的《物种起源》问世以来便不断地被修正。一百多年来，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美国遗传学家戈德斯米特的“大进化”观、德国学者德沃夫的“新灾变论”、日本科学家木村资生的“中性学说”、法国数学家托姆的“突变论”、美国科学家埃尔德雷奇和古尔德的“间断平衡论”、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的“协同论”等等，他们从不同方面修正了达尔文“自然界没有飞跃”的渐变说和“没有任何激变曾使整个世界变成荒芜”的渐灭说，否定了他的直线式进化是生物进化唯一模式的线性进化模式，提出了比生存竞争说更全面、更准确的协同进化和系统进化说，挑战和质疑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这些修正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一，达尔文进化论确实是假说。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谬的历史。”（《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P485）

二，进化论学说早已超越了达尔文学说的范畴，成为整个科学界的一种综合理论。其内涵也早已超出生物学或考古学的范畴，成为包含宇宙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生态学、物理学、化学、统计学、数学、哲学……几乎所有学科的综合学问。因此，进化论不但已不再是达尔文的专利，而且已然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学说，而是一个多元的、其说不一、争执不休的、汇聚在“进化”大旗之下的“多兵种集团军”。

也就是说，达尔文进化论早已不是一种具有统一答案的一元学说。所以，为方舟子所称道的著名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散文作家杰·古尔德才说：“事实上，我比较怀疑一种诚实的探讨会找到答案。我们可以明确地解决小问题……可以合理地处理中等程度的问题……大的问题则只能听从自然的丰富多彩摆布——变化可能是定向的或无目的的，逐渐的或剧变的，选择的或中性的。我为自然的多种多样感到欣喜，把确切性的幻想留给政治家和说教者吧。”（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P304，北京：三联书店，1997）

可见，仅仅入了生物化学的门槛便又退了出来的方舟子，及其连门槛的边儿都没摸着的追随者们，充其量不过是些“政治家和说教者”，有什么资格以进化论的内行自居，“天纵神明”地剥夺其他学科的人的发言权？又凭什么捏造所谓的“国际学术界共识”，并将它当成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口含天宪地将他人的质疑和挑战，统统说成是“伪科学”、“反科学”？

更何况，生物进化学说直接关系到人类的起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未来的命运等终极关怀问题，正像法律和法规并非法律学家的专利，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议论、质疑和挑战它一样，每一个关注人类命运、具有终极关怀意识的人都有资格去议论、质疑和挑战进化论。是谁规定了只有生物化学家才有发言权？对于外行议论，可以解释、教育或批驳，又凭什么以科学主子自居，将他们的议论统统视为“垃圾”，连损带挖苦地封杀，动辄扣上“神创论”、“伪科学”、“反科学”、“反人类”一类的大帽子，企图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这种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的论调，与文革时期只有“红五类”才许革命的血统论又有何区别？

事实上，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现有进化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充分证明了1986 年美国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进化论者——沃尔森教授具有代表性的讲话：更趋完善的生物进化论需要新一代的达尔文、辛普生、赫胥黎或“生物学方面的爱因斯坦”才能实现。（转引自徐钦琦：《生物进化论如何走出困境？》，《化石》2000年第1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舟子们不正是打着捍卫达尔文进化论旗号反对进化论的进化吗？

再说，任何科学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实干出来的，而不是“捍卫”出来的，你们挂着“专家”和“内行”的幌子，不老老实实地去搞科研，却热衷于“捍卫”，谁知道你们究竟捍卫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为了否定进化理论是假说，以基督教死敌自居，认为耶和华是“杀人魔王”，“基督教从立教时起，就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毒瘤”的方舟子，竟然不惜自贬身价拉教皇作盟友，说什么：“连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也已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个假说’。”（刘华杰：《网上再访方舟子》，【新语丝电子文库】 2000年3月1日）如果他能拉上一位（哪怕仅仅是一位）权威学者或科学家，来支持他的“非假说”说，又何至于出此下策？

更有趣的是，《科学》2002年第6期上刊登的Rodger Doyle的文章《进化论的退却》，说：2001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占全美人口整整45％的人赞同神创论观点，进化论课程激起了人们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界的忧虑，而反进化论者则利用这点来宣扬神创论观点，以致神创论者正在改变美国州立教育标准。言必称美国的方舟子也明明知道：在20世纪初，美国就“成为了世界反进化论的中心”，“原教旨基督教在美国势力庞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原教旨基督徒），其反进化论的宣传攻势也相当成功，近十年来，调查表明，美国公众接受进化论者从来就没有达到一半”。（方舟子：《“起源之战”没有中立者》，《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14日）相形之下，历来缺乏宗教意识，大约连进化论和神创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都不甚了了的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于进化论似乎根本构不成威胁，按说，捍卫进化论的当务之急应该在美国才是。然而，身居美国的方舟子却偏偏要到中国来大张旗鼓地捍卫进化论，岂不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小题大做、无的放矢？他的那些追随者们，对于进化论和神创论的了解，大约也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高明不到哪里去，却也捕风捉影地跟着鼓噪，岂不是盲从到家了？

探索与实证

方舟子曾说：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在为伪科学大开方便之门，或者有阻碍科学发展的危险。”（方舟子：《什么是科学精神？》，《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暂且不论他的这一定义正确与否，假定它是对的。但我们也不能只“察其言”，还要“观其行”。一观，问题便来了。

例如，他在《植物真的具有感情吗？》（《科学世界》，2002年第6期）中，开头便说：“植物会有像人一样的感情吗？这本是一个傻问题。”然后，便把庞天舒女士和***放在一起进行批驳，并将美国的测谎仪专家巴克斯特揪出来示众，指出他所宣布的新学科——“植物心理学”，及由此而引发的所谓“生物能量场”理论和“巴克斯特效应”等谬论，早在30年前就被康奈尔大学的霍洛威兹等3名生物学家的严格的科学实验推翻了。最后宣布：“科学界对此已有定论。因此与***所宣称的相反，并没有科学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感慨系之地说：“谬论有时候要比真理流传得更久远。” 若仅仅就揭露“科学普及中混杂的谬误”和“人与地球丛书”的商业炒作现象而言，这篇文章大抵还算不错。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至少有三：

一是定论不等于真理。即或是成为一个时代全体科学家共识的定论，也只是“比较不荒谬”的假说而非真理。例如“以太说”，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没有经过任何“严格科学实验”，全凭思辨所设想的一种弥漫在宇宙间的媒质。若按照方舟子及其主要追随者赵南元教授的标准，自然是不可靠的“胡说”。然而，正是这样一类的 “胡说”推动了西方古典科学的发展。到了17世纪，笛卡尔为了解释行星的绕日运动，再次提出“以太说”，认为宇宙空间并非真空，而是充满了以太，整个太阳系处于以太阳为中心的以太大漩涡中，从而形成以太论的第一次高潮，并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期间内，一直是西方科学界的定论或共识。直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断定宇宙是与牛顿力学相适应的绝对真空，笛卡尔的“以太说”才作为一种“胡说”被抛弃，而“真空说”则取代“以太说”成为定论和共识。又过了不到一个世纪，随着光的波动性、特别是电磁场的波动性的发现，新的“以太说”再次兴起，认为以太是一种透明、无重量、无磨擦阻力、而且用化学或物理实验都不能探测的东西，渗透于所有的物质和空间，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又否定了牛顿的绝对真空，形成以太论的第二次高潮。但1881年，专门为探测地球穿过以太的运动而设计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给这种“以太说”以致命一击，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则又进一步完善了牛顿的绝对真空说，使第二次以太论再次沦为“胡说”。但爱因斯坦并未彻底抛弃以太论，而是在广义相对论中重新将其引入，谓之“广义相对论以太”，20世纪60年代各向同性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被某些学者看作是对爱因斯坦新以太说的印证，从而使“广义相对论以太”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再次成为“国际科学界共识”。可是，爱因斯坦的真空论毕竟属于经典真空论，随着量子力学和量子真空论登上物理学舞台，越来越的科学家开始意识到：真空再也不空，其中充满被称之为零点振荡的量子涨落和真空凝聚。从而也就意味着更新的或更高层次的以太论的涅槃，并且再次使牛顿的绝对真空成为“胡说”。

这样的事例在科学史上比比皆是。

由此可见，确实如恩格斯所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3，P561）

那么，方舟子辈凭什么将30年前建立在3名生物学家的所谓定论，视为不可逾越的真理，断定“植物也有感情”的猜想或假说就一定是谬误呢？一个多世纪之前，认为动物不会制造工具，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工具的观点，不也曾是那个时代包括马克思都承认的定论和共识，现在呢？还能说“动物也会制造工具”的说法是谬论吗？不过一个多世纪之前，谁会相信不但没有任何“中枢神经系统”，而且也不具备任何感觉器官的细胞，其内部和细胞之间会有“通讯联络”？而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已然发现从最微小的细菌到所有有生命的物体，其基因中都隐含了预测密码，那么，又怎见得一个世纪之后，科学家不会用更先进、更严格的科学实验，证明没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植物也会有感情呢？

二是方舟子所谓的“探索、怀疑、实证、理性”，只是12～13世纪才在欧洲兴起的近现代科学的特征或特质，而非全人类共同的科学精神。全人类共同的科学精神应该是：连动物都具有的好奇心和在此基础之上进化出来的、人类所特有的求知欲与想象力。上述最早的以太说，就是古希腊人强烈求知欲与想象力的产物，虽然没有“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推动了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可以说，一切科学的发现或发明，无不都是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产物。所以，学贯古今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说：“好奇是激发剂。科学家的首要需求就是好奇。科学家必须具有好奇和渴望发现的能力。”（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P5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爱因斯坦则说：“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更确切地说，正是广大无知无识的民众，出于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所提出的“傻问题”，推动了科学家的探索活动。如果将近现代科学比作一棵已有400多岁的大树，那么，广大民众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傻问题”，便是它的根系，而且，最长的“根”或最大的“傻问题”：天是什么？至少已有二三百万岁的高龄。

明乎此，便应该懂得：对于形形色色的“傻问题”只能引导而不能封杀，封杀它们就等于切断了科学的根系，也就等于封杀科学。

事实上，形形色色神秘现象的“傻问题”——诸如植物具有感情吗？血型与人的性格有没有关系？是否存在飞碟？百慕大三角是怎么回事？……包含着大量有待探索的未知现象。而方舟子却以“学术警察”自居，不是积极地加以引导，而是凭着他现有的那点有限的科学知识，打着科普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将有关神秘现象的议论统统说成是“伪科学的泛滥”，一味地挥动所谓的“奥卡姆剃刀”进行封杀。无论其主观动机是什么，其客观效果都是对科学发展的釜底抽薪。尤其是处于现代科学刚刚起步阶段的中国的民众与青少年，比起他们的那些只懂得修齐治平、一心以天下为己任而对其他事情不甚关心的祖先和前辈们，开始对这些历来被视为怪力乱神的事物产生兴趣，实在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进步。当然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加以引导，但更需要保护，而绝不是方舟子式的蔑视、挖苦和封杀。

三是科学研究从来是全民的共同事业，而绝非是只有科学家才有资格进入的贵族俱乐部。因此，无论是科学家的专业探索，还是非本行的科学家的业余探索，抑或民间的外行的或盲目的探索，甚至是某些利欲熏心之徒急功近利的“探索”，全都应该视为科学探索的组成部分。当然需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却万万不可因为“伪” 或“粗”便将其统统扼杀。更不能用道德标准去加以否定。例如，15～16世纪始于西欧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大发现”，其领导人——无论是麦哲伦、哥伦布还是达·伽马、科尔特斯——都不是科学家，其成员，不过是一群由僧侣、商人、士兵、水手、无业游民、罪犯、个别的学者或研究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其性质是海外冒险和扩张；其主要动机或目的，是改变异端信仰、寻求贸易通道和寻求黄金；其道德准则，则是非我族类，格杀勿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皆非科学探索。然而，却大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西方文明的骄傲、基础和核心的现代科学，也正是这一利欲熏心、狂暴凶残的冒险和扩张活动的产物。

事实上，许多科学的发现或发明，不仅是源于广大民众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而且还常常源于许多异想天开的、形形色色的“伪科学”探索。例如飞机的发明，就起源于许许多多不具备任何科学知识，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训练”，以为绑上两个人造的翅膀便可飞上天的“妄人”或“狂人”。或者说，正是那些因为无知才无畏的“妄人”或“狂人”的“伪科学”探索活动，冲破了或启发了科学家们被形形色色的科学条条框框所框死的定向思维（例如，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已然上了天，竟还有物理学家公然宣称载人飞行是违反物理学定律的），触发了他们的创造灵感。用方舟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偏见的、非纯客观的研究过程未必不能得到客观的结果，正如走了弯路未必不能达到目的地。”（方舟子：《慎勿乱说生物学——评陈蓉霞》,新语丝，2002年6月2日）

那么，又怎见得被方舟子轻蔑地称之为“原是纽约市的警察”，在“一所野鸡学校获得‘补充医学’（江湖医术的代名词）的‘科学博士’学位”的巴克斯特，所进行的“伪科学”探索，就不会触发其他科学家的创造灵感，去进行有关“植物是否有感情”的科学探索？又根据什么武断地说：“并没有植物学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呢？

若按方舟子的科学精神定义，他事实上也就是在用实证封杀探索。

总而言之

任何科学学说或理论都不过是一种假说，将所谓的“国际学术界的共识”视为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显然是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一种反科学思潮。看来，动辄判别人以“反科学”罪名的方舟子辈，恐怕才真正是洋奴气十足、打着科学旗号反科学的江湖骗子。

2002年12月17日初稿 2003年3月10日改定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4期

储学健

偷梁换柱、以假乱真是方舟子欺骗公众和陷害对手的惯用手法。就连这次叙述其亲历的遇袭事件，为了借机炒作和预设陷阱毁灭对手，他也要根据需要来一番真中掺假，以至于一个本应顺理成章的事件简述，经他掺假整合之后，居然也弄得漏洞百出。此处仅举一例——

遇袭逃脱后，虽然仅受两处莫名其妙的轻微擦伤，方舟子的第一反应却是大轰大嗡满世界嚷嚷并迫不及待地以“索命说”（雇凶杀人未遂）抢先为事件定性定调，当夜便以博文形式推出了他的“初稿剧本”——《我遭遇两名歹徒袭击的详细经过》（见附一），一口咬定袭击者要用铁锤“置我于死地”。

一个未及回头的奔逃者如何能知道身后的追击者“手持铁锤要砸我头部”，后来又如何在追击者扔出一锤未击中自己的情况下，仅凭“听到铁锤落地的声音，边跑边回头看了一下”就能断定此锤是“朝我的头部扔”？

原来，这是“方编剧”为给“索命说”提供证据而急中生智，让剧中自己的脑后临时生出一只“火眼金睛”——藉此清楚地“目击到”身后歹徒两次袭击落空的锤子(一抡一掷）全是冲自己的脑壳砸来。

为围绕“索命说”理顺全剧剧情，方编剧还巧用移花接木之法，暗中将其匆忙出笼的“初稿剧本”几易其“稿”，以下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次——

作为“索命说”的导引情节，方编剧本来在其“初稿剧本”中写道：“只见一名男子突然窜到我面前，朝我的脸喷射气雾”……

如果歹徒确实是为“索命”而来，那么，突遭迎面喷雾后，受害人面部哪些器官“当场遭殃”以及损害程度如何，显然是本案的关键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决定了受害人随后是否能逃脱“当场毙命”之厄运；反过来说，由此细节及其与前后情节的关联，人们可以推断歹徒的真正意图到底是“索命”还是“揍人”。因时间仓促，方编剧的“初稿剧本”不慎在此关键细节上留下了明显的漏洞，致使其“索命说”难以自圆其说。然而，未等观众作出反应，精明的方编剧已在暗中下手修补这一漏洞了——

次日（2010年8月30日）上午，面对众多记者，方舟子悄然将自己“被喷雾”的部位作了调整——由原来的“朝我的脸喷射”改为“喷我的脸和鼻子”（财新网：《警方就方舟子遇袭事件表态》）

可别小看这点似乎不起眼的改动——改动后，“鼻子”与“脸”平起平坐，“脸”的概念已被偷换，“广义的脸”（含五官）演变为“狭义的脸”（不含五官），效果绝然不同——不分青红皂白地“朝脸上喷”，难免迷住受害人眼睛致使其无法逃离，如果歹徒意在夺命，则受害人不死也得重伤；而事实上受害人却是“轻伤逃脱”，这很容易让公众以为歹徒并无杀人害命之意，从而让“索命说”站不住脚。能否修补好这一漏洞将直接关系到“索命说”的“可信度”和煽情效果。修补完善后的版本应该既能体现歹徒志在必得的“索命图谋”以吸引足够的眼球并据此引导司法对本案性质的认定，又要让歹徒足够“蠢笨”以便能合理解释受害人成功逃脱的既成事实。“喷鼻子没喷眼”无疑是能够兼顾两者的最佳方案——既能让受害人以嗅觉顺利辨别出所喷物质是“麻醉剂”（同时辅以受害人被“头晕脚软”为证），从而让观众领悟到歹徒明确而阴毒的“杀人之心”，又能使视力无损的受害人因“反应敏捷”而“幸免于难”，可谓两全其美。当然，只喷鼻子而完全不殃及其余，可信度也不大，不妨捎带上“脸皮”——于是，在“喷我的脸和鼻子”这一实用性短语应需而生的同时，一个致命的漏洞也被神不知鬼不觉地修补得天衣无缝了。

然而，当天下午，方舟子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时却又忘乎所以，突然告诉记者说：自己被麻醉性气体喷中的眼睛已无大碍（京华时报《方舟子遇袭后首度亮相发布会…》）；另有同日报道称：“经警方鉴定，方舟子的眼睛尚无致盲危险”（法制晚报《方舟子茶楼外遇袭，铁锤砸腰》)；“经医院初步鉴定，他被泼辣椒水的眼睛尚无致盲危险（现代快报《打假斗士方舟子遇袭受伤》）。

既然上午已经明确暗示麻醉剂并未喷到眼睛而且有“遭喷后立即狂逃一二百米”之既成事实为证，怎么一会儿功夫又冒出了“被麻醉性气体喷中的眼睛”而且还耗费了近一整天的时间才使其恢复到“已无大碍”的程度呢？难道方舟子是在“眼睛有大碍”的情况下狂奔一二百米逃脱了歹徒的奋力追杀？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次我们的“打假英雄”只顾片面突出歹徒“毋庸置疑的杀人意图”，却一不留神忽视了“统筹兼顾”原则，忘记了自己并未殒命（或重伤）这档子事以及当初歹徒慌乱之中为其逃离“提供”的“方便条件”（喷鼻子没喷眼）。在忽真忽假地演示了一幕完整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滑稽剧的同时，方舟子也把自己巧妙修补好了的编演漏洞重新击破并再次暴露了自己惯于撒谎的本性。

一个连叙述自己毫无难言之隐的亲历事件都要实施掺假处理的龌龊之徒，竟有那么多国人坚信他在中国学坛掀起的所谓“学术打假”运动是“公正无私”和“准确无误”的。在方舟子的超级粉丝——央视名嘴白岩松大将的统领下，如此多的国内媒体仅凭方某漏洞百出的一面之词便一哄而起争相恶炒，大有将其捧为圣人之势，这是可笑还是可悲？

2010-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