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和江泽民是中国第一代技术官僚掌大权。在他们之前,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全是革命家。比较特殊一点的是朱镕基的前任李鹏,也许算不上是革命家,但是,他是革命家的子弟,是靠这个背景当上大官的。而且李鹏没有能力,很笨,也算不上是技术官僚。
朱镕基死了之后,官方发的讣告说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江泽民的讣告说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官方给一定级别的人封的谥号,其实他们都不是革命家,而是技术官僚。技术官僚不是靠深厚的家庭背景,而是聪明、能干,得到了上级赏识,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最后爬到了最高层。
他们作为技术官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受过同时代最好的教育,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朱镕基上的是清华大学,江泽民上的是交通大学。技术官僚通常都是理工科出身,特别是工程师出身。他们两个人都是电机系毕业的。可能在当时,读书最好的学生都喜欢上电机系,就像现在读书比较好的学生,喜欢上电子工程或者计算机科学。
不过,江泽民和朱镕基不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普通的技术官僚有一个特点,谨小慎微,深藏不露,没有个性,有也不敢表现出来。但是朱镕基和江泽民都很有个性,是比较特殊的技术官僚。他们对自己的才干很自信,也很喜欢表现自己多么的有才。
典型的技术官僚讲话,喜欢念稿子,也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躲着记者,怕说错话。但是朱镕基和江泽民都很喜欢发表脱稿演讲,对自己的口才非常自信,也很喜欢接受记者采访,特别是喜欢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还喜欢显摆自己接受了什么记者的采访,就像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西方的哪一个国家我没去过?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啦,我跟他谈笑风生!”朱镕基口才要比江泽民好,讲话更有条理,更有逻辑性。朱镕基是中国的领导人当中口才最好的。但是江泽民更喜欢炫耀。
第二,他们都显得多才多艺,也喜欢表现出自己的多才多艺。他们喜欢写旧体诗词,也喜欢谈论诗词。我看到朱镕基曾经给李政道写过一封信,谈论中国著名的诗词。他们也都喜欢表现自己会外语,尤其是江泽民号称懂几国外语,还会背诵林肯的演讲。他们还喜欢表现自己爱好音乐,会乐器,江泽民表演过弹夏威夷吉他,朱镕基会拉二胡。他们也都喜欢京剧,都要当票友。在这些方面,朱镕基可能比江泽民水平要高一些,江泽民只是懂一点皮毛,就爱显摆。
第三,他们都喜欢表现自己有学问,而且要做学术研究。江泽民当到高官了还在发表论文,其实是综述。朱镕基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当上了总理了,还兼着;而且号称是博士生导师,指导过四名博士生,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给予什么实质的指导。他自己说了,看了他的学生交上来的论文,一看就发困,看不下去。会搞经济不等于就会做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更不等于可以指导怎么去做学术研究。这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导致中国的高官有一度都喜欢利用权力给自己搞一个博士学位、博士导师的头衔,甚至当院士。
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说话都口无遮拦,什么话都敢说。江泽民是心里想什么就敢说出来,因此经常被当成是笑话,比如说他对香港记者发飙。朱镕基好一点,说的算是能够击中时弊的一些真话。他最著名的有三句话。第一,“九八”特大洪水的时候,他骂过堤坝是豆腐渣工程。第二,他曾经给国家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第三,他最大胆的是,去央视视察“焦点访谈”节目,题词写的是:“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这是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观完全相反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是,媒体是党的喉舌,“央视姓党,听党指挥”,怎么能够变成群众的喉舌,还要监督政府呢?那是西方的新闻观。
在江朱之后,胡温也算是技术官僚,但是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没有那么有个性了。胡锦涛以谨小慎微著称,深藏不露。温家宝比较有个性一些,因此就被说成是影帝。但是他的表演才能跟朱镕基、江泽民比不是一个档次的。
在胡温之后,最高的领导人一届不如一届,连技术官僚都算不上了,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不学无术。之前的江朱、胡温是名校的高材生,可以说是学霸治国,现在的国家领导人都是老红卫兵,只能说是学渣治国。他们并不是因为聪明能干得到赏识的,靠的是家庭背景,或者忠心耿耿,会拍马屁,得到提拔,最终爬到最高位。要学问没学问,要才干没才干,当然就不敢表现了。讲话都要念稿子,不敢脱稿讲,一脱稿就要闹笑话的,甚至念稿子都能念出笑话。更不敢接受记者采访。连以前两会之后的记者见面会都取消了。李强去德国访问还专门要求不接受记者提问。
为什么几年前江泽民去世,以及现在朱镕基去世,网上都在怀念他们,美化、拔高他们呢?不就是被现在的同行给衬托出来的吗?江泽民、朱镕基,特别是朱镕基,可以说代表着中国领导人能力的天花板,所以才让很多人怀念“过去美好的时光”。
2026.8.13.录制
2026.8.2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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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和江泽民是中国第一代技术官僚掌大权。在他们之前,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全是革命家。比较特殊一点的是朱镕基的前任李鹏,也许算不上是革命家,但是,他是革命家的子弟,是靠这个背景当上大官的。而且李鹏没有能力,很笨,也算不上是技术官僚。
朱镕基死了之后,官方发的讣告说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江泽民的讣告说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官方给一定级别的人封的谥号,其实他们都不是革命家,而是技术官僚。技术官僚不是靠深厚的家庭背景,而是聪明、能干,得到了上级赏识,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最后爬到了最高层。
他们作为技术官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受过同时代最好的教育,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朱镕基上的是清华大学,江泽民上的是交通大学。技术官僚通常都是理工科出身,特别是工程师出身。他们两个人都是电机系毕业的。可能在当时,读书最好的学生都喜欢上电机系,就像现在读书比较好的学生,喜欢上电子工程或者计算机科学。
不过,江泽民和朱镕基不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普通的技术官僚有一个特点,谨小慎微,深藏不露,没有个性,有也不敢表现出来。但是朱镕基和江泽民都很有个性,是比较特殊的技术官僚。他们对自己的才干很自信,也很喜欢表现自己多么的有才。
典型的技术官僚讲话,喜欢念稿子,也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躲着记者,怕说错话。但是朱镕基和江泽民都很喜欢发表脱稿演讲,对自己的口才非常自信,也很喜欢接受记者采访,特别是喜欢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还喜欢显摆自己接受了什么记者的采访,就像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西方的哪一个国家我没去过?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啦,我跟他谈笑风生!”朱镕基口才要比江泽民好,讲话更有条理,更有逻辑性。朱镕基是中国的领导人当中口才最好的。但是江泽民更喜欢炫耀。
第二,他们都显得多才多艺,也喜欢表现出自己的多才多艺。他们喜欢写旧体诗词,也喜欢谈论诗词。我看到朱镕基曾经给李政道写过一封信,谈论中国著名的诗词。他们也都喜欢表现自己会外语,尤其是江泽民号称懂几国外语,还会背诵林肯的演讲。他们还喜欢表现自己爱好音乐,会乐器,江泽民表演过弹夏威夷吉他,朱镕基会拉二胡。他们也都喜欢京剧,都要当票友。在这些方面,朱镕基可能比江泽民水平要高一些,江泽民只是懂一点皮毛,就爱显摆。
第三,他们都喜欢表现自己有学问,而且要做学术研究。江泽民当到高官了还在发表论文,其实是综述。朱镕基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当上了总理了,还兼着;而且号称是博士生导师,指导过四名博士生,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给予什么实质的指导。他自己说了,看了他的学生交上来的论文,一看就发困,看不下去。会搞经济不等于就会做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更不等于可以指导怎么去做学术研究。这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导致中国的高官有一度都喜欢利用权力给自己搞一个博士学位、博士导师的头衔,甚至当院士。
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说话都口无遮拦,什么话都敢说。江泽民是心里想什么就敢说出来,因此经常被当成是笑话,比如说他对香港记者发飙。朱镕基好一点,说的算是能够击中时弊的一些真话。他最著名的有三句话。第一,“九八”特大洪水的时候,他骂过堤坝是豆腐渣工程。第二,他曾经给国家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第三,他最大胆的是,去央视视察“焦点访谈”节目,题词写的是:“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这是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观完全相反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是,媒体是党的喉舌,“央视姓党,听党指挥”,怎么能够变成群众的喉舌,还要监督政府呢?那是西方的新闻观。
在江朱之后,胡温也算是技术官僚,但是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没有那么有个性了。胡锦涛以谨小慎微著称,深藏不露。温家宝比较有个性一些,因此就被说成是影帝。但是他的表演才能跟朱镕基、江泽民比不是一个档次的。
在胡温之后,最高的领导人一届不如一届,连技术官僚都算不上了,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不学无术。之前的江朱、胡温是名校的高材生,可以说是学霸治国,现在的国家领导人都是老红卫兵,只能说是学渣治国。他们并不是因为聪明能干得到赏识的,靠的是家庭背景,或者忠心耿耿,会拍马屁,得到提拔,最终爬到最高位。要学问没学问,要才干没才干,当然就不敢表现了。讲话都要念稿子,不敢脱稿讲,一脱稿就要闹笑话的,甚至念稿子都能念出笑话。更不敢接受记者采访。连以前两会之后的记者见面会都取消了。李强去德国访问还专门要求不接受记者提问。
为什么几年前江泽民去世,以及现在朱镕基去世,网上都在怀念他们,美化、拔高他们呢?不就是被现在的同行给衬托出来的吗?江泽民、朱镕基,特别是朱镕基,可以说代表着中国领导人能力的天花板,所以才让很多人怀念“过去美好的时光”。
2026.8.13.录制
2026.8.22.整理
]]>丘成桐一直在批评中国学术环境不好,而不是现在才突然想起来中国学术环境不好。他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数学界,特别是针对北大数学学院,尤其是针对掌控着北大数学学院的院士田刚,他的学生。
丘成桐跟他的学生田刚的矛盾由来已久,矛盾公开化了至少也有二十多年了。丘成桐以前揭露过田刚剽窃,也揭露过田刚还在美国当着全职教授时就在北大拿着高薪,脚踏两条船。还揭露过,当年在北京开国际数学大会时,北大数学学院利用地主之便打压其他地方的中国数学家。丘成桐甚至还骂过中国的数学家不做学术,只搞权术。在二十年前,曾经因此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当时北大数学学院的教授们纷纷出来反击丘成桐,说丘成桐是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不能得逞,才对北大数学学院怀恨在心。
中国数学界的派系争斗由来已久,不是这二三十年来的事,也不局限于丘成桐跟北大数学学院的争斗。以前很出名的,就有华罗庚派跟苏步青派的争斗,后来演变成了中科院派与复旦派的争斗。由于华罗庚比苏步青早死二十年,华罗庚派长期遭到苏步青派的打压。
比如说,曾经当过中国科大副校长的华罗庚学生龚升,在华罗庚死后,就遭到了苏步青派的打压,因此一直当不上院士,怎么评都评不上。龚升后来干脆出国,去UCSD教数学。他在UCSD的时候,我还跟他见过面,听他谈起过中国数学界的这些恩怨。当时刚刚出了一本《华罗庚传》,龚校长觉得写得不太好,希望我能够新写一本《华罗庚传》,说如果我感兴趣的话,他那里有很多华罗庚的资料可以给我。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丘成桐几年前在美国出过英文版传记,相当于他的自传,虽然是别人代笔的。里面相当多的篇幅就是在讲中国数学界的恩怨。后来这本自传出了中文版,将这些关于数学界的恩怨基本上都给删了。网上有人曾经做过两个版本的对比,发现删得非常多,而且有些地方删得前言不搭后语。
英文原版丘成桐谈到了他的老师陈省身的恩怨,中文版就没有。丘成桐跟他的老师后来也闹翻了,一个原因是,1982年陈省身在伯克利创建了数学研究所,但是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就想到了接班人的问题,希望丘成桐能够加盟伯克利数学研究所,等他退休了,就把所长的位置让丘成桐继承,传他的衣钵,但是丘成桐不愿意。陈省身对丘成桐大骂:如果没有我的提携,哪有你今天呢?
陈省身跟华罗庚的关系也不好,据说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民国时代,民国政府第一次颁发科学大奖,奖给了华罗庚一个人,还宣传华罗庚是自学成才的数学天才,宣传得家喻户晓,引起了陈省身的不满。陈省身没有获奖,因此记恨华罗庚。
丘成桐说,陈省身还记恨民国时代另一个著名数学家陈建功。陈建功早在1971年就去世了。1993年,丘成桐访问中国,住在南开,因为当时陈省身已经在南开办了数学研究所。浙江邀请丘成桐去参加纪念陈建功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发表讲话。陈省身不让丘成桐去,命令南开的人将丘成桐的护照扣押,不准丘成桐离开南开。丘成桐说,他因此被软禁了几天。当时陈建功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陈省身还对陈建功耿耿于怀。
丘成桐在书里还讲到,不仅在中国国内的数学家有这么多恩怨,在海外的华人数学家同样也是勾心斗角。
丘成桐当然不会讲自己的坏话,但是丘成桐有一些事情也是很有争议的,其中最大的争议,对他的名声影响最不好的,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俄国数学天才佩雷尔曼证明了彭加莱猜想。丘成桐让他的两个中国学生写了一篇论文,号称对彭加莱猜想做了封顶,做了最后的证明,由丘成桐将论文发表在他主编的数学刊物上。很多人认为丘成桐指使自己的学生去抢功。公认的是,他那两个学生号称对彭加莱猜想的证明做了封顶,其实只是将佩雷尔曼的证明重新叙述了一下,没有新的东西。
《纽约客》为此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专门批丘成桐如何霸道、抢功。丘成桐曾经威胁过要去告《纽约客》诽谤,据说是杨振宁劝他别告的,说告了也没用。佩雷尔曼还因此退出数学江湖,拒绝接受菲尔兹奖,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拒绝接受菲尔兹奖的;也拒绝接受一个研究所悬赏奖励证明彭加莱猜想的一百万美元奖金,宣布退出数学界,退隐了。他说是因为看不惯数学界的腐败,举的例子就是丘成桐的抢功行为。
中国科学界争名夺利的派系之争,当然有的是,但是在数学界是最严重的。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数学研究特别讲究师承,你是谁的学生?你的老师又是谁的学生?大家都一清二楚,甚至还有人搞过一个数学家的家谱,把他们的传承关系列得清清楚楚。但是在别的科学领域,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在生物学领域,一般不会去说谁是谁的学生,没人在乎的。喜欢标榜比谁都懂生物学历史的饶毅,最喜欢去追踪生物学家的老师是谁,他的老师又是谁。不做专门研究,没啥人知道。
数学既然在乎师承关系,就容易有门派,有门派就容易有争斗。这就跟中国武术界一样,中国武林也是特别讲究师承关系,所以这个派那个派整天打打杀杀,充满了各种江湖恩怨。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数学研究跟别的研究,特别是跟实验科学不一样的是,相对来说,清闲一些,比较没有申请经费、发表论文的压力,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做研究。实验科学的教授,时间都花在了写资金申请报告、写论文、管理实验室,有的还要亲手做实验,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琢磨人,人事关系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数学研究本来主要就是靠琢磨,又不可能天天都在想数学问题,心思就会放在别的问题上面,不琢磨数学就去琢磨人事关系,琢磨争权夺利、依附权势。
王虹、邓煜得了菲尔兹奖之后,如果像菲尔兹奖颁发的初衷那样,还希望能够做出进一步的更大的成就的话,最好还是别回国了,在海外最好还是远离华人数学家的圈子吧。
2026.8.11.录制
2026.8.21.整理
]]>丘成桐一直在批评中国学术环境不好,而不是现在才突然想起来中国学术环境不好。他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数学界,特别是针对北大数学学院,尤其是针对掌控着北大数学学院的院士田刚,他的学生。
丘成桐跟他的学生田刚的矛盾由来已久,矛盾公开化了至少也有二十多年了。丘成桐以前揭露过田刚剽窃,也揭露过田刚还在美国当着全职教授时就在北大拿着高薪,脚踏两条船。还揭露过,当年在北京开国际数学大会时,北大数学学院利用地主之便打压其他地方的中国数学家。丘成桐甚至还骂过中国的数学家不做学术,只搞权术。在二十年前,曾经因此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当时北大数学学院的教授们纷纷出来反击丘成桐,说丘成桐是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不能得逞,才对北大数学学院怀恨在心。
中国数学界的派系争斗由来已久,不是这二三十年来的事,也不局限于丘成桐跟北大数学学院的争斗。以前很出名的,就有华罗庚派跟苏步青派的争斗,后来演变成了中科院派与复旦派的争斗。由于华罗庚比苏步青早死二十年,华罗庚派长期遭到苏步青派的打压。
比如说,曾经当过中国科大副校长的华罗庚学生龚升,在华罗庚死后,就遭到了苏步青派的打压,因此一直当不上院士,怎么评都评不上。龚升后来干脆出国,去UCSD教数学。他在UCSD的时候,我还跟他见过面,听他谈起过中国数学界的这些恩怨。当时刚刚出了一本《华罗庚传》,龚校长觉得写得不太好,希望我能够新写一本《华罗庚传》,说如果我感兴趣的话,他那里有很多华罗庚的资料可以给我。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丘成桐几年前在美国出过英文版传记,相当于他的自传,虽然是别人代笔的。里面相当多的篇幅就是在讲中国数学界的恩怨。后来这本自传出了中文版,将这些关于数学界的恩怨基本上都给删了。网上有人曾经做过两个版本的对比,发现删得非常多,而且有些地方删得前言不搭后语。
英文原版丘成桐谈到了他的老师陈省身的恩怨,中文版就没有。丘成桐跟他的老师后来也闹翻了,一个原因是,1982年陈省身在伯克利创建了数学研究所,但是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就想到了接班人的问题,希望丘成桐能够加盟伯克利数学研究所,等他退休了,就把所长的位置让丘成桐继承,传他的衣钵,但是丘成桐不愿意。陈省身对丘成桐大骂:如果没有我的提携,哪有你今天呢?
陈省身跟华罗庚的关系也不好,据说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民国时代,民国政府第一次颁发科学大奖,奖给了华罗庚一个人,还宣传华罗庚是自学成才的数学天才,宣传得家喻户晓,引起了陈省身的不满。陈省身没有获奖,因此记恨华罗庚。
丘成桐说,陈省身还记恨民国时代另一个著名数学家陈建功。陈建功早在1971年就去世了。1993年,丘成桐访问中国,住在南开,因为当时陈省身已经在南开办了数学研究所。浙江邀请丘成桐去参加纪念陈建功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发表讲话。陈省身不让丘成桐去,命令南开的人将丘成桐的护照扣押,不准丘成桐离开南开。丘成桐说,他因此被软禁了几天。当时陈建功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陈省身还对陈建功耿耿于怀。
丘成桐在书里还讲到,不仅在中国国内的数学家有这么多恩怨,在海外的华人数学家同样也是勾心斗角。
丘成桐当然不会讲自己的坏话,但是丘成桐有一些事情也是很有争议的,其中最大的争议,对他的名声影响最不好的,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俄国数学天才佩雷尔曼证明了彭加莱猜想。丘成桐让他的两个中国学生写了一篇论文,号称对彭加莱猜想做了封顶,做了最后的证明,由丘成桐将论文发表在他主编的数学刊物上。很多人认为丘成桐指使自己的学生去抢功。公认的是,他那两个学生号称对彭加莱猜想的证明做了封顶,其实只是将佩雷尔曼的证明重新叙述了一下,没有新的东西。
《纽约客》为此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专门批丘成桐如何霸道、抢功。丘成桐曾经威胁过要去告《纽约客》诽谤,据说是杨振宁劝他别告的,说告了也没用。佩雷尔曼还因此退出数学江湖,拒绝接受菲尔兹奖,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拒绝接受菲尔兹奖的;也拒绝接受一个研究所悬赏奖励证明彭加莱猜想的一百万美元奖金,宣布退出数学界,退隐了。他说是因为看不惯数学界的腐败,举的例子就是丘成桐的抢功行为。
中国科学界争名夺利的派系之争,当然有的是,但是在数学界是最严重的。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数学研究特别讲究师承,你是谁的学生?你的老师又是谁的学生?大家都一清二楚,甚至还有人搞过一个数学家的家谱,把他们的传承关系列得清清楚楚。但是在别的科学领域,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在生物学领域,一般不会去说谁是谁的学生,没人在乎的。喜欢标榜比谁都懂生物学历史的饶毅,最喜欢去追踪生物学家的老师是谁,他的老师又是谁。不做专门研究,没啥人知道。
数学既然在乎师承关系,就容易有门派,有门派就容易有争斗。这就跟中国武术界一样,中国武林也是特别讲究师承关系,所以这个派那个派整天打打杀杀,充满了各种江湖恩怨。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数学研究跟别的研究,特别是跟实验科学不一样的是,相对来说,清闲一些,比较没有申请经费、发表论文的压力,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做研究。实验科学的教授,时间都花在了写资金申请报告、写论文、管理实验室,有的还要亲手做实验,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琢磨人,人事关系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数学研究本来主要就是靠琢磨,又不可能天天都在想数学问题,心思就会放在别的问题上面,不琢磨数学就去琢磨人事关系,琢磨争权夺利、依附权势。
王虹、邓煜得了菲尔兹奖之后,如果像菲尔兹奖颁发的初衷那样,还希望能够做出进一步的更大的成就的话,最好还是别回国了,在海外最好还是远离华人数学家的圈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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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8.2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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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校长说,这名同学,曾同学,学习很好,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清华在广东的录取线。但是在校长的建议下,没有报考北大、清华或者其他的学校,志愿只填了西湖大学,所以被西湖大学录取了。为什么建议他去西湖大学呢?田校长说,曾同学很喜欢科学,以后准备要做科学研究,而西湖大学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学术研究做得非常好,小而精。
田校长录这段视频还为自己的学校打广告,说西湖大学的办学理念跟他领导的新侨学校很相符,这也是为什么他建议曾同学去西湖大学读书。
去年,施一公曾经亲自骗过重庆的一名寒门子弟去上西湖大学(参见《施一公欺骗寒门子弟上西湖大学》)。广东的这个曾同学上的是广州的私立学校。我查了一下,是几年前才成立的,有新加坡背景,学费很高,能够上得起这种私校的,应该不算是寒门子弟。施一公不仅骗寒门子弟,连非寒门子弟也被骗过去。去年的那个寒门子弟,高考分数能够上华东5校,今年骗过去的这个,本来能够上北大清华,又进了一步了。
田校长虽然录这段视频抱着为自己的学校做广告的用意,但是通过这种手段,也替西湖大学做宣传,要把好学生拉去上西湖大学。这是在误人子弟。上大学,特别是上本科,有条件有能力的学生,一定要尽量上名校。上本科本来就是为了上一个牌子。这个社会是很势利眼的,上了名校,好像天然就带了光环,人们在了解你之前就会先高看你一眼,不管是升学还是就业,都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其次,上了名校,相当于进了一个特别排外的俱乐部,有一个很雄厚很庞大的校友资源。而且这个校友网络通常只看本科,不看那些从外校来上研究生的,那不被认为是正宗的校友。本科错过了,就进不了校友网络,用不了校友资源了。
你去问问施一公,看他在科研、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利用他的清华校友资源?肯定有的。饶毅倒是没有什么校友资源可利用。江西医学院能有啥校友资源呢?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叫大家别去上名校,就不要校友资源了。西湖大学连校友都没有几个,更不要说校友资源了。
曾同学是要去做科研的,那些被骗去上西湖大学的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应该也都是以后想去搞科研的。施一公在中国是个明星科学家,中学生都知道他,高一生物课本第一篇就是对施一公的介绍、采访,以为一个著名的明星科学家办的大学肯定好得很啊,想要以后搞科研的好学生就想着要去被推崇为是当代蔡元培的施校长办的学校。
要做科研,是要去读博士的,最好是能够去国外的名校读博士。在这方面大学比社会上更势利眼。你如果不是一个本科很好的学校出来的,想要去国外名校读博士,是很难的,人家看不上你。我举一个例子。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年轮到我的导师当系录取委员会主席。那个时候申请读博士的中国学生非常多了。但是他对中国大学不了解,特地来问我,中国哪些大学是名牌大学。我就给他列了一个单子。现在美国大学教授对中国大学更了解了。上了清华、北大或华5,至少在国外学术界是知道这些学校的,知道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来说都是好学生。而从西湖大学毕业的,没人知道这个学校,谁敢录取你?除非是有特殊的渠道,走后门,比如说,施一公看中你了,给你写一封很强的推荐信,把你推荐去了哪个大学,那倒是有可能被录取的,但这不是正常的渠道。
我最近才知道,饶毅当年之所以能够去美国名校UCSF读博士,走的就不是正常的渠道,而是走后门。他当时在上海一医读研究生,斯坦福医学院的药理系主任访华,在上海那一站,是由饶毅的导师接待的。饶毅就厚着脸皮要这个主任给他写推荐信。当然这种名教授的推荐是很管用的,饶毅没有考GRE,就被特招读博士了。所以这是走后门,本质是在造假,饶毅现在正在反对推荐信造假,那么,你找一个只跟你见过一面,对你根本不了解的人写推荐信,是不是造假?
西湖大学用各种手段炒作自己,目的当然就是想骗好学生过去。我刚才谈到田校长说西湖大学有一个传统,中学校长将入学的学生亲自送到西湖大学交给施一公。西湖大学开始招本科生是近年来的事,居然已经有传统了。据田校长说,今年西湖大学招了两百多名本科生,难道这些本科生都会有校长把他们送过去吗?不可能的。我看到田校长的视频下面有人留言,说他们学校有人被西湖大学录取了,校长没有送过去上学。那么这些学生入学第一天不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了?刚开始招本科生,人数没那么多的时候,还可以有这样的传统。等到学校扩大了,学生多了,还怎么可能呢?到时候全国各地来几百个校长就接待不过来了。所以这纯粹就是一个噱头,毫无意义的传统。
最近这段时间我还看到西湖大学在炒作一件事,说他们招的本科生,国内的和国外的收的学费标准不一样,差别很大。国内的学生一年收学费六千块钱,如果是国际生,一年收学费三十五万元,差了都六十倍了。西湖大学在国外根本就没人知道,谁会花这么多的钱,到一个没人知道的野鸡大学读书呢?这就是所谓的有价无市,目的不就是想让国内的学生觉得自己赚了大便宜了吗?
还有就是显得自己不崇洋媚外,网上很多人就因此在称赞他们这么照顾国内的学生,对国外的学生就应该多收钱。按这个道理的话,以后美国的大学是不是也要专门对中国的学生多收钱才显得不崇中媚外呢?美国如果是私立大学,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学生都收一样的钱。公立大学收学费有州内和州外的学生的区别,因为公立大学经费一部分来自纳税人的钱,相当于州内学生的家长已经付了部分学费。公立大学对国际生收的学费是按州外来收的,而且和州内生学费差别没那么大,也就是几倍的差别,不可能差别几十倍。所以这纯粹也是搞一个噱头炒作自己。为什么要炒作?就是因为拉不来人。
饶毅作为西湖大学的校董,不仅在替西湖大学想要拉好的本科生,还想替它拉好的博士生。我看到他的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都去西湖大学读博士,说西湖大学牌子硬啊。西湖大学这块牌子在国外没啥人知道的。国外那些给各个大学排名的机构,虽然排了一大堆中国大学,但是以前都没有将西湖大学排进去。直到今年,《美国新闻》的全球大学排行榜才总算第一次将西湖大学排进去了,在全球大学的学术声誉当中,西湖大学排在800多名。这怎么能够说牌子硬呢?
饶毅主要讲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读博士。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士读出来,无非两条出路。一条是去企业,这跟你从哪个大学毕业的关系不大。一条去大学当教授,这跟你从哪个大学毕业的,关系就大了。学术界比社会上更势利眼,招人更注重你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最注重的就是博士学位是从哪个大学获得的。如果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想在美国大学当教授,那可难了。不是说不行,只是很难。
就拿饶毅的本行神经科学来说吧,美国大学神经科学领域的教授主要就是来自一些名牌大学,据统计,前十名依次是:斯坦福、伯克利、哈佛、普林斯顿、康奈尔、耶鲁、哥伦比亚、UCLA、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哪一所不是名牌大学?所以不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很难挤进学术界。饶毅如果不是UCSF毕业的,他能够在大学当教授?
饶毅不仅建议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去西湖大学读博士,还建议读博士的时间应该尽量长,要往十年靠,说美国的大学越出名,读博士的时间越长,通常都是八到十年。这肯定是骗人的。美国读博士,不管是一般的大学还是名牌大学,对理工科来说,尤其是对生物学来说,一般也就是五到六年。读到七、八年是很罕见的。饶毅喜欢标榜自己花了九年时间读博士,花这么长的时间读一个生命科学的博士,我第一次听说,只能说这个人智商不高,比较笨。
西湖大学可能的确招了一大堆智商不高的人去读博士。施一公最近有一个讲话,说做科研智商不重要,举的例子是,西湖大学一批优秀的博士生、博士后,本科都不是毕业于985、211、双一流的名校。中国评什么985、211、双一流,评得很烂,评上了不等于就是名校。如果连这些都没评上,像西湖大学,那肯定是很烂的学校。按照施一公的逻辑,如果上的是一个比较烂的学校就表明智商不高,而现在西湖大学招了一大批烂校的毕业生读博士,那岂不就是表明,西湖大学是一帮智商不高的人在那里混?
所以不管是要读本科,还是要读博士,有条件有能力的话,还是应该尽量去上名校。不要去上野鸡大学,尤其不要去上施一公这种骗子办的野鸡大学。
2026.8.9.录制
2026.8.2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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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校长说,这名同学,曾同学,学习很好,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清华在广东的录取线。但是在校长的建议下,没有报考北大、清华或者其他的学校,志愿只填了西湖大学,所以被西湖大学录取了。为什么建议他去西湖大学呢?田校长说,曾同学很喜欢科学,以后准备要做科学研究,而西湖大学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学术研究做得非常好,小而精。
田校长录这段视频还为自己的学校打广告,说西湖大学的办学理念跟他领导的新侨学校很相符,这也是为什么他建议曾同学去西湖大学读书。
去年,施一公曾经亲自骗过重庆的一名寒门子弟去上西湖大学(参见《施一公欺骗寒门子弟上西湖大学》)。广东的这个曾同学上的是广州的私立学校。我查了一下,是几年前才成立的,有新加坡背景,学费很高,能够上得起这种私校的,应该不算是寒门子弟。施一公不仅骗寒门子弟,连非寒门子弟也被骗过去。去年的那个寒门子弟,高考分数能够上华东5校,今年骗过去的这个,本来能够上北大清华,又进了一步了。
田校长虽然录这段视频抱着为自己的学校做广告的用意,但是通过这种手段,也替西湖大学做宣传,要把好学生拉去上西湖大学。这是在误人子弟。上大学,特别是上本科,有条件有能力的学生,一定要尽量上名校。上本科本来就是为了上一个牌子。这个社会是很势利眼的,上了名校,好像天然就带了光环,人们在了解你之前就会先高看你一眼,不管是升学还是就业,都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其次,上了名校,相当于进了一个特别排外的俱乐部,有一个很雄厚很庞大的校友资源。而且这个校友网络通常只看本科,不看那些从外校来上研究生的,那不被认为是正宗的校友。本科错过了,就进不了校友网络,用不了校友资源了。
你去问问施一公,看他在科研、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利用他的清华校友资源?肯定有的。饶毅倒是没有什么校友资源可利用。江西医学院能有啥校友资源呢?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叫大家别去上名校,就不要校友资源了。西湖大学连校友都没有几个,更不要说校友资源了。
曾同学是要去做科研的,那些被骗去上西湖大学的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应该也都是以后想去搞科研的。施一公在中国是个明星科学家,中学生都知道他,高一生物课本第一篇就是对施一公的介绍、采访,以为一个著名的明星科学家办的大学肯定好得很啊,想要以后搞科研的好学生就想着要去被推崇为是当代蔡元培的施校长办的学校。
要做科研,是要去读博士的,最好是能够去国外的名校读博士。在这方面大学比社会上更势利眼。你如果不是一个本科很好的学校出来的,想要去国外名校读博士,是很难的,人家看不上你。我举一个例子。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年轮到我的导师当系录取委员会主席。那个时候申请读博士的中国学生非常多了。但是他对中国大学不了解,特地来问我,中国哪些大学是名牌大学。我就给他列了一个单子。现在美国大学教授对中国大学更了解了。上了清华、北大或华5,至少在国外学术界是知道这些学校的,知道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般来说都是好学生。而从西湖大学毕业的,没人知道这个学校,谁敢录取你?除非是有特殊的渠道,走后门,比如说,施一公看中你了,给你写一封很强的推荐信,把你推荐去了哪个大学,那倒是有可能被录取的,但这不是正常的渠道。
我最近才知道,饶毅当年之所以能够去美国名校UCSF读博士,走的就不是正常的渠道,而是走后门。他当时在上海一医读研究生,斯坦福医学院的药理系主任访华,在上海那一站,是由饶毅的导师接待的。饶毅就厚着脸皮要这个主任给他写推荐信。当然这种名教授的推荐是很管用的,饶毅没有考GRE,就被特招读博士了。所以这是走后门,本质是在造假,饶毅现在正在反对推荐信造假,那么,你找一个只跟你见过一面,对你根本不了解的人写推荐信,是不是造假?
西湖大学用各种手段炒作自己,目的当然就是想骗好学生过去。我刚才谈到田校长说西湖大学有一个传统,中学校长将入学的学生亲自送到西湖大学交给施一公。西湖大学开始招本科生是近年来的事,居然已经有传统了。据田校长说,今年西湖大学招了两百多名本科生,难道这些本科生都会有校长把他们送过去吗?不可能的。我看到田校长的视频下面有人留言,说他们学校有人被西湖大学录取了,校长没有送过去上学。那么这些学生入学第一天不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了?刚开始招本科生,人数没那么多的时候,还可以有这样的传统。等到学校扩大了,学生多了,还怎么可能呢?到时候全国各地来几百个校长就接待不过来了。所以这纯粹就是一个噱头,毫无意义的传统。
最近这段时间我还看到西湖大学在炒作一件事,说他们招的本科生,国内的和国外的收的学费标准不一样,差别很大。国内的学生一年收学费六千块钱,如果是国际生,一年收学费三十五万元,差了都六十倍了。西湖大学在国外根本就没人知道,谁会花这么多的钱,到一个没人知道的野鸡大学读书呢?这就是所谓的有价无市,目的不就是想让国内的学生觉得自己赚了大便宜了吗?
还有就是显得自己不崇洋媚外,网上很多人就因此在称赞他们这么照顾国内的学生,对国外的学生就应该多收钱。按这个道理的话,以后美国的大学是不是也要专门对中国的学生多收钱才显得不崇中媚外呢?美国如果是私立大学,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学生都收一样的钱。公立大学收学费有州内和州外的学生的区别,因为公立大学经费一部分来自纳税人的钱,相当于州内学生的家长已经付了部分学费。公立大学对国际生收的学费是按州外来收的,而且和州内生学费差别没那么大,也就是几倍的差别,不可能差别几十倍。所以这纯粹也是搞一个噱头炒作自己。为什么要炒作?就是因为拉不来人。
饶毅作为西湖大学的校董,不仅在替西湖大学想要拉好的本科生,还想替它拉好的博士生。我看到他的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都去西湖大学读博士,说西湖大学牌子硬啊。西湖大学这块牌子在国外没啥人知道的。国外那些给各个大学排名的机构,虽然排了一大堆中国大学,但是以前都没有将西湖大学排进去。直到今年,《美国新闻》的全球大学排行榜才总算第一次将西湖大学排进去了,在全球大学的学术声誉当中,西湖大学排在800多名。这怎么能够说牌子硬呢?
饶毅主要讲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读博士。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士读出来,无非两条出路。一条是去企业,这跟你从哪个大学毕业的关系不大。一条去大学当教授,这跟你从哪个大学毕业的,关系就大了。学术界比社会上更势利眼,招人更注重你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最注重的就是博士学位是从哪个大学获得的。如果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想在美国大学当教授,那可难了。不是说不行,只是很难。
就拿饶毅的本行神经科学来说吧,美国大学神经科学领域的教授主要就是来自一些名牌大学,据统计,前十名依次是:斯坦福、伯克利、哈佛、普林斯顿、康奈尔、耶鲁、哥伦比亚、UCLA、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哪一所不是名牌大学?所以不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很难挤进学术界。饶毅如果不是UCSF毕业的,他能够在大学当教授?
饶毅不仅建议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去西湖大学读博士,还建议读博士的时间应该尽量长,要往十年靠,说美国的大学越出名,读博士的时间越长,通常都是八到十年。这肯定是骗人的。美国读博士,不管是一般的大学还是名牌大学,对理工科来说,尤其是对生物学来说,一般也就是五到六年。读到七、八年是很罕见的。饶毅喜欢标榜自己花了九年时间读博士,花这么长的时间读一个生命科学的博士,我第一次听说,只能说这个人智商不高,比较笨。
西湖大学可能的确招了一大堆智商不高的人去读博士。施一公最近有一个讲话,说做科研智商不重要,举的例子是,西湖大学一批优秀的博士生、博士后,本科都不是毕业于985、211、双一流的名校。中国评什么985、211、双一流,评得很烂,评上了不等于就是名校。如果连这些都没评上,像西湖大学,那肯定是很烂的学校。按照施一公的逻辑,如果上的是一个比较烂的学校就表明智商不高,而现在西湖大学招了一大批烂校的毕业生读博士,那岂不就是表明,西湖大学是一帮智商不高的人在那里混?
所以不管是要读本科,还是要读博士,有条件有能力的话,还是应该尽量去上名校。不要去上野鸡大学,尤其不要去上施一公这种骗子办的野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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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15日,江西抚州有一个二岁小孩肚子疼。第二天,16日上午,家长带他到抚州市立医院看病,那应该是当地最好的医院了。医院根据血常规的结果,认为得了胃肠型感冒,开了中成药,就把他们打发回家了。
那天下午,吃完晚饭,小孩开始呕吐。到第二天,17日凌晨3点,继续呕吐,而且吐出血。家长赶快带他到附近的一家私立医院看儿科急诊,接诊的儿科医生韩杰根据拍片的结果,诊断得了肠梗阻,让患儿到儿科病房补液,说是先做保守治疗。之后,上级医师来查房,指示继续补液,做保守治疗。
到那天下午1点,家长发现不对劲,小孩病得很重了,找了护士。护士在整个病区都找不到医生,在另外一栋楼找到了一名医生。那名医生看了拍片的结果,建议赶快转院。家长自己开车送小孩往省会南昌赶。到4点20分,抵达江西儿童医院,小孩已经没有呼吸了。
死因认定是嵌顿性腹股沟疝导致肠梗阻、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鉴定的结果认定是一级医疗事故,医院要承担85%的责任。法院判决医院赔偿近150万元。医生韩杰以及他的上级医师,也受到行政处罚,停止执业半年。
医疗事故一般就到此为止了。这个事件比较特殊的是,家长获得赔偿还咽不下这口气,拿着鉴定意见报案,公安将韩杰抓了,检察院以犯了医疗事故罪起诉。法院判决罪名成立,判刑一年。韩杰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韩杰现在刑满释放了,写了一篇长篇帖子在网上喊冤。中国医生纷纷表示对他的支持,哀叹以后医生没法当了,漏诊了会被判刑,要采取防御性的治疗,也就是说,要为过度治疗找一个新的借口。
我一再说过,中国的医生可能是全世界的医生群体当中医德最不好的,最败坏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喜欢抱团。一旦有医生跟别的群体的人发生冲突了,不管是跟患者、监管部门还是跟司法部门发生冲突了,都是无条件地支持医生,根本不管事件的真相是怎么样的。还喜欢说歪理。就拿这个事件来说吧,并不是漏诊了就要去坐牢。最早接诊的抚州市立医院的医生并没有被抓去判刑。法院判刑的理由,最主要的是严重地违反了医疗规范。
中国的医生当中,就这个事件敢于跟其他医生唱反调,不怕得罪同行的,我只见到棒棒医生。他认为韩杰有两点是严重不负责任的。第一,没有仔细查体。这跟法院的判决是一致的。法院认为韩杰严重违反了诊疗规范,对于小儿急腹症做腹股沟的查体是基本动作,他没有做。如果做过腹股沟的查体,就会查出来有嵌顿疝。病例里没有对腹股沟做任何的描述。第二,棒棒医生还认为,韩杰既然已经诊断患儿得了肠梗阻,那么应该由外科医生会诊。因为这属于外科,不是普通的儿科能够处理的。棒棒医生还认为上级医师的责任不会比韩杰小。上级医师去查房,也没有做查体,指示继续做保守治疗,这也是属于严重不负责任。
医疗事故导致患者死亡或者身体健康遭到严重的损害,该不该追究刑事责任,可以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医生抱着恶意,故意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第二种情况,医生水平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会去追究刑事责任的,对医生只能作行政处罚,甚至应该吊销他的行医执照。第三种情况,医生的水平是有的,也没有主观的恶意,但是不负责任,由于疏忽,导致患者死亡或者身体严重受损。
韩杰承认自己是疏漏了,但是认为不应该被当成犯罪。的确,不负责任不等同于犯罪。如果是一般的不负责任,不算是犯罪,只有严重的不负责任,才算是犯罪。中国的刑法有一条医疗事故罪,规定由于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死亡或者就诊者身体健康严重受损,判三年以下的徒刑或拘役。
什么算严重,什么算不严重,就比较主观了。有争论的就是这一点,究竟他不负责任算不算严重。法院和棒棒医生都认为算是严重的不负责任。而那些为韩杰辩护的医生,并没有具体地辩解,小儿得了急腹症,不查腹股沟,不算是严重违反了诊疗规范,不算是严重不负责任。
不管这算不算严重不负责任,既然法院认定了这属于严重不负责任,那么为什么只追究韩杰一个人的责任?就像棒棒医生说的,那个上级医师责任不会比韩杰小。
我刚才说,如果医生有恶意,故意要伤害,这涉嫌犯罪,没有什么争议。其实中国有特殊的国情,这方面还是有争议的。我们可以分三种情况来看。第一种情况,如果医生是故意要把人搞死的,例如以前中国发生过这种案件,医生为了做器官移植赚钱,跟犯罪集团勾结,将乞丐、流浪汉杀了摘取器官。对此医生被判刑,不会有人争议有问题。
第二种情况,医生见死不救,这在中国也常见。急诊的病人,要先交钱再看病。如果患者家属凑不来足够的钱,不给看。就像几年前发生过的一个事件,上海一名摄影师心脏病发作,家人、朋友把他送到了中国著名的医院长征医院,但是一时凑不来足够的钱,医院就不给看,死了。那么这算不算是故意伤害?心脏病发作看急诊,不马上看,要先交钱再给看,后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会死人的。所以这应该也算是严重不负责任。但是见死不救,在中国是没事的。
还有一种情况,医生欺诈性地实施试验性手术。所谓试验性手术,就是还没有被批准的手术,尝试性地做临床试验,风险比较大,有可能因此致死。但是,中国做这种尝试性手术,医生往往做虚假宣传,将风险给隐瞒下来了,反而吹嘘这种手术多么多么好,绝对安全,没有问题。
我以前揭露过肖传国做的“肖氏手术”,吹嘘是获得国际认可的已被证实的手术,导致至少几千名儿童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他一点事都没有,没有因此受到追究。他自己办了医院——肖传国医院主要做这种手术,继续在残害儿童。
不久前被揭露的上海交大医学院的教授仇子龙在一名六岁的女孩身上试验基因疗法,把人搞死了。做这个疗法之前,他向患者家属保证绝对不会有问题,非常安全。官方认定是一个医疗事故,但是只是罚了医院两万多块钱人民币,仇子龙自己一点事都没有。
中国医生支持肖传国的,支持仇子龙的,有的是。如果肖传国、仇子龙因此被抓被判刑了,肯定会有更多的医生为他们喊冤。因为中国医生是全世界医生群体当中最没有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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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8.1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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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15日,江西抚州有一个二岁小孩肚子疼。第二天,16日上午,家长带他到抚州市立医院看病,那应该是当地最好的医院了。医院根据血常规的结果,认为得了胃肠型感冒,开了中成药,就把他们打发回家了。
那天下午,吃完晚饭,小孩开始呕吐。到第二天,17日凌晨3点,继续呕吐,而且吐出血。家长赶快带他到附近的一家私立医院看儿科急诊,接诊的儿科医生韩杰根据拍片的结果,诊断得了肠梗阻,让患儿到儿科病房补液,说是先做保守治疗。之后,上级医师来查房,指示继续补液,做保守治疗。
到那天下午1点,家长发现不对劲,小孩病得很重了,找了护士。护士在整个病区都找不到医生,在另外一栋楼找到了一名医生。那名医生看了拍片的结果,建议赶快转院。家长自己开车送小孩往省会南昌赶。到4点20分,抵达江西儿童医院,小孩已经没有呼吸了。
死因认定是嵌顿性腹股沟疝导致肠梗阻、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鉴定的结果认定是一级医疗事故,医院要承担85%的责任。法院判决医院赔偿近150万元。医生韩杰以及他的上级医师,也受到行政处罚,停止执业半年。
医疗事故一般就到此为止了。这个事件比较特殊的是,家长获得赔偿还咽不下这口气,拿着鉴定意见报案,公安将韩杰抓了,检察院以犯了医疗事故罪起诉。法院判决罪名成立,判刑一年。韩杰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韩杰现在刑满释放了,写了一篇长篇帖子在网上喊冤。中国医生纷纷表示对他的支持,哀叹以后医生没法当了,漏诊了会被判刑,要采取防御性的治疗,也就是说,要为过度治疗找一个新的借口。
我一再说过,中国的医生可能是全世界的医生群体当中医德最不好的,最败坏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喜欢抱团。一旦有医生跟别的群体的人发生冲突了,不管是跟患者、监管部门还是跟司法部门发生冲突了,都是无条件地支持医生,根本不管事件的真相是怎么样的。还喜欢说歪理。就拿这个事件来说吧,并不是漏诊了就要去坐牢。最早接诊的抚州市立医院的医生并没有被抓去判刑。法院判刑的理由,最主要的是严重地违反了医疗规范。
中国的医生当中,就这个事件敢于跟其他医生唱反调,不怕得罪同行的,我只见到棒棒医生。他认为韩杰有两点是严重不负责任的。第一,没有仔细查体。这跟法院的判决是一致的。法院认为韩杰严重违反了诊疗规范,对于小儿急腹症做腹股沟的查体是基本动作,他没有做。如果做过腹股沟的查体,就会查出来有嵌顿疝。病例里没有对腹股沟做任何的描述。第二,棒棒医生还认为,韩杰既然已经诊断患儿得了肠梗阻,那么应该由外科医生会诊。因为这属于外科,不是普通的儿科能够处理的。棒棒医生还认为上级医师的责任不会比韩杰小。上级医师去查房,也没有做查体,指示继续做保守治疗,这也是属于严重不负责任。
医疗事故导致患者死亡或者身体健康遭到严重的损害,该不该追究刑事责任,可以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医生抱着恶意,故意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第二种情况,医生水平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会去追究刑事责任的,对医生只能作行政处罚,甚至应该吊销他的行医执照。第三种情况,医生的水平是有的,也没有主观的恶意,但是不负责任,由于疏忽,导致患者死亡或者身体严重受损。
韩杰承认自己是疏漏了,但是认为不应该被当成犯罪。的确,不负责任不等同于犯罪。如果是一般的不负责任,不算是犯罪,只有严重的不负责任,才算是犯罪。中国的刑法有一条医疗事故罪,规定由于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死亡或者就诊者身体健康严重受损,判三年以下的徒刑或拘役。
什么算严重,什么算不严重,就比较主观了。有争论的就是这一点,究竟他不负责任算不算严重。法院和棒棒医生都认为算是严重的不负责任。而那些为韩杰辩护的医生,并没有具体地辩解,小儿得了急腹症,不查腹股沟,不算是严重违反了诊疗规范,不算是严重不负责任。
不管这算不算严重不负责任,既然法院认定了这属于严重不负责任,那么为什么只追究韩杰一个人的责任?就像棒棒医生说的,那个上级医师责任不会比韩杰小。
我刚才说,如果医生有恶意,故意要伤害,这涉嫌犯罪,没有什么争议。其实中国有特殊的国情,这方面还是有争议的。我们可以分三种情况来看。第一种情况,如果医生是故意要把人搞死的,例如以前中国发生过这种案件,医生为了做器官移植赚钱,跟犯罪集团勾结,将乞丐、流浪汉杀了摘取器官。对此医生被判刑,不会有人争议有问题。
第二种情况,医生见死不救,这在中国也常见。急诊的病人,要先交钱再看病。如果患者家属凑不来足够的钱,不给看。就像几年前发生过的一个事件,上海一名摄影师心脏病发作,家人、朋友把他送到了中国著名的医院长征医院,但是一时凑不来足够的钱,医院就不给看,死了。那么这算不算是故意伤害?心脏病发作看急诊,不马上看,要先交钱再给看,后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会死人的。所以这应该也算是严重不负责任。但是见死不救,在中国是没事的。
还有一种情况,医生欺诈性地实施试验性手术。所谓试验性手术,就是还没有被批准的手术,尝试性地做临床试验,风险比较大,有可能因此致死。但是,中国做这种尝试性手术,医生往往做虚假宣传,将风险给隐瞒下来了,反而吹嘘这种手术多么多么好,绝对安全,没有问题。
我以前揭露过肖传国做的“肖氏手术”,吹嘘是获得国际认可的已被证实的手术,导致至少几千名儿童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他一点事都没有,没有因此受到追究。他自己办了医院——肖传国医院主要做这种手术,继续在残害儿童。
不久前被揭露的上海交大医学院的教授仇子龙在一名六岁的女孩身上试验基因疗法,把人搞死了。做这个疗法之前,他向患者家属保证绝对不会有问题,非常安全。官方认定是一个医疗事故,但是只是罚了医院两万多块钱人民币,仇子龙自己一点事都没有。
中国医生支持肖传国的,支持仇子龙的,有的是。如果肖传国、仇子龙因此被抓被判刑了,肯定会有更多的医生为他们喊冤。因为中国医生是全世界医生群体当中最没有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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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8.1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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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诺斯十几年前长期在北京,在2012年他曾经采访过我。当时我正在揭露韩寒代笔,他很不以为然。他中文不好,对于不太懂中文的人是很难搞明白为什么韩寒是代笔的。他在2014年出了一本书《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书里也提到了对我的采访,也对我揭露韩寒很不以为然。
他的这篇最新的报道,其中关于中国生物技术的部分,采访了北大教授饶毅。饶毅对他吹现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多么多么快,多么多么好,忆苦思甜说以前中国多么落后(根据饶毅发的中文翻译):
“1978年正值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一位名叫饶毅的科学家进入大学学习。当时的中国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就连移液器末端的塑料吸头这种一次性用品,实验室工作人员都很难找到。但饶毅认识一些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他们同意从垃圾堆里捡来这些吸头寄回中国,‘我们可以多次使用它们。’饶毅说。”
首先我需要解释一下,饶毅说的移液器以及它的塑料吸头是什么东西,因为没做过生物学实验的,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大家中学的时候做过化学实验,要将试剂从试剂瓶里转移到试管,这个过程叫移液,用的是玻璃的移液器,上面有一个吸球;或者用的是塑料的移液管。但它们只是用于转移量比较大的溶液,做化学实验是没问题的,因为化学实验一次用量很多,但是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就不行了。
分子生物学实验用的试管非常小,也就一毫升左右,是塑料做的,叫埃本多夫试管。需要加的试剂的量可能就几十、几百微升,就没法用传统的移液管、移液器来做了。要用一种特殊的移液器,叫微型移液器,可以调节移液的量,形状像一把枪,所以在中国俗称移液枪。它的头是可以更换的塑料吸头,吸了一种试剂,把吸头弹掉,换上新的吸头。
饶毅指的就是这种移液枪。这种移液枪是一直到1974年才发明的,是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生物化学教授发明的。他找了以前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医学教授办的仪器公司,合作生产,推广开去了。等这种新鲜玩意儿传到中国,好几年之后的事了,八十年代初饶毅上本科的时候,中国是不是已经有这种移液枪传进来了,是很值得怀疑的。有人说移液枪是迟至1985年才首次由访问学者带回国,当时饶毅已不在中国了。
即使饶毅读本科时已经有移液枪传进了中国,需要用到塑料吸头,饶毅也不可能接触到。这种移液枪当时只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才用得着。饶毅本科上的是江西医学院,怎么可能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呢?不要说江西医学院不可能有实验室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当时整个江西省就没有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那个时候,只有最著名的几所中国大学以及中科院的研究所才有可能有条件去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因为在当时做分子生物学实验需要用到的试剂、酶、放射性同位元素标记,全都要进口,极其昂贵,而且只有从上海和北京入关。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科大生物系需要用到这些材料,就得派人去上海,一般是派学生坐火车去取,定期去取限制性内切酶回来。所以科大生物系专门在上海的中科院生化所有一个留守处可以住人。在江西那种地方怎么可能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需要用到移液枪、塑料吸头呢?
有没有可能是等到1983年饶毅从江西医学院毕业去上海第一医学院上研究生发生的事呢?也不可能。为什么呢?
首先,饶毅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导师是张安中,学的是药理学。那个时代的药理学用不到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张安中的实验室肯定不需要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用不到移液枪。我怀疑整个上海一医就没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需要用到移液枪。当时上海需要用到移液枪的,有这种新鲜玩意儿,就是中科院的研究所——细胞所、生化所,复旦可能有,上海一医不太可能有。
其实饶毅出国前可能没有见过移液枪、塑料吸头。他自己说了,他是在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喜欢看文献,才知道“研究DNA”才是生物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研究DNA”就是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可见他是纸上谈兵,只是在文献上看来的,不是在哪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接触过的。
其次,如果真的有哪个在上海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需要用到塑料吸头,要从美国寄,也不会去找饶毅。教授、研究员跟美国的联系肯定比饶毅多得多了。不要说别人了,饶毅的导师张安中的海外关系肯定比饶毅密切多了。从1979年到1983年,张安中都在美国进修,她跟美国的联系肯定比饶毅要多得多,频繁得多,有什么必要通过饶毅去跟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联系,找他们要东西呢?张安中不会自己去要吗?张安中可能都用不着找别人要。她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如果有必要,不会带一大堆使用过的吸头回来吗?
而且,去找人家要用过的吸头,是不可能的事。那个时候,80年代到90年代初,本来是一次性的塑料吸头的确在中国是反复使用的,我当时在中国科大、发育所做实验就是那样的。但是反复使用的吸头最开始也是买新的,而不是找人家要用过的。移液枪全都是进口的,可贵了,一把几千块钱,买得起移液枪的,还买不起几盒吸头反复用?之所以要反复地使用,是为了节省,而不是买不起,找不到。
所谓的重复使用,就是要将吸头重新洗一洗、消毒。专门有实验员是干这活的。在某种情况下,吸头是没法反复使用的。如果吸头沾到了放射性同位素或者毒素,就不能重复使用了,不然的话,在清洗的时候就会把其他的吸头都污染了,都没法用了。去找美国的中国科学家,让他们从垃圾堆里将用过的吸头捡回来,寄回国,你敢用吗?你哪知道这些吸头是不是沾过了啥东西啊?有没有沾过了什么毒素、放射性同位素啊?怎么敢用呢?所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完全就是饶毅胡编出来的。胡编故事欺骗记者、读者,不就是骗子吗?
奥斯诺斯的这篇报道采访了一个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治敦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专家说,中国可以利用掌握的技术影响别的国家,可以对别国的独裁者说,你们要保持权力吗?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帮你。
饶毅对此很不满,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奥斯诺斯,抗议说:“中国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中国没有侵略他国,干涉他国的传统,中国聚焦于自身。”这个口气就像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饶毅还将他的这些话转给“美国著名科学家”,“美国著名科学家”都表示赞同。饶毅为什么要把他的这些话转给他没透露是谁的“美国著名科学家”呢?饶毅说:
“需要让西方大多数人了解,中国没有侵略的传统,中国崛起与西方崛起的根本不同,是中国不会以西方的模式,中国和平发展的模式是世界的榜样。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是今天中国人的匹夫之责。”
饶毅虽然觉得自己比谁都懂历史,其实,他对中国的历史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完全就是一个历史盲。中国国土这么大,怎么来的?难道是别人送的吗?还不都是抢来的?跟西方的那些大国有啥区别?历史上看,中国的开疆拓土,南征北讨,都是去抢人家的地盘的。“边庭流血如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饶毅是不是还要指责杜甫抹黑“中国和平发展的模式”?
有时候没抢来,失败了,所以才有现在这些邻国的存在。比如说唐太宗曾经去打高丽,也就是现在的朝鲜,惨败,所以现在有朝鲜,不然朝鲜可能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明成祖永乐皇帝派兵占了越南,当时叫安南,把它改叫交趾布政司,派官员接管,史称“交趾内附”。激起了越南人民的强烈的反抗,明廷派兵镇压,大败,死了很多人,侵占了二十年,到了宣德皇帝,只好撤出了越南。
永乐皇帝还干过一件著名的事——郑和下西洋。郑和一路过去可不都是和平的,有时候也是一路打过去的,去侵略、干预别国的。郑和曾经将苏门达腊的国王抓了送到北京斩首,这是不是在干涉他国?郑和曾经将锡兰山国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的国王抓了,也是送到北京,不过那次永乐皇帝很宽容大量地饶了他一命,但是另外在锡兰山立了一个国王,这是不是在干涉他国?
那是古代的事,到现代、当代,中国侵略、干预他国的事也没少干。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是不是在干预他国?1979年,中国打越南,号称“自卫反击战”,是不是侵略越南、干预他国?
饶毅胡编中国历史,欺骗“美国著名科学家”,还号称要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模式,这不就是要当大外宣欺骗世界人民吗?这不就是个骗子吗?除了是学术骗子,还是政治骗子。
2026.8.7.录制
2026.8.1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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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诺斯十几年前长期在北京,在2012年他曾经采访过我。当时我正在揭露韩寒代笔,他很不以为然。他中文不好,对于不太懂中文的人是很难搞明白为什么韩寒是代笔的。他在2014年出了一本书《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求财富、真相和信仰》,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书里也提到了对我的采访,也对我揭露韩寒很不以为然。
他的这篇最新的报道,其中关于中国生物技术的部分,采访了北大教授饶毅。饶毅对他吹现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多么多么快,多么多么好,忆苦思甜说以前中国多么落后(根据饶毅发的中文翻译):
“1978年正值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一位名叫饶毅的科学家进入大学学习。当时的中国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就连移液器末端的塑料吸头这种一次性用品,实验室工作人员都很难找到。但饶毅认识一些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他们同意从垃圾堆里捡来这些吸头寄回中国,‘我们可以多次使用它们。’饶毅说。”
首先我需要解释一下,饶毅说的移液器以及它的塑料吸头是什么东西,因为没做过生物学实验的,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大家中学的时候做过化学实验,要将试剂从试剂瓶里转移到试管,这个过程叫移液,用的是玻璃的移液器,上面有一个吸球;或者用的是塑料的移液管。但它们只是用于转移量比较大的溶液,做化学实验是没问题的,因为化学实验一次用量很多,但是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就不行了。
分子生物学实验用的试管非常小,也就一毫升左右,是塑料做的,叫埃本多夫试管。需要加的试剂的量可能就几十、几百微升,就没法用传统的移液管、移液器来做了。要用一种特殊的移液器,叫微型移液器,可以调节移液的量,形状像一把枪,所以在中国俗称移液枪。它的头是可以更换的塑料吸头,吸了一种试剂,把吸头弹掉,换上新的吸头。
饶毅指的就是这种移液枪。这种移液枪是一直到1974年才发明的,是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生物化学教授发明的。他找了以前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医学教授办的仪器公司,合作生产,推广开去了。等这种新鲜玩意儿传到中国,好几年之后的事了,八十年代初饶毅上本科的时候,中国是不是已经有这种移液枪传进来了,是很值得怀疑的。有人说移液枪是迟至1985年才首次由访问学者带回国,当时饶毅已不在中国了。
即使饶毅读本科时已经有移液枪传进了中国,需要用到塑料吸头,饶毅也不可能接触到。这种移液枪当时只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才用得着。饶毅本科上的是江西医学院,怎么可能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呢?不要说江西医学院不可能有实验室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当时整个江西省就没有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那个时候,只有最著名的几所中国大学以及中科院的研究所才有可能有条件去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因为在当时做分子生物学实验需要用到的试剂、酶、放射性同位元素标记,全都要进口,极其昂贵,而且只有从上海和北京入关。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科大生物系需要用到这些材料,就得派人去上海,一般是派学生坐火车去取,定期去取限制性内切酶回来。所以科大生物系专门在上海的中科院生化所有一个留守处可以住人。在江西那种地方怎么可能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需要用到移液枪、塑料吸头呢?
有没有可能是等到1983年饶毅从江西医学院毕业去上海第一医学院上研究生发生的事呢?也不可能。为什么呢?
首先,饶毅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导师是张安中,学的是药理学。那个时代的药理学用不到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张安中的实验室肯定不需要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用不到移液枪。我怀疑整个上海一医就没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需要用到移液枪。当时上海需要用到移液枪的,有这种新鲜玩意儿,就是中科院的研究所——细胞所、生化所,复旦可能有,上海一医不太可能有。
其实饶毅出国前可能没有见过移液枪、塑料吸头。他自己说了,他是在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喜欢看文献,才知道“研究DNA”才是生物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研究DNA”就是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可见他是纸上谈兵,只是在文献上看来的,不是在哪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接触过的。
其次,如果真的有哪个在上海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需要用到塑料吸头,要从美国寄,也不会去找饶毅。教授、研究员跟美国的联系肯定比饶毅多得多了。不要说别人了,饶毅的导师张安中的海外关系肯定比饶毅密切多了。从1979年到1983年,张安中都在美国进修,她跟美国的联系肯定比饶毅要多得多,频繁得多,有什么必要通过饶毅去跟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联系,找他们要东西呢?张安中不会自己去要吗?张安中可能都用不着找别人要。她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如果有必要,不会带一大堆使用过的吸头回来吗?
而且,去找人家要用过的吸头,是不可能的事。那个时候,80年代到90年代初,本来是一次性的塑料吸头的确在中国是反复使用的,我当时在中国科大、发育所做实验就是那样的。但是反复使用的吸头最开始也是买新的,而不是找人家要用过的。移液枪全都是进口的,可贵了,一把几千块钱,买得起移液枪的,还买不起几盒吸头反复用?之所以要反复地使用,是为了节省,而不是买不起,找不到。
所谓的重复使用,就是要将吸头重新洗一洗、消毒。专门有实验员是干这活的。在某种情况下,吸头是没法反复使用的。如果吸头沾到了放射性同位素或者毒素,就不能重复使用了,不然的话,在清洗的时候就会把其他的吸头都污染了,都没法用了。去找美国的中国科学家,让他们从垃圾堆里将用过的吸头捡回来,寄回国,你敢用吗?你哪知道这些吸头是不是沾过了啥东西啊?有没有沾过了什么毒素、放射性同位素啊?怎么敢用呢?所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完全就是饶毅胡编出来的。胡编故事欺骗记者、读者,不就是骗子吗?
奥斯诺斯的这篇报道采访了一个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治敦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专家说,中国可以利用掌握的技术影响别的国家,可以对别国的独裁者说,你们要保持权力吗?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帮你。
饶毅对此很不满,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奥斯诺斯,抗议说:“中国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中国没有侵略他国,干涉他国的传统,中国聚焦于自身。”这个口气就像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饶毅还将他的这些话转给“美国著名科学家”,“美国著名科学家”都表示赞同。饶毅为什么要把他的这些话转给他没透露是谁的“美国著名科学家”呢?饶毅说:
“需要让西方大多数人了解,中国没有侵略的传统,中国崛起与西方崛起的根本不同,是中国不会以西方的模式,中国和平发展的模式是世界的榜样。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是今天中国人的匹夫之责。”
饶毅虽然觉得自己比谁都懂历史,其实,他对中国的历史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完全就是一个历史盲。中国国土这么大,怎么来的?难道是别人送的吗?还不都是抢来的?跟西方的那些大国有啥区别?历史上看,中国的开疆拓土,南征北讨,都是去抢人家的地盘的。“边庭流血如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饶毅是不是还要指责杜甫抹黑“中国和平发展的模式”?
有时候没抢来,失败了,所以才有现在这些邻国的存在。比如说唐太宗曾经去打高丽,也就是现在的朝鲜,惨败,所以现在有朝鲜,不然朝鲜可能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明成祖永乐皇帝派兵占了越南,当时叫安南,把它改叫交趾布政司,派官员接管,史称“交趾内附”。激起了越南人民的强烈的反抗,明廷派兵镇压,大败,死了很多人,侵占了二十年,到了宣德皇帝,只好撤出了越南。
永乐皇帝还干过一件著名的事——郑和下西洋。郑和一路过去可不都是和平的,有时候也是一路打过去的,去侵略、干预别国的。郑和曾经将苏门达腊的国王抓了送到北京斩首,这是不是在干涉他国?郑和曾经将锡兰山国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的国王抓了,也是送到北京,不过那次永乐皇帝很宽容大量地饶了他一命,但是另外在锡兰山立了一个国王,这是不是在干涉他国?
那是古代的事,到现代、当代,中国侵略、干预他国的事也没少干。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是不是在干预他国?1979年,中国打越南,号称“自卫反击战”,是不是侵略越南、干预他国?
饶毅胡编中国历史,欺骗“美国著名科学家”,还号称要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模式,这不就是要当大外宣欺骗世界人民吗?这不就是个骗子吗?除了是学术骗子,还是政治骗子。
2026.8.7.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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